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权威的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共党史研究》，这是党史类的唯一一个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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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范文：在新农村建设中加强农民对党的政治认同[摘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政治认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对新农村建设而言，提高农民对党的认同程度是其重要的政治起点和有效的政治保证。但是，目前农民生存状况、村民自治和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状况仍然制约和影响农民对党的认同，认识并下气力解决这些问题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重要任务。 [关键词]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治认同；政治合法性 中国是一个正处于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之中的农业大国，全国13亿人口，9亿生活在农村，农民的政治认同对于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秩序的维持起着关键作用,是党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党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从而为密切党与农民的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契机。但是，农民对党的认同仍然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这是我们党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农民生存状况与农民对党的认同 政治权威从本质上讲，是对社会价值进行有效分配的一种力量。农民之所以要服从党的政治权威，就是因为要从党的政治权威那里换取自己所需要的社会价值。而这些社会价值中农民最关注的是[前的生存利益，能否保障他们的生存利益是农民评价执政者的主要标准。造成农民这种社会心理的原因是多重的，但主要的根源在于农民的谋生方式简单单一，在自然和社会力量面前普遍感到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具有十分强烈的乏力感，他们对未来不敢也不可能抱有太多、太高的奢望，因此极其看重[前的既得利益。[1]因此，党的方针政策要从保护农民的生存利益出发，不断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 目前国家虽然已经免除了农业税，并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工程，但农民的生活状况难以在短时间内有大的改变，这是因为： 第一，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前，平均主义政策使我国各个社会阶层在衣食住行实现了低水平的整齐划一，社会成员获得了一种“平等感”，满足了传统农民对“等贵贱、均贫富”的执着追求。然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机制给各个阶层带来的获利机会是不均等的，农民在利益追逐中处于不利地位，城乡之间差距越来越大。马克思曾经形象而又深刻地指出：“一座小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可怜的茅舍模样了。这时，房子的狭小证明它的居住者毫不讲究或者要求很低；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但是，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么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被人轻视。”[2]因此,遏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是伦理问题,也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危及国家政权稳定性的政治问题。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公正也是硬道理。坚持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最大优越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地位、扩大群众基础和社会和谐的前提。 第二，农村公共产品短缺的状况不会一下子改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趋向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但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总体覆盖无法弥补历史上的巨大欠账”。[3]建国后，我国建立了自下而上的吸取财源、自上而下喷洒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财政，越在上层越富足，越在下层得到的财政支持越少。1978年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资金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151亿元，占5%，而2000年为1232亿元，比例降为8%。财政支持不足，农村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严重滞后。农村中学生是城市中学生的4倍，而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这一状况与城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第三，农村贫困人口仍然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农村有绝对贫困人口2000多万,相对贫困人口4000多万,每年还有因各种灾情产生的7000多万灾民需要救助。[4] 第四，农民土地流失严重。土地是农民的生活根基，在传统农民的[中，“没有土地的农民不是正经的农民。有能力扩大自家的田地是家庭兴旺的象征，而卖地求生是败家子的行为”[5]。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也认为，在农民的价值系统中，“金钱不是一种可靠的价值。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土地，因此要想富起来必须种好地”[6]。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保护好农民的土地利益仍然是我们党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每年农村正常占用的土地达到400多万亩，其中大约有200多万亩是属于农民的耕地，一些失地的农民已经开始依法抗争、有组织的抗争，有的地方还发生了群体性的暴力事件。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农民土地减少的势头还在加剧，有些人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名义，非法占用农民土地，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新农民建设不仅不能成为党的民心工程，反而会失去农民的认同。 二、村民自治与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 无论怎样解释民主，领导者的权力均需被领导者的同意和认可。村民自治制度，是村民通过村民自治组织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因此，“许多村庄的农民认为上千人选出的村委会主任当然比几十人选出的村支书更有权威”[7]。这样，村民自治就给村党支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认同危机。 第一，法律界定不清引起的认同危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村民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透过这些规定，我们无法分辨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自上而下地强调党的领导，又自下而上地强调村民自治，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的权力难免陷入冲突，出现相互争权的现象。一些村委会主任利用法律的模糊挑战村党组织的传统权威，踢开村党组织搞“独立王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法在村中贯彻执行，村党组织在农民心目中的传统地位降低。 第二，双向授权引起的认同危机。按照一般的政治惯例，村党组织是按照乡镇的意图组成的，主要是贯彻乡镇的意志。在农民心目中，村党组织是乡镇在村中的“一条腿”。而村民委员会却大不一样，村民委员会成员是村民按照民主程序投票选举出来的，他们才是村民利益的真正维护者。一个是来自上面的授权，一个是来自下面的授权，这种不同方向的授权在一个村庄内相遇的时候，就会发生严重的矛盾和冲突。此时的乡镇政府一般都采取袒护村党支部的举措，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村民选举后，乡镇的工作越来越依靠村党支部去落实。可是乡镇的这种做法，不仅不能帮助解决两委的矛盾，反而进一步降低村党支部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 有人认为，既然村民自治挑战村党组织权威，干脆就放弃村民自治，还回到行政村的状态。这种认识只看到了表面，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本质。村党支部权威受到村民自治的挑战，表面看是村民自治制度带来的，但实际上是国家在村中实行了最先进的直接民主制度，却没有相应地改革乡镇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更没有进一步完善农村基层党内民主。实行民主是获得农民认同的最根本办法，如果现在从村民自治退回去，会导致疏导农民情绪的主要渠道关闭，农民同党的关系进一步疏离。民主权利的给予是不可逆的，村民自治实行以后，农民的政治认同意识已经被激发出来，我们只能选择通过进一步的行政权力下放和完善党内民主获得农民更大的信任和支持，别无他路。 三、农村基层党组织状况与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认同 村民选举为村民自治组织提供了定期自我更新的机制，越来越多的致富能力强、作风正派、乐于为群众服务的农村精英被选入到村民自治组织中，农民还拥有监督和罢免手段保证这些政治精英为群众负责，群众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和认可。可与此相比，村党支部却缺乏这种自我更新的能力。其一，全国农村党员队伍普遍老龄化，这与农民入党积极性降低有直接关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一些村党组织成员为维护其现有地位，不愿意发展新党员。农村基层党组织中优秀人才的减少，削弱了战斗力和凝聚力，影响了党组织的政治权威。其二，长时期以来，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有些村党组织成员贪污腐化，从根本上损害了党的形象，农民更不愿意支持党组织，也不愿意投票选举党员进入村民自治组织。其三，虽然国家在农村输入村民自治制度已经近十年，但大部分村庄仍然是村党支部说了算，村民自治组织处于无权状态。这起码造成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很多农民非常恼火，他们觉得自己真心实意选上来的村干部只是些摆设，自己被愚弄了。二是村党组织大权独揽的结果，也把农村的矛盾集中到了自己身上。农民往往把对乡镇任务、村务状况和自我发展能力的不满统统归咎于村党支部，村党组织整日缠绕在这些矛盾当中，不仅不利于自身威信的树立，而且无暇顾及党组织建设，支部干部和党员的先进性建设落不到实处，更谈不上进行组织制度的完善与创新。其四，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一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干部为了增加自身升官发财的机会，不顾当地实际和农民的意愿，大搞所谓的“政绩工程”，不仅影响了农民对当地党组织的认可，同时也影响了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为此，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注释： [1][5]周晓虹传统与变迁[M]北京：三联书店，1998：7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 [3]季丽新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系统创新研究[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2）： [4]刘海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部署[J]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1）： [6]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7]郭正林中国农村权力结构[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其他相关：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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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成就了人民军队,长征开启了人民军队发展的新起点。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周太和博士是中共早期干部周肃清幼子，国际著名经济地质及金矿专家，作为《国际矿床杂志》的特邀主编，出版了《中国大地构造与金矿》专辑； 自2008年以来周太和出版党史方面研究论文，与康模生共同撰写了党史研究文章：《周肃清：被派到福建的第一个中央巡视员》、 《陈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轶事》、 《从历史档案看唐义贞何时入党》 先后刊登于《福建党史月刊》杂志。2014年，周太和与周凭栏、周冰洋共同著书：《周肃清传》，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该书引起很大反响，凤凰卫视就《周肃清传》一书的出版发布会对作者周太和博士和周凭栏进行了采访和新闻报道。 2014年9月14日凤凰卫视《我们一起走过》栏目播出了对周太和博士著书出版《周肃清传》的专题采访， 2014年10月24日凤凰卫视著名评论人何亮亮先生在《开卷八分钟》专门介绍了《周肃清传》。
瑞金于都长汀宁化下面为正文江西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由集结广场、纪念广场、长征渡口、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等组成。 在集结广场，地面镌刻了一幅巨大的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路线图上标明中央红军是从雩都(于都)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之路;纪念广场上也矗有“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而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一块巨大石碑上，还刻着红色醒目的“长征源”三字。它们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于都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 “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 于都县政府提供的一份县情简介亦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6万人集结于都，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都从此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并闻名世界。 然而，在福建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展示的一幅长征路线图标注的长征出发地却有四地，龙岩的长汀、三明的宁化以及赣州的瑞金、于都。观寿公祠建于明末清初，是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2年前，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就是从长汀观寿公祠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事实上，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红色旅游都在打“红军长征出发地”牌。宁化、瑞金官方对外也称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点。2007年，宁化还斥资2092万元建设了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到底哪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呢?还是长征出发地本来就是多个地方，而不仅限于一地?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相关论文和资料发现，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党史研究专家都曾就长征出发地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或文章。 2003年10月，时任宁化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登洲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宁化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之一的地位不容动摇》的文章。 上述文章称，宁化县委、县政府正在湖村镇锣鼓坪筹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并开发东方军入闽作战、彭湃县等革命旧址，作为在2004年10月举办中央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份厚礼。但却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只是江西于都，而否定了闽西长汀、宁化、瑞金与于都等4个起点县的历史事实。 吴登洲在文章中列举了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等五份党史、军史资料证明，宁化与长汀、瑞金、于都等县同属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的历史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8年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151页注释中记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康模生也曾于2006年1月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论文称，近些年在报纸杂志上不提福建长汀、宁化，而只说江西的瑞金、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这显然是不够全面客观的，也不是实事求是。康模生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福建、江西的几个地方出发。红九军团是中央红军中率先出发的长征部队，也是惟一一支不在于都境内集结而离开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长汀是中央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 2006年，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在长汀纪念红军长征研讨会上的讲话也称，长汀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 而在2006年9月，时任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黄鹏生在《党史文苑》发表《揭秘长征出发地之争》一文中提到，长征出发地之争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长征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阶段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的红军战士，从国内到国外，基本上说中央红军从于都(1957年前称雩都)出发，未发现其他不同说法。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石碑上刻着“长征源”。 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描述是，“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根据当时的翻译吴黎平说，《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都是毛泽东同志亲口介绍，记录整理后还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 第二阶段，自1949年全国解放后至1985年，这一时期在各类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由“一地”变成了“四地”，即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 “一地”变“四地”的根据源于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注释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第三阶段，1985年至2002年，这一时期，党史权威部门的表述中“四地出发”修正为“两地出发”，即瑞金、于都出发。198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及1991年该书修正后的版本，皆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6万人，分别自瑞金和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此以后，在一些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一般不再提长汀、宁化。 第四阶段，2002年后，这一时期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亲临长征出发地考察，又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长征出发理论研究会，党史权威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史工作者基本统一了认识，党史界基本认同于都出发的说法，同时也还有少部分同志持瑞金出发的观点。 2002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改编后出版，对长征出发地改为以下表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黄鹏生认为，上述表述保留了原版第一句话，是由于当时的瑞金领导对中央党史研究室考察人员提出了异议，但这种表述已明确肯定了中央红军出发地就是于都。 黄鹏生的文章还透露，2005年11月，中共赣州市委组织召开有瑞金、于都的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加的全市红色旅游理论研讨会，会上市委领导强调长征出发地问题不要再争了，明确由瑞金打“红都”牌、于都打“长征牌”、宁都打“反围剿”牌、兴国打“将军”牌、大余打“三年游击战争”牌，并把它们称为赣南红色旅游的“五朵金花”。 上述文章还提到，按理，长征出发地应该没有再争议的必要了;不过，党史和军史界的个别同志仍然有异议，瑞金市委党史办刘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王健英等同志仍坚持认为瑞金是长征出发地。2003年，刘良在《党的文献》第5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一文，王健英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和时间考辩》等两篇文章坚称瑞金是长征出发地。公开资料显示，刘良曾是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王健英是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原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历史学教授。 即便如此，直至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仍未有定论。长汀、宁化仍坚持“四个出发地”的说法;瑞金则称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机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瑞金的云石山出发的。 云石山是一座海拔较低的小山包，坐落于瑞金市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乡境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共中央局、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等中央机关各部委驻扎地。云石山，虽然山势不高，但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是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因此又被称为“长征第一山”。 2016年9月1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不是一个地方。就中央红军而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中央红军一、三、五、八军团及中央第一、二纵队)的集结出发地。各部队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时所撤离的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长征出发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不过，石仲泉说：“瑞金和于都是主要的，但并不排他。”所以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哪？在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四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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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于都长汀宁化下面为正文江西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由集结广场、纪念广场、长征渡口、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等组成。 在集结广场，地面镌刻了一幅巨大的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路线图上标明中央红军是从雩都(于都)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之路;纪念广场上也矗有“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而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一块巨大石碑上，还刻着红色醒目的“长征源”三字。它们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于都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 “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 于都县政府提供的一份县情简介亦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6万人集结于都，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都从此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并闻名世界。 然而，在福建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展示的一幅长征路线图标注的长征出发地却有四地，龙岩的长汀、三明的宁化以及赣州的瑞金、于都。观寿公祠建于明末清初，是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2年前，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就是从长汀观寿公祠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事实上，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红色旅游都在打“红军长征出发地”牌。宁化、瑞金官方对外也称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点。2007年，宁化还斥资2092万元建设了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到底哪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呢?还是长征出发地本来就是多个地方，而不仅限于一地?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相关论文和资料发现，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党史研究专家都曾就长征出发地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或文章。 2003年10月，时任宁化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登洲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宁化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之一的地位不容动摇》的文章。 上述文章称，宁化县委、县政府正在湖村镇锣鼓坪筹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并开发东方军入闽作战、彭湃县等革命旧址，作为在2004年10月举办中央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份厚礼。但却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只是江西于都，而否定了闽西长汀、宁化、瑞金与于都等4个起点县的历史事实。 吴登洲在文章中列举了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等五份党史、军史资料证明，宁化与长汀、瑞金、于都等县同属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的历史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8年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151页注释中记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康模生也曾于2006年1月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论文称，近些年在报纸杂志上不提福建长汀、宁化，而只说江西的瑞金、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这显然是不够全面客观的，也不是实事求是。康模生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福建、江西的几个地方出发。红九军团是中央红军中率先出发的长征部队，也是惟一一支不在于都境内集结而离开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长汀是中央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 2006年，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在长汀纪念红军长征研讨会上的讲话也称，长汀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 而在2006年9月，时任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黄鹏生在《党史文苑》发表《揭秘长征出发地之争》一文中提到，长征出发地之争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长征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阶段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的红军战士，从国内到国外，基本上说中央红军从于都(1957年前称雩都)出发，未发现其他不同说法。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石碑上刻着“长征源”。 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描述是，“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根据当时的翻译吴黎平说，《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都是毛泽东同志亲口介绍，记录整理后还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 第二阶段，自1949年全国解放后至1985年，这一时期在各类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由“一地”变成了“四地”，即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 “一地”变“四地”的根据源于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注释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第三阶段，1985年至2002年，这一时期，党史权威部门的表述中“四地出发”修正为“两地出发”，即瑞金、于都出发。198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及1991年该书修正后的版本，皆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6万人，分别自瑞金和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此以后，在一些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一般不再提长汀、宁化。 第四阶段，2002年后，这一时期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亲临长征出发地考察，又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长征出发理论研究会，党史权威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史工作者基本统一了认识，党史界基本认同于都出发的说法，同时也还有少部分同志持瑞金出发的观点。 2002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改编后出版，对长征出发地改为以下表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黄鹏生认为，上述表述保留了原版第一句话，是由于当时的瑞金领导对中央党史研究室考察人员提出了异议，但这种表述已明确肯定了中央红军出发地就是于都。 黄鹏生的文章还透露，2005年11月，中共赣州市委组织召开有瑞金、于都的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加的全市红色旅游理论研讨会，会上市委领导强调长征出发地问题不要再争了，明确由瑞金打“红都”牌、于都打“长征牌”、宁都打“反围剿”牌、兴国打“将军”牌、大余打“三年游击战争”牌，并把它们称为赣南红色旅游的“五朵金花”。 上述文章还提到，按理，长征出发地应该没有再争议的必要了;不过，党史和军史界的个别同志仍然有异议，瑞金市委党史办刘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王健英等同志仍坚持认为瑞金是长征出发地。2003年，刘良在《党的文献》第5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一文，王健英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和时间考辩》等两篇文章坚称瑞金是长征出发地。公开资料显示，刘良曾是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王健英是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原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历史学教授。 即便如此，直至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仍未有定论。长汀、宁化仍坚持“四个出发地”的说法;瑞金则称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机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瑞金的云石山出发的。 云石山是一座海拔较低的小山包，坐落于瑞金市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乡境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共中央局、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等中央机关各部委驻扎地。云石山，虽然山势不高，但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是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因此又被称为“长征第一山”。 2016年9月1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不是一个地方。就中央红军而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中央红军一、三、五、八军团及中央第一、二纵队)的集结出发地。各部队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时所撤离的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长征出发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不过，石仲泉说：“瑞金和于都是主要的，但并不排他。”所以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哪？在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四个地方
蒋庆泉认为这是洪炉和媒体炒作，这固然是意图之一，但这还不是洪炉和媒体的真实意图。洪炉和媒体的真实意图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抹黑和否定抗美援朝战争。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蒋庆泉是一个勇敢的志愿军战士，如果不是出现意外，他就是一个王成式的英雄。虽然后来他成了战俘，但他一没有投降。二对被俘深感不安和耻辱，他到了83岁都还说：“我恨啊，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三没有借机把自己打扮成英雄王成。因此，他仍然值得我们敬佩。 但他不是王成的原型，也不能成为王成的原型。不管王成的原型是谁，但都不能是一个美国战俘。原福州军区副政委、少将王直（《英雄儿女》里王政委的原型）在他写的《电影《英雄儿女》背后的故事》）（发表于《福建党史月刊》）里说：类似影片中反映的战斗场景，在朝鲜战场上真是不胜枚举，许多坚守阵地战斗的部队都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在志愿军中像王成这样的英雄有许许多多。如我第九兵团第二十军连长、全国战斗英雄杨根思坚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时，抱着炸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勇事迹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他壮烈牺牲的形象酷似王成;第二十六军排长、一级人民英雄秦建彬，在坚守212高地防御战中，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成群的美国兵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这时，他拔出掩埋在工事里的爆破筒，屹立在阵地上，把爆破筒投向敌群，开创了用爆破筒炸敌群的先例，其情节与影片更贴近;据编剧介绍，“向我开炮”的情节，是引用了志愿军战士回忆录《志愿军一日》的一篇文章《向我开炮》反映的战斗情节改编的。编剧把几类英雄的典型事迹汇合塑造了王成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形象，代表了无数个王成式的志愿军英雄，王成的人物原型就是这些典型的志愿军英雄群体。 可是洪炉和媒体却一定要让他成为王成的原型。他们大肆宣传，似乎非让蒋庆泉充当王成的原型不可，非让这一假相成为真相不可。网络更疯狂，现在百度一下王成，王成词条下居然已经有了这样一句：作家洪炉在经过几十年的苦苦寻找之后，终于于2010年4月在辽宁锦州大岭村找到了王成的原型蒋庆泉老人。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不会把一个战俘当作英雄的。洪炉如果是为了蒋庆泉着想，就不再把他挖出来，再次曝光他战俘的身份，揭他的疮疤，污辱他，并且硬让他打扮成王成的原型。显然他们不是为了蒋庆泉，更不是为了所谓“历史和人性”。他们不过是想让蒋庆泉作为他们的一个工具，来误导人们形成如下印象： 1、原来英雄王成的原型是一个美国战俘。所谓中国的抗美英雄是美国的俘虏。 2、原来王成的英雄形象是虚构出来的，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是假的，抗美援朝的胜利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