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议论文题目有哪些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战争造成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新文学的苦难，但战争也考验了中国作家和中国新文学。中国文学界义无反顾地与全国军民一起投入到抗击敌寇的正义事业中。他们不仅以自己的生命与鲜血抗敌卫国，同时也以笔代枪，创作了大量富于感染力和战斗力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的大量出现，忠诚地履行了自己对祖国的神圣责任，还形成了新文学史上一种独特的文学创作现象——抗战文学。而“救亡”也成为首要的文学叙事，占据了这个时期中国文学的主导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仅十天，左联就在《文学导报》第一卷第五期刊登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艺组织书》，强烈抗议日寇的野蛮侵略。10月15日，左联执委会又通过《告无产阶级革命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要求文艺工作者以文艺为武器，“各方面地去攻击帝国主义的横暴和列强的趁火待劫的野心”[1]。同年11月，左联又通过了题为《中国无产阶级及革命文学的新任务》的决议，不仅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首要任务提了出来，而且把“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列为“最能完成目前新任务的题材”中的首位国统区的文学创作 国民党统治区(简称国统区)的抗战小说包含了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一是直接描写前线将士奋勇杀敌的战地纪实小说；二是以农民的觉醒及其抗日武装斗争为题材的小说。抗战初期，战地纪实小说创作形成热潮，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对战争事件的平实的记录和对前线将士战地生活目击式的零散描述，被诟病为“前线主义”。丘东平是这一时期抗战文坛上颇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他的战地纪实小说注重写人，写那些具有独特战斗经历的爱国军人，写他们的战斗遭遇，表现他们的英雄气概。在抗战初期众多战争小说中，丘东平的作品之所以独树一帜，除了他最集中地描摹了爱国军人的英雄形象外，还缘于他的笔端能够触及人物灵魂的深处，带着浓厚的主观感情气质，虽然其中的不少情绪是作者自己某些定型的知识分子的感觉投射，但充满了悲壮的真实，具有很强烈的情绪张力。与丘东平抗战纪实小说取材相似的还有萧乾的《刘粹刚之死》、吴奚如的《萧连长》、荒煤的《支那傻子》、艾芜的《两个伤兵》、罗烽的《横渡》、雷加的《一支三八式》等。这些小说都赞颂了国民党军队下层官兵的抗日爱国精神。 但无可否认，抗战时期描写正面战场塑造抗日军人形象的有分量的小说太少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多数作家缺乏军队火线生活的切身感受(如丘东平那样既是抗日军人，又是作家，并能即时进行创作的不多)，另一方面优秀的小说作品离不开典型塑造和艺术锤炼，战时的动荡生活难以为作家提供进行充分艺术思考的条件。但是对于许多作家来说，他们虽然生活在战争中，却没有战争的经验，因此直接描写战争是困难的。然而抗日的热情却不允许他们冷眼旁观，于是，他们便在以往熟悉的创作领域中进行新的主题转换，以适应新的时代需要。这主要表现在那些乡土题材和知识分子题材的小说创作中。乡土和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是中国新文学中的两大“支柱产业”，从新文学诞生到抗战，一直都是新文学的一个重要表现题材和主题，新文学史上有影响的小说，几乎都出现在这两大题材中。抗战开始后，很多作家都撤退到了大后方。他们都没有战争经历，没法直接描写战争，但他们却不甘心，他们要用笔为抗战贡献力量，于是，凭着“一点抗战的激情和对故乡风物的怀念或回忆”，吴组缃写了《鸭嘴涝》，陈瘦竹写了《春雷》，李辉英、王西彦、端木蕻良、于逢、艾芜、靳以、邵荃麟等，也都及时地在传统题材上进行了新的主题转换，写出了《万宝山》、《眷恋土地的人》、《大地的海》等一批富有特色的乡土抗日小说。而巴金、姚雪垠、碧野、郁茹、司马文森、田涛等以描写知识分子题材见长的作家，也在抗战大潮的推动下，创作出了《火》、《春暖花开的时候》、《风砂之恋》、《遥远的爱》、《雨季》、《涛》等青春抗日小说。由于作家熟悉这些生活，也有着这类作品的创作经验，因此，表现农村抗日游击战和抗战烽火中农民觉醒题材的作品不仅在战时得以迅速发展，而且成为战时小说最有成就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