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两千多年前的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两千多年前的
楚辞是屈原创作的一种新诗体，并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1“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对后世诗歌产生深远影响2《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令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32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4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
《离骚》是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 以至于整个生命所熔铸而成的宏伟诗篇，其中闪耀着诗 人鲜明的个性光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出 现。《离骚》的创作，既植根于现实，又富于幻想色彩。诗中大量运用古代神话和传说，通过极其丰富的想象和联想，把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在一起，把地上和天国、人间和幻境、过去和现在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瑰丽奇特、绚烂多彩的幻想世界。
乐府原是汉代的掌管音乐的官暑，职责是采集民歌的文人诗，配上乐曲，供朝廷祭祀和宴会时演唱之用。《汉书·礼乐志》说：“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建立乐府，采集民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观风俗，知厚薄”，了解民情，观察政治得失。因此，《汉书·艺文志》又说：“自孝武立乐储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观风俗，知薄厚云。”据《汉书·艺文志》所载篇目，西汉乐府民歌有138首，东汉尚不在内，但现存的总共不过34首。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将乐府诗分为下列12类：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燕射歌辞和舞曲歌辞属于朝廷用来歌功颂德的乐章，全是文人所作，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郊庙歌辞又可分郊与庙两种，郊是祭天地的，庙是祭祖先的。燕射歌辞分为燕飨乐、大射乐、食举乐三种，是燕射时用的。舞曲歌辞分雅舞、杂舞、散乐三种，雅舞用于郊庙燕飨，杂舞用于宴会，散乐是俳优歌辞，大约是写杂伎百戏的。“鼓吹曲”和“横吹曲”是从外域输入的音乐。鼓吹曲是汉初传入的“北狄乐”，原为写乐，而歌辞出于民间，大概是以民歌合写乐而成的歌曲，现存歌辞《饶歌十八曲》，是西汉时的作品。横吹曲是张骞从西域输入的，也是一种军乐，在马上所奏，其乐以鼓角为主。“相和歌”是从民间各地采来的俗乐，其中以楚声为主，它本是一人唱，多人和的。“清商曲”是南朝入乐的民歌，分为平调、清调、瑟调、楚调、侧调、大曲六种，清商曲在乐府中占有重要地位。“杂曲”是一些不知来源、不好归类的乐调和歌辞，编在一起，自成一类，杂曲是徒诗，不能入乐。杂歌谣辞是从上古到唐代的徒歌与谣、谶、谚语，比较杂乱，只是附录在《乐府诗集》中，严格地说，不能算是乐府诗。今存两汉乐府民歌虽然只有34首，但表达了丰富的社会内容，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其中突出的主题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反映人民痛苦的生活和对剥削压迫的反抗。如《病妇行》描写一个穷人妻死儿幼，无衣无食，只能把孤儿锁在家里，自己上街乞求的悲惨情景，哀切动人。《东门行》描写一个贫穷的汉子在残酷剥削压榨下无法生存，被迫铤而走险，贫困绝望使他愤怒地起上了反抗的道路。《陌上桑》则是通过面对面的斗争歌颂了一个反抗荒淫无耻的太守的采桑女子——秦罗敷，塑造了一个美丽、勤劳、机智、勇敢、坚贞的女性形象。第二、反映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痛苦。《战城南》生动地描述了战场上尸骨纵横、驽马嘶鸣的阴森惨象，对统治阶级的残忍和昏庸，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十五从军征》则通过一个老兵的悲惨遭遇，揭露了当时兵役制度的残酷，反映了不义战争对生产的破坏和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古歌》描写了边地的凄风苦雨，以及征人思乡、人瘦肠断、无家可归的悲惨境遇，十分感人。第三、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荒淫。《相逢行》极力描写那个少年家庭如何荣华富贵，揭露了统治阶级那种尊荣享乐的生活。《羽林郎》塑造了一个美丽、端庄、温良而又不畏强暴、坚贞不屈、富于反抗精神的少数民族妇女形象，表现了劳动人民对谊门贵族的阶级敌意。第四、反映婚姻、爱情和妇女生活。《江南》是一首采莲歌，描写了一个年轻活泼的少女采莲的情景，古人常以莲象征爱情，以鱼比喻女性，这是一首与劳动相结合的情歌。《饶歌》中的《上邪》是文人加工较少的民间情歌，粗犷热烈，鲜明爽快，写了一个女子指天为誓，表示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在这类作品中，最杰出的是我国最长的古代民间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全诗353句，1700多字，它以汉末建安年间发生的真人真事为题材，通过刘兰芝、焦仲卿这对年轻夫妇的婚姻悲剧，表达了青年男女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控诉了封建家长制的罪恶。汉乐府民歌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汉乐府民歌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第一、叙事因素的增强。汉乐府民歌多叙事诗，即使是抒情之作也每每带有叙事成分。《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东门行》、《十五从军征》、《病妇行》等，都是用第三人称来叙述故事，塑造了具有鲜明性格特点的人物形象，并且有比较完整的情节描叙，是比较完整的叙事诗。第二、通过个性化的语言交待事情，见出神态，表达主题思想。如《孔雀东南飞》一开始就写刘兰芝和焦仲卿倾诉委曲，提出离婚的要求，将这场婚姻悲剧的尖锐冲突迅即展开；此后则通过各个人物的对话来推进悲剧的发展，同时在对话中或插叙中渲染人物性格和悲剧气氛。其他如《东门行》以夫妇对话，《董娇娆》写女子和桃李花对话，《羽林郎》写胡姬驳斥冯子都等，也都是运用人物对话来表现情节发展，完成人物性格的刻画。第三、浪漫主义的色彩。汉乐府民歌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为主，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陌上桑》的主人公秦罗敷，即是来自冬小麦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如果没有嫉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方法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光辉形象的。两汉乐府继承了古代叙事诗的现实主义传统，发展成为一种专门的诗体，即乐府体，丰富了祖国的文学宝库。从建安时代起，大凡有显著成就的诗人都从两汉乐府中汲取艺术养料，如“三曹”、“七子”以乐府旧题咏时事，鲍照的拟乐府歌行，杜甫“即事名篇”的乐府诗等。而白居易、元稹、李绅等到发起的“新乐府运动”，以及晚唐聂夷中、杜荀鹤、皮日休等人的诗歌创作，其源亦出自两汉乐府，可见其历史影响之深远。两汉文人诗歌汉代文人诗歌数量少，成就也不大。到了东汉，诗歌逐渐朝着五言诗方向发展，梁鸿《五噫歌》是四言加上叹词，显示着四言诗努力摆脱古奥的困境。班固《咏史》，表现东汉前期文士开始采用俗曲五言体作诗。其后，张衡《同声歌》已具情采。蔡邕《翠鸟》，鹂炎《见志诗》，赵壹《疾邪诗》，孔融《临终诗》，这些作品都是较好的五言抒情诗。东汉末年还有数量不少的无名氏《古诗》，抒发下层文士失志伤时、离愁别怨、讥世刺俗以及人生无常的不满情绪，表达他们向往仕进、渴望完聚、要求爱情忠贞和友谊诚挚的正常愿望，其中一部分代表了文人五言诗的最高艺术成就，也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新阶段。无名氏“古诗”，可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古诗十九首》非一人一时所作，系后人缀集而成，内容较复杂，有的是民间恋歌，有的是游子思归之曲，有的是少年怀人的吟唱，有的是厌世者故作旷达的悲歌，经过文人不止一次的润饰而成。以抒情为主，其中情歌占了10首，情意恳挚，措辞率真。《古诗十九首》的思想感情虽然复杂，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大有汲汲湟湟如恐不及的忧虑，这正是失意文人在社会大埃的前夕，对于现实生活和内心的矛盾、苦闷的反映。《古诗十九首》思想内容比较狭窄，情调也比较低沉，封建糟粕较多，但艺术成就相当突出，在我国早期的五言抒情诗中，这样优秀的作品比较少见。这些无名氏诗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在艺术表现上，既接受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又向乐府民歌汲取营养，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是我国文学史上早期抒情短诗的名作。《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如“迢迢牛星”托织女想思之苦，以抒写男女情人咫尺天涯的哀怨。牛女二星，本是宇宙间两颗无感情的星体，诗人赋予它们人的思想感情，活像人间绸缪的夫妇一般。通篇全是定憬，而情在其中，情景相生，真有化工之妙。《古诗十九首》的另一个艺术特色就是善于运用比兴手法，如“青青陵上柏”，它以“陵上柏”、“涧中石”起兴，而后如同闲话，却有层次，有对比，在描写小民适意娱乐和王侯穷奢极侈的情节中自然流露褒贬，结语“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稍加点破，引人思索。又如“明月皎夜光”则以悲秋起兴，铺排秋夜明月繁星及时节物候变化，渲染炎凉气氛，然后直指朋友不相提携，结语点破不讲交情，“虚名复何益”，借以警世。构思新颖，前后照应，开合得体，也是《古诗十九首》的一个显著特点。如“青青河畔草”这首闺怨诗，刻画了一位独守空房、临窗远眺、思念远方亲人的思妇形象，“盈盈”、“皎皎”、“娥娥”、“纤纤”细微地描绘思妇的外貌美，大好春光里的娇艳少妇，为何独当窗牖，让春光“空”度？让年华“空”逝？原来全诗都是为末句“空床难独守”着墨。写闺怨而不露一句怨语，着墨形象含蓄，言简意深，别具一格。又如“涉江采芙蓉”写游子思念他的妻子，先从“涉江采芙蓉”写起，芙蓉采到手，才意识到无人可送：原来所思念的人在远方，一番热情顿成冰水，这时才深感离居相思之苦。“同心”和“离居”是本诗艺术构思的基本矛盾，也是最后一句道破的中心思想的真正根源，构思颇为新颖，中心十分突出。汉代诗歌继承、发展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和矛盾，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情绪和希望，奠定了五言诗体蓬勃兴起的基础，促使七言及杂言体的产生，开拓了一片沃美的艺术土壤。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篇幅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抒情诗，共373句，近2500字。篇名的涵义，古今各家说法不一：司马迁释为“离忧”(《史记?屈原列传》)；班固释为“遭忧”(《离骚赞序》)；王逸释为“别愁”(《楚辞章句?离骚经序》)。宋项安世根据《国语?楚语上》“迩者骚离”一句的韦昭注“骚，愁也；离，叛也”，判定“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其后词人仿之，作《畔牢愁》，盖如此矣。”近人游国恩则据《大招》“伏戏《驾辩》，楚《劳商》只”及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认为“劳商”与“离骚”均系双声字，“离骚”即“劳商”之转音，二者“一事而异名”，由此推论《离骚》本为楚国古乐曲名(《离骚纂义》)。这些说法虽都言之成理，但以司马迁和班固的说法最为贴近题旨，既有训诂依据，又有“独历年而离愍兮”(《思美人》)，“思公子兮独离忧”(《山鬼》)等诗句为旁证，较为可信。《离骚》在艺术上的造诣也极高，在形象塑造、创作方法、表现形式、语言表达诸方面都有突破性发展。作者不仅以自身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还在创作方法上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以现实主义为基调，浪漫主义为特色，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为后世的抒情文学在创作方法上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它不仅继承并发扬了《诗经》赋、比、兴手法的艺术成果，采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而为一，通过“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其弥章”之类的描写，创造出一系列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而且还在吸收民间文学和先秦散文语言营养的基础上，打破《诗经》的四言格式，“自铸伟辞”(《文心雕龙?辩骚》)，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 骚体。总之，其艺术成就之辉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离骚》在艺术上的造诣也极高，在形象塑造、创作方法、表现形式、语言表达诸方面都有突破性发展。作者不仅以自身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光彩照人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还在创作方法上继承发展了《诗经》、神话的优良传统，以现实主义为基调，浪漫主义为特色，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为后世的抒情文学在创作方法上树立了不朽的典范；它不仅继承并发扬了《诗经》赋、比、兴手法的艺术成果，采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寄情于物，托物寓情，使主观之情与客观之物融而为一，通过“制芰荷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其弥章”之类的描写，创造出一系列富于象征意味的艺术形象，而且还在吸收民间文学和先秦散文语言营养的基础上，打破《诗经》的四言格式，“自铸伟辞”(《文心雕龙?辩骚》)，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韵散结合的新形式 骚体。总之，其艺术成就之辉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史记?屈原列传》)。
有，文怀沙除了拼凑古籍出名，在国学研究上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献综述的写作格式与一般研究性论文的格式有所不同。这是因为研究性的论文注重研究的方法和结果，特别是阳性结果，而文献综述要求向读者介绍与主题有关的详细资料、动态、进展、展望以及对以上方面的评述。因此文献综述的格式相对多样，但总的来说，一般都包含以下四部分：即前言、主题、总结和参考文献。撰写文献综述时可按这四部分拟写提纲，在根据提纲进行撰写工作。 前言部分，主要是说明写作的目的，介绍有关的概念及定义以及综述的范围，扼要说明有关主题的现状或争论焦点，使读者对全文要叙述的问题有一个初步的轮廓。 主题部分，是综述的主体，其写法多样，没有固定的格式。可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不管用那一种格式综述，都要将所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归纳、整理及分析比较，阐明有关主题的历史背景、现状和发展方向，以及对这些问题的评述，主题部分应特别注意代表性强、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文献引用和评述。 总结部分，与研究性论文的小结有些类似，将全文主题进行扼要总结，对所综述的主题有研究的作者，最好能提出自己的见解。 参考文献虽然放在文末，但却是文献综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不仅表示对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尊重及引用文献的依据，而且为读者深入探讨有关问题提供了文献查找线索。因此，应认真对待。参考文献的编排应条目清楚，查找方便，内容准确无误。关于，要写好“读书笔记”、“读书心得”和做好“文献摘录卡片”。有自己的语言写下阅读时得到的启示、体会和想法，将文献的精髓摘录下来，不仅为撰写综述时提供有用的资料，而且对于训练自己的表达能力，阅读水平都有好处，特别是将文献整理成文献摘录卡片，对撰写综述极为有利。
文献综述是对论文选题研究现状的梳理，但并不仅仅是把文献进行简单的堆砌与罗列，而是需要在总结梳理别人研究的同时，对已有的研究做出评价，也就是说有述有评，这也是为什么文献综述也叫做文献述评的原因。
论文文献综述怎么写
论文文献综述怎么写
王夫之是我国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尤其是他的思想，直到现在还有很深的研究价值。萧萐父、许苏民两位学者编著的《王夫之评传》是研究王夫之的重要史学资料。在这本评传中，主要研究了王夫之的几个方面。首先是他的哲学思想，其次是他的史学思想，然后是道德伦理思想和政治经济思想，最后研究的是王夫之的宗教思想、文艺美学思想，这都是王夫之的思想精华。对于王夫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哲学成就他在哲学上的观点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反对禁欲主义，提出了天理就在人欲之中的观点。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叫做《诗》从汉代起，儒家学者把《诗》当作经典，尊称为《诗经》，列入“五经”之首。《诗经》奠定了我国诗歌的 优良传统，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诗人，我国诗歌艺术的民族特色由此肇端而形成。《诗经》 可以说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在二千五百多年前产生了如此众多、水平如此之高的抒情诗篇，是世界各国文学中罕见的。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特别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自《诗经》后，我国诗歌沿开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同时，《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另外《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体裁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影响。《楚辞》创了我国诗歌史上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并把楚地原有民歌从内容到形式都提高了一步，创造出一种崭新文学体裁——骚体。在诗歌形式和语言上有很大的突破，其卓越的艺术成就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是我国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开端，它的出现，大大丰富了我国文学创作的艺术表现力，尤其是对诗歌的发展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楚辞》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国文学总集 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该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中《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可供治史者参考。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初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伟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理想，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和斗争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闷。屈原常常征引历史以抒发情怀，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书互相参证补充，例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历史相当完整，可与《左传》互相参看，而补《史记·夏本纪》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从《离骚》中关于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的记述，也可窥见上古神话传说的一斑；而“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则是考证古代天文历法的资料。 《九歌》本为古代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袭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 《天问》是一首长诗，它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例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涉及鲧和鸱龟的关系，禹和鲧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时曾得应龙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细节；关于后羿的传说所提的问题又涉及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嫔，被寒浞杀害等细节。关于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汤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天问》透露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线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内容，尤为宝贵。
《楚辞》作为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由于诗歌的形式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所以叫“楚辞”。《楚辞》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离骚》，后人因此又称“楚辞”为“骚体”。西汉末年，，刘向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辑录成集。《楚辞》对后世文学影响深远，不仅开启了后来的赋体，而且影响历代散文创作，是我国积极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源头。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楚辞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创作了《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响下，楚国又产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辞作者。现存的《楚辞》总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传下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国文学总集 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的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该书以屈原的作品为主，其中《离骚》、《九歌》、《天问》等篇保存了较多的历史资料和神话传说，可供治史者参考。屈原（约前339～约前278），名平。初任楚怀王左徒、三闾大夫。因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联齐抗秦，受怀王稚子子兰及靳尚等人谮毁而革职。顷襄王时，屈原被放逐，他无力挽救楚之危亡，又无法实现政治理想，遂投汨罗江而死。《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这篇宏伟的政治抒情诗表现了作者的进步理想，为实现理想而进行的不懈斗争，和斗争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闷。屈原常常征引历史以抒发情怀，从中寻找经验教训，“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冀君觉悟，反于正道而还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书互相参证补充，例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日康娱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历史相当完整，可与《左传》互相参看，而补《史记·夏本纪》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从《离骚》中关于羲和、望舒、飞廉、丰隆、宓妃的记述，也可窥见上古神话传说的一斑；而“摄提贞于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则是考证古代天文历法的资料。 《九歌》本为古代乐歌，相传是夏启从天上偷来的。屈原在民间祀神乐歌基础上创作的《九歌》，袭用了古代乐歌的名称，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关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阳神等的神话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贵资料。 《天问》是一首长诗，它对自然宇宙和社会历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中，保存了许多神话传说和古史资料。例如，关于鲧、禹治水的传说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就涉及鲧和鸱龟的关系，禹和鲧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时曾得应龙之助，禹娶涂山氏女等细节；关于后羿的传说所提的问题又涉及后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嫔，被寒浞杀害等细节。关于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汤的历史，文献资料十分缺乏。《天问》透露了许多关于这段历史的重要线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恒、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内容，尤为宝贵。
《屈子楚辞还原》是把屈原既当成中国上古史上的首席大诗人，又当成杰出的思想者（即“先秦诸子之一子”）来对待的精心结撰之作。屈原的歌诗宏丽、精美、幽邃、奇异、神秘兼备，彰显了他诗才熠熠然与日月同辉，又蕴含着跨越原始巫风文化和多重士人文化的创造性思想，显示了其思想创造力博大深邃，浩浩然而地负海涵。正如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内篇一”所云：“文人情深於《诗》《骚》，古今一也。”章学诚《校雠通义》卷三又云：“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楚辞中的《离骚》也就取得了经的地位，淮南王刘安为之作了《离骚传》。发现《楚辞》的传承有序认识屈子《楚辞》，我经过反复细读文献，发现有两个要点必须牢记：其一是《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所谓“伯庸”乃是楚武王长子，封于夔子国，夔字的促音（入声）就是“屈”或“甲”。《庄子·庚桑楚篇》云：“是三者虽异，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昭、景、甲氏并列为楚国公族，“甲”也是“夔”字的促音（入声），只是方音上与“屈”略异。封于夔子国的伯庸之长子莫敖屈瑕，成为屈氏家族得姓氏的始祖。其二是屈子《楚辞》通过南北两条途径被完整保存下来，并非如“屈原否定论”者根据某种不搭界的西方理论而臆说的“箭垛式人物”。屈子《楚辞》北方的途径，如《汉书·高帝纪》所云，汉高祖九年冬“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屈子《楚辞》由屈氏家族作为传家之宝传入关中，为贾谊所及见，因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贾谊辞赋泰半是凭吊和感念屈原。南方的途径，是楚顷襄王都寿春，文学侍从之臣宋玉、唐勒随行，因而也将屈子《楚辞》作为宝贵遗产加以传承。《汉书·地理志》云：“寿春、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之输，亦一都会也。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我们不应该简单地将此看作《楚辞》一词最早见于正史记载，而应该体悟到这是楚辞在寿春的传承有序。展示《楚辞》的真实意蕴上下册的《屈子楚辞还原》分四编，即内编、外编、年谱插编、诗学编，多层次地展示屈子《楚辞》完整、立体而又翔实灵动的风貌。“内编”致力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笺证、《史记·楚世家（宣威怀襄）》笺证、屈氏家族祖源与分宗，以及屈原历史文化意识。家族祖源分析，解开了屈原辞赋的深层文化基因；历史文化意识的清理，透视了屈原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闪亮内核。屈子之学博采融贯道、儒、法、刑名、阴阳、神仙各家精髓，统摄融合于稷下学宫之黄老之术，更浸染着楚地的原始巫风信仰，及楚人之国族情结，用以内修美质、外求“美政”，拯救时弊和民忧，闪射着令人心灵发光的人格典范，尤其出诸不朽之歌诗吟唱，神采独具地参与了战国时代风云翻涌之“百家争鸣”而翘楚特出，精蕴繁富。正如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辞赋第十一》中所言：“他其实也是一子，也是一家之学。”“外编”致力于《离骚》《天问》《九歌》《九章》《远游》及《卜居》《渔父》之集论，搜集古往今来的屈子论衡，折中百家而点醒屈原的真精神。“年谱插编”致力于屈原《楚辞》所有篇章的逐一编年，考证辨析，穷原竟委，订正了前人的误认和讹论。“诗学编”致力于把屈宋辞赋作为真正的诗而进行生命的解读，对之进行编年考定，及意义求真。比如以文本作为保存得最可靠的原始材料，进行严密透彻的细读，论证《大招》出自景差手笔，乃是楚顷襄王三年为客死于秦的楚怀王归葬故土而作的招魂辞，一派官样文章，始终把楚怀王当作太上皇对待，迎入离宫，而且不写招魂仪式就可以在国家典礼上使用，却没有执笔者个人的著作权；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招魂》乃屈原失去文学侍从之臣为国家典礼写作的资格，却在楚顷襄王之世更加难忘与楚怀王的缘分，因此以私家著述的方式，把楚怀王当成真正的王者，迎入楚国正宫，肆意享受楚国饮食歌舞之盛，而且写了诸多招魂仪式，就不能在招魂典礼上使用。这一编还对宋玉辞赋作了大体的编年，勾勒了《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属于早年作品，其年轻气盛往往在文章上取胜而政治上犯忌。《风赋》乃中年作品，宋玉对曰“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这里所说的“师”是屈原乎？似是赞扬楚王，却把风区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人之雌风”，揭示民间疾苦，讽喻性相当微妙。《高唐赋》《神女赋》是晚年作品，写楚怀王、顷襄王两代楚君同恋巫山神女，楚怀王被拘于秦三年而拒绝割让巫郡黔中郡，因而有与巫山神女行云施雨的缘分，顷襄王二十一年巫郡黔中郡为秦将白起攻陷，顷襄王与巫山神女没有缘分。开头用“昔者”二字标明是晚年回忆，写两代楚王同恋一神女，应是顷襄王已经故去，才可能出现这种写作自由的空间，如行文所云：“传言羽猎，衔枚无声。弓弩不发，罘不倾，涉漭漭，驰苹苹，飞鸟未及起，走兽未及发，……获车已实。……精神察滞，延年益寿千万岁。”如此打猎，弓箭未发，网罗未施，就猎获飞鸟走兽满车，这不是灵魂出猎又是什么？说“延年益寿千万岁”，乃是对丧者的吉祥说法，而且巫郡是宋玉家乡所在，其中蕴含着垂老而孤独的宋玉浓郁的乡愁。这种还原研究方法，以文本作为保存得最完好的原始材料，直接面对其中蕴含的生命信息，旨在深入理解屈子《楚辞》世界精湛的文化生命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