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曾经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都经历了寻找正确道路的艰难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成功，也经历过很多艰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进一步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党的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明确界定，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其时代背景是对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其历史根据是对国内外建设社会主义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科学总结，其现实依据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动实践、对最广大人民共同愿望的科学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160年的实践，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成功；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只有赋予鲜明的本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才能胜利。事实证明，如果离开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不可能保持正确的前进方向，而如果离开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来谈科学社会主义，既没有意义，也没有前途。
引言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材料方法材料和方法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
哈哈，我也要写啊，这么巧啊，你大二的？ 中国的快速发展,对世界究竟是威胁还是机遇?中国通过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霸,我们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 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深刻内涵 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内涵丰富,包含着以下五个相互联系的要点: 第一,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既是泛指需要由几代人、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的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所要走的道路;更是特指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为开端、以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由不发达国家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历史性飞跃为标志的,这样一个带有民族复兴鲜明特征的发展阶段中所要走的根本道路。 第二,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目标,是要解决13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教育权的问题。就是要致力于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老老实实地发展我们自己。这个任务已经很重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也决不需要去威胁任何国家、任何人。当然,在这以后中国发展起来了,仍然要始终沿着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这也是列入100年不动摇范畴的。 第三,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特点,是在同经济全球化相联系而不是相脱离的进程中,在同国际社会实现互利共赢的进程中,独立自主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所谓独立自主,就是把中国发展的基点放在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上,包括自觉地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和文化创新,依靠自身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依靠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努力解决发展中的难题。 第四,中国这条道路的根本要求,是对内方针与对外方针相统一,对内和谐与对外和平相统一。就是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外交,也是内政;既是对外宣示与承诺,也是自我约束与规范。第五,中国这条道路的最深刻的根本内涵,就是要在21世纪上半叶,在同当代世界各种文明相交汇中,在不断弘扬自主创新精神中,实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实践表明,中国的发展已经走出一条与以往大国崛起不同的、新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中国的权宜之计,而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必然选择与庄严承诺。 第一,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根源于中国核心领导层治国理政科学理念作出的理性选择。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曾长期遭受外来侵略,更谈不上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基于对历史发展的清醒认识和对持久和平的真诚愿望,中国领导人始终把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作为基本的政治理念。在国际交往中,中国积极倡导并始终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上,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原则;在维护国际安全上,积极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等,都是这一理念的具体表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要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对内,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对外,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些深邃的战略思想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识,已经体现到中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部署之中。 第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植根于中华民族深厚优秀历史文化传统作出的自觉选择。热爱和平、追求和平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始祖孔子,把“和”视为“天下之基,万物之本”。这一思想,表现在处理民族和国家关系上就是“布恩信,怀远人”,实现“以德服人”;表现在战争问题上就是“贵和重人,不尚战”。可以讲,在世界历史上,中国人关于“和”的思想生发得最早、内涵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和平发展的道路是中国发展模式和传统文化的完美结合,鲜明地印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第三,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实际作出的科学选择。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的基本国情。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100位之后,农村尚有2300万贫困人口,每年需要解决近2400万人就业,有6000多万残疾人需要关爱和帮助,还有1亿多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当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不懈奋斗。 第四,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选择。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对中国而言,全球化意味着现代化加中国化,或者说是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达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关键一点就是政府驾驭全球化的能力。中国政府对全球化进程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从而选择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一积极主动而又独立的全球化战略。全球化进程使国与国的相互联系和依存空前增强。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成为民族国家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国内经济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经济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取决于国与国经济社会的交往与合作程度。因而,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营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不仅是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平发展道路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经济社会振兴的必由之路,对中国而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选择。 第五,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融汇于当今世界合作共赢和谐发展大潮流作出的明智选择。中国通过自己的发展表明,维护世界和平,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既有利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利于世界的发展。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发展的机遇,世界各国也在与中国的经济交往中分享到了中国的发展成果,中国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实现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惠、共赢。将中国的发展融汇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潮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人民在深刻认识时代发展而作出的重大战略选择,中国将沿着这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永远地走下去。 三、正确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世界意义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13亿中国人民走和平发展道路,无疑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增添了极其重要的积极因素,这一发展模式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这一发展模式的理念独一无二。纵观以往的国际关系史,大国的崛起几乎总是与战争扩张如影随形,战争崛起是大国崛起的主要模式、基本道路、通常选择。中国摒弃传统的大国发展模式,选择的是与20世纪大国争霸截然不同的道路,这是21世纪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承诺,也是开创和平发展新道路的保证。 第二,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中国以不到世界10%的耕地成功地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创造了人间奇迹。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不断改善,中国政府已使大约2亿人初步摆脱了贫困,为2205万城市人口提供了最低生活保障,对6000多万残疾人提供了帮助。目前,人均预期寿命由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95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为减少人类贫困和提高生命质量作出了贡献。 第三,这一发展模式的方式独一无二。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就是中国不称霸、永远不称霸,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努力实现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和谐的发展。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今天,正因为人类走进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稳定发展事实上也已经有机地融入了国际社会的稳定发展进程,所以中国的和平发展就成了对世界和平事业的直接贡献。 第四,这一发展模式对国际共运的贡献独一无二。中国既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一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的有益探索。只要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走成功了,不论从理论上说,还是从实践上说,无疑将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巨大贡献。 第五,这一发展模式的影响独一无二。随着中国的发展,无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大大增强,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成为一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重要战略力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一无二的作用和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发展模式对全世界,尤其对后发的发展中国家建设现代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既是对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概括,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发展道路的有益探索。当然,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既不对外输出革命、意识形态,也不输出发展道路、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与教训,同时又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它只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在认识论上,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将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绝对化、固定化,否则就会陷入思想上的僵化和教条。要打破僵化的“模式论”,对他国模式,该借鉴的要借鉴,当汲取的要汲取,不能横竖挑错,更不能照搬照抄;对本国模式,该坚持的要坚持,当调整的要调整,不能当成普遍适用的模式到处推销,更不能强加于人,这是我们在民族国家发展道路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上应有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希望你满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广泛，中国人的全球意识日益增强，中国文化与各国文化的交流日益深入。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已成为每个中国人的切身感受。我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不断地感受到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以中国人的智慧回报世界。今天，国际社会正在思考：中国的发展将带给世界什么？我们最概括的回答是两个词：“和谐、和平”。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理想追求，都决定了“和谐”既是一种社会思想，也是我们的根本价值选择；“和平”既是一种理想境界，也是我们的国际行为准则。中国的发展道路只能是追求和谐、维护和平。 中国的发展就是集中精力实现中国现代化，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贡献。工业革命以来的三个世纪中，西方许多强国的兴起以向外扩张为常态，与扩张连在一起的是战争，世界和平进程多次被这种战争所打断。与这种大国兴起的模式不同，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以本国内在发展为起点和归宿，所有变革的宗旨都在于办好中国自己的事。中国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大幅度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减少了大约3亿贫困人口，为世界减除贫困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为世界和平提供了稳定性和建设性因素。这是中国“改变自己，影响世界”的一个突出证明。 各国现代化过程都承载着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历史传统融入现代化、本国文化融入世界文明的过程，决定着一个国家发展的模式、路径和特色。中国文化的特点，如内敛、中庸、厚德载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潜在影响将在很长的历史过程中显现出来。其中一些价值和理念经过扬弃和改造后，可以转化为中国发展的创新概念。“和谐社会”的理念，就是传统文化的古老哲理与现代政治理念相结合的产物。 儒学的核心观念是“仁”与“和”。其中“仁”是人际关系的价值核心，“和”是社会和政治的价值核心。儒学经典之一的《尚书》就倡导“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其涵义是民众应明白事理，各国应和谐相处，达到天下太平。尽管，这里所谓的“百姓”并不是今天的人民，所谓的“万邦”也不是今天的世界，但这两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思想萌芽。“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瑰宝。《尚书》以“协和万邦”寄托天下太平，其要义在于“和平、和谐”。另一部儒学经典《礼记》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明确地以“讲信修睦”作为最高行为准则。“和平、和睦、和谐”三者相辅相成，需要守信，需要责任，需要宽容。历史上的中国虽历经曲折兴衰，但这些价值和理念一直植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处，造就了中华民族精神，锻铸了中国人的品格。现实的发展唤醒了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使之成为我们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倡导和谐世界的思想渊源。 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经济规模和社会结构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要求，是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中国发展的动力、主体和目的应当体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利益调节；社会保障，扶助贫弱；环境保护，安居乐业；政务公开，公民参与等，构成和谐社会的基本诉求。在微观和谐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国内各地区、各利益群体之间的比较协调、比较均衡的宏观和谐，形成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领域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发展战略。这是比单纯实现经济增长更复杂更艰巨的发展目标。从战略角度看，我们只有通过和谐社会的建设，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是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发展，才是可以留给我们子孙后代的发展，才是对世界负责任的发展。 与国内建设“和谐社会”相互贯通，在国际上我们追求的是“和谐世界”。如果说“和平”是国与国之间各种力量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那么“和谐”则是国际社会各种利益之间共同发展的价值尺度，是从国际关系的和平朝着“天下和谐”方向的发展和深化。当代中国人首创“和谐世界”的观念，其内涵并非来自突发奇想，也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外交权宜之策，而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一贯原则的升华。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国从文化深处向往和平，坚信和平，全力维护和平。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和世界市场的步伐不断加快，作为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和利益攸关方，需要更高尚、更深入、更宽广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判断。“和谐世界”由此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今天，“和谐”理念已成为中国的基本价值观，凝聚成全体中国人的发展愿景，成为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指向。这些价值观和品格一旦转化为中国的国际行为，就决定了中国只能做负责任的、担当信义的大国。在地区稳定、世界和平、多边贸易和人道主义援助等国际事务中，中国的不懈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这来自于我们对“和谐世界”的向往与追求，来自于我们的价值、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心愿。 无需讳言，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存在着利益冲突、价值冲突、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同种族之间的冲突，还有国家与国家的冲突，存在许多不和谐现象。在一个并不那么和谐的世界里倡导并致力于和谐，是因为我们坚信中国文化是世界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的一部分，我们同处于一个地球家园中；是因为我们坚信在这个多样化的世界里，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价值之间，可以互相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容忍、相互欣赏；是因为我们坚信人类有共同的未来，有共同的根本利益，有共同的终极关怀。 从一个不那么和谐的世界到一个相对和谐的世界，将是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国先哲就有“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我们将弘扬这种精神，孜孜不倦地建设和谐社会，追求和谐世界，以中国的发展为人类的共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宏观视角的总体史式审视 将近代中国铁路作为一个整体，从某一个侧面来加以研究、审视，这种总体式的史学研究成果不少，其中有论述铁路的作用、影响的，有关于铁路发展方面的，有涉及外债问题的，此乃学界着意的大要所在。铁路的影响：学界在谈及此问题时，强调了三个方面，即城市化、农业、民俗。探讨铁路的城市化作用的文章有两篇：李占才所著《铁路与近代中国城镇变迁》(《铁道师院学报》1996年第5期)、姜益和徐精鹏合著《铁路对近代中国城市化的作用探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两文指出，铁路促进了客货运输，人口流动，市场扩大，经济发展及城市的变迁：一些新兴城镇崛起，一些古城镇的功能发生变化，一些不通铁路的古城镇衰落。关于铁路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李占才著有两文：《铁路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铁路与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区域化趋向》(《铁道师院学报》1997年第5期)。两文阐述的主体意思是：铁路运输促进了商品流通的扩大，从而也就促进了农业生产商品化、区域化倾向的发展，加速了农村自然经济的解体。从民俗角度看铁路的影响，这是较为新颖的探索。这方面李占才之文《铁路与近代中国民俗的嬗变》(《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及《铁路与中国近代的民俗嬗变》(《史学月刊》1996年第1期)认为：铁路引发了民俗心理的更新，导致衣、食、住、行等生活习俗的变迁，促使相见礼、婚礼、丧礼等礼仪风尚演变，推动了国人娱乐、纪年、剪辫放足等习俗的进化，尽管民俗嬗变中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现象，但总体而论，是朝着进步、健康的方向发展。 另外，王旭章还著文《走向市场的中国铁路向历史借鉴什么》(《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指出铁路当之无愧是市场经济的主动脉，其表现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沿线资源的规模经营，加快了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产业的转移，促使统一的全国市场逐步形成和国内外市场的接轨，经济区域化趋势发展。朱从兵著文《铁路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广西右江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8年第4期)相对要冷静一些，该文认为：铁路与沿线社会经济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双向需要的互动关系，铁路对沿线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是以工业为中介的，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铁路建成后还需有正确的政策导向，完善配套的规章制度以及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密切配合。 铁路发展：包括商办铁路、修筑及管理特色、政府政策、不发展的原因等方面的内容。 商办铁路的研究是学界的弱项，对此问题宓汝成著文(《中国近代铁路发展史上民间创业活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通过对民间投资铁路史的梳理，得出如下结论：民间资本有投资铁路的意愿，其压抑力量主要来自列强资本，其次才是封建势力；资金匮乏、技术落后不是商办资本铁路不发达的主要原因，二者的因果关系恰恰应该颠倒；商办铁路资本在清政府国有化政策影响下零碎化是历史的倒退。 关于铁路管理问题，芮坤改之文《晚清对官办铁路的管理述论》(《保定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厘清了晚清朝廷逐渐将最初由地方大臣管理的“官办”铁路收归朝廷统一管理的过程。对于我国近代铁路的修筑及管理特色，胡正民、李占才著文(《强人筑路以线设局——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特色》，《铁道师院学报》1995年第2期)将之归纳为：强人筑路，以线设局，铁路的修筑及管理权掌握在实力派官僚的手中，因而非常混乱和纷繁。 论及清政府的铁路政策，骆向韶著文(《清政府的铁路政策》，《湘潭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将之划分为三个阶段：1863—1889年、1889—1900年、1900—1911年。孙自俭之文《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安庆师院学报》2002年第6期)则主要讨论了官办还是商办的问题。该文指出：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关于铁路干线国有问题，马陵合著文(《论清末铁路干线国有政策的两个促动因素》，《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第1期)认为，该政策出台的原因有二：一是盛宣怀建立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的野心，二是立宪派社会舆论宣传的推动。 论述铁路权为外资侵夺的文章有谢撼澜之文《近代列强对中国铁路利权的疯狂掠夺》(《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3年第6期)。探讨近代中国铁路发展缓慢的原因的文章较多，其中归咎于内因的有三篇：祝曙光所著文《近代中日两国铁路发展比较研究》(《贵州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尹铁所著《近代中国铁路建设延误原因探析》(《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李文耀、王成林之文《近代中国农民对铁路态度的变化》(《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归咎于外因的有宓汝成所著文《中国产业近代化为什么徘徊不前——以中国铁路的建设和运营(1895—1927年)为中心作一试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1期)。铁路外债： 丁永刚在《论近代清政府建设中的外债问题》(《陕西省行政学院，陕西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一文中，将清政府借用外债修铁路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甲午战前、甲午到《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到辛亥革命前。借债筑路符合历史趋向，功不可没，不应片面地认定是“卖国主义”行经。张九洲也著有《论甲午战后清政府的铁路借款》(《史学月刊》1998年第5期)一文，类之。孔永松、蔡佳伍之文《晚清铁路外债述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将清政府借外债修路划分为四个阶段：1881年唐胥铁路的修成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到1903年颁布《铁路简明章程》，1903年到1911年5月10日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1911年5月10日到10月10日武昌起义；外债的类别有筑路、赎路、路政借款三种；借款抵押有一个从以路为抵向以地方厘金税捐抵押的转变。基于解读近代国人外债观的努力，马陵合著文《经济民族主义的悖论——关于近代中国对铁路外债认识历程的思考》(《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以经济民族主义为概念支撑，道出了外债观中的超经济性质，及其所具有的政治上的功利。否定经济民族主义，有利于理性阐释铁路外债问题。马陵合另著文《略论清季东北铁路外债的超经济特质——以均势外交为中心》(《历史教学》2003年第10期)、《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类此。 从外债角度重新审视芦汉铁路的收回，马陵合之文《论芦汉铁路的外债问题》(《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认为其意义要打折扣。马陵合之另文《文明排外与赎路情结》(《安徽师大学报》2003年第3期)也指出：文明排外是20世纪初中国收回铁路利权的基本口号，它较集中地体现了近代国人的赎路情结，文明排外不能解决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维持国权与引进外资的两难抉择。至于《潜流：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重新估价》(《江汉论坛》2003年第11期)一文，马陵合的主体意思是：晚清最后几年，收回利权运动趋于式微。而从经济学理角度就债论债，肯定借款筑路的积极作用，逐渐为人注意。只是它的声音是微弱的，难以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清季对铁路外债的部分认同，应是近代中国在维护主权与利用外资之间难以取舍的真实体现。在借款模式方面的研究中，马陵合著文《“浦口条件”：近代中国铁路借款模式的变与不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1期)，以1908年中国与英、德签定的、以地方税捐为担保而非以路作抵的《津浦铁路借款合同》为研究对象，集中论述了学界忽视的有关条约的运用情况及其如何被弃用等问题。从政策角度研究外债，王致中之文《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上海铁道大学学报》2000年第7期)认为：晚清铁路外债国家政策的确立，时在甲午战败之后。决策背景为筹筑卢汉铁路，铁路发展定为国家“实政图强”要务，但国库“点金乏术”，商资筹招落空，铁路资金来源仅有外债外资一途。政策要点乃“洋债”由国家铁路总公司统筹，路借路还，以路作抵，拒招洋股，“路权仍属于我”。 二、铁路与地方的区域史式探析 铁路与地方的关系研究，属于个案式、区域式的史学研究。京汉铁路作为晚清时期修筑的第一大动脉，此前学界已予以较多注目，对此，田伯伏从直隶采煤业人手，著文《京汉铁路与直隶沿线近代采煤业的起步》(《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分析了京汉铁路修建对直隶煤矿业如井陉、临城、磁州等的影响，指出铁路作用体现在运输速度的提高和运费的降低扩大了煤的销售市场，此外，铁路本身就是煤的固定消费者。我国近代的铁路网是以北京为中心的，苏生文著文《晚清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的形成》(《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1年第1期)，针对这一问题做了专题研究，该文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修路风气已经大开，清政府在北方地区修筑了京奉铁路、京汉铁路、京张铁路和津浦铁路四条主干线和一些支线，构成了以北京为中心的铁路网。 西北铁路发展在近代属于落后地区，有关研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赵志龙著文《近代西北铁路规划述论》(《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认为，从晚清到民国，西北铁路规划经历了一个内容由简到繁，地位由次要到主要的发展过程，西北铁路的重要性已成为共识。任军利著文《铁路与近代陕西的商品经济》(《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主要分析了铁路所导致的陕西经济变化。 正太铁路是山西近代第一条铁路，自如雪之文《正太铁路建筑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7年增刊)，阐述了该路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历程，并指出其对山西经济的影响如下：运输量很大且逐年递增，收益可观屡有盈余，促进了工厂的建立。 滇越铁路对封闭的云南来说，高势能的影响之大可以相象。顾继国、杨金江合著《滇越铁路与云南近代进出口贸易》(《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5期)，指出：滇越铁路开通后，云南形成了与世界资本主义相联系的、相对独立于国内市场的云南地方市场。王文成也著文《滇越铁路与近代云南对外贸易——兼谈云南与东南亚间的通道建设和经济技术合作》(《经济问题探索》1994年第1期)做了相似的分析。而张轶群之文《滇越铁路的历史记忆——滇越铁路沿线的近代铁路社区建筑初探》(《小城镇建设》2003年第4期)，则以建筑为视点。 广西铁路的发展，绅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此，陈志波著文《绅商与近代广西经济》(《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指出其具体表现有二：首先，从领导力量上看，政府虽然是名义上的领导者，但直接操作各项具体事务的却是绅商；其次，从路款的认集的比例来看，绅商认集的路款占绝大部分。专论龙州铁路的有朱从兵之文《广西龙州铁路筹建始末》(《广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4期)。 南浔路是近代江西第一条商办铁路，杨会清之文《略论南浔铁路兴衰的历史命运》(《抚州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分析了筑路过程中在筹款、技术、时局等诸多方面的困难，运营中有关会计制度、股东大会制度等内部管理改革，及对汀西经济产业结构变化的促进作用。 沪宁铁路乃清末最为重要的铁路之一，对此，高志斌、王国平合著《晚清政府借外债修筑沪宁铁路述论》(《江海学刊》2000年第3期)阐释了借外债的原因、经过及民众抵制情形。除了上引文之外，还有其它一些文章，其中有粗涉上海铁路发展的(刘华明：《近代上海地区交通运输、邮电通讯工具的变迁(1840—1949)》，《史学月刊》1999年第3期)，有谈论铁路与晋商兴衰关系的(谢元鲁：《明清北方边境对外贸易与晋商的兴衰》，《四川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有探讨铁路对移民的助力的(周春英：《浅析近代华北移民大规模迁居东北的社会背景》，《荷泽师专学报》2000年第3期)，有研究铁路促进城市发展的(王杉：《简析近代东北城市的兴起》，《辽宁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段光达：《哈尔滨早期城市特点刍议》，《北方文物》1994年第2期；纪凤辉、张翠华：《哈尔滨近代城市的特点与作用》，《黑龙江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有介绍铁路股票的(夏详烈：《清代川汉铁路股票》，《中国钱币》1998年第3期)。 三、关键人物与铁路发展 与铁路发展有关的近代人物主要有李鸿章、张之洞、孙中山、詹天佑、刘铭传、盛宣怀、容闳等。在研究李鸿章与近代铁路的文章中，余明侠所著《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地位》(《徐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论述的较为全面。该文认为，李鸿章在修建铁路问题上的认识，从1863—1867年的短短四年间，经历了严词拒绝、朦胧认识、正确了解和坚决实践等四个阶段。李鸿章不顾谤议丛集，独开风气之先，主张利用西方技术但必须权自我操，初步规划了铁路干路蓝图，执着不渝兴修铁路，于此可知，李鸿章在中国近代铁路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此外，余明侠另著有《李鸿章和甲午战争前后的铁路建设——兼论洋务运动在甲午战后的新发展》(《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一文，类之。从铁路外债角度研究李鸿章的文章有马陵合之文《论甲午前借债筑路的开启及其困境——兼评李鸿章的铁路外债观》(《安徽史学》2002年第1期)。相形亦肯亦否李鸿章的文章也有一些，如周辉湘之文《李鸿章与中国铁路业的开创》(《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在肯定了李于凇沪铁路谈判中维护国家利益、首倡自建铁路的同时，指出：李鸿章在19世纪80年代中法谈判中及之后的思想开始向出让路权转变，其借债修路思想损害了国家利益。此外，筑路也有发展个人实力的意图。类似的文章有赵东喜之文《论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的兴办》(《河南职业技术师院学报》2000年第1期)、朱从兵之文《李鸿章与中东铁路》(《徐州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试论李鸿章在中国铁路史上的地位》(《玉林师专学报》1997年第4期)。从总体上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吴剑杰之文《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该文认为，真正能从开发利源以振兴经济的高度认识铁路的近代化价值的，张之洞是第一人，铁路成为他一生最后20年的生命主题。此外，陈晓东也著文《张之洞与晚清铁路》(《铁道师院学报》1994年第3期)对张之洞发展铁路的贡献作了介绍。具体研究张之洞的文章有朱从兵之文《粤汉路权赎回后张之洞的自建主张与实践》(《广西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吴剑杰之文《论张之洞湖广任内的外才引进》(《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将李鸿章与张之洞联系起来予以研究是有益的探索，这方面的文章有周辉湘所著《李鸿章和张之洞与近代中国铁路建设论略》(《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研究孙中山与铁路的文章有数篇，之一是朱从兵所著《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述论》(《学术论坛》2003年第5期)，该文认为：由于第二次现代化大浪潮时期美国的铁路建设速度最快，孙中山对近代世界铁路的认知以美国为主。他对近代世界铁路的发展大势、基本成就、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建设与管理体制或经验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认识，其认知水平超出了他以前的中国近代的其他先进人物。之二是冯君之文《论孙中山铁路建设的战略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此外，朱从兵另有文《铁路建设与民生主义——民元孙中山铁路建设思想新探》(《学术论坛》2002年第5期)以铁路与民生的关系为视点，来探悉民元孙中山的铁路思想。詹天佑在近代中国铁路史上，如同秋瑾在近代妇女史上一样，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也很值得研究。以往人们多注目于京张铁路的独立筑造，而经盛鸿等则着意于其他方面的内容，其著文《詹天佑与清末民办川汉铁路》(《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詹天佑与辛亥革命》(《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指出：爱国工程师詹天佑在中国近代铁路建设中，不仅开创了中国独立造路的奇迹，建成了震惊世界的京张铁路，而且率先支持在20世纪初兴起的民办铁路事业，并亲自主持艰险异常的民办川汉铁路。当清廷在1911年5月颁布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后，他勇敢地支持保路运动，进而支持辛亥革命。这是他对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又—伟大贡献。关于刘铭传在台湾修筑铁路问题，陈九如著文《刘铭传与台湾铁路近代化》(《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1期)指出：刘铭传从御侮图强的目的出发，力主修筑台湾铁路，妥善解决资金短缺和技术力量不足的难题。台湾铁路的兴筑，便利了台湾的交通，促进了台湾的开发，传播了近代化观念。刘铭传在台湾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铁路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吕锡生著文《盛宣怀传略》(《无锡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关于容闳的影响，陈汉才之文《容闳的留学教育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华南师大学报》1998年第6期)主要强调了他对铁路人才培养方面的贡献。
引言是论文引人入胜之言，很重要，要写好。一段好的论文引言常能使读者明白你这份工作的发展历程和在这一研究方向中的位置。要写出论文立题依据、基础、背景、研究目的。要复习必要的文献、写明问题的发展。文字要简练。材料方法材料和方法按规定如实写出实验对象、器材、动物和试剂及其规格，写出实验方法、指标、判断标准等，写出实验设计、分组、统计方法等。这些按杂志对论文投稿规定办即可。
摘 要：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充分的现实依据。从历久弥新的文化传统到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从现代化建设的现实需要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模式赢得认可、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关键词：中国文化;历史;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和平发展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文化合理性在历史上，我国周边地区都曾经是以中国为主导的“东亚文化圈”即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儒家倡导“修齐治平”，“粤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光明峻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尚书・尧典》（稽考于古道而能称顺其美的历史事实，帝尧名叫放勋。他严肃恭谨，明察是非，善于治理天下，宽宏温和，诚实尽职，能够让贤，光辉普照四面八方，以至于天上地下。他能够明察有才有德之人，使同族人亲密团结。族人亲密和睦了，又明察和表彰有善行德百官协调诸侯各国的关系，民众也随着变得友善和睦起来了。）按中国文化讲“使天下服”绝不是依靠武力，而是要以道德去统一之。自身强大而“内圣”，外邦、外国纷纷效法学习，主动与中国进行联合，或自愿加入中国，这就是“外王”。内圣的国家，内部必须治理得好，人们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整个国家从上到下能够凝聚成一个整体，就像蜜蜂与蚂蚁（白蚁）王国一样（这当然是一种低级的凝聚形式），只有大公，而无自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凝聚这么结实，将是无坚不摧的，没有任何敌人能战胜或奴役他们。中国人历来是靠实力与道德上的感召而实现外王的，中国人的外王也不是为了抢劫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与我同富，共同走向人类文明，最终达到与我同样的程度，这就是“天下大同”。而西洋人用的则是强盗逻辑，他们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特别是欧洲的殖民主义时代，对印度、非洲、美洲的印第安人，对澳洲的土著人，对东南亚。甚至对中国也进行过强盗式的侵略。即便是现代的所谓“欧美文明”，也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太多，不能与中国天下大同相提并论。英法德走的是殖民扩张，海上侵略的道路，中国不会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中国人有自己的模式。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三、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四、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看看郎咸平说_show/id_XMTA3OTQ3OTEhtml你就知道了，大国崛起秘诀三个字：法制化！
写一篇关于放学路上安全的论文·
随着科技的逐步发展，交通运输日益发达，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人们的出行方式也日趋多元化。然而，现代交通的发达在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便利的同时，却也带来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交通安全问题。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生活、工作节奏也愈来愈快，汽车成了人们的主要的交通工具，它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在大家感叹社会进步、享受社会进步的同时，它也给我们带来了灾难，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消失在飞驰的车轮下，一个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转眼破碎不堪。特别是那些还没有踏上社会的小学生，也遇到了这样的灾难，亲人哀伤的呼唤，留不住幼小的生命。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普及交通安全教育，把交通事故降到最低。这是时代的呼唤！ 有人曾称交通事故为“现代社会的交通战争”，交通事故像一个隐形的杀手，潜伏在马路上等待着违章违规的人出现。因此，人们应当学会保护自己，要养成文明行车，文明走路的习惯。 血的悲剧告诉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真正做到“关爱生命，安全出行”。“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个人只有一次”。这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句话，是保尔发自内心的感想。生命是美好的，特别是在这个美好的世纪里，我们有着繁华的城市街道，有着鳞次栉比的高楼，有着车水马龙的绿色大道，有着摩肩接踵的行人，……而正是在这个美好的世界里，却有许多人却在一系列交通事故中瞬间丢失了生命。 也许会有同学说：“交通安全有什么，只要在过马路和骑车时注意车辆、行人和红绿灯不就行了吗？”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也许就是因为疏忽了某一个细微的缝隙，就会带来终生的遗憾。我们常常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许多有关报道，正是因为忽视交通安全，才酿成了这一个个悲剧。要知道，“车祸猛于虎”啊！据统计，近10年来，我国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始终是位于世界第一位的，全国平均每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60万起，死亡10万余人，并且死亡人数呈递增趋势。仅今年8月份，全国共发生道路交通事故19321起，造成5379人死亡、23058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达8亿元，其中，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道路交通事故2起。而且就在今年9月7日，福鼎104国道又发生一起一死三重伤的恶性事故。交通事故已成为当今世界的第一杀手。 也许有人会说：“我也违反过交通规则，但没什么事啊！”那是侥幸心理，是在和自己的生命开玩笑。人们一般会以上班时间紧或不了解交通规则为理由违反交通。这样虽然情有可原，但付出的代价也大了些，简直是拿生命作赌注啊！看来，要从根本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就要在群众中积极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要让每位公民知法、懂法、用法，成为交通法的受益者。 当你骑着车在马路上追逐，当你与伙伴在马路上玩耍时，你是否想过危险就在身边；当你的亲朋好友不顾一切乱穿马路、闯红灯的时候，你可想到这时的死神正在向他们招手……你知不知道这些会带来什么？是伤？是残？是死？是痛苦？是悲剧？是一个破碎的家庭？还是……生命是珍贵的，却也是脆弱的。在中小学生的伤亡事故中，车祸造成的原因是第一位的。着其中固然有驾驶员违章造成的因素。但其中也不乏学生补遵守交通规则而引发的悲剧。 交通安全就是生命的延续，就是家庭的幸福。 因而，遵守交通法规已经被人类广泛关注，让更多人了解、学习、遵守并运用交通法规已是刻不容缓。 尤其是近期以来，校园附近及涉及师生的交通事故的比率有所上升，给了我们许多惨痛的教训。 无数次，在电视上目睹到那刺目的鲜血，聆听到那悲痛不已的哭喊。那刺目的血浸透了我们的灵魂，悲伤漫延开来；那撕心裂肺的哭喊又化作一道道惊雷，劈开我们一度顽固的心灵。高速路上演和见证了我们的悲剧，轰轰的车轮碾过，那是它在为我们哭泣。然而，时间仍是流逝，街道依旧不太平，麻木的我们一边震撼于悲痛，另一边又创造着新的悲痛，时间冲淡了鲜红的血迹，也冲淡了我们心中的震撼。酒后驾驶，违法乱章，是社会缺乏监管？还是我们缺乏自爱？总之，悲剧在一个个不经意间轮回上演。往往是同样的城市，同样的下场，同样的悲剧与痛苦，不同的只是流血的人。 其实真正的元凶是酒后、是超载、是超速、是疲劳、是无证驾驶……是它们让原本幸福的家庭支离破碎，不再重逢。假如驾驶员们不违反这些规章制度，就不会让这些背后主谋者得逞，它们最喜欢看到车祸的局面。 回来看看今天，多少交通事故才造成国家损失了近3亿元，这个数目简直是不可思议！六分钟就有1人死亡1人受伤。他们绝对没想到，只是一瞬间，竟和亲人阴阳两隔。可现在的人们，还没有记住这血的教训，仍存在酒后、超载、超速、疲劳、无证的现象。他们认为只有挣钱才能生存，只有挣钱才能获得好日子过。这种想法不是不可以，但也不能太自私了，拿乘客们的生命去做赌注，去开玩笑。生命是无价的。就这样一折腾。平安鸟不翼而飞，它即将和我们说：“再见！” 也许您不会相信我所说大话的话，但您总要相信事实吧，每天的报纸上都有什么所谓的车祸呀，你永远都无法，也不能忽视那些交通事故，它是那么可怕，那么的不经意。似乎时时刻刻都会发生，它就像颗威力十足的炸药，一时大意，这颗埋伏在我们生活中的炸药就会爆炸，炸得家庭破碎，炸得人心悲苦。一刹那间，就夺走了人的生命。现在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马路越来越拥挤，同时交通事故也越来越多，每年，有多少的生命被夺走，有多少个家庭被破坏，有多少人要失去亲人了。如果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交通规则，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我相信一定可以避免很多悲惨的交通事故。 其实，有时候多等一分的红灯，就多了一分安全。多了一分责任，就少了一分牺牲。只要我们多一分意识，多了一份警觉，很多令你后悔的事，或许就会远离你。一切为了你和他人的人身安全不受损害，为了社会上不会再有因违反交通规则而造成亲人哀伤的呼唤，年轻生命的断送，为了不再出现因为交通意识浅薄而造成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状，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珍爱生命吧！ 当然，仅仅是学会自爱是远不够的，我们还是要学会爱人。只有珍视别人的生命，我们才会更加严格地约束自己，心中存着爱，足下才会有温存，一个人的世界不会制造安全，心中想着别人，幸福才会岿然不动。遵法出行以自爱，文明牵手以爱人，因为自爱，这世界变得安全；因为爱人，这世界变得绚烂！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红绿灯口从容不迫，我们才会在人生大道上越走越宽广，我们的生命才会更加的灵慧和深刻！ 朋友们！当你因为路口没有车辆而在红灯下穿越马路，你是否想过你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当你驾车在路上抱怨行驶太慢，想超过前面的车辆，你是否想起每年有多少司机因为违章超车而命丧黄泉，当你抱怨规定太多，交警太严，你又是否想过，如果不是这样，这份车轮底下的死亡报告还将带给人们多少的震惊和血腥？朋友们，伊拉克战争历时两年，死亡4万余人，而你们是否发现每年9万的车祸死亡人数，是一个比战争还要冷冰冰的无情的数字。不知大家是否知道：按照规定路线方向行驶，不闯红灯，不超速，不醉酒驾车，不横穿马路，等等这些非常简单的一切，既是遵守交通规则表现，也是一种文明的行为。因为您不仅保障了自己的出行安全，也是他人生命尊重的表现。 大学时代是人生最灿烂的季节，珍视生命，才能保证好的时光是需要生命去享受的，拥有健康的生命是拥有一切的前提。你的生命是你自己的在尽情享受青春的欢乐时，也不要忘了，只有我们共同的努力，可以使交通更通畅，生活更安全。因为一个个血的事实已经告诉我们：人的生命永远都只有一次，失去，你就将不再拥有……为了你、我、他的安全，让我们一起来呼吁吧！ 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再让交通事故夺取一条条无辜美丽的生命……让血一次次沾染美丽的世界……所以，在路上时，无论你是开车还是坐车，请都深深铭记：你的生命不单单只属于你自己一个人，你的生命更深深地牵连着你的家人…… 遵守交通规则，人人有责……
防止人员伤害
上帝是公平的也是吝啬的，他只赐予每个人一次生命，所以我们必须珍惜。生活中交通安全与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就像我们的朋友。日日夜夜都守在我们的身边，教育我们，劝戒我们。 生命是宝贵的，人的一生就只有一次生命，我们应该爱惜生命。注意交通安全也是爱惜生命的一部分。现在因为交通事故而死于非命的人太多了，难道他们不是死的太冤枉了吗？ 我曾经就听说过这样一则交通安全事故：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和妈妈在方塔街上散步。突然，一辆车“唰”地一下擦肩而过，我定睛一看，原来是一个男孩骑着自行车，不知要去哪儿，由于他骑得太快了，差一点儿就撞上了斑马路上的行人。行人劝他不要骑得那么快，可他不听劝告，继续骑他的“飞车”，脸上不时露出得意而急促的神情。我想：这个男孩可能是有什么急事吧！要不然他怎么会骑得那么快呢？但这样很有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的。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和妈妈在一个拐弯的地方，看见许多人围在路中央，我们就带着好奇心走了过去。“啊”我不禁惊叫起来。这不是刚才骑“飞车”的那个男孩吗，他怎么被车撞了？我听见旁观者议论纷纷，“唉！这孩子这可怜啊！刚才不小心撞上了一辆大卡车，连人带车一起飞了出去。”“如果这个孩子车骑得慢一点，如果那个开车的开慢一点，如果……”可是，再多的“如果”也不能使这朵已经完全凋谢的蓓蕾重新开放。这个男孩的父母不知为这个倒在血泊中的孩子操了多少心，可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离去，让父母悲痛万分…… 现在城市交通繁忙了，像这种悲惨的交通事故在国内多如繁星，因为我国交通事故死伤率居世界第一。所以，无论交警在不在场，我们都要自觉的遵守交通法规。例如：过马路要看清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要走人行横道，不得翻越交通护栏；未满12岁的儿童不得在马路上骑自行车；不能在马路上三五成群地玩耍和嬉戏……我们小学生不仅自己要遵守交通法规，而且发现有人违反了，应及时地批评、劝阻。 让我们把“交通安全”这四个字在心里永远扎下根，让全世界人民都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让交通事故永远在我们生活中消失，让我们的明天充满鲜花，充满阳光。那么,交通安全便是你最好最好的朋友，它将永远保护着你，带给你幸福。让我们争做文明守法的好少年吧！ 第2篇 珍惜生命 安全出行 我们每天都要出门，去上学、上班、买菜……。当我们走在马路上,交通安全是很重要的。有些人问“大热天不系安全带行不行？”“卖瓜农用车咋不让上高速？” 有关人员解释：热天上高速也必须系安全带？一些咨询的司机说大热天上高速系安全带更热，能不能不系？据统计，发生交通事故后，前排司乘人员如系安全带可有效减少70％的伤亡。安全带是为车辆发生意外后专门保护前排乘坐人的生命免受伤害而设计的，能有效地保护前排乘坐人避免二次碰撞。目前天气炎热，一些人在行车时图一时凉快不系安全带，实际上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任。 卖瓜农用车为啥不让上高速？据《高速公路交通管理办法》第四条明确规定，行人、非机动车、拖拉机、农用运输车、电瓶车、轮式专用机械车、全挂牵引车以及设计最高时速低于70公里的机动车辆，不得进入高速公路。农用运输车、两轮摩托车因安全系数低，防护措施差，极易酿成恶性交通事故，所以不能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孩子是社会未来的接班人，他们能否健康成长，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和社会的进步。育人不仅要进行智力教育，还要进行道德、纪律教育。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从幼儿学生抓起，使学生从小就接受交通安全知识教育，达到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养成自觉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习惯，是能达到一代人和一个社会的良好秩序的百年大计。 新学期一开始，为确保学校师生上放学的道路交通安全，维护校园的教学、生活秩序，与学校一道一方面加强对校园内交通安全教育和管理，另一方面加大学校“绿色通道”的建设和学校周边交通环境的整治。以进一步增强中小学生交通安全意识，提高他们的自防自护能力，遏制交通事故的发生。据了解，每年因各种事故，数以万计天真无邪的儿童少年死于非命，而因交通意识缺乏和淡薄引发的交通伤亡事故，在中小学生伤亡事故中占有较大的比例。中小学生的交通安全牵涉到千万个家庭的幸福，需要交警、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负责，齐抓共管。 交通法规规定，做到行车安全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条件：一是无牌无证的车辆不能上路，二是年满18岁并考取了相关驾照才有资格驾驶车辆。然而，交警在上路巡逻执勤时发现，有相当部分的车辆“三证”不齐，一些还不符合法定年龄的学生也骑车上街。看来，学生交通安全教育问题任重道远，如何让中小学生平平安安上学，高高兴兴回家呢？ 我建议定期或不定期选派民警或教师劝导员在交通复杂的学校门口或路口维持上、放学高峰的交通秩序，保障“绿色通道”安全畅通。同时 将交通安全教育和管理列入学校管理的内容，每所中小学平时就必须按照验收考评标准抓工作，并将交通安全教育纳入素质教育督导评估的内容之一。建议小学生上放学实行“排路队”和戴“小黄帽”的方法，把同路、同方向的学生编排成队，由教师护送过马路，保证学生走路安全；在组织学生外出集体活动或组织春、秋游时，严格规范审批手续，把好审批关，坚决制止病车、超载车运送学生，保证学校师生的交通安全。同时，加强了对学校及周边交通环境的整治，坚决取缔校园门口摆摊设点、占道为市等妨碍学校师生通行的违章行为。为广大师生创造了一个良好的交通环境。 说了这么多，我想大家应该知道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了。那么，就请大家“保护生命，拒绝违章”，珍惜自己的生命吧！希望能帮到你，谢谢给我满意答分！
“凑够一撮人马上走，和红绿灯无关。”这句“中国式过马路”概括，引发网友普遍共鸣，成为热议话题。“红灯停，绿灯行。”这是世界通行的交通规则。在发达国家，红灯、绿灯是行人“Go”和“Stop”的命令，自觉得近乎条件反射。在欧洲国家、美国、澳洲各大城市，红灯一亮，行人自然在马路两旁戳立不动，绿灯一开，鱼贯而过。同是亚洲国家，日本东京、韩国首尔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一点不亚于中国任何城市，但各行其道，井然有序，依然没有人闯红灯，更不会“凑够一撮人”结伴去挑衅红灯。大凡到过西方的中国人，无不对西方世界中行人过马路的那种自觉意识，不见绿灯绝不横穿马路，即便是视野所及内无一辆汽车，而赞不绝口。行人如此，司机更是如此。今年八月底，我随凤凰网十大名博考察澳大利亚。从悉尼驱车前往首都堪培拉，一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赶路，我们的旅游大巴却不急不躁。司机匀速开车，从不超速，“安全”二字似乎镌刻在他的行车规则之中。当行人站在马路边上，似乎要通过。司机远远看到就减速，缓缓停在行人面前，用手势微笑着示意行人通过。即便是在高速公路，看到考拉一蹦一跳地横穿，也立刻减速刹车，让考拉安全通过。我坐在司机身边，不禁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司机说，“这是起码的，交通规则的制定，就要自觉遵守，这样才有章可循。尊重他者，其实就是尊重自己。”西方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常常让我们汗颜，并且往往引申出一个结论：人家真文明，真守法。由此又产生了九斤老太式的喟叹，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太差了。在我看来，“中国式过马路”不仅仅是中国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的落后写照，更是中国政治文明的一个生动标本。“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规则意识的集体漠视。在中国，规则意识很早就有，格言古语都强调，最著名的便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但规则存在，并不一定得到广泛认可。除了法家思想基本没有在中国占据过统治和主导地位，另一原因，是大多数中国人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去对待规则，而并不是发自内心的，自觉遵守规则，把遵守规则内化为人格一部分。对我利大于弊的，便去遵守和利用规则；反之，就无视规则。“灵活变通”被赞扬，尽管这种变通，有时是违背法律和道德的，而只要在当时得到好处，就大行其道。而中国传统的特权思想根深蒂固，在许多人心里，不但不以遵守规则为荣，反以践踏规则为荣。红灯来了，大咧咧闯过去，习以为常。而闯红灯被监控纪录，最后疏通关系，不受处罚，那更是沾沾自喜。践踏规则而逍遥法外，就是一种让别人羡慕嫉妒恨的特权享受。享受特权，不独是特权者的习惯，也成为无权者的奢望。世界上的规则文化，伴随着工业文明、都市文明和公民社会而成长、成熟。而中国长期处于农耕社会，农业社会自由散漫的思维方式，对于中国人的影响还很大。中国是工业文明和都市文明的后发国家，公民社会更是“才露尖尖角”。当代中国人绝大多数来自农村，或跳出农门成为都市人，或从农村移民到都市。农村人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都无须深刻的规则意识，如同种麦子，上午八点种与九点种有区别吗？无视规则的“农民习气”，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根深蒂固，难以纠正。中国人成熟的规则文化，还有一二代人的路要走。“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人破坏规则的集体撮合。交通规则，是现代人们最常见的公共规则。为什么中国人习惯去破坏，并且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呢？不单单是交通规则，其他公共规则为什么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呢？在许多中国人潜意识里，破坏规则，不是破坏“与其他公民平等的契约”，而是挑战了规则的制定者。闯红灯，绝不会意识到破坏了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公共秩序，而是庆幸自己没被规则制定者逮着，怡然自得于一种违规快感。而对于一个习惯意识形态禁锢的国家来说，人们破坏规则的违规快感，似乎被赋予了精神独立和彰显个性的魔力，自觉不自觉地与挑战制度、追求自由变得相关，从而自我消解了破坏规则所产生的心理窘迫和道德耻感。而喜欢“凑够一撮人”结伴破坏规则，一是“浑水摸鱼”的从众心理，二是“法不责众”的人治文化。显然，那些破坏规则者，都明知其行为不光彩，并且要被追究责任，只是在集体行为的迷彩服和法不责众的防弹衣下，放纵自我。当下发生的许多群体事件，一方面是政府不作为、乱作为而引发事端，另一方面源自“凑够一撮人”的民众反规则习惯。“凑够一撮人”的诉求，有合法合理的，也难免有漫天要价，私利膨胀而漠视公共利益的。不久前全国保钓反日游行中，那些趁机打砸抢的暴行者，更是反面典型。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越来越历久弥新，一个是头上浩瀚的星空，另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基于平等契约精神的规则和道德律，一直是中国人的心灵稀缺物。“中国式过马路”凸显的，是中国规则制定者的人本缺憾。在中国马路闯红灯，有时候是不闯灯根本过不去马路，信号灯时间太短，转弯的车辆太多，而且根本不让行人。在指责行人违章过马路的同时，还应看到在不少地方的城市规划中存在着忽视和漠视行人交通权利的倾向，助长了违规行为的发生。为什么横跨道路栅栏的危险行为屡禁不绝？这与天桥、地下通道、斑马线的设置不合理有极大关系。行人乱穿马路是造成交通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却很少有人反思城市交通设施是否周到方便。国外城市交通研究表明，人行过街天桥或地下通道的最佳间隔距离是150米，否则就超出了人的忍耐极限，可能造成行人乱穿马路。但是，中国城市规划者闭门造车，常让行人兜大圈。行人过马路确实算不得什么大事，但它体现了城市对行人交通权利的关怀程度。道路设施应以人为本，只有保障人的通行便利，才能逐步培养公民良好的交通法规意识。到那时，马路上的“流氓一小撮”也许就不再流氓了。知名时评家童大焕说：“良好的规则和规则意识的建立，必须源于公民平等自由的参与，而不是强者的逻辑，弱者的服从”。而以人为本的善政，无疑是公民自觉参与的发动机。“中国式过马路”还凸显了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人的心态焦虑。为什么欧美先进城市的司机遇到堵车会排队等候前进？为什么中国人开车喜欢变道？堵车时钻来钻去，其实也领先不了几米，反而加剧堵车。道理大家都懂，可就是停不下踩油门的脚。为什么中国人喜欢闯红灯？不也就是从马路这头过那头，快那么几分钟。闯红灯是没素质的表现，这是现代人的常识，可大家就是忍不住“凑够一撮人马上走”。细想起来，这可能跟当今中国社会心理有关。我们处在急剧转型期，什么都追求“快、准、狠”，一停下来就担心落后于他人，落后于时代，抓不住机会，所以每个人都很急躁。国家经济也立下保八、保九的目标，不遗余力。似乎不能保住发展的快步伐，这个国家和民族就要歇菜了。而欧美先进城市的市民心态平和，开车从容不迫。当中国发展不再匆匆忙忙，当各城市领导不再把十年二十年的经济目标压缩在自己短暂任期内，当中国经济不再是政绩经济而是民生经济，城市文化塑造出从容优雅的市民，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自然也就差不到哪里去。矫正“中国式过马路”，依靠人人平等的法治。香港、新加坡等先进城市司机开车文明，一方面是公民素养，另一方面是因为害怕违法。违法被认为是很没有面子的事情。而在中国，司机对逆行、乱掉头习以为常，少数司机违法被交警抓到了，不仅不认罚还打骂交警。而行人闯红灯，更是司空见惯。难道大家真的不知道违法吗？是因为大家都信奉“法不责众”、“法外有情”，出了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而不是找法律。所以矫正“中国式过马路”，建立中国的汽车文明和马路文明，必须普及法制文化，健全法治社会。酒驾在过去，一直是中国的马路杀手，每年都有数十万鲜活生命，丧生在醉醺醺的车轮下。而自从酒驾入罪，以刑法打击酒驾违法行为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成为职业司机和私家车主的自觉习惯。打击酒驾之所以取得奇效，酒驾事故锐减，除了空前执法力度，更主要的是不管涉及到谁，一律刑拘，体现了执法的公开、公平、公正，树立了法律应有的尊严与威严。如果制定规则者不执行规则，就会成为规则的最大破坏者，规则形同虚设，就会成为政治粉饰。规则与法律是分不开的，在生活中倡导讲规则，增强人们的规则意识，其实便是为了提倡法律意识，为法治的实现做贡献。马路是现代文明的镜子。“中国式过马路”的具象，折射当下中国政治文明。中国人的规则意识与西方国家的规则意识，长期存在差异。法律至上是西方人的规则意识,而我们一直没有这样的意识，权力和人情常常可以大于法。法治的生命力，源自国家成员的平等。建立人人平等的法治社会，权力自律，公民自觉，才会有令人赞叹的马路文明。好的制度，引导好的国民习惯；好的习惯，形成好的国家文明。当中国人在红灯前自觉站立，这个古老国度的现代文明也就站立了。
所谓，人善被人欺，以前的旧中国就是如此，以前的中国的帝国的统治下一代又一代的改朝换代。有的明君井井有条的治理国家，有的昏君荒淫无道，导致国家腐败，民不聊生，发起内乱而导致国家灭亡，国家的发展要靠经济，只有经济能力够强大，才能去升级人力资源，从而使国家更加强大。只要你自己变得强大起来，别人就不敢欺负你也没有能力欺负你，后来有些小国只能被灭亡，只有强国能生存下来，毕竟弱肉强食，这是生存法则。小国被大国所开始为大国所用，以为可以继续统治下去的使者，可已经被他国给收入自己囊中，这样的国家慢慢的就从许多的小国合并成几个大国，分别有燕赵韩魏齐，其中势力最大的也就是秦国，最后还被秦国统一天下，这位我们的新中国的出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都说秦始皇荒淫无道，可他做过多少伟绩都被埋没，无人知晓，因为有了秦的统一，才更好地凝聚了一起，天下只有一个，秦始皇一统天下，慢慢的军王朝被推翻。后来政府管理制度，国家大事由政府决定在行动，可尽管这样，国家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统一，依旧是和以前一样，以前是君主的荒淫无道，现在是政府的贪污腐败国家人民政府的官员吸毒，从而有了鸦片战争，鸦片是一种毒品，会让人萎靡不振，当时的中国抽鸦片，原因是压片是外国进口的，这样一来就像是被外人控制一样开始泛滥，后来提高价格。到后来没有人没有钱的人就去偷去抢，明知道是不对，可他就是控制不住。这种不正义的行为会有人站出来的正义人士，为了国家而奋斗发起了战争，抵抗住外来的东西，会让国家加强壮起来，不再这样萎靡不振，就从此有了虎门销烟这一说中国一次次被人欺负，一次次被人反抗我们要坚持走中国路。
近来在微博上流行这样一个词，叫做“中国式过马路”。什么意思？有人描述为“凑够一撮人就可以走了，和红绿灯无关”，还有图为证：在城市街头，有好几位行人并没有走在斑马线上，而是走在旁边的机动车变道路标上，其中有推着婴儿车的老人，也有电动车、卖水果的三轮车。这样的场景，是不是眼熟？也正为其司空见惯，甚至为人所不觉，所以一旦被贴上“中国式过马路”标签的时候，才会引起广泛的共鸣和议论。循着这样的思路，一些行人纵身一跃横跨公路隔栏，可称为“中国式跨栏”；公交车站乘客们蜂拥而上挤进车，可称为“中国式上车”；正在行驶的车辆突然一个急转，强行插入另一条车道，可称为“中国式并线”。类似现象还有不少。集纳到一起，着实令人吃惊，原来我们身边存在这么多不文明现象，很多时候不管有意无意，各种“中国式”做法成了一种自然选择，甚至到了不这么做，反而会不正常、不便利。这种吊诡的变化之中，一则存在群体效应，大家都这么做，法不责众，形成了一种社会氛围；一则发生了规则的异化，原来的红灯停绿灯行、排队依序、驾驶规则等都被放到一边，扎堆前行、拼抢上车、强行并线成了众人奉行的“潜规则”。有规不行，违规成风，潜规迭出，由此看来，“中国式过马路”等现象，其实是陷入了一种规则困境。为什么会这样？这既有规则意识淡薄的原因，也有规则本身不完善的因素。如果一味指责公民素质不佳，并未看到问题的全部，甚至也没有点中问题的要害。以“中国式过马路”为例，行人不顾红绿灯急切通行的背后，与缺乏安全意识、心态浮躁、自私观念等不无关系，但通行区域规划不科学、绿灯时间过短、人车关系处理失衡等现实问题的存在，往往也使人们按照红绿灯划定的时空难以顺利过马路，甚至还可能面临危险。因此，破解“中国式过马路”，不只是一道公民素质题，还是一道社会管理题。如何协调社会关系、平衡各方利益，制定体现以人为本、公平正义等理念的社会规则，提升规则的科学性？如何在规则实施中一视同仁，对违规者依法进行惩处，提升规则的公信力？这不仅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与能力，也需要民意的参与和监督。人人行动起来，人人负起责来，共同遵守和捍卫良性规则，才能实现社会的和谐运作。过马路是这样，就业招聘、商业经营、为政用权等各个领域，又何尝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