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问题事关国家安危和民族存亡，事关每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一方面，国家安全是个人安全的前提。没有国家安全，就不可能有个人安全。另一方面，国家安全有赖于每位公民的自觉维护。在国家安全问题越来越复杂的今天，大学生必须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学习国家安全法律知识，切实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义务。 一、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 国家安全一般是指一个国家不受内部和外部的威胁、破坏而保持稳定有序的状态。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将国家安全理解为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即主权独立、领土安全、政治稳定等。随着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在国际局势总体趋于缓和的情况下，国家安全仍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威胁和挑战，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也越来越多样化和不确定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边界、领土争端导致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 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要树立新的国家安全观。新国家安全观强调，各国在安全上要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各国的国家安全不仅包括传统的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还包括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公共安全等内容。 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支柱与核心。没有政治安全和国防安全，就根本不可能有国家安全。政治安全是指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形势保持稳定，不受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和颠覆。国防安全是指国家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安全，不受外来军事威胁或侵犯。 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社会公共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经济安全是指国民经济能够抗御国内外各种经济风险而保持平稳有序运行的态势，包括金融安全、能源安全、贸易安全、粮食安全等。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科技安全是指国家的科学技术系统能够有效地应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威胁，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的能力和状态。文化安全是指一国人民能够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价值观念、文化制度，独立自主地控制和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由于科技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影响，网络安全、信息安全问题变得非常突出，要保证国家的文化安全，必须特别重视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是指国家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能够维系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公共安全表现为预防、控制、处理各种社会违法犯罪活动和突发灾害事故，以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社会的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社会公共安全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社会治安，还包括越来越重要的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等。 二、掌握国家安全法律知识 （一）国家安全的一般法律制度 《国家安全法》、《刑法》等法律法规规定了我国国家安全的一般法律制度。《国家安全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专门法律，规定了国家安全机关在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职责以及公民和组织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各类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刑法》专门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包括背叛国家罪，分裂国家罪，煽动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暴乱罪，颠覆国家政权罪，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投敌叛变罪，叛逃罪，间谍罪，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罪，资敌罪等具体罪名。 （二）国防安全法律制度 我国国防安全法律制度主要由《国防法》、《反分裂国家法》、《兵役法》、《军事设施保护法》、《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等法律法规构成。《国防法》是维护国防安全的专门法律，规定了国家机构的国防职权，武装力量，边防、海防和空防，国防科研生产和军事订货，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国防教育，国防动员和战争状态，公民、组织的国防义务和权利，军人的义务和权益，对外军事关系等内容。《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了台湾问题的性质、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以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制止“台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等内容。 （三）经济安全法律制度 我国目前虽然缺乏有关经济安全的专门立法，但很多经济法律、法规都包含了有关经济安全的规定，具有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功能。例如，涉及外商投资方面的法律，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等；有关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如《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外汇管理条例》等；有关能源管理方面的法律，如《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等。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制定、修改了一批与世贸组织相关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在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对外贸易法律等方面，加强了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 （四）网络信息安全法律制度 为了维护国家的网络和信息安全，国家制定了《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这些法规明确规定了利用互联网实施的各种违法行为及其处罚办法。 （五）生态安全法律制度 我国的生态安全法律制度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我国制定的有关生态安全保障的法律、法规，另一部分是我国缔结或参加的有关国际生态安全保护的条约。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一个以宪法为核心，包括环境保护、灾害防御、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安全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在内的生态安全保障法律制度。我国已经缔结或者参加了60多个与环境保护和生态安全有关的国际条约。如《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海洋公约》、《保护臭氧层维也纳公约》、《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养护公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等。 （例如：基因安全问题。存在生物资源向境外流失的趋势，这将危害本国公民的利益） （六）社会公共安全法律制度 为了保证社会治安、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国家制定了《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消防法》、《食品卫生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2003年5月9日国务院公布并施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明确规定了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组织领导、遵循原则和各项制度、措施，明确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责任与义务，还明确了违反该条例的法律责任，标志着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纳入了法制化轨道，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 三、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遵守国家安全法律，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义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义务，《国家安全法》、《保守国家秘密法》、《国防法》、《兵役法》等法律明确规定了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各项具体的法律义务。主要有以下几项： （一）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的义务 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构成的武装力量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国家的主要力量。公民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武装力量存在和发展的人员保证。《宪法》第55条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国防法》、《兵役法》等法律都重申了公民的这一基本义务。 （二）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国家秘密的泄露直接威胁国家安全。因此，《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保守国家秘密法》、《国家安全法》、《国防法》等法律具体规定了公民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公民和组织都应当保守所知悉的国家安全工作的国家秘密，不得非法持有属于国家秘密的文件、资料和其他物品。《国防法》规定，公民和组织不得泄露国防方面的国家机密，不得非法持有国防方面的秘密文件、资料和其他秘密产品。故意或过失泄露国家秘密，将承担刑事或行政法律责任。 （三）提供便利条件或其他协助的义务 国家开展国防建设和国家安全工作需要得到公民和社会组织的支持或协助。《国防法》规定，公民应当支持国防建设，为武装力量的军事训练、战备勤务、防卫作战等活动提供便利条件或其他协助。《国家安全法》规定，公民应当为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条件或其他协助。《国家安全法》还规定，故意阻碍国家安全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作，性质恶劣或后果严重的，要承担刑事或行政法律责任。 （四）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 在国家安全机关调查了解有关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公民和有关组织应当如实提供，不得拒绝。危害国家安全方面的犯罪与其他犯罪不同，它侵犯的是国家的安全和根本利益，危害性非常大。如果有关公民和组织知情不报，不提供证据，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因此，《国家安全法》规定，明知他人有间谍行为，在国家安全机关向其调查有关情况、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的，依法受到处罚。 （五）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义务 公民及时报告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助于国家机关尽早采取措施阻止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实施。因此，《国家安全法》规定，当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时，公民应当直接或者通过所在组织及时向国家安全机关或公安机关报告。 （六）不得非法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的义务 为防止有人利用专用间谍器材非法窃取国家秘密，《国家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都不得非法持有、使用窃听、窃照等专用间谍器材。对于非法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的，国家安全机关可以依法对其人身、物品、住处和其他有关地方进行搜查，并没收非法持有、使用的专用间谍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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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应当作为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关键词：“三权分置”；耕地生态保护补偿；生态增益【民生法学】《民法典》背景下代位权客体廓清作者：赵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内容提要：立法与理论上关于代位权客体的争议一直存在，此种分歧在《民法典》颁布实施后依然持续，有损于《民法典》的实施与法治的统一。在确定代位权客体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确代位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债权人利益保护”，且“不过分侵夺债务人私法自治”， 因此，在“秉持谦抑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可将代位权客体界定为“一般债权”“债权之从权利”“增加责任财产之必要权利”“确定性的特殊金融债权”等。关键词：民法典；代位权客体；债权人利益保护；一般债权；从权利；特殊金融债权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的衍变及启示作者：施婧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在劳动环境变革的背景下，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本将劳动压力所引发的精神疾患界定为劳灾，纳入劳灾（工伤）保险的救济范围。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以工作原因量化理论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为核心标准，构建了以行政认定为前置程序、以司法认定为救济补充的制度结构。我国可以借鉴其一定经验，逐步将精神疾患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并以“工作原因”为中心设定具体的认定标准体系，构建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互动型认定制度。关键词：日本劳灾认定；精神疾患；行政认定；司法认定【部门法学】环境犯罪刑罚法规的适正性研究作者：刘德法、白雅楠（郑州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新近立法对污染环境罪内容的改动集中体现了伦理层面价值观的演变历程、犯罪论层面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的动态调整，以及刑罚论层面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分配理念。三个层面存在的三组二律背反又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与发展联系，均可归结为刑法积极立法趋势下存在的法益保护早期化与刑法谦抑性的矛盾问题。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的发展道路应当坚守刑罚法规的适正性，以罚则内容明确、处罚范围适中、罪行轻重均衡为具体标准，在刑罚配置上贯彻落实比例原则、细化罚金刑适用幅度甚至扩展保安处分措施。关键词：环境刑法；环境犯罪；刑罚观念；法规适正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中的规范化适用研究作者：王光明、武景磊（烟台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酌定量刑情节是我国目前控制暴力犯罪死刑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因其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不利于严格控制死刑。实践中，犯罪后果的严重程度、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以及犯罪动机卑劣情况，都无统一认定标准；被害人过错和民间矛盾的内涵不清导致认定混乱。为规范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犯罪后果严重程度应严格按照具体死亡人数和其他侵害后果来认定。手段残忍程度的界定应综合实质意义和形式标准来把握。只有随意选择作案对象，滥杀无辜，以达到反社会、反人类犯罪目的而产生的动机才可以认定为卑劣犯罪动机。被害人过错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在于其使被告人的可谴责性降低。民间矛盾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是被告人的预防必要性小。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酌定量刑情节的规范意义和法理依据来认定，并综合全案量刑情节慎重考虑是否有必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关键词：酌定量刑情节；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网络共犯体系下帮助行为的类型化及其归责路径作者：李明见（武汉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网络共犯体系异化，使得传统共犯理论和司法实践面临诸多挑战。帮助行为在网络空间的表现类型多样化，中立的帮助行为、片面的帮助行为在网络共同犯罪形态中广泛存在。我国已通过刑事立法、司法解释逐步构建了网络帮助犯的刑事责任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面对网络帮助行为的归责障碍，应坚持刑法总则下的共犯立法模式，肯定片面共犯的适用以及完善明知的判断规则，以更好地解决网络共同犯罪帮助行为的归责问题。关键词：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共犯正犯化；归责体系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作者：杨安琪、杨署东（重庆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是国际贸易多边合作重要的国际法保障，也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法律执行力和国际流动性显著提升的标志。为实现国内商事调解机制与公约的对接，中国应在国际商事调解立法、和解协议配套执行机制、调解机构与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协调和完善，同时利用我国自贸区（港）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深耕商事调解试验田，构建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法律体系和运行体制。关键词：《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中国商事调解制度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的争论及评述作者：陈圣利（福建省人文社科基地政法舆情治理研究中心）内容提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存在形式主义、公司意思主义和当事人意思主义之争。争论的焦点有二：一是股权转让是否以外观公示为生效要件；二是股权转让是否以公司认可为生效要件。《九民会议纪要》采纳了股东名册登记生效说，此即形式主义观点之一 。形式主义和公司意思主义，均超越了现行《公司法》相关规定的文义射程。当事人意思主义契合股权性质，符合比较法解释，切合中国法现况，故而更为可取。当事人意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除法律和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以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归属变动一般以当事人的让与合意为准，出资证明书的交付并非股权转让的要件，股东名册的修改是对抗公司的要件，工商登记的变更是对抗公司外部第三人的要件。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形式主义；公司意思主义；当事人意思主义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法治障碍及对策研究作者：李璐玮（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内容提要：海外利益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我国整体发展利益与国家安全。面对复杂严峻的海外投资环境，我国海外利益急需我国私营安保企业提供配套的安全保障服务。然而，服务提供国（地）市场准入严苛、依法获取持枪资格受限、服务过程中遭致合规风险高等棘手法律问题，使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频繁受阻。国内相关规则、行业标准未成体系，资质认证、枪支管理等具体规定空白或不灵活，国内相关监管、问责处罚机制不健全，全球性规制尚未深度参与，是我国私营安保企业陷入上述困境的根本制度性障碍。基于法治化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新要求，从国家规制视角，在规则制定、机制构建等多个层面，国内、国际等多个治理角度提出可行性建议，依法保障我国私营安保企业顺利提供境外服务，助企纾困。关键词：私营安保公司；总体国家安全观；枪支管理制度；安保行业标准【司法制度研究】论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的张力及其消解作者：许少波、张昂（华侨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审理者裁判和司法统一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紧张关系，这呈现为当下中国促进审理者裁判的司法改革和以司法统一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审判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司法问责方式的行政化、法官职业群体素质仍待提升、“结果中心主义”的审判评价标准等原因共同导致了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之间的紧张关系。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在原则上应当是兼容的，因为二者都不是绝对化的。审理者裁判与司法负责之间存在权衡，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之间存在博弈，适度的审理者裁判与适度的司法统一可以在不损害对方核心要素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消解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建立外部问责机制、实施温和能动的司法政策、建立“过程与结果双重导向”的法官绩效考核制度。关键词：审理者裁判；司法统一；司法责任；司法能动；法官豁免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与可行简单性之均衡作者：陈锦波（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内容提要：电子诉讼应当同时具备可控复杂性和可行简单性的双重功能特性。增加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的途径在于：在技术上，建立稳定、安全且功能多样的电子诉讼平台，并实现该平台与其他网络平台的互联互通；在法律制度上，确认异步审理的法律效力、建立相应的失权制度、确立电子签名的使用规则并扩大法院对涉网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而要实现电子诉讼的可行简单性，则需要深入挖掘电子诉讼复杂性的来源，进而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在技术方面，彰显电子诉讼平台的交互性；在制度方面，加强对电子诉讼的程序性法律控制；在机构方面，通过网络平台来实现对电子诉讼繁杂事务的有效治理；在人员方面，提升诉判主体各方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法律规则的能力。关键词：电子诉讼；功能特性；可控复杂性；可行简单性侦察思维的故事模型理论：经验事实的故事重建与构件证明作者：巩寒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内容提要：侦查语境的特殊性体现在侦查性发现相较“法律发现”的非对抗性，以及侦查性叙事整体性区别于法庭证明的构件拆分过程。对其特殊性的评估，有助于缓解“审判中心”下，集中于案卷笔录上的紧张关系。故事模型跳出了“原子论”的认识过程，代之以“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其描述了侦查性发现中对多种线索信息以及更自由信息形式的拓展，明确了对经验事实的内心重建，理性思维是决定性因素。侦查故事需要统摄在案证据、解释推论链条。其问题是故事构建的“整体性”要求与“分离性”障碍，及推论链条梳理的证据问题。“关于故事构造的知识”是侦查叙事的核心内容。在辅助侦查性叙事的形成过程以及为故事模型提供规范性引导的过程中，准确性构成了评判事实认定理论的重要标准，而对错误风险防控的把握体现在应对“刑事错案种类泛化”理念修正中。关键词：故事模型；侦查性发现；经验重建；要件事实司法区块链视域下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作者：孙梦龙（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随着数字技术对物理空间信息存储方式的变革，电子数据的技术性需求与司法实践的转化式适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司法区块链的制度化建构为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提供了“区块链＋司法”的全新发展方向。在存证阶段，司法区块链通过数据稳定存储，建立数据可信载体与全程可追溯机制。在取证、举证阶段，司法区块链可以通过借助参与共识，辅助电子数据真实性认定，并对接公证机关出证。在质证、认证阶段，司法区块链能够有效减少电子数据生成机制、存储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提升司法效率。司法区块链平台下的电子数据证明以法律规则与技术共识耦合的方式开启了电子数据全流程线上化证明的司法证明新高度，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关键词：区块链技术；技术证明；参与式；电子证据；线上化证明【法治文化】法政视角下的近代财政——以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为中心作者：杨同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中国近代财政是伴随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产物。作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财政预算案——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其编制与议决不仅凸显了近代财政的内在理路，而且折射出法政的诸多面向。度支部颁布多项法令渐次展开财政清理，为预算案编制提供了基本前提。围绕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编制，各部院、地方督抚与度支部形成角力。编制赤字预算案反映度支部陷入“名实不符”的泥淖，呈现出晚清复杂的权力关系。资政院对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的议决是首次由民意机关监督国家财政，资政院成立预决算股员会，劳心尽力，组织议员分科审查预算。经资政院大会议决，度支部原奏的预算赤字被修正为盈余，其间存在的程序问题值得反思。从法政角度观之，权力的名实不符，程序的便宜处分，实为近代财政反思之一端。在转型政治下，通过规则实现权力的自洽，达致良好的法政秩序，效果更佳。关键词：法政；财政；预算案；度支部；资政院基于家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反思作者：周剑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契约自由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在破除身份枷锁、带来个体解放与自由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家本源关系的破裂，这种破裂意味着主体间关系的对抗，私人利益的无序扩张演化为社会冲突的焦点；更意味着人与历史关系的断裂，主体间相互依赖的历史共同感不复存在，由此现代社会陷入公共性危机。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形态，透过中国的家文化，利用概念思维，可以重新认识家的规范意义与价值。家本质上是共生共存的载体，从家本性出发可以重新界定主体间关系，建构以“共在论——家伦理——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家原则。家原则不是对契约自由的全面否定，而是对它的改进与充实，其意义主要在于：一方面反思与超越契约自由的个体主义基础，以共在论激活人们的生活意义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则以家伦理为基础重建公共伦理，力图弥合私人自治与公共自治之间的断裂，积极寻求自由得以实现的义务与伦理条件。关键词：契约自由；个体主义；家原则；关系伦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是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学类专业学术期刊。1986年创刊，2012年由原《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更名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本刊秉承“格物致知、明礼弘法”的办刊理念，坚持办刊的学术性，追求学术创新，严守学术规范，关注法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前沿问题、热点、难点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次法理研究，注重制度建设；包容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END-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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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阅后续更新。“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已签约264家期刊，其中核心期刊（含CLSCI、CSSCI及扩展版、北大中文核心、AMI综合）117家，非核心期刊58家，集刊80家，英文期刊9家。截止2022年2月28日“北大法宝”法学期刊库共收录了92551位作者的273311篇文章，总期数15505期，总字数7亿，诚挚邀请您的期刊入驻“北大法宝”，扩大影响，增进传播，服务法治。联系邮箱：。信息请点击“阅读原文”。采购热线：010-82668266《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2年第2期要目【法治中国】“感受公平正义”命题的两个面向徐亚文、黄峰（1）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理论构造与制度完善黄锡生、尚睿（8）“三权分置”背景下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的确定刘梦（17）【民生法学】《民法典》背景下代位权客体廓清赵晶（27）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的衍变及启示施婧葳（37）【部门法学】环境犯罪刑罚法规的适正性研究刘德法、白雅楠（44）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中的规范化适用研究王光明、武景磊（52）网络共犯体系下帮助行为的类型化及其归责路径李明见（68）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杨安琪、杨署东（75）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的争论及评述陈圣利（85）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法治障碍及对策研究李璐玮（94）【司法制度研究】论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的张力及其消解许少波、张昂（106）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与可行简单性之均衡陈锦波（114）侦察思维的故事模型理论：经验事实的故事重建与构件证明巩寒冰（125）司法区块链视域下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孙梦龙（138）【法治文化】法政视角下的近代财政——以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为中心杨同宇（146）基于家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反思周剑威（157）【法治中国】“感受公平正义”命题的两个面向作者：徐亚文、黄峰（武汉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一命题的提出，既体现了由“看得见的公平正义”向“感受公平正义”的法治转向，更是法治思维和法治实践奔向更高追求的一次飞跃。主观程序正义论为诠释“感受公平正义”命题提供了理论支撑。从心理面向来说，主观程序正义论揭示了满足程序参与者感受公平正义的三个核心要素：信任感、尊严感以及控制感。从司法面向来说，主观程序正义论通过杜绝领导干部干预司法以提升司法程序的信任感、完善争议焦点整理以及心证公开机制以强化司法程序的尊严感、强化指导性案例运用和逐步实现副卷公开以增强司法过程的控制感，最终实现“感受公平正义”。关键词：主观程序；公平正义；司法干预；心证公开；指导案例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理论构造与制度完善作者：黄锡生、尚睿（重庆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是长江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法治保障。目前，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面临着协作范围不全面、协作形式不统一、协作主体不明确、协作规则不健全等多重困境。从流域的整体性、关联性及特殊性出发，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需要打破现有行政区划分块管理的现状，以生态整体主义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构建长江“全流域”环境司法“大协作”体系。具体方式包括明确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的法律内涵、完善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内部协作制度、强化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外部协作制度等方式，实现长江流域治理现代化。关键词：长江流域；环境司法协作；生态整体主义；协同治理“三权分置”背景下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的确定作者：刘梦（吉林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耕地具有重要的生态资源价值。生态增益是进行耕地生态保护补偿的正当性依据，对产生生态增益做出实质性贡献是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确定的标准。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是耕地用途限制的直接经济利益受损者，应当是补偿的对象；土地经营权人履行耕地使用方式的限制，承担耕地整体性保护义务，对产生生态增益做出了实质贡献，亦应当是补偿对象。地方政府对耕地的使用环境进行宏观治理，对耕地产生生态增益具有支持作用，但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政府履行职能不能要求获得补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耕地使用产生生态增益只起辅助作用，不是直接的生态增益贡献者， 亦不应当作为耕地生态保护补偿对象。关键词：“三权分置”；耕地生态保护补偿；生态增益【民生法学】《民法典》背景下代位权客体廓清作者：赵晶（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内容提要：立法与理论上关于代位权客体的争议一直存在，此种分歧在《民法典》颁布实施后依然持续，有损于《民法典》的实施与法治的统一。在确定代位权客体的问题上，我们应该明确代位权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债权人利益保护”，且“不过分侵夺债务人私法自治”， 因此，在“秉持谦抑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可将代位权客体界定为“一般债权”“债权之从权利”“增加责任财产之必要权利”“确定性的特殊金融债权”等。关键词：民法典；代位权客体；债权人利益保护；一般债权；从权利；特殊金融债权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的衍变及启示作者：施婧葳（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在劳动环境变革的背景下，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日本将劳动压力所引发的精神疾患界定为劳灾，纳入劳灾（工伤）保险的救济范围。日本精神疾患劳灾认定以工作原因量化理论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为核心标准，构建了以行政认定为前置程序、以司法认定为救济补充的制度结构。我国可以借鉴其一定经验，逐步将精神疾患纳入工伤保险的范围，并以“工作原因”为中心设定具体的认定标准体系，构建行政认定与司法认定互动型认定制度。关键词：日本劳灾认定；精神疾患；行政认定；司法认定【部门法学】环境犯罪刑罚法规的适正性研究作者：刘德法、白雅楠（郑州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新近立法对污染环境罪内容的改动集中体现了伦理层面价值观的演变历程、犯罪论层面结果无价值和行为无价值的动态调整，以及刑罚论层面报应主义与预防主义的分配理念。三个层面存在的三组二律背反又存在一定的逻辑关联与发展联系，均可归结为刑法积极立法趋势下存在的法益保护早期化与刑法谦抑性的矛盾问题。我国环境犯罪治理的发展道路应当坚守刑罚法规的适正性，以罚则内容明确、处罚范围适中、罪行轻重均衡为具体标准，在刑罚配置上贯彻落实比例原则、细化罚金刑适用幅度甚至扩展保安处分措施。关键词：环境刑法；环境犯罪；刑罚观念；法规适正酌定量刑情节在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中的规范化适用研究作者：王光明、武景磊（烟台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酌定量刑情节是我国目前控制暴力犯罪死刑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因其自由裁量空间较大，不利于严格控制死刑。实践中，犯罪后果的严重程度、犯罪手段的残忍程度以及犯罪动机卑劣情况，都无统一认定标准；被害人过错和民间矛盾的内涵不清导致认定混乱。为规范酌定量刑情节的适用，合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犯罪后果严重程度应严格按照具体死亡人数和其他侵害后果来认定。手段残忍程度的界定应综合实质意义和形式标准来把握。只有随意选择作案对象，滥杀无辜，以达到反社会、反人类犯罪目的而产生的动机才可以认定为卑劣犯罪动机。被害人过错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在于其使被告人的可谴责性降低。民间矛盾影响刑罚裁量的法理依据是被告人的预防必要性小。在暴力犯罪死刑裁量过程中，应当严格按照酌定量刑情节的规范意义和法理依据来认定，并综合全案量刑情节慎重考虑是否有必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关键词：酌定量刑情节；暴力犯罪；死刑；司法控制网络共犯体系下帮助行为的类型化及其归责路径作者：李明见（武汉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网络共犯体系异化，使得传统共犯理论和司法实践面临诸多挑战。帮助行为在网络空间的表现类型多样化，中立的帮助行为、片面的帮助行为在网络共同犯罪形态中广泛存在。我国已通过刑事立法、司法解释逐步构建了网络帮助犯的刑事责任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面对网络帮助行为的归责障碍，应坚持刑法总则下的共犯立法模式，肯定片面共犯的适用以及完善明知的判断规则，以更好地解决网络共同犯罪帮助行为的归责问题。关键词：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共犯正犯化；归责体系我国商事调解机制与《新加坡调解公约》对接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路径作者：杨安琪、杨署东（重庆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是国际贸易多边合作重要的国际法保障，也是国际商事和解协议法律执行力和国际流动性显著提升的标志。为实现国内商事调解机制与公约的对接，中国应在国际商事调解立法、和解协议配套执行机制、调解机构与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进行协调和完善，同时利用我国自贸区（港）先行先试的制度优势，深耕商事调解试验田，构建既符合国际标准，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商事调解法律体系和运行体制。关键词：《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商事和解协议；中国商事调解制度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的争论及评述作者：陈圣利（福建省人文社科基地政法舆情治理研究中心）内容提要：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存在形式主义、公司意思主义和当事人意思主义之争。争论的焦点有二：一是股权转让是否以外观公示为生效要件；二是股权转让是否以公司认可为生效要件。《九民会议纪要》采纳了股东名册登记生效说，此即形式主义观点之一 。形式主义和公司意思主义，均超越了现行《公司法》相关规定的文义射程。当事人意思主义契合股权性质，符合比较法解释，切合中国法现况，故而更为可取。当事人意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除法律和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以外，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归属变动一般以当事人的让与合意为准，出资证明书的交付并非股权转让的要件，股东名册的修改是对抗公司的要件，工商登记的变更是对抗公司外部第三人的要件。关键词：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模式；形式主义；公司意思主义；当事人意思主义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法治障碍及对策研究作者：李璐玮（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内容提要：海外利益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我国整体发展利益与国家安全。面对复杂严峻的海外投资环境，我国海外利益急需我国私营安保企业提供配套的安全保障服务。然而，服务提供国（地）市场准入严苛、依法获取持枪资格受限、服务过程中遭致合规风险高等棘手法律问题，使我国私营安保企业境外服务频繁受阻。国内相关规则、行业标准未成体系，资质认证、枪支管理等具体规定空白或不灵活，国内相关监管、问责处罚机制不健全，全球性规制尚未深度参与，是我国私营安保企业陷入上述困境的根本制度性障碍。基于法治化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新要求，从国家规制视角，在规则制定、机制构建等多个层面，国内、国际等多个治理角度提出可行性建议，依法保障我国私营安保企业顺利提供境外服务，助企纾困。关键词：私营安保公司；总体国家安全观；枪支管理制度；安保行业标准【司法制度研究】论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的张力及其消解作者：许少波、张昂（华侨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审理者裁判和司法统一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呈现出紧张关系，这呈现为当下中国促进审理者裁判的司法改革和以司法统一为导向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审判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司法问责方式的行政化、法官职业群体素质仍待提升、“结果中心主义”的审判评价标准等原因共同导致了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之间的紧张关系。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在原则上应当是兼容的，因为二者都不是绝对化的。审理者裁判与司法负责之间存在权衡，司法克制与司法能动之间存在博弈，适度的审理者裁判与适度的司法统一可以在不损害对方核心要素的情况下建立起来。消解审理者裁判与司法统一之间的紧张关系需要全面落实司法责任制、建立外部问责机制、实施温和能动的司法政策、建立“过程与结果双重导向”的法官绩效考核制度。关键词：审理者裁判；司法统一；司法责任；司法能动；法官豁免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与可行简单性之均衡作者：陈锦波（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内容提要：电子诉讼应当同时具备可控复杂性和可行简单性的双重功能特性。增加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的途径在于：在技术上，建立稳定、安全且功能多样的电子诉讼平台，并实现该平台与其他网络平台的互联互通；在法律制度上，确认异步审理的法律效力、建立相应的失权制度、确立电子签名的使用规则并扩大法院对涉网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而要实现电子诉讼的可行简单性，则需要深入挖掘电子诉讼复杂性的来源，进而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在技术方面，彰显电子诉讼平台的交互性；在制度方面，加强对电子诉讼的程序性法律控制；在机构方面，通过网络平台来实现对电子诉讼繁杂事务的有效治理；在人员方面，提升诉判主体各方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法律规则的能力。关键词：电子诉讼；功能特性；可控复杂性；可行简单性侦察思维的故事模型理论：经验事实的故事重建与构件证明作者：巩寒冰（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内容提要：侦查语境的特殊性体现在侦查性发现相较“法律发现”的非对抗性，以及侦查性叙事整体性区别于法庭证明的构件拆分过程。对其特殊性的评估，有助于缓解“审判中心”下，集中于案卷笔录上的紧张关系。故事模型跳出了“原子论”的认识过程，代之以“整体论”的思维模式。其描述了侦查性发现中对多种线索信息以及更自由信息形式的拓展，明确了对经验事实的内心重建，理性思维是决定性因素。侦查故事需要统摄在案证据、解释推论链条。其问题是故事构建的“整体性”要求与“分离性”障碍，及推论链条梳理的证据问题。“关于故事构造的知识”是侦查叙事的核心内容。在辅助侦查性叙事的形成过程以及为故事模型提供规范性引导的过程中，准确性构成了评判事实认定理论的重要标准，而对错误风险防控的把握体现在应对“刑事错案种类泛化”理念修正中。关键词：故事模型；侦查性发现；经验重建；要件事实司法区块链视域下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作者：孙梦龙（黑龙江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随着数字技术对物理空间信息存储方式的变革，电子数据的技术性需求与司法实践的转化式适用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司法区块链的制度化建构为电子数据的线上化证明提供了“区块链＋司法”的全新发展方向。在存证阶段，司法区块链通过数据稳定存储，建立数据可信载体与全程可追溯机制。在取证、举证阶段，司法区块链可以通过借助参与共识，辅助电子数据真实性认定，并对接公证机关出证。在质证、认证阶段，司法区块链能够有效减少电子数据生成机制、存储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提升司法效率。司法区块链平台下的电子数据证明以法律规则与技术共识耦合的方式开启了电子数据全流程线上化证明的司法证明新高度，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关键词：区块链技术；技术证明；参与式；电子证据；线上化证明【法治文化】法政视角下的近代财政——以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为中心作者：杨同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中国近代财政是伴随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产物。作为中国近代意义上的第一部财政预算案——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其编制与议决不仅凸显了近代财政的内在理路，而且折射出法政的诸多面向。度支部颁布多项法令渐次展开财政清理，为预算案编制提供了基本前提。围绕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编制，各部院、地方督抚与度支部形成角力。编制赤字预算案反映度支部陷入“名实不符”的泥淖，呈现出晚清复杂的权力关系。资政院对宣统三年全国预算案的议决是首次由民意机关监督国家财政，资政院成立预决算股员会，劳心尽力，组织议员分科审查预算。经资政院大会议决，度支部原奏的预算赤字被修正为盈余，其间存在的程序问题值得反思。从法政角度观之，权力的名实不符，程序的便宜处分，实为近代财政反思之一端。在转型政治下，通过规则实现权力的自洽，达致良好的法政秩序，效果更佳。关键词：法政；财政；预算案；度支部；资政院基于家原则对契约自由的反思作者：周剑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内容提要：契约自由以个体主义为基础，在破除身份枷锁、带来个体解放与自由的同时，也导致了人与家本源关系的破裂，这种破裂意味着主体间关系的对抗，私人利益的无序扩张演化为社会冲突的焦点；更意味着人与历史关系的断裂，主体间相互依赖的历史共同感不复存在，由此现代社会陷入公共性危机。家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形态，透过中国的家文化，利用概念思维，可以重新认识家的规范意义与价值。家本质上是共生共存的载体，从家本性出发可以重新界定主体间关系，建构以“共在论——家伦理——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家原则。家原则不是对契约自由的全面否定，而是对它的改进与充实，其意义主要在于：一方面反思与超越契约自由的个体主义基础，以共在论激活人们的生活意义与归属感；另一方面则以家伦理为基础重建公共伦理，力图弥合私人自治与公共自治之间的断裂，积极寻求自由得以实现的义务与伦理条件。关键词：契约自由；个体主义；家原则；关系伦理《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是由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主办的法学类专业学术期刊。1986年创刊，2012年由原《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更名为《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本刊秉承“格物致知、明礼弘法”的办刊理念，坚持办刊的学术性，追求学术创新，严守学术规范，关注法学理论和实践中的前沿问题、热点、难点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次法理研究，注重制度建设；包容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END-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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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主要问题，第一个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能够让他们有自己的事情去做。生活能够得到满足。
已发表法学论文百余篇，其中CSSCI论文（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八篇）三十多篇。主要论文如下（按时间顺序，主要列举1997年以来发表的论文）：*《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5期(与人合作)，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8年第2期收载。《论惩治黑社会犯罪的刑事立法》，载《法学评论》1997年第6期。*《论转化犯的构成及立法例分析》，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4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8年第10期收载。4、《论印度反腐败的法制历程及其启迪》，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若干个罪的罪过性质问题研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8年第6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9年第3期收载。《城市化进程中的家庭与青少年犯罪》，载《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1期。《对犯罪目的与目的犯的探讨》，载《山东法学》1999年第2期。《法定刑的立法原则与新刑法中法定刑的立法缺陷探微》，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该文被《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1998年第3期部分转载。*《结果犯的概念及其既遂形态研究》，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3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1999年第7期收载。*《行为犯的概念及其既遂形态研究》，载《法商研究》1999年第3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2000年第1期收载。《论我国刑法中的情节和情节犯》，载《湖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6期。《沉默权的限制与限制的沉默权》，载《诉讼法论丛》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出版。*《论定罪情节与情节犯》，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该文被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刑法）2000年第5期收载。《对沉默权的理性呼唤》，载《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1期（第二作者）。《对贪污罪的比较研究》，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1期。《利用色相取得建筑项目是否属于商业贿赂》，载《经济与法》2000年第2期。《包更生诉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没收假币案》，载《判例与研究》2000年第3期。《城市化进程中的网络犯罪及其防治》，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4期。该文在2000年第九届中国犯罪学年会上获得较高评价。《抢劫杀人案的定性问题》，载《法律适用》2000年第9期。《犯罪既遂的构成要件齐备说及其评述》，载《当代法学研究》2000年第2·3期。《论死刑缓期执行的司法适用》，载《犯罪研究》2000年第6期。《发回重审案件是否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载《法学》2001年第1期。《关于惩治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立法建议》，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1年第1期。《行政案件之法律审与事实审辨析》，载《政治与法律》2001年第1期。《张烨等强奸、强制猥亵妇女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2001年第9辑，法律出版社出版；《陆某某、张某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交通肇事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主编的《刑事审判参考》2002年第5辑，法律出版社出版；《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的认定及其法律责任》，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结果加重犯的结构及其未遂形态问题》，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2期 。《共同强奸和强制猥亵妇女案评析》，载《政治与法律》2002年第2期。《网络犯罪及其防治对策前瞻》，载《犯罪研究》2002年第2期。《法院变更指控罪名观念误区与合理选择》，载2002年8月26日《人民法院报》（时代特稿）。《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行为及法律责任》，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内幕交易的经济分析与法律规制》，载《法商研究》2002年第4期（第二作者）；《罪刑法定原则适用的基本问题》，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对未遂犯处罚范围的新思考》，载赵秉志主编的《刑事法实务疑难问题探索》，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内月出版；《刑法中“委派从事公务”的学理分析与司法认定》，载《法学》2002年第9期；《一起利用伪造观光券实施的职务侵占案》，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0期；《应对有组织犯罪的刑事立法与防治对策思考》，载《法治论丛》2002年第4期；《罪刑法定原则司法化的三个观念问题》，载《法学》2003年第1期（合作）；《发回重审与上诉不加刑原则关系论》，载《法律科学》2003年第3 期；《试论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司法认定》，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1期。*《打击证券犯罪的价值选择和现实思考》，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4年第四期，并被人大报刊资料中心（刑学）2004年第12期转载；《日本行政犯性质的学说及其评析》，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6期；《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监事会及其关系新论》，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死罪原因与死刑限制——死刑案件给我们的一点启示》，载《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补诉·补判·补刑——从诉讼期限制度看刑事法的谦抑精神》，载《法学》2005年第7期；《有关卖淫犯罪的疑难问题新探》，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行政犯立法构想新论》，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6期。《论共犯关系之脱离》，载《法学研究》2006年第2期；A New Probe into the Criminal Liabilities for the Intentional Spread of AIDS ,CHINAN LEGAL SCIENCE,（《中国法学》2005年海外版）。《沉默权与如实回答义务的冲突与选择》，载《华东刑事司法评论》第5期；《司法权威：从理想到现实的回归》，载上海市法学会编《专家学者谈司法权威》，文汇出版社2004年出版；《死缓制度的中外渊源及历史发展》，载《中西法律传统》（第四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所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让地方执法的暴力冲动远离和谐社会——法治视域下的“当场击毙”》，《法学》2007年第7期《对“纸箱馅包子”事件的刑法考量》，载《上海法学研究》2007年第5期。《教师侵害未成年学生性犯罪案件的犯罪学思考》，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贪污房产案件的定罪问题与思考》，载《法学论坛》2008年第1期。《也谈检察监督制度为什么受质疑》，载《河南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西丰事件还需法律亮剑》，载《检察风云》2008年第3期“专家视点栏目”；《青少年暴力犯罪的心理和人格因素辨析》，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08年第3期。《论仇富引发犯罪的原因及对策思考》，载《东方法学》2008年第5期。《艾滋病人犯罪与相关法律制度之完善》，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4期；《贫困与犯罪问题——以农民工犯罪为视角》，载《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08年第5期；《媒体诽谤与权力造罪》载《法学论坛》2009年第2期。《公司高管犯罪的现状、成因与对策思考——以上市公司高管人员犯罪为例》，载《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尊龙名社”案之忧思——关注网络网罗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0年第2期；《上市公司高管犯罪问题研究》，载张育军等主编:《证券法苑》（第2卷），2010年6月法律出版社出版。《以刑制罪的学理阐释》，载《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7期。《从国外立法看我国破产犯罪的修改完善》，载《经济刑法》第9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对刑讯逼供原因的再认识——兼论办案人员素质不高导致刑讯逼供的命题》，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商业贿赂犯罪的特征、成因与防治对策新探》，载《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5期。72．《网络游戏与青少年犯罪问题》，载《青少年犯罪研究》2010年第6期。73．《警察防卫新论》，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为何同案不同判》，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载2011年第2期。75．《酒驾犯罪的立法背景和构成要件分析》，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1年第5期。*76．《论刑法中的多次犯罪》，载《湖北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合作）。77《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几个问题》，载《审判研究》2011年第2辑，法律出版社2011年9月出版。78-80．《法制日报》（北京）三篇（法制日报思想部落）：（1）《用法律破解“达芬奇之谜”》（2011年8月3日）（2600字）；（2）《对“牛”案的法律追问》（2011年11月2日）（2200字）；（3）《用法律温暖“社会冷漠症”》（2011年11月16日）（2500字）81．《民间网络反腐现象的法律思考》，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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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大责任事故罪 【摘要】 作为安全生产领域最常见的犯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其立法的完善能有效地从刑法学的角度促进和保障安全生产体系的完善。虽然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其第一条就是修改、补充了刑法有关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与刑法原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相比，扩大了犯罪主体，并提高了刑罚。但是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仍存在缺陷，具体表现为：犯罪主体单一、在刑种设置方面过于简单，应增加罚金刑刑种，增设重大责任事故危险犯。本文就是是对完善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法的专题研究，着重研究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重大责任事故罪刑种、重大责任事故危险犯等三个问题。 【关键词】重大责任事故罪 犯罪主体 单位 罚金刑 危险犯 量刑 前 言 在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多发的一类业务过失犯罪，近几年来由于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各类重大责任事故频发，使得完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发挥刑罚功能成为备受国内外重视的一个问题。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其第一条就是修改、补充了刑法有关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规定，与刑法原第一百三十四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相比，扩大了犯罪主体，并提高了刑罚。刑法原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由于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上述规定，犯罪主体范围较窄，对大量存在的个体经济组织、无证生产经营单位、人员或者包工头难以适用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必要扩大该罪的犯罪主体，而且条文的法定刑过低，不能有效遏止新形势下安全生产领域里违章作业和违章指挥现象。因此，刑法修正案(六)第一条规定，将刑法原第一百三十四条修改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修正案对原条文作如此修改：一是将该罪的犯罪主体从原来的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扩大到从事生产、作业的一切人员，把目前难以处理的对安全事故负有责任的个体、包工头和无证从事生产、作业的人员都包括在内了;二是对“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员，最高刑从原来的七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五年。 刑法修正案(六)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发挥了刑罚惩治安全责任事故类犯罪，保障生产、经营安全(含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功能，有效地从刑法学的角度促进和保障安全生产体系的完善。但笔者认为，我国现行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规定存在着缺陷，即主体范围单一、危害结果的样态、法定刑刑种的配置简单等。完善的重大责任事故罪应该将单位列入犯罪主体范围，同时在刑种设置方面增加罚金刑;增设重大责任事故危险犯。 一、 重大责任事故罪增加单位犯罪 根据重大责任事故罪现行刑法条文的表述，理论界通说认为：我国现行立法将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限定为自然人，而且为特殊主体，即生产、作业中的从业人员。凡不具有这一特定身份的人不能构成本罪(比如在生产作业场所的参观者)，单位也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但笔者认为现行的重大责任事故罪仅限定为特殊主体的自然人是该罪立法上的缺陷，不能适应遏止安全生产领域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多发势头的需要，单位理应成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犯罪主体。 (一)外国重大责任事故罪主体立法情况 一些外国刑法把重大责任事故罪列入业务过失犯罪，主体也不仅限于特殊主体，比如1994年生效的法国刑法在责任事故犯罪中对法人追究刑事责任，法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犯罪有三种：非故意杀人罪、非故意伤害人之身体罪、对他人造成危险罪，对造成重大财产损失的责任事故不承担刑事责任。对法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对于重大责任事故负刑事责任的单位，除了适用罚金刑外还可以同时适用一种或多种资格刑。这些资格刑包括：解散法人;永久性或最长5年期间，禁止直接或间接从事一种或几种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禁止公开募集资金;永久性或最长5年期间，关闭用于实施犯罪行为的企业机构或一家或数家机构、置于司法监督之下、排除参与公共工程等。 在现行的西班牙刑法典中，并非所有的责任事故罪的主体都有法人构成，只有第316条规定了构成违反劳动保护规则罪(类似我国的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的主体可以是法人。 (二)单位成为安全生产责任事罪主体的现实性 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发生后，我们在追究生产作业人员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或强令他人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违法行为的同时，很自然会考虑到该行为是其自己意志下的行为还是履行单位意志的行为。如果是由于在自己意志支配下主观上出现过失，进而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或强令他人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该生产作业人员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从事了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行为产生的利益又是归单位所有)，因而发生严重后果的，这种现象我们如何看待?如果从业人员也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那么利用强势地位将自己意志施加于从业人员的单位又构成什么罪呢?2007年4月17日(以下简称为“17”事故)笔者所处的舟山市发生一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一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为赶工作进度，明知舱内未按安全管理规定配备良好的通风设施，公司集体讨论后还是要求一班组长带领多名打磨工在短时间内完成在建船只淡水舱的打磨涂装作业。由于缺少通风设施的原因，打磨工从舱壁打磨下来的油漆粉尘充满整个淡水舱无法及时排散。当打磨机碰到已经裸露的金属舱壁时飞溅的火星迅速引燃了舱内空气中高浓度的油漆粉尘，致3人重伤，多人轻伤。对这么一起安全责任事故，公司决策层的意志反映了公司的意志，公司作为法律上拟制的人其违章意志从从业人员的作业行为里体现出来，但是由于法无明文规定，无法对该公司追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类似的一些生产经营单位为了自身利益不惜以人的生命为代价，在不具备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利用强势地位将单位意志施加于从业人员进行违规作业的现象比较普遍。据统计，笔者所在的舟山市2006年、2007年共有14个人因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其中有6人因接受单位指令违规操作造成严重后果而被追究责任，虽然事故单位在行政责任上受到处罚，但由于重大责任事故罪未规定单位犯罪，使得这6家单位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显然单位作为犯罪主体在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法上的缺位，使该罪丧失了打击和威慑功能，未能体现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的理念。 (三)单位成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犯罪主体的可行性 1)重大责任事故罪单位犯罪的主体界定。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所说的单位指的是生产经营单位，是合法和非法从事生产或者经营的基本单元，包括企业法人、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合伙组织、个体工商户和自然人。从定义上看，笔者认为其涵盖了刑法学上单位犯罪所指的“单位”的内涵，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的刑法第30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既包括国有、集体所有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也包括依法设立的合资经营、合作经营企业和具有法人资格的独资、私营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我们认为：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生产经营单位可以成为刑法学上单位犯罪主体，除此以外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生产经营单位(包括私营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以及按照自然人个体经营进行注册的，触犯刑法的均以自然人犯罪论的结论。 2)重大责任事故罪单位犯罪的主观特征。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那么单位在罪过形式上是否存在着过失呢?目前理论界存在着否定论和肯定论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单位犯罪在罪过形式上存在着过失，在重大责任事故中存在着单位的过失。理由是：第一，刑法条文直接认同单位在罪过形式上是否存在着过失，最明显的是97刑法第229条第3款规定的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该罪是指承担资产评估、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人员，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重大失事，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本罪要求主体的主观罪过形式是过失，刑法不仅将本罪规定为单位犯罪，而且规定对单位判处罚金;第二，刑法条文中未规定处罚单位，但规定了过失单位犯罪，如97刑法第137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该罪是指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行为。刑法明确将本罪主体规定为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第三，97刑法第137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在修订前是涵括在79刑法第11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之中的，修订后的重大责任事故罪规定在刑法中第134条。这种重大责任事故的过失行为与建筑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过失行为实际上并无区别，一个为单位犯罪，存在着单位主观罪过上的过失，一个只规定为为个人犯罪，显然现行刑法在上述条文上表述的差别显示两个罪名互相之间缺乏应有的协调，现行的重大责任事故罪也存在着单位主观上的过失。 3)重大责任事故罪单位犯罪的客观特征。重大责任事故罪单位犯罪的客观特征是单位犯罪的行为方式，它与个人犯罪的区别主要体现在：除了单位中直接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违反安全管理规定进行生产作业或强令他人冒险作业的犯罪行为外，还要求表明该违反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系单位行为的特定客观条件，这就是单位犯罪行为必须是集体研究决定或者负责人的决定实施。一是单位集体决定，是指经过单位决策机构决定。例如公司的董事会，其他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的决策机构一般是指有关的行政组织的领导人员经集体研究决定，如上文提到的“17”事故，公司集体讨论，命令一班组长带领多名打磨工不切实际地赶进度，就是单位集体决定，反映单位的意志。单位集体决定是单位犯罪常见的行为方式;二是负责人员的决定，是指根据法律或单位章程规定，有权代表单位行为和个人决定，如公司、企业等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决定等，值得指出的是负责人员的个人决定须以单位名义实施，利益归单位所有。如：笔者所在市的一船舶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经理因单位工程需要，责令本公司专门负责架子搭建、拆除的班组长叫来7名工人对一船舶周围的脚手架进行拆除，为降低用工成本，未按规定进行培训教育、制订操作方案，直接指挥该7名新工人作业，造成1人死亡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该起事故很明显是负责人员个人以公司名义决定了用工行为，利益(原本用于新工人培训教育的金费)归公司所有。 笔者认为，从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刑法所设定的犯罪是以自然人为基本主体的，绝大多数以单位为主体的犯罪都是在自然人犯罪规定的基础上作补充性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亦然。根据上文分析，将单位列为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能体现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体现刑法打击犯罪、威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也能使得 97刑法第137条规定的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与刑法修正案(六)第一条，在条文表述上显示两个罪名互相之间应有的协调。 二、 重大责任事故罪应增加罚金刑 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刑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刑种结构过于单一。我国现行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所配置的刑种，只有自由刑，即有期徒刑和拘役。法官在量刑时，除了适用自由刑外，没有其它刑种可供选择。然而，国外刑法不仅仅重视自由刑在惩治责任事故犯罪中的作用，而且非常重视罚金刑和资格刑的作用。例如在法国，自由刑和罚金刑是责任事故轻罪的基本刑种。对于所有的作为轻罪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犯，法国刑法规定应同时适用自由刑并科罚金刑;对于作为违警罪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则单处罚金刑 。在日本现行刑法的业务过失犯罪的法定刑中，都单独或者在自由刑后规定了罚金刑。这是因为，近现代以来，自由刑尤其是短期自由刑的广泛使用所带来的弊端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这在过失犯罪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如罚金刑可以避免自由刑带来的罪犯间“交叉感染”、“重新社会化难”等弊害;罚金刑可以增加犯罪成本、从经济上削弱再犯罪能力，象重大责任事故罪中，敢违规作业、敢强令冒险作业的主观上都出于贪利目的(比如在小型露天矿山作业中敢采用扩壶爆破兜底蹦落的国家明令禁止的工艺，其目的可能就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追求利益最大化);罚金是惩治法人犯罪的最佳手段，在上文论述中笔者对完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做了论述，认为该罪理应有单位犯罪，由于法人的虚拟性特点，对法人无法适用自由刑，但法人有一定财产，而罚金是以剥夺一定的财产为内容的刑罚;罚金具有经济性、附加性等等。因此罚金刑成为现代各国重大责任事故罪主要刑种之一。 为了通过司法渠道有效遏止安全生产领域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预防、减少重大责任事故犯罪，达到刑罚的目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完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种设置，增设罚金刑。罚金刑的设置方面，建议在重大责任事故罪条文中规定可以并处或单处罚金，根据犯罪的情节和犯罪单位、犯罪人的具体经济状况予以适用。 其实我们还发现法国等国家的刑法关于重大责任事故罪除了适用罚金刑外还同时适用一种或多种资格刑，比如剥夺一定期限的从业资格、或终身禁止从事某种行业、限期停业整顿、剥夺单位的某项经营权利等，国内有学者也曾著文要求在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刑种中增加资格刑。但笔者认为对单位处资格刑目前条件并不成熟，也不是非常迫切。首先，我国刑法中的刑种不包括资格刑，为了在重大责任事故罪里设置资格刑，对现有刑法刑种理论，刑法总则、分则众多条款做较大的变动，立法成本过高不大切合实际，只能等到条件成熟时;其次，类似上述法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资格刑，目前在我国一些行政法中都能找到出处，象《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规定了安全生产违法行为处罚种类一共八种，包括了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吊销有关许可证、暂停或者撤消有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关闭等。现阶段，当出现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以后安全监管部门完全可以依法暂停或者撤消责任人员有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虽然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是两种完全不同意义的处罚，就象罚款与罚金，但从立法理论的支撑、立法的成本来看，责任人资格已依行政法被暂停或者撤消，由于触犯刑律被追究刑事责任，在刑量时再处暂停或者撤消责任人员有关执业资格、岗位证书的资格刑现实意义不是最大。 三 、重大责任事故罪增加危险犯 国内外刑法学界关于过失危险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存在很大争论。在多个国家的刑法中，重大责任事故罪包含危险犯和实害犯两种样态，比如法国。我国重大责任事故罪只有实害犯(以发生一定的犯罪结果作为构成犯罪既遂的必要条件才能构成)，不承认危险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足以造成某种危险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即构成既遂的犯罪)。 笔者认为，从刑事政策以及维护安全生产、预防重大责任事故犯罪的角度出发，设立重大责任事故的危险犯是安全生产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肯定，当前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绝大多数是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责任事故发生前或多或少已经存在着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据统计，去年笔者所在舟山市工矿商贸领域共发生36起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从事故调查情况来看，所有责任事故发生前都存在着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所谓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颁布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以下称总局令第16号)解释，是指生产经营单位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和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规定，或者因其他因素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存在可能导致事故发生的物的危险状态、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管理上的缺陷。总局令第16号还把事故隐患分为一般事故隐患(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小，发现后能立即整改的)和重大事故隐患(指危害和整改难度较大，应当全部或者局部停产停业，并经过一定时间整改治理方能排除的隐患，或者因外部因素影响致使生产经营单位自身难以排除的隐患)。从上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定义的表述，我们认为安全生产事故隐患的定义等同于足以造成某种危险结果发生的危险状态。实践证明我们能督促生产经营单位加大排查治理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力度，就能最大限度地遏止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从公权力的角度看，督促有行政手段，还有刑事手段。完善现有的重大责任事故罪，设置重大责任事故罪危险犯，就能通过刑事手段遏止足以造成某种危险结果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隐患。 基于刑法罪刑均衡原则和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一般认为过失危险犯的法定刑设置要明显轻于实害犯罪。这是由过失危险犯本身的特性决定的。行为人不是故意危害社会而是过失误犯，给社会造成了一种严重的危险状态，而非严重实害结果，行为人对此种危险状态的出现持根本否定态度，从主客观角度来看，其社会危害性，明显轻于实害犯罪。过失犯多发生在伴有较高风险的经济及社会生活中，但人们又无法离开这些生产、生活，同时受刑罚手段局限性的的限制，刑罚此时只能充当保护社会生活秩序的辅助手段，这就决定了我们对过失犯罪应持一种宽容态度。因此对于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危险犯，笔者认为只有行为主体的行为造成重大事故隐患的出现才构成犯罪，对于重大事故隐患定义中的“危害较大”的把握，我们可以结合国务院颁布的《事故报告和事故调查条例》事故等级的划分予以确定，综合各方面因素，以有可能发生较大以上事故(指造成3人以上死亡，或者10人以上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为重大责任事故危险犯构罪的标准。重大责任事故危险犯应当适用较轻的刑量，最高法定刑应以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为宜或直接适用罚金刑。 综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们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完善提出以下改进意见： “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特别恶劣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或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致使存在的事故隐患足以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三款的规定处罚。” 参考文献： [1] 张明楷刑法学 北京：法律出版社 [2] 周光权法定刑研究——罪刑均衡的建构与实现 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O [3]姜伟论普通过失与业务过失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3) [4] 单位犯罪的认定与处罚 作者：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中国法院网 发布时间：2004-09-13 [5]陈兴良刑法适用总论 北京：法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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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谈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文章你可以借鉴下，我觉得还可以，比上网随便搜的强多了哟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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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警察学院是2010年1月21日在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基础上经教育部高校设置委员会评议、投票通过，并经教育部研究决定设置的全日制高等院校。目前主要设置有侦查学、治安学、法学、刑事科学技术等12个警察类专业。 主要招录应届高中毕业生及政法招录体制改革所招录的大专以上学历的学员及退役士兵等。 河南警察学院目前有郑州市俭学街校区、郑州市文劳路校区、郑州市龙子湖校区、郑州市南丰街校区等，占地1200余亩。现有教职工近600人，专任教师350余人，教授23人，副教授85人，具有硕士学位的154人。纸质图书资料70余万册，电子图书13万册，期刊杂志1200余种。 学院现任党委书记毛志斌，院长李国洲。 历史背景： 河南警察学院（原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的前身是1949年2月成立的中共豫西区党委社会部保卫干部训练班，历经河南省公安干部学校、河南省人民警察学校等历史时期。1987年5月开始筹建大专，1988年招收首届大专生，1991年2月经国家教委批准正式成立。 学校地处河南省郑州市，校园占地面积13亩，校舍建筑总面积15万平方米，生均校舍55平方米，生均教学科研行政用房81平方米。现有教职工543人，专任教师319人，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104人（正高职称22人，副高职称82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6％；具有硕士以上学位的155人，其中博士学位5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6％；全国公安系统模范教师、二级英模1人，省管专家2人，公安部特聘教官3人，省级优秀中青年骨干教师10人，省教育厅学术技术带头人9人，省公安科技专家11人。在校全日制普通大专生5682人，生师比81︰1。学校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75万元，生均83元，其中万元以上教学科研仪器设备434台（套）。设公安技术实验中心，实验（实训）室45个，其中有4个以专家个人名字命名的实验室。在全省各级公安机关建有49个校外实习实训基地。学校图书馆纸质图书73万册，电子图书1万种（册），期刊杂志1104种，生均图书42册。建有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中文公安期刊全文数据库等多个分类数据库。 学校开设12个专业，其中侦查专业被评为省级名牌专业建设点和省级示范专业，交通管理专业被评为省级特色专业和省级教改试点专业，刑事技术专业被评为省级教改试点专业，公共安全管理专业教学团队被评为省级专业教学团队。现有国家级精品课程2门，公安部精品课程2门，省级精品课程2门。2004年以来，共完成地厅级以上科研项目341项，发表论文1735篇（其中核心期刊374篇），出版各类学术专著和编写教材214部，获省部级教研科研奖励23项。 学校先后被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系统A等学校，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国家级推行体育锻炼标准先进单位，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被省教育厅命名为省级文明学校和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学校党委先后被评为全省高校先进党委、全省教育系统五好基层党组织，有2个团支部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获教育部和河南省思政工作优秀成果奖。据不完全统计，仅1978年以来，学校毕业生中涌现出以时代楷模任长霞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获得全国公安系统英模称号的11人，荣立三等功以上和获得省部级荣誉的9000余人次。学校毕业生约占全省公安民警的三分之一，绝大多数已成为骨干中坚力量，现担任厅级领导职务的约20人，担任处级领导职务的近千人，被誉为“中原警官的摇篮”。一、学校全称：河南警察学院（国标代码：11788 河南代码：6140）二、办学类型：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三、办学层次：河南警察学院是一所本科层次的普通高等学校，学制四年。学校有着60年的办学历程，历经河南省人民警察学校、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等重要历史时期，2010年被教育部批准成立并开始本科教育。学校先后被公安部评为全国公安系统A等学校，被国家体育总局评为国家级推行体育锻炼标准先进单位，被省委省政府命名为省级文明单位，被省教育厅命名为省级文明学校和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学校毕业生约占全省公安民警的三分之一，绝大多数已成为骨干中坚力量，被誉为“中原警官的摇篮”。四、专业设置：学校设有侦查学、治安学、交通管理工程、刑事科学技术、法学五个本科专业。另有法律文秘、法律事务、软件技术、司法鉴定技术、安全防范技术五个专科专业。五、学校地址：（一）老校区位于郑州市文化路北段文劳路六号（二）新校区位于郑东新区龙子湖高校园区，龙子湖东路一号。六、招生来源计划学校根据上级下达的招生计划进行招生，生源以河南省为主，将录取招收国家计划内本科生600人，专科生1230人。本科计划：专业名称学制录取批次招生计划侦查学四年公安提前批200治安学四年公安提前批50刑事科学技术四年公安提前批100交通管理工程四年公安提前批50法学四年本科二批200备注：侦查学、治安学、刑事科学技术、交通管理工程专业女生录取人数不超过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2专科计划：专业名称学制录取批次招生计划法律文秘三年专科一批200法律事务三年专科一批200司法鉴定技术三年专科一批200安全防范技术三年专科一批200软件技术三年专科一批200法律文秘三年对口批次130法律事务三年对口批次100 七、报考条件 按照2010年河南省招生工作规定，招收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未婚。凡报考我校非公安专业的考生，不参加面试，以电子档案中原始体检表为依据，录取时参照公安院校的身体标准（视力适当放宽到6）报考我校公安专业本科提前批次的考生需参加面试。体检标准除执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外，还必须执行教育部、公安部《公安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暂行办法》（公政治[2000]137号）和人事部、公安部《公安机关录用人民警察体检项目和标准》之规定。其中，特别要求考生应符合下列条件：①身高，男生不低于70米，女生不低于60米。体重，男生不低于50公斤，女生不低于45公斤。对于过于肥胖或消瘦的考生（标准体重〈千克〉=身高〈厘米〉—110，实际体重超过标准体重25%以上者为过于肥胖，实际体重低于标准体重15%以上者为过于消瘦）按体检不合格论。要求体形匀称，动作协调，无明显下蹲困难。②左右眼单眼裸视视力7以上；无色盲、色弱。③两耳无重听。④无口吃。⑤五官、体型端正，面部无明显特征（如唇裂、对眼、斜眼、斜颈、各种疤、麻、胎记等），颈部、手臂、腿部（膝盖以下）无特别明显癜痕、疤痕、胎记、色素斑和身体其他大面积的疤痕挛缩等。⑥身体无明显缺陷（如鸡胸、驼背、腋臭、严重静脉曲张、明显八字步、罗圈腿、重度平跖足即平脚板、纹身、少白头、嗅觉不灵敏等），无各种残疾。⑦本人或直系亲属无精神疾病。⑧无传染病。⑨入学后进行体检复查，凡弄虚作假经复查核实的或入学后三个月内发现其他不符合招生条件的，学校将按教育部、公安部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八、录取原则及要求（一）我校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由学校招生办公室负责录取事宜。（二）本科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为当地本科二批录取线。专科录取分数线为省控专科一批分数线。 （三）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的原则。报考公安专业提前批次本科的，考试成绩须达到所在省本科二批录取线以上，经面试、体能测试、政审符合条件，根据专业要求，德智体全面衡量，在全国第一批录取院校录取之前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录取时坚持从高分至低分、兼顾考生第一志愿优先权的原则，对于所报专业已满且又不愿服从专业调剂的考生不予录取。当同批录取控制分数线以上的第一志愿考生生源充足时，原则上只录取第一志愿考生；在第一志愿没有录满的情况下，从高分至低分录取非第一志愿的考生。专业录取时不设专业志愿级差分。（四）我校所有专业均招收英语语种考生，本科提前批次专业（侦查学、治安学、刑事科学技术、交通管理工程）女生录取人数不超过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 （五）认可国家规定的考生加分投档。九、学费标准本科专业收费：文科类3400元/生/年；理科类3700元/生/年专科专业收费：文科类3300元/生/年；理科类3600元/生/年住宿费：四人间1000元/生/年；六人间800元/生/年；八人间600元/生/年。十、奖、贷学金学校设立奖学金制度，品学兼优的学生可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和校内奖学金。学校具有完备的助学体系，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同时学校还设有困难补助、勤工俭学等资助项目。十一、毕业毕业学生修完学校规定的课程，达到学校规定的毕业要求，学校将颁发由教育部网上电子注册的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毕业证书。学院按照相关规定申请获得学位授予权后，对符合学位授予要求的本科毕业生，学校将颁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统一印制的学位证书。十二、联系方式
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存在的问题，包括公民的认识问题，包括国际上的一些对中国的安全的危害。
这篇谈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文章你可以借鉴下，我觉得还可以，比上网随便搜的强多了哟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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