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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研究相关的论文有哪些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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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研究相关的论文有哪些类型

汉代儿童的游艺生活、两汉的少年吏、秦汉时期的社会福利法规、汉代婚丧礼俗、汉代“客田”、汉代丝路贸易、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这本论文集子收入关于秦汉社会史研究的论文23篇,资料充实,逻辑严谨,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本书为“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文库”中的一本。近年来秦汉史研究动向概览 宋尚文 秦汉史研究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重要课题。其重要之点在于:它既承上且又启下,这个时期中国历史在制度与文化上都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并对后世有着极重大的影响。所以,秦汉史的研究在这方面便具有重要意义。这里仅据个人所见,述其研究动向的几点可资注意的地方。 1.考古资料的发现,推动了秦汉史的研究。静安先生早就提出了"两重证据法",史学界也颇注意文献与考古的结合。七八十年代的考古似乎更垂青秦汉史研究者。杨家湾汉兵马俑、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睡虎地秦简、放马滩秦简、尹湾汉墓简牍、汉景帝阳陵、秦始皇帝陵、徐州狮子山汉墓及徐州兵马俑、西安西郊相家巷的秦汉封泥、广州西汉南越王御苑遗址等的发掘清理和资料的公布,大大地丰富了秦汉史的研究内容。它们对秦汉史的研究价值,不只是资料的增加,更重要的是视野的开拓和思路的启迪。学者们在此基础上,各擅其长,均有丰硕成果。 2.秦汉制度研究,这不是新课题,但是,近年来,主要是近一二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新的开拓,取得新的进展。1997年、1998年,台湾学者廖伯源先生向学术界贡献了《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还有其他一些著作和论文,对汉代皇宫的宿卫警备、监军制度、将军制度、爵邑制度、乡里制度等,做了进一步更细的探索。 3.地域史更展现出其优势。地域史的研究,在国外行之久矣,在我国史学界受到重视且提到议程上来时间并不是很长。虽然说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地域史历来是史学的重要一支。在这方面,1996'年由周天游先生主编的《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一书,虽不是秦汉地域史的论集,但其中也有相关的论文,如《汉代三辅研究》等。1996年、1999年在广州、昆明召开的两届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年会,则明确地将秦汉时段的广州、昆明作为讨论的重要议题。导向所至,学术界对这两处地方的历史做了认真的探索,取得了不小成果。而在此期间,张荣芳先生的《南越国史》问世,则体现了地域史研究的新成果。 1998年,《陕西通史》出版,而周天游等所撰等的秦汉部分,也是秦汉史在区域文化中的展示。此前不久的1996年出版的《陕西古代简史》,同样有秦汉的篇章。还有王学理先生的《咸阳帝都记》。 4.经济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史家在历史研究中对经济史历来是关注的,这也是一个传统。对秦汉经济的研究,过去多在论文中表现,也有不少卓见和扛鼎之作。而1999年8月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则是多年来关于秦汉经济的集大成之作。该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正如该书的主编林甘泉先生所说的:"对原来研究成果比较多的领域,不但要尽可能吸收已有的成果,而且要力争有所突破,有所进展;对一些过去研究比较薄弱的领域,要着重多下些功夫;对秦汉封建经济结构的基本特点及其自然和社会环境,要尝试作新的探讨。"从该书的效果看,主编.的这个目标是基本达到了。经济方面的单项专史,近二三年的则有《秦国粮食经济研究》(蔡万进)、《秦农业历史研究》(樊志民)、《秦汉钱币研究》等。 5.文化史研究的兴起。从历史研究而伸向文化研究在中国大约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它研究的是历史的思想模式、情感摸式和行为模式。这一研究形成热潮以后,在秦汉史研究中也往往被冠以"文化"二字。秦俑博物馆《论丛》编委会及《丛书》总编委员会所编的《秦文化论丛》、《秦俑秦文化丛书》便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台的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套丛书和一册年刊。它是90年代初开始登台,且延续至今,出版了不少的专著和发表了不少论文。近二三年的专著则有《秦始皇帝评传》、《秦帝国史》、《秦文字通假集释》、《秦俑学》等。论文则有若干从文化角度探索秦始皇帝陵出土文物及遗址的文章,如《秦俑二号坑与新闻热的透视》等。西北大学编辑出版的《西北大学史学丛刊》(主编周伟洲、王欣)出版了《周秦汉唐研究》,黄留珠主编的《周秦汉唐文明》均属此类。后者虽然在《绪论》中想界定"文明"与"文化",但全书还是文化的论述,其中也包括秦汉文化。《绪论》中也说到"对于文明与文化特别过细的区分,恐怕将永远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对此也只能以模糊法来处理了。"所以,书中的秦汉文明,也应看作是对秦汉的各种文化形态的论述。熊铁基先生在继《汉唐文化史》后,于1998年出版了《秦汉文化志》。它是《中国文化通志》中的一部。书中论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方面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均作了系统的论述。这部著作看来是从文化的视野上观察秦汉社会的,因此它避免了以文化为名而写秦汉史之实的偏颇,应是秦汉文化史的力作。它的成功的地方在于,将秦汉史与秦汉文化严格区别了开来,反映了作者对文化的深刻理解和认知。 6.秦汉史专著徘徊不前。关于秦汉史的断代著作,80年代出了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秦国发展史》、《秦史》、《秦汉史》,翦伯赞先生的《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先生的《秦汉史》及《剑桥中国秦汉史》后,最近二三年中,即1996年秦汉史年会后,似乎尚无有分量的新的秦汉史出版。 7.对秦汉文化整合的研究。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特殊的时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秦汉时期很明显地是一个里程碑。所谓"汉承秦制"、"百代都行秦政制"都说明中国历史至秦以后汉承秦制的大变化。近年中,张文立先生提出了《秦对传统文化整合)的意见,探索了战国以后的文化趋势和秦的整合历程,其完成则在汉武帝时期。张铭洽先生则在《谈汉初的文化整合》中,认为汉初实行了南北文化的融合,各家学说相互吸收,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汉初文化整合的特点,一是自始至终贯穿了大一统的观念,二是自始至终体现了多元文化的并存,因而经广泛深入的文化整合,才最终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化,并以共同的文化心理为纽带,成为民族凝聚力的最强保证。"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有李淑萍《儒学在秦的兴衰》,刘筱亿的《简论秦朝的思想潮流)等,都是从某一角度来探索秦汉文化思想整合历程的。 8.农民起义被重新注目。关于农民起义的问题,前些年被冷落了一段,近年又有学者旧话重提,不过虽是旧话,却有新的视角。胡一华、毕英春先生研究了秦末农民起义后认为,单靠农民的反抗斗争,是难以推翻一个封建专制政权的,必须凭借全社会的力量,才能够推翻某一个封建王朝。杨兆荣先生则认为,汉代董仲舒说的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是托古讽今,不足为信。而战国时的东方六国,实际已有土地私有。秦"使黔首自实田",剥夺了原六国已经普遍发展起来的小土地所有权,加速了地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造成农民大起义。这些都从新的视角来提出问题。 9.文献的整理。历史文献虽经前人整理,但并非十全,加之秦汉简牍的出土,对旧文献的证伪工作和整理工作更加艰巨。台湾学者吴福助、陈文豪对云梦秦简的整理和考证,对陈直《史记新证》、《汉书新证》的校释,李解民先生对《史记》倒文的研究,体现了现代学者对旧文献的校释成果。虽然,现在来看,这方面的工作还是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并作细致的工作。 时序进入2000年以后,相信秦汉史研究将会有更大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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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历史学历史之于人类,犹如个人之有记忆,在人类一切学科体系中具有奠基意义。历史学则是人类文明的自我反思,人类由此为自身的处境找到历史根源,并因而形成文化传统,迎接未来的挑战。历史学是一门相当古老的学问。作为一门学科,它主要以人类历史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主要学习和掌握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发生、发展的过程,理解和弄清历史上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以及相关史实的原委、作用和影响,并力图发现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天的社会生活提供借鉴。至于历史学专业的学生需要具备的素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梁敬明教授认为,进入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应该逐渐改变中学应试教育背景下被动式学习、等待式学习和死记硬背历史知识的状况;学生要善于独立思考,增强问题意识,积极利用各类图书资源和数据库资源,接受系统的历史学专业训练,重新梳理历史知识体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吴义雄教授表示,学好历史学必须要有博学之思、敬畏之心。博学之思是指学生必须了解天文、地理、文学、经济、管理、自然科学等知识,只有以上学科作为基础,才能在学历史学的过程中有深刻的体会;敬畏之心是指对历史上人物与故事必须“理解之同情”,切不可以今日之标准来随意臧否古人的得失,因为彼时与今日形势不同,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如此才能真正看清历史。本科阶段主要课程本科阶段的历史学侧重于基础知识的普及和基本能力的培养。以南京师范大学为例,基础课有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专业课有史学概论、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史、西方史学史、中国历史地理、考古学通论、史学论文写作、毕业论文等,以及断代史、专门史和地区国别史等选修课。回顶部二、专业与就业社会需求有限,期望值适中就业不难多数人都把历史学看成是冷门专业,认为该学科就业前景冷淡。其实也不尽然,该专业学生凭着大学所学到的广博的知识,就业时只要不期望过高,就业并不比其他专业差。阳光高考平台统计数据显示:历史学毕业生规模为14000-16000人,连续三年就业率都在80%-85%之间。从专业对口方面来说,历史学职业需求相对较少,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从事教师工作,或者向历史学研究方向发展。而现在毕业生就业是双向选择或多向选择,不必将职业局限在狭窄的领域,这样来看,历史学专业就业范围还是比较宽泛的。比如2014年,《文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中指出,要提升文化产业的创意水平和整体实力,对于历史专业学生来说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如影视、动漫、游戏业,需要内容健康向上、富有创意的优秀原创影视、动漫产品的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与之匹配的策划、编剧类职位就是历史学专业毕业生可以尝试的选择;在当前“互联网+”的环境下,在精通本专业的基础上再学习一些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会进一步拓宽自己的就业渠道。总的来看,当前历史学专业毕业生主要就业方向:在科研机构、大中专院校、博物馆、档案馆从事研究工作;在高校、中小学从事教育工作;在出版社、杂志社、网站等媒体从事编辑、记者等工作;报考政府部门公务员;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有的毕业生则彻底转行,最终从事了与本专业毫无关联的工作。回顶部三、报考指南249所院校开设历史学专业阳光高考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本科阶段开设历史学专业的院校有249所,既有“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也有一般大学。“985工程”大学、“211工程”大学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等,此类重点高校录取分数线比较高,如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校近年在江西的录取平均分超过了580分。一般大学有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师范大学、云南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树达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等。一般情况下,各省一般大学的该专业录取分数相对较低。全国开设历史学专业的院校较多,可选择范围较大,填报志愿时,考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自己的位置,选择和自己分数、批次相符合的院校。各学校专业方向有所不同经济发达,高校云集,北上广历来都是考生报考的热门地区,历史学专业也不例外。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是全国各大学历史学科中历史最为悠久、总体实力最强的院系。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史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国史、世界史在2004年、2008年和2012年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均名列榜首,在全球大学历史学科排名中也位居前列。现有历史学(中国史)、世界史、外国语言与外国历史三个本科专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以清史研究为突出特色,秦汉、唐宋和民国史的研究力量也较为雄厚。专门史、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等二级学科,都具有各自的优势。世界史学科则以西方中世纪和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力量较强;考古学科侧重北方民族考古。北京师范大学的历史学科是我国最早设立的历史学系科之一,现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3 个一级学科,中国古代史、史学理论及史学史2 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历史学专业实行宽口径招生,学生前两年统一修读基础课程,自三年级起根据兴趣选择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三个专业方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创建于1925年,是国家人文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基地之一。其教学实习工作别具特色,到历史现场感受历史,获得对“过去”的体验,是历史学科培养人才的重要方式。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成立于1924年,是中山大学最早设立的学系之一。多位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如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岑仲勉、梁方仲等,曾在该系任教,奠定了该系深厚的学术根基。历史学专业是广东省名牌专业,“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是国家级重点学科。每年招收历史学专业本科生约70人,与海内外近二十间著名大学或科研机构建立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包括美国耶鲁大学、哈佛大学、英国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历史学不仅是谋生的技能,而且是立身的学问。报考历史学专业,需要对它感兴趣,用心学习,同样可以成长为高质量、多层面的专业人才,为你将来的职业发展奠定非常坚实的基础。考生在报考历史学专业时,一定要对照专业目录,看准学校的特色和培养方向,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专业方向报考。当然要在符合自己分数范围的学校内进行充分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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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散文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史哲三位一体。你可以从这方面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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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类有盐铁论,潜夫论,论衡,四民月令…

一 学科理论研究有新意 尹国蔚《历史地理学科性质评议》(载《史学理论研究》第2期)一文,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龚胜生《历史医学地理学刍议》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 二 历史时期河流海岸研究新见迭出 本年度长江中游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灾害,那么发生洪灾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呢?邹逸麟《关于加强对人地关系历史研究的思考》(《光明日报》1998年11月6日)指出:这场洪水向我们敲响了环境失衡的警钟,认为历史上人与水争地、与林争地,将大量荒山湖荡开辟为万顷良田,是以牺牲环境平衡为代价的;因此他呼吁:“现在应该静下心来,实事求是地研究迄今为止的我国全部人地关系发展的历史,分析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蓝勇也在《光明日报》撰文(见1998年9月25日《历史上长江上游水土流失及其危害》一文)探讨长江水灾的根源,认为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以来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不仅影响了上游的生态环境,还加重了长江中下游的洪涝灾害,上游含沙量急增,促使中游河道日渐淤升,形成悬河,同时上游涵养水源功能削弱,使上游洪水无所阻碍,洪峰增大,造成中游堤防危急。文章特别强调:“在实施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最大限度地加强长江上游水土保持,既有其必要性,也有其可能性。”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灾频率的增强,基本上是与历史上地区开发的进程同步的,指出:“过度的垦荒引起严重的生态失控,进而导致水土流失,河湖淤塞、加上围湖造田,最终成为引发和加剧流域洪涝灾害的直接原因。”关于长江的研究,中国社科院重点课题《长江三峡历史地理研究》已通过专家鉴定,不久将公开出版。 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800余年,这是谭其骧等老一辈历史地理学家的著名观点。《地理学报》第5期上有赵淑贞、任伯平《关于黄河东汉以后长期安流问题的再探讨》一文,对这一观点提出商榷,认为决溢次数的多寡并不能等同于洪水、泥沙的多寡,对历史上森林、草原恢复的能力也不能估计过高,认为东汉以后黄河河道行洪能力有所提高、水患史料缺失,均是导致“安流”局面的因素。本年度松花江、嫩江流域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而关于松花江源头的说法,历史上至少有南源(第二松花江)说、北源(嫩江)说和南北二源并存说,这极不利于全流域防洪体系的完善和协调。谢永刚《关于松花江河源问题及其主流认定过程的历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4辑)一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了松花江各河段名称的演变和对源头认定的变迁,指出隋唐及其以前嫩江与松花江干流同名难水、难河,江源认定为北源;辽、金时才转为南源说,并一直承续下来;但无论从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是年径流量来说,嫩江应是松花江正源。松花江长度为2309公里,应为我国第三大河。 一般认为,黄浦江水系的吴淞江下游及入海口在明代有过一次人为的摆动。傅林祥《吴淞江下游演变新解》(《学术月刊》第8期)一文全面考察了这一演变过程,认为这是自然演变的结果,并不存在明初的人工改道,明代数次治江只是确认了这个自然发展的结果而已。�上海地区和莱州湾历史海岸变迁研究本年度有显著进展。张修桂《上海地区成陆过程研究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历史地理》第14辑)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传统认为是唐代海岸线的下沙沙带海岸,他认为不迟于东晋初年时业已形成;下沙捍海塘的位置也不在南汇下沙镇,而是今浦东里护塘故址;里护塘始筑年代也并非传统认为的南宋乾道七年(1171年),而是北宋皇佑年间吴及所筑,对旧捍海塘位置与年代的争鸣也作了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上海地区成陆过程作了重新概括。王守春《公元初年渤海湾和莱州湾的大海侵》(《地理学报》第5期)根据西汉时期在莱州湾沿岸滨海地带设置的诸县在东汉时被废弃、东汉时渤海西部和南部沿海地区诸郡国的县均人口居全国之首、以及《水经注》中记载的有关事实,揭示和论证了西汉末年不仅在渤海湾,同时也在莱州湾发生的一次大海侵,认为此次海侵持续时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以上,海侵影响范围有可能达到4米等高线甚至更高。 三 自然环境变迁研究继续受到重视 人类只有一个家园,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环境已是一个世界性的共同话题。 邹逸麟《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以先秦、西汉时期为例,探讨了我国古代的环境意识、产生这种意识的历史地理背景和不合理的环境行为及其后果,认为古代人民的环境意识是很强的,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很多地方环境还十分脆弱。李并成《河西走廊汉唐古绿洲沙漠化的调查研究》(载《地理学报》第2期),运用考古学、地理学的方法,实地调查了河西走廊民勤西沙窝、古居延、古阳关等十片汉唐古绿洲沙漠化区域,揭示了它们的分布特点和形态结构特点,认为古绿洲沙漠化主要发生在汉代后期以后,最晚的延及明代中期,沙漠化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为方面。王建革《马政与明代华北平原的人地关系》(《中国农史》第1期)通过分析人、马、地之间的关系,探讨了明代华北平原农业系统内部生态关系的变化。高俊虎《三百年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趋势初探》(《干旱区研究》第2期)认为自清朝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承德地区地理环境演变的趋势是干旱程度逐渐加强,水土流失、植被减少趋势明显。今天对历史上环境恶化过程的研究,并不是一味责备古人,而是了解环境恶化的内在原因,根据今天科技水平去改造和保护我们的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四 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仍是历史地理研究的强项 周振鹤《中国历代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刊《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运用政治地理学的一般原则,对从秦到清的最高一级行政区划、统县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划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发现秦时两者相符,汉代脱节,隋唐契合,宋代渐离,元朝完全背离,明清渐合,经历了循环往复,并且详细探讨了形成这一过程的原因,认为“如何使行政区划与自然地理环境相一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如何求得天时、地利与人和的配合,以创造农业发展的最佳背景,这就是秦代隋唐政区与自然地理区域契合的原因;但是,当政治需要超过经济动机的时候,政区的地理背景就被忽视了,造成元代行省与自然环境的背离”。按照西方科学发展模式,应先有政治地理,而后才有历史政治地理的研究,但是中国现代地理学中的政治地理分支很薄弱,所以作者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在理论上是超前的。周振鹤著《中华文化通志·地方行政制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则代表了目前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最高水平。 1997年3月,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从历代政区发展规律的角度来衡量设立重庆直辖市合理与否,学术界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王元林《重庆直辖市建置溯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从自然条件、政区溯源、川东盆西经济差异、巴蜀文化差异四点因素论证了它的合理性。靳润成《从城镇分割到城市自治》(《天津师大学报》第4期)从考察城市型政区逐渐形成的过程入手,认为本世纪初以来城市型政区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是城市近代化的必然产物,是城市得到健康、完善发展的标志,依此规律来衡量我国现行城镇管理体制最突出的缺点是城市型政区的地域化;而重庆设立直辖市后包括八万多平方公里面积,三千多万人口中三分之二是农业人口,是典型的城市型政区地域化,因此他写道:“重庆号称中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一个直辖市,其实更确切的说法应当是一个省”,认为“单纯采用提高城市行政地位、扩大行政辖区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的选择”。 以往研究政区都注重县级及其以上的政区,傅林祥《清代的次县级政权与辖区》(刊《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则选择清代介于县与乡之间的巡检司和分防县丞厅这些次县级政区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它们的辖区、分布、职能和作用,认为总体上呈东部南部地区密、西部北部地区疏的状态。次县级政区研究是个薄弱环节,今后学术界应加强研究。 历代疆域的研究方面,朱玲玲《夏代的疆域》(《史学月刊》第4期)用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古籍记载中的夏代疆域和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及其分布,证明两者分布地域正相吻合,从而加深了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国家形态的认识。钮仲勋《元代“四海测验”中“南海”观测站地理位置考辨》(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第2期)逐一检讨了广州说、林邑说、黄岩岛说和西沙群岛说立论的史料依据,认为前二说不值一驳;黄岩岛位置与史书记载比较接近,但据C14测定该岛年龄为470±95年,也就是说700多年前黄岩岛尚未露出水面,因而郭守敬不可能到该岛测量,所以作者认为西沙群岛说较其它诸说为可取。 历代疆域研究中认为“越古越好”、“越大越有利”的观点,本年度有所抬头。《中央民族大学学报》第5期上有《西藏载入中国版图始见于〈夏书·禹贡〉》一文,主要根据樊绰、康熙帝、刘逢禄三人文辞这三条晚出的、非原始性的所谓“证据”,把“危”字硬等同于“卫”字,认为《禹贡》中的三危是指三个人口较为密集的中心地区,因而将三危比定为卫、藏、康三地,并以此为出发点推定《禹贡》梁州的黑水为今西藏的那曲(在藏语里“那”是黑、“曲”是河的意思),从而认为早在四千年之前西藏地方已载入中国版图。的确,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古”到什么时候? 应该实事求是地研究,并非越古越好,更不能违背历史常理将“古”无限地往上延伸。事实上,该文置一系列《禹贡》研究成果于不顾,不要说对学术界关于《禹贡》成书年代的不同说法一无所知,就连对顾颉刚的《禹贡》撰成于战国时期这一著名观点也不了解,而只是说:“《禹贡》所书之事在大禹之时,迄今已逾4000余年”!可见作者对《禹贡》的认识还停留在七十多年前禹贡学会创办之前的水平上。 五 历史军事地理研究进展显著 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中国史研究》第2期)否定了垓下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的传统说法,指出在今河南鹿邑县东之说也不能成立,认为垓下是一个地区名称而非聚落名,提出垓下在陈县北部即今河南淮阳县的新观点。 辛德勇《巨鹿之战地理新解》(《历史地理》第14辑)重新审视了有关秦末巨鹿之战的一些地理问题,对几个关键性军事地点的方位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看法,如将项羽北上救赵所经过的“安阳”推定在巨野泽以东、无盐的南侧或西南侧(传统认为即今河南安阳市),项羽北渡黄河的地点应是平原津(而非传统认为的白马津),把章邯驻军的棘原拟定在东临黄河、北近洹水同时也在漳河之南的位置(传统认为在今河北巨鹿县城南七里),认为《史记·项羽本纪》中的“污水”可能为“洹水”之讹等等,从而对整个战役进程进行了重新解释。 李万生《河南之地与三国之争——以侯景叛东魏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史研究》第3期),详细分析了公元547年侯景叛东魏所引起的东魏、西魏、梁共同争夺河南的军事形势及结果,探讨了东魏最终保有河南的三点原因,即梁军缺乏战斗力、西魏和梁没有形成军事同盟、东魏的经济政治军事状况都较好。 胡阿祥《东晋南朝地方州镇略说》(《东北亚历史地理研究》)逐一论述了这一时期荆、扬、雍、江、豫、郢、梁、益等州镇的军事实力及其政治地位,认为这不仅是理解东晋南朝内部斗争的一个关键,也是影响这些朝代疆域变迁的重要因素。 关于战国齐、魏马陵之战战场的今地,向有元城(今河北大名)、鄄城(今山东莘县大张乡)二说,近年又有山东郯城马陵山的新说。徐鸿修等《马陵战址“新说”商榷》(《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认为,在没有更强的证据足以推翻传统说法以前,马陵战址还是以定在莘县大张乡为好,并且严正指出:“山东郯城县马陵之战研究课题组在坚持和发展《沂州志》误说时所表现的主观片面性和任意添改古书等不正之风,在近年的学术讨论中是罕见的!” 六 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向纵深发展 古代文化地理的研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近年来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年度的成果显示出这一领域有向断代和区域纵深发展的趋势。 王子今著《秦汉区域文化研究》以论述秦汉时期的基本文化区及其文化风貌为重点,分别讨论了秦汉时期12个文化区的人文社会面貌和民俗文化构成,分析了当时最主要的有突出代表意义的区域文化的特征,着重探讨了秦汉文化共同的形成及其区域文化传统基因(如乡土意识、文化节奏、儒风流布、人口流动等),还对秦汉时期最高统治集团的区域文化观和区域文化政策进行了认真的历史总结,“作者对秦汉区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有诸多独到的见解,是一部成功的多有创见的著作”(史念海序)。程民生著《宋代地域文化》(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出版)也是一部断代文化地理研究的专著。 蓝勇所著《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篇幅多达90万字,共分十三章,以西南地区四川(当时含重庆)、云南、贵州三省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历史时期这一地区的人种与民族、汉族移民与文化嬗变、教育、学术、信仰、丧葬、艺文、饮食、服饰、民居、交通等各种文化要求的地理分布及其动态变迁状况,最后一章划分了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综合文化区,并且深入探讨了政区沿革、方言、风俗、地理环境、居民气质性格特征与综合文化区划的关系,堪称是一部厚重的历史区域文化地理研究专著;此前,学术界对西南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以往的研究多集中在考古、教育、学术、信仰、艺术、方言等文化因素上,且对这些因素在历史时期的空间变化上着力并不多;而对大文化因素中的人种、饮食、服饰、居室、交通等空间变化研究就更是十分薄弱了,本书便有意识在这些方面下了更多一些功夫”(作者后记)。 关于唐代宦官的来源地,传统认为是岭南、闽地。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详细统计了迄今有籍贯可考的唐代宦官籍贯分布状况,认为北方籍宦官远比南方籍要多(比例分别为81%和19%),而仅关内一道宦官即占总数的一半以上(52%),传统说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过,南方籍的上层宦官在总数中的比例较北方籍为高,加上朝中专权的宦官多系南方籍,因而凭直觉很容易形成宦官中以闽、岭人居多的错误印象。 七 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势头良好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领域中的热门,以往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马正林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编著了《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一书,主要概述了城市的起源、城址选择、城市类型、城墙、形状、规模、平面布局、水源、园林、规划等具体内容,并且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对象和任务,“此书的出版,标志着城市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熟”(陈桥驿序)。 这一领域的专题论文也颇有深度。韩光辉《〈徐霞客游记〉桂林城市复原研究》(《历史地理》第14辑)揭示了明代桂林城作为省会、府治、县治三位一体行政中心的复合城市的平面布局、建筑设施及其职能与内外交通等问题。他的另一篇论文《中国古代都城户口规模研究的方法与实践》(《中国史研究》第4期)是作者多年从事历史城市与人口地理研究的经验总结,他认为:在中国古代都城市政建置或相当于这种建制的机构出现之后,都城城市户口即由都城自身的行政机构及其所属社会治安机构管理与统计,而不是传统认为的属于附郭之京县;探讨古代都城户口规模及其演变,必须从研究各朝代都城户口的户籍制度及其户籍构成入手;研究古代都城行政管理体制和居民管理系统成为探索各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重要方法,而完备的社会治安组织同样为探索有关时期都城户口规模提供了重要资料;结合政治历史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都城户口规模演变过程的分析,还可以进一步验证不同时期都城户口规模的可信程度。杜瑜《闽粤间对外窗口》(《海交史研究》1997年第2期)着重论述了明清时期漳州、厦门、潮州、汕头、南澳岛港口发展的地理条件,分析了这些港口城市的经济腹地、海外走私贸易及其发展的局限性,认为客观条件限制了它们,使它们难以发展成象广州、泉州那样的对外贸易门户,只能是地方港、中转港,仅仅起到对外窗口的对作用。 八 历史地理典籍与学术史研究成果丰硕 本年度这方面专著有李勇先著《舆地纪胜研究》,深入研究了作者王象之的家世与生平,《舆地纪胜》的成书与流传、在编纂方法上的特点、在校勘与辑佚上的价值、与《方舆胜览》的关系等,并对今本《舆地纪胜》作了辑补(共辑佚文900条)。 本年度这方面有近20篇专题论文,主要集中在对《山海经》、《水经注》、《元和郡县志》、《徐霞客游记》、正史《地理志》的研究上。朱玲玲《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中国史研究》第3期)把263首郭璞《山海经图赞》的赞文分为八类,详细分析了每类所赞之图的性质,结果认为均非地图,而是一些动植物神怪之类的绘画,从而否定了《山海经图》系指地图的说法。姜福武《盛弘之〈荆州记〉校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4、5合期)校出曹元忠、陈毅、王谟三种辑本20条24处错讹。王守春《〈水经注〉中〈注〉否〈经〉之考释》(《历史地理》第14辑)对30处注文否定经文情况作了详细的考释。华林甫《论〈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地理研究》第2期)对《水经注》的地名学贡献作了重新评价。汪前进《现存最完整的一部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全面分析了《元和郡县志》中的四至八到,发现其中的方向和里程数据是用来绘制地图的,认为整套数据是现在最完整的一份唐代地理全图数据集,其绘图方法是极坐标投影法。孙继民《敦煌所出伯希和文书4648号的写作年代及其研究历史交通地理的资料价值》(《历史地理》第14辑),缜密地考证出该文书写成于后唐长兴三年三月至十一月之间。李孝聪《〈宋史·河渠志〉考证札记》(载《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9月)对该志的刊误、史实进行了翔实的考证,对宋代黄河变迁的历史地理进行了探索。胡阿祥《〈徐霞客游记〉中的地名记述与研究》(《南京大学学报》第4期)对本论题也作了深入的研究。吴必虎《徐霞客的生命路径及其区域景观多样性背景》(《北京大学学报》第3期)运用时间地理学中的生命路径(lifepath)理论研究了徐霞客旅程的时空背景,颇有新意。 在这一领域,徐规《〈宋史·地理志〉补正》(《历史地理》第14辑)、冯永谦《〈辽史·地理志〉考补》(《北方文物》第3期)二文堪称传世佳作。前者积数十年治宋史之功,补《宋志》之缺漏、正《宋志》之讹误,共得107处(内6处系谭其骧先已指出、实得101处),诚为不刊之论;同时指出《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据《宋志》绘出成都府路的“江原”系“江源”之误。后者根据文献资料,结合多年来的考古调查与研究,补充了《辽志》失载的中京道10州1军、南京道1军、西京道3州1军,以及隶属关系不详的20州、4军名称、政区沿革及其治所状况。 学术界对罗马天主教传教士马国贤(MatteoRipa)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贡献注意不多,李孝聪《马国贤与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印制》(台湾《东吴历史学报》第4期)一文根据作者在意大利拿波里的调查,介绍了马国贤制印铜版康熙《皇舆全览图》的经过、目前收藏在意大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两种铜版印本与马国贤在拿波里创办中国学院有关的中文地图,以及早期中文地图在欧洲的传播与影响,进而指出:是马国贤把欧洲人用硝酸腐蚀铜版法印制地图的技术介绍给中国人,印制出铜版中国全图,并带回欧洲,才孕育出欧洲人新刻制的、更加准确的东方地图。 关于学术史研究,周汝英《中国古代地理方位标志法探索》(《史学月刊》第3期)将古代标志法区分为五行、八卦两种体系。姜道章《论传统中国地图学的特征》(《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期)从与欧洲地图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归纳总结了传统中国地图学的十大特征,即:以天圆地方为基础,计里画方的应用,详于画水而略于画山,地图上表示绘图者的思想概念,方向以使用者为中心的地图定位,行政区划变迁地图为历史地图的主流,地图绘制是政府行为而非私人企业,地图上有许多文学注记,手稿地图占极重要的地位,用高度象形图画式符号表示山和建筑物。 综上所述,本年度的历史地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绩,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与现实紧密结合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同时也应当指出,学风问题应当引起各个方面的普遍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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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你研究思想史啊,资料好找,你又容易想出有新意的切入点,比如从先秦到汉朝,思想为之一变,可以研究变化发生的原因、影响,并且可以深入分析像董仲舒这类起重要作用的人的思想来源。或者也可以选则不同的切入点,比如前人多以为思想为之一变,其实你觉得是思想的延续性的必然结果

咱俩是同行啊 难道你也是学先秦的吗 我想到一个题目 可以参考着秦汉时期的诸子典籍和汉初的政治思想, 讲一下儒表法里 然后可以讲一下儒家道家法家之间的关系,以前一般认为法家是从儒家分出来的 如荀子 还有他的弟子韩非 李斯 其实 法家和道家的关系比儒家法家关系更紧密 道家在老子孔子那个时期 思想和儒家更近,都是想恢复周制,但是道路不一样,儒家更积极。道家消极,目的一样,天下同归而殊途 但是到了战国时期,道家变成了犬儒主义,变成了老百姓面对统治者的时候更加消极,有利于统治者统治, 这和法家一样,而西汉初年,为什么是黄老之术盛行,其实 西汉初期的政策用儒家也能解释的了,还有汉景帝之时辕黄之争 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就是一篇好论文,主要是政治思想方面的,这一点你可以找找秦晖的文章 相信能有不少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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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同世界近现代史联系,研究国际关系与角逐以及地球统一的问题,以下可以参考,具体史实自己罗列、核对,我非历史专业,不过见得比较多。可能有帮助,也可以讨论,JY3375@126近现代史列强争霸的春秋战国本质“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地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历史总是如此惊人的相似,又总是如此的作弄天下人,原来我们早已处在这慌乱的春秋战国乱世之中了。 美国--秦国,地处西鄙,东为黄河、华山崤山函谷关天险,南有秦岭阻隔,其他中原强国难以成功致命攻击,北、西皆为戎狄之地,南为巴蜀,构不成威胁,反而成了秦国的战略预备空间;美国地处美洲,东西皆为大洋所隔,极占地利,其他各列强难以致命攻击使其灭国,北美南美皆是小国弱国,难以构成威胁,反而成了美国的后院,别国休要染指;起家之路:秦国靠勤王有功,美国靠两次世界大战;结局很难预料。 俄罗斯--楚国,地处南蛮之地,不被中原各国认同,独自在南方发展,开疆拓土,以致能问鼎于周,称王,后灭吴、灭越,东至于海;而俄罗斯地处欧洲北方苦寒之地,从莫斯科公国四处征伐,北出北冰洋,西见波罗的海,南开黑海北岸,东方越过乌拉尔、西伯利亚,直达太平洋沿岸。一直不被欧洲各国看重认同,二战后能同美国叫板,不知以后能灭掉现在的吴越不?拭目以待。 德国--魏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四出扩张皆未果,对内被同出于晋的赵韩牵制,在外被齐楚燕秦围困。而德国也一样,地处欧洲大陆中心,四战之地,四出扩张,两次世界大战都失败,在大陆上法国、意大利、俄罗斯围困,海上还有英国、美国虎视,中国、日本、朝韩相隔于东方尚未陆上接壤。现在被美国军事上控制住。 法国--赵国,与魏国一样,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向北扩张成功,对内被同出于晋的魏韩牵制,在外被齐燕秦围困。而法国也一样,地处欧洲大陆,四战之地,四出扩张,向南殖民非洲最为成功,拿破仑时代进攻德意志、俄罗斯,两次界大战都有参与,其中差点灭国,在大陆上有德国、意大利牵制,海上还有英国、美国虎视,中国、日本、朝韩相隔东方尚未陆上接壤。 意大利--韩国,与魏国一样,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对内被同出于晋的魏赵牵制,在外被齐燕秦楚围困。而意大利也一样,地处欧洲大陆,四战之地,四出扩张,向南殖民非洲最为成功,两次界大战都有参与,两次骑墙,在大陆上被德国、法国牵制,海上还有英国、美国虎视,中国、日本、朝韩相隔较远尚未陆上接壤。 英国--燕国,地处北疆,北为燕山、东至辽河流域,西南同赵国接界,东南同齐国交土,可惜没能抓住时机向上天赐予的内蒙古草原、松嫩平原拓展,造成没有战略空间的窘境。而英国隔海相望与法国、德国,其他面皆为大洋,抓住时机击败西班牙舰队称霸海上,在非洲、美洲、亚洲、澳洲成功经营,这是有目共睹的。 中国--齐国,地处泰山之北、东,东、北皆临大海,富产盐铁,贸易而富足,北有燕国(事实上灭齐一次),西有赵魏、在西边秦国更是阴谋百出,南边隔着泰山与鲁国为邻,修着齐长城防备鲁国,可见是肘腋之患。再南边楚国野心勃勃。春秋五霸之首,可叹没能及时南灭鲁国、并淮泗诸国,灭吴、越,西占宋、郑进而占据中原,统一中国。中国也是这样的,地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之北、东,东、南皆面海,富产磁丝,靠世界制造、贸易发展壮大,北有强敌俄罗斯熊视耽耽,东有日本垂涎三尺,相隔中亚、东南欧小国与德、法、英向望,东边远隔重洋的美国暗施诡计,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之南印度蠢蠢欲动,中国时刻警惕,只差没修(齐)长城了。最久远的文明古国,宏图的秦汉帝国,大唐帝国,令世界战栗的蒙元帝国,七下西洋的明帝国,到晚清后来败落,列强瓜分,日寇蹂踏。现在巨龙苏醒,若国人昏昏暗暗,不以史为镜,刻苦经营,南灭印度,东南合并东南亚澳洲,西边进取中亚、西亚、东南欧、非洲、东边合并美洲,凭国力角逐欧洲、太平洋,最后中国也将是现代版败亡齐国,不是被秦国(美国)、楚国(俄罗斯)灭掉,恐怕连称霸的吴国(日本)、雪耻图强的越国(朝韩)都能轻松的灭掉。 日本--吴国,地处江南,西与强楚相邻,北邻齐国,南边为同山水之便的越国,吴越世代交恶,互相攻伐,后来越国勾践“二十载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吞吴”,吞吴后又被楚国所灭。日本地处亚洲东北端海上,北与朝韩共日本海之便,西为中国,北邻俄罗斯(楚国),东边是其又敬又恨的的美国(秦国),差一点在称霸后灭掉中国(齐国),多次殖民朝韩(越国),只是天不予时。被同盟国击败。 朝韩--越国,地处江南,西与强楚相邻,北边为同山水之便的吴国,越吴世代交恶,互相攻伐,后来越国勾践“二十载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吞吴后又被楚国所灭。朝韩地处亚洲东北端半岛上南与日本共日本海之便,西为中国共山水,北邻俄罗斯(楚国),再东边是其救星的的美国(秦国),多次被日本殖民,在美国(秦国)、俄罗斯(楚国)、中国(齐国)扶持下独立发展强大,与日本角斗,而美、俄、中壁上观角斗,使其势均力敌,不一方独大。 另外还有:印度--鲁国,隔着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泰山)与中国(齐国)相邻,对峙。 土耳其(扼亚欧非之枢纽)--郑国(扼守中原),中亚、西亚、东南欧各国如春秋战国的淮泗小国,东南亚澳洲如汉水小国,南美如秦国西部的戎狄,非洲如百越诸国一样,(只就形势,并非贬诋他国)不一而道 大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明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现在中国巨龙苏醒,若国人昏昏暗暗,不以史为镜,不明兴替,不刻苦经营,南灭印度,东南合并东南亚澳洲,西边进取中亚、西亚、东南欧、非洲、东边合南美洲,凭国力角逐欧洲、太平洋,最后中国也将是现代版败亡齐国,不是被秦国(美国)、楚国(俄罗斯)灭掉,恐怕连称霸的吴国(日本)、雪耻图强的越国(朝韩)都能轻松的灭掉。警醒吧! 也许我杞人忧天吧,但愿我没洞晓这现代版春秋争霸战国决雄的残酷现实,也许还活的轻松些。不知所谓,不要见笑!

建议你研究思想史啊,资料好找,你又容易想出有新意的切入点,比如从先秦到汉朝,思想为之一变,可以研究变化发生的原因、影响,并且可以深入分析像董仲舒这类起重要作用的人的思想来源。或者也可以选则不同的切入点,比如前人多以为思想为之一变,其实你觉得是思想的延续性的必然结果

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1、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的研究。 2、中国传统政治体制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3、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4、中国体统文化意识与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5、关于资本主义萌牙的研究。6、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原因与性质的研究。7、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商品经济特点与水平的研究。8、关于个体小农经济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研究。9、历史时期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变迁及其成因。10、关于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11、战国秦汉时期的经济区域。12、商品经济与战国秦汉社会变迁。13、秦、汉重农抑商政策比较研究。14、西汉经济政策述评。15、豪族与两汉社会。16、两汉土地制度研究。17、秦汉时期的移民问题19、汉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影响。20、门阀政治形成的原因。21、门阀士族与魏晋文化的发展。22、门阀士族与魏晋隋唐社会23、六朝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与经济重心的转移。24、府兵制与关陇集团。25、商品经济与唐宋社会变迁。26、唐宋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历史影响。27、科举制度与唐宋社会。28、唐宋时期的经济政策与社会经济。29、汉、唐外交方针之异同研究。30、隋唐地方权力研究。31、地方行政体制与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32、门阀集团与隋唐政治。33、 唐宋时期的城市和城市经济。34、古文运动与儒学的复兴。35、佛教与唐宋文化。36、道教与唐宋文化。37、元代文化政策研究。38、行省制与元代的地方发展。39、明朝经济政策及其历史影响。40、朱元璋与明初政治。41、明清流民与山区开发。42、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43、清代边疆地区的开发。44、唐以前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5、宋以后的国家、社会与水利。46、秦汉隋唐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7、宋明清的地方行政与社会控制。48、士大夫阶层与宋明社会研究。49、地主阶层与中国体统政治研究。50、唐宋科技与社会、文化研究。51、汉唐时期的陕西。52、宋明时期的陕西。53、汉唐时期的乡村社会。54、宋明时期的乡村社会。1.秦汉时期的移民政策及其影响2.秦汉与匈奴的战争评述3.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历史意义4.秦汉时期北部边疆的开发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5.中国古代重农政策的历史作用6.试论西汉的商业政策7.试论汉代的农业政策8.西汉时期汉匈人口流动及影响9.东汉对南匈奴政策评析试论汉武帝的用人方略11.司马迁的民族观略论12.汉代外戚集团的形成与擅权13.论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14.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15.试论唐太宗的民族政策16.试论唐太宗的人才思想17.汉唐异同论18.试论辽代的双轨行政制度19.宋辽对峙格局的形成及历史意义20.宋金战争爆发的原因21.宋代冗官及其社会影响22.金代的重农政策23.元代文化的特点24.《盐铁论·散不足》所反映的西汉社会生活25.东汉的赈灾政策26.自然环境变迁与十六国割据政权的关系27.康熙在维护国家统一中的作用28.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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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锦时,应是山间不羁的一首诗。 骑最俊的马,喝最烈的酒,看最美的夕阳,爱着心头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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