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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建立不久，分兵挺进岭南，实现岭南统一。在广西，隋继承前朝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首领，暂时稳定了政局。接替隋朝的唐王朝，承袭隋代政策，除了派官掌管广西各地军政事务以外，还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设置羁糜州，委任各族首领参加统治，实行间接统治的政策。唐朝在广西相继实行府兵制与募兵制。赋税征收未采取均田制，后期同样征夏、秋两税，后来减半征税。唐中后期，少数民族人民起义接连不断，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西原少数民族大起义。广西在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楚国与南汉长期争夺，各地区战乱不已，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苦不堪言。隋王朝对广西的统治，基本上继承西汉以来的民族政策，一方面直接派遭汉族官员到各州县治所加强统治；另一方面还任用当地民族首领，管理少数民族聚居的广大地区。如原高凉郡太守冯宝，“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是当时左右岭南局势的少数民族首领。隋灭陈时，冯宝已死，其妻洗氏颇有政治远见，她率领部众归顺隋朝。隋文帝即封她为南康郡夫人，利用她在岭南各民族中的威望，加强对广西和其他岭南各少数民族的统治。开皇年间，番禺人王仲宣反隋，将韦洸围困于广州城内。隋派裴矩巡抚岭南，冼夫人派其孙冯盎帅师，击败王仲宣，解广州围。冼夫人还亲自“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教骑，卫诏使装矩巡抚诸州”。其后，“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装矩分别任命他们为刺史、县令，管理本族部落。为嘉奖冼夫人，朝廷追赠其夫冯宝为广州总管，谥谯国公，册封洗夫人为“谯国夫人”，并让她拥有选任长史以下属官和调度六州兵马权力。其时，“番州总管赵讷贪虐，诸但僚多有亡叛”。洗夫人列举赵讷罪状上告朝廷，得到隋文帝的肯定，并委派她招慰各族。夫人遂“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但僚，所至皆降”。冼夫人对于安定岭南政局，维护国家统一作出了重大贡献。当她去世时，朝廷溢称她为“诚敬夫人”。隋代朝廷派到广西的一些汉族官员，也注意团结少数民族首领，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派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他在广西任职5年间，大施恩信，取得各族首领的拥戴。当时钦州少数民族首领宁猛力，“与陈后主同日生，自言貌有贵相”，据有南海。隋平陈后，文帝任命宁猛力为安州（后改钦州，治今钦州北）刺史。但他骄锯自大，不肯到桂州拜谒总管。令狐熙到任后，亲笔函请他前来相叙，以示友好结交。其时，宁猛力老母患病，令狐熙即令人前去送药。猛力深受感动，随即到总管府求见，从此归附隋朝。宁猛力死后，其子宁长真继任钦州刺史。仁寿中，侯莫、陈颖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时，继续执行令狐黑的政策，因而“民夷悦服，溪洞生越多来归附”。经过隋朝一番治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有所发展，有些地区“列为郡县，同之齐人”。可见，隋朝继承汉以来任用各族首领的政策，不仅稳定了广西和岭南其他各地的政局，而且促进了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进一步的融合。隋代时期，广西地区和中原比较，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还是落后的。中原地区此时期推行的均田制，广西尚未实行。至于隋代广西是否实行过府兵制，目前尚无确凿的资料记载。但隋代广西在个别重要的州县治所，已实行屯兵。《粤西文载》卷一四记载：“歌罗城（在今苍梧县）在治西南六十里，隋开皇李贤筑以屯兵。”隋朝在广西非州县治所地方筑城驻兵，这种状况是很少的。关于赋税的征收，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大体上采用四种办法：一是由各地首领进贡土特产；二是根据各地物产，临时征收军需物资；三是各州县以土产为赋，交纳实物；四是对未编入州县户籍的“浮浪人”，按各人情况酌量交纳，数额未定。隋朝末年，由于赋税徭役繁重，特别是为出兵高丽而进行的大征调，给全国人民带来无比深重的灾难，阶级矛盾迅速激化，终于爆发了翟让、窦建德等人领导的全国性农民大起义。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贵族宇文化及缴杀，隋朝灭亡。同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了唐朝，改元武德，仍以长安为国都。广西地区从此为唐朝统辖。

魏晋南北朝以来，各民族之间接触频繁，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治上的隔阂与偏见日渐缓和。隋初文帝以汉族为主体联合鲜卑等族建立了封建王朝，当时他意识到立国的物质基础还相当脆弱，政治统治亟待巩固，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虽然自北周统一中国以来有所加强，而且形势上南北矛盾已不复存在，但是一些民族之间长期遗留下来的隔阂和争端事实上不可能一朝止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争取和平安定的国内环境来巩固统治，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帝便根据各少数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民族政策。具体说来有三种：一、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二、对西域、吐谷浑采取以和为主的民族政策；三、对东北东胡族、长江流域丘陵山区獠狸诸族和关中以北的稽胡采取“以德御之”的怀抚政策。一、对突厥采取“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开皇元年，文帝为了统一的需要，针对敌我双方的实际，改变了此前周齐统治者对突厥委曲求全的失败主义的民族政策，代之以离强合弱、恩威并用的民族政策。当时隋王朝经济初步得到了恢复，“省徭薄赋，国用有余”，而突厥主要是依靠军事力量的征服，其内部非常复杂，极不稳定，“部落之下，千种万类，仇敌怨偶”，同时天灾严重，“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基于此，文帝对突厥的侵扰积极反击，582年沙钵略可汗与营州刺史高室宁合谋，在千金公主的怂恿下大举入侵中原，文帝命杨弘、豆卢责力、高颖等分遣迎击，在白沙(今呼和浩特一带)大败突厥兵，沙钵略战败逃亡，突厥内部从此便分裂为东西两部，力量大大消弱，沙钵略不得已向隋称臣。不久，文帝采取了长孙晟的建议，利用突厥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进一步消弱其势力，从此突厥内部哄乱更甚，势力日衰。隋初文帝对突厥进行的一些战争适应了隋王朝巩固政治和发展经济的需要，它是防御、自卫性的，不是对突厥进行野蛮的侵略和破坏。即使在用兵的情况下，文帝也力求使民族矛盾降低到最大限度之内，在伐突厥诏中文帝告诫：“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对突厥的上层分子采取“服而赦之”的宽大政策，并对降附者进行册封，沙钵略可汗战败请降，文帝许之，并给以衣食车服，并且改封沙钵略之妻为大义公主。后来双方“立约以沙碛与隋为界，自是岁时贡献不绝。”沙钵略可汗卒，文帝又派长孙晟“持节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以其子雍虞闾为叶护可汗”，封沙钵略第七子为安国公。对于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