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全球遭遇百年不遇的金融大海啸，有预言说，世界经济将面临长期衰退和萧条的巨大风险。在这样恶劣的经济形势下，中国上海，将在不久的将来，举办一次规模史无前例的世界经济“奥林匹克”盛会——世博会，世博经济能否一扫阴霾，一如既往地魅力四射，给举办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带来阶段性的加速发展？抑或让整个世界经济止步衰退的危机？ 以科学的态度，以满怀的期待，我们展望着，在这个风雨飘零又风起云涌的经济时代，危机中永远存在着勃勃生机。 走出衰退的一个新契机 今年9月以来，始于美国华尔街的一场百年不遇的“金融大海啸”瞬间席卷了整个世界，从地球最西边的美国到地球最东边的日本，从最南端的新西兰到最北端的冰岛，从最富裕的工业国家到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各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甚至东欧、南美多个国家濒临破产边缘。曾经财大气粗的金融巨头顷刻之间就轰然倒塌；数十万亿美元的财富转眼之间就灰飞烟灭；数百数千万人面临失业和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从财长、央行行长到公司管理层都惊慌失措；世界经济面临长期衰退和萧条的巨大风险。此时此刻，人们心怀些许期望地带着一个共同的疑问：世界经济何时能够走出衰退？ 全球金融危机通过三个传导渠道影响中国经济 刨根求源，作为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美国次贷危机从特定金融产品扩展到金融机构，进而扩展到全球金融市场，目前正处于从金融体系到实体经济的传导阶段。 对于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它主要是通过次贷证券投资、贸易和资本流动这三个传导渠道影响中国经济。将此次危机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相比，1997年中国房地产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而目前房地产市场则已经形成了十分浓厚的观望和调整的气氛；1998年中国经济的出口依存度只有18%，到2007年上升到38%左右；在美国本土爆发次贷危机后，前期流入中国等新兴市场的“热钱”将会回流美国本土“救火”，而大大降低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兴趣。因而，此次与1997金融风暴时相比，中国经济受到国际环境的冲击更大些。 据最近上海市统计局发布的《2008年1-9月长江三角洲城市主要经济指标汇总表》，宁波、南京以及上海1至9月“规模以上工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幅分别为-31%、-44%以及-8%，均出现了大幅回落或明显减速的现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欧美对中国出口的需求将继续降低，虽然现在还有很多过去的订单，但是现在新签订单已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欧美企业对华投资规模正进一步降低，导致未来几年内实际外资合同金额的大幅萎缩，从而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影响地区经济增长。 上海世博会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一次重大机遇 然而，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受历次外部大冲击的经验看，每一次都成为中国经济充分调动各种资源、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从而推动中国经济迈上新的台阶的重大机遇。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警示我们，必须转变过去那种过度依靠出口需求和资源投入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短期对策可以采取拉动内需和较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长期对策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而即将举办的上海世博会则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一次重大机遇。 从长三角地区来看，上海世博会对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的发展都是一个机遇。即将在2010年举办的上海世博会作为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180个国家和44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个数字表明上海世博会是历届世博会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上海世博会将实现三大目标：一是全世界在同一个主题下以不同的方式来诠释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二是向世界展示展览、论坛和活动；三是推出网上世界博览会。网上世界博览会将通过互联网、虚拟现实等多种先进技术的有机结合，让更多的参观者通过不同的角度，远距离参与上海世博会。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世博会的很多活动将在长三角各个城市举办，长三角旅游一体化将带动众多行业的发展，会展业、都市旅游业、城际交通业将显出繁荣景象。据预测，世博会期间，将有7000万人次国内外客商、参观者来到上海，最高日接待人数将达到80万。其中95%的外省市参观者有住宿需求，38%的客流将会继续停留在长三角区域游览，近九成会选择苏浙地区。长达六个月的巨大客流，将给长三角周边的景区、宾馆、餐饮、交通乃至休闲场所带来直接的经济刺激。2008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长三角要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协调发展；区域内部发展更加协调，形成分工合理、各具特色的空间格局。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综合经济实力最强的区域，实现长三角地区又好又快发展，事关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大局。 从全国来看，上海世博会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次重大机遇。 历届世博会的许多“亮点”都成为推动人类发展的着力点，贝尔发明的电话机在世博会上展示，实际上改变了人类的沟通模式；莱特兄弟发明的飞机在世博会上亮相，其实为人类飞天的梦想打下了基础。韩国大田世博会以“新的起飞之路”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新一代的交通、宇航、电子、通讯、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大田世博会结束后，原展览园区内迅速聚集大批韩国的科学研究机构，形成“大德科学园区”。与此相似，日本借着1970年的大阪世博会，关西地区的产业进行了大幅度的结构调整，一个以大阪为中心，半径约50公里范围内的大阪城市圈成为日本的商务交易、金融、信息交流中枢，促成当今世界著名的“关西经济带”。 根据上海世博科技行动计划，各参展国家将围绕世博会主题，展示在科技领域取得的最新成果。我国将探索通过重大国际展会实现工程科技研究与管理资源整合，攻克一批科技难题，形成一批具有原创性和集成化的科技成果，从而催生“世博经济”新增长点。在世博会举办中和举办之后，许多“亮点”将加快成果产业化，让创新成果广泛传播、应用，使科技世博的“亮点”最终能为城市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从全球来看，上海世博会将成为世界经济再次繁荣的新起点、新契机。自1851年伦敦举办首届展览会以来，世博会发展迅速，被誉为“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内的奥林匹克盛会”。 考察历届世博会，能在规模上与上海世博会相媲美的有三届，举办国的发展都明显获益：1970年大阪世博会，对日本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大阪经济圈融合产生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92年塞维利亚世博会使西班牙南部原来相对落后的地区得到快速发展；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带动了下萨克森州经济的复苏。上海世博会将拉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发展，不仅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次机遇，更是世界经济走出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的一次机遇。 上海世博会有利于提升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世博会是一个推介国家技术创新和形象的平台，所以经济萧条的国家更不应该放过这个推介机会。世博会是全球文化、经济、技术的交汇碰撞，世博会更多的机遇隐藏在现场会展和巨大人流的背后。上海世博会将为全球资本提供大量的投资机会，使其能与中国企业广泛接触交流，这有利于提升全球资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从上海世博会于2010年举办的具体时间来看，届时世界经济可能已经走出衰退阴影并且迎来复苏，上海世博会有望成为全球经济走出衰退、迎来复苏的新起点。1933年美国芝加哥世博会是在经历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萧条后举办的，成为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重新振兴的起点。因而，上海世博会对发达国家资本来说，是一个帮助其摆脱危机和寻找投资方向的机会，这也间接帮助了处于危机中的美国经济。因而，举办上海世博会本质上是多赢的，上海世博会将成为世界经济再次繁荣的新起点、新契机。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认为，中国在筹办和举办上海世博会的过程中，将会为世界打开一扇人与人、人与资源、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窗口。德国不来梅国际大学校长约阿希姆·特罗伊施教授认为，上海世博会能吸引创纪录的参展主体，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这一届世博会主题的高度认可和期待，也说明全世界都在关注人口最多的中国如何发展。相比奥运会，相信国际社会共同参与、会期更长、主题更宏大、内涵更丰富的上海世博会，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更加广泛、积极和持久的影响。（肖严华） 世博让主办国经济出现奇迹 所谓“世博经济”是指举办城市在筹备和举办世博会期间，以及世博会后的一段时间内，利用世博会带来的商业契机，推动和发展本地区经济，实现经济、文化持续成长的一系列活动，是一种能为举办城市和国家的经济带来阶段性加速发展的特殊经济现象。 世博会带来三层收益，一是城市资源的价值提升。二是在世博的开发过程中，包括它的标志出售、商业化运作和赞助商等，这是世博经济中最直接的收益部分。三是世博会带来很大的旅游人群，游客的衣食住行等带来的收益增加应该说也是很大的潜在增量。 这就是世博 世博会是一项由主办国政府组织或政府委托有关部门举办的有较大影响和悠久历史的国际性博览活动。它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历史，最初以美术品和传统工艺品的展示为主，后来逐渐变为荟萃科学技术与产业技术的展览会，成为培育产业人才和一般市民的启蒙教育不可多得的场所。世博会场不单是展示技术和商品，而且伴以异彩纷呈的表演，富有魅力的壮观景色，设置成日常生活中无法体验的，充满节日气氛的空间，成为一般市民娱乐和消费的理想场所。 世博推动的经济腾飞 从历届世博会的举办经验来看，世博主办城市都把筹办世博会与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结合起来，借助世博契机为主办城市和主办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由世博引起的直接与间接需求从总体上拉动主办城市与主办国的经济增长； 二是促进相关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与服务业的发展，同时促进一批技术先进、功能完备的现代化交通、通信基础设施投入运行，提高城市运行效率。 1970年日本大阪举办了世博会，这次世博会为大阪在国际商业和产业舞台的崛起带来了持久的后续影响力。大阪世博会和东京奥运会以日本两大城市为据点横贯东西，是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催化剂。这两次大型活动产生了日本在世界中引以为荣的新干线，同时也是高速交通网诞生的契机。这届世博会大大推动了大阪的交通、高档住宅、商业设施、旅游及文化交流场所的建设，推动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带城市群的形成。 大阪世博会提高了城市的国际知名度，而世博会带来的大规模建设机遇使大阪地区的基础设施基本赶上了东京的水平，为城市长远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日本全国的经济发展和布局有极大意义。仅1970年大阪世博会期间，日本就签订了约20亿美元的出口合同。 1985年筑波世博会，直接相关支出大约为11579亿日元，派生生产收入达到23163亿日元，是世博会直接支出的19倍，而这些对日本1985年GDP的效应约为75%，当年日本GDP为4万亿日元。 加拿大举办1986年温哥华世博会直接支出为2亿加元（8亿美元），增加产值28亿加元，联邦和所在省（哥伦比亚）财政收入分别增加7亿加元和7亿加元。同时，该届世博会为加拿大提供了3万个就业机会，工资总额达到4亿加元。 韩国举办1993年大田世博会的直接支出为2000亿韩元，而大田世博会带来的GDP收入为30000亿韩元，韩国当年的GDP为8万亿韩元，世博会的GDP效应达到72%左右。大田世博会还为韩国创造了20万人以上的就业机会。 德国汉诺威举办2000年世博会直接支出为102亿德国马克。其在当年德国GDP上产生的效应为170亿马克，而2000年德国的GDP约为8亿马克，因此，汉诺威世博会在德国全国GDP的效应接近26%汉诺威世博会还给当地政府带来了20亿马克的财政税收。在汉诺威世博会准备和实施阶段，由巨大支出额造成的显著效应来源于对“围栏内外”的基础设施的投资。 上海世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上海举办2010年世博会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 有形影响是指世博在拉动举办国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以及在扩大就业等方面的作用，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主办地区的经济总量和结构变化中。 无形影响是指世博对主办国经济发展环境、开放度、国家声誉、形象和信誉度等方面的影响。 从主办国经济的长远发展来说，无形影响往往比有形影响更重要、更有价值。 一、增强凝聚力，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个国家从申办开始到事件结束，至少能在10年的时间内让全民普遍关注。从上海申博到2010年世博结束，从前期的“人人盼世博”到后期的“人人都是东道主，全民支持办世博”这是个祥和的局面。而这10年正是我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主办世博会无疑将为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二、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开放，使中国经济能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进程。 主办世博会即是一个国家扩大市场开放度，加速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媒介。世博会是当今世界上最具国际化的大型事件。要求该国政府、组织和企业都必须调整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的管理和运作方式，而这样的调整过程无疑就是扩大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过程。只有扩大市场开放度，按国际惯例操作，才能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资、保证工程的质量和投资的效益；最后，承办世博会会使主办国在整体上获得一个开放、民主、热情和有活力的形象，这种形象对吸引外资以及国内企业拓展海外市场都有实际意义。所以，上海世博会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开放。 三、有利于在国际上打造“中国品牌”，能更好地带动国内企业由产品经营向品牌经营的转变。 现代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除了企业自身要有雄厚的实力和一流的产品，还需要企业所属国在国际上有美誉度和影响力。也就是说，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品牌竞争实际上是需要国家这一大品牌支撑的。主办世博会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打造“国家品牌”，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由于有了世博会，上海不仅能解决数万个就业岗位，还将衍生出一些新型产业。更重要的是，世博会为中国在加入世贸后加快与世界全面接轨创造了条件。奥运会和世博会都是万众瞩目的全球性顶级会展，能够强力吸引世界各国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创造出无限的商机和财富。魅力无穷的城市大型事件完全能够成为21世纪初带动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乔兆红） 产业结构升级在即 目前，上海产业结构升级进入关键性阶段。上海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在50%左右摆动了十年之久。这种状况表明上海产业结构正在孕育与酝酿，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与方式，实现突破性升级，步上新台阶。伦敦服务业就业比重达到88%，纽约服务业就业比重超过了90%，而上海服务业就业比重在2007年只有3% 上海产业结构升级到了重要关口 目前上海产业发展面临的两难问题是，一方面需要继续保持制造业发展，制造业是发展中国家城市的支柱产业，提供给城市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它也是重要的税收来源与就业渠道，短期内不能予以大幅度削减；另一方面需要发展服务业，提升城市能级，向国际大都市方向发展，实现城市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从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制造业与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线性趋势一直呈平行状态，并没有出现制造业明显下降与服务业明显上升的趋势。上海产业发展摆动于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状态一直维持到现在。 当前，上海产业结构升级急需解决的四大主要问题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从中低端制造升级到高端制造；降低外贸依存度，主要产品市场由国外转向国内；降低产业同构化程度，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域形成分工与协作关系，形成全球城市区域；大幅度提高服务业的就业与增加值比重，构建轻型与低碳经济。 然而，在没有实质性外来冲击的条件下，上海经济必然沿着已有的轨迹继续发展，中低端制造、投资与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必然会延续下去。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在我国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已经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金融危机条件下，上海产业结构升级变得更为迫切。 全球经济在过去30年来大幅度提高了市场程度，自由放任主义延伸到全球各个角落，然而在没有相应的全球治理机制相伴行的状况下，现在被证明这是极具危险性的做法。 伴随着金融危机不断加深，美国市场会进一步萎缩。美国的低储蓄率与高消费率终于被证明是不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在相当长时期内，以美国为主的西方经济体居民消费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它在打击全球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同时，也促使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在我国资本管制下对我国经济影响受到限制，但是进出口总额必然减少，投资信心必然受到打击，这必然会对上海中低端制造以及出口导向型经济产生相当大的消极性影响。上海将逐渐感受到这场危机的副作用。 事实上，既使没有全球金融危机，高碳性、中低端制造以及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必然促使上海经济必须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变换增长轨道，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世博经济与上海产业结构合理化 2010年上海世博会，对上海产业结构升级是一个重要动力，也是上海未来三年内的重要经济增长点。从某个角度来讲，世博会是上海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的重要契机，也是上海近期抵御全球金融危机、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依托。 从世博会举办历史来看，世博经济对举办城市经济增长贡献率可达到2%以上。 首先，世博经济促进举办城市产业结构升级。1992年塞维利亚世博会的举办使西班牙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从1990年的57%增长到1993年的63%，年平均增长率为1%，塞维利亚也成为欧洲旅游胜地。 其次，世博经济促进举办城市与周边城市形成产业分工与协作关系。以1970年日本大阪世博会为例，世博会促进了以大阪为中心城市圈的形成与兴起，日本关西经济带保持持续10年的经济增长。日本在世博会前后大力推进大阪产业结构转型，促进大阪产业重点从重工业向高科技产业、金融产业和信息产业转换。日本以大阪市作为关西地带的中心城市，通过轨道交通和便捷的交通设施，促进了大阪城市圈的形成与发展。 虽然历届世博会各有盈亏，但服务业却无一例外地从中受益。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183天中，预计平均每天40万人次，相当于一个静安区的全部人口倾巢出动。如此众多的人流带动的物流、资金流与信息流，将极大地提升上海服务业的就业与增加比重。上海服务业就业比重预计到2010年将超过60%，改变制造业长期居高不下的产业结构，从而加快上海产业就业结构与增加值结构的合理化步伐。 同时，如此众多的世博参观人数到达上海，依赖于长江三角洲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衔接以及各种交通工具充分发展。另外，这么多参观人数需要有序安排使之到达上海世博会参观，部分参观人数可能需要先行参观长江三角洲其他旅游景点，再进入世博会场。当前，长江三角洲区域各城市正在以旅游为抓手，力争能从上海世博会分流旅客，分享部分旅游收入。这样，以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和旅游为切入点，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城市多年以来产业同构化程度有望得到缓解，并进一步加强产业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上海长期以来出口在经济增长贡献率过高的状况有望得到改变。 世博经济与上海产业结构高度化 受益于世博会大量基础设施投入，上海经济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部分产业由于与世博会具有直接关系，将会呈现强劲增长态势，成为拉动上海产业结构升级的主导产业，实现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 上海的旅游业与会展业将直接受益于世博会，增长强劲。世博会183天的展期，可直接带来旅游与会展业迅猛增长。估计到2010年，上海的外汇收入将达46亿美元，上海旅游业全年接待入境旅游者将突破5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2000亿元人民币左右，旅游业的增加值增幅超出全市平均增幅，实现持续快速增长。上海世博会将促进旅游业与会展业相结合，形成现代都市会展旅游业，沿着旅游产业价值链推动收益扩大。由于会展业的行业带动比值约为1：9，世博会对其他行业的带动与促进效应是明显的。 上海的高新技术产业也将受益于世博会，增长势头迅猛。世博会不仅是展示世界各国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和各行业聚首的盛会，而且是各国产业技术发展的竞技场。同时，世博会的场馆建设、通信、城市交通及绿色环保都离不开高新技术的支持。上海世博会将展示最新的科学技术，给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势必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引进与合作，促进人才的汇聚与使用、高新技术成果的转化与创新、高新技术产业的重组与合并。这有利于上海逐渐成为高新技术的核心城市。 上海创意产业也将得益于世博会。世博会的工艺品、电影、广播、会场标记设计都包含着较高的创意，以吸引参观者的眼球。世博会的场馆设计、音乐创作与演出、表演，都会极大促进创意产业的发展。世博会的主题馆与国家馆设计对上海创意产业起到较大的促进作用。各个国家的场馆设计与施工，部分必然要就地取材和节约成本，雇佣上海或我国的人才，这有利于上海创意产业的发展。（陈建华） 从世博看“大都市圈”经济辐射 二次大战后，世界城市发展的最大创新是大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大都市圈已经越来越成为国家和地区持续繁荣发展的火车头，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则日益成为全球资源配置和经济组织的枢纽中心和网络节点。 世博会历来是举办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助推力，它甚至能够带来区域经济的起飞，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共识。 世博会赋予上海的特殊使命，将加强其在长三角经济圈博弈、竞争、合作中的主导地位，通过搭建起产业、交通、技术、旅游等各个层面的沟通合作平台，世博会举办将成为长三角经济圈加速融合的最佳契机。 从世博效应作用的三个阶段来看，即筹备效应（投资拉动）、举办效应（需求拉动）、后续效应（品牌以及新技术拉动），世博会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也可以从短期、中期和长期三个阶段显现。 从短期和中期看，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将通过基础设施、观光旅游、城市发展、产业投资等区域性的经济活动产生显著的联动效应，推动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的区域合作和经济增长。2010年上海世博会将有200个国际组织、国家和企业来参展。在此期间，上海将迎来550万外国游客，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的住宿、游玩将会在整个长三角实现分流。 世博会“磁吸效应”的辐射范围，核心辐射圈覆盖苏锡常地区和杭嘉湖地区，外围辐射带可沿长江黄金水道延伸至长江中上游地区。 此外，举办世博会有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先进服务业之需要，上海可以借世博会东风打造“四个中心”，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而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可以抓住这一机遇，对接上海部分产业转移，进一步做大当地相关产业规模，形成某些产业优势，实现区域经济共荣。 国泰君安的研究报告指出，上海世博会将带动相关产业投资2700亿元，成为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博览会。 另有测算表明，世博会筹备期间，每年对上海 GDP增长的拉动约为 2%，对长三角地区投资的拉动约为30%；举办当年，对上海GDP增长的拉动约为5% ，对长三角地区投资的拉动将超过50%；在筹办、举办期间对全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在2%左右。 从长期来看，世博会促进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会后区域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改善、新技术新材料展示交流后产业结构升级的加速、重要区域经济圈的形成所致，长期拉动十年之内可望维持1%世博会的举办以及随后几十年的综合利用，必将带来显著的周边联动效应，辐射长三角地区，带动整个华东地区甚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产生难以估量的价值。 世博会历来是举办国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助推力，它甚至能够带来区域经济的起飞，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共识。上海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中拥有独特的区位条件和发展优势，可以借此崛起，成为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国际经济中心。国际经验表明，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GDP比重往往占一国的10%以上。因此大都市圈域经济的形成将大大拓展上海城市和经济的发展空间。充分利用世博会的机遇，服务长三角一体化的国家战略，既是提高国家综合竞争力、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需要，也是上海实现城市总体创新、建设“四个中心”目标的必由之路。
世界城市与文明的演变论 恒温哦还是可以理解
城市化 城市化城市发展进程的概述。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工业革命的伴生现象，一般是指工业化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地域空间上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的扩大；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居主导地位，成为社会前进的主要基地；以及城市的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地渗透到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会不断增大。城市化程度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特别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一般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技术集聚和服务集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生活方式转变、生产方式转变、组织方式转变和传统方式转变的过程。城市化过程还包括诸如城市影响、城市传播和城市带动的外向式的扩散过程。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以内向式集聚为主和外向式推延为辅的综合作用的过程。要注意城市化不单纯是农民进城，它意味着国民经济增长模式、国民生活形态和国民意识的重大转变。缺乏城市化，工业化就难以加快步伐，信息革命也难以深入发展。城市化进程虽然很需要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推动，但它更多的是通过人们趋利、求新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由“看不见的手”自然推动的一个过程。 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随着18世纪中叶英国的产业革命，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但是，由于城市化研究的多学科性和城市化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对城市化概念的界定，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马克思指出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美国新版的《世界城市》：“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工作；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我们认为，城市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导致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变化的过程。其内涵在于，它不仅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结构的转化，更重要的，它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颁布结构的转化，是传统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化。 人口集中到城市或城市地区的过程。此过程通过城市地区数量增加和每个城市地区人口的增加而实现和发展。其特点为：（1）城市人口不断增长：1920年时，世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4％，到1980年，上升到3％。（2）世界人口不断地向城市集中，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促进了工业化，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了对物质和能量的利用效率，节约了空间和时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效益。但同时又带来住房困难、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也包括许多生态问题，如对城市气候、对动植物、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问题，流行病问题，城市质量问题。城市生态学是新兴的、正在蓬勃发展的科学，参与城市生态研究有偏重自然生态、经济生态和社会生态等不同方面的人员。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人们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城市化的程度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国家和地区社会组织程度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人类进步必然要经过的过程，是人类社会结构变革中的一个重要线索，经过了城市化，标志着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只有经过城市化的洗礼之后，人类才能迈向更为辉煌的时代。然而，仅仅看到城市化所带来的丰硕成果而赞叹不已、振臂高呼是远远不够的，城市化过程并不一定是一曲美妙的乐章，像很多进步一样，城市化过程中也夹杂着许多不和谐之音。正确认识城市化所带来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措施认真的予以解决，对我国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含义着手，从城市化的几种不同类型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以及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一些问题。 一城市化的含义 城市化，也有的学者称之为城镇化、都市化。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之有不同的解释，就目前来说，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化的概念分别从人口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予以了阐述。 1 人口学 人口学把城市化定义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他们所说的城市化就是人口的城市化，指的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或农业人口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中国的人口中大头是农民，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在36%左右，因此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步伐对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实现农村经济的增长有着很重要的战略意义。 社会学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城市化就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发展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提高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使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达到和谐发展。 3 经济学 经济学上从工业化的角度来定义城市化，既认为城市化就是农村经济转化为城市化大生产的过程。在现在看来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工业化会加快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工业扩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农村的落后也会不利于城市地区的发展，从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加快农村地区工业化大生产，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是有着很积极意义的。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城市化的含义做出了解释。通过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对城市化的规定其内涵是一致的：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2]。 二城市化的三种形式及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有：集中型城市化、分散型城市化、旧地型城市化。在我国不同时期的不同地区，各种形式的城市化发挥着它们各自的作用。在对三种形式的城市化的分析过程中，通过以上我们对城市化含义的了解，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就可以认识到各种形式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阻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 （一）集中型城市化 集中型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和非农经济活动不断向城市集中。在这种城市化的过程中，暴露出原有的很多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因素，同样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旧的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国所实行的户籍制度在特定时期确实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随着经济、政治制度的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扩展，这一制度已经成了制约我国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的一个方面[3]。几十年前，划出的“农村人”和“城里人”的这个鸿沟已经成了我国农村经济、城镇经济发展的障碍。众所周知，提高农民收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引导农民进城、促进农村富裕劳动力的转移。大量人口滞留农村的局面如不尽快扭转，不仅直接制约农民收入的提高、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和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还将长期抑制农村消费需求的增长，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所以，我国应尽快逐步改变现有的落后的户籍制度，为劳动力的合理、有序流动创造更好的制度环境。 2 进城外来工的应享受的“国民待遇”难以实现 城市建设创造了大量的建筑业、工业等就业岗位；进城的外来工也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北京市2003年统计资料显示，进城外来农民工对北京市2003年GDP的贡献率在10%左右。同时，农民通过进城务工就业学到了各项非农就业技能，感受到了城市文化，领略到了市场竞争，提高了综合素质。同样，进城务工也是农民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实际中农民进城打工却受到很多不合理的限制，而且他们的工资、福利、医疗等都得不到保障。同样另外一个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难的也成为诸多媒体所关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外来工子女入学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国家发展进步的一个长远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外来工的生活、工作，也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如2004年初开始报道的泉州工人严重短缺的情况，对城市的经济发展及城市信用产生了很大的不良影响。《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招工春荒”现象在福建省泉州市2004年再次出现。原因何在?泉州市有关官员认为：一是有些小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二是劳动环境差；三是工资待遇低。创造好的“打工环境”，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合法权益，政府责无旁贷。无论是从关怀弱势群体、以人为本的要求出发，还是从经济发展的目标出发，政府都应该拿出切实的行动来。尤其是在当前打工者尚没有完全组织起来与强势力量进行博弈时，政府的作用更显得重要。 摘 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步放开了原有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工流向了城市，同时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是我国城市化的滞后给中国的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本文从分析城市化的涵义着手，在对城市化的三种基本形式进行说明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以及影响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几个问题。
内容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也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城市化 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涵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思想和思路的集中体现，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新理念，是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进一步促进农村城市化的新举措。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坚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略，在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 生产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产业支撑。大力提高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能力；加强农村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加快发展循环农业。 生活宽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夯实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保障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稳定、完善、强化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政策；加强扶贫开发工作。 乡风文明—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 村容整洁—加快农村能源建设步伐，在适宜地区积极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以沼气池建设带动农村改圈、改厕、改厨；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 管理民主—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主题，在全国农村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农村基层组织的阵地建设；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进一步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议事制度，完善村民“一事一议”制度，健全农民自主筹资筹劳的机制和办法。 可以看出，“十一五规划的论述概括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社会主义农业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要实现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化、市场化，实现农业的新型工业化、产业化、企业化，实现农村的城镇化，农民成为与城市居民具有平等身份的社会成员，这些都应该包括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中。 实行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市场化、工业化、企业化，最终结果是大大节约了农业生产的成本，节约了劳动力，这样就会产生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而农村富余劳动力要靠工业化和城镇化来吸纳。农业现代化的结果是，传统农业和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脱胎换骨，变成现代化的、社会化的、市场化的农业。一部分农民成为新型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劳动者，一部分农民成为工业和其它产业的经营者、劳动者，越来越多的农民成为现代城镇居民。农村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这也正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及现状分析 城市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由农村向城市不断转移以及城市空间不断扩大的过程，包括基础设施的配套、城市功能的健全、生活环境的改善、社会经济的发展等方方面面，而不仅仅是人口、用地规模扩张，城市化需要坚实的经济作基础，兴旺的产业作支撑。既有数量的扩大，又有质量的提高，是一个全方位、多元化、多层次的综合过程，更是逐步的、渐进的过程，需要长期艰巨的努力。 推进城市化要积极稳妥，既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又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经济基础，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与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 我国建国至今，在不同的时期城市化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阶段： 起步阶段(1949-1957年。这是我国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现的时期。围绕着156项重点工业项目进行的工业基本建设，吸引了较多农民进城镇和工矿就业，一批重点城市扩建，城镇人口增长极快，从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7年的9949万，平均每年增加523万人，城市化水平从建国时的6%增至4%，平均每年提高6%。 剧烈波动动荡阶段1958—1965年。这段时期国民经济大起大落，工业项目上上下下，这种国民经济的剧烈波动极大影响了城市化的发展，使其呈现出动荡起伏的特征。 停滞阶段1966—1978年。这一阶段正处于政治动荡，极左思潮泛滥的“文革”时期。由于有效需求缺乏和政治运动的影响，使国民经济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城市停工停产，工业扩张无力，无法吸收城市自身的就业人口，非城市化的思潮达到登峰造极。 稳定发展阶段1979年-2002年。1979年至2002年，是我国城市化稳定发展时期。 这一阶段开始，由于大批知识青年返城，城市人口增加较快。此外，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得到重新认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出现了巨大转变。农村生产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出现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镇打工、经商，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人口的增长。 高速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2002年的十月，第十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把我国城市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向高潮。笔者认为，十六届五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被明确写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更使得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独特的高速发展时期。 十六大之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眼光仅仅集中在城市的建设和城市人口的增加方面，忽视了农村在城市化发展中极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像我们这样的农业大国，农村的推力更是不容忽视。十六大确定了大力发展农业、极力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系列重农、惠农政策，从而把城市化的发展重心转向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倡导农民生活方式城市化方面。这首先从理论上符合了城市化的定义：即城市化是社会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它表现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内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城镇人口不断膨胀，城镇数目不断增加，用地规模不断扩大，农业用地逐渐转化为城市性地域；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念成为社会文化的主体，并在农村地区不断扩散和推广，城乡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断得以改善并逐步实现现代化。 因此笔者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与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一致的，它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经阶段，是我国独具特色的城市化之路。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必将带来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质量的显著提高。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我国城市化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解放出来，使之在第二、三产业就业，从而提高城乡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加强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使城市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容量和辐射力；改善农村的环境和基础设施，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进一步缩小城乡的各种差距……而城市化发展的动力因素既有来自于城市二、三产业的拉力，也有来自农村的推力，尤其对我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忽视农村在城市化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将给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严重的不良影响，而要消除这种不良影响，使我国的城市化顺利发展，就必须重视农村的建设。目前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正适应了城市化发展的这一必然要求。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阶段。 从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轨迹来看，城市化的发展呈现出由不平衡发展趋于平衡的规律。在某种形态的城市化开始时，是在首先实现突破的地方取得发展，然后再向更多的地方铺开。当一国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时，也是先从经济发达地区实现迅速发展，再逐步向经济后进地区铺开。例如英国于18世纪后半期首先实现工业革命，到1850年其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0%。1900年，当世界城市水平为3%时，英国则激增至78%。直到20世纪后半时，欧美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才发展到与此相当的水平。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如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化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随着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导思想的全面实施，，这种东西部城市化水平的极度不平衡状况将得到进一步改善，我国的城市化也必将进入一个高速的、趋于平衡的、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阶段。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的城市化率要提高，就必须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到城市中来，从而提高城市人口的比例。而目前我国城市现有的吸纳能力和就业岗位根本不能满足大量存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另辟蹊径，即通过推动农村经济自身的发展，尤其是农村二、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就地吸收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并改变这些农村地区的面貌，使之成为城市地区；我国城市化的质量要提高，不仅要注重城市自身的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建设，还必须保证农村地域在向城市地域转变过程中的质量，以及新转化为城市居民的那部分农民的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而这些技能和素质的提高要靠进入城市之后去学习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们必须在进入城市之前就得到培训。 由此可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由不平衡趋于平衡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王伟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N]学习时报，2006 颜昌成推进城镇化应走内涵式发展之路[N]中国建设报，2003 余戎,罗清萍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偏离以农民为本的表现及其对策[J]安徽农业科学, 2005
世界城市与文明的演变论 恒温哦还是可以理解
生态学与城市建设 内容摘要 城市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据历史资料和考古的研究，城市的出现至少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从工业化以来，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这个集中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市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 城市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据历史资料和考古的研究，城市的出现至少已有五千余年的历史。自从工业化以来，城市化的速度不断加快。这个集中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市数目的增多，二是各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提高。 国内外城市的发展表明，城市化具有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一方面，城市化可以促进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进步。城市化能集约地利用土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同时能促进教育、就业、健康和社会服务的进行。 另一方面，城市化在为人们带来许多益处的同时，又产生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民健康产生影响。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的气候变化（如热岛效应）和环境污染，包括水、空气、噪声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等；二是自然资源的耗竭与短缺，特别是淡水、化石燃料、耕地的过度利用和生物多样性的减少；三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如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绿地减少、教育与卫生滞后，其中住房问题一直是许多城市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城市生态学的形成与发展 正是因为上述原因，世界各国都开始重视城市的生态建设问题。特别是从1992年的联合国环发大会后，人居环境问题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近代城市的发展正在摆脱过去传统的以建筑和视觉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而探索一条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道路。生态城市建设应运而生。新的城市历年对生态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而生态学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了新的发展，以至于形成了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城市生态学。 众所周知，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关系的一门科学。长期以来，生态学是以自然界的有机体或生态系统为研究对象的。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上人口的增长和资源与环境等全球性问题日益激化，生态学家在投身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逐渐摆脱了其初期的狭隘的纯自然的倾向和学科局限，把人类活动包括在其研究的范围之内，把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作为宏观领域的发展方向，在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展现出了勃勃生机，以崭新的面目跻身于现代科学之林。 城市生态学是生态科学和城市科学的交叉学科，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但是古代的中国人居环境、欧洲城市和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的村庄都体现了城市生态学的思想理念。 20世纪70年代一批生物学家开始从生物学的角度研究城市。他们的研究重点在于城市环境影响下动植物区系的变化历史。20世纪70年代初，罗马俱乐部发表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其对世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前景所做的估计，进一步激起了人们从生态学角度研究城市问题的兴趣。197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一项国际性的研究计划———人和生物圈（MAB）计划，其目的在于研究日益增长的人类活动对整个生物圈的影响以及世界各地可能发生的环境过程和环境压力，找出人类合理管理生物圈的途径和方法。此外，国际生态学会（INTECOL）于1974年在海牙召开的第一届国际生态学大会成立了“城市生态学”专业委员会，并组织出版了季刊《城市生态学》杂志。世界气象组织（WMO）、世界卫生组织（WHO）、国际城市环境研究所（IIUE）、国际景观生态学协会（IALE）、欧洲联盟（EU）、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都开展了相关研究。 我国城市生态学的起步稍晚，但发展很快。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生态学传入我国，引起了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地理学家以及城市规划和城市科学家的广泛兴趣。1984年12月在上海举行了首届全国城市生态科学研讨会，重点讨论了城市生态学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和方法。1986年6月在天津召开了全国第二届城市生态科学研讨会，其重点在于城市生态学的理论研究以及城市生态学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的实际应用问题。1987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生态与发展学术讨论会，为促进我国城市生态学研究与国际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条件。1997年12月，全国第三届城市生态学术讨论会和“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专题讨论会在深圳和香港的相继召开，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学理论、方法与实践”这一主题进行了专题研讨。1990年中国生态学会在珠海和澳门展开了生态城市研讨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2002年8月在中国深圳召开了国际生态城市大会，并讨论通过了生态城市建设的深圳宣言。这些都对我国的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和生态城市建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城市生态学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应用生态学和工程学的方法，和多学科的综合与融会，研究以人为核心的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动态，以及系统组成成分间和系统与周围生态系统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优化系统结构，调节系统关系，提高物质转化和能量利用效率以及改善环境质量，实现结构合理、功能高效和关系协调的一门综合性学科。 生态城市建设 生态城市这一概念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与“绿色城市”、“健康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城市”、“环保模范城市”等概念虽有联系，但又具有一定的差别。 生态城市目前虽然没有统一的定义，可以理解为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空间组织形式，即为一定地域空间内人与自然系统和谐、持续发展的人类住区，是人类住区（城乡）发展的高级阶段、高级形式。生态城市的特征主要有：整体性、和谐性、高效性、多样性和全球性。 生态城市是一个由自然、经济和社会三部分组成的复合系统，各子系统既相互制约，又互为补充。建设生态城市包括以下5个层面：即生态安全、生态卫生、生态产业、生态景观和生态文明。 生态城市要求具有良好的区域景观和生态环境，各类土地得到合理的利用，因地制宜地确定植被的覆被率和乔、灌、草合理的组成与结构；大气环境、水环境达到清洁标准，噪声得到有效控制，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和回收效率高；保护生物多样性及其生物环境，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生态建筑得到广泛的应用。 生态城市要求建立生态经济体系。生态经济是以产业生态学为基础的生产体系，他包括生态农业的实施；实现清洁生产，以全过程的污染控制代替末端污染处理；能源结构更为合理，可再生清洁能源成为能源结构的主体；此外，生态交通、生态建筑、生态旅游等也是生态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建立以“生态文化”为核心的新文化体系，包括消费模式的生态化，即可持续消费模式；倡导生态文明；人们在生理上、心理上保持健康，人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社会管理效率高；社会保障体系和服务体系健全，综合服务能力强；人口结构优化；交通方便。 目前对生态城市的评价应用了多种不同的方法。如城市代谢方法（urbanmetabolismmethod）、生态足迹法（Footprintmethod）、生命周期评价法（Lifecycleassessment）、模糊数学方法（fuzzymethod）、单指标评价（individualindicatorassessment）和综合指标评价模型（integratedassessmentmodels）等。 目前在我国应用的比较多的是单项和综合指标评价的方法。当前我国正在研究评价指标的规范化问题。评价指标的选择至关重要，其选取应遵循以下3方面的原则： 第一，代表性。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所选指标要能反映该城市的本质特征、复杂性和质量水平。第二，全面性。指标体系应具有综合性，全面反映自然、经济和社会系统的主要特征及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并且应使静态指标和动态指标相结合。第三，规范性。指标的选择应遵循使用国内外公认、常见的指标的原则，使指标符合相应的规范要求。 此外，香港在研究城市生态时成功地运用了城市代谢法。在广州和青岛等城市生态的研究中则引入了生态足迹的方法。 展望 根据城市化发展要求及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城市生态学研究和生态城市建设方面，应当着重于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城市生态学理论的探索，特别是不同规模城市的结构与功能的研究；第二，扩大城市科学研究的范围，即从由单一的城市为对象的研究，转变为对城乡复合生态系统的研究，包括半城市化地区的研究和乡村工业化与城市群的研究；第三，发展生态城市建设适用技术体系，促进现有技术的生态化；第四，为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生态景观规划和生态文化的方法论上的指导；第五，建立相应的政策、法令和奖惩制度，促进生态城市的发展；第六，加强教育、培训和生态城市的能力建设，增强生态意识；第七，加强国际间、城市间和社区间的合作与交流。
一、西欧与中国城市的不同特点 1、城市起源不同。西欧中古城市是在10至11世纪重新复苏和产生的。其特点之一是在完成了封建制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手工业从庄园经济中分离，成为西欧城市产生的经济前提和物质基础。特点之二，西欧城市“不是从过去历史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①〕这是西欧城市产生的阶级前提和政治基础。西欧城市多产生于水陆交通要道、商业转手处以及人口稠密、土地肥沃、居民感到手工业不足的农业区。如法国巴黎以及北部的佛兰德尔、不拉奔；德国的科伦、吕伯克、柏林；英国的曼彻斯特、约克、伦敦；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城市。另外从安全方面着想，城市还产 生于大领主、大主教、修道院所在地以及军事堡垒附近。新城堡的建立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开始只是作为手工业、商业的居留地。例如佛兰德尔的布鲁日城，该地原是佛兰德尔伯爵领地，962年后伯爵鲍尔文（铁臂）在利斯小河的转变处建造了一所城堡，在它的外面不久兴起了一个由小贩、手艺人和酒肆店员住着的新堡或“郊区”，新城堡开始用木栏栅围起来，以后又从数里以外的一个古罗马城市的废墟上运来石头砌成石头城堡。新堡是一个新兴的工商业聚居地，旧城堡是封建领主的宅第。西欧新兴的城市，如汉堡、纽伦堡、斯特拉斯堡等带“堡”（Bourg）的字根，以及圣日耳曼、圣德尼圣波耳等带“圣”字（san,saint）的字根，多反映了当时该城堡起源于旧的军事堡垒或教会修道院附近。“到了十一世纪末期，‘堡民’（Bourgperson）不复意味着一个城堡的兵士或仆从，而意味着市民了”〔②〕。至于兴起于河川渡口的城市，在名称上也有反映，如法兰克福（Frankford ，法兰克人的渡口）、牛津（oxford，牛的渡口）等。这些新兴的或在旧的废墟上复苏重建的城市，规模并不大，一般只有几百人以至二、三千人，上万人的城市已很稀有，14世纪的英国伦敦，这个一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也只有4万居民。虽然新的居留地不大，但它却对封建的自给自足的闭塞经济打开了缺口。国内市场开始建立起来，导致了封建经济瓦解。 中国的情况则不同。中国较西欧进入封建社会要早一千年（中国是公元前475年，西欧是公元后476年）。中国在从奴隶制到封建制这个转变时期，虽然也经历了大动荡，但时间短，没有经历像古罗马那样外族（部族）入侵破坏，原来的上层建筑没有遭到彻底摧毁而是经过一定的改造（改革）实现的。奴隶制时期的旧城市，在进入封建制后基本继承下来，在新的生产关系的推动下，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和大量分封，到战国时期，城市大量增加而且较前繁荣了。如当时赵奢答田单说：“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齐国都城临淄已发展到“七万户、甚富而实……。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④〕的大城市了。就城市种类来分，因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作为前提条件形成的经济中心城市，在中国史籍记载上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日益增长。如战国时的扬州，西汉时的宛、成都、合肥、番禺，唐时的泉州等。到两宋、明代，除传统的经济中心城市日益繁荣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城市，如汉口、北京、江宁、福州、张家口、宁波、厦门、上海、漳州、西宁等，新兴起的市镇尤其在江南的苏、杭、淞、嘉、湖地区发展较快，萌发了资本主义幼芽。清的闭关政策给资本主义萌芽以严厉的打击，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入侵更是雪上加霜。但从整体上讲中国城市主要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政治、军事需要（秦实行的郡县制）而建立的，城市虽然也多建于水陆交通要道、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等地区，类似于西欧，但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一个是自然形成的，一个主要是以统治者的需要采取命令建立的（当然也有自然成分），中国城市自秦汉以后，以京城、省城（郡、道……）、府城、州县等依次而定，星罗棋布。（边防有专门军事城镇、卫所）城市内，既有府第衙门差从仆役，又有工商业者，兼有西欧中古城市的旧堡与新城的内容。但在城市里，府衙是首脑、中心，工商业则是附属产物。历代帝王为强化统治和供享用往往采取迁豪富、徙百工以充京都，如秦始皇下令“迁天下豪富于咸阳”〔⑤〕，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时，“徙天下富商大贾数万家于东京”〔⑥〕，明太祖建都金陵（南京）之初，“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置都城之内外”，明成祖迁都北京时“取金陵民匠二万七千户”〔⑦〕。 综上所述，西欧城市的发展规律，是由手工业、商业的聚居地，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经济、政治中心。中国城市则由政治、军事中心，逐渐发展扩大而成为新的政治、经济中心。 2、城市的结构不同。西欧中古城市一开始主要由庄园中逃亡的农奴、手工业者作为主要居民，此外还有逃亡农奴经营的行商小贩、酒肆店铺等，基本上是一个生产城市。城市的布局，一般中心是广场，是手工拥、商品交易集会之处。组织上是按照传统的“农村公社”民主形式组织起来的，各个行业又逐渐组织起自己的同业行会。商人们也组织起商会，作为他们团结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强盗、贵族）与防止外部竞争以保卫本身的生存与利益的组织。在西欧，“中世纪的城市劳动与亚洲的劳动形式和在西方的农村劳动形式……不同，它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并且对于资本生产方式，对于劳动的连续性和经济性来说，是一所预备学校”〔⑧〕。西欧出现了二个经济中心——庄园和城市，即农业经济中心和商业经济中心，二者互相依存又向不同方向发展。 中国的城市却很庞杂，但总起来讲，达官、贵族、差役、仆从为主体，工商业者处于附属地位。消费大于生产，商业超过手工业，基本上是消费城市。城市规模一般较大，人口较多，中小城市人口一般数千数万，大者数十万以至百万。城市布局，一般以行政长官的衙署为全城的中心，各种府第鳞次栉比，城关往往发展成为工、商业区。城市富商大贾，多与有权势者相结托，有的买得官爵，有的广治田宅，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来自农村里的手工业者、行商小贩，到达城市后，长期没有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又由于人少力单，显得特别软弱无力。中国的城市行会，形成较晚，最早可见于《房山石经》题记中记载，说明迟至唐代天宝至贞元间北方才有行会，这较封建城市的形成要晚一千多年。具有真正意义的行会，可能在明代以后。〔⑨〕但就是在这时的行会与西欧也有所不同。所以市民运动一直到明清之际才活跃起来。中国进入城市的多是一些破产农民，他们在人身上不像西欧那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到了城市靠日劳动过活，兼做手工业或从事商贩与其他工作。他们乡土观念较深，流动性大。当条件改善后，他们还要回乡置产务农。有的虽世代城居，但当条件恶劣时，他们乃迁居乡间谋生。习惯于接受“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⑩〕的封建剥削方式。城乡间没有严格的界限，农民进城或市民重回农村没有本质的变化。他们基本上仍然从属于封建主义范畴而难能发展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 3、城市的作用不同。西欧中古城市，它是商品生产的基地、被压迫农奴反封建斗争的堡垒、世俗文化的发祥地、文艺复兴的摇篮。城市又与王权结成联盟促进国家的统一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它的出现与发展成为埋葬中古封建主的墓场。城市在封建领地上开始出现时，领主大都采取支持的态度。这是因为：（1）西欧领地相互间没有从属关系，甲地的农奴逃到乙地后，乙地领主可以从他们经营的行业中得到税收，以增加自己的收入。（2）领主为了就近得到能工巧匠的手工艺品和贩运商贾的各种奢侈品，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要，他们热心于新的工商业中心出现在自己的领地上。（3）领主对外地逃奴，予以优待收容安置，免得手工业工匠等进入其他领地。 于是，他们从轻规定课税、宽大司法。在道路桥梁等地方建设、茅舍地基、园地货摊等方面，予以慷慨的特许〔①①〕。这些均得到逃亡者的欢迎。新领主对逃亡农奴的保护与宽容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剥削和统治，而逃亡的农奴则渴望的是自由的贸易和生活。随之新的矛盾和斗争也就开始了。新的市民展开了为摆脱领主的控制、争取城市自治权的斗争，这一斗争又称为城市公社运动。这一运动从11世纪城市出现起到13世纪城市形成。他们的斗争方式灵活多样，有的通过金钱赎买得到自治，如法国南部较为富庶的城市；有的是通过武装斗争获得自治的，如法国的琅城、意大利的米兰等。据统计“那些自治城市的数量在1100年和1300年间增加了十倍，而他们的人口有时则增加到两三倍”〔①②〕。取得完全自治的城市，设有全体市民代表大会，而全体市民代表大会是城市最高的权力机关，下设常设机构（通过选举）管理城市。它们享有独立的行政、司法、财政、铸币、军事防卫以及对外宣战、媾和等权，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另外还有一些城市，它们是在相互妥协下产生的，只取得了不完全的自治权，如法国的巴黎，法王“准予参加审理商业性质的问题和巴黎商会的案件”〔①③〕。总之，市民人身自由了，并享有不同程度的参政权。 统治阶级为了强化王权，便把王权与城市市民结成了政治联盟，使西欧政治格局有了新变化、新特点。西欧的英、法两国在城市的支持下，分别于十三、十四世纪，迅速地从封建割据的混乱纷争中摆脱出来，建立了中央集权的等级君主制国家。（英于1295年召开国会，法于1302年召开三级会议）城市与王权结成联盟，相互支援，形成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局面。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有力的推动了农村的变革。农村货币地租的实施，使整个农奴的身份逐渐得到了自由，这些又推动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西欧王权强化之日，乃封建社会迅速走向瓦解之时，早年需要相互支持的联盟一旦破裂，资产阶级革命从而酝酿爆发。 中国的城市，在中古以来它始终是各级统治者的中心，是一个消费的中心。正如马克思指出过的；“在亚细亚，城市的繁荣或存在完全是由政府的地方性支出，生起来的”〔①④〕。中国城市既然完全为统治者所控制，它们对于城市工商业的政策则就以本身的利害为转移了，城市工商业的命运则时舛时兴。如西汉初“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林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种对工商业采取的放任政策，立即引起工商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活跃。同时对农业又采取了“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①⑤〕的政策，很快使农业得到恢复与发展，经过六、七十年的轻徭薄赋，西汉初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这个时期私营工商业的大发展，使许多工商业城市蓬勃兴起，规模较大的有西安、洛阳、邯郸、临淄、江陵、陈、吴、寿春、番禺等18个城市。富商大贾也应运而生，他们“或@①财役贫，转谷百数，废居居役，封君皆低首仰给。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①⑥〕。商品经济的发展，冲击了封建的等级制度和自然经济的基础。从汉初刘邦时起，就有许多官吏建议实施“抑商”政策。汉高祖曾下令“商人不得衣丝乘马，重租税以困辱之”〔①⑦〕，但收获不大。武帝时，随着整个经济的复苏与发展，尤其是农业经济的兴旺，汉统治者又开始对私营工商业大张挞伐了，颁布了一系列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诸如盐铁官卖、平准均输等。加之统治阶级日益腐朽，造成了新的经济破坏，社会动乱。历代如是周而复始，严重地阻碍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中国城市里富商大贾的发展，既然以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他们在政治上乃与封建权势相结托，在经济上则把剩余资本转向购置田宅，成为商人地主。他们并无自治权利的要求。城市里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在官府的严密监督下经营和生活，人少力单难以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官营手工业只是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仆役罢了，相互间没有联系。中国城市的性质与西欧是不同的，中国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认为是帝王的军营，那是真正经济结构上的赘疣。〔①⑧〕但历史仍然是发展的，不过太缓慢了，16世纪以后日益落后于西欧。 二、中西城市不同特点形成的原因 1、西欧与中国土地所有制形态不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有其共性，又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西欧土地是由国王赐封给领主的，土地是封建领主的世袭领地，按照长子继承制（或遗嘱继承人）的办法承袭下来的。各级领主对自己领地上的土地经营方式采取庄园制，土地不能买卖。中国的土地制度，虽然名义上也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实际上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封建社会初期，有过一段领主土地制，但为时短暂。战国秦商鞅变法“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①⑨〕，从此很快过渡到地主土地所有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虽然也有过荫封、皇庄，但比重不大。另外在历代也有限田、度田、王田、占田、均田、公田等制度的实施，但效果不佳，为时也是短暂的。在中国地主土地所有制下，土地变化较频繁，那里不仅有大地主，而且还有中、小地主和一定数量的自耕农。 2、西欧与中国的阶级结构不同。在封建社会，封建主剥削压迫农民造成阶级对立和矛盾这是共同的，但又有各自的特点。西欧通过采邑分封、特恩制，建立起依次互为主从的封建等级制、割据一方，俨然似一个独立王国，中央集权制出现的较晚，领主们相互纷争比较突出。领主管辖下的农民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世代相因没有人身迁徙自由，处于农奴地位，并随着封建领主的封建割据的形成而日益恶化。他们又随着庄园经济的发展，利用领主间相互矛盾而逃离，开创新的活动场所，逐渐形成城市。城市成为农奴解放栖身之所、农奴制的对立物。到封建社会后期，新兴的市民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茁壮成长起来。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不久，很快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又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和统治阶级自隋唐以来采取科举制选拔官吏，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可以上升到公卿贵族地位上来。另外在土地继承上又是分户析产，统治阶级不象西欧那样日益分化瓦解，相反是在不断地充实强化，使他们得以布成罗网，从中央到地方联合一气共同统治剥削广大农民。破产农民一般不愿背井离乡，即令进入城市，也是从一个罗网进入另一罗网，得不到真正的解放。中国农村经济长期难以得到城市商品经济的助力，发展缓慢，手工业与农业结合比较牢固，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难以形成。 3、西欧与中国政治结构不同。虽然都是地主阶段专政，但形式和内容都有所不同。西欧随着社会发展，王权与市民曾结成政治联盟，在十三、十四世纪英、法出现了等级君主制，直到“王权以奴役和掠夺报答了它的盟友为止”〔②⑩〕，一场资产阶级革命也就爆发了。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不存在城市与王权联盟，中古时期也根本没有形成资产阶级。农民阶级虽然有过前仆后继的大规模起义，但因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极端落后性，这些起义都毫无例外的失败了。 4、宗教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西欧基督教会是西欧封建社会的支柱，教权往往大于王权，教权与王权之争相互削弱，西欧城市往往在它们的矛盾的裂缝中产生、发展。十字军东侵从11到13世纪延续了好几百年，给波及到的东西方人民带来一场浩劫。在这场动乱剧变中，大部分封建骑士消失了，部分农奴乘势逃到了城市。十字军东侵又使西欧封建主变得更加贪婪奢侈，从而对城市日益依赖，剥削方式转为货币地租，又收取大量赎金，让交起赎金的农奴获得自由，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制的瓦解。加上西欧在罗马帝国时代就有了繁荣的商业城市，各地区与国家间曾有过四通八达的商路，当生产复苏后有利于在原来的基础上复兴和发展。中国的宗教是皇权的附属物。中国的土地辽阔，四邻封闭，有了天灾人祸，农民往往逃到边远的宽乡，披荆斩棘，重建家园。他们对于城市没有多大兴趣，因为城市是反动的中心，他们视为畏途，又因为城市是消费的中心，他们难以久居。对城市他们不象西欧那样具有莫大的吸引力。
试论城市规划要点 引言城市规划的定义 城市规划是城市发展的战略、建设城市的纲领、管理城市的依据。如何打造一个城市的风貌、建设一个和谐、生动、合理的空间体系，是现在规划建设中十分热门的话题。城市规划必须注重个性特征，城市个性是一个城市的特色，是独特魅力之所在，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千城一面、似曾相识的城市越来越多，城市的个性特色已湮没在程式化的钢筋混凝土之中，失去了城市的特色和魅力。 城市个性化成为现代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和突出特点。打好“文化牌”，彰显文化特征是十分重要的课题。美国城市建筑学家刘易斯·芒福德说：“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无论是历史文化名城罗马、威尼斯，还是现代国际大都市巴黎、纽约、芝加哥，座座堪称文化艺术宫殿、建筑博物馆，处处折射出城市的文化，走进这些城市，就仿佛走进了他们的历史。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必须处理好建设与继承的关系，在发展中传承历史文化。否则，城市一旦失去历史陈迹，犹如人失去鲜明的个性，得到的利益是暂时的，而遗憾却是永远的。 由于城市所处的空间地理位置、地形条件、气象条件和自然环境的不同，构成了不同的城市环境空间形态，提供了每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环境空间特性。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充分认识该城市的山、水、林和风景名胜等自然景观要素，发掘、保护、利用、开发、改造自然环境空间特色，在共性中找出个性，围绕个性建设特色城市。与此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的和谐与持续发展的战略。 规划与人文精神 城市规划的人文精神是在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会议第四次会议发表的《雅典宪章》中提出的，里面提出的城市功能分区原则影响了现代城市规划将近半个世纪。这种功能主义的原则，一方面向古典建筑学派提出挑战，使城市规划、建筑开始从古典的放射、圆形广场一类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功能主义又使城市规划、建筑逐渐陷入机械主义，它刻板地分区肢解了城市的有机结构，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多方面联系，破坏了城市的地方特性，其结果是使城市形态单调、布局混乱、建筑雷同。尤其是功利主义的影响，城市空间因最大限度的商业性开发，破坏了城市生态环境，污水、废气、噪声、交通事故等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城市在抛弃了人文精神的同时，便从“文明中最伟大的创造”变成了“文明中最大的破坏”，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存危机。 20世纪60年代，重新关注城市的历史文脉、地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城市规划中的人文理念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国际规划、建筑界人士开展了“可持续发展城市”的研究，并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城市人民”。这表明，城市人文精神将得到完全意义上的复兴与再生，人文因素将是21世纪城市文明的灵魂。 人文因素在中国的造城运动中是历史悠久的。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就是中国城市运动中的代表作之一，彰显出皇权的气势和霸气。现代的城市建设也需要这种对人文精神的关注，在继承与发扬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为城市打造一种文化的底蕴。 1建筑是人文精神的表现 1990年6月2日，国际建筑师协会第十七次大会发表了《蒙特利尔宣言》。其开头一行是：“建筑是人文的表现，它反映了一个社会的形象。”世界建筑史表明，人类的建筑活动不仅是一项物质生产活动，而且还是人类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一座城市的魅力，多数是由于建筑艺术的魅力营造出来的。建筑是时代的象征。希腊雅典卫城建于公元前5世纪，其中有世界著名的保护神雅典娜帕提农神庙。卫城建筑群是雅典这个黄金般的古典时期的纪念碑，是雅典全面繁荣昌盛的见证。17世纪法国古典主义建筑主要是国家性的大型建筑，有些是专为荣耀路易十四或他的政权。这个时期建造的卢浮宫东立面、旺道姆广场、凡尔赛宫及园林，都体现了路易十四“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风格”。建筑语言常常是民族的语言，是凝固的民族精神，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著名美籍华人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中国银行香港大楼，他以“中文的构思、英文的设计”，使这幢大楼渗透着深刻的人文含义：塔身，象征着雨后春笋；风格，体现了出于污泥而不染的荷花精神；楼的外表面，展示出宝石图案。有学者说，巴黎人民很大程度上是巴黎的建筑语言场教养、熏陶和塑造出来的。维也纳的建筑群及人文环境，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的音乐大师；德国的一批具有艺术特色建筑群和浓郁人文精神的城市，产生了一批又一批的哲学家、科学家、音乐家。城市的建筑具有强大的人文精神功能，一座有个性和人文魅力建筑的城市能提示城市的广大居民，提升这座城市的文明素质，使这座城市有自信心、活力和发展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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