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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例文：《环境法基本原则与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姜敏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 摘要: 在现代社会，许可证制度是防范环境风险最主要的法律制度。目前学界对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法律保留原则、便民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开公平原则等）探讨甚多，而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系统探讨的尚不多见。环境行政许可具有风险品性、科技背景、利益权衡、代际平衡、国际关联等五个特征，因此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除了须遵循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外，还须遵循预防、谨慎行事、合理开发利用、污染者负担、科技促进、公众参与、协同合作、国家环境资源主权与不损害国外环境等八项环境法基本原则。这八项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的建构均有各自明确的要求，并在特定情况下使许可举证责任发生转移。 关键词: 环境风险；环境行政许可；环境法基本原；制度建构 从世界各国的环境立法来看，许可证制度是防范环境风险最主要的法律制度。由于这一制度便于把影响环境的各种开发、建设、排污活动纳入国家统一管理的轨道，把各种影响环境的活动严格限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使政府能够有效进行环境管理，因而其在现代环境法上得到广泛运用，有学者甚至将其称为环境风险控制的“支柱性”制度。{1} 任何制度的建构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原则。自《行政许可法》颁行以来，学界对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包括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便民效率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等）探讨甚多，而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系统探讨的尚不多见，难以有效指导环境行政许可的立法实践。近年来发生的吉林石化分公司双苯厂污染松花江案、深圳西部通道环评审批案、北京“西一上一六”输电线路工程环评审批案、北京地铁四号线工程振动妨害争议案等典型案例，都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我国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不足，这与理论准备的不充分不无关系。本文从分析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出发，对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作一研讨，以期为具体的立法提供有益的指导。 一、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 明晰环境行政许可相对于其他行政许可的特色，对于探讨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尤为重要。从环境行政管制的整体结构来看，环境行政许可相对于其他行政许可，具有以下特色： （一）风险品性 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活动、行为，是环境行政许可管制的对象。与一般的损害相比，环境损害具有治理难、恢复难的特征。在经济上，与采取预防措施相比，恢复与治理费用相当高昂。例如，泰晤士河的治理就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耗费巨额资金。据经济学家测算，预防污染费用与事后治理的费用比例高达1 : 20。 {2}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是不可逆转的，很难消除和恢复。例如，重金属的污染、土壤沙漠化均很难消除。自然景观的破坏、物种的灭绝、热带雨林和原始森林的消失均无法恢复。以上特征决定了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必然具有高度的“风险品性”，一旦决策失误，往往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种“风险品性”，客观上要求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的建构必须以预防环境损害的发生为宗旨。 （二）科技背景 环境行政许可的最大特色在于其涉及高度的科技背景。许多环境上的危害行为或产品往往是在经年累月后才被发现。例如，农药DDT在被发现对环境生态的危害之前，几乎被视为神药般膜拜。在对臭氧层探测的结果尚未发布之前，人们根本无法体会用途广泛的氟氯化碳（CFCs)竟是罪魁祸首。此外，环境问题在因果关系的认定上亦格外困难，时常牵涉到科学上的极限，无法立即给予一个肯定的答案，以作为认定责任或采行相应措施的依据。我国三峡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便是一个在科学上都难以有定论的例子。再者，理想环境品质的设定、环境影响的评估、环境改善的认定等，亦涉及科技水准的考量，在立法政策上应作出与现行科技水准相等的做法，或作出超越现行科技水准的要求，由企业努力去跟进。由于此种高度的科技背景，使得环境行政许可更具决策风险，所作的许可决定在日后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或偏差。然而，虽然涉及科技与资讯上的未定，环境决策却不能停摆，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决策于科技未知之中。{3} （三）利益权衡 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往往与自然资源的利用息息相关，用与不用或者是如何使用现存的资源，时常引发产业者的经济利益与受害人的健康权、生存权的冲突，间接触动消费者的消费权益、从业劳工的健康权与工作权以及相关企业的竞争优势等广度的利益纠葛。即使在环境保护的领域内，亦有不同环境价值之间的冲突。例如，鼓励多用纸制品以减少对塑胶容器的依赖，虽然有助于垃圾的处理以及减低化学制品制造过程中污染源的产生，但却对森林的砍伐带来压力。此外，环境行政许可所带来的利益冲突也可能表现在国际上。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酸雨、油污等问题都有待国际性或区域性的解决。但是，在国际上，各国对这些问题的形成负有相当不同的责任，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对这些问题的缓急定位也颇不相同，因而引发国际间的利益冲突。 由于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在性质上容易引发广泛的利益冲突，因而在决策过程中往往必须作利益衡量或轻重缓急次序的排定，而难以对某一利益作绝对式的定论。此种“利益权衡”的性质，使得环境行政许可决策的政治意味提高，进而加强民主理念的比重。{4} （四）代际平衡 环境保护的核心问题，乃是资源的使用与配置。由于现今通行的资源使用与配置方法，有许多是不可回复或者回复困难的，因而造成这一代人作决策，而由下一代人承担后果的问题。因此，在环境行政许可的实施过程中，容易衍生代表性危机的发生（即下一代人由谁作代表参与许可决策）以及伦理意味浓厚等现象。针对此一特色及衍生现象，在环境行政许可程序的设计上，应当强调对下一代价值的关照，根据信托法理论设计下一代代表的参与，并强化对资源使用后果的预测与控制，适度节制现今的量化性决策。在实体上，则应从“善后”的观点，往前移至“预防”的观点，在许可决策的过程中，尽力去考虑、保障下一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权益。{5} （五）国际关联 地球生态系统（生物圈）是一个流动的物质和能量循环体，它们不以对国家或地区疆界的人为划分而分割。因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对人类环境利用行为所实施的法律控制，必然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其他国家或地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例如，一个国家为防治大气污染而采取高烟囱化措施，就可能使该大气污染物质随大气循环而污染其国家或地区；地处河流上游国家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可能会导致地处河流下游国家发生水污染损害；各国大量排放二氧化碳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等等。因此，虽然环境行政许可在法律性质上是一国内部的管制措施，但在许多情况下，往往具有国际关联性。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制度的国际化。因此，一国在设计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时，必须做好国际义务与国内规划的协调，避免自绝于国际社会的封闭制度。 二、环境法基本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中的运用 根据上述环境行政许可的特色，笔者认为，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除了须遵循行政许可的一般立法原则外，还须遵循以下八项环境法基本原则。这八项原则对具体的制度建构均有明确的要求。 （一）预防原则 预防原则是指一国的环境行政许可法律制度，应当以制止、限制、控制可能引发环境损害的活动为宗旨。该原则的核心思想是避免或减少环境损害。它包括三个要素：第一，预防的对象是环境损害。对这种损害的预防往往表现为对具有环境危害性的活动或行为的避免，但在危害性的活动或行为发生后的及时控制措施也属预防范畴。第二，该原则追求避免危害行为或事件的发生，但在危害行为或事件已经发生或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该原则要求防止危害的扩大，并将其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也就是说，预防原则的目标具有层次性，只有在首要目标无法实现时，才能退而求其次。第三，其具体措施应当是积极的、预防性的事前措施，而不是消极的、反应性的事后补救。{6} 预防原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环境法原则。许多国际环境法律都对预防原则做了明确规定。例如，1992年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将预防原则作为欧共体环境政策的基础之一。它规定：“共同体环境政策应以高层次的保护为目标”，“应以预防原则为基础，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必须优先从污染源上矫正环境损害”。学界通常把预防原则称为环境法的“黄金规则”，因为这一原则追求无害（尽管无害是难以实现的）和降低危害。与其他行政许可相比，“预防理念”在环境行政许可中体现得最为突出，这是与现代环境管理的“源头控制”理念相契合的，这也是许可证制度在现代环境法上得到广泛运用的一个根本原因。 预防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要求主要有四项：一是对于避免环境损害，如果通过许可方式比其他管制方式更为合理的话，那么，立法机关有义务及时设定许可，而不得怠于行使立法权。二是环境行政许可的设定方案必须有助于避免环境损害。目前我国的环境立法在这方面还存在不少缺陷，亟需完善。例如，按照现行立法，在建设项目管理程序中，环评审批为投资主管部门（现为发展改革部门）审批、核准建设项目的前置条件。而按照《城乡规划法》第36条的规定，如果一个建设项目需要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管理法》第54条规定：国家机关、军事机关、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能源、交通、水利等项目可以划拨方式供地），须先取得规划部门的选址意见书，才能申请投资主管部门审批、核准，但是，现行立法却没有规定建设项目应当在选址阶段就进行环评，客观上造成建设项目大多是在选址确定后再作环评（因为建设单位通常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选址，获得官方的选址意见书后非特殊情况不会被撤销，而环评却是对开发建设活动的一种制约）。这种立法方案就使得环评审批难以有效发挥预防功能，同时也忽视了选址所在地居民的环境权益。深圳西部通道环评审批案、北京“西一上一六”输电线路工程环评审批案、北京地铁四号线工程振动妨害争议案、珠海拱北变电站环评审批案均系项目选址所引发的争议。{7}三是要以避免环境损害的发生为目标，完善许可的申请条件、审查标准与附款，以保证环境行政许可发挥预防功能。四是强化许可机关的后续监管责任，当被许可人不正确履行许可证所规定的义务时，许可机关除采取行政处罚外，还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以避免发生环境损害，当环境损害成为不可避免时，许可机关有责任防止损害的扩大，并努力将损害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 （二）谨慎行事原则 这一原则是指一国在设定和实施环境行政许可时，应当谨慎小心，周密计划和安排，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环境的潜在性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实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本国能力范围之内的，符合成本效益的合理措施以防止环境恶化。根据《里约宣言》的规定，谨慎行事原则包含三个要素：(1)威胁的严重性或不可逆转性。即存在巨大的环境风险，学界把这种风险程度称为“风险阈值”。不同法律文件对这个阈值的表述并不一致。《里约宣言》的要求是“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威胁”；《卑尔根可持续发展宣言》要求的是“出现严重或不可逆破坏的威胁”；《跨界水道公约》的规定是“可能导致重大的不利跨界影响”；《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规定是“存在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的是“生物多样性遭受严重减少或损失的威胁”。上述法律文件使用的“严重”、“重大”、“不可逆转”看起来提出了严格的标准，但究竟何谓“严重”、“重大”、“不可逆转”，在这些法律文件中却找不到答案。因此，这一原则在实际使用中还存在如何判断危险程度的问题。(2)科学上的不确定性。即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某种行为与危险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在谨慎行事原则中，缺乏科学上充分证据，不构成不采取有效防止措施的理由。换句话说，即使科学上证明某种行为或事件不一定会造成环境损害，也应当采取防止措施。(3)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防止措施。在谨慎行事原则中，成本效益所对应的主体是人类整体，即拟实施的防止措施是否符合成本效益，不是看它是否对一国或一群体有利，而是看它在总体上是否对人类有利。需要指出的是，与经济领域的成本效益估算不同，环境领域的成本效益估算相对复杂。财产方面的损失和收益估算相对容易，而社会、心理、自然生态方面损失的估算却比较困难。如吉林化爆炸案所造成的松花江污染问题，它在人们心中造成的恐慌及由此引发的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松花自然生态的损害以及污染带流入俄罗斯境内后所引发的国际问题，这些都是不好用“量”计算的。{8} 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是谨慎行事原则与预防原则最主要的区别。不把科学上的确定性作为采取防止措施的必要条件，反映了人类在防止环境危害上更加积极的态度。按照预防原则，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展要以科学证据为依据，无论是环境损害的预防还是治理，都始终把科学证据作为行动的必要根据。这种做法的好处是，行动更具针对性和目的性，也能带来预期的效果。但以化学风险、生物风险为主要内容的环境风险的存在给人类提出了新的课题：在人类无法掌握充分科学证据的情况下，我们是否也应有所作为？谨慎行事原则给人们提出的要求是，只要存在一定的证据证明损害发生的可能性，即使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也应当采取有效措施。这不仅是一种理念上的更新，更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9} 不遵循谨慎行事原则而导致环境恶化的典型实例便是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不少国家以温室气体引起气候变暖缺乏科学证据为由，延迟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这也是布什政府抛弃《京都议定书》的理由之一），结果导致全球气候日趋变暖。 谨慎行事原则对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的要求是： 第一，当某类活动、行为对环境存在严重或不可逆转的威胁，且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该活动、行为与危险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时，一国应当针对这类活动、行为设定行政许可（如建立温室气体排放许可制度），或者将其纳入环评许可程序以控制环境风险，不得懈怠履行相关的立法义务。这是因为，行政许可首先是对某类活动、行为予以禁止，其次才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解除禁止，属于“一枚硬币的两面”。 第二，在许可的实施上，立法应明确规定，当没有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上述活动、行为不会造成环境上的危险后果时，行政主体应当通过拒绝许可、控制许可证数量或许可证附款等措施，以控制环境风险。 第三，建立许可举证责任转移制度。在传统的行政许可中，当许可机关不同意相对人所申请的事项时，必须说明理由。若相对人不服而诉至法院时，由许可机关对“不准予许可的决定”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10}，若法院不采纳许可机关提出的证据，可判决撤销“不准予许可的决定”而由许可机关重新审查，甚至可直接判决许可机关向相对人颁发许可证。而在适用谨慎行事原则的环境行政许可中（至于哪些环境行政许可适用谨慎行事原则，则应当由立法作明确规定），许可机关只需授引立法规定说明此类事项存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11}，即可不同意相对人所申请的事项，若相对人不服而诉至法院时，由相对人承担证明“不准予许可的决定”违法的举证责任，即相对人必须提出充分、确实的科学证据证明其拟从事的活动不会造成危险后果，方可使法院作出对其有利的判决。事实上，举证责任转移作为一项程序性制度在国际环境法上早就存在。如1972年《斯陆公约》规定的事先正当程序要求，只有十分肯定在陆地上没有实际可行的替代处置方法时，才能向海洋倾倒废物，当向海洋倾倒废物导致的危害无法确切加以证明时，由倾倒者证明其行为在环境上是安全的。{12} （三）科技促进原则 叶俊荣教授认为，环境立法上的科技促进原则，是指政府在制定环保标准或作其他管制性要求时，不以既有的科技水准为限，甚至要求污染者设法做到当今科技所做不到的。从静态面上看，在环境决策的过程中，决策者必须随时考虑依现今的科技水准所作出的管制要求，污染者是否做得到，因此，当立法机关或主管机关“强人所难”超越现今科技水准作管制要求时，恐怕在法理上站不住脚。然而，在环境领域，必须考虑促进科技发展的动态需求。叶俊荣教授举例说，美国早期进行环境立法时，国会议员明白宣示，将要求业者做他们目前所做不到的，目的是要企业把污染防治工作扛起来，尤其是污染防治技术的创新开发。{13}学者王文革比较了我国与欧美国家的能效标准后指出，我国能效标准属于现状标准，从发布到实施大约需要半年的时间。能效限定值一般低于近期市场产品的平均能效水平，以淘汰一定比例的低效产品为原则。这种标准的制定模式对引导产品的更新换代作用不够明显。而超前性能效标准是国外所普遍采用的标准模式。超前标准中的产品能效限定目标值，通常高于目前市场平均能效水平，一般企业要达到目标值必须进行技术改造。标准从出台到实施有一个较长的准备期，一般3年一5年，以便企业对目前产品的节能技术和生产工艺进行改进。他认为，在我国加强超前标准的研究，革新能效标准的制定模式，实施超前性能效标准，对于引导企业创新节能技术具有重要意义。{14} 笔者认为，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也应当坚持科技促进原则，具体而言：第一，在立法上设计许可标准时（许可标准往往包含了环境标准），应当有助于促进某一产业提高污染治理技术，不得在现今所普遍采行的污染治理技术之下设计许可标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环境立法在设定行政许可时大多没有规定许可标准。例如，《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2条只规定“审批部门应当自收到环境影响报告书之日起6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报告表之日起30日内，收到环境影响登记表之日起15日内，分别作出审批决定并书面通知建设单位”，却没有对审查标准作规定。这种状况是与《行政许可法》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当然，这与大量环境法律、法规是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前制定的有关）{15}。第二，以总量控制下的许可证为基础，建立排放权交易和节能指标交易制度，通过市场机制，引导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研发。 （四）合理开发利用原则 合理开发利用原则是指一国在设定和实施环境行政许可时，应当把自然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结合起来，以达到永续发展之目的。该原则体现的是人类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当代人利益与后代人利益的平衡，其理论基础是环境资源的稀缺性。 在环境行政许可制度建构上，合理开发利用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设计许可的审查标准时，要根据自然资源、能源的可更新或不可更新的特点，对化石能源以及野生动植物、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严格控制在合理的限度内，同时鼓励开发可再生能源以替代化石能源，确保环境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二是根据生态环境的消纳能力，依托许可证制度，建立污染物排放（包括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控制制度，以确保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三是由于环境资源具有稀缺性，其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而由国家代为管理，因此，应当注重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公平竞争方式实施许可（即通过特许方式），确保环境资源配置给最优的使用者。 （五）污染者负担原则 污染者负担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又称PPP原则，也称“污染者负责原则”。在环境行政许可领域，这一原则是指取得许可证的污染者，应当承担治理环境污染并赔偿损失的责任。该原则的理论基础是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内部化”。1972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首先提出了“污染者付费”（Polluter pay principle)，即由污染者承担治理的费用。该原则一经提出，很快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很多国家将其确定为环境法的一项基本原则。1992年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第16条规定：“各国政府应努力促进环境成本的内在化和经济手段的利用，考虑原则上应由污染者承担污染成本，适当尊重公众的利益且不扭曲国际贸易和投资。” 对于Polluter Pays Principle，目前国内的环境法教材中有多种不同的译法，比较常见的有“污染者付费原则”、“污染者支付原则”、“污染者自付原则”、“污染者负责原则”和“污染者负担原则”等。从表面上看，这些不同的译法并无不可，但仔细分析，它们之间还是存在差异，而这些差异对理解Polluter Pays Principle的本意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污染者付费”的理论根据是经济学上的“使用者付费”理念。将PPP原则译为“污染者付费原则”最初是基于“谁损毁他人之物须负损害赔偿之责”的法理。“付费”体现的是将环境损害的代价课加于引起环境问题的一方。环境保护实践的发展表明，当前的PPP原则要求污染者承担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损害赔偿责任，而是包含了预防、控制、减少污染在内的综合责任，这种责任绝不仅限于“付费”。污染者有时需要将污染排除并恢复原状，有时还要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很明显，将PPP原则译为“污染者付费原则”是不全面的，它不能完整反映该原则的内涵。 “污染者支付原则”虽没有明确提出“付费”，但“支付”通常都是和一定的费用联系在一起的。很少有人会说“支付”某种金钱以外的责任。“污染者支付”和“污染者付费”在内容上基本相同，二者都不能全面体现PPP原则的含义。 对“污染者自付原则”这种译法，从文义上理解，我们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污染者必须自行承担已经或者可能造成的环境污染、损害的全部治理和赔偿责任。这种观点从公平合理的角度来看似乎并无不妥，但在实际应用时，要求污染者自行承担全部责任在多数情况下是行不通的。这与环境损害的特征有关。环境损害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实践中能够要求污染者承担的和污染者实际承担的都不可能是其行为造成的全部或完全的责任，而只能是一种适当的或适当比例的责任。环境损害还具有时间长、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一些环境事故造成的大范围、长时段、高强度的损害使肇事者根本无法承担。为了使受害者得到适当的救济，在国内环境领域，有环境税、环境保险等制度，而在国际环境领域，也有专门用于特定领域环境损害的环境基金和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用于环境治理的国际援助基金。这些都说明，将PPP译为“污染者自付”也是不恰当的。 因此，PPP原则最恰当的译法是“污染者负担原则”或者“污染者负责原则”。这两种译法在含义上并无不同。“污染者负责原则”多为港台地区学者所采用，而“污染者负担原则”在大陆被较多地采用。{16} 在环境行政许可的制度建构中，污染者负担原则主要体现为与许可证有关的环境费制度、强制保险制度以及环境治理、恢复、补救制度。例如，台湾地区《核子损害赔偿法》第25条规定：“核子设施经营者应维持足供履行核子损害赔偿责任限额之责任保险或财务保证，并须经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核定，始得运转核子设施或运送核子物料。”{17}我国《森林法》第35条规定：“采伐林木的单位或者个人，必须按照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株数、树种、期限完成更新造林任务，更新造林的面积和株数不得少于采伐的面积和株数。” （六）公众参与原则 公众参与原则是指公众有权通过一定的程序或途径参与到环境行政许可的决策、监督之中，并有权受到相应的法律保护和救济，以防止环境管理的违法和盲目，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在现实中，由于环境问题经常涉及复杂的科技背景，因而部分论者主张环境管制最适宜专家政治。然而，环境管制也经常涉及利益的冲突，需要借用民主理念寻求解决。在环境行政中，参与式民主的观念并不在于以投票的方式解决所有的问题，而是由受影响民众通过适当管道参与决策过程，借以调和利益冲突，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从而改善政府的决策品质。 在环境行政许可领域，公众参与原则主要体现在：第一，行政主体在作出许可决定前，应当听取环境权益受影响者（通常为相邻权人以及开发建设活动所在地的居民）的意见，主要是通过许可听证程序来完成。第二，公民提起与环境行政许可有关的行政公益诉讼，以维护环境公益。从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类：一是撤销诉讼，即请求法院撤销许可机关违法颁发的环境许可证；二是课予义务诉讼，即被许可人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许可证所规定的义务而有关主管机关又怠于执法时，公民请求法院责令主管机关积极采取执法措施。{18}第三，公民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检举、控告管道，请求上级行政机关督促下级行政机关正确履行职责，或改变、撤销下级行政机关违法、不适当的许可决定。上述三个方面都需要在立法上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百度知道篇幅有限请下载附件：
这是环境保护法的内容。 我国目前的环境保护法能净化我们的生存环境。 我国现行的《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通过的，距今已有16年。在如此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经济和法制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原有的《环境保护法》在大的方面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理念，也不能应对现在的环境状况。因此，需要对现行《环境保护法》进行全方面的审视和评判，以促成其及时修订。 本文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对现行《环境保护法》进行评价，指出其不足之处，并提出完善意见。 在宏观上，我国现行《环境保护法》主要存在着价值观、法律地位和基本内容三方面的问题。 首先，在价值追求上，应该从协调发展转变为可持续发展。现行《环境保护法》的第一条叙述了该法的立法目的，即“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制定本法。”这就将立法目的的落脚点放在了经济目的上。既然环境保护的目的就在于经济建设，则当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特别是暂时的地方的经济效益相矛盾时，人们在实践中往往出于逐利的本性牺牲环境以求得经济的发展。这也就是发达国家走过的已经被实践证明代价高昂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因此，该条规定的立法目的有失偏颇。 该法在第4条规定：“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这一规定体现的“协调发展观”虽然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但是现在看来，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了。 众所周知，当今社会在发展上面的主流思想已经是可持续发展。早在1987年联合国就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逐渐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与接受。中国的执政党也提出了与可持续发展实质一致的科学发展观。发展已经不仅仅指经济指标的增长，而是包括生态、经济和社会等方面；也不仅仅是本代人的发展，也考虑后代人的权益和发展。 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区分决不仅仅是字面的差异，实质上是不同性质的发展观的体现。协调发展虽然也考虑了环境因素，但基本上是把环境保护作为一种工具性的工作，以保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的正常进行，而非作为价值性目的，没有认识到环境和生态本身所具有的价值。 正因为整个环境法的价值取向上的偏差，才造成了环境保护法在许多具体制度上的不完善，使得实践中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然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致“全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相当多的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变，有的甚至还在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制约一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所以，应当明确宣示可持续发展原则，修改《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为“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破坏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环境权益，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中都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 其次，在基本内容上，现行《环境保护法》基本局限于污染防治，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内容很少且含糊。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内容，在法律条文上体现为现行《环境保护法》的第三章“保护和改善环境”。从条文数量上看，只有8个条文；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这些规定都比较抽象和笼统，多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定。只泛泛地规定了主体（该章中主要是政府）应当如何行为，却完全没有规定否定性法律后果。例如，环境保护法第1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没有规定政府不负责的处罚措施。因此，属于不完全的法律规则，从法律实施效果上分析的话，几近形同虚设。 忽视自然资源保护的弊病还体现在一些环境制度中。例如，目前的“三同时”制度尚仅限于污染防治，不利于整体环境保护。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有同样的局限性。 环境和资源本来就是联系紧密的两个要素。在环境科学中，环境和自然资源是统一的。首先，环境与自然资源都是以物质或能量的方式出现并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二者都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其次，环境是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实物载体和组成部分的，是以自然资源为主体的众多环境要素按照一定自然规则和体系所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集合体；而自然资源则相应的是自然环境在自然界的最基本表现形式，是自然环境这一整体中的最重要的局部。从该种意义上来说，“环境是自然资源的来源和存在处所，自然资源是环境要素的物质体现。环境就好比是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工场，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自然资源再生产能力的好坏。”因此，将此二种客体融合起来，由同一部基本法进行调整，有利于环境的整体保护。环境保护也决不仅仅是防治污染就能解决的。将二者相统一，还可以从立法层面上防止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在执法过程中的相互分离和矛盾，促进环境保护总目标的实现。 最后，在法律地位上，现行《环境保护法》的处境比较尴尬。按照《环境保护法（试行）》立法时的设想，当时即将《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据1979年制定《环境保护法（试行）》的立法文献记载，“将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主要是规定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而一些具体的规定，则将在大气保护法、水质保护法等具体法规和实施细则中去解决。” 若充当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既需要在内容上加以体现其“基本”，也需要在形式上保证其基本法的地位。也就是说，《环境保护法》需要具有国家基本法的地位。但是，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并不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而只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样，它并不属于我国立法体制中的基本法，而是普通法。如此，《环境保护法》与本来应属于同一等级的《刑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相比较，就处于低一等级的处境。而与本领域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等环境资源保护单行法处于同一效力等级，不具备基本法的形式地位。因此，既无法实现与其他部门法的平等对接，又无法从法律体系上统领环境资源法。 将《环境保护法》作为一项基本法，并不是出于环境法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而是出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环境保护是整个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基本的关系和问题，属于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问题。从立法学上看，已经具备了基本法律的性质。并且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因此，从其内容的重要性上也应当使《环境保护法》具备基本法的地位。 因此，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从立法程序上保证其基本法地位。 在微观层面上，现行《环境保护法》在环境保护法基本原则，环境保护基本制度，环境权确认和保护以及环境保护法律实施和救济等方面均存在有待完善之处。 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过时。《环境保护法》第24条规定了“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从字面上即可以看出，该原则仅适用于污染治理领域。而现实的环保工作已经涵盖了污染防治、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保护等各个方面。并且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了更为全面和科学的“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原则。但是，该决定仅仅是一个行政法规的规定，效力等级太低，使得该原则无法作为整个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原则来指导环境于资源保护工作。第6条略微体现了环境责任原则，但是只是从单位和个人对污染和破坏环境行为的检举权角度来暗含的，没有明确规定，并且有以下的局限性：限于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而未包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主体限于生产者，而未及消费者和监管者。因此，应当整合第24条和第6条的规定的精神，并以当今先进的环境法理念为指导，确定环境责任原则，该原则涵盖了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消费者最终承担、受益者负担和主管者负责等子原则。《环境保护法》第8条规定：“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这体现了鼓励参与环境保护的原则。但是，该规定对于调动公众积极性是十分不够的。应该规定在确立公民环境权的基础上全面而切实的规定公众参与原则，其内容应包括：建立环境重大事项公众意见征求制度；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保障；对于社会团体开展环保工作的法律保护机制等。再如前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应该修正为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基本制度方面，现行环境保护法确立的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存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适用面过于狭窄等问题。之所以说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因为现行环境法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主要强调命令加控制的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尽管政府的行政控制手段在治理污染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环境保护部门经费不足、人力资源缺乏、手段单一、程序不完备甚至寻租等。 随着经济发展，污染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已经日益明显，环境保护工作已经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式、事后制裁型的模式进行，而应该更多地采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原有的计划经济手段由于没有将主体的环保努力与其经济利益联系，既不能遏制污染的扩展，又不能驱动主体减少排放量。现行环境保护法确立的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有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下面就具体的各个制度逐一分析。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实际上实行的是双轨制，即对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实行的是排污即收费制度，而对于其他环境因素的排污是超标才收费。“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现有些法律规定跟不上形势需要的情况，也就是立法工作不到位的问题。如超标排污是否构成违法的问题，我们认为超标排污就是违法，不能以缴费代替。但现在法律规定是超标缴费，并不予以处罚。这就难以禁止超标排放污染物的问题，这就是立法工作跟不上环保工作形势需要”。 而且目前的排污收费仅限于企事业单位，而未对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居民家庭征收排污费；收费标准仅有浓度，而无量的标准，不利于环境保护。限期治理制度中，限期治理决定权的归属不合理。环境保护法第29条第2款规定：“中央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市、县或者市、县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市、县人民政府决定”。首先，决定权由政府而非环境保护部门行使，会造成政府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而执行不力；再者，污染项目不分大小，均由一级政府决定，会造成政府工作量大，而无力及时处理小规模的污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二：首先，该制度适用范围仅限于污染防治领域，应该扩大到生态保护领域；其次，目前的环评执行时间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而在项目立项之后。在实践中，政府部门一旦立项，并开展了相关工作，出于惯性就很难因为环境保护而取消项目，而从经济学角度，先立项再环评，不通过再撤销，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因此，应该在立项之前就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法第26条规定了“三同时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是适用范围过窄；二是未解决分散治理与集中控制的矛盾。应该明确规定项目已执行“三同时”制度，还应参与集资建设集中处理设施。 我国现行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只是在有关法律条文中推出环境权的内容，如现行《环境保护法》第6条和《民法通则》第83条的规定等。 环境权是一种自然权利和法律规定的新型人权，是公众行使参与权的基础，因为公众行使程序上的参与权，必须有实体法上的环境权的支撑。所以，应该修改《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环境权，即公民拥有享有良好、舒适环境的权利和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为保证环境权的实现，同时赋予公民和有关社会组织享有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和环境索赔权。环境知情权包括了解、掌握环境公共信息（如环境状况公报、空气质量日报等）和环境个别信息（如某个污染企业的排污数据等，包括国家环保总局要求的污染严重企业公开其环境信息）的权利；环境参与权包括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参与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管理和制度的宣传和实施公益性环保活动及对环境管理机关的监督；环境索赔权亦称环境请求权，包括向有权机关请求取消或停止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项目及其运营，并有权向法院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 在环境保护法的执行保障上，存在着行政管理权限设置不科学、环境执法强制力不够、政府责任不清晰、环境违法的法律责任规定过轻且不明确 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和各级公安、交通、铁道、民航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该条规定实际上对权力的界限的规定十分模糊，也没有规定权力行使的程序，没有部门权力冲突时的解决方案。因此，极易出现有好处的事项各部门争着管辖，反之，则相互推诿的情形的出现，与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法治政府的理念相冲突。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的我国环境监督管理体制可概括为：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即主管；公安、交通等其他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即分管。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容易造成环境监管上的受政府地方保护干扰的情形；且环保部门作为环境统一监管部门与政府其他部门的职责权限尚未划清，缺乏协调机制。 《环境保护法》第45条规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规定得十分模糊。由于未明确规定环境权，因此环境责任制度也不完善。应该明确规定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规定环境法律责任的社会性、公益性判断标准。在环境行政监管方面，环境法没有赋予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与行政处罚权相应的强制权力。由于没有行政强制手段导致执法不力，不能及时排除污染。例如罚款、责令停止建设、生产或者关闭等的执行必依赖于法院，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既费时又不经济，也难以提高办事效率，并有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因此，为了树立环保执法权威，严格环保执法，必须建立环保行政强制手段。 《环境保护法》第5章共11条规定了环保法律责任。但是，这些规定都不具体明确。一般表述为“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等，法律后果十分不明确。法律责任的追究应严格依据法律对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规定不明确的法律责任条款实际上会造成对违法行为难以追究法律责任的后果。该章对法律处罚的规定也过轻。应该修改法律责任这一章，明确规定各种环境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在处罚力度上要与行为相符合。 综上所述，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在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存在不足之处，应当及时科学地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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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整个环境法的价值取向上的偏差，才造成了环境保护法在许多具体制度上的不完善，使得实践中许多地区实际上仍然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致“全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相当多的地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变，有的甚至还在加剧，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制约一些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所以，应当明确宣示可持续发展原则，修改《环境保护法》的立法目的为“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环境污染、破坏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环境权益，提高环境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在《环境保护法》的具体制度设计中都要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思想。 其次，在基本内容上，现行《环境保护法》基本局限于污染防治，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内容很少且含糊。关于自然资源保护的内容，在法律条文上体现为现行《环境保护法》的第三章“保护和改善环境”。从条文数量上看，只有8个条文；从法律规范的角度看，这些规定都比较抽象和笼统，多是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权利义务规定。只泛泛地规定了主体（该章中主要是政府）应当如何行为，却完全没有规定否定性法律后果。例如，环境保护法第16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本辖区的环境质量负责，采取措施改善环境质量”。没有规定政府不负责的处罚措施。因此，属于不完全的法律规则，从法律实施效果上分析的话，几近形同虚设。 忽视自然资源保护的弊病还体现在一些环境制度中。例如，目前的“三同时”制度尚仅限于污染防治，不利于整体环境保护。目前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也有同样的局限性。 环境和资源本来就是联系紧密的两个要素。在环境科学中，环境和自然资源是统一的。首先，环境与自然资源都是以物质或能量的方式出现并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二者都是人类生存、发展所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其次，环境是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实物载体和组成部分的，是以自然资源为主体的众多环境要素按照一定自然规则和体系所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集合体；而自然资源则相应的是自然环境在自然界的最基本表现形式，是自然环境这一整体中的最重要的局部。从该种意义上来说，“环境是自然资源的来源和存在处所，自然资源是环境要素的物质体现。环境就好比是自然资源再生产的工场，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自然资源再生产能力的好坏。”因此，将此二种客体融合起来，由同一部基本法进行调整，有利于环境的整体保护。环境保护也决不仅仅是防治污染就能解决的。将二者相统一，还可以从立法层面上防止污染防治和资源保护在执法过程中的相互分离和矛盾，促进环境保护总目标的实现。 最后，在法律地位上，现行《环境保护法》的处境比较尴尬。按照《环境保护法（试行）》立法时的设想，当时即将《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据1979年制定《环境保护法（试行）》的立法文献记载，“将环境保护法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法，主要是规定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而一些具体的规定，则将在大气保护法、水质保护法等具体法规和实施细则中去解决。” 若充当环境保护的基本法，既需要在内容上加以体现其“基本”，也需要在形式上保证其基本法的地位。也就是说，《环境保护法》需要具有国家基本法的地位。但是，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并不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而只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样，它并不属于我国立法体制中的基本法，而是普通法。如此，《环境保护法》与本来应属于同一等级的《刑法》、《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法律相比较，就处于低一等级的处境。而与本领域的《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土地管理法》等环境资源保护单行法处于同一效力等级，不具备基本法的形式地位。因此，既无法实现与其他部门法的平等对接，又无法从法律体系上统领环境资源法。 将《环境保护法》作为一项基本法，并不是出于环境法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而是出于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环境保护是整个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基本的关系和问题，属于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特别重要的问题。从立法学上看，已经具备了基本法律的性质。并且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因此，从其内容的重要性上也应当使《环境保护法》具备基本法的地位。 因此，在修改《环境保护法》时，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从立法程序上保证其基本法地位。 在微观层面上，现行《环境保护法》在环境保护法基本原则，环境保护基本制度，环境权确认和保护以及环境保护法律实施和救济等方面均存在有待完善之处。 现行环境保护法规定的一些基本原则已经过时。《环境保护法》第24条规定了“谁污染、谁治理”原则。从字面上即可以看出，该原则仅适用于污染治理领域。而现实的环保工作已经涵盖了污染防治、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保护等各个方面。并且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了更为全面和科学的“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原则。但是，该决定仅仅是一个行政法规的规定，效力等级太低，使得该原则无法作为整个环境资源法的基本原则来指导环境于资源保护工作。第6条略微体现了环境责任原则，但是只是从单位和个人对污染和破坏环境行为的检举权角度来暗含的，没有明确规定，并且有以下的局限性：限于环境污染和破坏行为，而未包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主体限于生产者，而未及消费者和监管者。因此，应当整合第24条和第6条的规定的精神，并以当今先进的环境法理念为指导，确定环境责任原则，该原则涵盖了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破坏者恢复、消费者最终承担、受益者负担和主管者负责等子原则。《环境保护法》第8条规定：“对保护和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人民政府给予奖励。”这体现了鼓励参与环境保护的原则。但是，该规定对于调动公众积极性是十分不够的。应该规定在确立公民环境权的基础上全面而切实的规定公众参与原则，其内容应包括：建立环境重大事项公众意见征求制度；环境影响评价过程中的公众参与保障；对于社会团体开展环保工作的法律保护机制等。再如前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原则应该修正为可持续发展原则。 在基本制度方面，现行环境保护法确立的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存在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适用面过于狭窄等问题。之所以说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是因为现行环境法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主要强调命令加控制的手段来解决环境问题。尽管政府的行政控制手段在治理污染方面有其积极作用，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环境保护部门经费不足、人力资源缺乏、手段单一、程序不完备甚至寻租等。 随着经济发展，污染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已经日益明显，环境保护工作已经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式、事后制裁型的模式进行，而应该更多地采取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原有的计划经济手段由于没有将主体的环保努力与其经济利益联系，既不能遏制污染的扩展，又不能驱动主体减少排放量。现行环境保护法确立的环境保护的基本制度有排污收费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度。下面就具体的各个制度逐一分析。我国现行的排污收费制度实际上实行的是双轨制，即对水污染和大气污染实行的是排污即收费制度，而对于其他环境因素的排污是超标才收费。“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现有些法律规定跟不上形势需要的情况，也就是立法工作不到位的问题。如超标排污是否构成违法的问题，我们认为超标排污就是违法，不能以缴费代替。但现在法律规定是超标缴费，并不予以处罚。这就难以禁止超标排放污染物的问题，这就是立法工作跟不上环保工作形势需要”。 而且目前的排污收费仅限于企事业单位，而未对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个体工商户以及居民家庭征收排污费；收费标准仅有浓度，而无量的标准，不利于环境保护。限期治理制度中，限期治理决定权的归属不合理。环境保护法第29条第2款规定：“中央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市、县或者市、县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市、县人民政府决定”。首先，决定权由政府而非环境保护部门行使，会造成政府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而执行不力；再者，污染项目不分大小，均由一级政府决定，会造成政府工作量大，而无力及时处理小规模的污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存在的问题有二：首先，该制度适用范围仅限于污染防治领域，应该扩大到生态保护领域；其次，目前的环评执行时间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而在项目立项之后。在实践中，政府部门一旦立项，并开展了相关工作，出于惯性就很难因为环境保护而取消项目，而从经济学角度，先立项再环评，不通过再撤销，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因此，应该在立项之前就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环境法第26条规定了“三同时制度”，存在的问题一是适用范围过窄；二是未解决分散治理与集中控制的矛盾。应该明确规定项目已执行“三同时”制度，还应参与集资建设集中处理设施。 我国现行法律（包括环境保护法）没有明确规定环境权。只是在有关法律条文中推出环境权的内容，如现行《环境保护法》第6条和《民法通则》第83条的规定等。 环境权是一种自然权利和法律规定的新型人权，是公众行使参与权的基础，因为公众行使程序上的参与权，必须有实体法上的环境权的支撑。所以，应该修改《环境保护法》，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环境权，即公民拥有享有良好、舒适环境的权利和承担保护环境的义务。为保证环境权的实现，同时赋予公民和有关社会组织享有环境知情权、环境参与权和环境索赔权。环境知情权包括了解、掌握环境公共信息（如环境状况公报、空气质量日报等）和环境个别信息（如某个污染企业的排污数据等，包括国家环保总局要求的污染严重企业公开其环境信息）的权利；环境参与权包括参与国家环境管理的预测和决策、参与资源开发利用的环境管理和制度的宣传和实施公益性环保活动及对环境管理机关的监督；环境索赔权亦称环境请求权，包括向有权机关请求取消或停止对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项目及其运营，并有权向法院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等。 在环境保护法的执行保障上，存在着行政管理权限设置不科学、环境执法强制力不够、政府责任不清晰、环境违法的法律责任规定过轻且不明确 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港务监督、渔政渔港监督、军队环境保护部门和各级公安、交通、铁道、民航管理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对资源的保护实施监督管理。”该条规定实际上对权力的界限的规定十分模糊，也没有规定权力行使的程序，没有部门权力冲突时的解决方案。因此，极易出现有好处的事项各部门争着管辖，反之，则相互推诿的情形的出现，与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法治政府的理念相冲突。环境保护法第7条规定的我国环境监督管理体制可概括为：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统一监督管理，即主管；公安、交通等其他有关部门监督管理，即分管。这种双重管理体制，容易造成环境监管上的受政府地方保护干扰的情形；且环保部门作为环境统一监管部门与政府其他部门的职责权限尚未划清，缺乏协调机制。 《环境保护法》第45条规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规定得十分模糊。由于未明确规定环境权，因此环境责任制度也不完善。应该明确规定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规定环境法律责任的社会性、公益性判断标准。在环境行政监管方面，环境法没有赋予环境保护行政机关与行政处罚权相应的强制权力。由于没有行政强制手段导致执法不力，不能及时排除污染。例如罚款、责令停止建设、生产或者关闭等的执行必依赖于法院，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既费时又不经济，也难以提高办事效率，并有可能对环境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因此，为了树立环保执法权威，严格环保执法，必须建立环保行政强制手段。 《环境保护法》第5章共11条规定了环保法律责任。但是，这些规定都不具体明确。一般表述为“可以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罚款”等，法律后果十分不明确。法律责任的追究应严格依据法律对责任构成要件的规定，规定不明确的法律责任条款实际上会造成对违法行为难以追究法律责任的后果。该章对法律处罚的规定也过轻。应该修改法律责任这一章，明确规定各种环境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在处罚力度上要与行为相符合。 综上所述，现行的《环境保护法》在宏观上和微观上都存在不足之处，应当及时科学地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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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生态环境保护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当前，如何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一、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的内涵非常丰富，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可持续发展，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处理好可实现“双赢”，处理不好则两败俱伤。这一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是富民强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良好的环境是高质量生活的必要条件，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有悖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初衷。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短缺，反过来会制约经济的增长，甚至制约一些产业的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其次，经济增长不足或增长方式不当是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贫困地区毁林开荒、草原过牧、陡坡种粮等，是造成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的主要原因。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把环境成本外部化，不考虑资源更新的速度及生态服务价值。低成本的工业扩张，是造成环境严重污染和资源浪费、短缺的根源所在。 第三，发展经济要有可持续性。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子孙后代发展的需要，给后代人留下良好的环境条件是我们必须负起的历史责任。 第四，环境问题是发展带来的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加以解决。没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缺乏改善环境的条件和资金的支持，保护环境难以奏效。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与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进步程度密切相关，只有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环境保护问题，才能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综上所述，保护和改善环境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之一，解决今天的环境问题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及如何发展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主要的环境问题及其对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制定了法律，设置了机构，逐步增加了投入，加大了重点地区的治理，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初步控制，一些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环境保护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但是，当前环境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形势严峻。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远远超过环境自净能力。废水排放量2003年达到460亿吨，其中主要污染物化学耗氧量（COD）6万吨，超过环境容许量68％。城市垃圾产生量已接近每年4亿吨，处理率仅2％，无害化处理率更低。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每年约1000万吨，1／3没得到安全处置。 水和大气环境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区相当严重。我国地面水环境质量标准分五类，一类水最好，源头没有任何污染，三类以上的可作饮用水源，最差的五类可以用于农业灌溉。2003年七大水系407个监测断面中一至三类的水仅占1％，劣五类的水占7％，即近1／3的水用于农业灌溉都不合格，可见污染之重。我国大气环境质量标准分三级，一级标准空气质量最好，长期生活在超过三级标准的大气中，身体会受到伤害。2003年国家掌握监测数据的340个城市中达到空气质量标准二级以上的城市有142个，占7％；超过三级标准的城市91个，占8％。 目前新的环境问题已经凸现，环境污染呈现复合型、压缩型，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我国江河湖海有机污染依然严重，同时湖泊和海域又出现以氮、磷为主要污染物的富营养化问题。不少城市饮用水源地已监测到许多微量的有毒有害化合物，直接影响人的健康。大气中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污染尚未解决，大城市由于机动车的快速发展，氮氧化物及其带来的光化学烟雾污染呈明显加重趋势。除了大气和水污染之外，土地污染也日益突出，直接影响食品安全。废旧汽车、家电造成的污染也成为新的环境问题。放射性污染威胁也在增加，国内已有6万多枚各类放射源，每年还以15％的速度增加，尚有上万枚废弃源未得到合理收贮，几乎每月都发生放射源被盗事件上，威胁公众安全。 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尚未得到遏制。土地资源破坏主要表现在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特别是后者，目前面积仍在扩大。森林生态系统呈现数量增长质量下降并存的局面，草原退化面积大、程度重。水生态系统严重失调，北方更为突出，江河断流、湖泊萎缩、地下水下降、湿地干涸，旱灾、水灾不断，损失越来越大。我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目前破坏很严重，珍稀物种处于濒危状态，有些已经绝迹，品种资源锐减，野生种源大量流失，外来物种危害加剧。 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首先是经济损失巨大。我国专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和2001年的研究表明，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约占当年GDP的3～4％。世界银行1997年发表的报告测算，中国仅大气和水污染造成的损失就约540亿美元（以1995年计），占同期GDP的8％。据国家环保总局2001年调查，西部9省区生态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494亿元，占9省区GDP的13％。如果从微观上分析，水质污染导致饮用水和企业生产用水处理成本增高；超标的污水用于农灌，既减少农作物的产量，又降低其品质。今年3月份由于四川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化肥厂违法排污造成沱江严重污染，仅初步调查，损失就达二亿多元。 其次，环境污染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成为群众日益关注的社会问题。局部地区土法冶炼金属已造成周围人群患病。中国与美国的一项联合研究证明，我国一些城市的大气污染已影响到儿童的肺功能。世界银行上个世纪末一项研究表明，我国主要城市中，每年约有8万人由于大气污染的危害过早死亡，每年由于大气污染致病而造成的工作日损失达740万人年。 第三，环境问题影响社会稳定。由于环境污染引发的群众来信来访呈显著上升趋势，经常发生因污染问题企业与周边群众矛盾尖锐。上下游水污染和跨界污染纠纷近年来日益增多，甚至造成不同地区之间的冲突。法院审理涉及环境保护的各类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呈上升趋势。 目前，我国已签署和批准了30多项国际环境公约，履约任务繁重。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影响我国际形象，同周边国家存在的环境问题处理不好会成为外交摩擦的隐患。我国工农业生产过程和产品环境标准低，有些还没有环境标准，直接影响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也不断受到发达国家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的限制。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解决环境问题应从经济发展入手 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明确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我国现阶段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来实现的。这不仅制约经济持续增长，也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长必须建立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基础上。二要转变体制和机制，经济体制的转变既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又要符合生态环境的规律，干部政绩考核不仅要考核GDP是否增长，还应考核环境质量变化的指标和环保法规执行的情况。三要制定有利于增长方式转变的经济政策，包括各种资源能源节约的政策、资源回收和综合利用的鼓励政策、排污收费制度等。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即从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模式：资源―――产品―――消费―――废弃物，转到新的资源循环利用发展模式：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循环经济强调的原则是，资源“减量化、再使用、可循环”。从国内和国际一些试点的经验看，在企业层次可通过开展清洁生产审计，最大限度减少生产中原材料的消耗，不用或少用有毒有害的原材料，不排或少排废弃物。通过建立生态工业园或把不同企业联合起来，相互利用生产的废弃物，从而减少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深化生态省、生态市和生态示范区建设，并扩展到消费领域，建立循环型社会。 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国际研究表明，国家发展有四类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加工资本（实物）和自然资本。如果在经济增长中其他资本增加了，而自然资本减少了，总资本量可能不是增加而是减少。如果单纯用GDP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可能导致不计代价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忽视经济的结构、质量和效益，忽视环境保护和社会进步等后果。 坚持以人为本，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要把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实现胡锦涛同志提出的“着眼于人民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洁的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在良好的环境中生产生活”的要求。 要做到环境信息公开，公开发布国家和各地区的大气和水环境质量状况，公开政府在环保方面采取的措施，让人民群众了解当前我国严峻的环境形势和政府为此做出的努力。还要依法公开企业排污行为，发动广大群众和社会舆论进行监督。 要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环境保护事业涉及千家万户，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是推动环保事业最强大的力量。要发动群众为环保献计献策，鼓励群众对违法排污企业检举报告。要支持绿色社区、绿色学校创建活动，支持和引导环保社团和环保志愿者开展的各种宣传教育活动。 倡导和鼓励绿色消费，关注并采取措施解决老百姓关心的食品安全、饮用水安全、室内污染和白色污染等问题。要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和标准，发展环保标志产品和环境管理体系（ISO14000）认证工作，推广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政府要带头制定绿色采购政策，扶持有利于环境的产品占领市场。 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实现环境保护跨越发展 严重的环境污染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们不能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严重污染环境、后来再治理恢复的路子。如何走出一条新路子，实现环保跨越式发展？一靠机制、体制创新，二靠科学技术进步。今后技术进步应更加重视资源利用率的提高，这既有利于缓解资源不足，又有利于环境保护。国际上有学者提出四倍跃进的观念，即通过采用新技术，可以做到消耗一份能源或资源，创造目前四倍的经济增长。 建立一个节约型社会是当前非常紧迫的问题。由于管理和技术水平的落后，我国工业生产无论是单位产品还是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能源、水资源和一些原材料都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高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我国GDP占世界的3％左右，而每年消耗的钢材、水泥分别占到世界的25％和50％。建立节约型社会，除了要加强宣传、提高认识，制定法律和各项经济政策，确定合理的资源价格外，更重要的是大力开发和推广节约能源和资源及资源综合利用、回收利用的技术，发展静脉产业。 做好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 企业的行为对环境质量和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要健全国家环保法律法规及其配套的制度和标准，严格查处违法排污企业，提高处罚标准，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要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和收费制度，从机制上促进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要有各种引导措施，激发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和树立企业的品牌形象，努力实现双赢。要逐步推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即生产某些耐用消费品和对环境有影响产品的企业，要负责这些产品使用后回收和处理，能再利用的再利用，能作为资源回收的，处理后作为资源再用，无法回收利用的做到无害化处理。 增加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政府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是起主导作用的。增加对环境保护投入是非常关键的措施。这一方面是政府实施公共财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因为环境问题往往表现为外部的不经济性。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来说，尽可能减少在环境方面的投入是其自发倾向。政府为维持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必须加大法制的力度，严格要求企业达到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同时政府自身也应加大投入，起到引导促进作用。城市集中产生的环境问题、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特别是国家为民族长远利益建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和珍稀物种保护、环境执法能力建设等，都需要政府的投入。除了政府增加投入外，要通过各项政策措施调动各方面的社会资本投入环境保护，推动污染治理的市场化、企业化运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家还应探讨设立环境税和环保专项基金的可能性，为保护和治理环境建立可靠的资金渠道。 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许多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些全球环境问题制定了几十个环境公约和议定书。我们应该积极参加这些公约和议定书的谈判和相关项目的合作。一方面维护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合法的环境权益，一方面对外介绍我国的环保工作，消除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影响，努力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国际交往中需要处理好环境与贸易的关系。我国不少产品特别是农牧产品，由于环境污染或产品不符合对方的环境标准而被发达国家限制进口。这一方面需要提高我国产品的环境质量要求，另一方面也要通过外交手段，消除发达国家有意设置的绿色贸易壁垒。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促进生态环境保护，实质上是要处理好眼前和长远利益、局部和全局利益的关系，我国党和政府已经做出了正确选择，各级政府和部门要通过各项具体工作认真加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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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水污染防治是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和谐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国家现代化建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当前我国水污染形势十分严峻，防治水污染任务非常艰巨，为了确保人民喝上干净的水，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和谐协调发展，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发展方式，走循环经济之路。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探寻防治水污染的措施，保护水资源永续利用，让人民喝上干净的水。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水污染严重产生的根本原因面对水污染的严峻现实，要求我们积极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和对策。我国水污染严重，究其原因，既有硬件的问题，又有软件的问题；既有经济实力不足和防治设施落后问题；也有认识跟不上和管理落后的问题；既有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的问题，也有政策上的弊端和法制不完备的问题。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我认为是受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发展模式的影响和束缚。（1）长期以来，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单向流动的线形增长经济发展模式来发展经济，以资源高开采——高消耗——高污染来带动经济的高增长，结果导致水资源的高度破坏，造成水污染严重后果；（2）受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在工业经济增长发展中不是以提高废弃物的最大利用率，提高水的资源化程度来减少污水的排放，而是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弃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结果增加污水排放总量，加剧水的污染。（3）错误地将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在经济发展中先经济后环保；先污染后治理，结果污水处理设施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污水处理设施严重不足，污水处理率低，中水不能很好的回收利用，污水综合利用差，水污染不能有效控制。解决水污染防治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循环经济解决水污染防治，保护好水资源永续利用必须转变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发展模式，走以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发展之路。循环经济的核心是最有效利用资源，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生态与环境污染治理目标的决定性举措。我们必须很好地学习、掌握循环经济，运用循环经济的理念去探索水污染防治的措施。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探索水污染防治措施胡锦涛总书记在2004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指示“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到区域经济发展，城乡建设和产品生产中，使资源得到最有效利用，最大限度的减少废弃物排放，逐步使生态步入良性循环，努力建设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示范区、生态省。”这些重要指示为我们发展循环经济，搞好水污染防治，保护环境指明了方向。走最有效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基础的循环经济之路，运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探索水污染防治措施是保护水资源，做好经济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选择。1、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推进企业清洁生产，发展以清洁生产为主的生态产业。清洁生产是一种对生产原料、生产过程和产品售后服务全过程进行预防控制达到资源利用率最高，环境污染最少的科学方法。它既着眼于减轻水污染，保护环境，又重视节约水资源，发展经济。同时它实施生产全过程的控制，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力求做到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废弃物（污水）的最小排放。以达到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统一和可持续发展。2、按照循环经济的理念，建立由共生企业群组成生态工业园区，形成循环经济产业链，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在工业园区内，根据生态学原理组织生产，通过企业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集成，形成企业间的工业代谢和共生关系，使上游企业的“废料”成为下游的原料，实现资源利用最大化。污水集中综合处理，中水四用，实现废水零排放，大大提高水污染防治能力，保护水资源永续利用，保护环境。3、在一些区域流域积极开展循环经济的试点工作，用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探索区域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措施，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防治水污染。三、以循环经济观点防治水污染的具体措施 当前我国各区域的水污染形势有了新的发展。不仅有工业点源污染、城市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污染也日益加剧，江河湖库的内源污染迅速上升，水生态系统严重蜕化，自我修复能力大大降低。 没有水资源保障，循环经济将无法发展。必须按流域保护水资源。区域水污染防治的创新考虑的出发点是：从大系统的观念出发，各部门协作，整体规划，防治并重，以防为主。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清洁生产、资源循环，把污染挡在上游；与此同时，在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陆地和水体，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和农业污染综合治理；把处理后的中水有效地回收利用，形成水资源的循环利用；在可能的条件下，大力稀释、清淤，加强水生态系统建设。1．建立负国内生产总值参照体系，以产业结构调整为防污主线 有条件的区域可以先行建立水污染的负国内生产总值参照体系，对产值较高，表面经济效益较好的产业和企业，按循环经济的原则规范。促进发展循环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使企业真正产生循环经济的效益；不能保护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投入治污，表面、片面上有产值能赢利的企业。初步、简单地统计负国内生产总值约等于国家、地方政府治污的投入。2．建立行业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定额指标体系，真正实现污水减量化 目前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是美国的8倍，是日本的25倍；而《21世纪初期首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规划》中有的地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也就是说，是日本的75倍！而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如此大的耗水量，如何支撑得了？如此多的污水，如何处理得了？只有使行业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定额进入国家和区域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有了法定的约束，才能真正实现污水减量化。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如果仍然允许如此之高的耗水量存在，势必形成高耗水、高污染的产业向我国转移，污水量进一步增加，使我国的水污染形势进一步恶化，大大降低国际竞争能力。3．以饮用水源地水质标准的制定带动治污标准的提高，保证人民身体健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目前还没有从人体健康出发的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标准，应由水利、卫生、建设和环保部门联合起来，抓紧制定，以此严格要求，提高污水处理标准，从源头保证自来水达标，让居民饮用水和生活用水的质量有可靠的保证，生活质量有所改善。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应是区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上海自来水市北公司已于2001年2月按国际惯例向用户公布年度水质，应在其他特大城市推广。4．清淤、输水加强水生态系统建设 水利部门要利用自己独特的优势，通过水利工程手段进行河湖本底清淤，不要先污染后治理，把二次污染即内源污染消除在上升阶段。 同时，要在排污总量超标的枯水时段，通过水资源的统一管理调水输水，稀释污染，使得水体达标。 以上两方面都是水生态系统建设，即整治已蜕变的水生态系统和防止对水生态平衡的大冲击，从而保持一个可以承载人类生存环境的良好水生态系统。5．将中水回收利用纳入区域循环经济体系 目前我国的大多数污水处理厂没有正常运行，生产效率低下，如此也造成没能真正实现中水回收利用，考虑建立良性循环的水生态系统的需要，应将中水回收利用纳入区域循环经济体系。中水回收利用的办法：一是在水费中征收污水处理费，上交作为地方政府污水治理和中水回收利用管路的投入。二是由污水处理厂出售中水给市政环境部门、企业和用户，作为污水处理厂的成本和利润。三是地方政府制定一系列鼓励中水回收利用的政策，鼓励中水产业。6．在特定区域试点节水型产业的循环经济 太湖流域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有投入能力；水污染严重，全面治污迫在眉睫的地区，应按新思路制定一个全面的水资源规划。先建立污染负国内生产总值统计参照指标体系和行业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定额指标体系，用这两个指标体系约束、限制以至禁止高耗水、高污染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控制点源污染。做到生活污水截流，工业废水减排，农业污染控制，引水清淤修复水生态系统，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以上述两个统计指标体系为标准，在上述地区以流域为单元，根据水资源状况提出纳污总量，按地区和企业分解，实行总量控制，保证地区经济发展；划分水功能区，实行区域控制，鼓励效益高、污染少的产业、企业和农户，控制面源污染；进行系统分析，科学计算来确定排污口，监测地下水质，充分利用水体自净能力，保证水质污染积累不再增加；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湖库清淤，河道疏浚，采取工程和生物措施控制内源污染。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利用高新技术集中治污，促进中水回收利用。 在全面防治污染方面贯彻循环经济的理念，是水资源保护的新思路，是以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可持续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当务之急。
自然科学论文——遗传学论文 论文概要：介绍遗传，变异，生物物种多样性的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人类对生物资源的创造和利用状况。并且，在论述中强调了对这些生物资源的利用要合理适当，要保护自然界生物多样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遗传，变异及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及其所包含的一些内容： 1．遗传：是指生物亲代与子代之间、子代个体之间相似的现象，一般是指亲代的性状又在下一代表现的现象。但在遗传学上，是指遗传物质从上代传给后代的现象。 2．变异：生物有机体的属性之一，它表现为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差别。变异有两类，即可遗传的变异与不遗传的变异。现代遗传学表明，不遗传的变异与进化无关，与进化有关的是可遗传的变异，后一变异是由于遗传物质的改变所致，其方式有突变与重组。 突变可分为基因突变与染色体畸变。基因突变是指染色体某一位点上发生的改变，又称点突变。发生在生殖细胞中的基因突变所产生的子代将出现遗传性改变。发生在体细胞的基因突变，只在体细胞上发生效应，而在有性生殖的有机体中不会造成遗传后果。染色体畸变包括染色体数目的变化和染色体结构的改变，前者的后果是形成多倍体，后者有缺失、重复、倒立和易位等方式。突变在自然状态下可以产生，也可以人为地实现。前者称为自发突变，后者称为诱发突变。但是自发突变通常频率很低，诱发突变是指用诱变剂（X射线，γ射线、中子流及其他高能射线，5-嗅尿嘧啶、2-氨基嘌呤、亚硝酸等化学物质，以及超高温、超低温等）所产生的人工突变。 3．生物多样性：指一定范围内多种多样活的有机体(动物、植物、微生物) 有规律地结合所构成稳定的生态综合体。 这种多样性包括动物、植物、微生物的物种多样性，物种的遗传与变异的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其中，物种的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它既体现了生物之间及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又体现了生物资源的丰富性。 另外，遗传（基因）多样性是指生物体内决定性状的遗传因子及其组合的多样性。物种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在物种上的表现形式，可分为区域物种多样性和群落物种（生态）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是指生物圈内生境、生物群落和生态过程的多样性。（1） 知道了遗传，变异及自然界生物物种多样性的概念，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它们之间的关系： 首先来看遗传与变异的关系：遗传与变异是矛盾的但又对立统一的关系。由于遗传而确保了生物的稳定性和世代延续性，是相对“不变”的；而变异是绝对的“变”，它使生物原有的特性发生改变，从而产生出新的生物性状或类型，为生物的进化与发展提供动力。没有变异，遗传只能是简单的重复，生物就无法进化。因此，在维持物种的稳定性上，遗传与变异是对立的。然而，没有遗传，变异就不能积累，新的变异就失去了意义，生物同样也不能进化。所以，在进化方面，遗传和变异又是统一的。 理清了遗传与变异的关系，现在再来看遗传和变异与自然界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关系： 遗传与变异是自然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是遗传和变异为生物的发展、进化提供了原材料。具体来说，遗传是生物稳定性的基础，变异是生物多样性的前提，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在遗传和变异的共同作用下，自然界生物存在着多样性，同时各种生物又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能够与其它生物种类加以区分。总之，没有变异，自然界就不会多姿多彩，就不会有自然界的多样性；没有遗传，自然界就会处于无序状态，也不会有自然界的多样性。 （2）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遗传和变异与自然界生物物种多样性的关系，那么生物多样性有什么价值，人类又是怎样利用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资料： 一．1993年，联合国环境署组织专家编写的《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指南》中，将生物多样性价值划分为5种类型： 1．具显著实物形式的直接价值； 2．无显著实物形式的直接价值； 3．间接价值； 4．选择价值； 5．消极价值。（3） 二．表一： 中国生物多样性国情研究报告的价值分类系统 主要价值类型 直接使用价值 间接价值 选择价值或潜在价值 存在价值或内在价值 产品及加工品直接使用价值 服务价值 对人们提供效益的典型用途 林业，农业，畜牧业，渔业，医药业，工业，餐饮业，消费性利用价值 旅游观光价值，科学文化价值，畜力使役价值 有机物生产，维持大气平衡，物质平衡，水土保持，净化环境 潜在使用价值，潜在保留价值 确保自己或别人将来能利用某种资源或某种效益 从资料中可以看出：生物多样性是全人类共有的宝贵财富。生物多样性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食物、药物、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大量的工业原料。生物多样性维护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并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们依靠生态系统净化空气、水，并充腴土壤。此外，科学实验证明，生态系统中物种越丰富，它的创造力就越大。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每一种物种的绝迹，都预示着很多物种即将面临死亡。 生物多样性还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具有独特的作用，例如利用野生稻与农田里的水稻杂交，培育出的水稻新品种可以大面积提高稻谷的产量。在一些人类没有研究过的植物中，可能含有对抗人类疾病的成分。这些野生动植物如果绝迹，是人类的重大损失。另外，生物物种资源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基础，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资源，也是农业发展的基石。每个生物物种都包含丰富的优良基因，基因资源的挖掘可以给国家带来财富，给人类带来文明。一个基因甚至可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乃至一个民族的兴衰。矮秆基因的发现导致了全世界粮食生产的“绿色革命”；水稻雄性不育基因的利用，创造了中国杂交稻的奇迹；优质羊毛基因的育种应用直接繁荣了澳大利亚的畜牧业生产。过去数十年来，全世界植物新品种不断推新，粮食亩产快速提高，正是得益于生物物种及其遗传多样性的贡献。生物物种资源的拥有和开发利用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4） 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对于人类的生活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因为生物多样性如此重要，而生物多样性保护不仅能对当代产生最大的持续利益，而且还能造福子孙后代。因此，开展生物多样性的研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成为各国政府及社会各界有识之士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下面就让我们来谈谈这个问题： 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措施主要有三条：(1)建立自然保护区。建立自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已成为世界各国保护自然生态和野生动植物免于灭绝并得以繁衍的主要手段。我国的神农架、卧龙等自然保护区，对金丝猴、熊猫等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和繁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建立珍稀动物养殖场。由于栖息繁殖条件遭到破坏，有些野生动物的自然种群，将来势必会灭绝。为此，从现在起就必须着手建立某些珍稀动物的养殖场，进行保护和繁殖，或划定区域实行天然放养。如泰国对鲜鱼的养殖。(3)建立全球性的基因库。如为了保护作物的栽培种及其它可能会灭绝的野生亲缘种，建立全球性的基因库网。现在大多数基因库贮藏着谷类、薯类和豆类等主要农作物的种子。（5） 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人类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比如说诱变，基因合成，转基因等）创造出更多人类生活所需的物种，从而满足人类各种各样的需求。另外还有一些方法可产生新物种，如利用激素处理，植物的组织培养技术，但它们要么无法产生新的品种，要么把产生的变异遗传下去，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效率。 19世纪初，孟德尔的遗传定律被重新提出； 20年代，美国人将杂交原理运用到玉米育种上，取得了显著效果； 40年代，育种的手段中又增加了杂交转导，转化的技术； 50年代，美国人发现了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模型，分子生物学开始发展； 70年代，中国将杂交原理应用于水稻增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现在，只要我们作好当下的生物资源的保护工作，当我们展望未来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到那时，生物资源的研究和利用将带给人类更多的财富！ 参考资料：（1），（2）,(5)百度论坛 （3）联合国环境署中相关材料 （4）中国食品产业网 （6）图片来源：百度图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