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杜甫《饮中八仙歌》人物与形式结构艺术

作为现实主义诗人，诗圣杜甫创作的千余首诗歌真实记录了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进程，而《饮中八仙歌》是极具独特意义的一首。程千帆认为，该诗是杜甫进入长安后稍晚时期所作[1]。此时正是唐王朝由盛世而至衰落的过渡期，表面似乎仍处盛世，但实际社会政治状况已逐渐混乱，朝局的黑暗腐败也日渐显现。据相关史料记载，诗中描述的八仙均大致生活于这一时期。杜甫选择身份与经历不尽相同的8位“饮中仙”作为在混乱时局中挣扎求生的世人代表，表现出普通世人对时局的态度，更反映了诗人在这一特殊时期情感精神的变化历程。因此，八仙在人物构成、顺序结构与空间结构3方面都有深刻的涵义。

一、八仙之典型涵义

“八仙”是汉晋时神仙家所虚设的仙人传说，现存较早的记载为后汉牟融的《理惑论》，仅言及王乔与赤松两人，此后众多典籍对八仙人物构成的说法不甚统一，而杜甫所描写的八仙与当时的说法也有出入。杜甫笔下的8位“饮中仙”大体涵盖了封建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反映了当时混乱的社会政治状况，具有深刻的涵义。

八仙中，汝阳王李琎、李适之和崔宗之均出身贵族，是上层阶级的代表。汝阳王李琎之父李宪本为睿宗长子，因将太子之位让于李隆基而得以善终，但李琎的身份却极为尴尬和危险。他因出身高、才华博及交游广，且是“天人”之相[2]61，故被权势阶层所忌惮。幸运的是，汝阳王及时看清自身危险的处境，为人极其“谨洁”[3]3599，即才华不外现且处世不高显。此外，他纵情嗜酒，以“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麯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2]82的狂放态度向掌权者表明自己对政治毫无野心。表面上看，这是他在看透危险处境与昏暗世态后的反应，然则是其只得醉后宣泄的自我保护之举与遭环境所迫的无奈选择。“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世贤”所指即恒山王李承乾之孙李适之，他嗜酒爱饮但才干颇高：“夜则宴赏，昼决公务，庭无留事。”[4]3101-3102官至左相，却因“性简率”[4]3101-3102而为奸臣排挤与迫害，最终被迫服毒自尽。李适之的嗜酒爱饮最初是出于对酒的喜爱，但后来却是在历经官位升降与贵贱交替后，看透时局险恶而走向以酒自遣之路。政治与文学才华皆备的李适之，看清世态却为时已晚，只得以悲剧收场，杜甫化用其罢相后“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4]3101-3102的诗句表达了对他的同情与惋惜。崔宗之承袭父亲崔日用的齐国公之位，又颇具文才，故性格中有世家少年的傲气，甚至在谪官金陵后仍与李白乘舟夜游[4]5053。但是，这种潇洒恣意的性格在当时的官场使其不可能受到重视和实现政治抱负。因此，崔宗之“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以少年意气与潇洒态度不屑尘世，白眼苍天权贵，意欲临风超脱凡俗，表现出对权贵凡俗的鄙视与内心的寂寞，也隐含告别之意。汝阳王李琎、李适之和崔宗之均身份甚贵且才干颇高，但在封建皇权统治之下，仍避免不了借酒自遣的悲剧性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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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中，贺知章和李白因文才高绝而在当时文坛获得极高的赞誉与地位，且均曾任职高位。由此可见，他们是代表中层阶级的官场文人。贺知章是地位极高的文坛前辈，政治成就不甚突出，但却是八仙中唯一一位任职高位后自求退场并被优待的。他“性旷夷”且“晚节尤诞放”[3]5606-5607，亦有敏锐谨慎、不得志而隐忍不发的一面。但是，这种失意的情绪并不沉重：“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醉酒后如此轻松惬意的神态，正如其告病还乡之举，是在看透官场世态的混乱黑暗，心中失望而选择故作轻松的逃避。李白是典型的以文才为官并于诗中寄托理想的文人。“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功名事业的向往以及对物质享受的喜爱，但同时又不屑谄媚世俗权贵，只能于醉酒时道出心中所愿。由此可见，李白并不如贺知章般消极逃避，而是以“醉”中之语显示出其反抗之意。贺、李两人代表的是属于中层阶级的官吏，他们意识到朝局不安，却因文人风骨而不屑流于其中，不同的性格与境遇使他们作出不同的选择。

前人多认为《饮中八仙歌》为“创格”[6]141，因诗中八仙各成一章，且各章之间互不影响，前后相连构成一首完整的诗歌。虽前文论证8章之间是按照一定的情感变化铺展开来，但并非毫无联系。不可否认，杜甫打破了古典诗歌以时空为线建构全篇的传统，以一种独特的空间艺术方式结构该诗。对于这种独特的空间结构方式前人早有论及，大都与画作有关。清人汪灏曾言：“武进钱同年亮功名世云：八仙，当时必有绘之为图者，公题于图上，如主客诗耳。松江周前辈策铭彝，亦主题画之说。”[6]142在当时就有与该诗相关画作出现的说法，虽没有得到印证，但后人的确曾多次以该诗为蓝本作画。然画作虽多，效仿《饮中八仙歌》结构创作的诗歌却甚少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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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仙之顺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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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的顺序结构是依次由看清世态自主逃避到遭受迫害选择独立世外而不得，最后终于得以反抗世俗与精神清醒的过程。这一系列的变化是八仙无奈醉酒而狂的姿态，更是杜甫由迷茫至开始觉醒的变化历程。诗中第八仙焦遂完成的仅是醉后精神与理想上的清醒，但真正现实的清醒不是由沉醉的八仙来完成的，而是由诗人自己来完成的。所以说，诗人真正的描写意图是在饮酒狂醉的八仙之后，将自己作为于现实中真正清醒的“第九仙”出现，以此警醒自己并唤醒世人，这也是杜甫开始正视混乱时局的标志。

从内容上看，《饮中八仙歌》中八仙的出身可大致涵盖当时社会的整体情况；从形式上看，八仙各自独立成章，且前人大都认为各章间除重韵外联系不大。清代夏力恕曾云：“题以八仙而首知章者，知章请度为道士，则有仙意，饮而落井以眠，入水不濡，果仙术欤？于是类举之：若郡王，若宰相，若少年，若禅客，白之诗，旭之书，遂之谈，皆因酒而得仙意。”[6]142细究其说，此论甚为不妥，原因有二：其一，这一观点先阐明杜甫以贺知章开首的原因，后言其余7人皆为“类举”，对后七仙的解释并未深入。其二，对于“有仙意”一说，李白应是比贺知章更为恰当的人选，他在当时即以“谪仙人”和酒仙闻名，也是诗中唯一一位明用“仙”字的人物，再加上杜甫对李白的深厚感情，诗人选择李白作为“第一仙”似乎更为合适。程千帆也认为各章之间关系不大，该诗是杜甫对八仙的客观记录，并将其关系表述为“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然而，这8章之间表面看联系不深，但杜甫对八仙的描述顺序暗含深意，相互之间不仅靠醉酒与重韵来联结，且杜甫与八仙的关系也不仅是“醒”与“醉”的关系。在诗中，杜甫罕见地以画面般的方式客观记录了八仙醉酒后的狂态，隐含当时社会的真实状况。因此，其中必然带有杜甫情感的印记，是主客观的融合，具有更深层次的涵义。

贺知章、汝阳王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及焦遂均因醉酒而狂，耽于醉乡不愿醒来。综合八仙生平经历与诗中的描写，杜甫对他们的感情态度同中有异，起伏变化。八仙中的第一位贺知章，醉后“骑马若船，言醉中自得；眼花落井，言醉后忘躯”[2]81，表现出一种安稳甚至是悠然享受的姿态。贺知章的政治成就不大，但因身居高位，浸淫官场多年也必然看透朝政时局，但又找不到自处之道。所以，他在心情复杂且担忧迷茫之下只得以酒自遣，醉酒之后又逍遥安乐于醉乡之中。贺知章代表了杜甫前期甚至是当时一般世人的状态：对现状不甚满足，迷茫不得意时只得借酒以避。故此时诗人的情感状态还是比较轻松的。第二位是出身皇族的汝阳王李琎。他清楚朝局真实状况，但因身份特殊不能任职其中却又脱身不得，故也选择了消极逃避。李琎对朝政时局有一定的责任心，又有为国尽忠的才学能力，但却不得施展抱负，为保自身万全只得以醉逃避，甚至通过对酒的狂热急切向统治者表示自己对政治毫无野心的态度。再则，杜甫困守长安之时曾得李琎之助，且在其去世之后因“交情厚”而作《八哀诗》以悼[7]。由此可见，诗人对汝阳王李琎是一种感激却又惋惜的态度，而诗中“道逢麯车口流涎”的狂态则暗示出诗人心中的沉痛之意。第三位宗室之后李适之得到朝廷重用官至左相，仕途比较顺畅。但后来遭李林甫陷害被罢相，经官场沉浮后看透世情，虽沉醉酒中却不得保全，终服毒而死。故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化用李适之的“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一句，以悲痛的心绪表现出对其悲剧的同情与惋惜。陷害李适之的李林甫曾于天宝六载(747年)主持科举考试，因嫉贤妒能造成当年应试文人皆不第，杜甫便是其一[8]。杜甫与李适之皆为奸臣擅权的受害者，两人的相同遭遇使杜甫对李适之更添同病相怜之感，悲愤之情愈加沉重。崔宗之作为第四仙以高门少年的姿态出现。他敢于蔑视青天，傲立凡俗，显出不屈于世的骄傲态度。第五仙苏晋的反抗表现得更为突出。他放弃凡俗入禅，又违反戒规醉酒，辗转于禅和酒之间却仍逃不出尘世的拘束与压迫。崔宗之和苏晋两人藐视权贵与超脱凡俗的选择仍不能淡化诗人心中的郁结悲痛，于是，杜甫推出自己最尊敬的前辈李白，以其“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不屈于世俗权贵与放弃高官厚禄的行为表现出自己心中的反抗情绪。最后，张旭和焦遂两人在醉乡中打破日常藩篱，显出“清醒”时所达不到的惊人才华，表面沉醉，实质上愈加清醒。而以醉后才华方显且语惊四座的焦遂结尾，则暗示诗人已由迷茫中完全清醒过来，更暗含其唤醒世人之意。

三、八仙之空间结构

八仙中，苏晋、张旭和焦遂3人身份不显，或曾短暂为官后遁入空门，或以书法为重，或仅在文学作品中以隐士形象出现。因此，这3人是八仙中平民阶层的代表。苏晋在少时便以文才知名，中进士举官，仕途平顺，而后却选择了遁入空门。但他又没有完全遵守佛门清规，在长斋佛前的同时，又“醉中往往爱逃禅”。由此可见，苏晋出家并不是因看破红尘，而是“参透”世态之后的逃避之举，既可由凡世逃入佛家，又可由坐禅逃入醉乡。归根结底，禅与酒均是苏晋逃避世事的借口或寄托，隐含了他对混乱时局的无奈。苏晋代表当时部分逃避世外之人，他们面对混乱时局无力抗争，只得选择逃避。有关张旭的史实记载较少，其短暂为官的经历更是寥寥，多是其作为草圣的传奇。他酒后狂书并号呼：“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见争道得笔法之意，看舞剑悟草书之神[5]，张旭一生都为草书如癫如狂。其书法的特点是突破常规，不可端倪，而草书更是他精神思想的外化。他虽为一介平民，在混乱世事中却有打破藩篱与藐视权贵的勇气。关于焦遂的史料记载也甚少，“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阔论惊四筵”。可见焦遂平时不甚出彩，只有在豪饮醉酒之后方才显示出卓尔超人之态与高谈雄论之能。醉后的不凡姿态与不驯态度是平民的反抗。与前两类人物相比，平民之身的苏晋、张旭和焦遂尤其是后两人的反抗勇气更加突显，诗人寄托的情感也更强。因为，这3人更加广泛地代表了混乱时局中民众的心态与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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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古典诗歌多以同一空间中时间的推移或空间方位的转换来完成时空的建构，故诗作都在一个完整的时空中呈现出来。但杜甫却打破了这个传统，以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创作《饮中八仙歌》。诗中描写的八仙以迥异的醉态分别构建了8个独立且互不影响的完整空间，而后诗人再以醉酒的共同主题与逐渐变化的情感状态为主线，将这8个时空逐次排列并铺展开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宏大的空间。因此，该诗既如一幅“八仙醉酒”的画作清晰明了，又立体完整，充分表现出杜甫面对盛世时局由迷茫沉醉而至逐渐觉醒的过程。由此可见，该诗是杜甫唯一一首因创作难与要求高使得后人难以模仿得当的优秀之作。

从全诗的内容看，诗人以超脱尘世之外的视角观察诗作中8个完整的小空间画面，由此才能够客观完整地展现全景。所以，诗人是不存在于画面之中的。但是，杜甫在客观记录空间世界以及构建诗作的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态度，以情感精神为主线将8个空间组合构建为一个完整的“饮中仙”世界。故整首诗中八仙“由醉至醒，似醉更醒”的排列顺序，则暗示了诗人自己由迷茫至清醒的情感状态。八仙是痛于清醒而沉醉麻痹的世人代表，杜甫则是在以超脱世外的旁观视角记录八仙和沉醉的世界，他自己更是身处沉醉之世但精神已开始觉醒。所以，杜甫在诗中以他人的沉醉与疯狂来提醒和告诫自己。如此，诗歌中暗含诗人杜甫超脱于八仙之外的身影，使自己成为全诗情感之中无处不在的第九位仙人。

《饮中八仙歌》中杜甫所选取的八仙可大致包含封建社会的整体情况，整首诗不仅隐含诗人由迷茫沉痛至清醒的过程，更是盛世之下世人的状态与反抗觉醒的先兆。诗人以旁观的视角客观记录八仙的醉态，创作出8个相互独立的小空间，而后融入自身情感使其组合连缀成一个大空间，由此所创作出的联章诗歌在古典诗歌史上极其罕见，也是杜甫进行艺术手法创新的一大例证。诗人作为“第九仙”隐含诗歌之中，是其面对混乱时局开始觉醒并开启现实主义的证明。所以，《饮中八仙歌》是诗人杜甫在长安经历朝政时局的混乱之后，终于由之前的迷茫混乱而开始清醒的标志。

参考文献：

[1] 程千帆.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杜甫《饮中八仙歌》札记[J].中国社会科学，1984(5)：154.

[2] 杜甫，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 宋祁，欧阳修，范镇，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 刘昫，赵莹.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 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3：1595.

[6] 萧涤非.杜甫全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

[7] 杜甫，王嗣奭.杜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237.

[8] 莫砺锋.杜甫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