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毕业论文摘要怎么写？学术堂分三个部分来告诉你： 1、应该怎么写 1)文字简明扼要：文字必须十分简练，内容需要充分概括 2)编写时要客观、如实地反映一次文献，切不可加进文摘编写者的主观见解、解释或评论。 3) 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摘要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要按逻辑顺序来安排。句子之间要上下连贯，互相呼应。句型应力求简单，慎用长句。每句话要表意明白，无空泛、笼统、含混之词。 4)要着重反映文稿中的新观点。 2、不应该怎么写 不能冗长，少写无关的东西，语句不能含糊不清。论文摘要论文摘要不要列举例证，不讲研究过程，不用图表，不给化学结构式，也不要作自我评价。 1) 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 2) 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比如一篇文章的题名是《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发生的研究》，摘要的开头就不要再写：“为了……，对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的发生进行了研究”。 3) 要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新术语或尚无合适汉文术语的，可用原文或译出后加括号注明原文。 4) 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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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来自生活，来自与过去未来的连接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作者：周振鹤文章来源：世纪中国浏览：128 次 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 我曾经作过历史与科学关系的演讲，认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大旨是阐发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与研究对象的人文性，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历史与科学的共通处还有一点是求真）。另一方面，学科性质属于人文领域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之中，也处于中庸的状态，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是文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就是“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疗毒则是文学。岳飞抗金是历史，岳母刺字就是文学了。 狭义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编纂学，信奉历史事实至高无上的原则，既不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向，更不谈论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只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以史料学代替史学。但我这里却不是要批判历史编纂学，而是说历史学本来的意义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而对这些事实作哲学的思考或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都进入了其他领域。当然学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历史学也可以总结历史规律为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了历史事实，再好的理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再如何戏说，也必须合情合理，才有感人的力量，否则就是瞎说胡扯，没有人愿意看了。大家知道京剧《失空斩》十分有名，但失街亭是真事，斩马谡是真事，中间那一段空城计可就是虚构了。只不过虚构得好，十分在理，虽然历史学家不接受，但观众却很爱看，而且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否则只剩下干巴巴的历史事实，那就只有历史学家自己才爱看。 那么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份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头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历史中的文学 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中的文学是指历史中有文学的成份。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 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但是我们看看其中的一段史事。《史记·晋世家》载：因赵盾屡谏，“灵公患之，使?�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说的是，晋灵公派人杀赵盾，刺客看见赵盾早早开着门，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上朝，很受感动，认为他是忠臣，不该暗杀他，但不杀他，又违背了君命，横竖活不了，索性就在赵盾庭院里一头撞树死了。在这一事件中，赵盾、刺客（是不是叫?�，还难说，下面我会讲到）都是真人，刺客被派来行刺，也是实事，他死了也是事实。但他死前的思想斗争，就麻烦了。有谁作见证呢？没有。这只能是史家的想象。如果不这样写，事情就写不完满了，但一完满就有文学成份了，因为思想斗争是死无对证，刺客并没有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呢？所以历史里头是有虚构成份，有文学内容的。 但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再早一点的史书，如《左传》呢？是不是写得简单些呢？其实《左传》也一样有文学成份，而且就此事而言，比《史记》更戏剧化。《左传》宣公二年载：“宣子(即赵盾)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比起《史记》来，对赵盾的行为与刺客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更为详细生动。连赵盾盛服准备上朝，时间未到，坐着小打瞌睡都写出来了。刺客呢，想得更多，甚至自言自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还将撞死的那棵树也落实为槐树了。简直一出小戏，连道具都不含糊。我们可以说，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有趣的是，《春秋公羊传》对此事还有第三种写法，场面差不多，但描写刺客一路登堂入室，而未见到保卫人员，已经很受感动，继而又发现赵盾早餐竟然只吃小鱼仔下饭，更是感动不已，于是也如此这般想了一通，最后当然也是自杀，不过这回是抹了脖子，不是撞死。对这样一件事我们相信谁呢？很显然，可相信的只是有刺客杀赵盾未遂并自杀一事。其他的就难说了。《公羊传》甚至未写出刺客的名字来，大约没有资料，而《左传》与《史记》却坐实为?�；发生事件的时间也不一样，《左传》系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与《史记》晋灵公十四年同，而《公羊传》系于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事件虽一，而故事有三，相信谁呢？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史记》开纪传之体例，《史记》里的表与书是纯粹的史学体裁，没有文学成份，虽然如《封禅书》里也有华丽的文字，但那是例外。本纪有类编年，专记大事，文学成份也少一些，但如《项羽本纪》亦有生动的故事。列传是传记体裁，是施展文学才华的大好园地。不夸大地说，《史记》的大部分列传，可以称为是传记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是传记性质的文学作品。后世的正史也一样都有文学成份，无遑多举。为什么标榜写实求真的历史会有文学成份呢，我们等下再说。称赞《史记》的多是为其文学才气与史学见识所震慑，而主要不是由于其百分之百的实事求是。史要信，也要好看。但到底信不信一般人其实并不容易知道。 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 文学中有历史，这一点现在似乎不成为问题，因为就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日记信札家谱账本碑铭地图辞典也无不是地道的史料，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史料范围还会不断地扩大。所以从“三言二拍”里头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毋庸多说。从文学作品里去钩稽历史资料，或如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是大家熟悉，不必细言。 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没有这么宽泛，对于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也没有那么清楚，因此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甚至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于传说，对于神话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先史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即使进入历史时代也还有新的传说被制造出来，因此顾颉刚先生说这是层累的历史，这且不说。但以传说或神话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文献。 《山海经》一般都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利用。但很有趣，《山海经》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在文学与史学之间游移不定。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形法家。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说明六朝时对此书看法有所改变。此后历代官私目录都是这种看法，也就是将《山海经》看成史书了。但是历史是讲真实的，虽然《山海经》里头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该归于史部，但更有神话故事，显然与信史有悖，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的例子说明，文学与史学的界限有时是很模糊的，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将其看成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份在，仍可以以之证史或补史。将神话中的历史成份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先王亥为最杰出的例子。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我在十几年前也写了《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一文，指出《山海经·海内东经》存在一个附篇，这个附篇不是海内东经的一部分而是秦代的水经。也就是说《山海经》有先秦已经存在的神话，也有秦以后掺入的历史成份的内容。古代目录学上对《山海经》归类游移不定，主要是始终将其视为一部不可分割的作品。 上面是说界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发掘史料，大家都很清楚。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最近有人要坐实《红楼梦》为历史，其实民初的索隐派已为其先锋。但我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所以不小心也有可能将文学变成历史。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认为历史。如张诚、徐日瘅在签《尼布楚条约》时与俄国谈判做翻译，《康熙王朝》的编剧与导演以为是他们懂俄语，其实他们是用拉丁语作翻译中介的。 历史中的文学意义何在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语言或文字没有文采，是不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令人永久记忆。廿四史的前四史，编年史里头的《左传》与《资治通鉴》都是这样的著作。其它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才去攻读的了。 我在开头说到狭义的历史学只是历史编纂学，更极端则是将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但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那样的学问应该与科学研究一样，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但事实上，因为中国人历来重视经世致用，虽然也有束书不观，空谈性命的时代，也有提倡无用之用的思想，但到底中国人的传统是每做一件事都要问问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事是不大有人去做的。即使如历史编纂学这样主要是作过往事实的客观记录的，也很重视其用途的。对统治阶级而言，历史就是垂鉴资治的作用，要长治久安，要皇图永固，就要学习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所以史学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而对于如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而言，他的志向同样要使自己所写的史书成为有用之物，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对一般人而言，历史有惩恶劝善的作用，要发挥这个作用，也要有文学色彩才行。这个色彩既包括文笔好，还包括必要的虚构成份，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事件变成历史故事，才有广大的受众。 最早提到史与文的关系的，似乎也还是孔子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后面这半句明明是在说只有文采胜过事实，才能成为史，否则没有文采只有事件，即质胜文，就只是鄙野之人的谈资而已。对于文与质的解释大抵有两种，一是指文字的华美与质直，另一是指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一方面，都说明史是具有文学性质的，或文字比较华美，或形式超过内容。质是质朴自然，保持事实原貌，文则是进行人为的加工。质的解释可以是实事、事件，而文胜质则是故事了。甚至可以说文与史是相同的，区别不大的。但太过文学化了，史就会失去真实性。 与历史里头必须有文学相类似的是，文学也需要历史。因为历史有深厚的资源，有时平凡的日常生活提炼不出什么文学作品，就要向历史去寻找。四大古典小说有两部，《水浒传》、《三国演义》就以历史为题材，《西游记》虽为神怪小说，仍以一个历史事实为根据而展开。明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的创作也向历史找原材料。三言里，以《警世通言》为例，当代的篇章只占1/3，而历史题材或假托为历史故事的却占2/3。二拍亦如此。如果一段历史没有英雄豪杰，没有奇闻逸事，那就没有写头也没有看头。因此强调文学与历史没有区别的多是文学家。而历史学家普遍不认同文学家的意见，不但对戏说很厌恶，而且也以历史小说为无谓。 但是对于史与文的关系，有人是不主张过分的“文”的，如刘知几认为“史”应当以“叙事”为主，“夫国史之美备以叙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就是不要过分描写。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论”、“赞”，简直是可有可无的，与其空泛地评述一个人物，不如直接写他的言语和行为。宋代郑樵也有这种观点。他在《通志序》中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唐代以后诸史，均无“论”、“赞”，大约是受《史通》主张的影响。 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建构出历史故事，并赋予其以社会意义。 文学与历史到底是一是二呢？当前将历史与文学看成一道的多从文学的阵营中来，而很少从历史的营垒中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强调文学与历史是相通的。甚至说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应该是：真而不实，虚而不伪。认为历史的真实不仅取决于历史史实的真实，更取决于作家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西方旧历史主义文学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句话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 英国小说家E·福斯特在谈到小说叙事时曾经说过一段话，他打比方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原本单独存在的事件，被放入一个相互联系，具有前因后果性的框架之中，就变成了故事。在新历史主义眼中，作为一种话语或文本的历史，恰恰具有这种叙述性。而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正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 强调历史与文学的互文性，其实不是什么新见解。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历史的传统，读得懂《史记》的话，就一定会惊呼，原来新历史主义并非什么后现代，而是前古代了。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呢？标准恐怕还得是“文胜质则史”，也就是说，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加上文学的描述与必不可少的虚构而成为历史。但描述与虚构只是为了使叙述完满，有一定的度，不能过于夸饰，否则就又回到开头讲到的那句话：后退一步是文学了。 （演讲时间：2005年11月23日） 讲演者小传 周振鹤 1941年生，福建厦门人。1958－1963年就读厦门大学与福州大学矿冶系，后在湖南任助理工程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等。《历史地理》主编。有《西汉政区地理》、《方言与中国文化》（合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历史地图集》等十余部专著与编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我曾经作过历史与科学关系的演讲，认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大旨是阐发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与研究对象的人文性，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历史与科学的共通处还有一点是求真）。另一方面，学科性质属于人文领域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之中，也处于中庸的状态，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是文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就是“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疗毒则是文学。岳飞抗金是历史，岳母刺字就是文学了。 狭义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编纂学，信奉历史事实至高无上的原则，既不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向，更不谈论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只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以史料学代替史学。但我这里却不是要批判历史编纂学，而是说历史学本来的意义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而对这些事实作哲学的思考或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都进入了其他领域。当然学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历史学也可以总结历史规律为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了历史事实，再好的理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再如何戏说，也必须合情合理，才有感人的力量，否则就是瞎说胡扯，没有人愿意看了。大家知道京剧《失空斩》十分有名，但失街亭是真事，斩马谡是真事，中间那一段空城计可就是虚构了。只不过虚构得好，十分在理，虽然历史学家不接受，但观众却很爱看，而且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否则只剩下干巴巴的历史事实，那就只有历史学家自己才爱看。 那么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份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头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历史中的文学 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中的文学是指历史中有文学的成份。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 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但是我们看看其中的一段史事。《史记·晋世家》载：因赵盾屡谏，“灵公患之，使?�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说的是，晋灵公派人杀赵盾，刺客看见赵盾早早开着门，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上朝，很受感动，认为他是忠臣，不该暗杀他，但不杀他，又违背了君命，横竖活不了，索性就在赵盾庭院里一头撞树死了。在这一事件中，赵盾、刺客（是不是叫?�，还难说，下面我会讲到）都是真人，刺客被派来行刺，也是实事，他死了也是事实。但他死前的思想斗争，就麻烦了。有谁作见证呢？没有。这只能是史家的想象。如果不这样写，事情就写不完满了，但一完满就有文学成份了，因为思想斗争是死无对证，刺客并没有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呢？所以历史里头是有虚构成份，有文学内容的。 但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再早一点的史书，如《左传》呢？是不是写得简单些呢？其实《左传》也一样有文学成份，而且就此事而言，比《史记》更戏剧化。《左传》宣公二年载：“宣子(即赵盾)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比起《史记》来，对赵盾的行为与刺客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更为详细生动。连赵盾盛服准备上朝，时间未到，坐着小打瞌睡都写出来了。刺客呢，想得更多，甚至自言自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还将撞死的那棵树也落实为槐树了。简直一出小戏，连道具都不含糊。我们可以说，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有趣的是，《春秋公羊传》对此事还有第三种写法，场面差不多，但描写刺客一路登堂入室，而未见到保卫人员，已经很受感动，继而又发现赵盾早餐竟然只吃小鱼仔下饭，更是感动不已，于是也如此这般想了一通，最后当然也是自杀，不过这回是抹了脖子，不是撞死。对这样一件事我们相信谁呢？很显然，可相信的只是有刺客杀赵盾未遂并自杀一事。其他的就难说了。《公羊传》甚至未写出刺客的名字来，大约没有资料，而《左传》与《史记》却坐实为?�；发生事件的时间也不一样，《左传》系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与《史记》晋灵公十四年同，而《公羊传》系于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事件虽一，而故事有三，相信谁呢？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史记》开纪传之体例，《史记》里的表与书是纯粹的史学体裁，没有文学成份，虽然如《封禅书》里也有华丽的文字，但那是例外。本纪有类编年，专记大事，文学成份也少一些，但如《项羽本纪》亦有生动的故事。列传是传记体裁，是施展文学才华的大好园地。不夸大地说，《史记》的大部分列传，可以称为是传记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是传记性质的文学作品。后世的正史也一样都有文学成份，无遑多举。为什么标榜写实求真的历史会有文学成份呢，我们等下再说。称赞《史记》的多是为其文学才气与史学见识所震慑，而主要不是由于其百分之百的实事求是。史要信，也要好看。但到底信不信一般人其实并不容易知道。 文学中的历史 文学中有历史，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 文学中有历史，这一点现在似乎不成为问题，因为就历史学家的眼光看来，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不是史料，不但文学作品，即如佛经道藏日记信札家谱账本碑铭地图辞典也无不是地道的史料，而且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史料范围还会不断地扩大。所以从“三言二拍”里头可以看到晚明市井生活的真实面貌，这对于研究社会史的人几乎是一个常识，毋庸多说。从文学作品里去钩稽历史资料，或如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也是大家熟悉，不必细言。 但在“五四”以前，史料范围并没有这么宽泛，对于文学与史学的关系也没有那么清楚，因此有些文献到底属于文学还是史学，甚至一两千年来都没有一致的看法。对于传说，对于神话就是如此，其中相当突出的一个例子就是《山海经》。 神话传说是文学，先史时代，无文字可征，只有传说，暂当历史。三皇五帝至今未曾坐实，但炎黄子孙已经成为口头语，甚至成为历史共识。即使进入历史时代也还有新的传说被制造出来，因此顾颉刚先生说这是层累的历史，这且不说。但以传说或神话研究历史，却是一种重要的方法。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里说：“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这些古史材料就包括《山海经》、《穆天子传》一类文献。 《山海经》一般都视为荒诞不经，连司马迁写《史记》都不敢利用。但很有趣，《山海经》这部书在中国历史上却是在文学与史学之间游移不定。在《汉书·艺文志》里，《山海经》列于数术类形法家。此后该书在目录学里的角色转换过几次，《隋书·经籍志》将《山海经》列于史部地理类，说明六朝时对此书看法有所改变。此后历代官私目录都是这种看法，也就是将《山海经》看成史书了。但是历史是讲真实的，虽然《山海经》里头平实的山川地理内容，应该归于史部，但更有神话故事，显然与信史有悖，所以清人编《四库全书》，言其“侈谈神怪，百无一真，是直小说之祖耳。入之史部，未为允也”，将其改列于子部小说家类。《山海经》的例子说明，文学与史学的界限有时是很模糊的，这个死结直到“五四”以后才大致解开。解开的途径有二。一是将《山海经》分而治之，不将其看成一部成于一人一时之书，神话归神话，历史归历史。二是神话中也有历史的成份在，仍可以以之证史或补史。将神话中的历史成份发掘出来的，自然以王国维用《山海经》来印证甲骨文中殷先王亥为最杰出的例子。分而治之者，以为山海经中的《五藏山经》是比较雅正的部分，谭其骧先生就写了《<五藏山经>的地域范围》一文，分析《山经》写作时的地理知识水平。我在十几年前也写了《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一文，指出《山海经·海内东经》存在一个附篇，这个附篇不是海内东经的一部分而是秦代的水经。也就是说《山海经》有先秦已经存在的神话，也有秦以后掺入的历史成份的内容。古代目录学上对《山海经》归类游移不定，主要是始终将其视为一部不可分割的作品。 上面是说界于文学与史学之间的文献，至于纯粹的文学作品，当然也能发掘史料，大家都很清楚。但从其中发掘史料是一回事，把整个文学作品当成真史就很可虑。最近有人要坐实《红楼梦》为历史，其实民初的索隐派已为其先锋。但我认为小说是小说，历史是历史，《红楼梦》反映了清代前期的历史现实没有错，但过分坐实到具体历史人物身上，就未免失之穿凿了。所以不小心也有可能将文学变成历史。戏说之类当然是文学，但读者观众往往误认为历史。如张诚、徐日瘅在签《尼布楚条约》时与俄国谈判做翻译，《康熙王朝》的编剧与导演以为是他们懂俄语，其实他们是用拉丁语作翻译中介的。 历史中的文学意义何在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 历史本身是不是文学其实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写历史必须要有文学的才华。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如果语言或文字没有文采，是不能传之久远的。所以只有文学色彩浓厚的历史著作才会令人永久记忆。廿四史的前四史，编年史里头的《左传》与《资治通鉴》都是这样的著作。其它很多史学著作，就只能是历史学家才去攻读的了。 我在开头说到狭义的历史学只是历史编纂学，更极端则是将史料学等同于历史学。但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历史编纂学，那样的学问应该与科学研究一样，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但事实上，因为中国人历来重视经世致用，虽然也有束书不观，空谈性命的时代，也有提倡无用之用的思想，但到底中国人的传统是每做一件事都要问问有什么用，没有用的事是不大有人去做的。即使如历史编纂学这样主要是作过往事实的客观记录的，也很重视其用途的。对统治阶级而言，历史就是垂鉴资治的作用，要长治久安，要皇图永固，就要学习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所以史学具有强烈的实用性。而对于如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而言，他的志向同样要使自己所写的史书成为有用之物，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枯燥的历史事实是不能引起读者的兴趣的，要有文学意味的东西才能引人入胜，才能让人体会到作史者的良苦用心。对一般人而言，历史有惩恶劝善的作用，要发挥这个作用，也要有文学色彩才行。这个色彩既包括文笔好，还包括必要的虚构成份，只有这样才能将历史事件变成历史故事，才有广大的受众。 最早提到史与文的关系的，似乎也还是孔子的话：“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后面这半句明明是在说只有文采胜过事实，才能成为史，否则没有文采只有事件，即质胜文，就只是鄙野之人的谈资而已。对于文与质的解释大抵有两种，一是指文字的华美与质直，另一是指文字的形式与内容。无论哪一方面，都说明史是具有文学性质的，或文字比较华美，或形式超过内容。质是质朴自然，保持事实原貌，文则是进行人为的加工。质的解释可以是实事、事件，而文胜质则是故事了。甚至可以说文与史是相同的，区别不大的。但太过文学化了，史就会失去真实性。 与历史里头必须有文学相类似的是，文学也需要历史。因为历史有深厚的资源，有时平凡的日常生活提炼不出什么文学作品，就要向历史去寻找。四大古典小说有两部，《水浒传》、《三国演义》就以历史为题材，《西游记》虽为神怪小说，仍以一个历史事实为根据而展开。明代短篇小说的代表冯梦龙与凌蒙初的三言二拍的创作也向历史找原材料。三言里，以《警世通言》为例，当代的篇章只占1/3，而历史题材或假托为历史故事的却占2/3。二拍亦如此。如果一段历史没有英雄豪杰，没有奇闻逸事，那就没有写头也没有看头。因此强调文学与历史没有区别的多是文学家。而历史学家普遍不认同文学家的意见，不但对戏说很厌恶，而且也以历史小说为无谓。 但是对于史与文的关系，有人是不主张过分的“文”的，如刘知几认为“史”应当以“叙事”为主，“夫国史之美备以叙事为主。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要”就是不要过分描写。从这个基本论点出发，刘知几认为“史书”的“论”、“赞”，简直是可有可无的，与其空泛地评述一个人物，不如直接写他的言语和行为。宋代郑樵也有这种观点。他在《通志序》中说：“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唐代以后诸史，均无“论”、“赞”，大约是受《史通》主张的影响。 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这是文学叙述的力量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建构出历史故事，并赋予其以社会意义。 文学与历史到底是一是二呢？当前将历史与文学看成一道的多从文学的阵营中来，而很少从历史的营垒中来。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都强调文学与历史是相通的。甚至说历史真实和文学真实的关系应该是：真而不实，虚而不伪。认为历史的真实不仅取决于历史史实的真实，更取决于作家持有什么样的历史观。 西方旧历史主义文学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句话说，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而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者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 英国小说家E·福斯特在谈到小说叙事时曾经说过一段话，他打比方说：“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是事件，而“国王死了，王后因悲伤而死”则是故事。故事即是在事件和事件之间建立联系。原本单独存在的事件，被放入一个相互联系，具有前因后果性的框架之中，就变成了故事。在新历史主义眼中，作为一种话语或文本的历史，恰恰具有这种叙述性。而在事件之间建立联系，把事件变成故事，这正是文学叙述的力量的表现。历史叙述也是如此，它不仅记录事件本身，而且“制造”了此事件与他事件之间的联系，建构出一种历史故事，并赋予这个故事以社会意义。 强调历史与文学的互文性，其实不是什么新见解。如果他们知道中国历史的传统，读得懂《史记》的话，就一定会惊呼，原来新历史主义并非什么后现代，而是前古代了。那么到底应该怎样处理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呢？标准恐怕还得是“文胜质则史”，也就是说，在事实的基础上再加上文学的描述与必不可少的虚构而成为历史。但描述与虚构只是为了使叙述完满，有一定的度，不能过于夸饰，否则就又回到开头讲到的那句话：后退一步是文学了。 （演讲时间：2005年11月23日） 讲演者小传 周振鹤 1941年生，福建厦门人。1958－1963年就读厦门大学与福州大学矿冶系，后在湖南任助理工程师。1978年考取复旦大学研究生，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行政区划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历史学会理事等。《历史地理》主编。有《西汉政区地理》、《方言与中国文化》（合作）、《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历史地图集》等十余部专著与编著，发表论文百余篇。 回答者：其翼若垂天之云 - 举人 四级 4-26 17:24 历史的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生产力发展,一是智慧发展,智慧发展就是文化的发展 回答者：共我赏花 - 秀才 二级 4-26 17:26 历史推动文学的发展 文学记述历史的发展 回答者：谁明浪子心DIDI - 助理 二级 4-26 17:40 文学来自生活，来自与过去未来的连接 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周振鹤教授在上海师范大学的演讲 作者：周振鹤 文章来源：世纪中国 浏览：128 次 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 我曾经作过历史与科学关系的演讲，认为历史学处在人文与科学之间，大旨是阐发历史学研究方法上的科学性与研究对象的人文性，这是历史的中庸之道（历史与科学的共通处还有一点是求真）。另一方面，学科性质属于人文领域的历史，在传统的文史哲学科之中，也处于中庸的状态，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是文学。比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哲学而不是历史，只是以历史说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近似哲学，以文明形态的变迁来说明其哲学观点。这就是“前进一步是哲学”。后退一步呢？《三国志》是历史，《三国演义》就是文学了。关云长走麦城是历史，华佗为其刮骨疗毒则是文学。岳飞抗金是历史，岳母刺字就是文学了。 狭义的历史学其实就是历史编纂学，信奉历史事实至高无上的原则，既不理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也不预测历史发展的趋向，更不谈论什么历史经验与教训，而只以复原历史面貌为己任，其极端的表现就是以史料学代替史学。但我这里却不是要批判历史编纂学，而是说历史学本来的意义仅在于追求历史事实，而对这些事实作哲学的思考或者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进行文学创作，实际上都进入了其他领域。当然学术之间没有绝对的界线，历史学也可以总结历史规律为自己的目的，也可以科学地预见历史的发展，但这一切都必须以史实为基础。脱离了历史事实，再好的理论也只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样，以历史事实为基础的文学创作再如何戏说，也必须合情合理，才有感人的力量，否则就是瞎说胡扯，没有人愿意看了。大家知道京剧《失空斩》十分有名，但失街亭是真事，斩马谡是真事，中间那一段空城计可就是虚构了。只不过虚构得好，十分在理，虽然历史学家不接受，但观众却很爱看，而且在《失空斩》里头，就数空城计戏剧性最强。如果有历史学家因为其违背史实而硬要将它抽掉，那岂不是成了傻瓜？所以一般而言，我不反对戏说，只要不太出格就行，否则只剩下干巴巴的历史事实，那就只有历史学家自己才爱看。 那么除了文学创作以外，历史学著作是不是都是纯粹的历史事实，而没有一点文学成份呢？也不尽然。历史学里头有文学因素存在，同样文学中也有历史事实。 历史中的文学 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 历史中的文学是指历史中有文学的成份。文学可以虚构，历史必须真实，也就是要可信，这是最基本的差异。但历史中就没有虚构的成份吗？ 司马迁的《史记》自然是典型的历史作品，它是廿四部正史的第一部。所谓纪传体的史书就是由它所开创的，所以大概不会有人说《史记》是小说故事。但是我们看看其中的一段史事。《史记·晋世家》载：因赵盾屡谏，“灵公患之，使?�刺赵盾。盾闺门开，居处节，?�退，叹曰：‘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触树而死。”说的是，晋灵公派人杀赵盾，刺客看见赵盾早早开着门，在那里正襟危坐等着上朝，很受感动，认为他是忠臣，不该暗杀他，但不杀他，又违背了君命，横竖活不了，索性就在赵盾庭院里一头撞树死了。在这一事件中，赵盾、刺客（是不是叫?�，还难说，下面我会讲到）都是真人，刺客被派来行刺，也是实事，他死了也是事实。但他死前的思想斗争，就麻烦了。有谁作见证呢？没有。这只能是史家的想象。如果不这样写，事情就写不完满了，但一完满就有文学成份了，因为思想斗争是死无对证，刺客并没有告诉司马迁，司马迁又从何得知呢？所以历史里头是有虚构成份，有文学内容的。 但有人也许要说，这是《史记》的创作，再早一点的史书，如《左传》呢？是不是写得简单些呢？其实《左传》也一样有文学成份，而且就此事而言，比《史记》更戏剧化。《左传》宣公二年载：“宣子(即赵盾)骤谏，公患之，使?�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比起《史记》来，对赵盾的行为与刺客的心理状态描写得更为详细生动。连赵盾盛服准备上朝，时间未到，坐着小打瞌睡都写出来了。刺客呢，想得更多，甚至自言自语说了一大段话，而且还将撞死的那棵树也落实为槐树了。简直一出小戏，连道具都不含糊。我们可以说，行刺赵盾一事未成而刺客自尽是历史事件。但为何刺杀未遂，却是历史故事了。从事件而变为故事，文学成份是不可少的。这就是历史中的文学。有趣的是，《春秋公羊传》对此事还有第三种写法，场面差不多，但描写刺客一路登堂入室，而未见到保卫人员，已经很受感动，继而又发现赵盾早餐竟然只吃小鱼仔下饭，更是感动不已，于是也如此这般想了一通，最后当然也是自杀，不过这回是抹了脖子，不是撞死。对这样一件事我们相信谁呢？很显然，可相信的只是有刺客杀赵盾未遂并自杀一事。其他的就难说了。《公羊传》甚至未写出刺客的名字来，大约没有资料，而《左传》与《史记》却坐实为?�；发生事件的时间也不一样，《左传》系鲁宣公二年(公元前607年)，与《史记》晋灵公十四年同，而《公羊传》系于鲁宣公六年(公元前603年)。事件虽一，而故事有三，相信谁呢？按一般说法，《春秋》三传要早于《史记》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左传》开编年之体例，是很正宗的史学著作，如此正宗且早期的历史著作尚且文学成份很浓，何况其他。 《史记》开纪传之体例，《史记》里的表与书是纯粹%
没有关系
你好。其实论文的摘要很容易写，这是由论文的文体特征决定的。论文必定有论点，也必定有很多分论点或许多例子来证明这个论点。你先通读一遍论文内容，其结构无非总分总、总分、分总这几种。论点基本都在开头或结尾，在结构中的“总”这一部分。论点的关键句，分论点的关键词句，所举实例的关键总结句，就是这篇论文的摘要。总结八个字——抽其主干，砍其枝叶。
教育是文化的传承者，文化是教育的对象。
回答 （1）文化与教育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文化对教育发展的制约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文化影响教育目的的确立； ②文化影响教育内容的选择； ③文化影响教育教学方法的使用。 （2）教育对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 ①教育具有筛选、整理、传递和保存文化的作用； ②教育具有传播和交流文化的作用； ③教育具有更新和创造文化的作用。 更多5条
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传统文化是给人一个基本的行为准则。现代教育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大家的专业知识。传统文化是根，它在我们心里，现代教育属于花花叶叶，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
先说说文化存在着时间的差异：如中国古代和现代之间的差异地域差异：如国家与国家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的幼儿认知发展水平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幼儿社会认知发展水平；城市幼儿社会发展水平高于农村幼儿。而教育的目的，就是在短时间内向社会或者人类传递社会认知知识，使其认知或者对世界的理解得到提高。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关系 两种文化的提出 英国学者查尔斯·帕希·斯诺（CPSnow，1905-1980）1959年在剑桥大学的讲演中指出现代社会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文化，一种是人文文化，一种是科学文化。一方是文学知识分子，一方是科学家，并犹以物理学家最有代表性。 斯诺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属于这种文化的科学家们彼此之间尽管也有许多互不理解之处，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具有共同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其约束力甚至比宗教、政治和阶级的模式更强。 科学文化可比喻为日神阿波罗文化，人文文化又称为酒神文化。 人文文化 “人文”一词的英文humanity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as（人性、教养），有这样一些含义：人道或仁慈的性质或状态，慈爱或慷慨的行为或性情。 人道指对人和人类福利的关心；博爱指对人和人类的广泛的爱；人本主义指与神本主义相对立，主张人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文文化是以人道、博爱和人本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它兴起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它与科学文化追求真实理性至上不同，追求首先是美与善。并对理性之外的意志、信仰、情感和潜意识给予了很大的关注。 两种文化的对立 从历史上讲，人文主义与理性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对立的。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共同反对至高无上的神权。与神学不同，这两种文化都推崇人，认为人和动物区别在于有理性。理性是人的本质。要冲破神学的束缚就要唤醒人的理性。显然近代科学是在人文主义的帮助下诞生的。只是在科学主义把理性推崇至极，而人文主义对非理性或反理性顶礼膜拜时，两种文化的鸿沟才越来越深。 斯诺认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裂的原因，最主要是我们对专业化教育的过分推崇和我们的社会模式固定下来的倾向。 我们总是希望一个人能很快地在某个领域达到深入的境界，而且认为专业化教育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有效的捷径。我们也是总是不由自主地希望我们现存的社会模式永久不变，力图使它固定下来，按这个模式发展下去，而这却是一种保守僵化的倾向。” 近代科学发展建立在对自然界进行分门别类研究和每门科学内部的独立分析研究的基础上。其特点是把整体分解为部分、把复杂的分解为简单的，把高级的运动形式还原为低级的运动形式。“科学的兴起把人推入一条专门化训练的隧道。人越在知识方面有所进展，就越看不清整体世界，也看不清自己，于是就进一步陷入了…存在的遗忘。” 以逻辑经验主义为代表的科学哲学唯一崇尚的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并把科学同其它一切知识对立起来，主张从科学中清除价值，拒斥世界观，认为不能证实的知识都是无意义的。理性脱离了人文，丧失了人类的终极价值，沦为技术理性或工具理性。在哲学界里，叔本华和尼采等人通过强调意识、意志与理性主义抗衡，存在主义把人的生存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狄尔泰等人则试图建立与自然科学不同的历史科学、文化科学和精神科学等等。认为研究精神和价值应有与研究自然科学不同的方法。 两种文化的交融趋势 两种文化的交融各自双方。20世纪中期以后，科学技术综合化、整体化和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科学内部涌现了一批交叉科学和综合科学（如：系统科学、生态学、技术经济学等）。另外科学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1922-1994)认为一切科学发现中都包含非理性因素。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强调社会和心理因素对接受某一理论的影响，费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24—1994）则认为科学并没有独特的方法，也没有固定的普遍的方法论原则。他提倡多元方法论原则。 两种文化的交融也是时代的要求。现代社会，人们发现科学不是万能的，任何科学技术的出现既可以给人类带来幸福，也可以给人类带来灾难。这使人在思考，科学技术能确保人类的幸福吗？为什么有人享受着物质文明却并不感到幸福？为什么物质财富如此丰富的今天还没有消除贫困和不公正？人是不是会成为技术的奴隶？技术是否终将失控？ 爱因斯坦就说过：“我们的问题不能由科学来解决，而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确实，研究科学技术本身以及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需要考虑人文、社会因素。科学技术已成了一种包括大量人员、巨额资金、昂贵设备和复杂组织在内的大科学、大技术，成为对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何况产业。科技已不是单纯的知识体系和技能体系，而成为一种社会活动和社会事业。因而出现了科学社会学、技术社会学等学科，以及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的科学技术和社会（STS）。这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延生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以科学、技术、社会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不仅从历史、经济、哲学、文化与社会学等角度研究科学技术，而且从科学技术的角度研究社会的科学技术化。目前STS的研究和教育在我国和世界许多国家已建制化。这将促进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沟通和融合。 要论文化与科学的关系，必须要搞清楚何为文化、何为科学。首先，文化与科学都应该属于“哲学”的范畴。词典解释说：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还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而外国学者(E·B·T·YLOR)指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它一切能力和习惯。美国学者(A·KROEBER和 C·KLUCKHOHN)指出：“文化是借助符号获得有关交流的各种明确的和模糊行为的方式,它构成了人类群体的各项成果,包括物化的成就、文化的基本核心是传统观……”文化还可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获得的物质和精神的生产能力，以及创造出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狭义文化是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意识形态。综上所述，虽然各家说法不同，但大同小异，观点基本是一致的。作为文化的特征，其意义是相通的，因此，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个社会和组织者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文化的发展有着历史的继承性，新文化总是在吸取利用旧文化成果而逐渐形成和成熟着。文化还有着它自己的构成要素，它的形态类别分为两类：第一类文化的范畴为：① 智能文化，包含科学、科学、技术、知识等；② 物质文化，包含房屋、器皿、工具等。第二类文化的范畴为：① 规范文化，包含社会组织制度、政治、法律、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语言、教育、仪式等。② 精神文化，包含宗教、信仰、审美、意识、文学、艺术。那么，何为科学呢？词典解释说，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称之为科学。我们中国具有悠久的科学历史和灿烂的古文明，我们祖先的“四大发明”都远比外国早得多，我国的古代科学文明为世界做出了巨大贡献，所以文化与科学的关系观点一经提出，自然会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但是，无论如何争论，文化与科学他们就好比光与电，犹如一对孪生子，互相依存，相辅相成。下面举例加以说明：在19世纪初期，西方有的学者认为：在西方文化中，科学必须按照文化理性的要求去模仿和运用数学的模式，而数学则成为对文化系统起主导作用的理想解释系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着重社会伦理学的学习而轻视自然科学，极少会出现数学化的理性规范模式。中国旧式书院主要讲授人文知识和伦理知识，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官吏或是学者，主要拥有人文知识、《四书》、《五经》、写八股文、吟诗作画，缺乏科学修养、轻视技术实践。譬如：古代中国的建筑业由于缺乏几何、力学和微积分作为科学基础，只能靠工匠们的实际经验，虽然能造出美丽的楼厦庙宇，但能工巧匠的只具备建筑技巧、技术、造出的产品仍免不了千篇一律之嫌。而在西方文化中，西方大学则比较多地讲授数学、天文学及医学等自然科学知识，重视逻辑推理和科学思维训练，所以能够建造出像罗马圣彼德教堂、伦敦圣保罗教堂、科隆大教堂，那样依靠建筑科学理论造出的气势宏伟的建筑杰作。这就好比盖楼是一种文化，而盖好楼则需要有一张精密的图纸，这张图纸就是科学，由此可见文化理性对科学的影响之大！一百年前，在中国的黄海水域，清政府投资近400万两白银苦心营造的中国海军——北洋水师，被日本倭寇全军覆没，究其原因也不外乎是腐败的文化所造成……当时就硬件装备方面来讲，北洋舰队的装甲数量和质量都超过了日本联合舰队，日本政府1868—1894年用了26年时间才投资260万两白银给海军，仅占清政府投资海军的60%多一点，但却战胜了清政府引以为自豪的——在当时全世界也处于领先地位的庞大的北洋舰队。尤其北洋舰队的定远、镇远两舰铁甲舰堪称当时亚洲最令人生畏的铁甲堡式铁甲军舰，清政府正是基于这种力量对比，才毅然对日宣战。因此，从武器装备、经费投入等方面来看，日本联合舰队要战胜中国北洋舰队是困难的，但结果却是，庞大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这一切都为什么？是当时的科技不先进吗？不是，当时中国清政府从英国等资本主义经济科技都高度发达的国家购买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舰上的装备也是一流的。但巨额军饷堆砌起来的一流海军却不经一战就全军覆没了，原因何在呢？就是先进的科技并不能左右腐败的文化，也就是说，科学必须要按照理性文化的要求去模仿和运用。有学者说，我北洋海军失败的原因之一是首先从自身内部开始。首先，慈禧太后这个封建昏君挪用了大量海军军费开资去造船舫，修颐和园，以供她吃喝玩乐、荒淫无度，而海军却无钱买炮弹，致使邓世昌的炮弹打不响。而且由于她信神信鬼自作聪明;这还不由让我们想起，当时中国的铁路工程师为了国家利益修好了一段铁路引进了机车，只等“老佛爷”过目审批后即可大规模兴建我国自己的铁路，可当慈禧看到偌大的机车开动时的壮阔却吓得差点昏死过去，大呼“快杀黑狗以血喷之……”中国的铁路就这样被扼杀在这个头脑中封建腐败文化气味十足的老妖婆之手。北洋水师又何尝不如此呢。由于慈禧的昏庸，一味追求长命百岁，容颜不老，治国无方，刁蛮专制，自以为是，这一切必然带来政治和经济的腐败，从身居要位的历届海军大臣，到北洋舰队的普通一员，大家首先考虑的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是个人的利益，再强大的部队，也难以抵御这种腐败的侵蚀。随着满族中央政权的衰弱，汉族官僚李鸿章等人纷纷崛起，他们办洋务、兴局厂、练新军，轰轰烈烈。在相当一部分满清权贵们看来，北洋水师就是李鸿章个人的资本。因此，朝臣们为了削弱李鸿章不惜削弱北洋舰队，限制北洋海军就要限制李鸿章，打击北洋海军就是打击李鸿章。户部尚书翁同和以太后修圆明园为借口连续两年停止发放海军装备购置费，以限制李鸿章，后来恭亲王失势，李鸿章失去台柱，更加势单力薄，他不得不与醇亲王以及各位满族朝臣和好，满足醇亲王挪用海军经费的要求（实际上削弱海军实力），李鸿章则凭借海军重新获得一片政治庇荫，就是这样一批人掌握着北洋海军的命运。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以后，军费投资就越来越少，而慈禧则明知其危险后果，可却还在为自己修圆明园和追求寻欢作乐寻求长生不死而为所欲为……就是这样一个昏庸群体，即使海军的科技再发达又能如何呢，这不就是先进的科技没能够按照文化理性的要求去模仿和运用吗？可见文化与科学的关系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社会伦理学，轻自然科学的现象，所以有些甚至是大学者也很难有作为，更何况像慈禧这样的白痴呢？所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推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先进理论。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观点看：它突出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的重要地位，注重先进文化对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强调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说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的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特别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自然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我们大家都知道，生产力就是科学技术，邓小平同志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又一重大贡献。因此说；先进文化与先进科学固然是一对孪生子，必然要相依相存、相辅相成。在今后整个历史进程中他们将永远共存下去。
文学和科学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了科学,也就有了记录科学的文学笔记文学中的科学类作品则会衍生出更高级的科学产品两者之间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科学离不开文学的幻想,而文学创作也不能够离开科学的解释。文学与科学都是人们认识世界的产物,其间必有相容性;同时它们又是以各自的独特方式把握世界的,因而其间又必有差异性。科学为自然立法，文学艺术为人生立法；科学文化是自然之根，文学艺术是人生之根。
文学可以反映人生，文学高于现实，加入了自己的一些思考，然后作用于人生，取得进步。
文学与人生紧密相连，息息相关：没有多彩的人生，就不会产生美丽的文学，所以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但是文学又不完全是人生体验。吴密先生在他的《文学与人生》中有这样一段经典的论述：“文学是人生的精髓”—哲学是汽化的人生，诗歌是液化的人生。小说是固体化的人生—均从各种含水的不纯物质中得来的，戏剧是爆炸的人生。“初读这段文学，并不知其意，但得出一点结论：文学泊于人生，但又作用于人生。一、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样式有多种，谓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但无论作何种文学，为文者均有其水平之高低，文采之优劣；人生亦有多种，但不论是何种人，均有其人品，所以为文者其人品之高低，谓之曰高尚，低俗，伟大渺小，卑微等等。一部文学作品（或一篇文章）都有它的内涵及思想，通过鉴赏一个人文章的内涵及思想，可以看出为文者的为人。所以说文学是人生的表现。在C•汉密乐顿的作品《小说之素材与方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美国某君，搜集一人之手迹、支票、帐单、照片等，以作小说，试验卒失败。”意思就是说，一人想用真实的人生为写作对象，来写一部小说，但最终失败了。可见文学不是真实的人生经验。（至少小说表现的不是真实的人生）即吴密先生所说的：人生≠真实的与直接的经验。所以，准克地再现人生的做法在文学的做法在文学创作中是不可取的，也是很难做到的。每一部文学著作都是生活细节为对象，再加之以想象，赋之以深邃的思想才完成。四大名著无一不是在历史事件（或家庭琐事）的基础上改编，提炼其精华，投之以作者的感情才形成的：《红楼梦》中作者将自己的生活经历附加在贾宝玉身上，但又加了一些虚幻境、空空道长等），使作品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与广度；《西游记》作者以历史事件玄奘西游为小说线索，加之以孙悟空、猪悟能等传奇人物，使小说主题立刻升华；不是单纯表现唐僧师徒四人如何与妖魔斗智斗勇，而是表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由生活的向往。细细品味吴密先生对几种文学作品巧妙的比喻，终于体会了“文学是人生的精髓”。真实的人生是混有杂质的一盆水。但在文学作品中，人生便是已经除去杂质的清水、纯净水，而其中哲学是“汽化的人生”，最好为纯净，所以哲学是人生中最精华的部分—精神；诗歌是“液化的人生”，较哲学次之，所以诗歌表现了人的思想情感，是理想化的；而小说最劣，它只是在真实人生的基础上稍稍加工而成，所以小说重在记事，辅之心肝肤浅的情感表达……所以，“文学是人生的精髓”。文学源于人生，是人生的表现，同样，文学作品也反映了人的思想。现在中国文学有诸多缺失，其中最主要的有三种，即宣传文学——专门作为宣传达室的工具；闲谈文学——缺乏作文的严肃性；消遣文学——低级趣味的文学。从这些文学中就可以看出作者们的低级超味，作文的不严谨，为人的不严肃。读过韩寒的《一座城池》的人，再了解一下韩寒这个人就会真正体会到“文如其人”。二、文学于人生之功用我们为什么要作文学？因为文学于人生有非常大的作用。读《史记》，我们可以了解太史公坎坷艰难的人生；读《离骚》，我们懂得了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孤独；读柏拉图的《理想国》我们知道了“公正是灵魂的优点，也是获得幸福的手段，它是其他各种德行的基础“。于是我们学会了公正……所以，文学之于人生等一大功用及涵养心性，培养心志，培养道德。文学还可以促进真正文明。文学改变了人的意识，使人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改变，从而促进人的进步。所以，一切优秀文学都在宣扬与体现人的规律，最终让人进步，促进真正文明。除此之外，文学还可以让人通晓人情：《红楼梦》“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人章“。可以让人了解世事：”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也可以增强人们的爱国之心：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学作用于人生，功效甚广，但一定是好文学才可以促进人养成好品质。最佳文学作品含有人生最大量的、最有意义的部分 ，而且让读者爱到启迪,得到乐趣，这才是文学与人生的最佳契合点。
文学所表现的人生内容对应着我们的心灵世界，我们的情感世界，与我们的实际生活息息相关，促使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文学构筑的审美世界里，寻找我们自己的人生之梦，人生之理想。文学的审美艺术，为人生增添了美的光彩。有一点要注意，文学不为人生提供答案，但提供启悟。文学能扩大经验世界，扩大心灵世界；能让一个人生了解多个人生，文学作品描写人的生存状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多种多样的人生，从而使我们间接获得了体验和感受，也因此扩大了我们生活的范围，人生的范围，延长了我们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