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期刊注释规范

《历史研究》关于引文注释的规定：为便于学术交流和推进本社期刊编辑工作的规范化，在研究和借鉴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注释规定的基础上，我们对原有引文注释规范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特制定新的规定。本规定适用于《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内刊》和《历史研究》。注释体例及标注位置注释的标注格式：非连续出版物/连续出版物/未刊文献/转引/电子/外文再次引证时的项目简化再次引文的项目标注引用先秦诸子等常用经典古籍，可使用夹注，夹注应使用不同于正文的字体。参考GB/T 7714-2005《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完成几代学者夙愿 《中国近代通史》问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撰的一套500多万字、10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集结出版。主编张海鹏表示，“本书的问世完成了范文澜、刘大年等几代史学家的心愿，不仅在同类著作中篇幅最大，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张海鹏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范文澜先生任所长时，即多次布置撰写《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均未能完成。范文澜自己有一部《中国近代史》上册，只写到义和团。七八十年代，刘大年所长也曾努力推动，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稿》三册，也只写到义和团。虽然力图加入经济、文化思想、边疆与少数民族方面的内容，但毕竟比较单薄，而且没有涉及社会史方面的内容；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过数百种通俗近代史读物，又大多缺少新意。“这个项目2000年正式立项，原计划2004年完成，因为种种原因拖延至今。”张海鹏说，“《中国近代通史》的问世，可以说是完成了几代史学家未竟的心愿。在写作上，吸收、总结几代学人，包括港台和海外学人大量中国近代史研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 一、该书打破了以1919年为分界的老框框，将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两个时期贯通起来，从1840年~1949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出发，宏观把握住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点，结构完整系统，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从“沉沦”到“上升”的历史过程。二、该书以政治史、革命史的叙述为基本线索，同时客观地看待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从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全面客观地叙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主题是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平等，中国人谋求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努力是在谋求国家民族独立的主题之下进行的。如果脱离这样的主题描述近代中国历史，就无法反映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启蒙、改革、革命的真实过程，就无法反映近代中国的主导面和客观实际。但是，历史的内容是无比生动和丰富的，如果仅仅局限于革命史、政治史，也难呈历史全貌。该书在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主干的前提下，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边疆地区发展等都作了全方位的描述。三、该书充分体现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累积推进的过程，注重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该书可以说是数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积淀之作、总结之作、集成之作。各卷广泛参考了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凡是重要成果均作出说明和注释，以合学术规范。该书关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北伐战争和国共两党关系等等重大问题和事件，都对已有的学术成果作了全面整合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力求创新，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分析，或依据新的史料发现提出了新的认识和见解。四、该书各卷叙述清楚透彻，文字流畅可读。各卷充分反映出注重叙事的特点，对所写时段的历史事件及其发展进程和相关关系、对历史人物在其中的活动及其背景与由来，都注重翔实的叙述，并以流畅的文字，娓娓道来，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了愉悦。五、该书在编纂过程中，广泛搜集和使用了各种历史资料，尽可能利用了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报纸期刊、历史文献汇编、文集、地方志、日记、书札等资料，注重发掘研究者以往较少注意的史料，同时还注重综合参照运用海峡两岸就相同人物或主题出版的史料，如运用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和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国父年谱》等。各卷作者还费力搜集和利用了尚未出版的各档案馆存档资料，其中不仅有以往利用较多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还有以往利用较少的中共中央档案、军事档案馆和一些地方的档案馆，以及台北国史馆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国民党军政人物档案、苏联解密的档案等历史资料。由于既充分利用新史料，又重新检阅旧史料，对一些过去因史料未能弄清的史实得以澄清本相；对传统的一些观点，依凭新史料，重构史实，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各卷还尽量参考了台湾的中国近代史同行的著作，以及国内外相关著作。 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李文海（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近代通史》以500余万字的宏大篇幅，如此全面、详尽地反映1840－1949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边疆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状况，应该说是国内第一本。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推进，为历史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该丛书有三个值得称道的优点和特点：一是尊重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学术创新；三是关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发扬严谨治学传统龚书铎（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第一部完整的近代通史专著，三点看法：一是第一卷《概说》提纲挈领，观点明确；二是体现了通史的“通”；三是发扬了近代史所严谨治学的传统。该丛书的出版，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时代进步造就客观史书章百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近代通史》能够出版的时代原因。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对研究近代史起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没有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一方面对近代史的研究不可能做到如此广泛和深刻，另一方面在研究中的许多史料收集工作也不可能进行。该丛书的两点创新：第一是对前人的成果有准确的判断；第二是对前人没有探讨过的领域、没有探讨过的问题作了研究。比如书中关于清末政权的结构的变化，视角就是新的。关于戊戌维新，则对维新者策略上的失误探讨得比较多。关于新政，也作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国共关系史的研究，在多方面对此专题研究有了很大的推动。另外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既有自己的创见，也吸收了史学界的大量成果。集大成通史的四“通”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近代通史》的四个“通”：通前后、通左右、通内外、通繁简。他认为，这本书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既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有编著者独到心得，结构完整，资料翔实，征引规范，文笔畅达，堪称集科学性、综合性、系统性于一体的集大成性通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