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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陶行知的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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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陶行知的论文题目

陶行知教学思想——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本校的校训,我们学校的基础就是立在这五个字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明了这五个字还重要了。说来倒很奇怪,我 在本校从来没有演讲过这个题目,同志们也从没有一个人对这五个字发生过疑问,大家都好像觉得这是我们晓庄的家常便饭,用不着多嘴饶舌了。可是我近来遇了两件事,使我觉得同志中实在还有不明了了校训的意义的。一是看见一位指导员的教学做草案里面把活动分成三方面,叫做教的方面,学的方面,做的方面。这是教学做分家,不是教学做合一。二是看见一位同学在《乡教丛刊》上发表一篇关于晓庄小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晓庄小学的课外作业就是农事教学做。”在教学做合一的学校的辞典里并没有“课外作业”。课外作业是生活与课程离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学做离婚的宣言。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创办电影演员养成所,招生广告上有采用“教”“学”“做”办法字样,当时我一见这张广告,就觉得洪先生没有十分了解教学做合一。倘使他真正了解,他必定要写“教学做”办法,决不会写作“教”“学”“做”办法。他的误解和我上述的两个误解是相类的。我接受了两次刺激,觉得非彻底的、原原本本的和大家讨论明白,怕要闹出绝大的误解。思想上发生误解则实行上必定要引起矛盾。所以把这个题目来演讲一次是万不可少的。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拿知识来赈济人的。我当时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席上辩论二小时,不能通过,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为名义。八年,应《时报·教育新思潮》主干蒋梦麟先生之征,撰《教学做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此时苏州师范学校首先赞成采用教学法。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后来新学制颁布,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但是教学做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现。前年在南开大学演讲时,我仍用教学做合一之题,张伯苓行政管理拟改为学做合一。我于是豁然费通,直称为教学做合一。去年我撰《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即将教学做合一之原理作有系统之叙述。我现在要把最近的思想组织起来作进一步之叙述。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儿童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因为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比如种田这件事是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游泳也是如此,游泳是在水里做的事,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再进一步说,关于种稻的讲解,不是为讲解而讲解,乃是为种稻而讲解;关于种稻而看书,不是为看书而看书,乃是为种稻而看书;想把种稻教得好,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要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我们不能说种稻是做,看书是学,讲解是教。为种稻而讲解,讲解敢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这是种稻的教学做合一。一切生活的教学做都要如此,方为一贯。否则教自教,学自学,连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做”既占如此重要的位置,宝山县立师范学校竟把教学做合一改为做学教合一,这是格外有意思的。 创新教育需要“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身体力行予以倡导的新的教学法,他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教学做合一”正确地反映了教学的客观规律,其基本精神是手脑并用,学用结合。只有“在用脑的时候,同时用手去实验;用手的时候,同时用脑去想”,即“劳力上劳心”,才有可能进行创造和发明。这就启示我们教师在创新教学过程中应做到:(1)把发展学生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变严格守纪的课堂气氛为生动活泼、主动探索的课堂气氛,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法;(2)鼓励创造性的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使学生人人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在学习中发掘自己内在的潜力,不断提高创造能力;(3)重视学法指导,加强学生学习自控能力的培养;(4)重视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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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教学思想——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本校的校训,我们学校的基础就是立在这五个字上,再也没有一件事比明了这五个字还重要了。说来倒很奇怪,我 在本校从来没有演讲过这个题目,同志们也从没有一个人对这五个字发生过疑问,大家都好像觉得这是我们晓庄的家常便饭,用不着多嘴饶舌了。可是我近来遇了两件事,使我觉得同志中实在还有不明了了校训的意义的。一是看见一位指导员的教学做草案里面把活动分成三方面,叫做教的方面,学的方面,做的方面。这是教学做分家,不是教学做合一。二是看见一位同学在《乡教丛刊》上发表一篇关于晓庄小学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说:“晓庄小学的课外作业就是农事教学做。”在教学做合一的学校的辞典里并没有“课外作业”。课外作业是生活与课程离婚的宣言,也就是教学做离婚的宣言。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创办电影演员养成所,招生广告上有采用“教”“学”“做”办法字样,当时我一见这张广告,就觉得洪先生没有十分了解教学做合一。倘使他真正了解,他必定要写“教学做”办法,决不会写作“教”“学”“做”办法。他的误解和我上述的两个误解是相类的。我接受了两次刺激,觉得非彻底的、原原本本的和大家讨论明白,怕要闹出绝大的误解。思想上发生误解则实行上必定要引起矛盾。所以把这个题目来演讲一次是万不可少的。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他的方法叫做教授法,他好像拿知识来赈济人的。我当时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席上辩论二小时,不能通过,我也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为名义。八年,应《时报·教育新思潮》主干蒋梦麟先生之征,撰《教学做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此时苏州师范学校首先赞成采用教学法。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后来新学制颁布,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但是教学做做合一之名尚未出现。前年在南开大学演讲时,我仍用教学做合一之题,张伯苓行政管理拟改为学做合一。我于是豁然费通,直称为教学做合一。去年我撰《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时,即将教学做合一之原理作有系统之叙述。我现在要把最近的思想组织起来作进一步之叙述。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从学生对先生的关系说:做便是学。先生拿做来教,乃是真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不在做上用功夫,教固不成为教,学也不成为学。从广义的教育观点看,先生与学生并没有严格的分别。实际上,如果破除成见,六十岁的老翁可以跟六岁的儿童学好些事情。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是我们不知不觉中天天有的现象。因此教学做是合一的。因为一个活动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比如种田这件事是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游泳也是如此,游泳是在水里做的事,便须在水里学,在水里教。再进一步说,关于种稻的讲解,不是为讲解而讲解,乃是为种稻而讲解;关于种稻而看书,不是为看书而看书,乃是为种稻而看书;想把种稻教得好,要讲什么话就讲什么话,要看什么书就看什么书。我们不能说种稻是做,看书是学,讲解是教。为种稻而讲解,讲解敢是做,为种稻而看书,看书也是做。这是种稻的教学做合一。一切生活的教学做都要如此,方为一贯。否则教自教,学自学,连做也不是真做了。所以做是学的中心,也就是教的中心。“做”既占如此重要的位置,宝山县立师范学校竟把教学做合一改为做学教合一,这是格外有意思的。 创新教育需要“教学做合一”的方法论。“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身体力行予以倡导的新的教学法,他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在做上教的是先生,在做上学的是学生。从先生对学生的关系说,做便是教;学生拿做来学,方是实学”。“教学做合一”正确地反映了教学的客观规律,其基本精神是手脑并用,学用结合。只有“在用脑的时候,同时用手去实验;用手的时候,同时用脑去想”,即“劳力上劳心”,才有可能进行创造和发明。这就启示我们教师在创新教学过程中应做到:(1)把发展学生能力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变严格守纪的课堂气氛为生动活泼、主动探索的课堂气氛,采用启发式、讨论式的教法;(2)鼓励创造性的学习,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使学生人人参与到学习活动中,在学习中发掘自己内在的潜力,不断提高创造能力;(3)重视学法指导,加强学生学习自控能力的培养;(4)重视对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

陶行知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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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认为,教育应以生活为中心,他强调“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的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的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的书本。” 科学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书本教育,贴近生活的教育更有利于幼儿理解和掌握学习内容,使他们对学习的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并积极主动的参与活动 。对于一个人来说,兴趣的探索和学习的原动力、内驱力, 它不仅能提高认识活动的积极性和效果,还能使认识活动成为快乐的事;一个人如果通过学习科学获得了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他就有可能不断地运用这些方法寻求尚未知晓的知识,探求解决各种新问题的方法。因此,我们的科学教育首先应使幼儿对科学产生兴趣,形成科学的态度,获得"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也就是使幼儿学会学习,愿意并知道如何去认识事物、获取知识。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幼儿真正的内在的探究动机,也只有这样的科学教育才能使幼儿获得真正内化的科学知识和经验。

且看此文,另外您若觉得长了,可自行将文章分为2个部分,或者2章 教人求真学做真人 陶行知提出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教人求真”、“学做真人”。他指出“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认为,培养人才不看形式而要看实际的真本领。他称“教人求真”的教师,才是第一流的教育家,这需要具备两种要素:“一,有真知灼见;二,肯说真话,敢驳假话,不说谎话。”②教师教人求真,首先就应当教人奋不顾身地追求真理,不做“伪君子”,伪君子为名利所动,会丢掉人生最宝贵的人格,“演出千百之伪状”,而真人则求真知识,说真话,实事求是地办事,就可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学生学习就是要追求真理做真人,不追求虚名,而要学习为国家为社会工作的真本领。1940年底,陶行知之子陶晓光到成都一个无线电厂工作,厂方要资格证明书,陶晓光因没有正规学历,便向熟人要了一张晓庄学校的毕业证明书。陶行知闻讯后,认为不妥,即电告晓光将证明书寄回,并写信对晓光说:“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之主张进行。倘使这样真实的证明不合用,宁可自己出钱,不拿薪水,帮助国家工作,……总之,‘追求真理做真人’,不可丝毫妥协。……你记得这七个字,终身受用无穷,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方是真学问。”“③陶行知认为“才”与“不才”,在于其知识、学识是否“真”。真学问的标准在于是否真是经过自己刻苦学习和实践求得,而不是由什么“证书”之类所决定。 陶行知认为在学问上忠于真理,则在政治上必忠于革命。他说:“学问与革命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学问不论新旧,只要是追求真理,便与革命之精神符合,若以学问作买卖,则无论新旧,都有作汉奸之可能,……一个人在学问上能追求真理,则在革命上能杀身成仁。”④陶行知要求真人需是“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他说有人误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得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他认为这种立志为老百姓造福、为整个人类谋利益的人,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做人中人”最根本的道理到40年代,陶行知的的人才教育观,又进一步发展为“亲民”的思想)他在办社会大学时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所谓“亲民”就是“要亲近老百姓”.“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所要培养的人才已经和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才观相一致。不仅区别于封建时代,“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也不同于资产阶级追求个人发展个人奋斗的人。 陶行知还认为,要引导新一代“学做真人”就要实行全面培养这其中包含三种要素一)要有健康的身体。身体好,我们可以在物质的环境里站个稳固。诸君,要做一个八十岁的青年,可以担负很重要的责任,别做一个十八岁的老翁。 (二)要有独立的思想要能虚心,要思想透彻,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三)要有独立的职业要有独立的职业,为的是要生利。生利的人,自然可以得到社会的报酬,⑦这三个要素,实际涉及了德、智、体三方面的教育。在知识教育上,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而且要有灵活的思想方法和实际本领,他强调为学的方法不在读死书,而“全要研究”,无论准备从事何种职业,都要会手脑并用,“学农的人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农夫的手;学工的人,也要有科学的脑筋和工人的手。这样他才可以学得好。”⑧才可以有独立的职业,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二) 在塑造“真人”的道路上,他认为只有在人类的全部生活实践中才能实现。 他提出教学做合一、智仁勇合一、知情意合一、教育与训育合一的人才培养观,陶行知说:“在感情之调节与启发中使儿童了解其意义与方法,便同时是知的教育:使养成追求真理的感情并能努力与奉行,便同时是意志教育。意志教育不是发扬个人盲目的意志,而是培养合乎社会及历史发展的意志。合理的意志之培养和正确的知识教育不能分开。”③陶行知主张实行智仁勇合一的教育,认为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在当代社会仍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的指标,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智仁勇兼修,他说:“不智而仁是懦夫之仁;不智而勇是匹夫之勇,不仁而智是狡黠之智;不仁而勇是小器之勇;不勇而智是清淡之智;不勇而仁是口头之仁。”⑩对于智仁勇三者的涵义,他也作了新的解释,即“要求每一个学生个性上滋润着智慧的心,了解社会与大众的热诚,服务社会与大众自我牺牲的精神”。 陶行知在培养人才上,注重整体教育,还表现在很多方面,如他针对当时学校教育把训与育分割的倾向,批评说:“在现代中国学校里教与训分家是普遍的现象。教育好像是教人读书,训育好像是训练人做人或是做事;教育好像是培养知识,训育好像是训练品行;教育又好像是指所谓之课内活动,训育则好像是指所谓课外活动。”这是“横的割裂”的教育,是将本来就是“整个的教育”硬分裂成几块,这是一种与生活教育相冲突的传统思想。“生活教育的要求是:整个的生活要有整个的教育。”对学生教育的各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得分割的,”智识与品行分不开,思想与行为分不开,课内与课外分不开.做人做事与读书分不开,即教育与训育分不开”。 (三) 在德育的方法上,陶行知主张从小事做起,实行严格要求的人才教育方法。 陶行知本人就是怀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他也将教育青年树立远大理想、信念放在育人的首位。但他认为任何美好的理想和信念都是“从近处着手”的,塑造真人,必须从小事做起,坚持严格要求,教育青少年从小就要学会迎接和克服困难,他曾给一个叫吴立邦的小孩子写信。题目就是《预备钢头碰铁钉》,告诉孩子“我们在社会上做事就要预备碰钉子”,“假使钉子是铁做的,我们的头皮就要硬到钢一样,叫铁钉一碰到钢做的头皮上就弯了起来”。 陶行知对学生的训练包括各个方面,他曾为育才学校拟定办学旨趣“十字诀”,即:“一个大脑。二只壮手。三圈连环。四把锁匙。五路探讨。六组学习。七 (集)体创造。八位顾问。九九难关。十(誓)必克服。”其中要求学生会动脑动手;要进行德性的修养;知识积累;要学有方法,善于思考;要有唐僧克服八 十一难的精神,为使学生进德修业日日长进,他提出“每日四问”:第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第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第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第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为了便于学生身体力行,他制定了很多具体的行为规范,仅以育才学校就有《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育才学生教育二 十九事》、《怎样培养十六常能》、《育才十二要》、《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育才二十三常能》、《育才十二要》等,这些行为规范的训练,把远大的目标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保证了学生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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