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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埠通商与清末营口官制演变

更新时间:2009-03-28

营口,明时称“梁房口”,位于“盖州卫西北九十里,海运之舟由此入辽河”[1]。明初,营口未设置地方行政机构。洪武九年(1376年),归海州卫和盖州卫管辖,后因临近盖州产盐区才设置了关卡和哨所,征收往来船只的赋税,成为当时重要的军事据点。清初,清政府准许蒙古巴尔虎部及其他游牧民族迁移在此放牧,因“张幕而居,厥名窝棚。窝棚相连,形似军营,因名营子”;又因“此地有一潮水沟,潮落则涸,涨则沟地全没于水,然潮之涨落,无损于土人之居处,又以没沟营称之”[2](后文统称为营口)。1860年,中英签订《北京条约》,营口正式成为开埠通商口岸,商业贸易和对外交涉事务频频增多,随之各国在营口地界建立了领使馆。为了更好地治理营口的混乱局势,清朝设立道和同知驻扎营口,负责办理营口事宜。营口职官设置的优化,促使独立地方行政机构的出现,也对营口的近代化和独立地方机构形成定制产生深远影响。现今学界对营口的研究,多关注于营口开埠前海运的发展、营口开埠通商以及近代营口港的建设,对于清代营口的行政建置则鲜有论及。

一、开埠之前及营口地区归属

清朝入关后,东北作为“龙兴之地”兼军事与边疆要地,是多民族聚集区,而营口僻处滨海,极目荒旷。顺治十年(1652),清廷推行辽东移民招垦令,迁移大量移民前往辽东谋生,开垦荒地种植大豆,有人煎盐,也有人开始从事经商贸易。经过满汉几代人的努力,营口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以发展,海运业也随之崛起。此时,清廷却未在营口设置基层行政机构,只是规定营口由海城和盖州两县共同管理,行政事务由海盖两县官员共同商议,军事上隶属于牛庄防守尉统辖。据民国《盖平县志》记载:“清初,营口昔为海城、盖平分辖,以老爷阁为界,东属盖平,西属海城。”[3]营口开埠通商之前未设置独立的地方行政机构,一直分属于奉天府下辖的海城县和盖州县管辖。

清中叶,因辽河上游地处蒙古沙地,水流湍急带来滚滚沙粒和淤泥,致使辽河上游河床淤泥阻塞河道,货船无法顺利靠岸,货运船只活动范围被局限在下游,船运码头也开始向下转移,先后经过白华沟、田台庄和兴隆台。道光初年,因营口位于辽河下游口岸,又与三叉河一水相通,地理位置优越,故辽河航运改迁至营口。营口码头商船货物云集,营口经济也迅速发展,成为东三省最大的货贸集散地和内外海上贸易中心,东北的大豆、豆饼和油饼等食物均需经营口转运至南方诸省。海运业的发达使来往商旅不断,极大地促进了营口的繁荣。道光十八年(1838),停泊在没沟营的商船已达859艘……货物运销到江浙闽广等处,其利甚大,营口天后宫中铁香炉记载此景为:“船辘云集,日以千计。”道光三十年(1850年),营口已被官方史书描述为粮商囤聚之所,辽东口岸的“咽喉之所”[4]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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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for the deepening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in an all-round way.(209)

伴随海运贸易的不断发展,至咸丰时,营口海面常出现贼匪和夷人船只兴风作浪抢劫商船货物现象,到后期频频有夷人船只前往营口,试图借避风浪登陆营口海岸,窥探营口情形,此行为严重影响了营口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并对东北沿海贸易发展造成极大威胁。咸丰四年(1854),盛京将军英隆奏称:“六月三十日,有贼船出没,在金州属羊头洼口外,滋扰地方并烧毁商船,拒伤舵工等事,七月初一日,有贼船三只,勒索商船及银两,现被驱逐出海面。”[4]430-431次年,五月十一日,营口等海口有盗船十余只,随同商船进入捣木沟河面,“开放火炮,劫掳商船,将进入商船截住,并勒索银两”[4]880。面对商船不断被劫,清政府令:“盛京将军在各海口严密防范,设法剿捕,并谕令江西拨兵会剿,同时派遣师船五只,赴牛庄没沟营口外攻剿。”[4]883由于清政府的重视和盛京将军的严密剿捕,盗船勒索商船的现象渐渐减少,但海面开始出现夷人船只。咸丰八年(1858)九月初一日,没沟营口岸炮台以西半里,停泊艇船一只,载有夷人三四十名,大炮4尊,并有宁波通事袭万春和李安山两人,称船为上海县泉记客人所雇,前往朝鲜贸易,因风不顺始入此口,又经询问得知夷船为英吉利所属,清政府认为营口为奉天第一扼要之处,应严格防范。“将海城等尉县加派三千名兵丁,设大小炮台三十七台,以备不时之需。但为防止夷船再次驶入没沟营口岸,命盛京将军玉明在盖州调派官兵一百名,即刻配齐枪支火炮,由城守尉荣禧管带即刻前往没沟营,严加防范。”[5]同年十二月,没沟营口岸又有夷船由上海驶入,扰及牛庄沿海各口,盛京将军玉明在“所有牛庄没沟营等处及金州、锦州各海口,严密设防,杜绝该夷窥伺”[4]1210。此后,清文宗命玉明在没沟营水路两处“筹议安炮设伏章程,挑兵五百名”[4]1210,在营口操练,防止夷船和盗匪。

营口贸易繁盛,商贾络绎不绝,经商冲突事件也频频发生,加之海面盗船勒索抢劫,夷人船只在海面横行,营口地区行政事务渐趋繁难。而营口分属海城和盖州两县所辖,没有独立的基层官员治理,职权不一,对经商所产生的税务和贸易交涉事件,两县官员多推诿,效率低下,致使积弊逐年增多。咸丰十年(1860),兵部尚书兼通商大臣崇厚建议:“派委员前往弹压。”文宗随即采纳崇厚的意见,派山海关监督福瑞驻扎营口,稽查营口税务并办理中外交涉事宜,山海关监督的治理暂时解决了营口多年的积弊,缓解了因地界不明和行政归属不清而导致的官员遇事推诿现象。

二、开埠通商与营口基层建置之完善

咸丰六年(1856),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因武器装备落后,军队战斗力低下,最终不敌,于1860年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北京条约》,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天津条约》第十一款规定:除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五口通商外,另辟“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等府城口,嗣后皆准通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至于听便居住,赁房买屋,租地起造礼拜堂、医院、坟茔等事,并另有取益防损诸节,悉照已通商五口无异”。《天津条约》规定牛庄等府城口为开埠通商口岸,后期正式开埠时却为营口(没沟营),《天津条约》规定的是牛庄等府城,府城又有口岸之意,而“没沟营就是牛庄的两个口岸之一,其全称为牛庄防守尉辖下的没沟营口岸,简称牛口或营口,对外笼统称牛庄。《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规定牛庄为通商口岸,虽然条约文本中没有如潮州那样做专门的标注,但中外都清楚开埠地是牛庄口岸没沟营而不是牛庄城”

自庚子事变后,奉天各州县的人口逐渐增加,奉天边郡广袤,地界均未明确规定,且在重要的通商口岸均未设置地方行政机关。营口地处海滨,又是清末通过不平等条约而开辟的口岸,虽经总理衙门大臣奏书设立奉锦山海关道和营口海防同知来管理营口事务,但终归不是一级地方行政机构。随着奉天省地方官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宣统元年(1909)三月十一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称:

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认为营口海防厅同知设立后,该厅并没有规定其辖地,又位于通商口岸,现今改设营口直隶厅,将昔日“海城西南境之三乡与盖平北境之一乡”[12],归营口直隶厅管辖,管辖地域为:“南至蓝旗场,东南至大平山,东北至大石桥,北至田庄台。[13]”同年六月,清政府准徐世昌奏请,裁撤营口海防厅同知,在营口设立直隶厅,“添铸营口直隶厅等关防印信”[14],营口直隶厅的设立为营口地方行政建置的开始。从此,营口有了独立的地方行政建置,摆托了“旗民分治”体系,加强了多民族之间的交流,促使营口地方行政建置现代化。同时,营口直隶厅的设立也是清末东三省行省建制的结果,对维护东三省的稳定具有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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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锦山海关道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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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营口一隅之地,界连海盖等州县,犬牙交错,五方杂处,前派委员前往弹压整顿,未能得力,因又奏将值班尉县归监督节制,并将监督成林留任一年,凡此层层设法,无非欲求该处相安,现经成林极力整顿,虽较前稍觉就绪,然详查情形,究属勉强从事,不如地方官一手经理。臣查山海关旧设监督一员,驻扎该处,专管税务,一年期满,奏请更换……各关监督并未有兼辖地方之责,而地方道府常有监管税务之员,牛庄海滨要区,洋商聚集,税务防务均关紧要,若不及早设法,一旦办理失当贻误,实属非轻……臣等熟虑再四,应添设职分较大之员驻扎该处,管辖地方办理税务,以资控驭,拟请将山海关监督一差裁撤,仿照东海等关之例,改设海关道员一员,作为山海关兵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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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帝命盛京将军、奉天府尹及三口通商大臣据此情形悉心商议。尔后,兵部左侍郎兼通商大臣崇厚亲往营口查看,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奏称:

臣查营口濒临大海,南通闽广江浙,近抚辽东,中外商民云集,沿海各口岸最为紧要之地,每岁解开河以后,各省商贩纷至沓来,民商杂处,一切货物驾驶船只需用人力,其每处无业游民聚谋食,日聚百众,良莠不齐,以致赌博争斗相习成风。近年以来,自各通商开埠以后,洋人居处其中,加以闽广等处,人民买卖更盛,尤易滋生事端,从前并无地方官驻扎经理。自开办通商之后,始议令山海关监督前来,令牛庄海城盖州城守尉轮流值班,而事权不一,仍未能办理,盛京将军又远在省城,恐顾此失彼,现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设道员之议诚为整顿地方,奴才等酌议复奏后,已准吏部等衙门,逐条详议斟酌,各节均已详备,奴才崇厚于十月二十九日,由津启程驰赴营口,详加访察地方民情政务利弊,督同成林悉心考究不厌转详,当此设官之始,创办之初以整饬地方为第一要务,地方治理必须专以责成

经总理衙门大臣奕奏请,将军和府尹等大臣议覆,通商大臣崇厚亲往营口考察,清穆宗准“裁撤山海关监督,改设海关道员,专以旗员补放”[8]345。同年十二月,崇厚又奏称:奉省改设道员为初创,为更有效的治理营口,维护地区稳定,“应请加衔”,穆宗“准其照福建台湾道例,赏加按察使衔,以符体制”[8]436。至此,奉锦山海关兵备道设立兼有按察使衔。

营口自开埠通商后,海关税收既复杂又繁重,奉锦山海关道设立后,驻扎营口。奉锦山海关道既征收原山海关监督管理山海关所辖水旱码头30余处的税务,又负责征收直隶奉天等处口岸和金州厅、岫岩城、复州、海城县和盖平县5处沿海地方的常税和洋税,同时还办理营口地区的一切对外交涉事宜。奉锦山海关道虽然是海关道,为清朝直属的专业机构,不属于营口地方行政建置,但其设立使得营口职官职权专一化,办事效率提高,同时,为治理营口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促进了营口的稳定和海外贸易的发展。

()营口海防同知的设立

同治元年(1862),营口开埠,清廷于同治五年(1866)在营口设立奉锦山海关道,将原先在营口设立的洋枪队归奉锦山海关道管理,操练军队以维护地方稳定,奉锦山海关道的设立缓解了营口混乱的局面,维护了营口的社会稳定。但是,奉锦山海关道的设立仅解决了陆地上混乱的局面,对于营口海面治安问题并没有作出妥善的处理。因此,维护营口海疆稳定迫在眉睫。

随着营口海运的繁盛,海面不断有盗船抢劫和勒索海面船只,此现象严重影响了营口海上贸易的发展。同治五年(1866)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恭亲王奕等奏:“在营口添设洋枪队五百名,仿照海口练兵之例,专为防护营口之用,与奉省地方原有各营,绝不相涉。归驻扎营口之员统带调拨,方能便捷。”[7]122-123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中国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辟了一批通商口岸,外国人在中国海面行驶的船只越来越多。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营口成为东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英国人伺机窥探营口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欲求开辟新的通商口岸,以便掠夺原材料和商品市场。咸丰八年(1858)八月二十七日,奉天没沟营河口停泊有艇船一只,载有夷人多名,经询问为往朝鲜贸易,遇风阻进口,经盛京将军玉明饬令防守尉、知县督带兵勇防堵,不令该夷人登船,并调盖州官兵协防,致使夷船驶去[4]1089。夷人借避风停泊时,上桅瞭望,难保不窥伺地方虚实,清廷谕令:“以后傥再有夷船进口,仍著玉明等派员善为开导,毋启衅端,并严禁接济食物,令其迅速驶回。”[4]1089文宗认为:“其锦州、金州沿海各口,亦须一体严防,没沟营既经该夷窥伺,应如何加意布置,以备不虞,海口要隘,固宜扼守,口内陆地,亦应密为设防,毋稍梳懈。”[4]1179-1180同治元年(1862),营口依照条约开埠通商,前往经商的人络绎不绝,外商船只也逐渐增多,海上贸易的安全问题未能彻底解决。

自系为营口五方杂处,不许有地方官就近弹压,为该两县轮流值班,彼来此往,系暂时权宜之计,奴才再四筹思,拟请添设同知一员管理海防抚民等事,一切制度即可仿照道光年间,天津添设海防同知成案办理,责令稽查海口弹压地方,即可作为该道首厅,以符体制,司将来公事有定章或会令该两厅免其值班,应由该道随时查看情形,详请将军、府尹奏明办理,如此则营口一隅之地,文武各有专司,皆可随同道员向助为理

总理各国衙门大臣奕奏请在营口设立500名洋枪队,专以维护营口治安稳定,归新设的奉锦山海关道统带,并任命盖州城守尉管带为练兵营使翼长,专管练操之责,海城和盖平两县,应令其轮流在营口值班,以供臂助。但是,奉锦山海关道主要是负责地方行政及征收税课和处理对外交涉事务,对于营口海疆安全力不从心,同治五年(1866)十一月初六,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请欲新设营口海防厅同知一事,维护营口海疆治安,其奏如下:

同年十一月,经崇厚和总理衙门大臣议覆,清穆宗同意奏请,在“奉天增设营口海防同知一缺”[8]406。营口海防同知作为奉天府的一个派出机构,主要负责维护营口通商口岸的海疆秩序,抓捕盗船和贼匪,防止盗船勒索海面商船。营口海防同知设立后,营口地区的文武官员各司其职,职权更加专一化,为营口开埠通商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局面,同时也为奉锦山海关道治理营口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并为近代营口独立地方行政建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治五年(1866),在营口设立奉锦山海关道和营口海防同知两个官职,既顺应了历史的发展,又迎合了营口开埠通商局面的需要,并促使营口地方基层建置不断完善,为光绪朝在东北的官制改革奠定了基础,也为日后营口独立的地方行政定制奠定了基础。

制造业集聚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的动因和集聚效应存在差异,在探讨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本文采用分行业分析的实证策略:(1)分别检验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非线性关系; (2)引入制造业集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技术创新的交互项,分析其交互作用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建立模型 (1)~(4),具体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三、官制改革与营口地方行政建置之定制

因营口开埠通商,清穆宗在营口设立了奉锦山海关道和营口海防厅同知,随着清末新政和东北行省建置的推行,奉天改革地方基层官制,裁撤了营口海防厅同知,并改奉锦山海关道为锦新营口兵备道,同时,在营口设立了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营口直隶厅。

在未开埠通商之前,“营口为海城、盖平分辖、以老爷阁为界、东属盖平、西属海城、南省则总称之为牛庄”[3],归海盖两县分属,地界较复杂,经商冲突事件时常发生,沿海秩序较为混乱。咸丰十年(1860),兵部尚书兼通商大臣崇厚奏请,派山海关监督前往处理营口事务。文宗允准,经山海关监督福瑞的治理,营口局面暂时稳定。同治元年(1862),营口正式开埠通商后,经济发展步伐迅速加快,海运码头的往来船只和货船越来越多,众多的国外商人汇聚在此,商贾成份日渐复杂,码头的工人闲时开始聚众赌博,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破。开埠通商后外交事宜增多,政务也日渐繁重,山海关监督既要征收常洋两税,又要处理诸多华洋交涉事宜,加之山海关监督官阶小,与洋人交涉时职小权轻,无管辖地方之责,上下呼应不灵,办事不得力。同治四年(1865),盛京将军崇厚奏请:“将海盖两县值班尉县归山海关监督节制,并将山海关监督成林留任一年,以资清理。”[7]108-109然而,山海关监督系专管山海关的税务之员,并非营口地方官员,节制管理虽然可以暂时掣肘,但日久事繁,办理事务易失当,一切均属无益;加之清后期东北地区马贼日益猖獗,频频侵扰,海盗嚣张大肆抢劫财物,大案要案累积越来越多,营口地区又吏治混乱,社会治安问题极其严峻。据此,总理各国衙门大臣奕于同治五年(1866)八月十三日,奏请裁撤山海关监督,改设奉锦山海关道于营口,其奏折如下:

“顺治初年,清朝在盛京设立将军、内务府和盛京五部,形成一套旗署管理体制,到顺治十年,随着移民招垦令的实行,设立奉天府尹,增添各州县,实行了民署管理体制。”[9]清朝在东北实行了旗民二元管理体制,“旗署与民署各自为政、互不统属,有利于清初东北地区旗民杂处的现状,同时也稳定东北边疆”[10]。清末,随着国内外局势的发展,原先的旗民二元体制已明显不适应东北的发展,加之1904年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为巩固东三省安全,对东北进行官制改革已迫在眉睫。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任命徐世昌为盛京将军,加紧对东北官制进行改革。次年,东三行省建置正式施行,将盛京将军改为东三省总督,裁撤吉林和黑龙江将军,改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为行省制,同时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认为东北官制改革尤为重要,应率先进行职官改革,由于奉天为陪都之地,其行省建置后的官制改革应以奉天为先。同年,奉天官制进行改革,主要分为3个方面,首先对省级行政官制改革,其次是司法官制改革和地方行政官制改革。宣统元年(1909)三月,徐世昌奏称:“奉省通商各埠,以营口为繁,该部西邻渤海,东据辽河,北接南满铁路,西连京奉铁道,舟船四达,中外商民云集,诉讼烦难,拟在营口设立地方审判一厅,初级审判一厅,并附设营口检察厅。”[11]852随后在地方官制改革中,因奉天改为行省制,营口又设立检查厅和审判厅,奉锦山海关道的按察使衔则有名无实,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请“改奉锦山海关道为锦新营口分巡兵备道,仍驻营口”[11]859

随着帝国主义不断侵占中国市场,咸丰后期,英国人开始把侵略视角转向中国东北,营口又是当时东北最重要的出海口和经济战略要地,地处海滨,位于辽河下游入海口,是东三省的海上交通要道和军事要塞之地,航运和商业贸易发达,南北商人慕名而来,商民货船荟萃,商贸市场广阔,适于港口建设,易于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材料。鉴于以上几点,英国人要求开埠营口为通商口岸。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二十三,山海关监督福瑞接到朝廷谕旨,命其前往营口会见英国领事密迪乐商议开埠通商事宜。“英国领事官密迪乐驾驶轮船前往营口考察,经过长期考察后,密迪勒认为营口地理位置优越,商船货物云集,经贸发达,易于开埠通商,并与清政府商议,营口为开埠通商口。”[6]2同治元年(1862),营口正式开埠通商。从此,营口成为中国东北的第一个对外开埠的通商口岸。

沈家大院一夜之间已然化为一片灰烬。沈老七蹲在热呼的废墟上骂道:老子日你八辈的祖宗。大火烧了房子和银票,且搭上了三房太太,沈老七也因此大病了一场。这时的沈小小不得不去张满春家暂住。沈小小经历了这场劫难后,变得沉默木讷。她是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让大火烧死的,那可怕的场景时常在她眼前晃悠。每逢此时,她就会指着远处的田野说,火,火,火在烧我娘。张满春每听到,就会过来抱着她的头,轻抚她的秀发说,小小,那不是火,是庄稼,是能打出好多粮食来的庄稼。

营口改为直隶厅。奉省商埠,以营口为最,轮轨四通。该埠分属海城、盖平。自开口岸以来,只有海防同知,藉资弹压,近年各国领事会集,交涉分繁,及厅设立审判厅,以为收回法权地步。惟该埠虽驻有海关一道,而与民未观,又分隶海城、盖平两县,而距营皆远,臣拟改海防厅为直隶厅,不但新政便于设施,且法官亦无虞孤立,司法行政相辅而行,裨益地方,良非浅鲜[11]854

营口开埠后,中外商船渐增,为加强沿海口岸治理,保障营口等沿海地区税务的征收和维护海疆治安稳定,清政府着力完善营口地方基层建置,于同治五年(1866),在营口分别设立了奉锦山海关道和营口海防厅同知。

1.1一般资料选取2017年9月至2018年2月来我院接受治疗的心肌梗死所致心率失常患者98例为研究对象,随机进行分组。其中观察组50例,年龄42-74岁,病程不等,文化程度接受高等教育的22例,初高中学历的10例,无教育经历的18例;观察组48例,年龄40-73岁,病程不等,文化程度接受高等教育的20例,初高中学历的20例,无教育经历的10例。经检验,患者上述资料无统计学差异。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本研究,听从研究人员安排。所有患者为符合心肌梗死所致心率失常的诊断标准。

清初,清政府规定没沟营(营口)由海城县和盖州县来管理。随着辽东招垦令的推行,营口地区得以开发。清中叶,辽河上游河道淤积,河道4次改迁至营口,这极大地促进了营口海运的发展,随之商业贸易渐趋繁盛,通商往来的商船也渐渐增多,营口成为当时东北最大的商业贸易港口。《北京条约》签订后,营口成为东北第一个开埠通商口岸,营口的职官设置也经历了从被动官制改革到主动官制改革这一重大过程。同治五年(1866),清朝为管理营口因开埠通商带来的繁重政务,使其职责分明,先后在营口设置了奉锦山海关道和营口海防厅同知,营口摆脱了分属海城县和盖平县共同管理的模式。随着清政府在东北行省建置的推广,宣统元年(1909),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建议裁撤营口海防厅同知,设置营口直隶厅。至此,营口有了自己独立的地方行政建置。200多年来,营口的职官演变经历了由两县共同管辖、山海关监督梳理到设立奉锦山海关道和营口海防厅同知的过程,并最终建立营口直隶厅,其官制的演变贯穿整个清王朝。

① 见单素玉《英国入侵与营口开埠》,《辽宁大学学报》,1995年第二期,第71-74页;张大伟《营口开埠与晚晴辽河流域城镇的发展》,《北方文物》,2004年第四期,第80-84页;张博《营口开埠于晚晴东北商路—一辽河为中心的考察》,《社会科学集刊》,2006年第一期,第163-167页;于阜民、闫海《营口开埠与营口海关》,《北方文物》,2008年第二期,第92-94页;赵长勇《晚清营口海关研究》(1861-1911),辽宁大学硕士论文,2015年5月。

② (民国)《营口县志》详细记载了这一迁移过程:“辽河自三岔河口,迤经西大沟、剪子口、八棵树、西枝津东出,又西南经赏军台,西枝津绕清淮子之东与南枝西来汇,又西南经湖沟,沿西又南迤,经田庄台南,又南经蛤蝌河西,又屈曲东流经鶢川沟,又南析西至营口西南入海。”

③ 奏请裁撤山海关监督改设海关兵备道员事.同治五年八月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624-130;微缩号:333-1056。

综上所述,复习课是英语教学中的重要环节,思维导图在英语复习课中合理的运用,能够让整个教学过程更加规范有序,在加强学生英语复习能力的同时能够提升学生掌握知识的水平,也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提升了教师的教学质量。为了能够更好地去使用思维导图,作为一名专业的教师,应该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努力地提升自己,掌握好有关思维导图的技术水平,帮助学生能够在英语学习方面得到最为全面的发展与进步。

④ 此处牛庄代指营口,具体论述请详参张士尊《也谈“营口代替牛庄开埠”》,《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三期,第16-20页。

⑤ 详见刘碧婵《清代奉锦山海关道考略》,《陇东学院学报》,2017年第四期,第59-62页。

⑥ 奏报察看及筹办改设道员未尽事宜情形事.同治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627-034。

⑦ 奏为遵将山海关改设道员悉心筹画未尽事宜事.同治五年十一月初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3-4771-064;微缩号:349-2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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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营口市史志办公室.营口通史:第1卷[M].沈阳:万卷出版社,2012:398.

[14] 大清宣统政纪[M].北京:中华书局,1985:305.

 
刘碧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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