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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之孝的社会责任及其当代价值——以《孝经》为中心的考察

更新时间:2009-03-28

孝的起源,至今没有定论。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孝:“善事父母者。”由此可知孝的对象是父母,这大概可以证明孝最初与政治没有关系。研究孝文化的学者肖群忠先生认为,孝初始于“尊祖祭祖的宗教情怀”。[1]还有学者认为,“西周之孝是亲子道德”,这时的孝与政治没有关系。[2]因此《国语· 晋语》说:“事君以敬,事父以孝。”[3]不过,既然把“事君以敬”和“事父以孝”连在一起来论,除了说明二者具有区别之外,当然也会发生关系,因为事君与事父之间必然存在相通处和矛盾处。如何处理事君与事父的关系,就成为必须解决的一件大事。儒家是把孝与国家政治紧紧捆绑在一起的集大成者,也正是儒家把孝与国家的政治活动联系到一起,才使孝成为影响家庭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一大伦理观念,发扬光大了履行孝道在社会中的巨大意义。

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古代官员之孝与庶人之孝的区别

儒家的孝思想,在儒家经典中均有体现,其中《孝经》最为集中。《孝经》根据人身份的不同,规定了尽孝的不同内容。请看《孝经》对不同阶层的人尽孝的不同解释:

天子之孝——《孝经·天子章》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盖天子之孝也。”

诸侯之孝——《孝经·诸侯章》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盖诸侯之孝也。”

大夫之孝——《孝经·大夫章》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择言,身无择行。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三者备矣,然后能守其宗庙,盖卿大夫之孝也。”

这些屋子很特别,有倒屋、斜屋、偷窥屋、无影屋、魔术屋、魅影屋……每一个屋子都令人流连忘返。如果不信,请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士之孝——《孝经·士章》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孝也。”

从调查结果中,选取高校教师数据科学素养内容中男性、女性选择较为不同的方面,如图1 所示的数据知识、数据工具、数据评价、数据挖掘与大数据的五项内容。由图1 可知,在所调查的样本中,男女比例分别为43.3%、56.7%,所调查样本量中男女比例较为均衡。

这五个阶层的人,履行孝道的职责区别很大。处于最低阶层的庶人,尽孝的对象只是父母,没有承担其他社会责任。而士、大夫、诸侯、天子,随着阶层的升高,其尽孝的对象越来越多。当然,这并不是说,士、大夫、诸侯、天子这四个阶层,不需要像庶人那样,对父母尽孝了,而是说,这四个阶层不需要通过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以赡养父母,因为他们具有收入来源,赡养父母对他们来说不成问题。而他们需要承担的孝责任,是面向社会,如果不修身慎行,谨慎履行孝的社会责任,就有可能辱没先祖,坏了祖先的名声。他们只有履行了孝的社会责任,一方面可保证他们自己所处的地位不会丧失;另一方面,也可确保社会上其他阶层的人享有相应的利益,从而使社会达到和谐状态。

《孝经》把天下之人分为五个阶层: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处于不同阶层之人所承担的孝职责和孝责任不同。具体说来,天子之孝的标准最高:具有爱护教育好百姓,让天下百姓过上幸福生活的责任。诸侯之孝的标准尽管低于天子,但也应当承担修炼品行并履行管理好封国的职责,要保其社稷,和其人民。因此,在履行其职责之时,要小心谨慎,时刻提醒自己,以免出现失误。同样,大夫之孝的标准又低于诸侯之孝:遵守法纪,没有言行过失。同样,士孝的标准,又与大夫有别,但也强调了事父之孝与事君的相通性。而庶人之孝则强调了努力耕作、谨身节用以赡养父母的责任。

《孝经》没有阐述这五个阶层的人不履行尽孝职责所产生的后果,但是,却从正面强调了他们履行尽孝的意义:天子只有认真履行了天子之孝的职责,才能让天下万民得到幸福。因为“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孝经·天子章》)。其暗含的警示意义是,如果天子不履行其相应的孝之责任,天下之民就不可能得到幸福,就有可能弃之而去。诸侯也要严格履行其孝的社会责任,要具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孝经·诸侯章》)的态度。其暗含的意思是,只有小心谨慎,才能保住社稷,否则,其国就有可能灭亡。而大夫也应当“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孝经·大夫章》),只有如此,才能保全自身,守住宗庙。其暗含的警示意义是,如果不这样,其宗庙就可能保不住。同样,士应当“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孝经·士章》)。其暗含的警示意义是,士只有这样,才能守住祭祀。庶人行孝的主要职责,是要好好从事生产,节俭持家。其暗含的警示意义是,如果不努力从事生产,不节俭持家,就无法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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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通过具体的规定,让天下人均明白了自己尽孝的标准,从而使行孝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经·庶人章》)显然,庶人尽孝的责任最低,也是最基本的孝行,因为民以食为天。庶民是社会的底层,却也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

庶人之孝——《孝经·庶人章》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比表示,等级资料组间比较采用秩和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先秦形成的由天子、诸侯、大夫、士与庶人组成的这种社会结构,到战国时期便开始发生变化。秦汉以降的社会结构,可简约分为皇帝、官员、士和庶民四个阶层。皇帝相当于《孝经》中的天子,官员相当于《孝经》中的诸侯和大夫,士和庶民阶层基本相当于《孝经》中的士与庶民。与前代不同的是,秦汉以后除了皇帝外,社会其他阶层可以较为自由地转化,社会各阶层有了上升的通道,也有下降的可能。各个阶层的人群,因为身份的上升或下降,其尽孝的对象和内容也相应发生变异,而《孝经》所规定的各个阶层应尽的职责,并没有改变。《孝经》自汉朝起,便得到政府的重视。到了唐朝,玄宗李隆基亲自注释《孝经》,更加重了《孝经》的社会政治意义。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孝道,与今天一般人所理解的孝道具有很大的不同。《孝经》把尽孝提升到践行不同社会责任的高度,而不是把尽孝当成私德对待。政治地位越高者,承担孝的社会责任也越高。因此,尽孝就不能被看作是个人的私事,而应该被当作社会的公事。也就是说,作为君主和官员,他尽孝的层次有二:第一个层次是把尽孝与亲人联系在一起,这是尽孝的低层次;第二个层次是把孝与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这是尽孝的高层次。

与此同时,儒家还把各个阶层之间通过尽孝而形成的关系也论述得相当清晰了。如对于君主,孔子特别强迫君主对臣子要通过“礼”来完成其孝,即“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也就是说,君主如果没有以礼待臣子,臣子完全没有必要对君主尽忠。这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尽管二者身份不平等,但是责任和义务却是平等的。孟子解释得更为细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讎。”(《孟子·离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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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对个人而言,尽孝的终极目标是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在儒家看来,人之为人,当从修身而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为立身之道,而尽孝,正是立身之始。

古代官员之孝别于庶人之孝的原因

第五,儒家认为,孝与忠完全可以一体化,而且,孝是忠的基础。忠不只是忠于君主,也是忠于职责,忠于义务。没有忠,就不可能把孝发扬光大。因此,以孝治天下,成为中国古代各朝代的重要国策。《礼记· 大学》说:“孝者所以事君也。”《论语·为政》说:“孝慈则忠。”不过,原始儒家的忠诚观念,重在忠于职守,而非毫无原则地忠于君主。因为孟子强调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如果君主成了独夫民贼之时,人民有权力起来进行革命,在孟子看来,除掉独夫民贼,是正义的行为。因此,原始儒家对君主的忠诚观,是有前提条件的。原始儒家把官员对职责的忠诚,即对国家的忠诚,看作是没有条件的义务。可见,在儒家看来,孝忠一体,重在为国家服务而不是完全为君主服务。

首先,儒家认为,社会分层,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前提。只有分层,方能完成社会的有机整合,以便正常运转。既然人的社会身份不同,地位不同,那他们所起到的社会作用也不同。如果均以庶民之孝的标准来要求天子、诸侯、大夫、士,不只是降低了对他们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没有让这些处于社会上层或中层的人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有失社会公平,从而引起社会的动荡。因此,处于不同地位的人承担的社会职责也不同,其履孝责任也就不应该相同。

其次,儒家认为,天子、诸侯、大夫和士都是社会的精英阶层,而广大庶民阶层是需要进行教化的非精英人群。社会出现精英阶层,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儒家看来,精英阶层,都具有高智力,不仅应当成为社会的管理者,而且应当成为社会的行为示范者。精英阶层的人数尽管不多,但是责任重大,他们不只要自己履行孝的责任,而且还要成为社会的表率和榜样,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使广大庶民得到教化,从而仿效他们的行为。从理论上讲,天子、诸侯、大夫和士都属于社会精英,因此,他们践行孝的义务,就应当与普通之人有别。这不只是他们所处的地位决定的,而且是他们所具有的智力、道德修养和社会担当所决定的。

[1] 肖群忠.孝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14.

第三,就尽孝的第一层次而言,官员尽孝的对象不只是父母,而且还有远逝的祖先。祖先血脉代代传承,是家族兴旺的表现。因此,官员如果违法犯罪,断了祖先的祭祀,就有可能断了祖先的血脉,就是对祖先的大不孝。因此,官员修身慎行,也是怕辱没了祖先。

第四,儒家还认为,尽孝就要让父母扬名天下,而要光宗耀祖,就需要建功立业。司马谈临死之时曾对儿子司马迁说:“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6]西晋著名孝子王祥临终遗令子孙:“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7]唐太宗曾对侍臣论孝:“诸儒各生异意,皆非圣人论孝之本旨也。孝者,善事父母,自家刑国,忠于其君,战陈勇,朋友信,扬名显亲,此之谓孝。”[8]

儒家通过对社会分层,把社会所有人都纳入到孝的实践中去。为何儒家规定不同身份者行孝的标准不同呢?其因大致有五:

因此,孝既是儒家的家庭伦理,又是国家的政治伦理。儒家为世人设立了践行孝道的具体方式,从而使孝思想落到实处。当代不少人对官员之孝存在严重的误解。如某地方政府曾出台以孝用人的办法,以示重视官德建设。有人便批评:“尽孝是私德,忠道是公德”[4],认为任人唯孝拯救不了官员的道德。这里的“任人唯孝”中的“孝”,是指孝顺父母,有违中国古人对孝的理解。《礼记·祭礼第二十四》载曾子之语:“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可见,孝不只是私德,更是公德。曾子所说的五种之非孝行为,有四项均是公德的表现。显然,一个人如果做不到曾子所提出的这五项,会受到惩罚,当然,也会“灾及于亲”了。有人撰文称某些官员:醉心于灯红酒绿而无暇他顾,沉迷于贪婪而目空一切。“无一例外的都忽视、淡漠了生他们养他们的父母”[5]。这说明某些官员连基本的孝道都没有做到,遑论他们应该履行的社会职责了。不过,某些官员尽管贪图个人享受,但未必就淡漠了生养他们的父母,不少贪官对父母还是非常有孝心的。可见,对官员来说,孝是公德与私德的统一,且公德更重于私德。

由上可见,儒家认为,官员行孝的本质,在于完美地履行其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只有履行好各自的社会职责,才算完成了尽孝的义务,方可立身。因此,孝不只是手段,也是目的。

为新生举办白袍仪式起源于1989年芝加哥普利兹克医学院[9],近年来白袍仪式也逐渐应用于药学院,该仪式有利于培养药学生的专业认同感,激励新生树立理想,在学习生涯中努力提高专业素养。美国的佛罗里达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肯塔基大学、休斯敦大学,加拿大的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纪念大学、戴尔豪斯大学、滑铁卢大学等诸多北美高校,每年组织一年级药学新生参加白袍仪式,学生在仪式上第一次穿上专业的实验工作服,宣誓成为专业的药学人[2- 8]。

古代官员之孝的当代价值

可是,今天的国人,普遍把行孝当成对父母的关爱和赡养,以为只要在物质上让父母吃好穿好,在精神上让父母快乐,就是所谓的尽孝了。其实,对于普通家庭来说,能做到以上两点,已经达到了尽孝的标准了。但是,对于官员而言,如果只是达到了这一步,就降低了尽孝的层次。因为对于官员来说,其尽孝,应该与其身份对等。如果只是像社会一般成员那样,让父母吃好穿好玩好,就是自降尽孝标准,算不得完美的尽孝。官员的尽孝,重在认真履行其职责,圆满地完成其承担的职责任务,从尽孝的第一层次上升到第二层次。故而,官员的尽孝,不只是私德,而且还是社会公德。官员只有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履行其职责,方才是提升了尽孝的层次,让父母感受到子女的大孝。

首先,官员当转变尽孝观念,提升尽孝的层次,不仅要把尽孝当成私德,更要把尽孝当成社会公德。因为今天的官员,和古代的官员具有相同的双重身份,一是父母之子或父母之女,二是政府的职员。因此。当今官员,也应当和古代的官员一样,具备双重的尽孝职责,一方面是对父母尽孝,另一方面要对国家尽忠,且尽忠的义务更为重要。如果官员只是对父母尽孝,而未能在岗位上恪守职责,只能是尽了小孝,而非尽了大孝。相反,官员只有尽职尽责,在岗位上做出了成就,让父母享受精神上的自豪与愉悦,方才是尽了大孝。

在试验区田间、排水沟道的进水口(前段)、中段、出水口处(尾段)及传统排水的退水洞出水口处采集水样。本试验中的传统排水是指农田的地表水不是汇入渗滤沟道而是汇入传统土沟,再经过退水洞(管涵)直接排入下级沟道或农田周边塘堰。试验期8月中旬至10月上旬,定期监测水质,水稻生育期内每5天取样一次,遇灌溉、降雨、施肥等则需要加测。

综上可知,古代官员之孝的升华,就是“移孝于忠,忠孝一体”。[9]从孝到忠,虽然行为的主体没有改变,但是,行为的客体则发生了变异。既然要忠,忠的对象当然不再局限于血亲,而要把对血亲的孝转移到君主身上,从而让孝变为忠。当普通人的身份发生变化,即从平民变为官员之时,他享受的待遇也发生了变化,当然,他尽孝的层次也应当发生变化。古代官员之孝与普通人之孝存在区别,不仅对中国古代的尽孝实践具有指导性意义,而且还对今天官员的尽孝实践具有启发性意义。

其次,官员如果违法犯罪,实为对父母最大的不孝。从近年来查处的贪腐案件看,几乎没有不孝敬其父母的贪官,他们对父母的关爱,相当周到。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尽了小孝,却忘记了大孝。他们所尽之孝,只是践行了普通人所尽的“物质享受”之孝,而非高层次的永恒的精神之孝。他们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实为对父母的最大不孝。这是因为,儒家把行孝与行政结合在一起了,更把父母与子女的前程结合在一起了。子女如果违法犯罪,就要受到惩处,轻者被判刑成为罪人,重者可能被处死刑。犯罪的子女,不只让父母蒙羞,当处以死刑后,还让父母没有血食(无人祭奠),更是对祖上的不敬。子女成了国家的罪人,其父母会无颜面对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从而造成心理上的极大创伤。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点(《孟子·离娄上》),不是仅有生物学的内涵。孟子所说的“无后”,实际上分为两层意思,第一层是没有生育后代,这是生物学的“无后”;第二层是虽然生育了后代,却因为违法犯罪而绝了后代,这是政治学上的“无后”。东汉赵岐注孟子这句话时说:“阿意曲从,陷亲不义”[10],是为不孝之一。可知孝的内涵,既非赡养父母这么简单,更非没有生育后代这样单纯,实质上还有一个政治上要清清白白,不犯诛灭三族之法的内涵。

目前不少贪官,对父母尽孝而言,一般都做得相当不错。但是,他们违法犯罪事实被揭露出来后,带给他们父母的,不只是物质上的损失,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痛苦。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实为极大的不孝。

再次,官员“移孝于忠”,不是对上级领导个人的忠诚,而是对国家对事业的忠诚。显然,对个别领导表示出的忠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私性的小忠诚,而非公性的大忠诚。这恰恰容易结成小集团,容易丧失是非界线。反之,只有对国家忠诚,对事业忠诚,方才是大忠诚。

因此,当今的官员,应当深刻理解儒家尽孝的内涵,而不能以肤浅的认识曲解传统孝道的含义。那种认为“孝就是善事父母”的狭隘尽孝观[5],严重曲解了儒家孝道思想的内涵。因此,今天的官员履行孝道,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般民众。那种以为把父母在老家的住宅修得比一般人家的豪华,父母的吃穿高于一般人家的水平,就是尽孝的观念,是狭隘甚至错误的孝道观。官员要真正尽孝,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要时刻提醒自己,是否利用职权做了违法犯罪的事,不然,父母将如何面对世人,祖辈的好名声又将如何保住;更要时时牢记,对上级的忠诚,不是建立在对国家的忠诚、对事业的忠诚之上,也不是只建立在对个别领导的私人忠诚之上。

在马铃薯生长后期,由于根系吸收能力降低,满足不了植株生长的需要,因此可配合使用叶面肥来弥补不足。具体做法是:在收获前15天左右,每亩用0.3%的磷酸二氢钾50~70千克,均匀喷洒在植株的上、中、下部的叶片。

总之,古代官员之孝具有深厚的社会责任内涵。这种内涵对今天官德的培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官员要想达到尽孝的高层次,不只需要提高业务能力,更需要修炼思想品德,做到忠诚于祖国,忠诚于事业,从而方可走出狭隘的孝道观,方可提升尽孝的境界,从小孝的河沟跃入大孝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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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建筑师路易斯·H·沙利文(Louis H Sullivan,1856~1924)最先提出“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的口号,是现代主义最有影响力的信条之一。沙利文是19 世纪 70 年代兴起的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中坚人物和理论家,他的设计观念是从建筑的角度来谈功能和形式之间的关系,但事实上,他倡导的“形式追随功能”设计观念明确了功能与形式的主从关系,符合新时代工业化的精神,成为 20 世纪前半叶工业设计的主流即功能主义的主要依据,甚至对日后许多设计师的设计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还强调“哪里功能不变,形式就不变。”

根据发生的时点和确定方法的不同,施工安全管理成本分为实际安全成本Ca、实际安全保障水平Sa、计划安全成本Cp和计划安全保障水平Sp。

[2] 陈筱芳.孝德的起源及其与宗法、政治的关系[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9).

[3] 徐元诰.国语集解[M].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258.

[4] 盛祥.任人唯孝拯救不了官员道德[J].浙江人大,2006(10):36.

[5] 舒炜.官员孝德考[J].西部大开发,2011(11).

[6]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3295.

[7]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1:989.

[8] 刘煦.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6:917.

[9] 梁翠.论孝道对中国古代官员仕途的影响[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S1).

[1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1:286.

旅游业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也突显出一些问题,一些游客因为自身素质的问题,常常在旅游景区乱写乱画,随地大小便,乱丢垃圾,破坏旅游景区景物等等,导致旅游景区的环境污染和物件损坏,影响了景区的旅游价值提升,给旅游业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这里就不得不强调游客行为管理的重要性,只有不断提升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做好相关的景区防护措施,加强劝导等,才能确保旅游景区的环境和生态保护。

 
付开镜
《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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