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汤亭亭、谭恩美和任璧莲小说的中国文化书写策略变迁

20世纪60年代，美国出现反传统、反权威的后现代思潮，即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亚裔运动、反对越战和多元文化主义运动，这为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及繁荣提供了思想源泉。深受这股思潮影响的作家有汤亭亭、谭恩美、任碧莲等人。这三位作家分别是美国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在华裔美国文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代表作家。她们都拥有中美两种文化的身份。她们的作品都从不同角度诠释了中国文化。这三位作家作为华裔美国文学的代表作家，对中国文化的书写可谓情有独钟，然而她们对中国文化的书写策略和风格却大相径庭。具体地说就是：汤亭亭充分考虑到了西方读者的文化身份，通过改写中国文化中的古典文学名著《封神演义》《水浒传》和历史传说故事“花木兰”等，用美国文化表达自己的文化身份，表达华裔女性挑战美国主流社会歧视的决心。谭恩美则没有一味迎合美国读者的需求而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间传说的误读，来主动搭建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最终赢得美国主流文化读者的认同，有效地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但她创作时喜欢用美式思维来解读中国，虽然充分考虑到了西方读者的文化心理需求，却不利于中国文化光辉形象的真实展现。任璧莲则通过多种族、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组成的特殊美国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体现一定的中国文化因素如道德观、伦理观，突破性地强调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一改华人昔日的劣势地位，创新性地树立了华人和他们在“全新的美国家庭”的主导地位，颂扬了中国文化。这三位作家对中国文化的书写策略，不仅基于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而且也与她们各自的身份认同和社会立场息息相关。

3月28日整地，清除枯枝杂草，做到地平、土碎、无根茬、无残膜。4月1日铺膜。播前种子用清水浸泡6～8 h让其充分吸水，保证出苗。播种期试验分别于5月1日、5月11日、5月21日和6月4日定苗。密度试验均为5月1日定苗，拔除病弱苗或过大过小株，每穴保留1株。整个生育期中耕除草3次，第1次4月25日，第2次6月8日，第3次6月28日，结合中耕培土防止倒伏。播种前覆膜时施复合肥（12-18-15）300 kg/hm2，配施尿素 150 kg/hm2，浇头水时追施尿素150 kg/hm2，施肥量及施肥比例参照贾洪涛等[6]研究结果。

一、汤亭亭——改写的策略

汤亭亭(1940-)出生于一个重男轻女的华裔家庭，被誉为“亚裔写作先驱”。她从小接受美国教育，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出名前她并未来过中国，对中国的了解都来自几本英译小说、美国传媒和母亲的叙述。她从小疏离中国文化，使其在中美两种文化边缘徘徊，经常备感迷茫和痛苦。由于时代和身份的局限性，汤亭亭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为了迎合美国读者的需求去改写中国文化。她擅长在小说中将中国文化中的古典文学名著和历史传说故事改编成西方读者所认同的版本。 她的作品是美国文化语境下新的文化形式。汤亭亭通过这种改写策略，一方面迎合了美国读者的审美认同需求，另一方面也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文化在异域的传播。

根据私募通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2016年1～11月，中国并购市场共完成交易2904起，披露金额的并购案例总计2256起，共涉及交易金额13392.16亿元，同比上升37.19%，平均并购金额为5.94亿元。其中物流企业并购案例41起，并购金额达519.56亿元。另一组数据则显示，2006年至2014年间，中国物流企业共发生收购并购664起。笔者虽然没有找到2017年的确切数字，但是从物流行业的相关协会那里得知，这两年物流行业的并购案例以及并购金额比往年只多不少。

专利法中的使用环境特征 ......................................胡 波 05.60

卡内基的形象体现了第二代在中美两种文化博弈中生存的迷茫。他从小追求美国文化的认同，但是一直被边缘化。为更好融入主流社会，他甚至不惜疏离以至摒弃自己的民族文化，迎娶了白人妻子。白人妻子和巨额财富是他面临种族主义者挑衅时引以为傲的资本；然而他被迫接受黄妈妈给予的中国文化身份，但他对中国文化的涉猎凤毛麟角。正如蒲若茜所说，他们处于被双重“他者化”的尴尬境地[6]。黄妈妈的去世给他带来深切的文化失根心理。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字和中国诗歌，华人保姆林兰的到来，加剧了他的身份焦虑心理和婚姻危机。他夹在林兰和白人妻子之间，难以抉择。作者通过这喻指华裔徘徊在中美文化边缘，倍感困惑。最后，他发现自己真正在意的是妻子布朗蒂，他更多地还是倾向美国文化。小说最后揭晓，林兰是黄妈妈的亲生女儿，卡内基只是养子。卡内基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种种变故，深受刺激，心脏病发作并进行手术。此时，全家人放下了不同族裔、不同文化身份的冲突和偏见，齐聚在手术室外为他祈祷。他手术后苏醒，象征了他从文化危机中复活，他的文化背景构成中，显然美国文化占有更多比例，但他不忘从中国文化中获得力量。

谭恩美的《灶神之妻》通过对中国文化中“灶神”传说的有意误读，书写了女性打破沉默、离家出走、冲破从一而终的价值观，再现了中国移民顽强的意志和中国文化不衰的魅力。该小说迎合了西方读者猎奇的心理，推动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灶神之妻》以灶神为原型，刻画了另一个版本的灶神“文福”。在中国民间神话中，灶神的传说之一是张单。张氏事业有成，生意兴隆，发达后抛弃了勤俭持家、照顾老人的原配丁香，另觅新欢海棠。后来他和海棠散尽家产后沦为乞丐。有一年他讨饭竟然到了原配妻子家，面对丁香，他悔恨交加，躲进灶台，不料竟被烧成了灰烬。玉帝念他知错就改，于是封他为灶神，掌管赐福大权。民间年年祭祀灶神，希望他能保平安、赐福。这反映了几千年来男尊女卑的家庭关系：男性犯了再大的错误，都可以得到包容，甚至还被嘉奖；女人唯有隐忍、包涵。谭恩美为了迎合西方读者猎奇的心理，对中国民间神话中的灶神进行了有意误读和曲解。文福没有和灶神一样成为神仙，却在圣诞节时在妻儿围绕下离开人间。他贪得无厌，自私冷酷，对妻子极尽虐待和欺侮，和灶神一样，他没有善待妻子。最后他的妻子也跟灶神之妻一样，以德报怨。文福在家里的地位就如同灶神在普通百姓家中地位一样，手握大权，令人敢怒不敢言，同时性格粗暴、专制。他和妻子雯妮的婚姻始于他和丈人的物质交易。他见利忘情，而丈人可以彻底摆脱这个给他带来羞耻的女儿。数千年封建社会，儒家倡导的“三纲五常”深入人心，男尊女卑思想盛行。小说的故事发生在1949年前的中国社会，男权主义思想严重，妇女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从小接受“三从四德”教育的雯妮不敢怀疑这桩由父亲包办的婚姻，和灶神之妻一样，她小心谨慎地伺候丈夫。文福在生活中日益暴露出丑陋不堪的本质。他冒名成为一名飞行员，而缺乏爱国情怀和牺牲精神的他在抗日战争中假装作战，临战脱逃。别人说：“他是个胆小鬼！每次战斗一开始，文福就驾飞机兜圈子，飞到一边去了。”[4]在生活中，他专制霸凌，变态而毫无人性。他随意蹂躏妻子，对她实施性虐待；糟蹋女性，多次导致少女流产；女儿重病时他还打麻将，儿子死后他反而状告妻子对儿子照顾不周。这里，谭恩美是借对文福这个十恶不赦的灶神形象的有意误读，来凸显男权文化对女性的严重摧残。相比之下，雯妮深受读者同情，她也曾对丈夫低眉顺眼。可是，随着女性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苏醒并不断增强，她立誓哪怕付出再大代价，也要摆脱极其不堪的婚姻，获得身心的自由。她坚强不屈，哪怕身陷牢狱也不向文福低头。后来，她在温柔、英语流畅的美籍华人吉米的帮助下赴美，并和文福离婚。吉米的出现是外因，最重要的是她的自我救赎。柔弱的雯妮获得重生，变得坚强、勇敢、自强不息，赴美后，她也独立、自强，各方面都不依赖他人。加之她以中国母亲特有的慈爱温柔去影响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女儿，母女间实现了一定意义的文化认同。雯妮将供奉灶神的祭坛转赠给女儿，并讲述灶神的传说。她鼓励女儿做新时期的女性，自立果敢。

二、谭恩美——误读的策略

谭恩美(1952-)是著名美籍华裔作家，是典型的“香蕉人”。她作为华裔的第二代移民，自幼生活在美国，接受了美国主流文化教育，但也受到来自母亲、家庭和华人社区中国文化的熏陶。她力求找到中美文化交流的契合点，以更成熟理智的态度面对自己的双重文化身份。但她的内心总有一种优越感，习惯俯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也有许多误解和偏差。她常以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看待中国，这就会使她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产生种种误读。另外，作为美国的少数民族，谭恩美对美国的种族歧视深感不满，她常会将中国塑造为文化古国或乌托邦，以此争取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2]谭恩美喜欢根据自己的需要塑造中国形象，误读中国文化。她擅长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间传说等一些老少皆知的中国形象的误读，来主动搭建中美文化交流的桥梁。正如华茜在《东方神秘降服西方文明》中所说：“我们从外国文学中看到了‘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化’，尽管有其扭曲的程度。但本民族的文化被其他民族所窥视和观察是一件好事，这个过程是文化交融汇合的一个重要环节和纽带。”[3]这有利于促进中国文化在美国文化语境中的传播，但她由于受自身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的限制，创作时透过美国的面纱看中国，虽然充分考虑到了西方读者的文化心理需求，但却不利于中国文化光辉形象的真实展现。

《女勇士》是华裔美国文学发展的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裔在美国的社会地位。汤亭亭通过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封神演义》《水浒传》和历史传说故事“花木兰”等的改写，打破了美国人眼中华人的刻板形象。女性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软弱、任人宰割的羔羊，而是具有自立、自强、坚毅、勇敢的高贵品质的人。该小说展示了身处两种文化背景夹缝中的华裔女性在白人为主导的美国社会中，从文化身份认同的困惑到重新建构华裔新文化身份的诉求。它打破了华裔沉默已久的文化失语现象，也反映了白人主流社会中一个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

《灶神之妻》是谭恩美代替“失语”的母亲讲述她曾亲身经历的故事。小说中她用西方人熟悉的商店经理、间谍来有意误读中国民间传说中的灶神，目的就是为了让西方读者能更好理解这个陌生的神仙。小说表达了作者对女性遭受男权文化欺凌的极大不满。

黄家两位亚裔养女温迪和利齐是融合中美文化的第三代移民，也有双重“他者”的尴尬。她们最终在不忘中国文化的同时更多地认同美国文化。她们时常被当作异类——外国人、东方人、领养儿，无法获得“美国人”的认同感。她们在作品中被喻指美国的少数族裔和新移民。她们拥有亚裔血统，但从小接受美国文化教育，在家里父母又用各自文化去影响她们。她们的文化身份在父母不同的族裔身份之间摇摆。她们用古怪的举止吸引父母的注意，释放她们内心对于族裔身份的焦虑。林兰的赴美使她们对中国文化有更深的了解，她给她们讲授了很多中国故事并教她们做中国风筝。林兰帮她们建立文化自信，也赢得了卡内基的青睐。让养女们最失望的是，布朗蒂在悲愤之时，只带贝利一人离家。最后，她们发现布朗蒂才是她们真正意义的母亲，也喻指她们能较好地在中美异质文化间平衡。

三、任璧莲——杂糅的策略

任璧莲(1956-)是处在世纪之交的美国华裔作家。她的作品描写了不同族裔的美国人文化身份的迷惘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她擅长以家庭为切入点，从家庭生活的矛盾冲突中窥视不同人群的行为举止所折射出的杂糅文化。她作品中的人物都不同程度地杂糅了中美两种文化，差别只是不同时期哪种文化所占比重更大而已。任璧莲喜欢在家庭生活的描写时，通过杂糅中、美迥异的家庭教育观、生活方式和道德标准，更客观地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原貌。她摒弃了华裔文学探究两代人、新旧世界之间的矛盾进而分析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的模式，而是放眼更广阔的美国社会。她坚持美国性和族裔性可以兼容并存，其多元文化主义的精髓在于构建超越血缘和种族的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世界。其代表作《爱妻》讲述了第二代华裔卡内基·黄违逆母亲的心愿，娶白人布朗蒂为妻，二人共同抚养两位亚裔养女和亲生儿子的故事。该小说展现了黄家人对中美文化的杂糅，以隐喻的手法描写了多元文化语境下不同族裔重构身份的迷茫和焦虑，也寄托了不同族裔和谐共处的美好期盼。

《爱妻》中黄家每个人都杂糅了中美文化，只是不同时期更倾向其中一种文化而已。黄妈妈是固守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一代华裔，为了生存和发展，她不得不接受美国文化的影响。例如，她爱说：“只有在美国！在其他国家人们能够两手空空而来最后腰缠万贯吗？”[5]31她创造了巨额财富，想以此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她融合了中美文化，却始终被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所以她骨子里更多地依恋中国传统文化。她勤俭持家，同很多中国父母一样，对儿子要求过于苛刻。例如，儿子如果考试成绩得B，就会受到她的责罚。她用儒家传统文化影响儿子，她控制儿子的职业，逼迫儿子放弃喜爱的厨师职业。更有甚者，她极力反对儿子娶白人为妻，她害怕白人文化在黄家占据主导地位。她期盼儿子娶温顺的华裔女子为妻，照顾家庭。她去世前，还安排了来中国的林兰当几个孙子的保姆，为了家里更多地充满中国元素。可见，她无法舍弃中国文化情结，一直保持着家庭的文化主导权。

汤亭亭的首部成名作《女勇士》(The Woman Warrior,1976)一经出版便风靡全美。该作品采取了虚实相间的写作手法，颠覆性地改写了中国文化中的历史故事“花木兰”，给读者呈现出一种时空交错的效果。在《女勇士》中，花木兰被有意改写。众所周知，《木兰诗》是我国古代民间文学中的一篇佳作，该作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屡建奇功最后载誉归来的传奇故事，表现了花木兰巾帼不让须眉、勇敢、坚强的高贵品质。而《女勇士》中的花木兰和我们熟悉的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却有着诸多不同。第一，民间传说中的花木兰未婚，只有一个年幼的弟弟；而女勇士(“我”)有丈夫，有一个已经当兵的弟弟，还有一个在战争时期分娩的儿子。第二，花木兰和入侵的外敌作战，而女勇士的敌人在国内。第三，花木兰在军中是女扮男装，而女勇士“我”没有掩饰自己的女性身份。第四，花木兰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忠君尽孝，而女勇士“我”为了实现自我价值而不断进取。为了“给村里人复仇”，为了“解放被恶霸霸占的小脚女人”，为了使自己的“忠义行为永远被人牢记”，受深山中一对神仙老夫妇的指引，“我”在七岁时就进山修炼武术。学成后，父母像出嫁一样为“我”送行。父亲在“我”背上刺字，“我”替父从军。“我”武功高强，所向披靡。战争中，“我”偶遇青梅竹马的朋友——后来的丈夫。接着，“我”结婚、怀孕生子。“我”和男人一样在战场建功立业，还在战争期间建立家庭，生儿育女，从而尽到了女子本分。几年后，“我”带领士兵砍下皇帝的脑袋。荣归故里后，“我”杀了地方官，解放了当地妇女，施恩于百姓。此时“我”捍卫女权，行侠仗义。在故事的结尾，“我”在公婆面前承诺自己会孝敬公婆，操持好家务，生育更多的孩子。[1]这里作者有意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封神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说岳全传》等作品中的好多历史传说故事杂糅在一起，通过对花木兰代父从军的改写，表达华裔女性敢于追求自身价值和维权的勇气。

布朗蒂是白人，但她一直努力领悟、践行中国文化。为了幸福，她不断调试自己，适应、学习中国文化，缓解婆媳矛盾以及婚姻、种族危机。例如，布朗蒂在婚礼上穿中国旗袍，学习中文，做馄饨给黄妈妈吃。她自我安慰道：“最后我有家了”。[5]4林兰到黄家后，动摇了她的女主人和文化主导地位。她辞去高管的职位回归家庭，但是，她发现自己挽回家庭的种种努力都是杯水车薪，他们都更多地受到林兰带来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她说：“我们家多么奇特，有两个金发，其他人都是黑发，任何一个过路人都会以为卡内基和林兰是这个家的男主人和女主人，而我和儿子贝利是访客。”[5]245悲愤中，她带上外貌酷似自己的金发碧眼的儿子离家，后来，卡内基意识到自己的爱妻还是布朗蒂，作者给读者以二人破镜重圆的希望。

将数据由Gardner模型拟合得到如图2所示的曲线，图中各点表示实测数据，曲线为拟合结果，各点与曲线基本重合。

[3] 华茜.东方神秘降服西方文明[J].名作欣赏,2008(10)：93.

林兰是徘徊在中美文化边缘的新移民，她的选择是接受美国文化并适应新生活。她赴美前历经生活的磨难，赴美伊始十分排斥美国文化，为了在异国他乡生存，她随后加速了美国化进程。在布朗蒂的鼓励下，林兰和美国主流文化逐渐实现协商。例如，当她和商晚上约会，并且身上带着伤痕回家时，布朗蒂显示了极大的关心。林兰却说：“这是在美国，我不需要和你报告”[5]305，说明她已经逐步美国化。美国人很注重个人隐私的维护。后来，她为了成为美国人，通过婚姻拿到了绿卡，但始终被视为“他者”。可见，她的文化身份也在中美文化间飘浮。

(1)看似不错的“甲胎蛋白”的检验方法，为什么在用来确诊肝癌时，可能性竟然会如此之低？是哪些因素影响了这个确诊率？

任璧莲通过《爱妻》展现了一种多元文化观。她希望各少数族裔的“边缘文化”能够解构美国社会以“白人”为中心的霸权文化，各种文化之间能够平等交流，求同存异。她坚持认为文化身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流动的。正如她所说：“我们必须看是什么东西把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民族聚合起来，而不是去看什么东西使我们各自相异。”[7]她被誉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探索者”[8]。

四、结 语

从汤亭亭到谭恩美再到任璧莲，她们对中国文化书写的策略从改写到误读再到杂糅，表现出她们对中国文化书写的策略在变迁。汤亭亭通过改写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和传说故事成功塑造了美国版“花木兰”， 表达了华裔女性挑战美国主流社会歧视的决心。谭恩美通过对中国民间神话传说灶神故事的误读，透过美国文化的面纱审视中国，有利于文化的交流，但她喜欢用美式思维来解读中国的创作方式，不利于中国文化光辉形象的真实展现。任璧莲通过华裔美国人的种族杂糅的家庭生活，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了对传统文化的继承，树立了华人和他们在“全新的美国家庭”的主导地位。如果说汤亭亭和谭恩美在中、美两种文化的夹缝中生存并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认识还有一定程度疏离的话，任璧莲则提出了对族裔文化精髓的继承，并理智地对待文化差异，她构建的文化身份超越了种族界限。

[参 考 文 献]

[1] 汤亭亭.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51-54.

[2] 吴贵武.谭恩美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及成因探究[J].吉林教育学院学报，2015(7)：96.

工作了几个月后，黄雯知道了自己当初会被转正的原因：原来在黄雯实习的时候，注意到业务部业绩很好，材料却很乱，尤其一些客户的电话号码关键时刻总是找不到。于是黄雯就每天抽出一定的时间来专门整理这些客户的电话，等黄雯实习完的时候，这些客户的资料已经整理得很整齐了。而就是这份资料，业务部一直想整理，却始终没有人愿意整理。

[4] AMY TAN.The Kitchen God’s Wife[M].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6:204.

[5] GISH JEN.The Love Wife[M].New York: Alfred A. Knopf, 2004.

[6] 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像——华裔小说典型母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89-191.

[7] 王理行.美国多元文化语境中的跨文化探索者[J].外国文学,2002(2).

[8] 范守义.典型的美国人——一个美国故事[M]//任璧莲.典型的美国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26.

本文构建了基于费控的电力营销体系，介绍了基于费控电力营销体系的构成及功能和作用，结合包头供电局，分析了采用费控电力营销体系的经济效益，结果表明，采用基于费控的电力营销业务体系，可使包头供电局的运行成本明显降低，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而且对改善电力营销管理水平也有很好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