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光大师对孝道的弘扬——析印光大师《佛教以孝为本论》

长期以来，孝道一直是儒家号召天下、影响人心、维系社会、化导世俗的旗帜。但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欧风美雨的涌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思想观念受到了全面而深刻的冲击，特别是血缘家庭与孝道伦理，逐渐被社会某些精英视为中国前进道路上的阻碍。即便是以孔孟和程朱、陆王传承者自居的现代新儒家学者，对此也少有辩解。倒是那些经常被儒家攻讦为不孝的佛教高僧们，进一步将佛法与孝道融合起来，慨然担当起弘扬孝道的主力。其中，印光大师“用孝道将儒佛二教融通起来，以孝为本，统摄佛教，主张以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辅助儒家的纲常名教来劝化世人，可使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其极力弘扬孝道思想，以孝为净宗之诀要，这不仅仅是对当时代的排佛者的一种回应，更体现了印光净土思想的特色和其悲心治世救国的理想”[1]。印光大师的思想“流布于大江南北的佛教界，也使他的《佛教以孝为本论》，成为20世纪中国佛教尤其是涉及佛教伦理的名篇”[2]。本文试图在先贤时彦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解读和辨析《佛教以孝为本论》，具体展现印光大师弘扬孝道的基本特征，以就正于方家。

印光大师(1861-1940)，俗姓赵，名绍伊，字子任，出家后法名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大师自幼随兄习儒，奉韩、欧、程、朱为圭臬，著论辟佛，十五岁后病困数年，渐悟排佛之非，乃于弱冠之次年(1881)，至终南山南五台莲花洞礼道纯长老舍俗出家，专修净土。后恐被兄长责逼还俗，辞师东行，初止湖北竹溪莲花寺，挑水供众，次年(1882)代理库头之职，赴陕西兴安双溪寺受具足戒后，复还终南山，隐于太乙峰，三年后闻北京红螺山资福寺乃彻悟大师道场，于是杖锡前往，入念佛堂，自号“继庐行者”，以继承庐山慧远为志业，先后任云水堂、香灯、寮元、藏主等职，得阅大藏。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至北京龙泉寺任行堂，十月行脚东北，次年(1891)还京，住箪城圆广寺。光绪十九年(1893)，普陀山法雨寺住持化闻和尚进京礼请大藏经，大师受荐帮忙检阅，相随南来，受请为法雨寺首座，主理藏经。大师于二六时中，唯念弥陀，曾两度闭关，励志专修，道业精进，与高鹤年居士颇为交契。1912年，高鹤年携其文稿数篇刊于《佛学丛报》，人皆讶其义理精湛，堪称文字般若，由此渐为人知，其文被汇编成《印光法师文钞》，风行海内，于是归向者众，直至1919年，始收皈依弟子。后为印经之便，常至上海太平寺，名士政要均来请益，太平寺亦因印光大师之驻锡而名闻遐迩。1930年，为避烦嚣，印光大师闭关于苏州报国寺，而前来叩关问道者，不可胜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为避日机轰炸，移锡苏州市郊木渎灵岩山寺，继续弘宣净土，皈依者达十余万人。1940年冬月初四卯时，印光大师泊然坐化，世寿八十，僧腊六十。印光大师倡导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老实念佛、真信切愿往生西方极乐净土，平时持戒严谨，精修苦行，自奉甚薄，事必躬亲，绝不劳人，一生不收剃徒，不做方丈，不讲排场，其道德文章，行解相应，诚末法之优昙，实苦海之津梁，被信众们追认为中国净土宗十三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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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以孝为本论》是1912年刊于《佛学丛报》的四篇论文之一。[4]73全文共涉及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孝道为儒佛两家共尊；二是儒佛孝道有显隐之别；三是佛教僧人有养亲之义；四是佛教孝道有终极意义。下面我们依据印光大师的原文，对这四个方面一一展开解读和辨析。

一、孝道为儒佛两家共尊

印光大师在《佛教以孝为本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孝道是儒家和佛教都非常尊崇的基本伦理规范。他说：

如上所论，印光法师认为佛教与儒家都非常重视孝道，而且佛教的孝道较之儒家还有其更为殊胜之处。那么，孝道与大乘佛教所倡导的六度万行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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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光大师的这段话具有三层含义：

再次，印光大师对“晦而难明”的佛教孝道也进行了解释。他指出，佛教的出家僧人将成就佛道、弘扬佛法、利乐众生作为最高的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基本方式，其所报答的也不仅是这一生一世乃至多生多世父母的养育之恩，而且是无量劫来所经历的各种生命形式的所有父母。佛教所说的孝道不仅是在父母生前要行孝，而且是要将父母的灵识本性从无边无尽的苦海轮回中解脱出来，永远保持正确的觉悟状态。在印光大师看来，佛教所讲的这些孝道相较于儒家之孝道，都是非常隐晦的，是一般世俗之人所无法了解的。

其二，儒佛两家皆以孝道作为最基本的伦理规范。作为世间法，儒家的《孝经》将孝道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全体人民都必须遵循的行为规范。作为出世间法，佛教的《戒经》也非常强调出家为僧必须孝敬父母、师僧、三宝，严格遵守佛教的至道之法，认为这样便是遵守了佛教的各种戒律，便可以制止各种过错的发生。印光大师由此得出结论，无论是学习儒家的世间法，还是修行佛教的出世间法，孝道都是最根本的修行方式和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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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批判了出家学佛为不孝的世俗之见。世俗之人，由于见识短浅，只能将关心父母饮食起居、结婚生子以继宗祧等视为孝道，无法在终极意义上理解真正的孝道，因此他们看到有些佛教徒辞别父母，削发出家，离开妻子儿女或者不再婚娶生养，就依据自己的理解，认为出家人这样做就是不孝敬父母，与那些败坏家门的浪荡儿没有什么区别。印光大师非常郑重地告诫这些人：儒学等世间法固然重视孝道，但佛教这样的出世间法也是非常重视孝道的，这正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无论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对于生养自己的父母无不怀着深厚的情感，无不期盼自己的父母晚年生活在富足和安详之中。由此可以说，儒家倡导的孝道不仅具有社会学的特性，而且还具有人类学的通性和生物学的基础。佛教虽然以出世解脱为终极，但对世间的孝道还是比较尊重的，故而在传入中国之后，从来不在孝道上与儒家分庭抗礼，而是积极适应中土孝道的践行方式。中晚唐以降，随着《佛说盂兰盆经》的盛行，中土逐渐形成了中元节祭祀祖先的风俗，佛教的经禅科仪也逐渐演变成超荐先亡的方式，高僧的超度成为孝子表达孝思的途径，佛教由此获得了化行中土的草根性和民间性，由此，外来宗教彻底转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或有腐儒思不及此，每以不孝攻讦佛教，但不过门户之见而已，终究无损于佛教流行之丝毫。印光大师作为出家僧人，对于佛教的孝道之思自然有其切身的体验，他提出的孝道为儒佛两家所共同尊崇的主张，应当说是非常符合晚唐以降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佛两家高度融合的实际状况的。

二、儒佛孝道有显隐之别

既然儒佛两家都非常推崇孝道，为什么历史上还有不少人却依据儒家的伦理思想观念批判佛教违背了孝道呢？印光大师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儒家孝道显而易知，佛教孝道晦而难明造成的。他说：

儒家所谓的孝道，主要是指依据礼仪对今生父母的奉养、孝敬、安葬和祭祀。从世俗的立场上讲，僧人辞亲出家，不免违膝下之承欢，缺甘旨之奉养，未能尽到子女的义务，还侈谈什么度脱四生六道历劫父母的神识，只不过是强词夺理、文过饰非的富耳之言而已。印光大师早习儒学，对世俗的孝道有着细致的了解，故而在讲过佛教的孝道最为究竟、终极之后，立即解释佛教僧人对现世的父母亦有奉养之责，从而堵住世俗攻讦佛教的漏洞。印光大师指出，依据佛教的戒律，僧人出家时，已将父母的奉养之责托付给了自己的兄弟子侄，而且是在征得父母许可的情况下才得以披剃的；即便如此，如果出家之后，兄弟不幸亡故，父母无所依托，僧人可以用自己获得的衣钵之资，负担起孝养父母的职责来。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还列举了长芦与道丕两位佛教高僧的例子，并通过文中小字夹注的方式叙述了故事的原委。

首先，印光大师对儒佛两家孝道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总体概括。在他看来，一般人所谓的孝道，只是世俗意义的孝，具有可以遵循的表现形式和行为规范，此即“有迹可循”。而佛教所说的恪尽孝道，则是努力使父母获得根本解脱和终极归宿，此即“专致力于本”。“有迹可循”的孝道，因其具有非常明显的可见性，故而易于为人所了解和感知；“专致力于本”的孝道，由于无法被看到和被感知到，因而成为非常隐晦、很难为世俗所了解的事情。印光大师认为，这是佛教经常被人攻讦为不孝的根本原因。

其次，印光大师对“显而易见”的儒家孝道进行了扼要解说。他指出，那些奉行儒家教导的儒者服侍、奉养年迈的父母，使其安度晚年，自然是一种孝行。他们立身于儒学，实践儒家的圣贤之道，在历史上留下美名，同时也使自己的父母获得荣耀，则是一种更大的孝行。如果进一步推论到极点的话，对儒家道德，即实践仁义礼智信等伦常观念的各种行为，无非都是对孝道的发挥。因此儒家的经典《礼记》在解释祭祀之义时特别强调，即便是砍断一棵树，杀死一只兽，如果不能依据时令节气进行的话，就是不孝行为。因为这种不按时令节气的乱砍乱伐、随意捕猎有违儒家的仁义之道，有损自己的德行，为圣贤所不齿，最终会让自己的父母蒙羞，故而被判定为不孝行为。印光大师也认为这是世俗论孝的最高境界，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且这些孝行都是耳目可以闻见的事情，也就难怪人们普遍认为儒家重视孝道了。

其一，孝道极其重要。在印光大师看来，孝道的功能可以说广大无边，不仅可以起到经天纬地的重大作用，而且还是成就圣贤品格的模范和标准。儒家所推崇的先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都是由于践行孝道而成就其最高的道德品质。而佛教信众最景仰的诸佛，也都是因为实行孝道的缘故才得了圆满的觉悟，成就了最高的佛果。先王、如来是儒佛两家景仰的最高人格，至德、觉道则是儒佛两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无论是儒佛两家的最高人格，还是儒佛两家的最高境界，皆须通过孝道方可成就或获得，孝道之重要性真是太大了。我们可以说，印光大师此处对孝道重要性的强调，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印光大师所谓的“长芦有养母之芳踪”，事见于《净土圣贤录》。长芦即宋代长芦寺的宗赜禅师，将自己的母亲接到长芦寺居住，殷勤地劝请母亲礼佛，经过七年的虔诚修行，他的母亲在念佛声中安详逝去。从世俗的观点来说，长芦宗赜禅师虽然是出家的僧人，但迎母居于丈室之东，是尽了孝养之责的；从佛教的立场来说，长芦宗赜禅师引导自己的母亲念佛求生极乐净土，是对此生父母从苦海轮回中的究竟度脱。因此在印光大师看来，长芦宗赜对母亲既尽了世俗意义上的奉养之孝，同时其孝行又远远超越了儒家所说的孝道而具有了更加终极和究竟的意义。

印光大师对儒佛两家孝道的比较，以极简洁的文字，将儒佛两家在价值取向上的基本差异——儒家重视现世而佛教追求解脱——充分展现了出来，同时也显示出中国佛教是如何将普度众生的大乘特性与儒家的孝亲之义实现完美结合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定为中国汉传佛教的基本特征。

三、佛教僧人有养亲之义

在《佛教以孝为本论》中，印光大师所特别强调的，就是佛教僧人虽已削发出家，但如果现实确有需要，仍然有孝养父母之义。他论述道：

虽然，儒之孝以奉养父母为先者也。若释氏辞亲出家，岂竟不顾父母之养乎？夫佛制，出家必禀父母。若有兄弟子侄可托，乃得禀请于亲，亲允方可出家，否则不许剃落。其有出家之后，兄弟或故，亲无倚托，亦得减其衣钵之资，以奉二亲。所以长芦有养母之芳踪(宋长芦宗赜禅师，襄阳人，少孤，母陈氏鞠养于舅家，及长，博通世典，二十九岁出家，深明宗要。后住长芦寺，迎母于方丈东室，劝令念佛求生净土。历七年，其母念佛而逝。事见《净土圣贤录》)，道丕有葬父之异迹(道丕，唐宗室，长安人，生始周岁，父殁王事，七岁出家。年十九，世乱谷贵，负母入华山，自辟谷，乞食奉母。次年往霍山战场，收聚白骨，虔诵经咒，祈得父骨。数日父骨从骨聚中跃出，直诣丕前，乃掩余骨，负其父骨而归葬焉。事见《宋高僧传》)故经云：“供养父母功德，与供养一生补处菩萨功德等。”亲在，则善巧劝喻，令其持斋念佛，求生西方；亲殁，则以己读诵修持功德，常时至诚为亲回向，令其永出五浊，长辞六趣，忍证无生，地登不退，尽来际以度脱众生，令自他以共成觉道。如是乃为不与世共之大孝也。[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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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世之所谓孝者，有迹可循者也；释氏之所谓孝者，略于迹而专致力于本也。有迹可循者，显而易见；专致力于本者，晦而难明。何以言之？儒者服老奉养，以安其亲，孝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其亲，大孝也。推极而论，举凡五常百行，无非孝道发挥。故礼之祭义云：“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故曰：“孝悌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也。”论孝至此，可谓至矣尽矣，无以复加矣！然其为孝，皆显乎耳目之间，人所易见。惟我释子，以成道利生为最上报恩之事，且不仅报答多生之父母，并当报答无量劫来四生六道中一切父母；不仅于父母生前而当孝敬，且当度脱父母之灵识，使其永出轮回，常住正觉。故曰释氏之孝，晦而难明也。[5]13

国土资源网络舆情监测与应对处置探析（路雄英） ........................................................................................5-31

印光大师所谓的“道丕有葬父之异迹”，事见赞宁所撰《宋高僧传》。道丕，原为唐王朝的宗室之子，自幼生长于长安。在他周岁那一年，父亲为国捐躯，壮烈牺牲。他七岁的时候出家为僧。道丕十九岁那年，天下大乱，粮食的价格极其昂贵，他不得已，就带着母亲隐居于华山之中，自己修炼辟谷之术，而将乞讨而来的食物奉养母亲。第二年，道丕前去父亲战死的霍山战场，将战场上的白骨收聚起来，非常虔诚地诵念各种经咒，祈请佛力加被，使他获得父亲的遗骨。数日之后，道丕父亲的遗骨从白骨堆中跃出，直接走到他面前。道丕将其他白骨掩埋了，把父亲的遗骨归葬于故里。道丕虽然是出家僧人，但从儒家的立场上来看，也堪称孝子：在世乱年荒的情况下，他情愿自己挨饿，也要将乞讨而来的食物奉养在世的母亲，可以说是“生，事之以礼”；他克服各种困难，寻找到去世父亲的遗骨，归葬于故土，可以说是“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从佛教的立场上来说，道丕也自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乞食分卫，是出家人的本分，以食奉母而自辟谷，则是自减其所得到的衣钵之资，未以养亲之私而侵损于佛教；不分敌友亲仇，将战场上所有的白骨都聚集起来，为之虔诚地念经诵咒，使所有的亡灵都沾溉佛教法音的滋润，负其父骨而掩葬其余所有的遗骨，这些都可以说是佛教无缘大慈的体现。

印光大师列举长芦养母与道丕葬父的事例，意在说明佛教的出家僧人对现世的父母也可以很好地尽到生养死葬的责任和义务，而且由于其出家僧人的独特身份，还可以做得比世俗之人更为彻底、究竟和圆满。印光大师还引用佛教经典，指出供养父母的功德与供养一生补处菩萨的功德是一样的。我们说，这既是对世俗认为出家为不孝的反驳，同时也是对虽然出家也要恪尽孝道的论证和鼓励。在印光大师看来，作为一名出家僧人，父母在世的时候，就应该运用各种善巧的方法，劝请他们持斋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获得究竟的解脱；父母去世之后，就应该时时将自己读诵经典修行佛法的功德真诚地回报给他们，使他们的神识永远从五浊恶世中超脱出来，从六道轮回中解脱出来，获证大乘佛教的无生法忍，达到永不退还和堕落的地位，使自己与他人共同成就圆满的觉悟之道。印光大师认为，这种孝道是佛教所独有而世间法中所没有的大孝。换言之，在印光大师看来，佛教的孝道也自有其世俗所不及之处。印光大师运用佛教独特的论说方式，牢牢地将孝道的极致掌握在佛教的话语之中。

四、一切修行皆孝道扩充

孝之为道，其大无外，经天纬地，范圣型贤，先王修之以成至德，如来乘之以证觉道。故儒之《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佛之《戒经》云：“孝顺父母、师僧、三宝，孝顺至道之法，孝名为戒，亦名制止。”是世出世间，莫不以孝为本也。奈何世俗凡情，只知行孝之显迹，不知尽孝之极致，每见出家释子，辄随己臆见，肆其谤讟，谓为不孝父母，与荡子逆徒无异。不知世法重孝，出世间法亦无不重孝。[5]12-13

在古代，子女对于父母所怀有的那种孝顺之心和尊敬之意是自然的、朴素的，也是真切的、实在的。印光大师希望佛教信众在自己的修行实践中能像孝敬自己的父母那样对待一切众生，可以说是其虔诚而博大的宗教情怀的充分体现，是对最为美好和纯洁的人类情感体验的一种推崇和向往。

也就是说，在印光大师看来，大乘佛教所倡导的六度万行，无非就是对孝道的扩大和充实。他指出，《梵网戒经》明确要求对于每一条戒律的遵守，都应当怀着一颗慈悲之心和孝顺之心，特别是对于不杀生这样的重戒，更应该将一切男女众生都视为是自己历劫受生的父母，将杀害任何众生都视为杀害父母一样。因此在修行过程中，修行者会将自己的修行功德回向给遍法界的一切众生，如此则意味着他的思虑涉及未来的一切众生，他的孝道普及于一切有情。从世俗的孝道立场来看，佛教的孝道在具体表现上可能还有所欠缺，但就根本而言则是大大超越了世俗孝道。使他感到可惜的是，世俗之见多不及此理，对于佛教的这些说法不是讥讽其荒诞无稽，就是嘲笑其渺茫难见，他们哪里知道，对于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以佛眼视之，无不在掌握之中。

推极而论，举凡六度万行，无非孝道扩充。故《梵网戒经》一一皆言应生慈悲心、孝顺心。又言：“若佛子以慈悲行放生业，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而杀而食者，即是杀我父母。”因兹凡所修持，皆悉普为法界众生而回向之，则其虑尽未来际，其孝遍诸有情。若以世孝互相校量，则在迹不无欠缺，约本大有余裕矣！惜乎不见此理者，不谓之为妄诞，便谓之为渺茫，岂知竖穷三际，横遍十方，佛眼圆见，若视诸掌也。[5]13

磷酸盐粘结剂抗吸湿性差的缺点导致其在高湿度环境下强度显著下降，所以解决磷酸盐的吸湿性问题至关重要。试验研究发现，采用自主合成的硼镁铝复合磷酸盐做主胶黏剂，磷酸改性聚乙烯醇做副胶黏剂制备的覆膜砂，抗吸湿性好，强度高[12-15]。

五、结 语

《佛教以孝为本论》是印光大师系统论述佛教孝道的文章，也是中国佛教史上自宋代契嵩《孝论》以来最为重要的论孝著作，1912年发表在《佛学丛报》上，当撰写于印光大师在普陀山法雨寺潜修时，但对孝道的弘扬却是印光大师终生以求的志业。如其在《一函遍复》中云：“念佛之人，必须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又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恪尽己分，不计他对我之尽分与否。我要尽我之分。”[4]258他自述其主义及念佛教义云：“对一切人，皆以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为劝。无论出家在家，均以各尽各人职分为事。遇父言慈，遇子言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主仁仆忠。人无贵贱，均以此告，令一切人先做世间贤人善人，庶可仗佛慈力，超凡入圣，往生西方也。”[4]373他在《复章伯放居士书》中，还以孝道之礼苦口婆心地教导弟子：“日前接来信，知汝承舅父之栽培，得有今日。寄洋五十圆，以期报母恩，舅父恩、继母恩及度妹。此等极重要事，与灵岩寺当家信，署名云‘谨言’，一屈字亦不肯写。与光信云‘跪禀’。汝若无此等重要事求人，又当写何字？为人子，为受重恩之甥，作此写，何不知世礼一至于此！况佛法之礼乎！”[4]391其言下之意，为人子者，由于是在为父母做超度之事，须恭敬虔诚，不可有丝毫的倨傲之念，方算恪尽了子职和孝道。沈去疾先生将《一函遍复》系于1932年，《大师自述》系于1939年，《复章伯放居士书》系于1940年，均为印光大师晚年的作品，足证其对孝道的弘扬虽发端于早年潜修之时，但至老不衰，终身未渝也。

线索，是指贯穿于一整篇文章的思路、情节脉络等。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小学语文教师从线索切入，教学就不会走弯路。既可以较好地引导学生读懂文章，把握文章的重点，又能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例如四年级下册《七月的天山》一文，在教学时，教师把“进入天山——再往里走——走进深处”的游览顺序作为教学的切入点，指导学生根据这一线索去阅读文章，学习文章。学生在作者的文字中感受到天山美丽的景色，陶冶了情操。

[参 考 文 献]

[1] 存德.印光法师佛学思想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366.

[2] 黄家章.印光思想、净土信仰与终极关怀[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12.

[3] 陈剑锽.印光的字号、家世与生平事迹[M]//圆通证道——印光的净土启化.台北：东大图书出版公司，2002：1-51.

[4] 沈去疾.印光法师年谱[M].成都：天地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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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印光.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二[M].苏州：灵岩山，1997：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