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历史上不得不提的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同时，他还是一位文学泰斗，留下了多部作品，以勉励后世之人努力学习。梁启超除了在有生之年留下诸多著作，还曾经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由于其号为饮冰子，因此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梁启超画像《少年中国说》是梁启超的主要代表作之一，是当时发表于《清议报》上的一篇著名文章。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此文主要歌颂了中国少年的朝气蓬勃，同时寄托了了自身热切希望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能够出现“少年中国”，肩负起建设中国的重任，激励振奋人民的精神;希望以此来改变国人当时自暴自弃、崇洋媚外的奴性心理，激起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变法通议》是梁启超思想的主要著作，也是近代很系统的宣扬维新变法主张，在文中他论证了中国社会必须要改良变法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是当时维新变法时期宣传改良思想的最高旗帜。《变法通议》这一著作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受到了很多爱国人士的追捧，也大大增强了梁启超的名望。如今虽然时过境迁，但是梁启超以及其著作对当代还是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他的故居和饮冰书斋已经成为人们了解清末时期政治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一代名流，梁启超的诸多建树、才能光彩纷呈，他无疑是中国近代最优秀的思想家、宣传家。梁启超年谱讲了什么梁启超是我国晚清时期最著名的学者之一，他不仅仅是一名学者他还是我国最早的维新主义者，同时他还是我国光绪年间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史学家，所以梁启超在我国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所以在我国文学界和历史界都有很多崇拜他敬仰梁启超的人。梁启超照片2009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梁启超年谱长编》，这本书的作者是丁文江和赵奉田，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4月1日。《梁启超年谱长编》是近代人物年谱中的一部巨作，在这部书中有很多的历史资料可以供现代学术思想研究者了解和参读，这本书中摘录了梁启超和他的师友往来的700多封书信，所以这本书是一本史料价值极高的年谱书。《梁启超年谱长编》不仅仅有丰富的历史资料，而且还有编者配上的说明性和评论性的文字，这本书主要记录了梁启超一生中一些重要事件的详细时间和他一生中的一些重要活动。这本书一直从1873年梁启超1岁的时候写到了1911年梁启超39岁，所以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年谱书，同时它还是一部详细的人物传记。如果你很敬仰这位晚清时期的政治名人梁启超，同时也很感兴趣他的人生经历，你可以去阅读一下这部《梁启超年谱长编》，我相信这部书可以在你对梁启超的研究方面提供很大的帮助。梁启超的妻子是谁在我国晚清时期有一著名的学者，他就是梁启超，梁启超的人生是极具传奇色彩的，他改变了我国的封建思想，他为我国的新文化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对于梁启超这样一位著名的学者人们除了想要了解他本身，对他的家庭情况也是很感兴趣的，历史上记载梁启超曾有两任夫人，其中较为著名的就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王桂荃，这位王夫人为梁启超生下了六个孩子。梁启超的另一位夫人名叫李惠仙。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笔名主要有过哀时客、饮冰子、饮冰室主人、新民子、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曼殊室主人、少年中国之少年等。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著名政治活动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与民国两个时期；他的业绩，并包了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 梁启超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自幼聪颖，四岁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九岁即能写出上千言的八股文章，十二岁中秀才，十六岁中举人。1890年，他十七岁时拜康有为为师，从康学习四年，受康有为的影响，开始探索挽救祖国危亡的变法维新之术。1894年6月，他随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次年中国战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书皇帝，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这年七月，宣传变法维新的第一个刊物《中外纪闻》在京创刊，梁启超是主要撰稿人。八月，维新团体“强学会”成立，梁任书记，成为康有为进行维新活动的得力助手。梁启超的后半生与图书馆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反对袁士凯称帝的蔡锷（字松坡）将军病逝，梁启超上书大总统黎元洪《接受快雪堂设立松坡图书馆呈》，请拨北海快雪堂设立图书馆。此议得到批准。1923年松坡图书馆成立，后庑奉祀蔡锷及护国战争死难烈士，前楹设图书馆。为此，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及《松坡图书馆劝捐启》，号召社会各界关心该馆藏书建设及资金筹备，'庶仗群力，共襄阙成'。短短时间内，松坡图书馆已经办的颇有起色。 1925年5月，中华图书馆协会在北京成立，梁启超出席并在会上作《演说辞》，备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的重要性，提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具体任务：（一）、'把分类、编目两专门组切实组织，……制成极绵密极利便的目录，务使这种目录不惟可以适用于全国，并可以适用于外国图书馆内中国书之部分。'（二）、'择一个适当都市，建设一个大规模的图书馆，全国图书馆学者都借他作研究中心。'这是因为'一则财力不逮，二则人才不彀，与其贪多鹜广，闹得量多而质坏，不如聚精会神，不如将'一个'模范馆先行办好，不愁将来不会分枝发展。'(三)、'在这个模范图书馆内设一个图书馆专门学校，除教授现代图书馆学外，尤注重于'中国的图书馆学'之建设。'（四）、与私人藏书楼不同，这个图书馆'提倡不收费'，'许借书出外'。（五）、'另筹基金，编纂类书'。在本次会上，中华图书馆协会举行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公选梁启超为董事长。 1925年梁启超兼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址在方家胡同）馆长和北京图书馆（馆址在北海庆霄楼）馆长，至1927年6月卸任，秉馆长职一年有余。 从1925年起到1929年梁启超病逝前，梁启超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其中重点还在于'建设中国图书馆学'和'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两件事项上。1925年12月20日梁启超在至副馆长李四光、图书部长袁同礼的信中说：'购书事日本方面不可忽略，……最要者为几种专门杂志，最好能自第一号搜起，购一全份，例如《史学杂志》、《史林》、《支那学》、《佛教研究》、《宗教研究》、《佛教学杂志》、《东洋学艺》、《外交时报》等。
谢家福，字绥之，号桃源主人、望炊楼主人等。清代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国交通电信事业的先驱者，苏州电报通信的创始人。
家福，字绥之，号桃源主人、望炊楼主人等。清代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国交通电信事业的先驱者，苏州电报通信的创始人。谢家福著作等身，除编撰有关“军国大事”的书集外，还印刻了《望炊楼丛书》、《磷血丛钞》，
原本今可见者有《国朝典故》本、罗以智校传抄明抄本、罗振玉影印天一阁本。1938年冯承钧据罗以智本为底本，参校以一﹑三两本，成《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列入“史地小丛书”内出版，1954年中华书局重印。除上述原本之外，《星槎胜览》还有一种改订本。据前引冯氏《星槎胜览校注》“序”，改订本可考者共有八本，曰古今说海本，曰历代小史本，曰纪录汇编本，曰百名家书本，曰格致丛书本，曰学海类编本，曰借月山房汇钞本（泽古斋丛钞本同），曰逊敏堂丛书本。另据向达《关于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几种资料》一文及《中国丛书综录》，可将该书版本分为如下两类：一类为二卷（或前后集）原本，有天一阁两卷本（即天一阁藏明钞本，《六经堪丛书初集》本或“东方学会排印本”或“东方学会复刻天一阁两卷本”或富晋书社民国据天一阁藏明钞本铅印一册本同）、国朝典故本（朱当■〈氵眄〉、邓士龙本相同）、罗以智校传抄明抄本、上虞罗振玉景印天一阁本（广州中山大学印本或“广州中山大学覆刻者”或国立中山大学语言文史研究所“史料丛刊”本同）、冯承钧校注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本（即冯承钧著《星槎胜览校注》，1938年初版，1939年再版，1954年12月中华书局用此商务印书馆原版重印）四种版本；另一类为四卷（或合为一卷）本，有古今说海本（清道光年间邵松年单刻本和中华书局1985年“丛书集成初编”本同）、历代小史本（“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历代小史”本或“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历代小史》本”同）、纪录汇编本（“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纪录汇编”本或“景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纪录汇编》本”同）、百名家书本、格致丛书本、学海类编本、借月山房汇钞本（泽古斋丛钞本同）、逊敏堂丛书本八种版本。因此，《星槎胜览》共有十二种版本。
他往讲台上一站，摘下帽子，放在讲桌上，深深地向众人鞠躬，脑门碰到桌面，然后说：“同学们，我来看看你们。”一口西南官话，温文尔雅。70多年前，此种繁文缛节，在邓之诚那里从不省略。他坚持旧礼，40岁起便手执藜杖，不苟言笑。即使被人称为“邓老头”，他也欣然点头。后人称他“为人为学，颇有古名士风”。王钟翰师从邓氏，一日，在燕大喝醉了酒，摔倒在马路边。此事传到了校长司徒雷登耳中，司徒先生辗转找到邓之诚，要他处理。邓听说后，就在桌上放一小杯白干，一两不到，将王钟翰叫到家中，嘱他“再喝一杯”。又说，若想喝酒，以后尽可来喝个够。王钟翰喝完那杯酒，邓之诚说：“好了，你回去吧。”邓之诚著史，然偏爱野史。他读书札记汇成《骨董琐记》 ，内容杂糅明清两代的朝章典故、里巷杂谈乃至金石书画、衣着器物。前面方介绍了“邸报”，后面就记录起乾隆年间的米价，乃至“葫芦器”、“日本刀”，被人目为天下第一“闲书”。邓氏是杂而到家。红学家周汝昌研习 《红楼》 时，曾受教于邓。某次，邓轻描淡写地说：“《永宪录》里有曹家的事，此书流传甚罕，知者不多，图书馆有一部抄本，可去一查。”周汝昌忆及，当他将书借到手，打开翻看，“不禁大惊”。凭书中所记，他感觉终于找到了曹氏家族的秘密。邓之诚好藏书，偏偏钟情于清代禁书，所藏甚丰。他还喜欢收藏清末民初人像和风俗照片，并以此名声远播。 但他绝没有藏书者惯有的吝爱。他把自己抄录收藏的珍稀书籍，一一付印，广为散布。许多珍贵的物品，他随手拈来，送与知己名士，亦不甚惜。1936年，他曾在南方某地闲游，以二饼金购得《浮生六记》作者沈三白非常罕见的画一幅，甚是珍爱，后来却将画送给了高名凯。学人张中行说起此事，冠之以“博雅”二字。新文学运动方兴时，邓之诚颇不以为然，因而被目为典型的“老派”。据说他憎恶白话文，因此凡学生试卷中有用“的”字处，他一律改成“之”。而邓之文言，也实在地道，张中行评说：“即以《骨董琐记》而论，专就文字说，放在明清名家的笔记里，说是当时人所作，也不会有人怀疑。”邓之诚上课，帽子须规规矩矩放在桌子上；而“新派”人物胡适，则会狠狠地掷在讲桌旁边的地上。新老两派争执不休，许多人这才有幸在课堂上听邓之诚这样骂胡适：“城里面有个姓胡的，他叫胡适，他是专门地胡说。”此翁口音极重，表情又认真，令人莞尔。这样的评价，他年年都要讲几回。胡适自然是奈何他不得。后人点评这段历史，认为新旧两派可以激烈辩论而并存，正体现出大学之自由开放精神。 文化史上有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古今的藏书家，很少有在学术上成就空前突出的。他们不乏深厚的学养，可是他们的治学成绩，恰恰像唐代以后的抒情诗，在对某一种意境的描写上深入细致，或者对某种情感的把握上恰当得体，句法也比唐人工稳，但是往往有句无篇，整体气象不足。藏书家们也许在某一个学术细节上成绩可观，对前朝文献的考证，或是只言片语的训诂，断简残编的归属，往往颇具慧眼，一言定论，但是缺乏大体的构建。他们的学术，看起来像是铁路上的道班工人，沿着前人铺就的铁轨，一路修修补补，只有补苴之力，而无开创之功。藏书家们一般学术修养都极为深厚，满腹墨水，可是厚积而不发，秉承孔子“述而不作”的古训，不知道有多少足以流芳百世的著作被生生闷死在他们的肚子里。这真是文化史上的千古大损失。所以，一旦见到了一个学术上也铺出了铁路建起了大厦的藏书家，就仿佛从唐太宗的陪葬中捡出了王羲之的 《兰亭集序》 ，为中国文化挽回了损失，“其欣喜将何如”？邓之诚，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惊喜的例外。 邓之诚原籍江苏江宁，但是生于四川成都，并在四川度过了他大半个少年时代，落地生根，怎么说也算是成都人了，成都留给他的满口的四川话是怎么也改变不了的了。幼年的邓之诚就酷爱读书，再加上父亲也算博学之人，家学渊源。幼年入私塾，学的是四书五经，六代文史，据说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六朝书史尤为嗜好；随即就读于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法文科，研习西学，不久随父到云南，入读云南两级师范学堂。 早年的邓之诚先生投身报业，他以笔为工具，对当时国内外政局及地方兴革事宜，多有论述，深为时人赏许。武昌起义后，在报纸上撰写政治性文章，欢呼辛亥革命胜利。袁世凯窃国后，乃自滇出川、鄂，积极参与护国军运动，并结识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及护国军统帅蔡锷等。他不仅在言论上宣传革命，还言行合一，投身反清革命活动和反袁护国运动。峥嵘少年，书生意气，这段时期的邓之诚，即使不能视为革命家，也像一个社会活动家，无论如何，不是后来的历史学家。他在这些峥嵘岁月的所见所闻，都被邓先生汇为一编，成《护国军纪实》一书，这本书材料真实可靠，实为不可多得的实录，极具史料价值。1917年，邓之诚先去了上海，同年应北京大学之邀北上，在国史编纂处任民国史纂辑，兼任《新晨报》社总编辑一职。这样，邓之诚先生完成了从社会活动家和报人向学者的转变。 其实，从少年到中年，总会出现心境的转变，这大概是必须的人生经历，学者也不例外。邓之诚是如此，另一位著名人物周作人也是如此。他们都是自小颇具传统学术修养，盛年时期却或多或少反了传统，邓之诚欢呼辛亥革命，周作人则提倡白话文学，但到中年之时，两人都回归学问，回到书斋，潜心著述，向传统之学靠拢。当然他们也有不同，比如周作人是新文学中的标志性人物，但邓之诚却对新文学向来缺乏好感，虽然没有公开攻击新文学，赞美推举之词也不多见。但他们最大的不同，却是在对日本侵略者的态度上。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占被封，燕京大学的师生遂落入敌手，邓之诚与张东荪、洪煨莲等燕京大学的教授被日本军逮捕入狱，关入北大红楼，一同被囚禁的还有辅仁大学伏开鹏、蓝公武等著名教授。这些被捕的教授在国内外都很有名气，日本宪兵队慑于影响没有对他们用刑，但他们在被囚期间依然备受虐待凌辱。邓之诚记述他亲身见闻说：“宪兵队审讯时，无不用刑求者，有扑责，有批颊，有拶指，有水淋口鼻，有灌水。灌水引犯者至浴室中强饮满腹，以足蹈腹，水从耳鼻口中激射而出，最为惨苦，往往有致死者。闻尚有重刑逾于灌水者，又闻有电机磨人，毫发齿骨、血肉肌肤皆成液质，实惨不忍闻。宪兵队用刑，分队尤严，往往夜间被刑者哀呼凄厉，使人心胆俱碎。”这样的囚徒生涯将近半载，1942年，邓之诚等人获释。出狱之后，生活已无着落。这就是他值得称颂的地方。日军的残暴非但没有使邓之诚这个温和的学者屈服，反而催生了两部“狱中奇书”。在狱中，学者们在敌人的眼皮之下偷偷以诗写志，时有所咏，出狱之后，邓之诚把这些诞生于监狱的诗歌汇为一编，各体杂诗共一百零五首，成《闭关吟》一书；又撰写狱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为《南冠纪事》一书，一共一万余字，公开刊布，公诸于世，揭露日寇的残暴嘴脸。别看这个学者低头作文，文风比周作人还温厚老实，但大是大非面前，他真一点也不含糊。 从后来邓先生的治学路径来看，显然是幼年的家教和私塾对他影响较大。邓先生传世的著作多是经史子集的传统路子，文风也温柔敦厚，颇似周作人的晚年之文，甚至可以说是老老实实，比周作人更有过之。而且，即使后来他做到了《新晨报》的总编辑，对新文学也缺乏好感。邓之诚一生作为治学谨严，博闻强识，诲人不倦。邓之诚先生从事教育五十年，仅在燕京大学就执教二十年之久，培养了一大批文史工作者，如知名学者黄现璠、谭其骧、周一良、朱士嘉、劳干、王钟翰等。他对中国历史有精深的研究，善于从前人别集、笔记中辑录整理历史资料，著有《中华二千年史》、《骨董琐记》、《桑园读书记》、《明斋题识》、《东京梦华录注》等。作为历史学家，邓之诚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久负盛名的《中华二千年史》。这本书本来是邓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授课讲义，原名《中国通史讲义》。讲义原本只有上中两卷，上世纪30年代初，这本尚未全部完成的讲义被选为《大学丛书》的一种，更名为《中华二千年史》，公开出版。上世纪50年代初，邓先生续成下卷，全书告成，历时二十余年。这部逾二百万字的大书从秦朝统一中国开始，终于辛亥革命清亡之时。纵横二千余年，可谓是《通鉴》以后第一部通史。全书旨意，重在通观历代兴亡史实始末，识其成败得失，臧否人物，检讨谋略，以供后人借鉴，颇有通鉴遗风。而书中显露出来的史家意识，春秋笔法，又深得通鉴精神。如果说《中华二千年史》体现了邓之诚作为历史学家的全局意识和史实勾稽能力，那么，《骨董琐记》则显示了邓先生细微之处的考证水平。《骨董琐记》是邓先生博览群书的产物，先成正续编，后来又有《三记》，合为《骨董琐记全编》一书，全书共有“三记”十八卷。该书考释文物，钩稽史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文史工作者可以从中觅得“蛛丝马迹”，以作资料，以作线索。严格说来，此书并不算是史学著作，书中标题，如“银价米价”、“藏书印”、“葫芦器”、“羊脑笺”、“日本刀”、“女子篆刻”、“江浙藏书家”等等，简直是搔人痒处，增长见识，悦目消闲，真乃天下第一等“闲书”也！据说邓先生光是写初编就查阅辑录了不下两百余种书。 邓之诚性喜抄书，又喜藏书，其藏书室名曰“五石斋”。邓之诚师尊顾序林，于是早年注意收集顾氏全部著作的不同版本，于藏书之道，渐有所得，后来遂起意收藏图书。邓之诚最喜收藏明末清初时人的集部之书和清代禁书，也钟意于有关风俗、风土资料性质的书。抗日战争前邓之诚的五石斋已收藏了700余部清初人文集，如清代禁书《青来阁初集》、《西斋集》、《松陵文献》、《士风录》、《蓄斋二集》等，均为稀见之书。邓之诚向来以有大量清初人的集部之书而自豪。据说他曾与著名藏书家伦明相比，他有而伦氏无者就有百十余部，可见“五石斋”所藏之富。藏书家大多精熟古籍版本，邓先生也不例外。他曾为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学社审定古籍善本，为燕大图书馆先后审核、鉴定，选出校印的有：奕赓《佳梦轩丛著》手稿本十一种，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傅钞本一册，董其昌《神庙留中奏疏汇要》明钞本四十一卷，张萱《西园闻见录》傅钞本一百零七卷等。藏书家一般爱书如命，拥书自重，珍本图书，一般束之高阁，密不示人。邓先生则没有这种毛病。他以所藏五石斋钞本秘籍包括谈迁《北游录》、萧?]《永宪录》及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等付印，广为散发，嘉惠士林。邓先生晚年撰写的《清诗纪事初编》八卷，系根据一生先后访得的700余种顺、康时人诗文集整理爬梳而成，共收作者600人，录诗2000余首，本黄宗羲以诗证史之说，不限名家，贵在诗能记史外之事。全书600篇小传，于清初人物与文献的考订帮助极大。一代诗史，赖之传世。五石斋中，尚有不少清末民初人像和当时的风俗照片。邓之诚收藏风俗民俗的照片的名声远播。先生出示过一张名叫“杨翠喜”的照片，这张照片牵涉到1907年（光绪十三年）北京的一件买官名案，直隶道员段芝贵和庆亲王奕劻父子等达官显贵都是个中丑角。照片拍摄了清末13个妓女的全身像，中坐者即为杨翠喜，从照片可以看出清末民初人物的服饰打扮，十分珍贵。抗战胜利后，1946年燕京大学复校，邓之诚仍回校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专任明清史研究导师，并成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考古专门委员。邓之诚晚年时，将藏书捐赠给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60年1月6日邓之诚逝世。
《丛书集成初编》由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至1937年间陆续出版。该书吸收前两部丛书的特点，以“罕见”、“实用”为收书宗旨，以扩大覆盖面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途径，选定自南宋《儒学警悟》到清末为止的一百部重要丛书，集合刊印。所收汇编丛书有宋代二部，明代二十一部，清代五十七部；地方丛书有四部；专门性丛书有十二部。剔其重复，收典籍四千一百零七种。多数以铅字排印，加以断句，少数不宜排版的采用影印。后因抗战爆发的影响，实际出书为三千四百六十七种，这部大型丛书打破传统的四部分类法，采用近代图书分类。其收编的笔记、丛钞、杂说等典籍，可补以上两部丛书之不足，以满足学者们博览纵观的需要。
作者：顾铁卿顾禄，字总之,一字铁卿,自号茶磨山人。生卒年不详、生平不详。所著《清嘉录》初刊于道光十年。日本人也出版其书，称顾禄为才子，(《吴中文献小丛书》) 顾氏能诗善画,曾以所作书画扇面赠日邦人士。《吴门风土记》，光绪十七年本
清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蜀府教授顾铁卿。
”。《四库全书》收入古书3461种，79309卷，装订成36000余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上世纪80年代曾影印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此本在内地印行。文渊阁《四库全书》印出后，确为教学、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特别是《四库全书》中保存的300多种《永乐大典》辑佚本，能面于世，就更有用。现在北京商务印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这确是新世纪一件浩大的出版工程。鉴于已有文渊阁本出版，可能会有读者提出：文津阁《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如何？我们现在出版这样一部大书，有何实际文化意义？ 按《四库全书》的编纂，于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提出，第二年二月正式建立四库全书馆；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底，第一部《四库全书》，即文渊阁本，正式修成，历时九年。此后，又陆续缮写三部，即文溯阁本（乾隆四十七年十一月），文源阁本（乾隆四十八年十一月），文津阁本（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可以注意的是，文津阁本是北方四阁本最后一部抄成的，且距第一部文渊阁本成书有三年之久，这其中当会有所正补（参见后所举数例）。 另可注意的是，《四库全书》在成书后，曾作过两次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的起因都是从文津阁本开始的。乾隆五十二年（1787）五月，清高宗在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本贮藏地），于消闲时翻检此书，发现有讹误，于是下令全面复查。五十六年（1791）七月，高宗在避暑山庄又发现已经复查的文津阁本，扬雄《法言》卷一首篇竟有空白二行，大为生气，又再次下令全面复查。而这两次复查，文津阁本都是由总纂官纪晓岚（昀）亲自带领有关人员进行的。 除北方四阁本外，乾隆又下令再抄写三份全书，分别庋藏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杭州文澜阁。应当说，这七部书，保存最稳妥的还是文津阁本。藏于圆明园的文源阁本，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圆明园，文源阁本也即全部毁灭。太平天国战事起，扬州文汇阁本、镇江文宗阁本全部焚烧，杭州文澜阁本也烧、散大半。其他如文溯阁本、文渊阁本则有几次搬迁，唯独文津阁本自1914年迁至北京，后藏于京师图书馆，80年代移至北京图书馆新馆，长时期未经移动。正因如此，也就引起重视，其他三阁本曾分别据文津阁本加以抄补。如1917年，时尚贮存于清内务府的文渊阁本，经检查，有9种书缺佚，共缺23卷，就据文津阁本补抄。1934年，藏于沈阳的文溯阁本，也发现有缺卷，就特地派人到北京，据文津阁本补抄了《挥麈录》等三书。至于杭州文澜阁，被毁后，则据文津阁本补了更多。可见文津阁本在历史上已起了相当大的文献补辑作用。 也正因如此，20世纪前期，文津阁本就受到学者的重视。1920年，前辈知名学者陈垣就曾亲自对文津阁本进行清查，统计全部收书3462种，列有103架，6144函，36277册，2291100页。陈垣先生还细阅文津阁本所收书的提要，发现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不少差异，因此与几位学者共同撰写《景印四库全书提要缘起》一文，建议将文津阁本的提要汇集影印出来。这可以说是提议影印文津阁本的首例，至今已有八十多年。 遗憾的是，文津阁本以善本贮存于图书馆，不对外开放，一般研究者无法借阅，因此长时期来对文津阁本，只能仰而慕之，不能阅而研之。好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图书馆研究员杨讷先生提议并主持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与文津阁《四库全书》原书核对录异的工作，核对从集部开始，后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集部）》，共15册，二百余万字。据该书统计，文渊阁本集部共收书1273种，其中与文津阁本有差异的有788种，而宋代诗文集，文渊阁本失收、可据文津阁补入的，有1160条，涉及118种书。后台湾研究宋史的学者黄宽重，曾据此《补遗》一书，撰写一文：《文津阁本宋代别集的价值及其相关问题》。黄氏仔细将《补遗》与影印文渊阁本核对，发现《补遗》也有疏忽，提出《补遗》所收的宋人诗文，实际上有些已收于文渊阁本，不过卷次不同，而为编者重复收录。但他认为《补遗》所辑的大部分，确是文渊阁本所缺的，因此以为：“文津阁本宋代文集的部分，保留了不少各书作者个人生平事迹及诗文的评论资料，对研究各文集的作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资讯；此外文中也保留许多对研究宋代史事有所助益的史料，显示文津阁本的史料价值。” 在举宋人例子以前，我想先举两个唐代的例子，从这两个例子，人们确可看出，文渊阁本的确有疏漏。如晚唐时与李商隐齐名的诗人杜牧，其《樊川文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一集部别集类，著录为二十卷，另外集一卷、另集一卷，并注云“内府藏本”，文渊阁本的《樊川文集》提要，与《总目》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于1978年出版陈允吉点校本，其卷次也与《总目》同，所据为《四部丛刊》影印明翻宋刊本，可见自宋流传以来各本均大致相同。但现在印出的文渊阁本，《樊川文集》却只有十七卷，外集、别集也没有，杜牧的诗全部失收，杜牧文未收的也有七篇。前面说过，《四库全书》在乾隆时曾复查过两次，而文渊阁本这两个明显的缺失却未经查出。又如，中晚唐诗人许浑，《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诗集《丁卯集》，为正集二卷、续集二卷、续补一卷、集外遗诗一卷，注谓“江苏巡抚采进本”。文津阁本所收与《总目》同（参《纂修四库全书档案》附录一，热河总管世纲等所奏文津阁本书目）。但文渊阁本所收只正集二卷、补遗一卷。与此类似的，《四库全书总目》于集部诗文评类著录有唐司空图《诗品》一卷，但文渊阁本无此书。现经查核，文津阁本也无，这种编纂疏失也值得研究。 宋人文集，文津阁本可补的就更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列举，这里只举几个明显有史料价值的例子，如吕陶《净德集》，《宋史·艺文志》载为六十卷，后失传，修《四库》时据《永乐大典》辑佚为三十八卷。今文津阁本的《净德集》有《周居士墓志铭》，记北宋著名词人周邦彦之父周原的生平事迹，从中可了解周邦彦的家世及周邦彦本人的行事，很有史料价值，但此文却为文渊阁本失收。也正因此，现在人所编的有关宋人传记资料索引也未收周原，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及现代学者关于周邦彦的传记著作也都未涉及。这是很可惜的。又如与欧阳修同撰《新唐书》的宋祁，其所著《景文集》，也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据杨讷等所辑《补遗》，其收录的诗文，有481篇为文渊阁本失收，这是宋人文集中较为突出的。尤可注意的是，前些年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全宋文》，曾据文渊阁本所有辑录，但当时还未能检阅文津阁本。据台湾学者黄宽重复核，《全宋文》宋祁文失收的还有394篇。又据黄氏校核，文津阁本还可补正1984年出版的孔凡礼校辑本汪元量《湖山类稿》22条。可见文津阁本对我们现代从事古籍整理与专题研究，将提供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料。 文津阁本可补正文渊阁本，文渊阁本也可补正文津阁本的。文溯阁本当也有自己的特点。以后文津阁本全部印出，必将再次推动四库学的研究。望采纳
四明丛书第一集二十四种一百三十七卷，张寿镛辑任子:一卷/（汉）任奕撰虞秘监集:四卷/（唐）虞世南撰;张寿镛辑贺秘监遗书:四卷/（唐）贺知章撰;冯贞群，张寿镛编丰清敏公遗书:六卷/（宋）丰稷撰;张寿镛辑杨氏易传:二十卷/（宋）杨简撰史略:六卷/（宋）高似孙撰子略:四卷目一卷/（宋）高似孙撰骚略:三卷/（宋）高似孙撰梦窗稿:四卷补遗一卷 文英新词稿一卷 梦窗词稿附录一卷 校勘记一卷 梦窗词集小笺一卷 梦窗词校议二卷 补校梦窗新词稿一卷/（宋）吴文英撰;朱祖谋撰校勘记词集小笺;郑文焯撰校议;张寿镛补校四明文献集:五卷深宁先生文钞摭余编三卷补遗一卷/（宋）王应麟撰;（明）郑真辑（1）深宁先生年谱:一卷/（清）钱大昕编（2）王深宁先生年谱:一卷/（清）陈仅编（3）王深宁先生年谱:一卷/（清）张大昌编古今纪要逸编:一卷/（宋）黄震撰戊辰修史传:一卷/（宋）黄震撰畏斋集:六卷/（元）程端礼撰积斋集:五卷/（元）程端学撰剡源文抄:四卷/（元）戴表元撰;（清）黄宗羲选管天笔记外编:二卷/（明）王嗣奭撰春酒堂文存:四卷诗存六卷诗话一卷外纪一卷/（清）周容撰;冯贞群辑外纪杲堂诗抄:七卷文钞六卷/（清）李邺嗣撰石经考:一卷/（清）万斯同撰汉书地理志稽疑:六卷/（清）全祖望撰樗庵存稿:八卷/（清）蒋学镛撰东井文钞:二卷/（清）黄定文撰诗诵:五卷/（清）陈仅撰群经质:二卷/（清）陈仅撰
黄钧，徐希博．京剧文化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1：参考文献中书籍写法格式：［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可选）。例如：刘国钧，陈绍业．图书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辛希孟．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和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J]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金显贺，王昌长，王忠东，等．一种用于在线检测局部放电的数字滤波技术［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33⑷：62-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A]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钟文发．非线性规划在可燃毒物配置中的应用［A]赵玮．运筹学的理论和应用——中国运筹学会第五届大会论文集［C]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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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书〉校点志疑》，《江海学刊》1999年第1期、1999年第2期。2、《传国学之真谛——〈嘉定钱大昕全集〉评介》，《文教资料》1999年第2期；又载《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9月版。3、《敦煌学史上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光明日报》1999年7月2日；又载《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4、《〈全汉赋〉疑误辨证》，《语言研究集刊》（第六辑），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5、《汉魏六朝语词研究考论》，《南京师大学报》1999年第4期。6、《〈搜神记〉校勘札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2期。7、《耄耋之年创辉煌—－记三礼学家钱玄先生》，《书与人》2000年第1期。8、《通学术之变 成专精之业——徐复先生主要著作述评》，载《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之《朴学之光——语言文字学家徐复》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9、《创新的精神 实证的方法》，中华书局《书品》2000年第4期；又载《江苏古籍序跋与书评》。10、《此生原为读书来——记周勋初教授》，《书与人》2000年第5期。11、《旷世之作 历久弥新——〈洪诚文集〉简介》，《新华日报》2000年10月10日。12、《徐复先生对古文献学的贡献》，《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年第6期。又收入《朴学之路——徐复教授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3、《庄子》文论选注，3万余字，收入郭丹主编《先秦两汉文论全编》，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4、《读书之门径 治学之津梁——读〈清人别集总目〉献言》（与徐复先生合撰），《古籍研究》2001年第3期。又收入《徐复语言文字学晚稿》，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15、《〈汉书·五行志〉考论》，《南京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又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主编《历史文献研究》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16、《〈史记〉新整理本刍议》（二人署名），《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又载《史记论丛》第一辑（华文出版社2004年8月版），单独署名。17、《挖掘历史资源 开拓发展空间——由〈老苏州·百年历程〉说起》，《出版参考》2002年第18期。18、《南京图书馆所藏〈三国志〉版本简论》，“首届《三国志》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2年11月，复旦大学），后发表于《古籍研究》2003年第1期。19、《〈史记〉三家注音切疑误辨正》，《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1期。20、《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校读札记》，“第五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2年11月），后部分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第4期。21、《〈史记〉校点本讹误辨正》，《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3年第3期。22、《〈史记〉整理平议》，《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第5期。23、《〈史记·八书〉校读札记》（二人署名），收入马景仑、薛正兴主编《朴学之路——徐复教授九十寿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4、《皇皇巨著 巍巍范公——评〈范仲淹全集〉》，《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25、《试论〈史记〉校勘的原则》，《古籍研究》2005年上卷，安徽大学出版社版。又收入《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26、《中国书院志及其学术价值》，《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又收入卞孝萱、徐雁平编《书院与文化传承》，中华书局2009年版。27、《赋学文献与〈历代赋汇〉》，《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06年1期。又收入《古文献问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28、《〈史记〉正文校议》（第一作者。二人署名），中华书局《文史》2006第3期。29、《一代宗师徐复先生》，《江苏文史研究》2006年第6期。又修改后发表于《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30、《试论黄宗羲的创新精神》，收入《从民本走向民主——黄宗羲民本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31、《校点本〈史记〉标点问题举隅》，收入《史记论丛》（第四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32、《〈阳明后学文献丛书〉的出版及其意义》，收入《王阳明的世界——王阳明故居开放典礼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33、《论章黄之学对国学研究的贡献》，“第五届海协两岸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会议论文，收入《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第二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34、《史记校点补遗》，《古文献研究集刊》（第二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版。35、《乐把金针度与人——试论叶圣陶先生的出版思想》，江苏省叶圣陶研究会会议论文（2007年11月，南京），《江苏民进》2008年第1期。民进中央网站全文转载。36、《评〈王念孙王引之评传〉》，中华书局《书品》2009年第4期。37、《海峡两岸〈史记〉整理研究的现状与展望》，“第六届海协两岸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会议论文，收入《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与评论》第三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38、《道德文章、山高水长—记钱玄先生》，《经学研究论丛》第十六辑，台湾学生书局2009年版。39、《〈汉书〉校读拾遗》，载王华宝《古文献问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40、《〈水经注校证〉校读札记》（与王勇博士合撰），载王华宝《古文献问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版。41、《〈史记〉整理研究与辞书编纂》，“《康熙字典》暨词典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2009年7月，山西），收入《中华字典研究》（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42、《四史学》3万多字，收入卞孝萱、胡阿祥、刘进宝主编《新国学三十讲》，凤凰出版社2010版。43、《段玉裁著述及其版本考略》，“段玉裁与清代学术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收入江苏宏德文化出版基金会主办、赖永海主编的《宏德学刊》第一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44、《试论张文虎〈史记札记〉的文献价值》，《史记论丛》（第六集），华文出版社2011年版。45、《〈项羽本纪〉校释汇证》，《项羽研究》（第一辑），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46、《百衲本史记前言》，载广陵书社2011年版《百衲本史记》卷首。47、《〈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的出版及其意义》，中华书局《书品》2012年第5期。48、《怀念“学者编辑”薛正兴先生》，《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12年第5期。49、《〈史记〉局本吸收王念孙〈史记杂志〉成果之研究》，中国训诂学研究会2012年年会提交论文。（浙江大学）50、《〈水经注校证〉校读续记》（与王勇博士合撰），2012年西华师范大学等主办“地方档案与文献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收入会议论文集。51、《王念孙〈史记杂志〉平议》，《中国训诂学报》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52、《徐复先生对中国训诂学的贡献》，“训诂学与民族民俗学术研讨会暨中国训诂学研究会第九届二次理事会”提交论文，2013年8月。53、《论段玉裁校勘学之特色》，南京大学等举办的“经学与中国文献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201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