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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hou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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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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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大瘟疫死人二千万:黄巾军道教因此而起2008-09-12 11:56曹操经历大瘟疫,伤感地写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东汉末年大瘟疫时间:公元204年至219年重灾区:中国长江以北疾病元凶:流行性出血热(疑似)死亡人数:约2000多万大瘟疫的历史影响:清谈和玄学的兴起宗教的极度盛行导致黄巾起义与军阀割据对三国格局的形成发生了相当影响。“医圣”出世公元3世纪初,古都洛阳的郊外,举目四望,到处是一片荒凉的景象。曾几何时,作为东汉王朝的都城,这里还是人烟密集,商旅如云。但在此时,这里却人迹罕至,杂草丛生。面对这种凄惨的场景,一代枭雄曹操在路过这里时,不禁伤感地提笔写下了后来流传千古的诗句,其中写道“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的确,这正是当时东汉王朝现实的真实写照。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曾繁盛一时的王朝如此衰败呢?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通常会首先想到这一时代所发生的频繁战乱。的确,东汉末年的军阀争战确实造成了对王朝的极大破坏。然而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这一时期还有一个更可怕的“杀手”——瘟疫,也直接造成了许多地方“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局面。王朝末世公元一世纪初,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自西向东出现了四大帝国——罗马帝国、贵霜帝国、安息帝国和大汉帝国。其中,能够与强大的罗马帝国相媲美的,当推中国的东汉王朝。东汉王朝,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击败了篡位的王莽,重新恢复了刘姓王朝的统治,并建都洛阳。在前期,经过几任皇帝的努力,东汉王朝逐渐恢复了往日汉朝的强盛。但是到进入公元二世纪以后,由于政治的腐败,王朝出现了宦官与外戚长期专权的局面。公元89年,汉章帝薨,由年仅十岁的和帝刘肇即位,年号永元。因和帝年幼,朝政完全落于章帝皇后窦氏与其兄窦宪之手。窦氏的专权引起了上下官吏的不满,公元92年,和帝与宦官郑众等人合力诛灭窦氏,郑众因功封侯。自此,宦官越来越多地参与东汉的政治中。到桓帝(公元132—167年在位)和灵帝(公元168—189年在位)时间,宦官的权利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公元189年,灵帝驾崩,何太后临朝。当时执掌朝政的灵帝何皇后之兄何进,为消灭强大的宦官势力,密召凉州大豪强董卓入朝。不料宦官首先动手,杀死何进,裹挟少帝与刘协夜出洛阳城北门外。于是另一位豪强袁绍,起兵诛杀宦官。不久,董卓控制了朝廷,并废少帝而立献帝刘协。为了躲避反对派联盟的进攻,董卓还将首都迁至长安,将洛阳宫殿付之一炬。到达长安后,不甘摆布的汉献帝依靠司徒王允等人,与地方势力联络,企图消灭董卓。后来,王允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结果又激起董卓部将李榷等人的反抗。经过这几次战乱,汉王朝已是民不聊生。据史书记载,当时不断发生严重的饥荒,谷一斛卖到50万钱,长安城中竟出现了人相食的恐怖场景。公元195年,一些大臣又拥汉献帝辗转逃至洛阳。但洛阳宫室在战火中早已成为一片废墟,百官没有住所,只得倚墙壁而居,常常数日吃不到饭,有的官员甚至饿死。第二年,新崛起的另一位军阀曹操又迎献帝北上,迁都许昌。从此,东汉王朝的皇帝已彻底沦为政治傀儡,任人摆布,而曹操则“挟天子以令诸侯”,为后来他的儿子建立新的王朝奠定了基础。在这种纷乱的政治局面中,受害最深的还属老百姓。实际上自安帝以后,由于朝廷吏治腐败,官府横征暴敛;加上长期对外用兵,耗费巨额经费,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到百姓头上。同时更不幸的是,东汉王朝末年又出现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尤其可怕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又给了本已虚弱无比的王朝致命一击。东汉王朝末年出现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瘟疫早在东汉之前,历代王朝都曾有瘟疫发生。由于中国是一个季风国家,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处,冬夏气温冷暖不均,气候变化很大,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很容易引发疾病灾害。根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疯、疟疾、吸血虫病等都曾袭击这块大陆。另一方面,由于古人的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因此他们往往对瘟疫的具体类型分辨不清。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指“民皆疾也 ”,意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染。基于此,古代中国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据历代文献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七百多次。历史发展到汉代,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终于导致疫病的大规模流行。即使在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也出现了 “民大役死,棺贵”的悲惨景象。到公元1—3世纪的东汉王朝时期,由于瘟疫更是来势凶猛。尤其是在东汉末期,在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一种可怕的疫病以空前的速度席卷每一个角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历代文献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七百多次。当时,东汉王朝的各级地方官不断接到大量的病例报告,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时的朝廷却正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根本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又血斑瘀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据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曹植《说疫气》)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在瘟疫的打击下,一般的老百姓由于条件落后而大量死亡。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向养尊处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在这方面,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很好的例子。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当曹丕还未称帝时,与“ 建安七子”中的好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 ……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尤其是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公元204年至219年),这次被人们称为“伤寒”的大瘟疫达到了高峰,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实际上,在东汉王朝灭亡以后,到三国和晋朝,它又持续了很长时间。稍后的另一位历史学家裴松之就曾说,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而据《晋书》的记载,甚至在咸宁元年(公元275年)十二月,都还时有发生,“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后,中国的人口大量死亡。尽管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很不准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数字体会到瘟疫的威力。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仅仅八十年后的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这种损失仍是触目惊心的。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毫无疑问,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再加上闻所未闻的大瘟疫,使得整个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荒无人烟的情形。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商品交换也陷入停滞。正是面对这种悲惨的景象,一向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曹操才伤感地写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的社会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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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地区自然灾害与防灾技术措施 徽州地处皖南,毗邻浙赣,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地貌丰富,地形复杂,多为山地和丘陵。川泽纵横,气候多变。 自古以来,徽州地区就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灾害种类较多,主要是旱涝灾害、地震、山崩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龙卷风、大暴雨、大雪和冰雹等气候灾害;蝗灾、虫灾等农业灾害;以及旱涝灾害引发的次生和衍生灾害,如城镇灾害、环境恶化、生态破坏等。 徽州素有“东南邹鲁”和“文献之邦”的美誉,至今保存下来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正史、地方志、族谱等中有关自然灾害的记载,尤为丰富。历代对各种灾害的记载都较为重视,尤其是明清以来对自然灾害的记载和考证详尽,各府、州、县在编篡地方志时,以专门章节辑录历年的灾异现象。徽州地区自然灾害资料主要来源正史中的“五行志”和地方志中的“食货志”、“灾异志”、“符瑞志”等。其中地方志中记载的旱涝灾害资料尤为详实,不但记载了历年的灾害时间、受灾区域和灾象等,而且还记载与自然灾害相关的次生、衍生灾害等。其中正史资料有《新唐书》、《宋史》和《明史》、《清史稿》等;地方志有《徽州府志》(明弘治十五年刻本)、《新安志》(清康熙四十六年刻本)、《半南志》(民国三十三年刻本)等,以及近代灾害研究资料等;族谱有《新安旌城汪氏家录》(元泰定元年刻本)、《新安汪氏通宗世谱》(清乾隆十年刻本)等。 宋代以后正史和地方志资料在时间上有较好的连续性,而且地方志大多数由编撰者对本地区历史沿革和变迁等方面进行比较缜密的考证,两者可以进行相互补充和对照。此外,地方志吸取了大量水利著作、笔记、奏疏等文献中有关灾害的信息,能从一个侧面印证自然灾害的程度和影响。另外,大量的家谱、宗谱和族谱也从宗族变迁史中,提供一定的自然灾害的信息资料。这些史料可以彼此佐证,从而纠正它们在传抄、校勘和印刷等方面的错误。 在这些史料中有关旱涝灾害最为详尽,凡是自然灾害的记载则全部收录,此外,凡在旱涝灾害发生的当年又发生的其它灾害,也予以收录,如旱涝引发的农业灾害、地质灾害和城镇灾害等,以及蝗灾、虫灾等亦全部收录。由于篇幅所限,所有自然灾害年表暂不附录。 一、徽州地区自然灾害资料 徽州地区自然灾害资料选取地域以唐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徽州“一府六县”基本建置为主,即徽州府辖歙县、黟县、绩溪、休宁、祁门、婺源等作为范围。史料中记载的时间从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为了系统、方便地整理、分类和统计这些历史资料,利用中文Windows98操作系统开发的Office97应用软件,建立“徽州历史自然灾害信息系统”数据库,记录“时间、灾害类别、等级、灾害地区、灾害特征、史料来源”等数据资料。 旱涝灾害 旱灾和涝灾是徽州地区最常见的自然灾害,故本文做了较详尽地分析。据〔表1〕统计结果分析,从唐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至民国二十九年(公元1940年),共获得徽州地区的涝年147年,旱年106年,涝年占全部旱涝年份总数的1%,旱涝年数的比例约为1:387,全部时间段为1290年,灾害年发生次数占全部年数61%。以上统计数据表明,历史上徽州地区的涝年发生次数比旱年发生次数较多,基本上符合淮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旱涝规律中涝多于旱的一个灾害特征〔1〕,这与本地区地理、水文、气象特点也基本吻合。 〔表1〕徽州地区各世纪旱涝灾害频次表起迄年代 旱灾年次 捞灾年次 合次650-1100 4 3 71101-1200 5 8 131201-1300 3 7 101301-1400 12 12 241401-1500 15 10 251501-1600 21 20 411601-1700 14 22 361701-1800 15 25 401801-1900 13 31 441901-1940 4 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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