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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美国长篇小说中的城市空间及人物悲剧命运研究——以《美国悲剧》《了不起的盖茨比》和《教授之屋》为例

更新时间:2009-03-28

从1861年结束内战到20世纪20年代完成现代化,美国经历了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社会转型。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不但影响了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走向,更以势不可挡之势入侵人类的文化与精神领域。作为时代的先觉、先行和先倡者,作家用文学作品书写时代变迁、社会变革与人类思想观念的嬗变。这一时期美国文学界群星璀璨,优秀作品层出不穷,而1925年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继被称为“现代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之父”的西奥多·德莱塞的《美国悲剧》发表后,“爵士时代的代言人”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以及以擅于刻画深邃的精神世界和浓郁的中西部边疆乡村气息而著称的维拉·凯瑟的《教授之屋》等小说相继问世。这些经典至今还熠熠生辉,其光芒不仅源自作家对独特个体生命的安顿,还在于这些作品的精神风貌。目前,国内外关于上述作品的研究较多,但将小说集中放在美国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的研究屈指可数。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以城市中的人为主体、人物悲剧命运为主题及自身经验为主线,通过城市空间这一重要载体,揭示了美国社会转型给人们带来的悲剧命运,并进一步反映出作家对社会转型的反思以及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关怀。

一、城市空间为载体

城市的崛起标志着美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大量工业和商业资源在城市集聚成为城市形态转变的一大例证。20世纪,东部的纽约取代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而在中西部,集中了钢铁、制造和加工等大批重要企业的芝加哥脱颖而出,成为美国第二大城市。城市化引起生活空间的拓展与生活观念的转变,给人们带来了现代化的便捷式享受,成为社会进步的见证。无数充满幻想与希望的人们“满怀激动和好奇,怀着改变自我命运的激情和使命来到城市发展”[1]

“社会价值与意识形态是借助包含道德意识形态因素的地理范畴来发挥影响的。”[2]从乡村到城市或是从西部到东部,不同空间的移动大都以经济利益为动机,并以实现社会阶层的提升为指归。对生存空间的选择成为人们建构自我的方式,而空间也成为作家展示人物活动与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他们尽情泼墨,用自己的画笔描摹大都市的传奇。这里有旅馆、公园和影院,赛马、棒球和高尔夫等娱乐项目更是占据了上层阶级的闲暇生活。《美国悲剧》中,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一幢幢厂房鳞次栉比。格里菲斯巨邸庄严、宁静、肃穆又美丽,如同一座神圣的殿堂。《了不起的盖茨比》里,城市“引人入胜,充满了世界上所有的神秘和瑰丽”[3]69,就连盖茨比门前的草坪都被赋予无限活力。克莱德和尼克等初到城市,无一不被这里的繁华所吸引,城市空间所给予的那种快感令他们激动不已。对克莱德而言,“那一带人们生活多么不寻常,又多么诱人啊”[4]430!“我开始喜欢纽约了,喜欢夜晚那种奔放冒险的情调,喜欢那川流不息的男男女女和往来车辆给应接不暇的眼睛带来的满足。”[3]115“奢华齐聚于此,所有的一切令人炫目或刺激人的欲望。”[5]城市就这样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以它的光怪陆离吸引了无数人想要在这里寻找自己一席之地。而那些已经成为巨贾豪富或是爬到经济阶梯顶端的人仿佛也在频频招手,诱引着后来人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攀到那么高的位子。

经济中心南移在两宋时期极为明显,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当时经济格局变化,也对后世经济态势变化产生一定影响。本次研究中对两宋时期的经济中心南移表现与南移的原因进行分析,同时指出经济中心南移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均反映出我国古代经济发展以及所做出的贡献不可估量。

二、城市中的人为主体

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克朗认为,小说中“对城市地理景观的描述同样表达了对社会和生活的认识”,“不能仅把它当作描述城市生活的资料而忽略它的启发性”[6]。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商业世界暴富的时代,随着传统清教主义奉行的勤俭与节约等思想逐渐被崇尚机遇、发财致富及享受生活的理念所取代,消费主义占据上风。禁酒令的施行,汽车的普及,制造商、广告商以及大众媒体的推波助澜更加速了美国人对习惯与道德的革新进程。商人的地位急剧提升,俨然成为社会的主宰。他们是“美国社会行为规范的最终权威”[7]171,将人们的行为和意识都编进消费文化所构筑的庞大网络里。拥有百万财富才是成功的象征,并会受到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尊敬,住宅、服装以及汽车等商品的占有则是彰显消费者身份、声誉和社会地位的符号。芬奇利的住邸与格里菲斯家毗邻,在豪华住宅区是最新式且最讲究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盖茨比别墅是“诺曼底某市政厅的翻版”;布坎农的房子是“乔治王殖民时代的大厦”。盖茨比不断地向尼克炫耀自己的豪车,其生前众人趋之若鹜与死后门可罗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尽管家境贫穷且囊中羞涩,克莱德对漂亮服装的渴望却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且这种渴望随着克莱德年龄的增长及见识的增多又不断地被拔高至新的层次。《教授之屋》中的罗莎萌,身着富丽堂皇的皮草,买东西“就像拿破仑洗劫意大利宫殿一般”[8]107。这种与众不同的炫耀性消费除了是人们在享受其中悠闲惬意的生活外,更重要的是它背后隐匿的符号价值——实现身份认同,并找到自身存在感。

毛姆说:“金钱就像第六感,没了它你就没法最好地发挥其他五感。”[9]财富的多寡已然成为衡量个人能力、地位甚至价值的标准。《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黛西是令人神魂颠倒的小仙女,追求者无数。在和她约会之初,盖茨比利用自己虚幻的百万家财俘获了她的芳心,并“深切地体会到财富怎样禁锢和保存青春与神秘,体会到一套套衣装怎样使人保持清新,体会到黛西像白银一样皎皎发光,安然高距于穷苦人激烈的生存斗争之上”[3]309。当汤姆以有分量的身材和身价赢得了黛西之后,可以想象盖茨比重访路易斯维尔并踏遍当年自己和黛西曾经走过的轨迹时的黯然伤神。用5年的拼搏努力,盖茨比践行着对爱情的守望。在自认为可以重温旧梦之时,他的别墅彻夜狂欢,只为等来心上人。而和黛西重逢后,盖茨比便把自己房子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按照他所钟爱的眼睛里的反应重新估价”[3]185。当“黛西抱着绣有自己姓名的精美衬衫掩面号啕时,他一定是看到了赢回黛西的生机”。《美国悲剧》中,上层社会的生活图景在克莱德脑海中不断频闪,戴维逊酒店来往的客人及伯父富丽堂皇的生活与自己父母穷愁潦倒的对比刺痛了他的心,也让他“无比清晰地看透了”[4]231自己跟女友罗伯达的关系。通过用讲究的衣着和举止给伯父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克莱德费尽心机在工厂觅得一职位,而格里菲思这个姓氏则让他周旋于罗伯达和桑德拉两个女人之间。和与自己同样贫困的罗伯达相比,桑德拉对克莱德而言是“一尊金光闪闪的女神”[4]445。她不仅美貌,还有令人羡慕的的财富与社会地位。如果说夺回黛西成为盖茨比发迹的动力,那么就地取“财”则让克莱德下定了除掉罗伯达的决心。尽管这种索取很不高雅,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在“人早已成为再也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现实环境的牺牲品”[4]226的时代,又有谁能免俗呢?克莱德从学徒到酒店侍应生再到伯父工厂里的一名底层工,盖茨比刻苦自律的时间安排,罗伯达为了满足家庭的温饱辗转各家工厂……他们曾经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对理想与成功的渴求。然而,裹挟在城市里并在以对财富的追求为己任的人潮中,有谁能独善其身?东部生活的纸醉金迷使尼克深陷其中,欲罢不能;“一身礼服,一双漆皮鞋”的布坎农就能让茉特尔一见倾心;作为汤姆·奥栏的继承人,罗莎萌随心所欲地开豪车、建别墅与购华服,用妹妹的话就是“不停地显摆”[8]55,曾经的爱人“彻底变成化学物质和美元美分”[8]90;目睹了“财富毁了诚实的人”[8]104,父亲圣彼得痛在心里,却又无能为力。城市诱人堕落,围绕金钱和财富所展开的追逐与角斗最终毁灭了人的纯真。

三、人物悲剧命运为主题

1284 Relationship of learning burnou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生存与空间是文学理论研究关注的“核心题域”。谢纳指出,空间具有社会性、历史性与人文性。在空间与文学的关系上,文学是人类“生存境遇的文化表征,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生存问题的关怀,缺少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维度,文学艺术的内在价值与意义必然丧失殆尽”[10]。聚焦城市、以繁华的都市为背景及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成为这一转型时期诸多作家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社会转型不仅冲击着在原经济方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剧变,也带来了利益关系的分化和重组。不同利益主体形成了不同的群体或阶层,且群聚在有限的城市空间里。权利和利益集团的结合使得财富分配在多个层面失衡:强势集团越来越强,弱势群体则进一步底层化。韦格纳指出,空间本身既是一种产物,又是一种力量,反过来会影响、指引和限定人的行为与方式[11]。转型时期,一夜暴富成为可能,但当社会逐步进入稳定时期,阶层的分化与固化就会变得日趋明显。作为既得利益的持有者,不仅旧贵嘲弄着新富,就连新富也时刻提防着毫无社会背景的人企图通过各种方式融入其中。隔开“东卵”和“西卵”的不仅是一弯浅水,还是人们之间的心理距离:布坎农对盖茨比的舞会嗤之以鼻,而盖茨比之流永远也不可能融入布坎农的社交圈中。“在莱柯格斯,贫富界限就像用一把刀子切开,或是用一堵高墙隔开,分得清楚极了。”[4]353转型时期,投机的主要受益者集中在商业中心和富人居住区。远道而来的克莱德被格里菲斯府邸拒之千里,同无数外来者一道租住在贫民区。因为“社会阶层是断断乎非有不可的”[4]192。他们漂泊不定,有的无家可归,甚或被当作社会的“垃圾”。大规模开发和醉生梦死下掩映着“移动的灰谷与成堆的果皮”——他们都是城市过度开发与消耗后的残余。《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静态的灰谷仿佛具有神奇的繁衍能力,荒芜人烟的景象跃然眼前,“一个按钮按两百次”[3]79,这种苦不堪言的重复劳作使人变得同机器并无二异。城市繁华与喧嚣的背后是它的残酷与无情,“意味着文明、进步、创新和现代性,提供给人成功的机会,是实现梦想的地方”[12]的城市处处听闻的是绝望的呼喊。克莱德、盖茨比和尼克等人不过是机缘巧合地登上台前并率先在观念和行为上完成向现代大众消费社会的转变罢了。而大多数人只是城市这个大舞台的傀儡,根本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自己的生活甚至是生存下去。他们在城市中追求、奋斗与浮沉,一番挣扎后换来的却是深深的绝望,最终或昙花一现或走向死亡,消弭于城市的熔炉中。

四、作家自身经验为主线

安德烈·莫洛亚认为,“美国小说都是悲剧性的。它表现了那种把美国人的梦幻和残酷的现实截然分开的深渊,表现了人们在领会到存在着这道鸿沟后的那种绝望情绪”[13]。作家们所生活的年代,正值由生产主导型社会向消费主导型社会转型,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浮华的时代”。社会转型的主体是人,而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个体追求价值、创造价值并拥有价值的活动。时代的巨大落差最能彰显出人性的复杂与深刻,时代给予人无限欲望,而在对欲望的追逐中,是价值的迷失和灵魂的泯灭,财富恰是这一深刻转化的核心。“都市空间作为现代生存体验的基本形式,决定了都市人的生存空间体验,同时也决定着文学艺术家的生存空间体验。”[14]作家绝不是孤立地生存在人世间,相反,作为时代大潮中的一员,周遭的人和事甚或自己都是创作的素材和源泉。目睹社会的黑暗,亲身经历并体验了城市的发展以及社会底层人物身处其中奋斗、挣扎与堕落的过程,德莱塞及家人的经历在《美国悲剧》中随处可见;《了不起的盖茨比》里,“那些纸醉金迷、嗜酒如命、享受着年轻、财富和成功,同时又不得不为之付出代价的人”[15]正是菲茨杰拉德自身生活的真实写照;《教授之屋》中,圣彼得是凯瑟的代言人。厌倦了现世的种种纷扰,淳朴的方山才是人们在城市无止境的金钱角逐中身心俱疲后的寄居地。而这里,也终将逝去,成为记忆!这些具有深刻洞察力的作家将个人生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有机结合,敏锐地觉察到社会变化带给人们的灾难并感同身受其中人物的悲苦命运。作品中所充斥的物欲横流和情感膨胀给人们带来的不是欢乐和充实,而是精神的空虚、焦虑、恐惧以及道德的沦丧。虽说德莱塞发出了“要是一个人得到了整个世界却丧失了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用”[4]233之问,但“魔鬼诱惑和追逐(我们)所有的凡夫俗子”[4]231,在这种自觉或不自觉被同化的过程中无法自拔。盖茨比被杀,克莱德杀人,圣彼得自杀未遂。无论“正义”是否得到伸张,都未能让人感到丝毫快慰。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也发现很难找到能满足“展现美国健康的生活状态,展现美国方式与状态中的最高标准”的作品。因此,为了能完成评选,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不得不对获奖条件进行修改,使之变为“好像美国总体的生活状态,展现美国方式与状态”[7]171

文章合为时而著。描述一个时代的来龙去脉,是史学的功夫;抽象一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则是文学的企图。只有用文学观察方法深入时代的精神深处,才能获取时代的灵魂瑰宝[16]。不管作者意识到与否,这些作品无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时代深刻地影响了这些作家,为其创作共性的形成提供可能,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不同创作个体笔下又各有千秋。城市空间就是他们展现人物日常活动、刻画人物悲剧命运以及揭示美国社会转型危机的重要载体。遥远时代的依稀光影、芸芸众生的诸相百态与聚散沉浮夹杂其间,使得人们通过文学作品就能领会这一时期的精神风貌。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学作品已经成为传达恒久价值的历史见证,从而突显出文学作品记录历史发展这一不可或缺的作用。作品中充斥着对社会的不满,而批判的意图则来自于向善向美的心灵,越是经历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其经典价值越是日益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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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01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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