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担任主编。这是我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具战斗力和生命力的青年刊物。刊物为周刊。后迁武汉。1927年7月迁回上海。在1927年11月至1932年间，曾先后改用《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称秘密出版。抗日战争时期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1939年4月在延安出版，1941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五期休刊。1948年12月，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复刊，在石家庄出版，次年迁北平(今北京)。1949年4月起，一直是团中央的刊物。此杂志努力在政治上指导青年，号召知识青年到民间去，到工农运动中去。就青年关心的学习、组织活动、婚姻恋爱、失学、失业等各种问题开展讨论，批评不健康的思想和风气，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努力适合青年的特点，设有批评、时事述评、书报评论、文艺、通讯、我们的时代等专栏，文字明白晓畅，笔锋尖锐犀利，配有漫画，图文并茂。重视同读者的联系，发表读者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成为最受青年欢迎的刊物，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因受国民党政府迫害，1927年10月停刊，共出170期，最高发行量达3万份，在青年中产生过重大影响。1939﹑1948年曾两度复刊。 1963年应《中国青年》杂志之邀，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从此成为最深入人心的共和国“一号英模”。3月，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发表使这一期杂志的发行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各地加印118万份仍不能满足需求，各地团委又翻印了207万份……随着1965年毛泽东第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这本杂志在当时的地位几乎无可比拟。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国青年》又一次告别了她的读者。 沉寂了12年后的复刊犹如一次涅 ，1978年的《中国青年》注定要以她曾在创刊时有过的激情和勇气成就自己在中国新闻史上惊世骇俗的业绩。经过了十年动乱的人们都像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而其时社会上对于思想解放的强烈要求与“两个凡是”的较量也使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置身于历史的转折点。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发表的《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和《“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笔锋如剑直指“两个凡是”，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战斗不仅止于此。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已经对“四五”事件有了“不改变结论”的说法时，《中国青年》冲破了思想的障碍，一鼓作气，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天安门诗抄》和“四五”青年英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在文中首次宣称：“四五运动”是一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这一毫不含糊的宣战直接触及了“两个凡是”的底线，杂志刚一面世，一时“洛阳纸贵”。这一充满着勇气的举动为《中国青年》之后的个性和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5月，一场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大讨论使她又一次成为传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潘晓讨论”也不啻于一场惊雷，撼动青年的内心。而在23年前，要进行这样一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更无异于一次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启蒙，《中国青年》也在这时创造了当期400万册发行量的奇迹
由李大钊 陈独秀 鲁迅 胡适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
1、《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2、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3、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该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4、《新青年》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的原则﹐对于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开闳的态度，它先后译介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波兰的显克维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创作。第4卷第6期（1918年6月15日）办了“易卜生号”。该刊还译介了苏联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文。5、《新青年》还进行了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这主要包括对以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的斗争﹔对腐朽无聊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斗争﹔对诋毁革命文学的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
《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此外，同名的还有日本侦探杂志《新青年》、新青年网站和新青年论坛。主办单位: 群益书社创刊时间：1915年9月15日出版周期：月刊，6期为一卷主编：陈独秀初名为《青年杂志》。 1915年 9月15日创刊﹐陈独秀主编﹐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月刊﹐6期为一卷。第1卷名《青年杂志》。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是该刊的纲领性文章。 1916年9月1日，《青年杂志》易名《新青年》出版。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新青年"。有名的篇章：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发表《贞操问题》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陈独秀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鲁迅发表《随感录四十》创刊辞的几大方面：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2、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3、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该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4、《新青年》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的原则﹐对于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开闳的态度，它先后译介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波兰的显克维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创作。第4卷第6期（1918年6月15日）办了“易卜生号”。该刊还译介了苏联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文。5、《新青年》还进行了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这主要包括对以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的斗争﹔对腐朽无聊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斗争﹔对诋毁革命文学的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
科学，民主
科学与民主。“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和科学”这一口号，是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时代影响《新青年》在五四时期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的影响巨大而久远。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各种政治思潮差不多都是在五四前后通过《新青年》传入或兴起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些著名人物，都是在1919年前后登上政治历史舞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许多革命运动，追根溯源，也都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发端的；中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精神文化都是在1919年前后发生急剧变化的。当代中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几乎是在实践和完成五四先驱的未竟之业。五四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可以说，《新青年》杂志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起着重要的精神桥梁作用。
1、《新青年》是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原名《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自1915年9月15日创刊号至1926年7月终刊共出9卷54号。由陈独秀在上海创立，群益书社发行。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民主与科学，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2、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新青年》从第4卷第一号（1918年1月）起实行改版，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带动其它刊物形成了一个提倡白话文运动。十月革命后，《新青年》成为五四运动的号角，成为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阵地。3、1919年1月15日，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发表。该年下半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新青年》刊登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4、《新青年》坚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的原则﹐对于外国文学的各种流派和作家采取了开闳的态度，它先后译介了俄国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安特莱夫、索洛古勃、库普林、阿尔志跋绥夫，波兰的显克维奇，瑞典的斯特林堡，法国的莫泊桑，英国的王尔德、格里高里夫人，印度的泰戈尔，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创作。第4卷第6期（1918年6月15日）办了“易卜生号”。该刊还译介了苏联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的文学论文。5、《新青年》还进行了反对封建复古派文人及其他封建文学潮流的斗争。这主要包括对以刘师培、林琴南为代表的“文选派”和“桐城派”封建复古势力反对白话文维护文言文、反对新道德维护旧道德的斗争﹔对腐朽无聊的黑幕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的斗争﹔对诋毁革命文学的上海美术界守旧派人物的斗争。
《新青年》是20世纪初中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革命杂志，也是党早期的重要理论刊物之一。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步和发展具有一定贡献，主要表现在：《新青年》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所营造的“中国化”历史语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定思想氛围；《新青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新青年》的文本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新青年》在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尝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新青年》是在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并且宣传倡导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和新文学。 此外，同名的还有日本侦探杂志《新青年》、新青年网站和新青年论坛。 《新青年》 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初名为《青年杂志》。 《新青年》的办刊思想：陈独秀的创刊思想主要针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束缚，提出6点要求：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②进步的而非保守的；③进取的而非退隐的；④世界的而非锁国的；⑤实利的而非虚文的；⑥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提倡的科学内容包括了科学和民主。《新青年》杂志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科学，民主
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担任主编。这是我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具战斗力和生命力的青年刊物。刊物为周刊。后迁武汉。1927年7月迁回上海。在1927年11月至1932年间，曾先后改用《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称秘密出版。抗日战争时期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1939年4月在延安出版，1941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五期休刊。1948年12月，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复刊，在石家庄出版，次年迁北平(今北京)。1949年4月起，一直是团中央的刊物。此杂志努力在政治上指导青年，号召知识青年到民间去，到工农运动中去。就青年关心的学习、组织活动、婚姻恋爱、失学、失业等各种问题开展讨论，批评不健康的思想和风气，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努力适合青年的特点，设有批评、时事述评、书报评论、文艺、通讯、我们的时代等专栏，文字明白晓畅，笔锋尖锐犀利，配有漫画，图文并茂。重视同读者的联系，发表读者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成为最受青年欢迎的刊物，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因受国民党政府迫害，1927年10月停刊，共出170期，最高发行量达3万份，在青年中产生过重大影响。1939﹑1948年曾两度复刊。 1963年应《中国青年》杂志之邀，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从此成为最深入人心的共和国“一号英模”。3月，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发表使这一期杂志的发行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各地加印118万份仍不能满足需求，各地团委又翻印了207万份……随着1965年毛泽东第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这本杂志在当时的地位几乎无可比拟。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国青年》又一次告别了她的读者。 沉寂了12年后的复刊犹如一次涅 ，1978年的《中国青年》注定要以她曾在创刊时有过的激情和勇气成就自己在中国新闻史上惊世骇俗的业绩。经过了十年动乱的人们都像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而其时社会上对于思想解放的强烈要求与“两个凡是”的较量也使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置身于历史的转折点。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发表的《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和《“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笔锋如剑直指“两个凡是”，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战斗不仅止于此。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已经对“四五”事件有了“不改变结论”的说法时，《中国青年》冲破了思想的障碍，一鼓作气，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天安门诗抄》和“四五”青年英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在文中首次宣称：“四五运动”是一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这一毫不含糊的宣战直接触及了“两个凡是”的底线，杂志刚一面世，一时“洛阳纸贵”。这一充满着勇气的举动为《中国青年》之后的个性和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5月，一场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大讨论使她又一次成为传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潘晓讨论”也不啻于一场惊雷，撼动青年的内心。而在23年前，要进行这样一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更无异于一次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启蒙，《中国青年》也在这时创造了当期400万册发行量的奇迹
由李大钊 陈独秀 鲁迅 胡适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新青年》
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还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大家都无一例外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重要时段来考察。而要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谁也不能忽略《新青年》这个杂志。这个杂志的出现及其所凝聚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都太大太重要了。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光芒四射的一页，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新青年》创刊的背景 《新青年》的创刊，最大动因是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倒行逆施，导致政局混乱、民怨沸腾，让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先进知识分子于混乱与苦闷中力图为国家、民族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 辛亥革命的主动力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其领导的武装起义严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力量。但清室退位后，全国政权却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手中。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先是取消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紧接着就解散国会，把立宪派也踢到一边。表面上，袁世凯似乎使天下“定于一”了，实际上他的有效统治只限于北方数省。革命党与立宪派分别在南方数省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但真正拥有权力的，除了袁世凯的势力，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 承清末数十年腐败政治，加以数年革命与动乱，人民早已穷蹙不堪。当时的中国外债累累、外患频频，内战不断、灾荒连年。于是，变乱迭出，土匪遍地，民不聊生。 身历清末民初革命、改革与动乱的梁启超有一段话，最能表明当时人们的失望心理。他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他形容当时社会之险象“譬犹悬千石之钟于坏宇，而恃一发以系之，旁无化身，而后无替人，天下险象孰过于是”。可以说，当时一些人心理上都以为中国必亡。 另一位身历当时种种艰难困苦的陈独秀也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 在这种状况下，先进知识分子们秉承中国历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苦苦寻觅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新青年》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创办起来的。 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陈独秀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特别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人。他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党人，但却不曾参加过同盟会。“二次革命”后，他就想到要办杂志，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为国家和民族寻找走出愚昧、穷困、动乱并朝向长期发展的道路。他到上海，对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说想要办一个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最初动机。 为什么以“青年”为刊物的名号呢？这是因为，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都认为，中国社会积腐太深，中年以上的人大抵都为旧污所染、旧习所困，唯有青年是国家和民族一线生机所系。李大钊说：“国中分子，昏梦罔觉者去其泰半，其余丧心溃气者又泰半。”希望只能寄托于青年。陈独秀认为，当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所以他说：“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就连梁启超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对青年学生们说，“以诸君一己之命运，即吾中国之命运也。我辈年已老大，对于国家已负莫大之罪孽。国家之所由致此者，皆吾辈中年人之责也。而吾国将来唯一之希望，即未来之学生，即今日在座诸君是也。”他断定“吾国处飘摇欲倒之境，所恃者厥为青年。” 陈独秀等人都认为，创造一个新国家，求得真共和，只有把希望寄托于青年。所以，他们的杂志主要是面对青年说话。其创刊号所登的《社告》第一条即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而这一期上的重头文章，就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汪叔潜所写的《新旧问题》，实际上也是向青年说话，文章最后一语即请“吾社会未来之主人翁”对新旧问题要“急择所趣舍”。陈独秀翻译的《妇人观》，无疑也是对青年女子说话。此外，还有自署“一青年”翻译的美国人的《青年论》。 我们从《青年杂志》和后来改名《新青年》的“通讯”专栏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对这个刊物感兴趣的、作出回应的恰恰主要是青年人。他们有问求学门径的，有希望介绍新书的，还有讨论卫生问题、女子问题、文学问题、统一国语问题、政党问题、国体问题、对孔子的态度问题等等的。 《青年杂志》出版后很受青年人的欢迎，第一卷第二号已登出在全国各地有代派处76处。据当时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回忆，《青年杂志》初办时每期只印千余册，后来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这一万五六千册的数字，应该是到五四前后的时候了。但从第二卷改称《新青年》后，发行量应有较大增长。《青年杂志》改称《新青年》，原属偶然。负责印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受到了教会方面的压力。教会方面借口教会办有《上海青年》，反对他们用“青年”的名号。群益经理人遂提议改名《新青年》。没想到，这恰好正中陈独秀及其朋友们的下怀。《新青年》带动了受新思想、新观念影响的一代新青年出现。 个性主义和世界化 《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是用什么样的新思想、新观念熏陶出来、鼓动起来一代新青年的呢？ 多年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一致认为，《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最主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科学与民主作为一种观念在清末已经比较普遍流传，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两个概念变得充实和深刻得多了。如果仔细考察《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着力倡导并加以深刻论述和身体力行的，我觉得还可以有更具涵盖力、也更容易与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们所大力宣扬的东西有所区别的说法。这个说法，可以用个性主义和世界化来概括。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所发《敬告青年》一文，实际上相当于发刊词。他提出六条倡议：“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里的第二、第三条即“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和“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基本上是进化主义观念，在清末已经相当流行。第五条“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与嘉道时期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显然有相承的关系。第六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上面已说过。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陈独秀所表达的是个人主义的精义。因个人主义在汉语文献中经常被扭曲，故《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更多地使用个性主义的提法。这种个性主义观念，清末虽有梁启超宣传过，但不曾普及。《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把个性主义看成是青年们能否觉醒、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得到落实的最大关键。第四条“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应当说是比较新鲜的提法，而且它可以涵盖更多东西，其基本要义是开放的观念。个性主义追求的是人的解放，主要是个人的解放和个人创造精神、创造力的解放。世界化追求的则是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互动。人家有好的东西，我尽量地学习借鉴；我们自己有好的东西，则要尽量地介绍给别人，完全打破“夷夏之防”，消除“中西文化”的困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解放自己每一个成员的创造力，又能够轻松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其进步与发展呢？可以说，这就是当年陈独秀他们及其所呼唤的新青年们热烈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要传递给全体中国人的主要的新思想、新观念。
无论是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还是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大家都无一例外地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一个重要时段来考察。而要考察五四新文化运动，谁也不能忽略《新青年》这个杂志。这个杂志的出现及其所凝聚的力量、所产生的影响，都太大太重要了。它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光芒四射的一页，对此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新青年》创刊的背景 《新青年》的创刊，最大动因是辛亥革命后，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倒行逆施，导致政局混乱、民怨沸腾，让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先进知识分子于混乱与苦闷中力图为国家、民族寻找到一个新的出路。 辛亥革命的主动力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其领导的武装起义严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力量。但清室退位后，全国政权却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旧势力手中。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先是取消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资格，紧接着就解散国会，把立宪派也踢到一边。表面上，袁世凯似乎使天下“定于一”了，实际上他的有效统治只限于北方数省。革命党与立宪派分别在南方数省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但真正拥有权力的，除了袁世凯的势力，是各地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 承清末数十年腐败政治，加以数年革命与动乱，人民早已穷蹙不堪。当时的中国外债累累、外患频频，内战不断、灾荒连年。于是，变乱迭出，土匪遍地，民不聊生。 身历清末民初革命、改革与动乱的梁启超有一段话，最能表明当时人们的失望心理。他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言练兵耶，而盗贼日滋，秩序日益扰；言理财耶，而帑藏日益空，破产日益迫；言教育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识字；言实业耶，而驯至全国人不复得食。其他百端则皆若是。”他形容当时社会之险象“譬犹悬千石之钟于坏宇，而恃一发以系之，旁无化身，而后无替人，天下险象孰过于是”。可以说，当时一些人心理上都以为中国必亡。 另一位身历当时种种艰难困苦的陈独秀也说：“自国会解散以来，百政俱废，失业者盈天下。又复繁刑苛税，惠及农商。此时全国人民，除官吏兵匪侦探之外，无不重足而立，生机断绝，不独党人为然也。” 在这种状况下，先进知识分子们秉承中国历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苦苦寻觅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新青年》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创办起来的。 从《青年杂志》到《新青年》 陈独秀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特别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人。他是清末著名的革命党人，但却不曾参加过同盟会。“二次革命”后，他就想到要办杂志，从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入手，为国家和民族寻找走出愚昧、穷困、动乱并朝向长期发展的道路。他到上海，对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说想要办一个杂志，“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最初动机。 为什么以“青年”为刊物的名号呢？这是因为，当时头脑比较清醒的人都认为，中国社会积腐太深，中年以上的人大抵都为旧污所染、旧习所困，唯有青年是国家和民族一线生机所系。李大钊说：“国中分子，昏梦罔觉者去其泰半，其余丧心溃气者又泰半。”希望只能寄托于青年。陈独秀认为，当下“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所以他说：“予所欲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就连梁启超也是这样认为的。他对青年学生们说，“以诸君一己之命运，即吾中国之命运也。我辈年已老大，对于国家已负莫大之罪孽。国家之所由致此者，皆吾辈中年人之责也。而吾国将来唯一之希望，即未来之学生，即今日在座诸君是也。”他断定“吾国处飘摇欲倒之境，所恃者厥为青年。” 陈独秀等人都认为，创造一个新国家，求得真共和，只有把希望寄托于青年。所以，他们的杂志主要是面对青年说话。其创刊号所登的《社告》第一条即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而这一期上的重头文章，就有陈独秀的《敬告青年》、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汪叔潜所写的《新旧问题》，实际上也是向青年说话，文章最后一语即请“吾社会未来之主人翁”对新旧问题要“急择所趣舍”。陈独秀翻译的《妇人观》，无疑也是对青年女子说话。此外，还有自署“一青年”翻译的美国人的《青年论》。 我们从《青年杂志》和后来改名《新青年》的“通讯”专栏内容中也可以看出，对这个刊物感兴趣的、作出回应的恰恰主要是青年人。他们有问求学门径的，有希望介绍新书的，还有讨论卫生问题、女子问题、文学问题、统一国语问题、政党问题、国体问题、对孔子的态度问题等等的。 《青年杂志》出版后很受青年人的欢迎，第一卷第二号已登出在全国各地有代派处76处。据当时的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回忆，《青年杂志》初办时每期只印千余册，后来增加到一万五六千册。这一万五六千册的数字，应该是到五四前后的时候了。但从第二卷改称《新青年》后，发行量应有较大增长。《青年杂志》改称《新青年》，原属偶然。负责印行《青年杂志》的群益书社受到了教会方面的压力。教会方面借口教会办有《上海青年》，反对他们用“青年”的名号。群益经理人遂提议改名《新青年》。没想到，这恰好正中陈独秀及其朋友们的下怀。《新青年》带动了受新思想、新观念影响的一代新青年出现。 个性主义和世界化 《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是用什么样的新思想、新观念熏陶出来、鼓动起来一代新青年的呢？ 多年来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人一致认为，《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倡导的新思想、新观念最主要的是科学与民主。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科学与民主作为一种观念在清末已经比较普遍流传，只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这两个概念变得充实和深刻得多了。如果仔细考察《青年杂志》和《新青年》所着力倡导并加以深刻论述和身体力行的，我觉得还可以有更具涵盖力、也更容易与清末以来先进知识分子们所大力宣扬的东西有所区别的说法。这个说法，可以用个性主义和世界化来概括。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所发《敬告青年》一文，实际上相当于发刊词。他提出六条倡议：“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里的第二、第三条即“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和“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基本上是进化主义观念，在清末已经相当流行。第五条“实利的而非虚文的”与嘉道时期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显然有相承的关系。第六条“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上面已说过。第一条“自主的而非奴隶的”，陈独秀所表达的是个人主义的精义。因个人主义在汉语文献中经常被扭曲，故《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更多地使用个性主义的提法。这种个性主义观念，清末虽有梁启超宣传过，但不曾普及。《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作者们把个性主义看成是青年们能否觉醒、民主制度能否在中国得到落实的最大关键。第四条“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应当说是比较新鲜的提法，而且它可以涵盖更多东西，其基本要义是开放的观念。个性主义追求的是人的解放，主要是个人的解放和个人创造精神、创造力的解放。世界化追求的则是与世界文化的充分互动。人家有好的东西，我尽量地学习借鉴；我们自己有好的东西，则要尽量地介绍给别人，完全打破“夷夏之防”，消除“中西文化”的困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解放自己每一个成员的创造力，又能够轻松地学习和借鉴世界先进文化，还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其进步与发展呢？可以说，这就是当年陈独秀他们及其所呼唤的新青年们热烈追求的目标，也是他们要传递给全体中国人的主要的新思想、新观念。
《新青年》
1923年10月2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杂志。共产党员恽代英、肖楚女担任主编。这是我国近代史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具战斗力和生命力的青年刊物。刊物为周刊。后迁武汉。1927年7月迁回上海。在1927年11月至1932年间，曾先后改用《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称秘密出版。抗日战争时期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1939年4月在延安出版，1941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五期休刊。1948年12月，由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主持复刊，在石家庄出版，次年迁北平(今北京)。1949年4月起，一直是团中央的刊物。此杂志努力在政治上指导青年，号召知识青年到民间去，到工农运动中去。就青年关心的学习、组织活动、婚姻恋爱、失学、失业等各种问题开展讨论，批评不健康的思想和风气，指导青年学习马列著作，努力适合青年的特点，设有批评、时事述评、书报评论、文艺、通讯、我们的时代等专栏，文字明白晓畅，笔锋尖锐犀利，配有漫画，图文并茂。重视同读者的联系，发表读者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成为最受青年欢迎的刊物，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因受国民党政府迫害，1927年10月停刊，共出170期，最高发行量达3万份，在青年中产生过重大影响。1939﹑1948年曾两度复刊。 1963年应《中国青年》杂志之邀，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从此成为最深入人心的共和国“一号英模”。3月，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发表使这一期杂志的发行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各地加印118万份仍不能满足需求，各地团委又翻印了207万份……随着1965年毛泽东第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这本杂志在当时的地位几乎无可比拟。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国青年》又一次告别了她的读者。 沉寂了12年后的复刊犹如一次涅 ，1978年的《中国青年》注定要以她曾在创刊时有过的激情和勇气成就自己在中国新闻史上惊世骇俗的业绩。经过了十年动乱的人们都像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而其时社会上对于思想解放的强烈要求与“两个凡是”的较量也使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置身于历史的转折点。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发表的《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和《“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笔锋如剑直指“两个凡是”，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战斗不仅止于此。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已经对“四五”事件有了“不改变结论”的说法时，《中国青年》冲破了思想的障碍，一鼓作气，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天安门诗抄》和“四五”青年英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在文中首次宣称：“四五运动”是一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这一毫不含糊的宣战直接触及了“两个凡是”的底线，杂志刚一面世，一时“洛阳纸贵”。这一充满着勇气的举动为《中国青年》之后的个性和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5月，一场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大讨论使她又一次成为传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潘晓讨论”也不啻于一场惊雷，撼动青年的内心。而在23年前，要进行这样一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更无异于一次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启蒙，《中国青年》也在这时创造了当期400万册发行量的奇迹
宣传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民主、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