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的学习，要学会听课：1、有准备的去听，也就是说听课前要先预习，找出不懂的知识、发现问题，带着知识点和问题去听课会有解惑的快乐，也更听得进去，容易掌握；2、参与交流和互动，不要只是把自己摆在“听”的旁观者，而是“听”的参与者，积极思考老师讲的或提出的问题，能回答的时候积极回答（回答问题的好处不仅仅是表现，更多的是可以让你注意力更集中）。3、听要结合写和思考。纯粹的听很容易懈怠，能记住的点也很少，所以一定要学会快速的整理记忆。4、如果你因为种种原因，出现了那些似懂非懂、不懂的知识，课上或者课后一定要花时间去弄懂。不然问题只会越积越多，最后就只能等着拥抱那“不三不四”的考试分数了。其次，要学会记忆：1、要学会整合知识点。把需要学习的信息、掌握的知识分类，做成思维导图或知识点卡片，会让你的大脑、思维条理清醒，方便记忆、温习、掌握。同时，要学会把新知识和已学知识联系起来，不断糅合、完善你的知识体系。这样能够促进理解，加深记忆。2、合理用脑。所谓合理，一是要交替复习不同性质的课程，如文理交叉，历史与地理交叉，这可使大脑皮层的不同部位轮流兴奋与抑制，有利于记忆能力的增强与开发；二是在最佳时间识记，一般应安排在早晨、晚上临睡前，具体根据自己的记忆高峰期来选择。3、借助高效工具。速读记忆是一种高效的阅读学习方法，其训练原理就在于激活“脑、眼”潜能，培养形成眼脑直映式的阅读学习方式，主要练习提升阅读速度、注意力、记忆力、理解力、思维力等方面。掌握之后，在阅读文章、材料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提取重点，促进整理归纳分析，提高理解和记忆效率；同时很快的阅读速度，还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游刃有余的做其它事情。具体学习可以参考《精英特全脑速读记忆训练软件》。学习思维导图，思维导图是一种将放射性思考具体化的方法，也是高效整理，促进理解和记忆的方法。不仅在记忆上可以让你大脑里的资料系统化、图像化，还可以帮助你思维分析问题，统筹规划。不过，要学好思维导图，做到灵活运用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的。前面说的“精英特全脑速读记忆训练软件”中也有关于思维导图的练习和方法讲解，可以参考。最后，要学会总结：一是要总结考试成绩，通过总结学会正确地看待分数。只有正确看待分数，才不会被分数蒙住你的双眼，而专注于学习的过程，专注于蕴藏在分数背后的秘密。二是要总结考试得失，从中找出成败原因，这是考后总结的中心任务。学习当然贵在努力过程，但分数毕竟是知识和技能水平的象征之一，努力过程是否合理也常常会在分数上体现出来。三是要总结、整理错题，收集错题，做出对应的一些解题思路（不解要知道这题怎么解，还有知道这一类型的题要怎么解）。四是要通过总结，确定下阶段的努力方向。
学这段历史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中国落后跟清朝有一定的关系，但不能把所有过错推给满人。中国受到列强侵略主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的地理位置比较封闭，所以导致众皇帝以天国自居。要知道英国在12世纪就已经是君主立宪制了，而古希腊早在两千五百年以前就民主了。只不能完全怪罪清政府。 建议学一下西方史，特别是文艺复兴以后。
为你奉上，请你考察： 授以鱼，不如授以渔。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泱泱微观。古代所积存的史书文献更是浩如烟海。再加上当时技术不发达导致信息共享困难，使治史者特别是初学者彷徨苦闷，常有事倍功半之效。本书的主要功能本人认为即是打开史学宝藏的一把钥匙，让我们可以一览史学史料的梗概。本人治学刚进三个年头，三年来导师的耳提面命使我受益匪浅。而此书的贡献不可忽视。本人治学明清史，以明史为主，只能对书中明清部分做一个体会介绍。首先我们知道明清时期时空观念相对较近，史料史书的保存更是其它时代所不及，特别是内阁大库的档案资料历经流离更是珍品，此书把档案史料列为专题使我们如何利用这些史料治学。 书中基本史料更是详细有加，读者不妨细细研读，我们会发现很多有用的史料。治史者往往不注意国外研究状况，这是不好的，清史史料列为一个专题提示我们要注意中西结合，洋为中用还是要坚持的，“天朝上国”观念坑害我们很深了，要引以为戒，接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们要坚持“走出去”战略。综而化之，化而总之，任何一门语言的学习都要有方法辅助，历史概莫能外，我想本书早年是此领域的开拓者，历经二十余年的发展可谓之尽善尽美，愿于同仁共勉。
一、《历史研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主要栏目包括专题研究、理论与方法、史家与史学、讨论与评议、书评、读史札记、学术述评、国外新书评介、读者来信等。热诚欢迎海内外学者惠赐佳作。谢绝出资刊文。二、本刊实行匿名评审制。来稿请勿标注作者姓名。有关作者的信息，如姓名、生年、工作单位、职称、邮政编码、电子信箱、联系电话等, 请附另纸写明。三、研究论文请附200－300字内容提要和3－5个关键词；并附中文提要和关键词的英文译稿，供编辑参考。四、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及相关国家标准和法规，如关于标点符号和数字使用的规范等。五、本刊引文注释采用页下注（脚注）方式。详细情况请参考《<历史研究>关于文献引证标注方式的规定》。六、本刊整体版权属编辑部所有。七、凡向本刊投稿，如未注明非专有许可，视为专有许可。八、未经采用的来稿恕不退还。九、本刊编辑部有权对来稿做文字性修改。十、稿件一经刊用，即寄送样刊。十一、如对以上规定有异议，请予说明。十二、作者请登录《历史研究》网站，使用在线投稿系统赐稿。投稿方法：①登录；②登录投稿系统（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未注册的用户须注册后方可登录，注册信息必须真实有效；③点击网上投稿；④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并在“分类”栏选择稿件所投编辑室；⑤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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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弱水先生在北大中古史中心发表演讲（6）陈弱水先生“有关中文史学发展的一些看法”座谈会（6）妹尾达彦教授在北大讲演——九世纪的转换：以白居易为例近藤一成教授在中古史中心讲演“历史学视野中的政治文化：读《朱熹的历史世界》”学术沙龙纪要北大中古史中心“社会流动、社会秩序与唐宋历史问题”研讨会会议综述北大中古史中心“社会流动、社会秩序与唐宋历史问题”研讨会纪要（10）北大中古史中心“社会流动、社会秩序与唐宋历史问题”研讨会剪影（10）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报道（9）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报道论文目录（9）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暨赤峰第三届中国古代北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议剪影（9）“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方向”国际学术座谈会综述（3）“宋辽西夏金史研究座谈会”综述（2）日本的宋代史研究的新潮流（2）辽金史座谈会简报（2）“古代中外关系史：新史料的调查、整理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唐宋妇女史研究与历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唐宋的佛教与社会--寺院财富与世俗供养”国际学术研讨会日中“草创期的敦煌学”讨论会目录“7至9世纪唐代佛教及佛教艺术”国际研讨会 《唐研究》十周年纪念专号献词 荣新江评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 田 浩 (Hoyt Tillman)从“思想世界”到“历史世界”——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述评 陈来《唐研究》的编辑方针及其旨趣 荣新江推荐阎步克的新书《乐师与史官——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 符号研究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力作：读《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陈苏镇季羡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读后 荣新江《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第一卷）评介 荣新江梵蒂冈所藏汉籍目录两种简介 荣新江《金朝军制》平议——兼评王曾瑜先生的辽金史研究 刘浦江读邹振环著《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一书所想 李孝聪 汉唐中西关系史：对新旧史料的一个概观 荣新江敦煌学百年：海外汉学的奉献 荣新江中国的祆教研究（1923-2000） 荣新江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 邓小南近20年出土契丹大小字石刻综录 刘浦江 走访突厥三大碑——蒙古国历史文化考察散记之一 罗新2004年夏“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考察项目大同考察2004年夏“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考察项目大同考察图集2004年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张家口地区考察记 钟铁军、覃影执笔2004年北京大学历史文化研究所张家口地区考察图片 李孝聪
1．经济就是生产或生活上的节约、节俭，前者包括节约资金、物质资料和劳动等，归根结底是劳动时间的节约，即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生产出尽可能多的社会所需要的成果。后者指个人或家庭在生活消费上精打细算，用消耗较少的消费品来满足最大的需要。总之，经济就是用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时间、空间获取较大的成果或收益； 2．经济就是国家或企业、个人的收支状况，如国民生产总值、社会总产值、企业的产量与效益、个人的收入与支出等； 3．经济就是经邦济世、经国济世或经世济民等词的综合和简化。(如“识局经济”(《晋书纪瞻》)、“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隋王通《文中子中说》卷六)。它的含义包括国家如何理财，如何管理各种经济活动，如何处理政治、法律、军事、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即治理国家、拯救庶民的意思； 经济就是家庭管理(见[古希腊]色诺芬著：《经济论》)； 5．经济就是一种谋生术，是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和国家有用的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 第1、2个解释反映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习惯用法；第3个解释是我国古代对经济一词的用法；第4、5个解释是古希腊对经济一词的用法。 6．经济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指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或社会经济制度，是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上层建筑赖依建立起来的基础； 7．经济是指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包括物质资料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由它决定的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其内容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但主要是指生产力； 8．经济是指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总称。包括一国全部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及其活动和部分非物质资料生产部门及其活动。我们通常讲不同国家的经济状况，就是从国民经济的角度上讲的(这一定义犯了逻辑错误，即循环定义)。 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学家给经济学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但对经济的定义却比较模糊。他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自然是经济，经济这个最基本的概念是一个清晰自明的实体，对经济无须下定义，故至今为止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一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由此导致他们对经济学的定义也处于混乱状态。我们只能从其对经济学的定义中推测出经济的“定义”。 1．经济是指财富； 2．经济是人类和社会选择使用自然界和前辈所提供的稀缺资源； 3．经济是指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 4．经济是指人类生活事务； 5．经济是指把稀缺资源配置到各种不同的和相互竞争的需要上，并使它们得到最大满足； 6．经济是指将稀缺的资源有效的配置给相互竞争的用途； 7．经济是指个人、企业、政府以及其他组织在社会内进行选择，以及这些选择决定社会性稀缺性资源的使用； 8．经济指社会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 9．经济是指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进行选择，这些选择决定社会资源被利用； 10．经济是指在经济活动中确定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价格，以及运用这些价格配置资源； 11．经济是指金融市场行为，金融市场将资本配置到其他经济部门； 12．经济是指收入分配，以及不损害经济运行的前提下对人给予帮助； 13．经济是指政府支出、税收、预算、赤字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4．经济是指经济周期中失业与生产的波动，并改善经济增长的政策； 15．经济是指各国贸易模式贸易壁垒的影响； 16．经济是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源有效利用的方式； 17．经济是指一定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 18．经济是指有限资源在不同用途上的运用； 19．经济是指资源配置的全过程及决定影响资源配置的全部因素。
这是全国各民族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入行伟大的艰苦的斗争,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这三十年中主要经历了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为新中国而奋斗的中国革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到来,中国历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人民抗争史，它告诉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不畏强暴的民族，中国人民具有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中国近代史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年到1949年南京国民党政权覆亡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屈辱史，是一部中国人民探索救国之路，实现自由、民主的探索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中国近代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是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
你也是基地班的吧。。。报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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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探秘 探索发现
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细致，
上面说不能说的就不说（基本上就是这样；这里说指的是出版哈）
什么是历史上的出版思想
古代商业出版活动存在于我国古代出版体系的各个阶层，而最具代表的是书坊刻书体系。坊刻以其敏锐的市场眼光、灵活的经营手法、独到的读者服务意识而独树一帜，其刻书之繁多、分布地域之广泛、从业者之众多、经营手段之多样，令官刻、私刻难以望其项背，可以说有了书坊刻书才有了我国古代出版业的兴盛与繁荣。大量的古代出版史料表明，读者服务意识贯穿了商业出版的整个经营活动；推销图书产品，占领图书市场，树立自身形象，无不以读者为着力点。分析古代出版商的读者服务意识，考察古代出版商的经营活动，对正确评价古代出版商的历史作用和做好今天的读者服务工作，应是不无益处的。古代出版商的读者服务意识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满足读者文化需求的市场意识了解读者，从读者的文化需求出发，决定图书的选题、出书品种，是历代出版商的经营思路。书坊刻书通常被认为是“旨在牟利”，牟利的前提是要有读者购买力的支撑。因此，书坊出书的品种繁多，经史子集、历书、医书、类书、阴阳、童蒙读物、科考用书无所不包，读者的需求就是出版商的选题。在满足读者文化需求的同时，也达到了“射利”的最终目的。现代在世纪之交的2000年，著名学者胡道静先生曾经说过：“我国是一个出版事业飞黄发达的大国，又是印刷术最早发明的大国，是雕版印刷术起源的国家，又是活字版印刷的创源地。但有一点是奇怪的，就是记载这些创造和记述出版事业蓬勃踊跃情况的材料并不活跃，显得很不相称。”因此，编辑史、出版史的研究比较滞后，至今还处在学科建设阶段。我国古代以来典籍浩繁，目录、版本之学和图书史、印刷史等发展较早，往往含有编辑史、出版史的重要内容，叶德辉的《书林清话》等，很有价值，但还不是编辑出版史的论著。上世纪20年代末，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可称“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1946年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出版界简史》(杨寿清著)，作者显然受到近代西方出版思想的影响，在创作意图上接近出版史的要求，然而内容并不完整，篇幅也较单薄，但作为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史问世，是有历史意义的。新中国的人民出版事业在建设初期，出版家张静庐在出版总署任职，他首先重视出版史研究工作，独力搜集史料，开创性地编辑、注释而成的八大册《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在20世纪50年代陆续出版[3]。该书收集不少重要出版资料，限于当时历史条件，注重革命进步材料，又由于陆续搜集编辑，出版时间分散，读者查找不太方便。然而张著开风气之先，对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贡献，功不可没。20世纪下半期，新中国的出版事业走过起伏、曲折的发展道路，受到“文革”10年的摧残和破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出版业又重新走上迅速恢复、不断壮大和发展的征程。出版界经历了半个世纪漫长的历史，蕴藏着一股研究出版理论(包括编辑史、出版史在内)的热流。198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颁布，是新时期指导出版工作的重要纲领，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在中央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加强出版、印刷、发行的科研工作，要建立出版发行研究机构等。从编辑史、出版史研究角度来看，就大大地调动了业内有识之士和一部分老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他们纷纷从总结出版历史经验、撰写出版回忆文字入手，进入研究编辑史、出版史的行列。差不多在此前后，新中国出版事业奠基人之一胡乔木于1984年10月为在大学试办编辑专业给教育部写信[5]，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设立编辑专业开始，全国陆续有武汉大学、河南大学、南京大学等不少高等学校设置编辑出版专业以及出版研究所，并设置“中国编辑史”或“中国出版史”课程。这些措施，对于聚集专家，推动编辑史、出版史研究和培育人才收到显著的效果。比如已经有一批出版史的硕士、博士论文，有的还得到正式出版。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初步形成编辑史、出版史的老中青研究力量，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研究、教学和创作人才。这支研究队伍是由出版业内人士、高等院校教师、研究生和相关科研部门热心编辑史、出版史的专家学者共同组成的。值得高兴的是，这支研究队伍尽管并不很大，但它的特点是在志同道合、取长补短、团结合作、携手前进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这是出版界、教育界和学术界有识人士学术研究的基本力量。上世纪最后20年内的主要研究课题与成果，都是与这支研究队伍学术勤奋、辛劳开拓的努力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是编辑史、出版史研究的活跃时期。1985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1987年新闻出版署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先后成立，在组织、推动编辑史、出版史以及党的出版史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在湖南大庸(1989年)、山西太原(1991年)召开过两次中国近代现代出版史学术讨论会，涉及太平天国出版、清末官书局、基督教在华的出版活动、民国时期的出版、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以及党领导下的国统区的进步新闻出版，还包括少数民族的出版，出版人物研究等。这些出版史研究的新成果得到交流和讨论，有助于出版史研究工作的推动。两次会议都出版过论文选编。1991年中国出版科研所曾以“我国近现代编辑、出版、发行工作的优良传统问题”列入科研计划(被纳入新闻出版署科研计划之内)，成立了课题研究组。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得到出版界与高校编辑出版教育界等的共同参与，并在第七届全国出版科学讨论会上，集中研究、总结和讨论了近现代中国出版优良传统问题，进一步明确了研究出版优良传统的正确方向、重大意义和根本目的。袁亮在《发扬出版优良传统，促进出版改革开放》一文中说：“我国近现代出版工作的优良传统，包含了十分丰富的内涵。从时间上看，经历了上百年，包括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从空间上看，包含上海、北京等许多地方的出版事业，其中有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出版单位，如商务、中华、三联、开明等出版社；从事业性质上看，既包括进步的出版事业，也包括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的出版事业；从出版界的成员来看，不仅包括数以万计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者，也包括一大批为我国文化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编辑家、出版家，其中有些还同时是政治家、文学家、理论家、科学家、教育家等等；从出版工作的作用上看，不仅对传播和积累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对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今天来研究、总结如此丰富的出版优良传统，其意义是重大的，其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1992年中国编辑学会成立后，也很关注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研究。先后在武汉(1993年)、南京(1999年)、温州(2000年)分别召开过编辑史、出版史的学术研讨会。这三次会议参加的学者专家和研究工作者人数比较少，主要是交流研究心得，在温州会议上则集中回顾了近百年的出版历程，并对百年出版的分期、百年出版的成就、近现代著名出版家、出版机构的贡献以及百年出版对当今出版业、出版研究的启示等，各抒己见，进行交流和讨论[9]。在会上有的专家继续呼吁要加强出版史的研究。可喜的是，由中国出版科研所主持，一部八大卷、400多万字的《中国出版通史》编撰工作正在进行。这是由教育界、出版界和有关学者专家集体讨论、分工编写的大型出版通史，是中国出版史研究的一项繁重的基本建设工程。启动编撰出版通史的信息，已经受到日本、韩国等出版研究界的重视。从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有组织地开展活动和有领导的集体研究与分工合作的办法，对于推动编辑出版史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应该提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全国各省市编写新方志的工作，其中包括“出版志”的编纂。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的有：《上海出版志》、《江苏出版志》、《江西省出版志》、《陕西省志·出版志》、《安徽省志·出版志》、《河北省出版志》、《山西出版志》、《湖北省志·新闻出版》等。北京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从1993年起开始编辑出版《北京出版史志》，分辑出版，至2000年底已出版了16辑。天津、河北、浙江等省市也出版过有关本省市出版史的研究著作。还应该提到以“中国出版史”命名的四种书：宋原放、李白坚著《中国出版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吉少甫主编《中国出版简史》(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方厚枢著《中国出版史话》(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以及作为第一部教材、由肖东发主编的《中国编辑出版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上述四种出版史，各有特点。宋、李著作认为，“中国出版史的著述，不只是要忠实地描述若干历史现象，而是要总结出其中若干带规律性的东西。”根据这一创作思路，宋、李著作力图探索出版发展规律，作宏观式的描述；摆脱书史、印刷史的一般写法，对史料作了新的编排和处理。吉少甫主编的《中国出版简史》，是上海学者的集体研究著作，着重论述重要出版史实和出版家的活动，以材料见长，书中的书影、人物等插图有60多面。方厚枢早在1980年就在《出版工作》(《中国出版》的前身)上连载过《中国出版简史》，后来修改增订结集出版时用了《史话》的书名，其实也是一部持论公允的出版通史(下限至1989年)研究著作，附录《从统计数字看中国的图书出版》和《中国出版史研究书录》是一大特色。有日文译本出版。肖东发主编的高校编辑专业的教材，力图把编辑史和出版史融为一体，从取材到体例都有一定难度，是具有开拓性的。上世纪90年代，也是地区出版史研究硕果纷呈的年代。除了有大量的地方出版史料外，还出版了一批革命出版史著作，如《中国共产党江西出版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严帆著《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年版)，周天泽、周岩、王仁主编《华中解放区出版事业简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地区出版史著作有：《西北大区出版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出版社1999年版)，李瑞良著《福建出版史话》(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白玉岱著《甘肃出版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徐学林著《安徽出版史叙论》(安徽美术出版社1995年版)等等。值得高兴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出版界来往频繁，相关资讯和书刊的交流日多。多年研究台湾出版、版权贸易的辛广伟，有志于撰述台湾出版历史的专著，在得到台湾出版界多方的协助下，广搜资料，悉心研究，三年有成，终于写出了40万字的《台湾出版史》(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全书比较系统地对台湾近200年来特别是光复以来的图书、报刊、音像出版和印刷、发行、著作权等方面，作了简要的论述，并附有书刊、人物和事件等照片。它的出版，无疑填补了研究台湾出版史专著的空白，必将对进一步研究台湾、香港、澳门出版史产生促进作用。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为代表的馆史、社史研究的开展，出现新的面貌。商务、中华是我国近代出版业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老店”，它们都有编写自己历史的传统，成立了研究编辑小组。1987年商务印书馆成立90周年时，陈原主持编辑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大事记》。这本大事记在编写取材和形式上很有创新，突显了出版与文化的紧密联系。这一年是中华书局成立75周年，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印了《回忆中华书局》(上、下册)。中华书局在成立80周年时还出版了纪念论文集《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1992年)和《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1992年)。199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周年》，为纪念商务印书馆一百周年又出版了《商务印书馆一百年(1897～1997)》，选录京、沪两地报刊发表的纪念文章118篇，加上未发表的132篇文稿，约50万字。此外，太原、上海两地还出版过解放前有影响的如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社史资料，如《开明书店纪事》(王知伊著，1991年版)等。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唐代，印刷出版业初发达，并与商业利益发生密切的关联。我国历代的出版商在传播典籍，追求利润的过程中，对商标功能的认识逐渐加深，对商标的应用也日益自觉、重视，并多创见、发明。如在印卖的出版物上刻印有“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京中李家”、“上都东市刁家太郎”等，均已打出字号，可以说已具备商标的雏形。两宋时期，印刷术更为普及，出版业的商业化程度也更高，出版商对商标的运用和制作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有了进一步发展，是古代出版业的商标意识和运作趋向成熟的一个起点。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出版业的鼎盛时期，期间，民间书坊星罗棋布，商业竞争异常激烈，社会上翻版、盗刻、伪冒、剽窃等现象十分普遍。于是，许多的出版商便更加倚重商标这一利器，以维护自身权益不受或少受侵害。这一时期书坊(铺)以字号亮牌已不计其数，司空见惯，一些精明的书坊主遂以字号为主，辅之其它种种措施，以竭力推荐自家品牌，禁防他人仿冒侵权。较为典型的有：一是强调自家字号，要买主确信某种好书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二是创制专用标识，以鲜明的图案标识来加深买者对本字号的感知和印象，进而达到名盖群坊，吓阻仿冒的目的。三是刻印业主肖像，以自己的人格和声誉作担保，推荐品牌，承诺图书品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出版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的出版业在今后几年将继续呈快速发展态势，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出版形势的发展亦已经证明，中国原有的出版市场格局将被打破，一个全新的市场化的出版市场格局正在逐步形成之中。从国内行业的生产构成看。中国现代出版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出版业。因此，分别对应图书产品的三大功能，即娱乐（文化）功能、知识功能和信息功能，产生了大众图书市场、教育图书市场和专业图书市场。这是现代图书市场的基本结构。经过这些年的发展，中国的图书市场也比较清晰地呈现出这三个市场的基本划分。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经济低迷、消费紧缩的情况下，图书相对于其他娱乐产品具有低廉、易得的特征，有着更强的市场亲和力。出版业应以此次金融危机作为契机，推广廉价的娱乐消遣方式。出版商可以借此机会重新界定他们的角色，即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娱乐、知识。图书行业生产的是实实在在的产品，是图书，是知识。未来对出版行业的投资潜力巨大。随着中国改革与开放进一步深入，出版事业也出现不少问题。一部分读物不适应社会的需求，内容粗制滥造。某些书刊肆意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在政治上发生严重错误。特别是近年来淫秽读物屡禁不绝，使青少年身心受到损害，引起社会的关注。为取缔宣扬淫秽色情、凶杀暴力、 封建迷信的书籍、 报刊和音像制品，有关方面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理，对出版、印刷和发行单位实行综合治理。这项工作已见成效，并将长期坚持下去。印刷方面，生产能力虽有很大提高，但印刷周期长，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纸张生产能力不足，价格变动大，有待于改善和调整。发行工作，已有很大改观，但发行渠道仍不够畅通，多渠道的竞争局面还没有形成。出版队伍的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所有这些都是摆在出版工作面前的重要问题，需要逐步解决。现在出版面临整顿秩序和深化改革的任务。为了繁荣出版事业，要有更多更好的读物供应读者，努力提高书刊的质量。要大力出版健康的优秀的文艺作品、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和实用的有益的读物。出版要为繁荣创作和活跃学术创造条件，为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和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作出贡献。社会主义出版事业要依照宪法保障公民行使出版自由的权利，同时又要依法防止滥用这种权利。国家权力机关正在制定《出版法》，与此同时，为了保护作者的著作权利，也正在制定《著作权法》，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数字出版数字出版是人类文化的数字化传承，它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流媒体技术、存储技术、显示技术等高新技术基础上，融合并超越了传统出版内容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出版产业。数字化出版是在出版的整个过程中，将所有的信息都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于光盘、磁盘等介质中，信息的处理与接收则借助计算机或终端设备进行。它强调内容的数字化、生产模式和运作流程的数字化、传播载体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学习形态的数字化。数字出版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目前已经形成了网络图书、网络期刊等新业态。手机出版属于数字出版的范畴为传统数字出版转向智能数字出版的一个重要标杆，也是传统数字出版通过移动网络、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为基础，结合互联网技术、计算机技术、流媒体、云存储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整理、优化、加工原有版权内容的一种出版形式，为用户主要呈现的方式为手机app（软件应用）。它更加强调内容的移动化、数字化、生产模式、运营管理和运作流程的数字化、传播载体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学习形态的数字化。手机出版在近年得到了迅猛发展，是目前传统出版社、传统数字出版、传统辞书行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机遇。转型代表企业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上海词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合作开发了外研社·现代英汉汉英词典手机词典、现代韩中中韩词典手机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