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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更新时间:2009-03-28

自2000年“走出去”战略被提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海外投资,对外投资在数量和总量上快速发展. 尽管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影响因素、ODI对母国和东道国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已有大量文献,但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在国际投资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的海外投资在投资结构、区位选择、产业选择上表现出许多原有研究无法完全解释的特征,需要结合对中国宏观经济的考察,在一个整体框架下进行新的分析. Dunning认为企业投资的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投资的成败,而企业选择在某一个东道国进行投资是基于多种因素综合考虑的结果. 学术界对于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的讨论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企业自身特质决定的影响因素和国家层面(母国、东道国)的影响因素.

参考日本橙皮书“奥美拉唑肠溶片”溶出曲线测定用介质[5]以及日本厚生劳动省颁布的《仿制药生物等效性试验原则》[6]中对肠溶制剂溶出测定用介质的要求, 选择 pH 1.2、pH 5.5、pH 6.0、pH 6.8 和水介质进行溶出曲线研究。

1 企业自身因素

1.1 企业的资源和能力

企业的投资行为是其经营策略的一部分,要研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对企业本身进行分析是必要的,Barney假设企业间战略性资源的分布是异质的,且不随时间而改变,认为这种稀有、无法模仿的资源差异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它决定了企业持续性的竞争优势[2]. 因此,一部分关注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研究根据这种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尝试从企业本身的性质、资源能力、比较优势方面去解释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因素. 这种关注企业特征差异的理论与主流的Dunning企业国际扩张观点契合,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方式是企业利用自身宝贵资源如技术能力、品牌知名度和专业知识来合法获取海外资金的方式. 因为企业本身拥有的这些资源可以同时在多个市场上使用,可以用来平衡企业因管理复杂度提高和外来者劣势在海外市场可能遭受的损失和风险[21],从而达到规模经济和生产合理化. Helpman, Melitz and Yeaple在Melitz 2003年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可以同时考量企业对外贸易和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综合化分析框架,认为市场上那些最有效率的企业会选择进入国外市场,只有效率最高的才会选择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而效率次之的会以出口方式进入国际市场[9]. Lu, Liu and Wang使用企业调查数据,证明了企业的技术竞争优势、高行研水平和高研发投入特征都会使企业选择战略资产寻求型对外投资,而企业丰富出口经验和国内较强的市场竞争将激发企业进行市场寻求型对外投资[14]. Wang, et al.使用679个企业在2006—2007年对外投资数据,从企业、行业、国家三个层面检验了新兴市场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政策支持、母国产业结构对企业选择直接投资至关重要,企业特有的技术和广告资源实力则相对不重要[22]. 吴先明和黄春桃认为造成这种结论相悖的可能原因在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的分析应该按投资目的地区分为逆向投资(对发达国家)与顺向投资(对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这两种投资中是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其影响因素并不相同[31].

1.2 企业的所有权性质

在另一些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研究中,企业所有权性质(Ownership)对投资选择的影响也是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点. Buckley, et al.使用1984—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来检验投资动机的理论,发现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那些政治风险高、与本国文化相近的国家,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是寻求市场,寻求资源和战略资产动机影响不大[4]. 考虑到该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样本截至2001年,刚好是中国加入WTO之前,关于企业投资行为的事实可能已经发生了较大变化. 在使用较新年份企业样本的研究中,De Beule and Van Den Bulcke基于Dunning的理念,考察了中印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选择,制度距离、收入差异、自然资源丰裕度、战略性资源丰裕度等国家层面因素对区域选择的重要性,研究率先使用企业层面的绿地投资数据(fdimarkets)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市场结构差距过大、收入差异大、地理位置远对中印企业海外投资存在负向影响,制度完善的国家更具有投资吸引力,不同点是中国企业还偏好投资于技术发达的国家,印度企业更偏好于投资技术水平不高的国家[7].

大量关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结论没有达成一致,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数据受限,企业层面数据的缺乏使相关研究无法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的不同分别对其投资行为作出分析. 随着企业层面投资微观数据库的开放与应用,更多研究开始对企业样本区分所有制属性,并分析它们不同的区域选择行为因素. Morck, Yeung and Zhao认为中国企业的投资更偏向于避税天堂和东南亚国家,并且大部分投资是由具有国家垄断地位的国有企业进行的,再进一步分析企业投资与国内储蓄率、企业所有制结构、银行融资的难易程度等因素的关系,认为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确实对一部分中国企业的投资行为影响较大,但现实投资中最为活跃的那些中国企业(大部分央企)并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减少投资,同时银行融资方面的困难限制了那些创造价值型FDI企业(民营企业)的进场[17]. Ramasamy, Yeung and Laforet使用了63个上市公司2006—2008年数据,比较国企和民企在海外投资动机和区位选择上的区别,发现上市的国企更倾向于投资那些法制水平较低但资源丰富的东道国[19]. 相应的,Duanmu and Guney使用了来自江苏省189个企业(区分企业所有制)1999—2008年对47个国家的投资数据,结果发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并没有特别倾向那些资源密集的国家,甚至东道国的资源禀赋对投资还存在负向影响[8]. 这两个研究的结论存在很大差异,但其所使用的都是较小样本的企业集,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不具备整体上的代表性.

“粉销”的兴起:随着渠道为王的时代过去,分销模式也逐渐被企业遗弃,从分销向零售的转型在家电市场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研究发现“粉销”正在兴起。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双11期间,部分企业投入的大量资源购买流量,然而转化率并不理想。数据显示自发性品牌搜索和产品搜索的人群占比正在提升,而这部分群体也是消费升级的主要承载体。2019年,市场正在向优质品牌倾斜,希望做好高效率的营销,首先从完善品牌认知,强化产品品质开始。

大力开展质量教育培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和操作技能。“质量月”期间,各单位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了一系列教育培训活动223次,参加人员5632人次,进一步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和操作技能。

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分析其海外投资行为的研究,绝大多数认为企业由国家所有对其海外投资有促进作用,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以及在对外直接投资中肩负的政治使命使其更容易得到国家的政策支持,突出表现在金融服务方面[28]. 另一些学者认为现有研究过于强调企业由国家所有对其海外投资的促进作用,而忽视了这种所有制属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Hu and Cui使用224家中国上市企业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并没有表现出更强的对外直接投资倾向[10]. 一个可能原因是,尽管国有企业在获得政府的资源和政策支持方面更为优先,但其政府背景会使得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更容易遭遇东道国政策方面的限制[6],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积极性. Huang, et al.基于要素独立理论(R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认为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这种密切关系,会降低制造业国企进行海外投资的意愿,削弱它们的自治权,选择投资市场的眼光和进行海外经营的合法性. 企业的国有化,会挤出它们作为新兴国家制造业企业本身就会进行的那部分海外投资. 该研究使用2007—2013年中国507家上市制造业国企的样本,进一步证明了高的国资控股占比对国企投资存在负面影响[11]. 类似的有李洪亚和董建功使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国(地区)数据研究中国的所有制改革及多元化(不同企业类型占总投资企业数的比例)对投资的影响,结果发现所有制改革和有限责任公司占比的增加显著促进了对外投资,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占比的增加显著抑制了对外投资[26]. 综上,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考虑企业所有制属性,为进一步完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模型和分析中国企业独特的对外投资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2 国家层面因素

在宏观经济形势较好时,更多企业选择参与对外投资. 对于经济因素的分析,Tolentino使用中国企业1982—2006年和印度企业1980—2006年的对外投资数据,建立VAR模型分析东道国利率、汇率及贸易开放度对吸引企业ODI的影响,发现这些宏观因素对ODI影响较小[20]. Kolstad and Wiig使用UNCTAD中国企业2003—2006年在142个国家的投资数据,认为市场规模大、自然资源丰富且制度水平较低的东道国对中国ODI有吸引力,前面一种关系主要存在于OECD国家,后一种关系存在于非OECD国家[13]. 而Kang and Jiang的研究则得到了不同结论,发现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并不会影响中国企业的投资选择,较高的经济自由度对吸引中国企业投资有积极影响[12]. 王永钦等使用2002—2011年中国企业对外并购的样本,讨论了税收因素对企业ODI区位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存在明显的避税和获取资源的动机,且东道国的制度质量与避税功能之间存在替代关系[30]. 大多数研究都会将国家经济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之中. 部分实证结果的差异可能来自于研究使用的样本不同或者其他因素(如企业所有制类型)的潜在影响. 田巍和余淼杰建立汇率因素对中国异质性出口企业ODI影响的一般模型,认为汇率对于贸易服务型投资和生产性投资的影响是不同的,母国汇率上升将促进企业出口,使企业倾向于选择贸易服务型投资,而非生产性投资,并使用2000—2008年的微观企业样本验证该假说,发现10%的中国汇率上升使企业选择贸易服务型投资的概率增加4.3%[29]. 黄宪和张羽基于Yeaple的异质性企业投资区位选择模型[23],加入东道国消费者异质性偏好假设,建立跨国企业对外投资决策模型分析ODI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采用2003—2015年中国对98个国家(地区)投资数据和时变系数模型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需求结构(两国收入水平的差异)在5%的水平下对企业海外投资有显著负影响[25].

Amighini, Rabellotti and Sanfilippo在前人基础上更进一步,将2003—2008年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划分为国企和私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私企选择投资国时被东道国较大市场和战略性资源吸引,对经济和政治风险厌恶. 国企则会优先考虑母国的战略需要,更多投资自然资源部门,对东道国政治经济环境没有明显偏好.[1] 由于该研究使用的数据来自fdimarkets,没有包含项目的投资规模,实证中选择了某类型企业在t年度对i东道国的投资数量作为被解释变量. 对于这类以投资笔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研究,问题在于不同投资规模,如百亿和百万级别的项目,在实证中处于相同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结论的可靠性.

区分了投资企业所有制性质并分样本进行研究,但只有少量研究根据企业所有制类型对样本进行了更细致的划分,考虑到国有企业也有国资委管辖的中央企业、央企的全资子公司和地方国企等不同类型. 地方国企的投资行为与中央国企的投资行为也可能存在较大差异,中央国企的对外投资具有政治动机,是政府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它们肩负着政治使命,承担着保障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责任[17]. 这种动机会突出地表现在其对资源和能源的寻求上,更多地会根据国家政策、国家发展计划进行投资. 相对的,地方国企的投资可能接近民企寻求企业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准则,倾向于为当地谋求一些经济福利. Luo, Qi and Hubbard基于2005—2015年中国企业大规模海外投资项目数据库(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进行研究,将每个项目投资企业按所有权性质分为国资委管辖央企、地方国企和民企,结果发现,央企和其他企业在投资动机上确实存在差别,对于所投资国家的治理水平容忍程度也存在不同,但这种差别更多来自于企业本身在资源部门和非资源部门的行业分布不同,采矿和能源部门的国有企业占比高于一般制造业,这种投资选择的差异并不是由于所有制属性不同带来的根本差异[16].

2.1 宏观经济形式因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从国家层面来看可分为经济、制度和文化等方面. Yeaple在Melitz 2003年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异质性企业跨国经营模型,企业将贸易和直接投资间进行权衡,东道国特征通过两种机制影响企业选择:首先东道国特征因素Zj影响企业经营规模,即企业在j国子公司的销售额和其在h国的母公司销售额比值;然后是东道国特征因素Zj影响企业在j国开设分公司的固定成本Fj和在j国开设分工公司产生的单位边际成本节约值. 即东道国的特征因素将通过影响子公司的规模和企业集中化成本相对于FDI可能收益的大小来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

2.2 文化层面因素

正如两国间贸易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中国企业对其他国家的投资也会受到母国与东道国文化距离的影响,这种文化距离来自于语言、宗教信仰、文化圈、海外华人数量、两国外交关系等因素. 一般认为,两国较大的文化距离会增加企业跨国经营的管理成本和投资风险,对吸引企业投资存在负面影响. Cui, Jiang and Stening的研究发现投资企业的成本优势、东道国产业潜在的学习机会都会使中国企业倾向于选择全资子公司方式进入该国,而东道国产业的市场吸引力、法律限制、文化壁垒和认知压力则对企业投资有负面影响[5]. Bastos and Silva认为企业了解市场需求和建立生产网络的成本将因为东道国市场发达的母国移民网络而降低,并使用葡萄牙企业的跨国经营数据证明该假设[3]. 衣长军等使用2003—2012年中国向69个国家、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海外华商网络对吸引中国投资的作用,证明其对ODI存在显著正效应[32]. 袁海东和朱敏使用2008—2013年中国对53个国家海外投资数据和Bootstrap中介检验华人网络对投资的作用也得到类似结论[33]. 但Quer的研究存在不同结论,首先根据Kogut-Singh指数计算文化距离并进行投资区位影响分析,结果表明文化距离对投资的影响并不显著,而根据东道国华人集聚程度计算的文化距离,结果在20%显著性水平上对投资有影响[18]. 造成这种结果差异的可能原因是Quer使用的样本为大型中国企业,这些企业在适应新市场和承受风险的能力方面比一般规模的较强,因此在投资区位选择时,主要考虑因素是实现投资目的,受文化距离的负向影响较小,并且不同研究使用不同指标代理文化距离,衡量文化距离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一种常用的选择是使用Hofstede关于文化维度的六个指标作为代理.

2.3 制度层面因素

而研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中最为典型的一类即分析制度因素、制度距离的影响,早期有Buckley使用东道国视角和中国对外投资国家层面的数据,通过随机效应模型考察2003—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发现中国对外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政治风险、文化距离、政治自由度、通货膨胀率和东道国从中国的进口正相关[4]. Lu, et al. 使用中国上市公司2002—2009年数据研究政府支持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对ODI的影响,结果发现母国政府的支持和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可以降低对企业之前进入经验的要求,并显著提升中国企业选择对该国投资的可能性[15]. 陈兆源认为政治制度将从两种维度上影响企业的投资区位选择,其中政体类型影响体现在投资准入阶段,因为国外直接投资在东道国国内具有分配效应,其利益在个体间并非均匀分配的,过于民主的环境可能存在投资审批的低效率;“否决者”影响则体现在投资具体实施阶段,一般认为否决者数量与政策稳定性正相关,东道国的否决者越多,投资在实施阶段面临的政策不一致性就越小[24]. 刘晓光基于2005—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研究双边政治关系和东道国制度环境如何影响中国企业投资,发现良好的双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东道国制度距离对投资的阻碍,也可以显著提升企业投资的成效,东道国制度环境越差,与中国良好双边关系对投资的促进作用越大[27]. 正如第一部分的分析所言,造成部分实证结果差异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不同研究使用数据样本的不同和对东道国制度质量评价标准的不同,现在研究中较常用的制度评价指标有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另一方面即因为部分研究没有基于所有制属性对企业样本进行区分讨论,部分研究缺乏对企业样本基于所有权的划分讨论. 尽管东道国的政治不稳定、治理水平较低可能意味着在此投资面临的风险增大,但政局较不稳定的国家,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也较低,它们很少主动对中国投资设限;相对而言,较富有、发达的东道国则会出于各种政治原因拒绝或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即便不针对中国国有企业投资限制,也会对自身国有企业主要投资的资源和科技公司进行保护并限制国外并购[16]. 综上,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于吸引我国企业投资的影响可能是不确定的,最终的投资决策是企业出于不同投资动机和偏好,权衡投资风险和收益的结果.

为此,本文考虑了路由空洞问题,并提出基于时延要求的抑制路由空洞的地理位置路由DG-SHGR(Delay-Guaranteed-based Suppressing Hole Geographic Routing),进而解决上述的两个问题。DG-SHGR路由的主要目的在于预先检测路由空洞,然后再合理地选择路由。

总体而言,现有文献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存在三个可能的问题:一是直接使用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数据可能存在对投资东道国或地区的错误识别,公报数据中目的地为香港、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的投资占对外投资总额的68%以上,直接使用可能会过高估计地理距离近对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作用;二是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很大比例由央企、国企和国有资本控股企业进行,如果不根据所有制属性对样本进行区别研究,民营企业特有的投资选择一定程度上会被总数据所掩盖;三是2013年为分界点,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总额首次超过了国有企业,且其海外投资仍呈现着高速增长的态势,这将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新趋势,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向有很大关系,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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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琬,肖德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018年第0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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