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音乐教育的文献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呈迅猛化发展态势。德国经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三次重大的音乐教育改革，为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打下了稳定发展的基础。1965年“联邦学校音乐周”正式建立了“音乐教育研究”学科，其发展势头更猛。据统计，仅科隆大学“社会学研究档案中心”与“德国社会科学信息中心”协作搜集1987年以来德语国家范围内所计划的、实施中的和已完成的音乐教育研究项目的资料就有500份，运用于“严格意义上适合音乐教育”的科学研究方法有1175种[7]（4）。尽管这些研究在方法选择与结果上往往大相径庭，但却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发展。在现代音乐教育学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德国音乐教育家多弗莱因在大型音乐辞书《音乐的历史与现状》（简称《MGG》的第10卷《音乐教育学》卡塞尔1961年出版）中说“《普通音乐教育学》未能问世，这样的著作似应力图展示关于基本原理的科学研究，尤其要力图描述出关于音乐教育学方面的各种多姿多彩的活动”。[6]（310-311）至70年代初，对普通音乐教育的研究已逐步深入。德国学者克劳斯·芬克尔（Klaus Finkel）在《音乐教育学目前的倾向和外观》一书中，提出了音乐教育学的构想图，按这个构想音乐教育学应由“主体分析”，包括个体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对象分析”，包括音乐理论、音乐史、民族音乐学、音乐家美学等；“具体分析”，包括学习目标、教材研究、教学方法等三大部分组成。[1]（8-9）这个构想图，实际上是引用了德国学者劳赫·海尔曼(Rauhe Hermann)在《音乐教育学与各门科学的联系》一文中提出的设想。这篇论文收在德国音乐教育家席格里特·阿贝尔一施图鲁特（Sigrid Abel-Struth）主编的《音乐教育学》第6卷（全10卷，塑特出版社）中，这部书的第9卷还收入《作为一门科学音乐教育学的发展》（1970）[1]（9-10）。可见，当时德国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状况。美国也是学科教育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出版了很多论著，不过这些论著往往不用“音乐学科教育学”的术语，而代以其它的名称。如美国著名音乐教育家H·F·艾伯利斯、G·R·霍弗、R·H·克劳特曼合著《音乐教育的理论基础》（1984年），是美国大学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所使用的综合性教科书。这本书涉及音乐教育在历史、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课程论、测量评价等方面的基础理论，这些基础理论多取自广泛而典型的学术研究成果，来自美国音乐教育实践，并体现出现代教育研究方法在音乐教育领域应用的基本轮廓。从构成学科教育学应包括目标论、内容论、方法论、评价论等不可或缺的四要素的内容来看，这本书也符合这方面内容的要求。日本是音乐教育学研究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主要表现在学科教育理论建构日趋系统、完整，陆续有一些专著问世。如浜野政雄《音乐教育学概论》（音乐之友社，1967年），作者力图从实际的立场出发，寻求音乐各方面的原理，系统地抓住其全貌。又如供田武嘉津《音乐教育学》（音乐之友社，1974年），作者谋求从哲学、教育心理学、音乐学及史学观上有系统地把握音乐教育学，以及闰间丰吉《音乐科教育学概论》（音乐之友社，1985年）等。为了纪念日本音乐教育学会成立10周年和20周年，由日本音乐教育学会编写出版了《音乐教育学的展望》（音乐之友社，1979年）和《音乐教育学的的展望Ⅱ》（音乐之友社，1991年），对音乐教育学的内容做了较全面的论述。提及世界范围内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发展还应充分研究国际音乐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ducation，缩写ISME）的作用。为了促进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1953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音乐理事会创建了国际音乐教育协会。自1953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自1968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专家讨论会，还不定期的举行专家讨论会。具体的做法是，组织国际会议和专家讨论会，商讨全球音乐教育问题；促进国际间各层次音乐教育工作者联络，与音乐家、音乐表演、作曲、民间音乐、青年音乐家以及音乐图书管理人员等有关国际、各地区、各国有关组织合作，在音乐教育方面做进一步研究。在我国，伴随新学制而产生的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1897年清政府创办了南洋公学师范院，首开“教授法“课程。1904年清政府明令规定师范生要学习“教育法”和”“各科教授法”。1907年中、小学正式设置了音乐课程，定名为“乐歌”、“唱歌”课。“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各科教学法课程建设得到了发展。蔡元培先生的“五育并重”、“美育救国”等主张，推动和促进了艺术教育的发展。1922年的“壬戌学制”，采纳了陶行知先生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的主张，一字之变，说明学科教育研究注意到了“教”与“学”的双边关系??范院校设置了艺术教育课程，其中包括“歌唱教学法”课程。仅从当时政府机构教育部先后颁布的《初级中学音乐课程纲要》（1923年6月4日）、《小学音乐课程标准》（1932年10月）、《修正高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1940年9月），就可以看出当时音乐教学法研究的水平。1939年，当时政府机构教育部颁发了《师范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施行要点》，正式将课程定名为“分科教材及教法研究”，目的在于纠正师范教育中只重视教法研究而忽视教材研究的问题。1946年当时政府机构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师范学院规程》，进一步明确规定分科教材教法是专业训练科目，并对具体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在此期间，我国一些音乐教育家结合介绍国外音乐教学理论和方法，相继写出一批音乐教学法研究的著作，对我国音乐教育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1950年8月颁布《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明确规定中学教材教法为该校的公共必修课程。此外，还规定中等师范学校必须开设小学教材教法课程。1952年7月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印发的《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中对开设此课做了明确规定。1957年教育部在修订教学计划时，将“教学法”课程恢复定名为“教材教法”课。教学内容被规定为：了解中小学教材过程中的经验与问题进行研究。50年代中期，学习苏联中小学和幼儿园的音乐教学法，翻译出版了一批音乐教学法著作。当时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对象主要是唱歌教学的方法，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以传授知识技能为主要教学任务以及程式化的五段教学模式等。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段的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偏重于具体教学经验的介绍或信息的传播，其研究领域过于狭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音乐教育得到健康的发展，音乐学科教育研究蓬勃地开展起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教育学门类下将“教材教法”研究定为二级学科，确定了学科教育研究的地位。1979年6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同年12月在高师艺术专业教学座谈会上确定高师开设《中学音乐教材教法》课程。1986年底，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指出：我们不但要建立自己的教育学，还要建立自己的学科教育学。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教材教法研究”更名为“学科教学论”。1986年，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随后制定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6-2000年）》，这就为我国音乐学科教育研究迈上新台阶打下了基础。1980年后，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著作。此外，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委员会多次举办了“全国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对推动音乐教育的深化改革，促进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影响越来越大。《中国音乐教育》、《中小学音乐教育》等国家和地方性音乐教育专刊的创办，以及全国性音乐学术刊物音乐教育专栏的设置，为进一步开展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总之，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几十年，是我国音乐教育学的萌芽、积累、酝酿、准备时期。近十几年来教育学、心理学、音乐学、音乐美学等学科的新发展，为音乐教育学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收进了国外的各种音乐教育理论和音乐教学法体系，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启迪了我们的思想，转变了音乐教育观念，为音乐教育学的构建准备了思想基础；蓬蓬勃勃的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锻炼培养并形成了一支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队伍，其中有一批长期从事音乐教材教法研究并具有较高的音乐教育理论与修养水平的学者，成为音乐教育学构建的组织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出版的有关音乐教育各种问题的研究文献为数不少，尤其与音乐教育教学实践相关内容的文献更不胜枚举。但是突破以往音乐教材教法的局限，拓宽和深化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范畴，着力探索音乐教育活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及规律，从宏观上研究音乐教育理论，向音乐学科教育学发展的研究还亟待加强。音乐学科教育实践呼唤着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和升华。1986年前后，我国的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国外音乐教育学研究现状的介绍和对音乐教育学体系和结构的设想方面的文章。1988年国家教委艺术教育主管部门组织酝酿艺术教育科研课题时，再一次提出进行有关音乐教育学研究问题。同年年底，由曹理负责组织成立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研究”课题组。1989年8月此课题被列入国家教委教育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学校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第三阶段研究课题。课题组以横跨全国七省市的高师担任音乐教育教法课程的教师为主要成员，先后组织五次课题研讨会，撰写了近40万字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曹理主编，缪裴言、廖家骅副产编，1993年上海教育出版，获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为了组织起来更有效地、更系统地进行音乐学科教育研究，1990年12月，以高师教师为主成立了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的成立，实现了我国学科教育研究的一次飞跃。10年来，音乐教育学学会与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充分发挥了协调效应的作用，成为推动我国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一是组织了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多种学术活动。坚持了年会制度，进行专题研讨，组织学术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紧紧围绕本学会发展的目标展开，主题更加集中，研究的问题更加专门化，研究的方法更加灵活，注重实效，如中外音乐教育比较研究、音乐课程建设研究、民族音乐教育研究等。二是集合了学术研究的队伍。这个学会的成员以高师或其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担任本课程的教师为主，开展学术研究的“共同语言”较多，在音乐学科教育研究上比较有特色。学会成员，从开展课题研究时只有两名副教授，发展到现在以教授、副教授为主，有的还是博士研究生导师或硕士研究生导师。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具有独立完成音乐学科教育科研课题的能力，承担了省市级的科研项目，并能与其他人合作完成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如国家教育科学“八五”重点课题项目“普通学校美育理论与实践”，其中学校音乐教育分为三个子课题：“中国当代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理论实践”，课题负责人姚思源；“中国近现代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课题负责人伍雍谊；“外国学校音乐教育研究”，课题负责人曹理。音乐教育学会的一些成员分别参加了以上的三个课题研究，课题成果以丛书形式体现。三是加强了学科课程建设的研究。在第10届年会上围绕21世纪全国音乐学科教育学的建设与发展主题进行了专题研讨，总结过去，展望并规划未来。出版了提供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学习本课程的教材——音乐教学法、音乐教学论、音乐学科教育学。四是扩大了对外交流。举办了达尔克罗兹教学法、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等培训班。邀请美国学者来华讲学，介绍美国幼儿音乐教育发展的现状等。近十年来，我国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空前活跃，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广度看，1993年国家教委艺术委员会主办“全国音乐教育优秀论文评选”，至今举办了三届，参选论文总计达4604篇，影响十分广泛，而且呈迅速上升的趋势，第三届参选论文（2177篇）是第一届参选论文（887篇）的45倍。各种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发表的有关音乐教育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每年平均有300余篇。这说明音乐学科教育研究有着十分广阔的群众基础。从深度看，出版冠名“音乐教育学”和“音乐教育”的专著有10余部。作为音乐教育学学科群出版的其它著作也有几十部。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方兴未艾。它有着较大的发展余地。它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还显得较为稚嫩薄弱，有待我们不断地去丰富、完善面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音乐学科教育研究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新问题，诸如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音乐教育如何定位？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过程中，如何形成更加完善的音乐教育体系？如何针对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制定音乐课程的标准、教材、教法？高师音乐教育如何为基础教育服务？高师的音乐学科教育学课程应如何改革？如何培养和提高本科的师资和科研队伍的水平？音乐教育如何推进本土音乐文化与外来音乐文化教育及本国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结合，进行跨音乐文化研究？如何搞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与现代音乐文化跨时代的融合？如何在重视搞好本土、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吸收共享世界其它各国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等等。这些问题有待在音乐教育学的研究中进一步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呈迅猛化发展态势。德国经过19世纪末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三次重大的音乐教育改革，为学校音乐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打下了稳定发展的基础。1965年“联邦学校音乐周”正式建立了“音乐教育研究”学科，其发展势头更猛。据统计，仅科隆大学“社会学研究档案中心”与“德国社会科学信息中心”协作搜集1987年以来德语国家范围内所计划的、实施中的和已完成的音乐教育研究项目的资料就有500份，运用于“严格意义上适合音乐教育”的科学研究方法有1175种[7]（4）。尽管这些研究在方法选择与结果上往往大相径庭，但却推动了研究工作的发展。在现代音乐教育学的研究上也是如此。德国音乐教育家多弗莱因在大型音乐辞书《音乐的历史与现状》（简称《MGG》的第10卷《音乐教育学》卡塞尔1961年出版）中说“《普通音乐教育学》未能问世，这样的著作似应力图展示关于基本原理的科学研究，尤其要力图描述出关于音乐教育学方面的各种多姿多彩的活动”。[6]（310-311）至70年代初，对普通音乐教育的研究已逐步深入。德国学者克劳斯·芬克尔（Klaus Finkel）在《音乐教育学目前的倾向和外观》一书中，提出了音乐教育学的构想图，按这个构想音乐教育学应由“主体分析”，包括个体心理学、发展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对象分析”，包括音乐理论、音乐史、民族音乐学、音乐家美学等；“具体分析”，包括学习目标、教材研究、教学方法等三大部分组成。[1]（8-9）这个构想图，实际上是引用了德国学者劳赫·海尔曼(Rauhe Hermann)在《音乐教育学与各门科学的联系》一文中提出的设想。这篇论文收在德国音乐教育家席格里特·阿贝尔一施图鲁特（Sigrid Abel-Struth）主编的《音乐教育学》第6卷（全10卷，塑特出版社）中，这部书的第9卷还收入《作为一门科学音乐教育学的发展》（1970）[1]（9-10）。可见，当时德国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状况。美国也是学科教育研究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出版了很多论著，不过这些论著往往不用“音乐学科教育学”的术语，而代以其它的名称。如美国著名音乐教育家H·F·艾伯利斯、G·R·霍弗、R·H·克劳特曼合著《音乐教育的理论基础》（1984年），是美国大学音乐教育专业研究生和本科生所使用的综合性教科书。这本书涉及音乐教育在历史、哲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课程论、测量评价等方面的基础理论，这些基础理论多取自广泛而典型的学术研究成果，来自美国音乐教育实践，并体现出现代教育研究方法在音乐教育领域应用的基本轮廓。从构成学科教育学应包括目标论、内容论、方法论、评价论等不可或缺的四要素的内容来看，这本书也符合这方面内容的要求。日本是音乐教育学研究发展较快的国家之一。主要表现在学科教育理论建构日趋系统、完整，陆续有一些专著问世。如浜野政雄《音乐教育学概论》（音乐之友社，1967年），作者力图从实际的立场出发，寻求音乐各方面的原理，系统地抓住其全貌。又如供田武嘉津《音乐教育学》（音乐之友社，1974年），作者谋求从哲学、教育心理学、音乐学及史学观上有系统地把握音乐教育学，以及闰间丰吉《音乐科教育学概论》（音乐之友社，1985年）等。为了纪念日本音乐教育学会成立10周年和20周年，由日本音乐教育学会编写出版了《音乐教育学的展望》（音乐之友社，1979年）和《音乐教育学的的展望Ⅱ》（音乐之友社，1991年），对音乐教育学的内容做了较全面的论述。提及世界范围内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发展还应充分研究国际音乐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usic Education，缩写ISME）的作用。为了促进世界各国的音乐教育，1953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国际音乐理事会创建了国际音乐教育协会。自1953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自1968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专家讨论会，还不定期的举行专家讨论会。具体的做法是，组织国际会议和专家讨论会，商讨全球音乐教育问题；促进国际间各层次音乐教育工作者联络，与音乐家、音乐表演、作曲、民间音乐、青年音乐家以及音乐图书管理人员等有关国际、各地区、各国有关组织合作，在音乐教育方面做进一步研究。在我国，伴随新学制而产生的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发端于19世纪末。1897年清政府创办了南洋公学师范院，首开“教授法“课程。1904年清政府明令规定师范生要学习“教育法”和”“各科教授法”。1907年中、小学正式设置了音乐课程，定名为“乐歌”、“唱歌”课。“五四”运动前后，我国各科教学法课程建设得到了发展。蔡元培先生的“五育并重”、“美育救国”等主张，推动和促进了艺术教育的发展。1922年的“壬戌学制”，采纳了陶行知先生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的主张，一字之变，说明学科教育研究注意到了“教”与“学”的双边关系??范院校设置了艺术教育课程，其中包括“歌唱教学法”课程。仅从当时政府机构教育部先后颁布的《初级中学音乐课程纲要》（1923年6月4日）、《小学音乐课程标准》（1932年10月）、《修正高级中学音乐课程标准》（1940年9月），就可以看出当时音乐教学法研究的水平。1939年，当时政府机构教育部颁发了《师范学院分系必修及选修科目施行要点》，正式将课程定名为“分科教材及教法研究”，目的在于纠正师范教育中只重视教法研究而忽视教材研究的问题。1946年当时政府机构教育部颁布的《修正师范学院规程》，进一步明确规定分科教材教法是专业训练科目，并对具体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在此期间，我国一些音乐教育家结合介绍国外音乐教学理论和方法，相继写出一批音乐教学法研究的著作，对我国音乐教育学科建设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1950年8月颁布《北京师范大学暂行规程》，明确规定中学教材教法为该校的公共必修课程。此外，还规定中等师范学校必须开设小学教材教法课程。1952年7月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印发的《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中对开设此课做了明确规定。1957年教育部在修订教学计划时，将“教学法”课程恢复定名为“教材教法”课。教学内容被规定为：了解中小学教材过程中的经验与问题进行研究。50年代中期，学习苏联中小学和幼儿园的音乐教学法，翻译出版了一批音乐教学法著作。当时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对象主要是唱歌教学的方法，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以传授知识技能为主要教学任务以及程式化的五段教学模式等。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这一段的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偏重于具体教学经验的介绍或信息的传播，其研究领域过于狭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校音乐教育得到健康的发展，音乐学科教育研究蓬勃地开展起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教育学门类下将“教材教法”研究定为二级学科，确定了学科教育研究的地位。1979年6月，教育部颁发了全日制中小学音乐教学大纲，同年12月在高师艺术专业教学座谈会上确定高师开设《中学音乐教材教法》课程。1986年底，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指出：我们不但要建立自己的教育学，还要建立自己的学科教育学。翌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教材教法研究”更名为“学科教学论”。1986年，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成立，随后制定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1986-2000年）》，这就为我国音乐学科教育研究迈上新台阶打下了基础。1980年后，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中小学音乐教育的著作。此外，中国音乐家协会音乐教育委员会多次举办了“全国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对推动音乐教育的深化改革，促进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影响越来越大。《中国音乐教育》、《中小学音乐教育》等国家和地方性音乐教育专刊的创办，以及全国性音乐学术刊物音乐教育专栏的设置，为进一步开展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总之，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的几十年，是我国音乐教育学的萌芽、积累、酝酿、准备时期。近十几年来教育学、心理学、音乐学、音乐美学等学科的新发展，为音乐教育学的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收进了国外的各种音乐教育理论和音乐教学法体系，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启迪了我们的思想，转变了音乐教育观念，为音乐教育学的构建准备了思想基础；蓬蓬勃勃的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锻炼培养并形成了一支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队伍，其中有一批长期从事音乐教材教法研究并具有较高的音乐教育理论与修养水平的学者，成为音乐教育学构建的组织基础。这一时期，我国出版的有关音乐教育各种问题的研究文献为数不少，尤其与音乐教育教学实践相关内容的文献更不胜枚举。但是突破以往音乐教材教法的局限，拓宽和深化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范畴，着力探索音乐教育活动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及规律，从宏观上研究音乐教育理论，向音乐学科教育学发展的研究还亟待加强。音乐学科教育实践呼唤着音乐学科教育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和升华。1986年前后，我国的一些学者陆续发表了国外音乐教育学研究现状的介绍和对音乐教育学体系和结构的设想方面的文章。1988年国家教委艺术教育主管部门组织酝酿艺术教育科研课题时，再一次提出进行有关音乐教育学研究问题。同年年底，由曹理负责组织成立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研究”课题组。1989年8月此课题被列入国家教委教育科学“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学校艺术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第三阶段研究课题。课题组以横跨全国七省市的高师担任音乐教育教法课程的教师为主要成员，先后组织五次课题研讨会，撰写了近40万字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曹理主编，缪裴言、廖家骅副产编，1993年上海教育出版，获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为了组织起来更有效地、更系统地进行音乐学科教育研究，1990年12月，以高师教师为主成立了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的成立，实现了我国学科教育研究的一次飞跃。10年来，音乐教育学学会与中国音乐教育学学会等学术团体相互配合、相互协作，充分发挥了协调效应的作用，成为推动我国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一是组织了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的多种学术活动。坚持了年会制度，进行专题研讨，组织学术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紧紧围绕本学会发展的目标展开，主题更加集中，研究的问题更加专门化，研究的方法更加灵活，注重实效，如中外音乐教育比较研究、音乐课程建设研究、民族音乐教育研究等。二是集合了学术研究的队伍。这个学会的成员以高师或其它院校音乐教育专业担任本课程的教师为主，开展学术研究的“共同语言”较多，在音乐学科教育研究上比较有特色。学会成员，从开展课题研究时只有两名副教授，发展到现在以教授、副教授为主，有的还是博士研究生导师或硕士研究生导师。他们其中大多数人具有独立完成音乐学科教育科研课题的能力，承担了省市级的科研项目，并能与其他人合作完成国家级的科研项目。如国家教育科学“八五”重点课题项目“普通学校美育理论与实践”，其中学校音乐教育分为三个子课题：“中国当代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理论实践”，课题负责人姚思源；“中国近现代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课题负责人伍雍谊；“外国学校音乐教育研究”，课题负责人曹理。音乐教育学会的一些成员分别参加了以上的三个课题研究，课题成果以丛书形式体现。三是加强了学科课程建设的研究。在第10届年会上围绕21世纪全国音乐学科教育学的建设与发展主题进行了专题研讨，总结过去，展望并规划未来。出版了提供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学习本课程的教材——音乐教学法、音乐教学论、音乐学科教育学。四是扩大了对外交流。举办了达尔克罗兹教学法、奥尔夫教学法、柯达伊教学法等培训班。邀请美国学者来华讲学，介绍美国幼儿音乐教育发展的现状等。近十年来，我国音乐学科教育研究，空前活跃，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广度看，1993年国家教委艺术委员会主办“全国音乐教育优秀论文评选”，至今举办了三届，参选论文总计达4604篇，影响十分广泛，而且呈迅速上升的趋势，第三届参选论文（2177篇）是第一届参选论文（887篇）的45倍。各种学术刊物、学术会议发表的有关音乐教育教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每年平均有300余篇。这说明音乐学科教育研究有着十分广阔的群众基础。从深度看，出版冠名“音乐教育学”和“音乐教育”的专著有10余部。作为音乐教育学学科群出版的其它著作也有几十部。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方兴未艾。它有着较大的发展余地。它是一门十分年轻的学科，还显得较为稚嫩薄弱，有待我们不断地去丰富、完善面向21世纪的音乐教育、音乐学科教育研究面临着一个又一个新问题，诸如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中音乐教育如何定位？在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过程中，如何形成更加完善的音乐教育体系？如何针对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制定音乐课程的标准、教材、教法？高师音乐教育如何为基础教育服务？高师的音乐学科教育学课程应如何改革？如何培养和提高本科的师资和科研队伍的水平？音乐教育如何推进本土音乐文化与外来音乐文化教育及本国各民族音乐文化的结合，进行跨音乐文化研究？如何搞好传统音乐文化教育与现代音乐文化跨时代的融合？如何在重视搞好本土、本民族音乐文化的同时，吸收共享世界其它各国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等等。这些问题有待在音乐教育学的研究中进一步解决。

通过音乐活动，增强幼儿的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提高幼儿的听觉辨别能力和敏感性。在孩子幼儿时期，给他们的成长、学习和生活中融入一定的音乐启蒙教育，对稳定幼儿情绪，开发幼儿智力，使其健康和谐地成长意义重大。　　1、音乐启蒙教育有利于挖掘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音乐是通过声音来表达感情的一门艺术，在表现人的感情变化、心理活动、思维走向等方面有着很好的效果。让幼儿欣赏音乐、演唱歌曲、参加音乐活动等，对幼儿的心理可以产生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刺激，使得幼儿的情感激发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强烈。而这种情感的冲动，正是对幼儿智力的启迪和促进，能够激发出他们巨大的创新思维潜能。 　　2、音乐启蒙教育有利于幼儿听力和记忆力的发展。　　音乐是一门听觉艺术。在幼儿欣赏音乐时，会对节奏、音高、力度、音色等方面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就使幼儿在听觉方面有很好的提高和加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不单单是要靠听，幼儿在学习歌曲和律动练习时必须在记住歌词和动作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这又有效地促进了幼儿记忆力的发展。　　3、音乐启蒙教育有利于陶冶幼儿的情操。　　幼儿通过感知，将自己所听到的音乐传入大脑，会产生一种特殊的不同凡响的情感体验，增添幼儿的兴奋情绪和积极动力。幼儿经常接触音乐，受到音乐的熏陶，可以使幼儿心情愉悦，内心平静。音乐对于幼儿情感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调节作用，使他们对事物美的认识更进一层。　　4、音乐启蒙教育有利于幼儿德育的发展。　　任何的思想品德教育如果没有情感的基础，都只能成为空谈。而对幼儿进行音乐启蒙教育正可以为他们培养良好的情感基础。音乐在实现思想教育作用的时候，并不是靠强制的方式，而是以鲜明生动的音乐本身，潜移默化地产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