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村庄档案所见新中国前后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改造历程

中国社会史研究已兴起和发展30余载，其学科理论和研究领域也在不断地深化和拓展。特别是近几年来，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已成为社会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议题，引发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有必要延伸到现当代史，从社会史的角度去重新审视中共党史、中共革命史，乃至当代中国史的研究。”① 行 龙:《中国社会史研究向何处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经过多年发展，以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为代表，形成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镇。就具体研究路径而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村庄研究，二是专题研究，三是大数据研究。②村庄研究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张思主编:《中国农村变革:家族、村落、国家——华北农村调查资料集》，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思等:《侯家营:一个华北村庄的现代历程》，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行龙:《回望集体化:山西农村社会研究》，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专题性的成果主要有:韩钢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3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大数据研究路径的代表作有:胡英泽:《集体化时期每个村庄都具有典型性:〈阶级成分登记表〉数据库初步研究》，《开放时代》2017年第5期;另外，曹树基带领的团队特别关注文献中的各类数据，并将之视为研究中国当代史新方法。 就资料而言，档案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从新的角度认识历史事件的重要资料。但是限于其开放程度，研究者很难对这段历史形成完整、准确的认识。因此，充分挖掘、利用基层档案资料，进行一场“史料革命”，才能促进当代社会史的兴盛与发展。③行龙:《“资料革命”: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础工作》，《河北学刊》2012年第2期。

本文充分利用了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所藏集体化时代村庄档案，以在时代变迁中一个小知识分子董心诚的命运为例，通过挖掘其身份和心理的变化，尝试从个人生命史角度，来理解历史事件背后的真实情感和心理诉求。惟有如此，才能真正感知、触碰到历史的温度和脉搏，才能真正把握历史行动者的内心策略和人生感受，才能突出社会史研究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一、学生时代

董心诚是山西省阳城县N村人，初中文化。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他，分别在阳城、榆社和晋城等地接受了小学和初中教育，按照当时山西所执行的“壬戌学制”，即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初中3年，高中3年，到1937年5月初中毕业，此时的董心诚应是十六七岁。

按照学制推算，董心诚入学的时间不会晚于1929年，恰逢民国时期山西教育迅速发展的年代。20世纪20年代，由于阎锡山大力推行教育，山西省因义务教育兴办得力而获得“模范省”的称号。在这样的背景下，阳城县兴办初级小学共227所，教学班285个。④ 赵德瑛主编:《阳城县教育纪实:1976—2009》，山西省阳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14年印，第119页。 山西省实行区村制后，全县设5个行政区，共111个主村⑤阳城县志编纂委员会:《阳城县志》，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按照这个比例，在1920年代，阳城县在主村至少拥有一到两所初级小学，儿童入学率能达到一半以上(51%)。⑥赵德瑛主编:《阳城县教育纪实:1976—2009》，山西省阳城县老区建设促进会2014年印，第119页。但即便如此，普通百姓的受教育程度依然不容乐观。入学率高，但毕业率极低，中途辍学者不胜其数，初小与高小比例很不均衡，能升入中学读书者，更是少之又少。

乡村民众受教育程度低，成为传统社会的普遍现象，农民贫困是导致这个现象很重要的原因⑦根据朱震寰对全省22个县50个乡村65个学校教育情况的调查，因家贫无法入学者，占80%上下。原载于朱震寰:《山西乡村教育概况之调查》，《新农村》1933年第13、14期。收录于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96—118页。，普通农民一度认为读书是富人的事，与他们无关。“村民送儿女入学，多为对学校一种敷衍举动，并无完成国民教育之意志与能力，所以入学不久，即半途辍学。”⑧原载于刘容亭:《山西阳曲县二十个乡村概况调查之研究》，《新农村》1933年第3、4期调查专号。收录于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第179—197页。由此，乡村社会充斥着大量文盲和半文盲也就不足为奇了。⑨ 到 1949年，阳城县20万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80%以上。 费孝通则更深层次地剖析了乡村民众为何对教育漠不关心，他认为乡土社会中存在文盲，是由于乡土社会的本质，“乡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有话可以当面说明白，不必求助于文字”⑩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并不需要文字的帮助，这就解释了大多数普通乡村民众为何会认为读书无用。

董心诚的父母应该不会是普通农民，否则也就没有他至少九年的学生时光了。根据当时的普遍情况，我们可以推断他的家境还算不错，至少优于普通人，父母亲有可能经商、做官或任教，家庭收入能支撑他辗转三地读完初中。作为董心诚本人来说，在当时失学率颇高，整个社会学习氛围并不浓厚的环境下，中途未能轻易放弃，并完成了初中学业，还是颇有志向的。

也正是这九年的学习生活，让董心诚有了读写能力和文化积淀，使得他在乡村社会生活中比不识字的人更具有优势:“他们可能比较有主见、在地方上具有明显和其他普通百姓不同的地位。他们可能对自己所遭受到的错误对待或伤害更为敏感，表达自己的情感更清楚有力。他们可能比其他普通百姓更聪明，更见多识广。”①萧公权著，张皓、张升译:《中国乡村——论19世纪的帝国控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版，第555页。初通文墨的他具备了成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也影响了他的品性和今后人生的发展方向。

二、军旅生涯

1937年5月，董心诚正式结束了学生生涯。未过多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或许是受全国范围内抗日浪潮的影响，血气方刚的青年董心诚选择了参军，就近加入孙殿英部队②中原大战时，依附于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孙殿英部被蒋军击溃。张学良率部入关后，冯、阎失败，孙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张学良将孙部改编为第四十师，孙殿英任师长。抗战期间，蒋介石给了他一个新编第五军的番号。1943年在河南对日作战时被俘，旋投汪伪任“豫北剿共军总司令”，设伪新五军司令部。，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

参军头一年，他被安排在孙殿英教导大队学习。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新兵中间，董心诚被选中担任班长职务，加上个人的勤奋努力，使他在部队连连晋升，成为一名低级军官。1938年10月，董心诚被分配到孙殿英4师24团2营7连，由最初的下士班长、准尉军务长，升至中尉排长和上尉排长。1943年2月，在孙殿英继深班学习一个月后，他又先后被委派到24团2营7连、1营2连担任中尉排长。

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胜利，孙殿英部被改编为新编第四路军，成为“国民党先遣军”，负责在京汉线新乡至安阳间牵制八路军。③1944年春，孙殿英第五军第七师师部及二十三团进驻河南省浚县，1945年8月，冀鲁豫分区部队和地方人民武装解放县城，孙殿英部撤至汲县。 董心诚随部队到河南，成为24团小炮排上士副排长。1946年6月，国民党挑起的全面内战爆发，孙殿英部被改编为第三纵队，驻防河南汤阴。董心诚追随部队反共，成为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敌人，也给自己留下一条无法抹去的历史“罪恶”:

1946年9月间，我在当上士排付时，在人民解放军撤离河南省濬县作战中，伪新五军24团团长朱锡岑带领全团进往濬县城内。当天我奉命在城查户口，到王天中(当时在匪23团任连长，不在濬县驻)岳母家(地主)，她们和我谈了斗争她的情况。次日，王天中岳母的弟弟(河南省濬县城内人)张书芳(伪新五军四师23团团部文书、上士)到我排报告，并报告给营长关云山(河南省淇县城内北街人)。当时营长命我带士兵三名，由张书芳引路到城内北街朱家菜园把当地农会副主任李凤吾抓住，交营团□团部，处死在西关卫河桥上(证明人伪团长朱锡岑、伪营长关云山)。④ 董 心诚的《自我检查》，1972年3月8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

农会(农民协会)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群众组织，代表着农村贫雇农和其他劳动者的利益。1945年民主政府建立后，浚县的农会发展很快。到1946年春，全县共建立农会150余个，是当时农村的主要革命力量。⑤浚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浚县志》，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701页。 鉴于此，当年冬天，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农会遭到摧残，大批农会干部惨遭杀害。从表面上看，李凤吾是遭到被斗地主家人(主要是弟弟和女婿)的报复，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农会显然是国民党在农村攻击的目标，农会领导人就成为其迫害的对象，董心诚则扮演了迫害中共基层干部的帮凶和刽子手的角色。

1947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占领汤阴，孙殿英被俘，并于当年病逝于战俘营。随着孙殿英部队的解散，1947年5月到1948年8月，董心诚辗转在蒋介石军官队中作了中尉队员。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其国民党军官的身份，董心诚被分派到广西桂林中共第四野战军教导团进行改造学习。直到1950年元月，才结束了他12年的军旅生涯，返回自己老家。

除去在生产队中所做的农业体力劳动外，这些脑力劳动和服务群众的额外工作，最初都是没有工分的。1960年9月开始发生变化。资料显示，当年9月10日董心诚写保秋公约25张、划妇孕出勤表、社贫用粮表，记0．4个工分;逐户核对人口造册(夜加班)，记1个工分;写小队饭牌和填四种用粮表，记0．4个工分。这种纯属脑力的劳动在1960年9月之前是不会给记工分的。就在当年8月3日—5日，为迎接养猪现场会写标语和木牌，8月14—21日写火药厂厂史，都没有给他记工分。

三、成为“反革命”

(一)初露锋芒

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播种方式对苗高影响差异极显著(FC=262.02>F0.01(2，2)=99.0)，播种时间、种实采后处理方法对苗高影响差异不显著(FB=1.29、FA=0.952，均小于F0.05(2，2)=19.0)，各因素对粗糠树苗高影响的顺序依次为播种方式>播种时间>种实采后处理。在温棚中播种粗糠树的苗高最大，其次是露地低床，露地营养袋播种苗高最小，结合多重比较结果(表3)可以看出，用剥除果皮的种子，10月15日在温棚苗床播种苗高最大。

因这次普选运动在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的基础，关系到新中国人民民主制度的发展，从中央到地方，对普选运动都极为重视。在这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普选运动中，董心诚反应冷淡，只知道以他从前的地位，普通老百姓是不可以随意进出他家的，没有意识到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一个新时代新社会已经到来了。在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尚未展开之时，董心诚尚未意识到自己即将面临的人生转折。此时的他，还与周围民众一样，在政治上拥有同等地位和权力，甚至他还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用“摔灯”这种不合作的方式来表达一个小知识分子内心的清高。这样做的后果不仅使他丢掉工作，受到惩罚，还给人们留下了不拥护党和新政权的印象。幸运的是，这次管制期满后，董心诚又先后在阳城县润城文补校、城关工读中学、城关民办学校担任教员，他的生活似乎并未受到什么影响。

在目前的世界经济状况下，一国的经济发展应当与整个世界的经济情况高度关联，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吸收外资的同时也应该走出国门向外投资，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去。“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是加强国际合作的新方法。而从国内情况下来看，中国的工业和基础设施集中于我国的沿海地区，如果遇到外部的打击，很容易失去核心的设施。与此同时，中国的边境地区整体情况处于历史上最佳时期，周边的邻国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意愿正在普遍上升。

(二)人生转折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七一”指示)。按照中央的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分批开展了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斗争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社会镇反，主要打击社会上公开的敌人，二是党政军民等机关内部肃反，清查打击钻入革命队伍内的敌人。山西省的肃反运动从1955年7月开始，1961年全面结束，历时6年时间，先后分七批进行，参加肃反运动的总人数达235．8万人之多。②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第32卷《党派群团志》，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7页。

Y=14586.095 - "KT1" * 103.614 + "Slope" * 155.987 + "B123457 " * 167387.358+ "KT3" * 55.487 + "B2" * 166.069 - "B1" * 90.897+ "B5" * 12.046 - "RVI" * 71.560

董心诚是在1959年7月6日结束的第五批肃反运动中被清查出来的。此前在他的个人简历中，有意隐瞒了1946年参与杀害农会副主任李凤吾一事。③《 对蒋匪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血债分子董心诚的结论》，1959年6月16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档案中逐年记述了董心诚的经历，唯独没有1946年这一条，据此判断应是他本人刻意没有提供。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十几年，董心诚也由一名国民党军官变成新政权下的一名乡村教师，但是中共大规模的镇反、肃反运动的深入推进，使他无法轻易掩盖过去发生的“罪恶”。1959年，中共阳城县委五人小组对董的处理意见是:“根据中央肃反政策，应按军政警宪人员中的反革命血债分子论处，建议应依法判处管制三年，开除回村监督劳动。”阳城县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九条、第十四条规定之精神本应重处，但在肃反运动中能够坦白交代，故依从宽处理判处管制三年(一九五九年七月六日起到一九六二年七月五日撤销管制)回村执行，此判。”④《阳城县人民法院判决书》，1959年7月6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

党的纪律分六大纪律，政治纪律是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从党的性质来看，我们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政治组织，作为政治组织，体现在纪律上首先就是政治纪律。从现行政治建设的执行情况来看，政治纪律是遵守全部纪律的保障，党员干部所有的违纪行为，都是以违反政治纪律为起点，才会导致其他方面违纪行为的发生。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突出强调政治纪律，多次指出：“讲政治、遵守政治纪律永远排在首位。要抓住这个钢，把严肃其他纪律带起来。”“对政治纪律，要十分明确地强调、十分坚定地执行，不要语焉不详、闪烁其词。”只有严肃党的政治纪律，才能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始终保证党的战斗力。

我在体脑力改造中，初步获得了小的胜利，这个胜利不是自己的力量，是党政和广大社员、教导员的胜利。但是缺点仍然还是很多，因此，我要继续鼓足更大干劲，在劳动、学习、为政治服务、遵守制度等方面继续跃进，获得四结合、全丰收。① 董 心诚:《一九六一年第一季度改造汇报》，1961年3月31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

四、接受改造

(一)1959年:“不安心不虚心”

材料为冬小麦秋乐2122，购自河南秋乐种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选取子粒饱满，大小均匀，无病虫害的小麦种子，用0.5%次氯酸钠消毒15 min，室温下黑暗萌发24 h，在铺有2层滤纸的培养皿中用去离子水培养1 d后备用。以不含有硝酸盐的改良 Hoagland溶液为 0 mmmol／L对照，含有 10、60 mmmol／L硝酸盐的改良Hoagland溶液为处理继续培养6 d，用于形态和生理指标测定。Hoagland溶液改良配方见表1，在0 mmol／L溶液中为维持渗透和电荷平衡，用Cl－代替处理液的硝酸盐。培养条件为25～20℃，光照度 4000～4500lx，14h 光照／10h 黑暗。

由此看来，董心诚前半年的改造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他不仅没有“规规矩矩”地劳动，还说了不该说的话。于是党支部决定“仍按管制期守法劳动”。不久，董心诚便针对上述问题做了检讨和交代:

时至今日，仍有学者认为集体化时代的农业生产效率是极其低下的，以致于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他们所谓的“事实”是抽取集体化时代的某些特定时期并加以无限放大，最后全盘否定集体经济制度。如“大跃进”和1966-1969年文革高潮等时期。在这些特殊时期，不可否认国家在政策上出现了不少过失，导致了严重后果，但这只是历史长河的短短几年，并不是集体经济的稳定期。所以，以特定的“点”来否定整条“线”并不可取。

在管制制度方面——未请假出外，去南门坡理发三次(其中一次请过假)，去城里民办医院请医生两次，去城里食堂两次，去东关食堂三次。这五次吃东西都是和火硝厂工人张X、白X、张X等集体去的。这种不请假的外出行为，具体表现了目无法纪、无组织、无领导的傲慢行为。

在管区义务方面——59年11月22日，我们管区为了迎接稷山县卫生检查团来区检查，卫生院负责人叫我去生产院写木牌。她和原X已派两次人去保育园取笔没有拿回来。我只是在生产院等，没有主动去拿，耽误了任务的完成。由于时间紧急，不是平常，因而减低了我们产院应有的成绩，特别是没有显示出产院的荣誉。这是我思想不重视，服务态度没端正，觉得字少不算事，怕跑路、等着用的懒汉思想造成的不良后果。提到原则上来说，妨碍了爱国卫生运动的顺利进行，实属严重错误。②董心诚:《交心书》，1959年12月18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

混合动力汽车是2种或者2种以上动力形式组合发动的新型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的优势十分明显。首先，其可依据实际需要来设置汽车内燃机的最大功率。在正常运行状态下，汽车耗能较低，污染较少，多余的功率可用于电池充电。且在慢速行驶状态下，可直接关闭内燃机，以电池作为驱动源，从而有效降低污染物质的排放量。另外，内燃机能够满足空调及取暖设备的运行需要，同时这种汽车在运行的过程中，不会出现电池过充的问题，因此，汽车可长时间维持平稳的运行状态，与以往相比，成本投入明显降低，但若需长距离的高速运行，则该型汽车将无法起到节能的作用。

作为一名接受劳动改造的分子，董心诚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严密监视，并且都有记录，作为年底的评审依据，让他心服口服。也许他不知道，此时他还有一个身份——“被包人”，使他处于包夹机制的中心位置。③ 参 见邓宏琴:《包夹:集体化时代乡村阶级斗争的运作机制——以山西长治张庄为中心的考察》，《开放时代》2011年12月。 这种机制通过包夹卡片来运作，卡片抬头是:“对反坏分子三包一保证、十人夹一人卡片”，卡片内容详细登记了被包对象(董心诚)的性质、姓名、性别、年龄、家庭成份、本人出身、简历与罪恶，以及包干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成份、本人出身、文化程度、党员、政治面貌、现任职务等信息。十个包干人中有两名党员、三名团员，除副支书是学生出身外，其他都是农民出身，属于积极分子的群众有七人，这样的安排在政治上保证了包夹队伍的纯洁性。

在这种工作模式下，被管制分子在劳动和思想改造方面的表现被记录得清清楚楚。1959年，董心诚在劳动生产方面的表现是:“每天按时完成担水30担的任务，今年7月 20日至10月底，计100天，共送工 90．35个……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深夜在社内写标语、打擂台、制定保育园、产院计划和各种经验总结材料以及刻印、复习各种表格。”④董心诚:《改造计划》，1959年12月18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在思想方面，他进一步作了检讨:“其他没有再进行别的劳动……具体表现劳动不积极，树立劳动观点特别差，是计划性不强和缺乏跃进思想造成的。”⑤董心诚:《改造计划》，1959年12月18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看得出来，他在思想和行动上已经老实本分多了。

尽管董心诚在1959年底做了这样的个人改造计划和自我检讨，但仍无法改变当年村党支部对他的年终评议意见。由于董在接受改造中思想和行动上的被动表现，使其在年底评议中，被认定为“在本管区劳动改造中不够安心，在大会检查中也不够虚心”。⑥《五类分子进展工作情况》，1959年12月20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

(二)1960—1961年:劳动和思想的双重改造

1960年董心诚迎来了劳动改造的第二个年头，思想改造和劳动改造同时进行。经过1959年下半年的管制生活，此时的董心诚逐渐适应了被改造的节奏。具体表现是能按时甚至超额完成劳动，每个季度均有汇报、计划、总结，参加完学习有学习心得，到年底有全年总结和来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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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结束后，董心诚在接受了初步改造学习后放弃继续当兵，选择回老家谋生。回到家乡不久，因其有初中文化，获得了进学堂当老师的机会。1950年4月，董心诚被安排到阳城县师范学校学习，后来在崔凹、上芹、一高等校做了民办教员。此时的董心诚在思想上对于共产党建立的新政权似乎没有什么好感，甚至有抵触心理，并发泄在一次普选运动中。对此，他在一份检查中这样交代:“1954年2月在伟大的普选运动中犯了错误，不愿意群众在家里开会，摔了两盏灯，破坏了普选工作的顺利进行。为此，撤职教员，管制三年。回村劳动改造，期满解除了管制。”①董心诚:《自我检查》，1972年3月8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

1．劳动改造:从终年无休到享受休息权

董心诚刚被管制时，先是被分配在火硝组劳动，时间是1959年7月20日至1960年2月17日，期间实际劳动日195．55个，并学会了制火硝的技术。自1960年2月18日起，因火硝处于春夏生产淡季，于是奉命进行农业生产劳动。以下是1960年7月的一份劳动情况登记表，详细记录了董心诚每日所做的工作及获得的工分情况。

表1 1960年7月份劳动情况登记表

说 明:实劳动26天，送劳动日26．68个;义务脑力劳动5天(管区两天一夜、小队三天半);事务室介绍劳动工 1．42 个。实得 28．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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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该表中可以看出，1960年7月董心诚共得28．1个工分，全部是体力劳动所得，从事的脑力劳动全部是义务劳动，没有工分。他的主要体力劳动任务是担粪、担水、整地、锄草、打场等。全月只休息了半天(7月12日上午)，原因是前一天熬夜写一份养猪经验材料。

以上是他一个月的劳动情况。依据村庄档案中的相关记载，董在改造期间所做的都是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其中光是担粪工作就占到97%。此外，因为他有文化，还要承担起写各种材料和标语的任务。在发挥个人专长的同时，也赢得了群众、干部的信任和好感。比如刻印章，在1960年4月4日，共刻印奖状300份;4月29日刻印65份。为了和群众搞好关系，他主动为群众写对联和家信，在村民的婚丧大事中帮忙端茶倒水、记账，还干一些常人比较忌讳的如抬棺材、打墓地的活。此外，帮助村里搞义务教育也是发挥个人特长的一个重要途径。在1960年董心诚制定的劳动改造计划中写道:“文字改革方面——主动帮助义教，把每个新文字用画图和汉字表示出来，依先看图、次念汉字、后读拼音三结合的办法进行教学，并使每天学习的单字到田、到家、到食堂，促使效率提高。”看得出他在教学上还是很有想法，勤于思考的。

综上所述，通过对微机继电保护装置运用分析，可以看出微机继电保护装置的重要性，已经愈发明显。因此，注重危机几点保护装置运用的合理性和完善性，其也是我国电力行业和经济整体建设，能够高效、稳定发展下去的关键条件。

当兵之余，董心诚利用其在军队的便利条件，于1942年3月到1943年1月和1947年5月到1948年8月之间，分别在阳城县应朝村、河南郑州、广西桂林等地，做一些和军队有关的铁货生意，为自己积累了一部分财富，成为他的“经济资本”。在大多数目不识丁的老百姓中间，受过初中教育的董心诚有了普通人不具备的“文化资本”，这也是他在孙殿英部队中获得一官半职的重要基础。正是这看似不起眼的一官半职，让董拥有了一定的“政治资本”。在当兵和经商的过程中，董积攒的人脉关系也使他具有常人不能及的“社会关系资本”。于是，知识分子、低级军官、小生意人各种身份交织在一起，使他内心产生了一定的成就感和优越感。这种不能和普通人“平起平坐”的优越感一直持续到1959年。

在1960年，董只休息了19天，且是因痔疮发作不得已才休息的。其他时候，即使是下雨天，他也要在室内从事脑力劳动，有时中午、晚上、甚至整夜都要加班。1960年，董共加了12个整夜班，除了生病，没有休息。但是到1961年，国家政策有了新变化。对此，我们可以从董在1961年第1季度劳动改造总结汇报材料中发现端倪:

北部湾经济区的区内贸易比重反映了其在广西省内贸易中的一个地位，如果这个比重呈上升趋势，则表明广西总贸易对北部湾经济区的区内贸易的依赖程度也在上升。本文主要选取北部湾经济区2008年-2011年四年间全区区内进出口额以及全区进出口总额来进行测度，通过选取指标得到如下表格：

1959年7月，董心诚被分配在N区火硝组管制劳动，主要任务是担水，并在组内协助会计和保管做一些文字工作。经过近半年的改造，1959年底N村党支部根据董的表现，认为他身上还存在四个问题:1．不遵守管制制度，未经请假上街、看戏等;2．不按时完成给区产院写标语的任务;3．和领导言语不对头，例如管区让他写标语，他推脱是领导不让他去，但领导并没有不让他去;4．和别人说不该说的话，例如在劳动中经常和别人说，“我在我区担任会计兼保管可以提升自己的能力”等。①《五类反革命分子的情况》，1959年12月15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

在去冬今春的新情况下，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以有劳有逸、劳逸结合的原则，本着身体强弱参加劳动。我是九分劳力，第一季度共90天，除去阳历年一天、阴历年五天、正月十五一天、雪四天，共十天休息外，实有80天。按劳逸结合的原则，每天参加一晌，四至五或六小时，计工四分或五分，八十天、九分劳力、每天五分计算，应送劳动日36个。我实参加劳动四十九天，看菜十二夜(没有丢过一个萝卜或一颗白菜)，共送劳动日45．1个。每天平均计工七分五，超过本季度预计工的25%。①董心诚:《一九六一年第一季度劳动改造总结汇报》，1961年3月31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

从他的描述可以了解到，1961年初国家有了对劳动改造人员休息的相关规定，被管制人员享有休息的权利，除重大节日(如春节)外，每月可以休息四天，每天只工作四到六个小时。这样的规定对于被管制人员来说是非常人性的，由此他们对国家心存感激，坚定了改造信念。董在1961年第2季度的劳动改造总结汇报中写道:“本季度共91天，除去每月应休息4天，三个月共12天。”但是董为能早日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积极改造，舍去休息时间，在休息日都参加了劳动，做到百分之百的出勤，并且超额完成了任务。1961年第1季度超额完成预计的25%，第2季度超额完成15%。这就为他提前解除劳动管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从三次产业的投资情况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36.5%，第二产业投资增长12.0%，第三产业投资增长8.9%。

2．思想改造:做一名合格的社会主义新人

我们注意到，董被判管制三年，在当时可以说是从轻发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四款“袭击或杀、伤公职人员或人民者，其情节较轻者处五年以上徒刑”的规定，对于反革命，至少应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董之所以免于处刑，应当是参照了第十四条第四款“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又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联系者，酌情从轻、减轻或免予处刑”的规定，并结合共同纲领所规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对董心诚从轻处罚。⑤罗瑞卿在《我国肃反斗争中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报告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解释:“党在肃反斗争中的严肃与谨慎相结合的方针，体现在对待反革命分子的政策上，就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一切可以改造的反革命分子，都改造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从根本上肃清反革命活动……根据一九五六年一月，我党中央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五条的规定，我们对上述分子，按照他们的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分别吸收他们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做正式社员或者候补社员，或者放入合作社内管制生产。”见本书编写组编:《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3页。 中共根据政策将董心诚定性为情节较轻的反革命分子:“对于那些仅有一些罪行，不是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就一律不予逮捕，分别具体情节，给予管制或不予管制。”⑥罗瑞卿在《我国肃反斗争中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的报告。法院下了判决通知书后，董心诚丢掉了教员工作，回村参加农业合作社，成为一名在村里接受监督、管制的普通群众。

对于被管制人员而言，除了在劳动上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外，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真正从思想上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教育，这样才能拔除反动思想，彻底完成改造。1960年和1961年，董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的途径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阅读《红旗》《前进》《火花》《山西日报》和《阳城小报》等报刊。还有对相关政策的学习，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等。通过利用晚上和不能劳动的雨天及休息时间不间断地学习，董心诚“全副武装”自己的思想，基本上做到了:“遵守制度，不看电影、不看戏、不赶会、不说二话，有事请假外出，按时回来销假。日日有记事、月月有汇报、季季有总结、全年有年结。”表2反映了董心诚在思想改造过程中的主要学习刊物以及心得体会，改造汇报末尾的口号更是反映出他坚定的改造信念，也体现了他的文化素养和才华。

表2 1960、1961年思想改造情况统计表

时间 学习内容 心得及实践 自拟口号1960年第一季度1960年《前进》第 1期、1960年《火花》第2期、《红旗》《山西日报》《阳城小报》为政治服务:举报火硝组组长与社员集体贪污公款102元;为群众服务:给群众写春联400多副;学习平陆事件: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雄心壮志不可侵，乘风破浪登高举。思想保红争胜利，自我改造当先锋。全力决战六〇年，政治生命争复原。加强改造向光明，党的胜利笑开颜。1959年7月—1960年7月毛泽东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人民日报》《红旗》《前进》《山西日报》遵守制度，出门请假，按时销假;为政治服务87天，为群众写春联、帮忙婚丧大事等。自我改造似烈火，千方百计攀高峰。劈开挖尽旧思想，重做新人党喜欢。1960年全年毛泽东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人民日报》《红旗》《前进》《山西日报》遵守制度，出门请假，按时销假;全年共学大小书84本。脱胎换骨争先进，千方百计要改造。劈脑挖尽旧思想，政治生命早复原。重做新人打先锋，坚决为党为人民。1961年第一季度 毛泽东著作遵守制度，服从管理，不说二话，及时写总结;向人民低头认罪，通过服务群众来弥补罪行。

注:此表据N村档案中董心诚有关季度、年度劳动改造汇报材料所制。

1961年第二季度 毛泽东著作、红书、《林海雪原》《三国志》老老实实响应党的号召，规规矩矩参加生产劳动，不看戏、不赶会、不说二话;提高思想觉悟，愉快改造，勇于低头认罪，为人民服务。心情舒畅遵守制度，积极劳动超额任务。学习报纸思想进步，一呼百应勇于服务。千方百计去掉帽子，脱胎换骨再做新人。1961年全年《毛泽东选集》第3、4卷、《红旗》《前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人民日报》共看书90余本;勇于向人民低头认罪，积极改造，为政治和人民服务;遵守政策:严格执行和服从管制制度。学习红书思想好，参加劳动多改造。千方百计摘帽子，脱胎换骨做新人。

在董心诚的改造汇报总结中，无一不是歌颂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正确，对自己所犯罪行进行深刻检讨，对党的宽大政策千恩万谢。思想上表现为积极跟党走，并且要“心情愉快”地接受党和劳动人民的改造，不能有半点不满言论;行动上表现为遵守各项制度，最好不要有娱乐消遣活动，例如看电影、看戏、赶会等。为了表示自己的心甘情愿，要做到“一呼百应”地为群众服务，脏活、累活抢着干，例如担粪、打墓、抬棺材等，不能表现出偷懒和半点不愉快，不能计较工分多少，不能挑肥拣瘦，不能因为帮助群众和为大队义务服务不计工分就心怀不满，这样才能表示自己有痛改前非、脱胎换骨的决心。他在1961年第一季度改造汇报中写道:

至此，董心诚的身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从解放初教书育人的乡村教师变成了要接受人民教育的阶级敌人，政治地位由此也开始“低人一等”了。人的思想和心理总是会随着其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变化，身份这个载体没了，与之相匹配的思想就会变成空壳，否则反映在行动上就会格格不入。既然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董心诚就不得不收起曾经作为军官的优越感和知识分子的清高，去学习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新政权认可的政治思想正确、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和新政权的社会主义新人。

董是这样表决心的，在剩余一年多的管制改造中，也是朝这样方向努力的。看得出来，他已从1959年的批评中吸取了教训，他明白心有不满、冥顽不化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此时的他再也不是什么基层军官或是乡村教师了，自觉“高人一等”的地位也终结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现在他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要接受历史的审判和人民的教育，政治地位还“低人一等”。在接受了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后，董心诚开始适应这个身份，并在改造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方法和途径，学会了发挥自身的文化特长，使用政治话语表现自己的决心。他不能选择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更不能对分配给他的工作挑

环氧值的测定[14]：采用盐酸—异丙醇法测定CHSOS的环氧值。盐酸和异丙醇的体积比为1∶40，用0.2 mol/L的NaOH标准溶液滴定。

肥拣瘦，他能做的是要拿出积极主动、谦虚谨慎的态度，对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工作来者不拒，变被动接受为主动适应:身体上的主动适应体现在除了按时完成组织上分配的任务，他还主动舍去休息时间，做到超额完成;思想上的主动适应体现在帮助义务教育，在文字教学方面提出建议;在思想改造末尾附上小诗以表决心;举报火硝组组长与社员贪污公款以争取立功表现。通过话语和行动，他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形象和评价，从而减轻惩罚，希图早日摘掉帽子。

(三)1962年:脱胎换骨，提前解除管制

1961年的改造任务圆满完成，董心诚对自己的表现比较满意，在年底(12月30日)总结中向领导提出了摘帽的请求:“要求各级领导摘去我的反革命帽子，使我的政治生命重新复原，提前为党、为人民服务。”② 董 心诚:《1961年全年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的简洁汇报》，1961年12月30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N村大队在次年的1月30日做出批复，高度评价了他的表现:

该人能悔过自新、奉公守法、规规矩矩、安分守己，积极劳动改造自己，并能认真遵守管理制度，在三年的过程中没有造反过，在群众中表现很好。经他本人的申请要求摘掉他的帽子，我们根据他的悔改和劳动表现情况、群众提议，经支部研究对该人可以取消他的管制帽子。③《关于摘掉我队坏分子成XX、董心诚管制帽子事由》，1962年1月30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

此份批复落款是“党支书张继全”、“大队长张乾柱”。张继全在1959年底给董的评价是“在本管区劳动改造中不够安心，在大会检查中也不够虚心”。经过两年改造，此时评价为“表现很好”，与之前形成了鲜明对比，甚至可以提前解除管制。董心诚也从最开始连外出都不知道请假，违反最基本的纪律，到后来规规矩矩劳动、老老实实遵守各项制度，从最初的不适应到后来积极向党和人民靠拢。在短短两年时间里，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

1962年3月31日，董心诚完成了自己管制生活的最后一份汇报。这个季度董心诚只在正月初一休息了一天，其余时间都在生产队劳动和为大队、群众服务，从事的劳动有98%是担粪工作，过年给群众写了307副春联，每天都读报纸学习。继续保持着优良的表现，并进一步要求领导:“提前给我政治生命，使我为党为人民更多更好地去服务。”①董心诚:《一九六二年第一季度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的简洁报告》，1962年3月31日，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

“有戴有摘”是中共改造地、富、反、坏一条重要的原则，1953—1970年，经过3次全面评审，阳城县先后给642名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摘掉了帽子。② 山 西省阳城县公安局编纂委员会编:《阳城县公安志(1937—2005)》，2006年印，第 123页。 董心诚用他的实际行动和优良表现成为了其中一份子。1962年4月24日，在《城关应朝人民公社各大队审查鉴定反坏分子表》中，对董心诚的评价是:“在受管期间一般遵守制度，服从领导，出外请假;月有汇报、季有总结，每逢过年帮助群众写对联;1961年送工210个;经常在社会服务。”单位支部意见和公社党委意见是:“根据他的表现，经支部、管委研究，可提前解管。”

五、成为“群众”

大潮退去，余波未尽。肃反运动结束了，斗争并没有结束。虽然董心诚如愿以偿地摘掉了反革命的帽子，但是如果认为董心诚由此便获得了政治上的新生还为时尚早。董心诚的档案并没有在1962年就戛然而止，直到1972年的十年间，他还不定期地被要求写“检查书”、“认罪书”、“自我交代”等名称不同但内容大致相同的检查，还有“办家庭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汇报”、学习《山西日报》的体会等相关学习心得。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每一份文本都包含特有的历史语境。董心诚在每一份检查中都按照当时的书写要求认真地总结着自己的“罪恶历史”。大致的体例是毛泽东主席的最高指示和毛主席语录、个人的经历和错误、改造情况和心得、高呼口号、检举与揭发，像“请罪”、“罪该万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忠于共产党毛主席”这样的话语，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董心诚自认为在体力和脑力劳动改造中取得了胜利，但是在“时刻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时代条件下，中共对于这些反革命分子始终是不放心的。毕竟人的思想是不可以被监控的，文本作为思想的映射，其可信度有多高，谁都不能保证。所以在历次运动中，他们就成为了被斗争的重点对象，不管是不是被管制、有没有摘掉帽子，都会被要求写检查、表决心，不断强化自己的“罪恶意识”。他们的历史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被调查、登记，相关信息被记录在各类“人员登记表”和个人档案中。

解放前作为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小军官，董心诚从一开始就背离了中共的意识形态，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环境中，这样的身份背景使他无论怎样弥补都难以赢得中共的信任。平心而论，本文中的主人公董心诚，并不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通过他在改造中的表现，笔者相信，他也许是诚心想靠近党和人民，但是“由于私人空间极度萎缩，连身体在内的一切东西都不再是自己的，那么，只要标上了阶级敌人的符号，就无异于被宣布成非人”。③应星:《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50页。 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如同隐形的枷锁一般，束缚着他的一言一行，影响着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历史问题无法改变，更无法抹去，像打上看不见的烙印，在日常生活中如影随形。虽然名义上恢复了人民的身份，这“似有却无”的身份使他仍然处于“随时被斗”的尴尬处境;明明已经摘掉了帽子，却仍然按照反革命分子的身份来对待，这“似无却有”的身份又使他陷入对身份的焦虑，这种焦虑一直伴随着他度过余生。人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就像董心诚终究为自己的“劣迹”付出了代价。

六、结论与思考

在风云变幻的20世纪，一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中显得微不足道，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更显得不堪一击。尽管如此，个人的抉择和性情往往也是命运转折的决定性因素。影响本文主人公董心诚个人命运的，既有来自历史大背景的宏观因素，也有来自于自身的微观因素。董心诚的人生经历了学生、军官、乡村教师、反革命分子、农民的不同角色，随着身份的变化，社会地位也由“高人一等”过渡到与群众平等，最终“低人一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从最初的不适应甚至初露锋芒，到后来利用话语表达和行为表现摸索出了能主动减轻惩罚的一套方法，反映了他灵活变通、善于适应政治逻辑的本性和对人民身份的渴望。

1959年在大会总结他被管制初期的表现时，董心诚说过哪些话、去过哪些地方都记录的清清楚楚，相信他最初也不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偶尔还要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人无法改变周围的环境，而是要学着适应环境。既然戴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发泄不满只能使自己陷入更加不利的地位。笔者以为，解放前低级军官的身份，使董心诚熟谙上下级的利害关系;而生意场上的往来，更使他兼有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一定的文化功底使他善于运用文字。所以在接下来的改造生活中，他学着使自己的言行能够符合中共的政治逻辑和话语体系，变被动的改造为主动地适应，由最初的无奈屈服到后来的心悦诚服，以此为自己争取有利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

从董心诚接受管制的经历来看，尽管有政治枷锁的束缚，但是并没有将他和村庄事务完全隔开，他甚至还学会了更多新技能:种地、制火硝、做会计、做保管、写火药厂厂史、写各种材料，这些恐怕在他被改造前都不曾做过也不屑于去做，但是头脑灵活、一心表现的他做起来都得心应手。除了改造还要生活，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中，“有文化”成为董心诚与群众联系的重要纽带，给群众写春联、家信，给生产队写标语、刻印、写木牌，帮助村庄搞义务教育，在群众的婚丧大事中充当记账员等。董心诚通过这种交往途径，融入村庄的人际网络中，表达着自己认同中共价值观的意愿。反过来讲，中共则给予了这些被改造分子接近群众、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这也正是中共对于反革命分子“惩办与宽大”政策在地方日常生活的实际践行。通过改造与被改造在日常生活中的双向互动，使这些“反革命”分子心怀感恩，达到思想上的彻底改造，应该视为改造成功的最终标志。

本文对董心诚个人生命史的细微描述，揭示了一个小知识分子在大时代变革中随波逐流的命运，而这样一个鲜活、生动的生命个体，原本尘封在不为人知的村庄档案中。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藏有大量的集体化时期的基层档案资料，包括阶级成份登记表、账册资料、上级来文、村史、家史甚至是个人的生平史等。这些基层档案被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反映的不仅是历史事件，还渗透着参与这些历史事件的个人的喜怒哀乐。有理由相信，随着对基层档案的解读，还会有许多有血有肉的人物被挖掘出来，通过对这样一个个小人物日常生活史的研究，“用新的视野、新的观念和新的范式来重新书写和表达人类社会的历史”①张俊峰:《也论社会史与新文化史的关系——新文化史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史林》2013年第2期。，或许能够更准确地理解背后的行为动机，触碰更为敏感的历史脉络。“知之不若行之”，本文就是对这种“新视野”、“新方法”、“新范式”的一个初步尝试，敬祈方家不吝赐正。

桥型图非常适用于类比推理的教学环节，教师可在桥形图的上下面写下相关的化学知识，然后与学生分析其中属性，按照这种属性，联想出更多类似的例子，这也是化学教学中的一种常用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