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文化论文

富育光除从事满族等北方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研究外，并于1980年以来，致力于中国满、蒙、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等民族地区萨满教传统文化的社会调查与研究，长期背着书包，徒步深入民族聚居村屯，久住民间，同吃同住同劳动，外族男女老少拿他当成本家人，知心人，危难着灾找他商量办法，擅长素描写生，自谱民歌民谣，留下大宗极珍贵的往昔诸民族民风印迹。上个世纪80年代前期，在社会条件等多方困境下，团结同仁，在东北地区最早抢拍下10余部满、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民俗资料录像片，许多位民族萨满和民族文化知情人抢救文化后陆续谢世，为国家和民族保存了历史文化遗产，受到各族的由衷感激，积累了丰富的原始萨满教田野调查经验和资料，承担和主持国家“八五”、“九五”萨满教研究课题，参与国家“十五”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满族史诗〈乌布西奔妈妈〉研究》，对于我国北方民族学和原始宗教学等学科发展与队伍建设，都有着可贵的开拓与建树。 （1）《萨满教与神话》，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2）《满族萨满教研究》（与孟慧英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3）《萨满教女神》（与王宏刚合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国家“九五”重点图书项目）（4）《萨满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国家“九五”重点图书项目）（5）《富育光民俗文化论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出版。（6）《萨满文化论》（与郭淑云合著），台湾学生书局2005年9月出版。（7）《萨满艺术论》，学苑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2011年11月获吉林省政府颁发第十届长白山文艺奖作品奖）（8）《富育光社会调查手记》，学苑出版社，2014年 自1980年初以来，在国内外各类学术期刊及论集中发表论文80余篇，代表性论文有:（1）《试论满族口碑文学传承形式》，《吉林民间文学》1984年2期。（2）《满族萨满教神话初析》（合作），《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4期。（3）《满族火祭习俗与神话》，《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4期。（4）《满族寿宴小议》，《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3期。（5）《试论民间文学资料保管》（中芬两国学术研究论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6）《满族灵禽崇拜与神话探考》，《民族文化研究》1987年4期。（7）《论满族柳祭与神话》，《长春师院学报》1987年2期。（8）《论萨满教天穹观》，《世界宗教研究》1987年4期。（9）《满族萨满教星祭俗考》，《北方民族》1988年1期。（10）《满族佩饰古俗考源》，《民间文学论坛》1988年4期（11）《清宫堂子祭祀辨考》，《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4期。（12）《萨满教原始崇拜及其祭礼》（与郭淑云合作），台湾清华大学《民俗曲艺》1991年7月号。（13）《萨满教女神神话》（英文，与王宏刚合作），美国《萨满之鼓》1991年7月号。（14）《鄂伦春萨满调查》（与王刚合作），《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15）《满族萨满著名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传承与价值》（英文，史昆译），《国际萨满教学术会议论文提要集》匈牙利社会科学院1993年7月。（16）《鲸海文化探考》（与郭淑云合作），《中日民俗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17）《满族萨满星祭与星图》，台湾《满族文化》1994年20期。（18）《萨满教婚育知识的传播》（意大利文），意大利科技杂志1995年10期。（19）《萨满教原始气运观念探微》（德文，与郭淑云合作），意大利威尼斯大学1998年论集。（20）《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研考》《民族文化研究》1999年3期。（21）《萨满文化析论》《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6期。（22）《浅析曹雪芹笔下祭礼与贡俗》，《世纪之交论红楼梦》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23）《史前文化述略》，《北方民族》2000年第1期。（24）《北方冰雪文化述考》，《民间文化》2001年第2期。（25）《北方面具文化考析》，《北方论丛》2001年第2期。（26）《谈<红楼梦>中满族旧俗》，《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3期。（27）《满族人的榆柳木杆、皮草和野花枝》，《现代交际》2001年第9期。（28）《再论满族传统说部艺术——“乌勒本”》，《东北史地》2003年第1期。（29）《萨满神柱文化崇拜考析》，《海口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30）《中国北方神柱文化考》，《华夏文化论坛》第一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31）《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东北史地》2003年第4期。（32）《栉风沐雨三十年——浅谈满族说部艺术乌勒本》，《民族古籍》2005年第4期。（33）《满族说部调查》（一）《（乌布西奔妈妈）采录始末》；（二）《（东海沉冤录）传承情况》；（三）《（萨大人传）传承情况》。《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3期。（34）《满族说部调查》（一）《（尼山萨满）与北方民族》；（二）《（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的流传情况》；（三）《（飞啸三巧传奇）的流传统情况》。《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4期。（35）《满族说部的传承与保护》，《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5期。（36）本人口述或整理之第一批满族说部：《萨大人传》（上、下）、《东海沉冤录》（上、下）、《飞啸三巧传奇》（上、下）、《雪妃娘娘和包鲁嘎汗》、《乌布西奔妈妈》、《（尼山萨满传》（上、下），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37）为许明、王宏刚主编《中国历代谏书——治国之道》一书译注清代官员向皇上所上疏之谏书：彭鹏《请严惩贪虐各官疏》、靳辅《生财裕饷第一疏》、张玉书《请杜设法名色疏》、吴绶绍《请禁原官会审复审疏》、杨锡绂《请严池塘改田之禁疏》等五篇。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4月出版。（38）主编《图像中国满族风俗叙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8 月出版。（39）富育光讲述、李桂华整理《最早开拓打牲乌拉的富察氏》，《话说乌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40）《忆恩师佟老——与佟冬同志相处的日子》（上、下），《吉林日报》2009年2月7～14日。（41）朱立春《北方民族原始文化的守护者——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家富育光先生访谈录》 《东北史地》2010年3期。（42）富有史志价值的乌拉图录集锦——看大型图集《乌拉古镇》，《东北史地》2011年第4期、《吉林日报》2011年7月5日。（43）《满族说部的传承与保护》（合著），《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5期（44）满族传统说部《松水凤楼传》的流传与采录，《东北史地》2012年5期（45）一生睿智谋采风——记与贾老相处的日子 ，《民间文化论坛》2012年第5期。（46）满族说部的传承与采录——《鳌拜巴图鲁》、《傅恒大学士与窦尔敦》、《扎呼泰妈妈》，《东北史地》2013年2期（47）谈满族神谕的抢救与研究，《东北地区萨满文化研究论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48）生存和谐律：萨满文化的精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3月5日。（49）富察氏家族与满族传统说部（上），《东北史地》2014年第2期。（50）富察氏家族与满族传统说部（下），《东北史地》2014年第3期。（51）萨满文化和谐律探析，《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52）瑷珲十里长江俗记（节选一），（富希陆; 富育光），《东北史地》2014年第9期。 四、多年来，积极组织东北诸民族萨满文化遗存专题资料片的文稿撰写、整理、翻释、民俗指导与摄制事宜:（1）1984年拍摄《满族瓜尔佳氏萨满祭祀》、《满族陈汉军张氏萨满祭祀》、《海东青》、《神偶与宗谱》。（2）1985年拍摄《满族尼马察杨氏萨满祭礼》、《满族罗关氏萨满祭祀》、《满族厉姓萨满祭祀》。（3）1986年拍摄《满族萨满火祭祭礼》、《大兴安岭十八站鄂伦春萨满祭祀》。（4）1987年参预拍摄《广西瑶族原始祭祀》。（5）1989年拍摄《满族萨满雪祭祭礼》、《满族萨满星祭祭礼》。（6）1990年拍摄《鄂温克族萨满祭祀》、《达斡尔族萨满祭祀》。（7）1994年拍摄《满族萨满鹰祭祭礼》。五、1994年以来，积极征集与珍藏满族等北方诸民族萨满世代传袭之萨满神谕手抄原件、萨满创世神话满文资料、宗谱、神服、神偶、神鼓、神像、面具、图腾柱以及信仰民俗等实物与图绘百余件。六、2007年12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批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东海沉冤录》（上、下）88万字；《萨大人传》（上、下）73万字；《飞啸三巧传奇》（上、下）76万字；《雪妃娘娘和包鲁嘎罕》42万字，释注整理东海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6千行，36万字。 2009年4月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批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恩切布库》、《天宫大战西林安班玛发》、《苏木妈妈 创世神话与传说》。目前，正在筹划第三批满族说部的组织出版事宜七、应各方学人之邀，撰写书序：（1）为静轩著《红楼梦中的东北风神》作序《可贵的探索 可喜的开拓》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2）为崔勿骄著《满族医药文化概述》作序 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出版。（3）为吕萍邱时遇著《达翰尔族萨满文化传承》作序 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4）为向东铁石编著《东北民间萨满众神》大型影像画集作序 吉林音像出版社2006年5月出版。 （1）满族民间传说选《七彩神火：满族民间传说故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2）《康熙的传说》（与王宏刚等合作），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3）《萨满教文化研究》第一辑（主编之一），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4）《风流罕王秘传》（与于又燕合作），中国文联出版社1989年出版。（5）《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辞典》（编委、吉林主编），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年出版。（6）《满族大辞典》（参与撰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7）《萨满教文化研究》第二辑（主编之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8）《中国象征辞典》（参与撰稿），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9）《满族风俗志》（与王宏刚合作），中央民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10）《吉林省百科全书》上、下卷，（撰稿及副主编），1998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11）《宗教大辞典》（参与撰稿），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出版。（12）《中国神话人物辞典》（参与撰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13）《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满族卷编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14）《中国民俗文化大观》上、下卷，（副主编、参与撰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15）大型画册《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总顾问、参与编写），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16）主编《图像中国满族风俗叙录》，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17）主编《金子一样的嘴——满族传统说部文集》，学苑出版社2009年7月出版。（18）《满族萨满文化遗存调查》（与赵志忠合编） 民族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

满族文化太落后了，还是不要写了，还是多鼓励现在满族接受汉文明的教育不要在固执了，任何国家没有受过汉文明的教育就是野蛮人。

历经五千年沧桑岁月，中华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对峙与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认同感一脉相承，而且越是历经磨难，遭遇坎坷，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感越是增强。千百年来，对国家统一的不懈追求日渐发展成为中华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国历史这一鲜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说是“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潜移默化影响所致。它像一根坚韧的纽带将中国境内各民族联系、团结在一起，逐渐形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并日见巩固。我们今天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这一历史现象，就不能不充分认识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国家统一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与重要作用。 中华文化追求“大一统”的价值观是奠定和强化国家统一的牢固基石 中华文化对于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的意义，首先在于“大一统”价值观长期以来深入人心，从而使统一成为人们所普遍认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时期，中华民族随着内部凝聚力的不断增强，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统”观念。《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倾向和价值取舍。而战国时代“九州说”与“五服说”的盛行，则反映出人们的大一统观念进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众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观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会。……九州就是中国，九州的完整代表着中国的完整”（唐晓峰：《“体国经野”：试论中国古代的王朝地理学》，《二十一世纪》2000年8月号）。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这种追求统一的思想趋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当时，西周社会创立的礼乐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冲击，早期初始形态的“一统”格局趋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统的政治秩序，结果导致诸侯争霸，混战绵延，因而人们渴望重新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这一点在当时大多数思想家的学说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虽然他们在追求统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见，但天下必须“定于一”则是普遍的共识。譬如，法家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韩非子·扬权》）；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着“四海之内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统”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是具备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当统一条件基本具备之时，才会由秦国通过战争的手段，横扫六合，鲸吞六国，使这种政治理想变成了现实，“车同轨，书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才会有继秦而起的两汉大统一，出现汉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绘的那幅国家“大一统”的理想图画：“四海之内，莫不为郡县，四夷八蛮，咸来贡职。与天无极，人民蕃息，天禄永得。”（《后汉书·祭礼志》注引《风俗通》） 作为思想观念的“大一统”，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随着历史的演进而发展变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国土统一，“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坊记》）；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国上下高度一致，听命于最高统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时间概念上，它是指长久统一，千秋万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汉书·董仲舒传》）；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公羊传解诂·隐公元年》）。这种以“统一”为理想政治秩序观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亲身体验到分裂割据给国家、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所谓“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关于分裂战乱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的形象写照。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统一的政治秩序下，社会生产的发展相对迅速，民众的生活相对安定，国家的安全相对能得到保证。这无疑是比较理想的局面，可以实现人们向往的“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盛况。由此可见，对战乱的厌恶，对和平的渴望，以及对中央集权的追求，使得统一既是统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观上也符合广大普通民众的意愿。 正因为“大一统”的理念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成为人们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标志，所以自秦汉以降，历史上虽然统一与分裂交相更替，但总的来说，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割据分裂的局面虽然不时出现，但它始终无法为人们所认可，始终不能被承认为正常、合理的政治状态，也始终被中华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统一也始终是各族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奋斗目标。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个政权的统治者大都以统一为己任，并以炎黄之后自居：诸葛亮倡导“还定旧都，汉室可兴”，前赵刘渊以黄帝之后自居，后赵石勒赞赏刘邦不封六国之后，前秦苻坚渴求“平一六合”等均为明证。它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华民族宁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顽强而普遍。这种强烈的“统一”意识还反映在人们对“正统”观的理解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古代“正统”说的主导倾向就是为“大一统”观念作历史哲学层面的论证。所谓“正统”就是指“王者大一统”。正如欧阳修所说：“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统矣。尧、舜、夏、商、周、秦、汉、唐是也。虽始不得正统，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统论下》）。 千百年来，这种以“统一”为“正统”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进一步强化了人们认同国家统一的自觉性，成为中华文化培育统一意识、指导统一实践、完善统一秩序的又一个显著标志。 中华文化为中国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资源 在中国统一大势不断巩固和发展的过程中，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中华文化不但起到了团结各族人民、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而且为合理化解统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种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资源。这种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文化讲求“用中适时”、“随时以行”，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为一个长期复杂的历史过程。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用中适时、随时以行是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论，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正是这种理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种文化理念决定了人们在对待国家统一的问题上，能够秉持现实客观的态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统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静看待实现大一统的艰巨性与曲折性。作为统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统一基本条件的创造与统一有利时机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则就是“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国语·越语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势下，要敢于面对暂时分裂的现实，先完成局部的统一，并肯定局部的统一对于最终实现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努力为将来的大统一局面的形成创造条件。譬如，在历史上，战国七雄争战之于秦汉统一、魏蜀吴三国鼎立之于西晋统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统一、宋辽金对峙之于元明清统一等等，在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来，都是走向国家大一统的必要环节，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这个时候，对于当时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关键是如何作好充分的准备，繁荣经济，改良政治，增强军力，从而在统一时机成熟之时，运用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顺应民心以结束分裂的局面，“宜当时定，以一四海”（《晋书·羊祜传》）。与此相反，如果昧于时势，企冀在条件不成熟之时“毕其功于一役”，则必然事与愿违，不但无法实现大统一，而且还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分裂局面。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绝不是简单的重复和循环，而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是为更高层次意义上的“合”作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合”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从中国国家统一的历史大势看，秦汉统一的规模胜过宗周的天下一统，隋唐统一的规模超迈秦汉，有清一代的统一规模又远逾隋唐，这正是国家统一大势日趋增强的历史印证。因此，可以这么说，“用中适时、随时以行”的思想方法论，几千年来始终维系着人们对大一统的坚定信心，帮助人们克服分裂与统一交替出现所带来的困惑，推动着国家统一大业在曲折中不断向前迈进。 第二，中华文化讲求“守经用权”、“和而不同”，强调国家的统一是一个富有层次的文化现象，要求人们在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中实现稳步推进。“守经用权”指的是在处理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统一，相辅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确看待事物之间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一”与“多”的辩证统一。按照“经权”原则，“大一统”是人们必须严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经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既是历代王朝一以贯之的最高政治目标，又对国家的统一与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这种文化思想指导下，人们在坚守“统一”至上原则的同时，要“守经用权”，通权达变，从而为更好地实现“大一统”这一基本目标铺平道路。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文化观念则为人们追求与完成国家的大一统提供了哲学上的依据。它提醒人们，在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上，既要看到统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认统一的差异性。因此，中华文化始终强调，“天下”乃是有中心与边缘之别的天下，有层次的天下。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证明。而事实上，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拥有广大的农业区，而且还有广大的农牧业结合地带和牧业区，地区差异很大，彼此的矛盾与冲突在所难免。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在全国雷同地推行“大一统”行政管理，显然不切实际。因此，传统的“经权”、“和同”思想正好为历代的统一政治实践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这就是要坚持“大一统”之“经”，以建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为目标，全面推行中央集权制、郡县制，积极经营边疆，同分裂割据等违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行为作斗争。同时，也承认统一的地区差异性、内外层次性，重视区域差别与文化多元。在统一实践上体现出“通权达变”的理性宽容精神，对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羁縻”体制及政策，就既赋予了“四夷”边疆在“一体”中的角色，体现了大一统的原则，维护了中央的权威；又“适天地之情”，“各适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顾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生活方式和经济文化水平的差异，做到了因时因地因人而治。这种“经权”、“和同”理论，无疑是国家统一的强大粘合剂。 第三，中华文化强调“王者无外”、“夷夏一体”，要求人们把国家统一视作一个民族融合的和谐形态，在实践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国家。因此，所谓“统一”就不单纯是华夏汉族方面的问题，而是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关注与参与的历史主题。换言之，统一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畛域，实现民族大融合。中华文化有关民族问题的立场有两大支柱：一是所谓“夷夏之辨”，鼓吹“用夏变夷”；一是所谓“夷夏一体”、“王者无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认诸夏与夷狄之间有差别，但这种差别不以种族归属为标准，也不以地域远近为界限，而是以文明进化程度为标准。由于所处位置以及观察角度的不同，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民族自然认为诸夏代表着文明与先进，夷狄代表着野蛮与落后，历史的进程当以诸夏为中心，由诸夏的文明改造所谓的夷狄，“以夏变夷”，使夷狄逐渐向先进文明过渡，最终实现大同的理想。当然，对这种诸夏本位观，国内少数民族不一定完全赞同，汉代时中行说与汉使辩论时亟论匈奴风俗文化之优长，就是证明。就后者言，“王者无外”、“夷夏一体”意味着天下乃是“统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内”均为“皇帝之土”（《史记·秦始皇本纪》），所以，华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这个逻辑，国内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处其所，进而走向融合，统一于天子的号令之下。这两种民族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整体，互为弥补，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与国家统一的历史进程。应该指出的是，“用夏变夷”的深层文化含义，是视夷夏关系为可变的实体，而非不变的顽石，两者的区分仅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与血缘种族、地域环境无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中国也可以退为夷狄。这样便为历史上少数民族推行汉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至于“王者无外”，则是致力于化解国内不同民族的对立与矛盾，使其认同于“天下”统一的理想。强调华夏与各少数民族的和谐相处，并在时机、条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这样，便为历史上开明的统治者推行“胡汉一家”的进步民族政策，维护大一统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无蕃汉之别”（《李卫公问对》卷中）；强调“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太宗贞观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张不得“有华夷中外之分”（《大义觉迷录》卷一）。中华文化这种增进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与联系的价值观，毫无疑问在促进民族融合、进而巩固和发展国家统一大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继承中华文化宝贵遗产再创中华民族新的辉煌 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看，追求统一、维护统一始终是中华文化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取向。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既为国家统一大势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指导，也为人们参与这一历史活动提供了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手段与方法。即使在今天看来，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国在历史上长期保持了大统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现代政治版图，并为中华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国家发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资源。自夏商周以来，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为秦始皇统一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创造了条件；而自秦汉以降，儒家的“大一统”文化价值观更是一以贯之，支配和规范着历代传统政治实践，成为传统政治运作的至上原则和行为方式。正因为如此，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地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一成果，各少数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华一体的民族大家庭为其发展的归宿，从而使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不断地得到巩固和拓展。换言之，大一统文化观念的深入人心，汉族与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谐的基础上互动互补，共同发展，不断增强政治与文化的认同感，这对于坚持国家统一大势的健康发展、增进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没。到了近代，中国虽然遭受到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国土的基本统一，表现出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这不能不归功于以统一为宗旨的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国社会的发展保持了长期的历史连续性，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与文化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中，也有一个不断充实、扩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大一统”的政治体系不断成熟，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不断汇聚沟通，由点及面，由内向外，不断辐射，不断扩散，如此循环往复，逐渐将旧的边缘消融为新的中心，中华民族实体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得到发展和巩固。因此，历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虽曾作为与“华夏文化”对立的一极受到排斥，但最终还是在不断扩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统”的格局中，得到有机的融合，使中华文明不但一直没有出现断裂，而且不断进行更新，不断增加新的活力。可见，正是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创造力与文化主体的自觉意识，使得国家统一大势浩浩荡荡，不可逆转，文明承续始终如一。 希望对楼主有帮助。

必要性嘛，因为文化要多元啊，你看看美国就知道了，他们甚至能让敌人的文化在国内大肆传播，更何况现在的满族又不是敌人，而且再不搞只怕快没了，你看看还有人会说满语吗？好多少数民族都快被完全汉化了，这可不是好事，文化是越多元越好的，越单一越差，也算是软实力的一种体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