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焚书坑儒 大量的文献没了 除了留下几类 医 卜 农 忘了还有什么第二就是历朝的战争
杀人犯、强奸犯、纵火犯、抢劫犯、开军妓院的。干过那么多坏事它们能承认吗？你脑子被驴踢了吧？侵略军会承认干过坏事吗
<漫谈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by 南野藏马 前几日在书房，兴之所致，随手拎起了一本四书，翻到到第一面，念了两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便发现自己意兴阑珊，随手又把它扔到了书橱里，拿起本日本漫画，有滋有味地啃到最后。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感叹中国当代青少年（主要是指80年代和90年代）对于自己国家传统文化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反省自己前日所为，不禁感到惭愧，一向标榜热爱传统文化的我自己不也正慢慢放、弃这些中国骄傲么？ 时逢国庆，单位邀请我们新行员写一篇关于爱国主义的文章。我便想，是用华丽的辞藻去堆砌一篇空洞的文章来感叹祖国多么秀美多么壮丽的河山，还是切实关注一下我们正在慢慢遗失的民族骄傲呢？ 台湾忠信工商学校的校长高震东在内地演讲时说，“什么是爱国？哪里是爱国？什么都是爱国，哪里都是爱国！”爱国是微小却又具体的。我们身在中国，有时却茫然不知自己国家有什么，是什么。是因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还是我们过于注意别人的东西？爱国其实很简单，最基本的是要了解和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历经千年，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步创造发展起来的。她几经建构-解构-再建构，绵延不绝，生生不息，慢慢沉淀而成。她是千百年来国人对文化的希望，是国人对文化思想的反思。当我们今日面临着随资讯发达的电子时代而如洪水般涌来的西方文化时，还有多少人可以坚持那涓涓的细水长流？ 我们的81年代后、90年代的孩子们心目中的传统文化是什么？我想不会是女子十二乐坊穿着性感的高叉旗袍在舞台上闹哄哄的演奏那所谓的传统民乐吧？还是认为鲁迅先生笔下那个满嘴“之乎者也”的孔乙己就是代表中国的古代文人？ 简练的讲，所谓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诗、书、礼、易、春秋”。我用五经的名字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是因为它刚好总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个方面。“诗”，是指从最早的诗歌《诗经》开始到历朝历代的诗词歌赋、古乐。“书”，是指历代文人体现他们思想观点的专著，包含了古代文人的人生观，体现了古人的人文精神。“礼”，是指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礼法制度、思想、以及教育体制。“易”，并不单纯的是指《易经》，还包括了农业、医学、天文、地理、数学。而“春秋”便是特指从《尚书》到《春秋》、《史记》、《资治通鉴》等一系列的史学专著。中华传统文化涵盖范围之广，思想之博大精深，怎可以用现代那些伪民俗或是一个酸朽的孔乙己可以概括、代表的！ 如果80年代和90年代的孩子们是从周杰伦的《东风破》或是SHE的《长相思》里才开始接触体会到中国古典诗词之美是不是太迟了？自《诗三百》到《汉乐府》再到《全唐诗》、《全宋词》，还没包括屈原、班固的楚辞、汉赋，更没提到魏晋的“蓬莱文章建安骨”，这浩瀚如海般的诗词国度，怎是一首《东风破》所能表达的？现在我们是否只停留在小学课本里教的“离离原上草”或是什么“二月春风似剪刀”的阶段，或是为了逗情人开心为她轻吟“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浓情蜜意？ 我们现在是否能从那些靡靡之音中感受到古人的潇洒不群、壮志豪情呢？是否知道古龙金庸小说里的“任侠之气”是指“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义之所当，千金散尽不后悔；情之所钟，世俗礼法如粪土；兴之所致，与君痛饮三百杯”。而“侠之大者”是指“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身去，深藏功与名”呢？大概只会沉迷在江湖恩怨、打打杀杀中了吧。 没有了“花间一壶酒”、“共剪西窗烛”的烂漫情怀，没有了“誓扫匈奴不顾身”、“醉里挑灯看剑”的壮烈胸襟。没有这些古韵的滋养，我们的80年代和90年代难道只能在欧美的HIP-HOP、日本动漫、韩式的多袋阔脚裤中显示自己的潇洒不羁么？没有了任侠的少年轻狂，没有了温文的少年情怀，我们的青春还完整吗？ 还有多少人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来自孟子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天下的兴亡，不是匹夫之责，而是我的责任。有多少年轻人还会以国家兴亡为己任，大概只会装作很酷的说“我就是我，我喜欢，我可以。”他们只是整日埋首在《蜡笔小新》和《机器猫》中拒绝长大。 还有多少人知道何为“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忍勇”？看多了吴宗宪的《我猜》和《周日八点档》，大概只会迷惘的说：哦，台北忠孝路的小吃很出名。多少人会觉得“香九龄，能温席”是一种孝心的表现，大概会觉得他好傻，干嘛用自己的身子暖席子呢，买台空调不就得了吗？还有谁会觉得“融七岁，能让梨”是一种中国式的谦逊礼让？孩子们自小接受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达尔文式教育，被沉沉的课内科外功课压得喘不过气。哪还会有人说，第一名我不要，给你吧！再不知何谓“谦谦君子，温润如玉”了，更不用期望孩子们可以成为象曹子建、王摩诘那样的翩翩浊世佳公子了。孩子们现在学习琴棋书画的目的已大多为考试加分服务，哪还有“为君唱遍《红豆吟》”的情怀了。 君不见上元灯节赏花灯，君不见端午赛舟挂香符，君不见盂兰盆会驱鬼傩，君不见重阳登高插茱萸。我们开始相信基督，相信有圣诞老人。我不知道谁是阿福，也好久没放过爷爷纸糊的风筝了。传统的节日在我们看来除了意味着能看到无聊的文艺晚会，多几天去哪里都是人满为患的假期以外，剩下的只有苍白。传统，从我们指缝滑过，轻轻流失。 西元一九00年，梁启超写到“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今日，梁先生所期望的“希望、进取、日新、破格、好行乐、盛气、造世界”的少年气质在我们身上依稀可见，却再嗅不到中华之气息。纯粹的行乐主义、盛气，在没有文化底蕴的支持下显得那么的苍白和轻浮。我们应从何处寻觅正在遗失的传统文化。难道是在邻国日本的传统活动上发现：“咦，这个东西是从我们中国唐朝传过去的嘛！切~小日本~。”可是，为什么我们不反省，我们为何只有在别人那里欣赏到曾经的国粹。蓦然回顾，国已不国。 常思将来，不忘过去。以千载文化积淀来充实自己而让我们走的更远，在座诸君难道不会心思神往？
中国历史文献问题，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重要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些问题缺少深入的研究，存在着很多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现象，比如，通常把中国历史文献的毁灭归罪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20世纪20年代，又有“古史辨”派，对古代文献进行了质疑，认为“东周以上无信史”，对以往的古史系统进行了重要的摧毁。这些都涉及到古史文献问题。要真正清理这些问题，确实繁难，难就难在材料的缺乏和历史时期的漫长上。在这里，我主要就已有的材料，对已有的结论进行反思，提出自己的想法。 （一）上古文献概况根据中国远古的传说，伏羲时代已经创造出复杂的符号体系（八卦符号），黄帝时代已经创造出完整的文字体系（苍颉造字）。对于中国来说，在先夏时期（一般来说即早于4200年前）已经出现了相当多的文字符号或类似文字的图画、图案、符号，它们通常被保存在陶器、骨器、岩石等耐久性的载体上。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有“典”、“册”字，它们又连称为“典册”；从其文字的象形结构可知，它们是用绳子将若干个长方条形的木版或竹版串起来，其用途则是在上面刻写或书写文字。根据古人的记忆，殷商先人“有册有典”，也就是说，那时已有图书。可是，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典册实物，最早的只是战国时代的竹简。根据《尚书序》记载，上古帝王遗书有《三坟》（记述三皇事迹，“坟”可能指泥版图书）、《五典》（记述五帝事迹，“典”为木简或竹简图书）、《八索》（即易经八卦的原版，“索”为结绳纪事符号体系）和《九丘》。《尚书序》解释《九丘》为：“九州之志，谓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显然，《九丘》可谓当时的“国土资源白皮书”。中国的图书档案文献馆，至少夏代已经出现。《吕氏春秋·先识》记有：“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奔周；晋太史屠黍见晋公骄无德义，以其图法归周。”这表明，夏代已有图书典籍，商代当然也有典籍图书，而且这些图书最终又都被收入周王室图书档案里。西周平王东迁、王室衰微，春秋争霸、战国争雄，历时五百年之久，社会动荡不已，诸侯之间的争战就是毁坏文献的主要原因。因此，至少从春秋初期已经开始大规模地毁坏中国上古文献，历经战国而不休止，致使文化典籍遭到严重毁坏，散佚殆尽。（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毁书运动据研究，早在2500年前，周朝的图书、档案、文献典籍神秘地失踪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是占卜后被遗弃的殷商和周朝的甲骨文），它们记载的中国上古历史文明与文化信息也随之消失。据古籍记载，原因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去世，嫡长子不久亦去世，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乱，嫡次子王子丐被立为周敬王，庶长子王子朝将王子丐驱逐出王城（今日洛阳）并自立为王；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国出兵支持周敬王复位，王子朝见大势已去，遂携带周室典籍投奔楚国。此事件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公元前505年，周敬王派人入楚刺杀了王子朝，《左传》在记录此事时没有再提及周室典籍。从此，这批图书文献便消失无踪。事实上，除了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之外，我们没有见到任何春秋战国以前的图书档案文献资料的实物。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此之后的2500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文人学者去追寻周室典籍的下落，这批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就这样被国人遗忘了。（见王红旗：《人类文化史的巨大损失，我们今天仍然有希望找到》，引文有变动）同时，诸侯内部为了放弃自己对王室的责任和义务，也自动销毁图书。《孟子·万章下》中记载：“北宫问曰：‘周室班爵禄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经过这段时期，中国上古文献已经毁坏无几。（三）战国时期的所谓造伪运动新辨这种情况发展到战国晚期，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已经丧失殆尽。于是，当时的有心之士（诸子）积极奔走，拯救文化典籍，他们凭着对曾经阅读和研究的古代典籍的记忆，进行补写追记。这就是战国时期“曰若稽古”式的抢救运动，因此，战国晚期涌现了关于古史的新著作和新说法。这些图书虽出自当时的人之手，但要署上原来作者的名字，即上古圣贤的名字。可这种现象被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古史辨派”错误地称作“伪造古书”，而署上古代圣贤名字的现象反被当作古书作伪的证据，实在是对当时这场文化抢救运动的真正意图的歪曲。至于很多新书署名黄帝等，并非假托先圣之名来抬高身价，树立权威，而是“曰若稽古”，补写出来只有依旧要写上古人的名字，以明确作者的真实归属。因此，战国晚期的所谓“造伪运动”是一场重要的文化抢救和拯救运动，很多濒临绝迹的古代历史和文化思想，由此得以保存。至于这些为抢救古代典籍而形成的新著作，内容存在着矛盾、抵牾之处，也在所难免，合情合理。本来。诸子之学就是“道术为天下裂”的产物。古代王官之学衰落之后，文献流散到民间，现实的种种弊端也促使人探索拯救的方法，于是，私学兴起，诸子各得一隅，各执一偏。我们只有抱着一致而百虑的态度，才能将诸子百家整合起来，从中看到上古王官之学的整体面貌，以及诸子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我们只有从总体上来认识它的合理性，才能从纷纭复杂的抢救运动中，看到同归而殊途的历史潮流和卓越贡献。对古史古书的质疑本无可厚非，但20世纪初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对中国历史的怀疑，是基于一种根本错误的观念之上。因此，它在学术怀疑的过程中，实际上是虚设了历史的真相以及文化发展的规律。实际上，经过春秋战国五百年之久的战乱动荡，燃眉之急是希图社会恢复秩序，根本无暇顾及文化传承，因此，中国文化经过春秋战国的动荡时期，根本没有“层垒地造成”的历史条件，只有灭绝之虞和补救之急。（四）秦朝的 “焚书”和“坑儒”后世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评价夸大失实。秦朝的焚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甚至都不是主要的部分。秦朝当时明令：“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可从后来传下的图书看，秦记、博士官所职之书并没有流传下来，而百家之书倒流传下来得非常多，而上古文献之“诗、书”则寥寥无几，这是为什么？这只能说明，上古文献在秦朝推行焚书令前已经被长期的战乱毁灭殆尽，否则，就会和百家之书一样多地流传下来。另外，造成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恰恰是诸如淳于越之流的儒生。他们迂腐无知，脱离当时天下尚定、百废待兴的形势，以古非今，求全要求现实，与整个社会迫切渴望安定、改弦更张的现实要求发生严重的错位。同时，他们又受当时功臣阶层的鼓惑和怂恿，主张推行分封制度，这样，那些新朝功臣就能裂土称王。这与秦朝认为封建制度是造成春秋战国动荡局面的根本原因，从而提倡加强集权的认识完全背离，从而酿成了“焚书”之祸。“坑儒”的原因也与此基本一样。一批儒生（方士）投机钻营，以知晓长生不老之术蒙秦始皇，后来被揭穿，受到 “坑儒”的惩罚。至于“坑儒”也只是杀了460名方术之士，要说这460名的方士正好就是中华上古文化的载体，那只会贻笑大方！相反，列国长期相互征发，杀人盈野。一个长平之战，秦国就坑杀了赵国40多万的俘虏。与此相比，“坑儒”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可后世却没有“坑民”、“坑俘”的频繁声讨，这只是说明“坑儒”是被后人过分歪曲和放大而已。（其中细节，此处不作详言，笔者另有专文论述）还有一个证明，战国中晚期，在中国的东西方，出现了两大学术中心，这就是西方以秦国吕不韦为首的“咸阳派”和东方以齐国首都临淄为中心的稷下学宫派。双方都聚集了数量庞大的学术队伍。可我们从他们留下的学术著述中，看不到稷下学宫派对上古文化的研究、引述和总结，而“咸阳派”也只是保留下来上古文献的依稀的影子。这主要见于《吕氏春秋》。《吕氏春秋》由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写成，成书于秦国统一六国和焚书之前。而且，秦国占有西周的故地，应该保留西周大量的文献乃至上古文献，可我们从《吕氏春秋》中只能看到，主要则是整合诸子百家的企图。这就说明在当时，古代文献不待秦国统一六国之后，就已经毁坏散佚殆尽。真正保留下来的，只是后来成为“六经”的几部文献中的部分内容。即使是这些文献，作为上古文献的残留，也只是沧海一粟，何况其中还有非上古的文献夹杂其中。到了秦末战争，项羽一把大火烧了咸阳宫，焚毁了多少上古文献已不得而知了。这自然是中国古代文献的又一次浩劫。因此，西汉初期，经过民间多方搜求，能够找到的中国上古文献实在稀少，而其中被奉为“六经”的书中，真正属于古代文献的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保留下来的上古文献，实在是劫灰之余。司马迁写《史记》时，可依赖的文献更是稀少，这大概是他四处寻访，探听民间遗闻作为辅助史料的主要原因。而上古的历史影子，其实主要保存在战国诸子的书中，虽然零散并相互之间有抵牾，可毕竟是各家努力贡献各自记忆的成果。因此，慎重对待和梳理诸子著作中的古史记载，是探求古代历史和古代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五）刘歆的古文经、王莽改革的问题西汉的建立，结束了长期的战乱动荡，出现了和平安定的局面。这样，藏匿在民间的残存的古代文献典籍逐渐浮出。而西汉时期，尤其是武帝时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始皇的焚书，古代文献典籍不但残剩无几，也难于搜求，可谓有献无文，即只有当年专治某经的学者博士，而难以找到完整的典籍，文化浩劫之惨重，于此可见一斑。因此，当时对古代文化的抢救、整理和保存工作，首先就是派人到民间寻找尚在的学者，让他们口授古代的经典，加以笔录整理。晁错寻找伏生的记载就很典型。这些笔录下来的典籍，使用的书写文字既不是秦朝以前的大篆，也不是秦朝统一文字是确定的小篆，而是当时流行于民间的书写方便的隶书，即“今文”。这样保留下来的古代典籍，首先被新朝政府确定为王官之学的经书。后来，又发现了古文书写的典籍。为示区别，就把此前用当时的文字抄写整理的经书称作“今文经书”或“经今文”，而把后来发现的用古文书写的典籍叫作“古文经书”或“经古文”。西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质上是一场复古更化运动，就是尊崇今文经。可到了西汉末年，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改革势在必行。王莽应运而出，担负改革的重任。王莽分析造成社会危机的思想文化原因，认为以今文经为代表的儒术不能实现真正的复古，这是造成现实危机的主要文化原因。这样，改革的指导思想就要转用古文经，用古文经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古。而当时的古文经学者刘歆影响最大，加上他身份特殊，因此，古文经学的倡导任务就历史地落在刘歆的肩上。因此，古文经学的兴起并非由刘歆为王莽篡汉而作，而是当时改革者分析时弊的学术反映。古文经学更不是如廖平、康有为、顾颉刚等人所谓的是出自刘歆的伪造。因此，晚清的疑古派和现代的古史辨派的认为刘歆伪造古经的结论毫无根据。
抗战时期，我国的文物被掠夺的简直是数不胜数，仅仅被掠夺至海外的文物，就高达至三百六十万件，日本各大展览馆公开展出的就有八十万件。
日本盗走了许多，他们至今还不敢公布确切的数目。春秋时期的青铜器在2019年才被追回。
有关文献很多都被毁了，而且当时中国面临抗战，记录资料自然会相对少。
英法联军在圆明园到底抢走了多少件珍宝？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世界47个国家的2000多个博物馆中，存有的中国文物不下百万件，多数都是战时掠夺品。北京的一些收藏家谈到，在国外参观时，看到数不清的中国文物，其中有不少是圆明园的文物。 坐落在法国巴黎东南70公里郊外的枫丹白露宫，宫内有一个“中国宫”，里面的陈列品全部来自圆明园。宫内最大的一间展室屋顶上，有3幅巨大的工笔重彩佛像，画上乾隆的鉴赏御印清晰可见。大厅正面是镶嵌珠宝的屏风、宫扇，左侧是两个大多宝阁柜，透过玻璃可见珊瑚、田黄石、白玉等雕刻文物，还有战国青铜器、各代瓷器、清皇帝戴的皇冠。在一架木托碧玉插屏上还刻写着记录清乾隆66大寿举行百叟盛事的文章。 挪威西部有一座叫伯尔根的城市，那里有一个实用艺术博物馆，其中一处展厅摆放着几千件中国文物，这些文物仅出自一个人的捐献，他是挪威人蒙茨。蒙茨1887年来到中国，在中国海关任职，以后又担任了袁世凯的骑兵团长、参谋长等多种职务。蒙茨在中国生活了50多年，收集了2500多件中国文物。该馆藏品中最不寻常的是圆明园的石雕，在一层的整个陈列室中，几乎全部是雕刻精美的圆明园建筑石构件。有残断的柱础、栏杆、望柱、石像，在大厅的墙壁上还挂着一幅印在白布上的圆明园海晏堂铜版画。从上面还能认出部分石雕原来所在的位置。这座展厅被命名为“圆明园展厅”。 欧洲一些著名的博物馆、图书馆也收藏有圆明园文物，《圆明园全景图》现保存在巴黎博物馆内。清代宫廷画师沈源、唐岱所绘《圆明园四十景图》的原画等现保存在巴黎国家图书馆内。英国大英图书馆收藏着原藏于圆明园文源阁的《四库全书》部分图册，还有众多的来自圆明园的瓷器、金器、玉器等。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二十九军奋起抗战，与日寇浴血奋战。然而，终因寡不敌众，最后奉命撤退，北平沦陷。很多人好奇在北平沦陷时期，日本人到底从故宫抢走了多少文物呢？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历史的蛛丝马迹了解一二。实际上，在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安全问题就日益严峻。在故宫工作人员以及政府有识之士的建议下，国民政府决定对故宫文物进行南迁。当时，故宫有几百万件文物，不可能全部被运走的。于是，在人们的筛选下，被选中的文物包括书画、铜器、瓷器、象牙、善本等，共计19690箱，62万余件。据说，负责筛选文物的并非全部是专业人员，很多是国民政府的文人，他们不懂文物，结果是有些精品并没有选中，反而是次品被选中带走了。1933年2月5日晚，北平全城戒严。1万多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用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军警全称护送。在不到120天的时间里，五批文物先后运达上海，后又转运到南京朝天宫。但随着战事不断深入，南京也不安全了，这些文物有被分三路西迁，最后运达了陪都重庆，藏于深山的山洞之中。故宫的这场历时长久、数量巨大、损失微小的文物迁徙之路，被国内外人士称为奇迹。这都是无数为故宫文物南迁付出辛劳的工作人员的功劳，他们是真正的文物的守卫者。在故宫大批文物南迁后，总务处长张庭济奉命留守。在1937年11月，北平沦陷后，日伪政权下的故宫博物院艰难维持，与日寇尽力周旋。当时，日本人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和顾问，由于遭到了故宫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而没有成功。故宫的留守人员都是真英雄，他们拿出了玩命地精神来护宝，他们规定日本人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一律不得进入。但是日本人也不是吃素的，1938年6月，日本宪警两次闯进故宫博物院太庙博物馆搬走并撕毁了大批的图书资料，有书籍243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凡是书籍中有反日抗日、谈及日伪政权的一律都要予以销毁，同时，有关司法、教育、财政等书籍杂志也必须销毁。这次日本人的暴行对故宫文献库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日本侵略者企图借此推行其奴化教育，其用心之险恶，令人不寒而栗。1945年3月，日本人又搞起了献铜运动，并将其魔手伸向了故宫博物院。尽管故宫的工作人员多次抵制，但是最终为了不惹恼日本人，确保故宫的整体安全，不得不将一些散落在各个院落的一些铜缸、铜炮等1095斤交了出去。但是日本人不满意，日本人命令将故宫不能段明年代的54件铜缸以及2尊铜炮交了出来。实际上，在1944年6月22日，日军就从故宫劫走了铜灯亭91个，铜炮1尊。万幸的是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日本人就投降了。随即，故宫的工作人员前往天津运回这批文物，这些文物大多已经残破、损坏，重达4460公斤，比劫走时少了971公斤，并且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据统计，在故宫工作人员的精心守护下，在北平沦陷期，故宫博物院被日本人掠夺了铜器149件，太庙图书馆馆大批图书文献遭到破坏，文献馆的张鼓峰舆图被劫走。当然，这都是官方记载，实际上到底有多少文物被日本抢走，就不得而知了。
第一个最重要的是 焚书坑儒 大量的文献没了 除了留下几类 医 卜 农 忘了还有什么第二就是历朝的战争
在抗日战争的时期，日本当时盗走了我国8件珍贵的文物，不过后来还在有一些善良的日本人将这些宝物归还给中国。
抗战时期，我国的文物被掠夺的简直是数不胜数，仅仅被掠夺至海外的文物，就高达至三百六十万件，日本各大展览馆公开展出的就有八十万件。
还有近百年中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时期，大量的文献资料被外国的侵略者掠夺走，比如说在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中就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被抢走，像《永乐大典》等等
中国古代文献的散佚问题，绝不是历代兵燹和焚禁这一类”有形的摧毁“所能灭绝的，历代统治阶级的大规模”无形的摧毁“才是书籍散亡的最大原因。封建统治阶级毁书最毒辣的手段就是打着”采访遗书“的幌子，来施行禁书的政策，每逢改朝换代，统治阶级就把包含对自己不利内容的书籍处理掉。比如清代的《四库全书》告成之日，同时也是古代文献散亡最多之时。
存量少，兵火
正确。1938年5月，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初步总结了全国抗战的经验，批驳了当时盛行的种种错误观点，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方针。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否，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他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必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实行人民战争。《论持久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它指明了抗战的前途，提出了正确的路线。抗战后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篇著作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
有战争就有和平自己去找与和平有关的你又不说你要什么战争心理战争可以么??恩恩~
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成就：在史学理论方面，抗战时期初步建构起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体系。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吴玉章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华岗的《历史为什么是科学和怎样变成科学》等等。这些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对于史学的价值与功能，传统治史方法的传承与扬弃，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史学意义，以及中国历史分期等史学理论问题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使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初具框架。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以详实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中国古代社会包括史前社会作了深入的考察，纠正了“疑古派”的一些错误推断，剖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结构、主要矛盾、发展特点及停滞原因，开拓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等新的研究领域。代表作有尹达的《中国原始社会》、吴泽的《中国原始社会史》、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李达的《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这些成果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30年代社会史论战时所取得的在古代史领域的重要地位。在通史编纂方面，出现了第一批马克思主义通史著作。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吴泽的《中国社会简史》等，这批著作无论是在体系的合理性、内容的丰富性，还是在观点的科学性、深刻性及创新性方面都处于当时史学界的最高水平。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在抗战前夕所著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论述中国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史开了先河，打破了资产阶级史学在这一领域的垄断地位。抗战时期，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思想概要》、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何干之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和《三民主义研究》、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等著作，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学术思想都作了阐释。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也成为当时思想史研究的力作。这些学者都把思想史的研究与社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社会存在来分析社会意识，注重探究各种学术流派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时代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这一点是旧史学所无法做到的。在中共党史方面，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学习和时局》等著作中，对党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研究的目的和对象、基本的研究方法以及党史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作了科学的阐述，为这一时期的党史研究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在此阶段，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周恩来的《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和《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王若飞的《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等著作；对党在不同时期的发展、胜利与挫折都作了深入的探究，成为这时期党史研究的代表性作品。而经由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从成立到抗战爆发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了系统概括和科学总结。这些成就的取得，表明中共党史作为一门学科已初步创立。扩展资料：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迅速发展的原因：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时代需求和社会氛围，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内在驱动力。在抗日救亡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下，从历史深处来探索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以历史经验教训来指导和服务现实的革命与抗战事业，成为时代赋予史学家们的重大历史使命。另外，抗战时期史学界的频繁交流和激烈争鸣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营造了良好环境。作为一名具有深厚史学素养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事业给予了高度重视。他在《论新阶段》、《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中全面阐述了其革命史观，从而给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毛泽东高度评价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功能。他认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对于如何科学研究历史，毛泽东在其著述中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诸如：应运用马列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研究历史，反对教条主义的照搬照抄；对历史问题反对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应引导人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等等。延安整风运动中掀起的全党学习研究历史的热潮，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中共党史学的发展提供了特殊契机。毛泽东从整风运动一开始就特别重视全党对历史的学习问题。他说：“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号召全体党员都应运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特别是党自身的历史。在整风运动期间，《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等革命文献的编辑出版，为当时及此后的党史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史料基础。而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集这时期党史研究之大成，对抗日战争以前党的历史作了一个阶段性的科学概括和系统总结，对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都作出了正式的结论。“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个创举，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这一凝聚了全党集体智慧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是中共党史科学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是研究中共党史的典范之作。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蓬勃发展打破了中国史学界的旧格局。封建史学因其完全落后于时代而趋衰败，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则表现出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其思想观点，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赢得了社会大众尤其是青年一代的广泛赞誉和欢迎。不少史学家在这时期也深刻感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无论是在对历史的宏观通识方面，还是在把握时代主题、揭示历史规律和服务社会现实方面，都具有无可辩驳的优胜处和吸引力于是他们纷纷转变以往的治史方法，开始采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如吕思勉在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中认为唯物史观“对于史事的了解，实在是有很大帮助的，但能平心观察，其理自明”。由于大批学者开始转而信奉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起来，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这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和中国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由于大批学者开始转而信奉历史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起来，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这样，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和中国史学界的主导性力量。参考资料：中共党史研究院-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应该没有。二战时期的前夜，马克思主义也是伴随着八国联军的炮火侵入中国大陆的，而且还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才有所了解的。在中国还谈不上有人具备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论著能力，更是缺乏思想与灵魂上的认同和欣赏，难以形成超越中国文人墨客们自有“主义”的境界。而在俄国的列宁，也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条查研究的探讨后，才找到了俄国人自己的认识和概念，并得出了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不同的认识结论，从而在俄国出现了布什维克、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等几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体系，最后成功建设了以布尔什维克为指导思想的苏维埃。在中国的实践中，人们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面的认识，他们在模仿、甚至把苏维埃模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执行斯大林的指令而成为苏联的胁从者，或者是政治上的投机赌博，而缺乏思想上的认识。如果说非要整出一个什么“比较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那么就要说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还是比较贴切的，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革命实践中以中国人的思想认识得到的成果，其他的都是狗屁，他们只是一味的附和外国人的思想。而抗战时期的“比较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也不会取得任何的抗战成果，只有《论游击战》才是真实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在抗战中实际发挥作用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