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参考（总第67集）》内容丰富，实用性和指导性很强，十分适于办理毒品犯罪案件时参考使用，对相关理论研究也有很强的实务参考价值，是刑事司法人员、刑辩律师等法律工作者及法律教学、研究人员的工作手册和重要参考书。
与故意伤害罪（致死） 《刑事审判参考》2010年第4集（总第75集）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春，男，1985年5月22日出生，原系江苏省无锡市汇家乐水业有限公司员工。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9年1月9日被逮捕。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春犯故意伤害罪，向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杨春辩称，不知道被害人在车上，其是在感觉车子颠簸后，下车才发现被害人被车碾轧了。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8年12月4日14时许，被告人杨春驾驶牌号为苏B30687的轻型货车至无锡市滨湖区景丽东苑20—11号车库吴雪琴经营的杂货店送桶装净水，杨春将水卸在吴雪琴店门口，吴要求杨将桶装水搬入店内，遭杨拒绝。随后杨春驾驶车辆欲离开，吴雪琴遂用右手抓住汽车的副驾驶室车门、左手抓住车厢挡板，阻止杨离开。杨春见状仍驾车向前低速行驶数米并右转弯，致吴跌地后遭汽车右后轮碾轧，吴因腹部遭重力碾轧造成左肾破裂、多发骨折致失血性休克，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滨湖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春因琐事与被害人吴雪琴争吵后，为摆脱吴的纠缠，欲驾车离开现场。在低速行驶中，杨春从驾驶室窗口处看到吴抓在车上，已经预见到自己继续驾驶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因过于自信认为吴会自动撒手，不会发生危害结果，最终导致汽车缓行转弯时，被害人吴雪琴掉地，并遭汽车后轮碾轧致死，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以被告人杨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杨春未提出上诉。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抗诉称，被告人杨春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理由如下：杨春主观上具有伤害的间接故意；杨春客观上实施了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最终产生致人死亡的结果；一审判决认定杨春过于自信的过失没有事实依据。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春明知被害人吴雪琴悬吊在其行侧车窗外，已经预见到其低速行驶可能致使吴雪琴掉地受伤，但轻信吴雪琴会自动放手而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最终造成吴雪琴死产的严重后果，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杨春与吴雪琴虽因琐事发生口角，但无明显的争执与怨恨；杨春关于案发当时急于脱身，且驾车低速行驶，认为吴雪琴会自己松手，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以及未能及时意识到吴雪琴倒地后可能会被右转过程中的车后轮碾轧的辩解符合情理；综合法医鉴定以及杨春在事发后能积极协助抢救被害人等行为，应当认定被害人吴雪琴的死亡并非杨春的主观意愿，杨春主观上不具有伤害的故意，因此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和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如何区分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伤害罪（致死）? 三、裁判理由 本案在审理中形成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杨春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致死）。杨春明知被害人悬吊在其车窗外，驾车行驶可能造成被害人的身体伤害，但仍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杨春主观上具有伤害的间接故意，客观上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致死）。 另一种意见认为，杨春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杨春在看到被害人悬吊在其车门上时应该预见到驾车行驶可能致使被害人掉地受伤，但轻信被害人存车开动后会自动放手而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最终导致被告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应认定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伤害罪（致死）的区分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但在具体案件中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二罪在客观上均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在量刑上差距很大，审判实践中针对个案的定罪争论时有发生。二罪难以区分的主要原因在于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均出于过失，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均是违背行为人意志的，行为人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危害后果。在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伤害中，行为人的认识因素也大致相同，即均预见到可能发生危害后果，这就使区分更加困难。 那么二罪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我们认为，故意伤害罪（致死）是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以成立故意伤害罪为前提，因此，行为人虽然对被害人死亡的加重结果系过失，但对造成被害人身体伤害系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伤害被害人身体健康，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后果的发生。而过失致人死亡罪，行为人既无伤害的故意，更无杀人的故意，行为人对危害后果持否定的态度，既不希望发生被害人身体受伤的危害后果，更不希望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危害后果。因此，本案巾判断被告人杨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伤害的故意（间接故意），关键在于判断行为人是不希望发生危害后果，还是根本不在乎危害后果是否发生，危害后果发生与不发生均不违背其意志。 行为人的罪过不像客观行为那样容易证明，由于种种原因，行为人可能不会如实供述其实际想法，仅仅依靠口供进行判断，难保不偏离事实。不过，罪过毕竟不是单纯的思想，其必然支配一定的危害社会行为，并且反映在这一危害行为上，这就为我们认识行为人的主观思想提供了一条途径，即通过对客观事实和外在行为的综合分析推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具体到本案中，被告人杨春始终辩称自己没有伤害被害人的故意，经过对案件的起因、行为的对象和条件、行为的方式、行为的结果以及行为人对结果的事后态度进行全面考察，我们认为杨春的辩解符合法理与情理，其主观上不具有伤害的间接故意，而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 （一）从案件的起因考察，被告人杨春没有放任伤害后果发生的现实动因 判断行为人对危害后果持怎样的态度，首先应当考察案件的起因，从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双方之间冲突的程度，是否存在足以使被告人放任危害后果发生的心理因素等方面进行判断。对于本案，可以从以下一些情况进行分析：被告人杨春与被害人吴雪琴初次相识，二人不存在积怨；吴雪琴要求杨春将卸在店门口的桶装水搬入店内，杨春明确表示拒绝，为此吴雪琴产生不满，但二人之间并没有发生明显的争执，双方不曾恶言相向或实施过激行为；杨春为避免被害人纠缠，卸完水后随即离开，二人接触的时间很短，从见面到案发的时问间隔也较短，彼此不至于产生过大的仇恨。综合上述情况，被告人杨春驾车离开应该是急于脱身，试图逃避被害人要求的加重的劳动负担，没有放任被害人身体造成伤害的现实动因。 （二）从行为条件和行为方式考察，被告人杨春具有“轻信”危害后果不会发生的现实条件 间接故意不反对、不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因为如果阻止其发生，将直接影响行为人所追求的目的结果的实现，所以，间接故意行为人不仅没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打算，对有利于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因素也不予理睬。过于自信过失的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还要坚持实施既定行为，是因为行为人根据一定条件相信自己可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这种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具有一定现实有利条件的，如果行为当时根本就不具备避免危害结果的客观条件，或者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这些条件，或者行为人不想利用这些条件避免危害结果，则说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即间接故意。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对行为当时的条件和特点判断行为人是否认识到那些能够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是否确实客观存在从而足以使行为人产生“轻信”。本案案发时，被告人杨春刚刚发车，车速较慢，加上车身不高，被害人完全能够双脚着地，这些情况充分表明杨春是在试图摆脱被害人的纠缠，希望自己稳速慢行的过程中被害人能自动放手。基于社会一般人的认识标准，被害人应当知道行驶中的车辆严禁攀爬、悬吊及此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杨春据此认为，被害人会主动放弃这种违反交通法规、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采取适当措施避免自己遭受伤害，并估计汽车在缓慢行驶过程中被害人放手着地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后果。综合这些情况，应当认为，杨春认识到了行为时能够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也确实客观存在，因此杨春在主观上不具备间接故意的特征，其主观罪过应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三）从对行为结果的事后态度考察，被告人杨春具有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意愿 间接故意不反对、不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不会凭借条件或采取措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而过于自信过失的核心在于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综合考虑到了能够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有利因素，甚至往往能采取一定措施，或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或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设法避免危害结果发生。在危害结果发生后，行为人事后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时的心理态度，过于自信过失的行为人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所以，一旦发生危害结果，行为人非常懊悔，往往采取各种补救措施，如防止危害的扩大、尽量减少损害等，而间接故意的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往往无动于衷，一般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具体联系本案，杨春驾驶汽车时车速较慢，且没有实施加速行为，说明其采取了自认为能够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措施，相信自己稳速慢行，被害人会自动放手，不致对被害人造成什么伤害。被害人被碾轧时汽车仅驶出数米，杨春发现后车轮有不正常跳动后随即下车查看，事发后留在现场积极协助抢救被害人直至被抓获，并支付了即时发生的抢救费用，其采取的上述补救措施表明其内心懊悔，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完全违背其主观愿望，而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 综上，第一、二审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被告人杨春的刑事责任，而不认定杨春构成故意伤害罪（致死）是符合本案事实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 （撰稿：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振华 徐竹梵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 宋莹） 具体参见 四川刑事律师网首页 刑事案例
与故意伤害罪（致死） 《刑事审判参考》2010年第4集（总第75集）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春，男，1985年5月22日出生，原系江苏省无锡市汇家乐水业有限公司员工。因涉嫌犯故意伤害罪于2009年1月9日被逮捕。 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春犯故意伤害罪，向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杨春辩称，不知道被害人在车上，其是在感觉车子颠簸后，下车才发现被害人被车碾轧了。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8年12月4日14时许，被告人杨春驾驶牌号为苏B30687的轻型货车至无锡市滨湖区景丽东苑20—11号车库吴雪琴经营的杂货店送桶装净水，杨春将水卸在吴雪琴店门口，吴要求杨将桶装水搬入店内，遭杨拒绝。随后杨春驾驶车辆欲离开，吴雪琴遂用右手抓住汽车的副驾驶室车门、左手抓住车厢挡板，阻止杨离开。杨春见状仍驾车向前低速行驶数米并右转弯，致吴跌地后遭汽车右后轮碾轧，吴因腹部遭重力碾轧造成左肾破裂、多发骨折致失血性休克，经送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 滨湖区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杨春因琐事与被害人吴雪琴争吵后，为摆脱吴的纠缠，欲驾车离开现场。在低速行驶中，杨春从驾驶室窗口处看到吴抓在车上，已经预见到自己继续驾驶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但因过于自信认为吴会自动撒手，不会发生危害结果，最终导致汽车缓行转弯时，被害人吴雪琴掉地，并遭汽车后轮碾轧致死，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以被告人杨春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杨春未提出上诉。 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检察院抗诉称，被告人杨春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理由如下：杨春主观上具有伤害的间接故意；杨春客观上实施了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最终产生致人死亡的结果；一审判决认定杨春过于自信的过失没有事实依据。 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春明知被害人吴雪琴悬吊在其行侧车窗外，已经预见到其低速行驶可能致使吴雪琴掉地受伤，但轻信吴雪琴会自动放手而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最终造成吴雪琴死产的严重后果，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杨春与吴雪琴虽因琐事发生口角，但无明显的争执与怨恨；杨春关于案发当时急于脱身，且驾车低速行驶，认为吴雪琴会自己松手，不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以及未能及时意识到吴雪琴倒地后可能会被右转过程中的车后轮碾轧的辩解符合情理；综合法医鉴定以及杨春在事发后能积极协助抢救被害人等行为，应当认定被害人吴雪琴的死亡并非杨春的主观意愿，杨春主观上不具有伤害的故意，因此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和意见不予采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 如何区分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伤害罪（致死）? 三、裁判理由 本案在审理中形成两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杨春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致死）。杨春明知被害人悬吊在其车窗外，驾车行驶可能造成被害人的身体伤害，但仍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发生。杨春主观上具有伤害的间接故意，客观上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后果，应认定为故意伤害罪（致死）。 另一种意见认为，杨春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杨春在看到被害人悬吊在其车门上时应该预见到驾车行驶可能致使被害人掉地受伤，但轻信被害人存车开动后会自动放手而避免危害后果的发生，最终导致被告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应认定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我们同意第二种意见。过失致人死亡罪与故意伤害罪（致死）的区分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但在具体案件中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二罪在客观上均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但在量刑上差距很大，审判实践中针对个案的定罪争论时有发生。二罪难以区分的主要原因在于行为人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均出于过失，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均是违背行为人意志的，行为人并不希望发生这样的危害后果。在过失致人死亡与间接故意伤害中，行为人的认识因素也大致相同，即均预见到可能发生危害后果，这就使区分更加困难。 那么二罪的本质区别在哪里?我们认为，故意伤害罪（致死）是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以成立故意伤害罪为前提，因此，行为人虽然对被害人死亡的加重结果系过失，但对造成被害人身体伤害系故意，也就是说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伤害被害人身体健康，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后果的发生。而过失致人死亡罪，行为人既无伤害的故意，更无杀人的故意，行为人对危害后果持否定的态度，既不希望发生被害人身体受伤的危害后果，更不希望发生被害人死亡的危害后果。因此，本案巾判断被告人杨春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还是伤害的故意（间接故意），关键在于判断行为人是不希望发生危害后果，还是根本不在乎危害后果是否发生，危害后果发生与不发生均不违背其意志。 行为人的罪过不像客观行为那样容易证明，由于种种原因，行为人可能不会如实供述其实际想法，仅仅依靠口供进行判断，难保不偏离事实。不过，罪过毕竟不是单纯的思想，其必然支配一定的危害社会行为，并且反映在这一危害行为上，这就为我们认识行为人的主观思想提供了一条途径，即通过对客观事实和外在行为的综合分析推断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具体到本案中，被告人杨春始终辩称自己没有伤害被害人的故意，经过对案件的起因、行为的对象和条件、行为的方式、行为的结果以及行为人对结果的事后态度进行全面考察，我们认为杨春的辩解符合法理与情理，其主观上不具有伤害的间接故意，而是一种过于自信的过失。 （一）从案件的起因考察，被告人杨春没有放任伤害后果发生的现实动因 判断行为人对危害后果持怎样的态度，首先应当考察案件的起因，从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关系，双方之间冲突的程度，是否存在足以使被告人放任危害后果发生的心理因素等方面进行判断。对于本案，可以从以下一些情况进行分析：被告人杨春与被害人吴雪琴初次相识，二人不存在积怨；吴雪琴要求杨春将卸在店门口的桶装水搬入店内，杨春明确表示拒绝，为此吴雪琴产生不满，但二人之间并没有发生明显的争执，双方不曾恶言相向或实施过激行为；杨春为避免被害人纠缠，卸完水后随即离开，二人接触的时间很短，从见面到案发的时问间隔也较短，彼此不至于产生过大的仇恨。综合上述情况，被告人杨春驾车离开应该是急于脱身，试图逃避被害人要求的加重的劳动负担，没有放任被害人身体造成伤害的现实动因。 （二）从行为条件和行为方式考察，被告人杨春具有“轻信”危害后果不会发生的现实条件 间接故意不反对、不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是因为如果阻止其发生，将直接影响行为人所追求的目的结果的实现，所以，间接故意行为人不仅没有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打算，对有利于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因素也不予理睬。过于自信过失的行为人已经预见到危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还要坚持实施既定行为，是因为行为人根据一定条件相信自己可以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的这种自信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具有一定现实有利条件的，如果行为当时根本就不具备避免危害结果的客观条件，或者行为人没有认识到这些条件，或者行为人不想利用这些条件避免危害结果，则说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放任的态度，即间接故意。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对行为当时的条件和特点判断行为人是否认识到那些能够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是否确实客观存在从而足以使行为人产生“轻信”。本案案发时，被告人杨春刚刚发车，车速较慢，加上车身不高，被害人完全能够双脚着地，这些情况充分表明杨春是在试图摆脱被害人的纠缠，希望自己稳速慢行的过程中被害人能自动放手。基于社会一般人的认识标准，被害人应当知道行驶中的车辆严禁攀爬、悬吊及此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杨春据此认为，被害人会主动放弃这种违反交通法规、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采取适当措施避免自己遭受伤害，并估计汽车在缓慢行驶过程中被害人放手着地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后果。综合这些情况，应当认为，杨春认识到了行为时能够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一些条件，这些条件也确实客观存在，因此杨春在主观上不具备间接故意的特征，其主观罪过应是过于自信的过失。 （三）从对行为结果的事后态度考察，被告人杨春具有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意愿 间接故意不反对、不排斥危害结果的发生，不会凭借条件或采取措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而过于自信过失的核心在于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行为人综合考虑到了能够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有利因素，甚至往往能采取一定措施，或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或采取一定的预防措施，设法避免危害结果发生。在危害结果发生后，行为人事后的态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行为时的心理态度，过于自信过失的行为人不希望危害结果发生，所以，一旦发生危害结果，行为人非常懊悔，往往采取各种补救措施，如防止危害的扩大、尽量减少损害等，而间接故意的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往往无动于衷，一般不采取任何补救措施。具体联系本案，杨春驾驶汽车时车速较慢，且没有实施加速行为，说明其采取了自认为能够避免危害结果发生的措施，相信自己稳速慢行，被害人会自动放手，不致对被害人造成什么伤害。被害人被碾轧时汽车仅驶出数米，杨春发现后车轮有不正常跳动后随即下车查看，事发后留在现场积极协助抢救被害人直至被抓获，并支付了即时发生的抢救费用，其采取的上述补救措施表明其内心懊悔，被害人死亡的结果完全违背其主观愿望，而非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 综上，第一、二审法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追究被告人杨春的刑事责任，而不认定杨春构成故意伤害罪（致死）是符合本案事实的，适用法律是正确的。 （撰稿：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振华 徐竹梵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 宋莹） 具体参见 四川刑事律师网首页 刑事案例
你要在北京，去最高法院正义路那里有个法院出版社书店，就应该有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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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书店有卖的。现在很多网站都卖法律书籍，如卓越、当当、京东，还有一些专门的网站：西湖法律书店、天平法律书店等。
网上好多呢违法使用警械，国家应当赔偿2009/02/17 08:14:51来源：南方网 作者：网友评论0条[查看评论]网上订阅，手机看报 E100开飞信抽圣诞大奖 选择文章字体大小：大 | 中 | 小民警吉忠春酒后与人发生纠纷,连开三枪,将对方击毙。案件已纳入刑事程序,在此不议。奇怪的是,民警所属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吉忠春的行为只代表他个人,公安机关不可能对受害家属进行民事赔偿。以后,也许可能从人道主义出发,给家属一点慰问金。家属需要通过法律渠道,打民事官司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果然如这位负责人所说吗?让我从法律上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警察的行为分为职务行为和非职业行为。对于非职务行为造成损害的,通常国家不予赔偿。国家赔偿的范围确实要作限制,原因是国家用来赔偿的钱,都是人民群众的钱。如果警察下班,酒后揍人,反倒要国家来赔钱,人民群众不就成了冤大头了吗?这就是警察非职务行为造成损害,国家通常不予赔偿而由本人赔偿的基本法理。但警察酒后枪杀平民,则另当别论。法律人说事,要先找法律和理由。我找到这些:1996年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第5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在依法履行职责时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可以配备公务用枪(按:为行文简洁,内容有压缩)。据此,警察配备枪支,是为了履行职责。公安部1999年颁行的《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第18条规定:“佩带、使用枪支的人民警察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一)非警务活动严禁携带、使用枪支……(四)不得携带枪支饮酒。”肇事警察在肇事时,显非从事警务活动,否则这位负责人不会说出“吉忠春的行为只代表他个人”的话来。本条又明确规定,警察不得携带枪支饮酒。肇事警察违背两条规定,构成非法佩带枪支,当无异议。警察不得持枪杀人,此为自明之理。故此,肇事警察构成非法佩带和使用枪支,当无异议。
哈哈哈，有，给犯罪分子放教育片和国家法律法规来启发他们的思想教育他们从新做人，立功熟罪。
当然有的，每天要看新闻的。
1、是不是刑事案件，主要看是否涉嫌犯罪，如果涉嫌犯罪就是刑事案件。是不是涉嫌刑事犯罪的标准不是数额的大小。 2、根据刑法第266条的规定，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应当立案。罪是数额犯，行为人采用的方式取公私财物必须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才构成罪，予以立案追究。 3、个人公私财物2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4、犯罪，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国际医药卫生导报:广州市惠福西路进步里2号之一《国际医药卫生导报》编辑部收（请勿寄给个人），邮政编码：510180 电话：（020）83359805 国外医学情报: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三号 邮政编码： 100020 电 话： 010-85637879
好象不是国家级的，可以问问医药论坛的编辑部。如果想问更多的国家级核心期刊或论文发表的问题请问： qq:799025419
已发表法学论文百余篇，其中CSSCI论文（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八篇）三十多篇。主要论文如下（按时间顺序，主要列举1997年以来发表的论文）：*《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5期(与人合作)，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8年第2期收载。《论惩治黑社会犯罪的刑事立法》，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论转化犯的构成及立法例分析》，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4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8年第10期收载。4、《论印度反腐败的法制历程及其启迪》，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若干个罪的罪过性质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第6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9年第3期收载。《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与青少年犯罪》，载《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对犯罪目的与目的犯的探讨》，载《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法定刑的立法原则与新刑法中法定刑的立法缺陷探微》，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该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8年第3期部分转载。*《结果犯的概念及其既遂形态研究》，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3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9年第7期收载。*《行为犯的概念及其既遂形态研究》，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2000年第1期收载。《论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和情节犯》，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沉默权的限制与限制的沉默权》，载《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2000年第5期收载。《对沉默权的理性呼唤》，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1期（第二作者）。《对贪污罪的比较研究》，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1期。《利用色相取得建筑项目是否属于商业贿赂》，载《经济与法》2000年第2期。《包更生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没收假币案》，载《判例与研究》2000年第3期。《城市化进程中的网络犯罪及其防治》，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4期。该文在2000年第九届中国犯罪学年会上获得较高评价。《抢劫杀人案的定性问题》，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9期。《犯罪既遂的构成要件齐备说及其评述》，载《当代法学研究》2000年第2·3期。《论死刑缓期执行的司法适用》，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6期。《发回重审案件是否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载《法学》2001年第1期。《关于惩治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立法建议》，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1期。《行政案件之法律审与事实审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1期。《张烨等强奸、强制猥亵妇女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2001年第9辑，法律出版社出版；《陆某某、张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5辑，法律出版社出版；《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的认定及其法律责任》，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结果加重犯的结构及其未遂形态问题》，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2期 。《共同强奸和强制猥亵妇女案评析》，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网络犯罪及其防治对策前瞻》，载《犯罪研究》2002年第2期。《法院变更指控罪名观念误区与合理选择》，载2002年8月26日《人民法院报》（时代特稿）。《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及法律责任》，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内幕交易的经济分析与法律规制》，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第二作者）；《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的基本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对未遂犯处罚范围的新思考》，载赵秉志主编的《刑事法实务疑难问题探索》，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内月出版；《刑法中“委派从事公务”的学理分析与司法认定》，载《法学》2002年第9期；《一起利用伪造观光券实施的职务侵占案》，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应对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与防治对策思考》，载《法治论丛》2002年第4期；《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三个观念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1期（合作）；《发回重审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关系论》，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3 期；《试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认定》，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1期。*《打击证券犯罪的价值选择和现实思考》，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四期，并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刑学）2004年第12期转载；《日本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6期；《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其关系新论》，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死罪原因与死刑限制——死刑案件给我们的一点启示》，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补诉·补判·补刑——从诉讼期限制度看刑事法的谦抑精神》，载《法学》2005年第7期；《有关卖淫犯罪的疑难问题新探》，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行政犯立法构想新论》，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6期。《论共犯关系之脱离》，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A New Probe into the Criminal Liabilities for the Intentional Spread of AIDS ,CHINAN LEGAL SCIENCE,（《中国法学》2005年海外版）。《沉默权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选择》，载《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5期；《司法权威：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载上海市法学会编《专家学者谈司法权威》，文汇出版社2004年出版；《死缓制度的中外渊源及历史发展》，载《中西法律传统》（第四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让地方执法的暴力冲动远离和谐社会——法治视域下的“当场击毙”》，《法学》2007年第7期《对“纸箱馅包子”事件的刑法考量》，载《上海法学研究》2007年第5期。《教师侵害未成年学生性犯罪案件的犯罪学思考》，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贪污房产案件的定罪问题与思考》，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1期。《也谈检察监督制度为什么受质疑》，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西丰事件还需法律亮剑》，载《检察风云》2008年第3期“专家视点栏目”；《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心理和人格因素辨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3期。《论仇富引发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思考》，载《东方法学》2008年第5期。《艾滋病人犯罪与相关法律制度之完善》，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4期；《贫困与犯罪问题——以农民工犯罪为视角》，载《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5期；《媒体诽谤与权力造罪》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2期。《公司高管犯罪的现状、成因与对策思考——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犯罪为例》，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尊龙名社”案之忧思——关注网络网罗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2期；《上市公司高管犯罪问题研究》，载张育军等主编:《证券法苑》（第2卷），2010年6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以刑制罪的学理阐释》，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7期。《从国外立法看我国破产犯罪的修改完善》，载《经济刑法》第9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对刑讯逼供原因的再认识——兼论办案人员素质不高导致刑讯逼供的命题》，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成因与防治对策新探》，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5期。72．《网络游戏与青少年犯罪问题》，载《青少年犯罪研究》2010年第6期。73．《警察防卫新论》，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为何同案不同判》，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载2011年第2期。75．《酒驾犯罪的立法背景和构成要件分析》，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76．《论刑法中的多次犯罪》，载《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合作）。77《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几个问题》，载《审判研究》2011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78-80．《法制日报》（北京）三篇（法制日报思想部落）：（1）《用法律破解“达芬奇之谜”》（2011年8月3日）（2600字）；（2）《对“牛”案的法律追问》（2011年11月2日）（2200字）；（3）《用法律温暖“社会冷漠症”》（2011年11月16日）（2500字）81．《民间网络反腐现象的法律思考》，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