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曾经遭到意识形态的阉割，以致于我们除了做些典籍的贵族式研究，很难看到传统的踪影。以前的国学热仍旧是一种旁观者式的复归传统，毕竟我们的习俗、文化传承方式，以及各类文物被文革所破坏。如今，长期处于“传统”迷惘的上一代、这一代和下一代，又要面对全球化的冲击。看到很多人为中国加入全球化而欢欣鼓舞，心中颇多感慨。要知道，传统的困境又将进入“全球化”旗帜下西方现代文明的“合法”侵袭。本来，任何文化尤其弱势文化在全球化面前不堪一击，中国的情况更是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传统，很多国家都有文化委员会（Council)，包括西方国家，还有相关的法律，这是政府层面的。反观中国，政府除了由于某些领导人的偏好做些弘扬民族文化的表示，并没有对传统文化做真正的、全面的考虑和保护。比如，古籍出版大量依靠市场选择，若大的中国对于自己悠久的文化典籍竟只有400万人民币的政府资助，何等的悲哀！地方政府也仅仅为了旅游来假造历史，对地方风俗、古迹的保护非常有限。传统文化类学术机构的正常运作缺乏资金和规范，从来没有哪个国家的学者像中国这样忙于建立所谓的新学科，在处理传统学科与现代课程的关系方面缺乏经验。藏于民间的传统文化，一天天衰弱，学者与民间的关系还是那么遥远。希望政府、学术机构（学者）和民间力量合作，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有并丰富我们的传统文化。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该学科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其内涵包括以下层次：传统的“小学”层面；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二是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首先要热爱本专业，认识所从事专业的重要性。该学科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一定要通过古籍整理的实践培养研究生。一、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内涵的认识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是因为它涉及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而对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太遥远的不说，从孔老夫子序《书》、记《礼》、正《乐》、订《诗》、解《易》、作《春秋》算起，少说也有两千五六百年的历史了。但是中国古代文献学家大多偏重于实践，不重视理论的探讨，所以除了唐初刘知几《史通》、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校雠通义》等少数几部带有理论探讨性质的著作之外，最早的文献学理论著作要算郑鹤声出版于1933年的《中国文献学概要》（商务印书馆）。但作为一门学科体系的确立，才是近二十年的事。所以它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各家的认识并不一致，这一点，我们从全国高校研究生招生目录的古典文献学专业方向设置方面可以大致了解。 正因为古典文献学是有关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比如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内涵都与中国古典文献学有重合的部分。但是既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一定有自己独特的内涵。 我的理解，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现代文献学理论与方法而形成的学科，它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以及其它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所以它更测重“横”的规律的探讨，而不是像古代文学那样更重视“史”的规律的研究。就其内涵的层次而言，至少包括以下层次：第一是传统的“小学”层面，即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这是古典文献学的基础。第二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之书，即中国文化元典，像《尚书》《周易》《诗经》《左传》《老子》《论语》《庄子》《孟子》《荀子》《楚辞》等。第三是历史地理学和官职等，吕思勉曾说，历史地理学和官职之学是研究中国学问的两把钥匙。在此基础上，才进入各个历史阶段、各种体裁的专门研究。第四层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学科，包括：古典文学基本资料的整理，如文学作品总集、历代作家别集的校点、笺注、辑佚、新编；作家、作品基本史料的整理研究，如撰写作家传记、文学活动编年、作品系年、以及写作本事、流派演变的记述与考证等；基本工具书的编纂，如古代文学家辞典、文学书录、诗词曲语词辞典、戏曲小说俗语辞典、文学典籍专书辞典、断代文学语言辞典等。这些研究是各类专题研究赖以进行的基本条件，具有相对的长期稳定的特点。中国古典文献的内容如此之多，而且都是专门之学，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样样精通。即使那些通人硕儒也是学有专攻的。但是在个人专门从事的学科方向上，力求“辨彰学术，考镜源流”，能够处于较前沿的境地。所以，作为浓缩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各层次知识的《古典文献学》这门课，应当是硕士研究生的理论必修课。学习这门课的目的，就是要关注、跟踪相关学科的进展情况。这样，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涉及到某一方面的问题，可以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最重要、最权威的资料。二、研究中国古典文献学、培养古典文献学专业研究生的体会首先要热爱本专业、了解学习本专业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专业和经济效益关系十分密切。申请科研立项，申请经费资助，申报科研奖励，几乎每一项填表工作都有“能否创造经济效益”的问题。对研究学习古典文献学专业的人来说，遇到这类表格，往往十分尴尬，不知不觉当中，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的意义产生了怀疑，减少了学习的信心。所以，应当给同学讲清楚，对于一个民族来说，传统是它的根。传统典籍，则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因而传统文化的研究是一项寻求民族之根、筑造民族灵魂的伟大工作，它是社会主义新文化大厦的基础。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其文明传承没有间断，民族文字、民族典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试想，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方块表义汉字，而是拼音文字，那么，我们面对粤语写的小说、吴语写的诗歌、闽南语写的散文等，恐怕只有经过九曲重译才能略知其大意一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是一个民族，那是无法理解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所谓实践性强，主要指的在大量阅读原典基础上的整理实践。理论再多，那怕讲的头头是道，不亲自拿着古籍字酌句斟，午夜篝灯，残宵不倦，最终只能是纸上谈兵。所以，硕士研究生期间，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仔细地校勘一些古籍，是非常必要的。它可以使研究生沉潜到典籍的最低处，了解它生成的最细微因素，就如同从事生物研究者对其研究对象进行细胞解剖一样。当然，中国古典文献学并不排斥理论，实际上，没有理论，我们面对的古籍只能是一盘散沙。聚沙成塔是理论的伟大魔力。当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界，理论的建树处于低谷。古典文献学的学习和研究应当努力摆脱对一切现成理论的依傍，尽量从材料中发现问题。研究者应当沉潜于史料的宝藏之中，并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提炼出理论结晶。研究的灵感应当来自典籍本身，不是用实证去证实现成的理论，而是从大量的古籍整理实践中提炼出自己的理论。
1，文献学概论性质的书，比如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等 ,2，传统的文献研究成果，比如《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直斋书录解题》、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等； 3， 各个学术领域的文献研究专著或论文，比如敦煌文献的研究、秦汉简牍的研究、方志文献的研究
一、古代文献学基础知识1、 文献一词首见于《论语·八佾》。2、 传统文献学又叫做校雠学，由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所开创。3、 古典文献学的传统主干知识包括目录、版本、校勘。4、 目录学在学术研究中最大的功用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5、 古典文献按照问世或流传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分为两大类：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出土文献是商代的甲骨文，最早的传世文献是《易经》《诗经》《尚书》。6、 刘向开始了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第一次有政府组织的大规模有计划的文献整理工作，著有〈别录〉一书。刘歆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撮其指要，著为〈七略〉。7、 两汉古典文献学的集大成者是郑玄。8、 魏晋玄学以谈论三玄《周易》《老子》《庄子》为风尚。9、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古典文献的传播与发现上两件值得关注的大事是魏正始三体石经的刊刻和汲冢竹书的发现。10、单行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如《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词律》。11、最早的诗文总集是《文选》12、《百川学海》刻于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流传较广，是中国最早刻印的一部丛书。13、《古今说海》是我国最早的小说专门丛书。14、《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型的综合性丛书。15、我国最早的书目是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撰的《别录》《七略》；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书目是《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制》《四库全书总目》16、中国最早的字典和词典分别是《说文解字》《尔雅》；古代最常见的韵书是《广韵》，它代表了汉语中古语音系统。古代规模最大的词典兼韵书是清人编撰的《佩文韵府》；收汉字最多的现代字典是《汉语大字典》。17、类书是我国古代分类式的资料汇编性的工具书。最早的类书是魏文帝曹丕时编的《皇览》，历代著名的类书有宋代的《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明代的《永乐大典》，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18、十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三通）《清通典》、《清通志》、《清文献通考》《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清续文献通考》19、我国最早的一书目录是《易·序卦传》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群书目录是《汉书·艺文志》。我国最早的目录书是《别录》。古典文献发生错误的类型有讹、脱、衍、倒。旋风装又叫做龙鳞装 。23．东汉蔡邕的《蔡中郎集》，题“汉左中郎将蔡邕伯喈撰”，“左中郎将”是官职，“伯喈”是字；三国魏曹植的《曹子建集》，题“魏陈思王曹植撰”，“陈”是封地，“陈王”是封爵名，“思”谥号；南宋张炎的《山中白云词》，题“西秦玉田生张炎叔夏”，“西秦”（今甘肃天水）是他的原籍，“玉田生”是号，“叔夏”是字。 正史中只有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为私人修撰，其余均是官修。辨伪的核心内容是考证认定图书文献形成的真实年代。纪传本末体创始于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27、我国著录甲骨文第一书是刘鹗的《铁云藏龟》28、金文，又叫铭文、钟鼎文、彝器款识29、孙诒让是最早研究甲骨文的学者，其《契文举例》是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30、汉代人将《左传》与《国语》看作《春秋》的内、外传，认为皆左丘明所作。31、古书注音方式有直音，反切，注解术语读若、读如、如字。编年体史书代表作有《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纪传体三史是指《史记》《汉书》《后汉书》东汉荀悦所编的《汉纪》全称《东观汉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官修国史，也是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史记》，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汉书》。古书一般格式是小题在上，大题在下。“周南关雎古训传第一”是小题，列于上；毛诗是大题，列于此行之下。汉代人将《左传》《国语》看做是《春秋》的内外传，作者都是左丘明。38、文献文字在传写中脱去一字或数字，称脱文，也叫夺文、阙文。39、蜀本是指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颜体。40、杭本是指宋代浙江地区所刻的书，字体多使用柳体。二、名词解释1、十家九流：「九流」是指： 儒家，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荀子； 道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 墨家，代表人物是墨子； 法家，代表人物是李悝、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韩非； 名家，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邓析子； 阴阳家，代表人物是邹衍；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鬼谷子； 杂家，代表人物是吕不韦、淮南王； 农家，代表人物是许行。 「九流」之上再加上小说家 (代表人物是青史子)，就是「十家」了。由于小说家只是道听途说，没有有系统的理论，因而不大受世人重视，所以不入流，只能称做「家」。2、本校法：就是将本书前后文字互证，比较其异同，从而断定其中的错误的校勘方法。在没有同书别本可以对校的情况下，采用本校法是一种较好的方法。历代校勘学家根据本书的上下文义，相同的词语，相同相近的句式，校勘出本书错误的例子很多。3、祖本：即初刻本，是最早成书刻印的版本，为后来衍生的同一著作各种不同版本的来源和依据。4、善本：是指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或学术价值较高的本子。5、写本：又称手写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非经制版印刷而由手写成书的本子，狭义的写本是指人们约定俗成的唐以前的本子。6、九经正义：为了统一南北经学，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之弊，唐太宗命令孔颖达等人撰写《易》《诗》《书》《左传》《礼记》的义疏，书成名为《五经正义》。高宗时作为官府教材和考试取士的标准经说。后来又有贾公彦作《周礼疏》《仪礼疏》，杨士勋作《谷梁传疏》，徐彦作《公羊传疏》，合成九经正义。7、别集：是指汇集某一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如《陆放翁全集》《韩昌黎集》《文山先生集》《杜少陵集》等。别集比较系统地收载了某一个作者的著作，所以这就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事迹和他的创作提供了较重要的材料，为研究所涉及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资料，它对保存历史文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编辑总集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依据。8、《十三经注疏》：宋佚名编，清阮元撰校勘记，嘉庆二十年（1815年）南昌府学刊本，中华书局1982年据原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出版。十三经为儒家的经典著作，历代注疏本甚多，且单独成书。南宋绍兴间始有合刊本，共416卷。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春秋公羊传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论语注疏》、《孝经注疏》、《尔雅注疏》、《孟子注疏》。9、十通：是指我国古代十部著名的政书，包括：唐代杜佑根据刘秩所编《通典》，宋代郑樵编纂的《通志》，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清朝的《续通典》、《续通志》、《续文献通考》、《皇朝（清）通典》、《皇朝（清）通志》、《皇朝（清）文献通考》和清末刘锦藻所编《皇朝（清）续文献通考》。“十通”使我国几千年的古代典章制度有了系统完整的记载。10、三体石经：魏正始年间在石头上刊刻的经书。魏废帝齐王芳正始二年，按照古文、篆文、隶书三种字体刊刻儒家经典，故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其中完整刊立的有《尚书》《春秋》，未刊完的有《左传》。三体石经在古文字学和校勘学上都有很大价值。11、蜀本：宋代四川地区所刻的书，世称“蜀本”。蜀本特点是：字体多似颜体，字画肥劲朴厚，结构架势雄浑壮丽，版式疏朗悦目。版心大都是白口，左右双栏，没有耳子。版心下端多有刊工姓名。纸张洁白，校勘精当，可与浙本相媲美。由于在宋末元军进攻四川时大肆焚毁抢掠，因而蜀本流传至今，比浙本、建本要少得多了。蜀本中又可分为成都本、眉山本。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而且文献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前后时代的文化的延续，就像今天习惯于阅读白话文的我们，在阅读文言文时会感到吃力、晦涩一样。当唐朝的人去阅读汉代的文学典籍例如史记的时候同样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这个时候就需要有人对前代的文章进行解释、注释等。而且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古典文献的载体大多是纸质书籍，但是作为文献的载体实则有过众多的变迁，因为纸张没发明之前，古人所采用的记录用品可谓多种多样，例如兽骨、竹简等，这些记录品各有优缺点，而且不易书写，极大的影响了当时文化的发展以及文学的传播。古典文献而且文献的发展以及应用一直都是由文人来攥写的，文献越往后期发展则越成熟，越来越标准化，但是也就造成了后面的编纂文献的人不得不按照前人已有的格式来进行攥写，但是有的人却觉得这样过于形式单一，过于单调，反而不愿意采用相同的格式。因此就有着众多的大学者开始想办法自创一种文献编纂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因此在文献的编纂中就出现了众多不同的文献类型。从甲骨文到纸质文献的演变甲骨文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古典文献以及较为成熟的系统文字，迄今为止在殷墟出土的甲骨以及其上面所刻写的文字多达四千五百个，但是真正可以被解读的甲骨文字却不到一半，由此可见甲骨文的考证之艰难。但是通过已经解读出的文字依旧可以推算出甲骨文上面主要记载的是殷商时期的统治者进行占卜的相关事宜，一大部分是卜辞，有一部分也记载了当时的一些事件，对于研究商代的历史文化有着巨大的意义。之所以称其为甲骨文主要是由于这些文字刻写在龟甲、兽骨之上，主要是龟的腹板以及牛羊的肩胛骨等，这是我国最早的文献载体，而且甲骨相对之后的竹简等便于保存不易腐烂，但是却不容易获得，数量有限。甲骨文十二生肖而在甲骨文之后主要是将文学刻写于金石之上的，金，主要是指当时的青铜器皿，而且上面刻写的也大多是有关祭祀的事件，但是更为详尽，内容丰富；石，则是主要指雕刻于石头上的文字，例如秦刻石鼓文、曹魏时期的"三体石经"等皆是石刻文字，但是金石文字其最大的缺点就是难以刻写尤其是青铜器皿之上的文字，极为耗费人力，而石刻文字又极易磨损，而且重量太大，难以挪动，在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风吹日晒中，早已经失去了原本的样子。青铜器皿在先秦以及汉代的时候最为常见的书写物品乃是竹简以及帛书，但是其中缣帛作为书写材料极为不便，而且价格昂贵，不易保存，哪怕其质
文书是指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诏诰、奏议、文告、诉状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档案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中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就“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自然也是具有档案性质的。中国现存的档案实物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由于档案具有这样的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总集汇集多个作者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它是与别集相对而言的。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则首推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晋书·挚虞传》：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别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别集指汇集某个作者所著多种文体作品为一书的文献著作，与“总集”相对而言。“别集”这个词出现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早在东汉就出现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别集开始盛行，并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唐宋以后就更加繁荣，出版的别集相当之多。类书是我国古代采辑或杂抄各种古籍的有关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整理，编排列于从属类目之下，以供人们查阅的工具书。类书，“以杂见称”为其特点。所收内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举凡人间的学问，世上的知识，以类相从，无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古典文献。政书是辑录文献中的典章制资料，分门别类地加以编排和叙述，以便查考的工具书。简言之,政书就是专门记载历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专书。涉及的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学、艺术都包罗在内。 最早创制政书这种体裁的是唐代的刘秩,他收录了大量典章制度资料,编成《政典》，该书于唐玄宗开元(713～741年)末编成。政书按其收录典章制度的时代范围,可分为两大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通古今”的,即所谓“九通”十通”。一类是断代性质的,即所谓“会要”和“会典”。丛书又称丛刻，丛刊，丛编，汇刻，合刻，是编辑根据一定的目的,汇刻有关的著作并冠以总名的一种著作集。丛书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几千种，少的只有寥寥数种。对丛书来说,这些被收入的著作，称为丛书的子目。以“丛书”命名的图书,最早的是唐朝陆龟蒙的《笠泽从书》，但该书不是汇刻群书的丛书只是作者的诗赋杂文集。真正的汇刻丛书始于五代冯道倡议校刻的《九经》（又称《监本九经》），这是类编丛书汇编丛书,一般变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孙、俞经辑抄的《儒学警语》为最早。该书汇辑了有关“举子之事业,人事之劝惩”的七种著作,是中国第一部综合性的丛书。丛书种类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科性两大类《中国丛书综录》分为“汇编”和“类编”。“汇编”下分杂纂、辑佚、郡邑、独撰五目,“类编”下分经、史、子、集四目。笔记指中国古代著作者随记录的短篇文献，并将这些短篇文献汇集成册出版的图书，也叫笔谈，或随笔。笔记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较高的参考价值。笔记起始于先秦，魏晋南北朝有了较大的发展，当时的志怪体笔记较多，例如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的刘义庆所著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轶事笔记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笔记便“演志怪为传奇，变轶事为杂录”，例如《酉阳杂俎》。宋元以后，笔记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数量猛增，题材扩大。表谱指按照事物类别或系统编制的反映时间和历史概念的表册性参考工具书、是历表、年表等历史表谱的总称。 表谱能帮助人们考查和换算不同历法，年，月，日，能使读者系统地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发展和演变的情况，有助于对中外历史进行横向比较研究。表谱分为年表和表谱两种。地方志是指记述某一个行政区域的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图书，也称方志。这种书的内容非常广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胜、资源、物产、天文、气候、灾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体育、民族、民俗等各个方面，反映了不同阶段的社会历史生活状况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技建设和学术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中国的地方志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根据《周礼·春官》一书记载，周代曾经设有“外史”这一职务，负责“掌四方之志”。方志导源于我国古代记载地理知识的《山海经》和《尚书·禹贡》等。 1、书名与作者①古书多无书名古人著书，或叙事抒情，或论辩说理，都是动情于中，而形于言，往往是先写作而后命题，并不是先命题而后写作。据《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陆贾为他写一部历史故事书，陆贾写了二十篇，刘邦看了很高兴，认为书中故事都是闻所未闻的新鲜话，所以起名为《新语》。由此可知，陆贾在写作前并未拟定书名。古书不题书名，是常有的。现在所知的古书之名，大多数是后人追加的。②关于古书的命名：以著作开头二字为书名者。如汉代史游所著识字课本《急就篇》，开篇云：“急就奇觚与众异，罗列诸物名姓字，分别部居不杂厕。”就是用“急就”二字作为书名。公羊传校本以作者姓氏或称号为书名者。如春秋三传：《左氏传》，左丘明撰；《公羊传》，公羊高撰；《谷梁传》，谷梁喜撰。 以概括内容命名者。如春秋时鲁国史书称《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来概括一年，用以表示为一种按年纪事的编年史。以寓意命名者。如韩非子的《五蠹》、《孤愤》、《说难》等篇,屈原的《离骚》。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诗经》，三百余篇中除极少数可以考见作者姓名外，绝大部分是无名氏的作品。先秦诸子著作，题为某子，但并非他们自己的手笔，不少是出于门生、弟子、宾客及其子孙后代之手。汉代以后，典籍作者署名逐渐增多，而标法不一，或标姓名，或标字号，或名号同时标出，或用自号而不用名，或带作者籍贯、官衔职务等等，如南宋词人张炎，号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词集《山中白云》题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张炎叔夏”。又如《资治通鉴》标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朝散谏议大夫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河内郡开国候、食邑一千八百户、赐紫金鱼袋臣司马光奉敕编集。”2、古书篇名与序传古书篇题列于正文之后古人编书的体例，常与后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录，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书中有一《赋篇》，包括《礼》、《知》、《云》、《蚕》、《箴》五篇赋，每一赋的末了都把所赋的物名说出，并把这物名重叠一遍，这种重叠，决不是多余的重复。这礼、知、云、蚕、箴五个字，就是这五篇赋的题目，而且都题写在每篇之末。长沙马王堆汉墓土的帛书《老子》卷前4种佚书，题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后的。把古书目录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术盛行以后的事，书籍应用日广，篇题置于全书之末，翻检不便，于是很自然地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古书序传常置全书之末了解一部书的内容主旨、篇目体例以及成书经过等,最好先读它的序文。古书往往有序文(统称为序传)。《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传，它总结作者自己的世系,叙述著书的经过,考证学术源流，还给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现代编印的书籍,序文均列于卷首，而古书的序传，则均列于一书之末。例如上列《史记》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汉书》的《叙传》，许慎的《说文解字叙》，梁刘勰《文心雕龙》的《序志》等。3、古代“篇”与“卷”的含义古代文献的著录，都以篇、卷为计，从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开始就已如此。木简中国古代用竹、木简写书，编简成策（册），通常一策就是一编（篇）。故称之为“篇”。在竹、木简盛行的同时，也用缣帛写书，并以“卷”计。因此，对于“篇”“卷”两个词语的解释，一般认为：“篇”批量竹简、简册，后来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来指称成著作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孟子》七篇”。“卷”指写在缣帛上的卷子，后用以指全书的一部分，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一》：“凡书，唐以前皆为卷轴，盖今所谓一卷，即古之一轴。” 校雠是简册时代校书的一个环节，刘向所下的定义是：“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其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曰雠”。所谓“校雠”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对校，也即版本校。由于那时简册笨重，这一工作通常由两个人来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义较“校雠”宽泛了很多，除对校外，还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校勘与校对的区别：校对是出版的一个环节，它的唯一任务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绝对一致。因此，校对基本上是一项机械性工作。有时为保障正确率，校对者甚至从文章末尾倒着校，使校对者读不成句子，以保证一个字一个标点的与原稿进行核对。校对虽然也是“对”，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的校勘，但校对是单向的，必须忠实于原稿，因此，与作为学术工作的校勘有明显的不同。 1、校勘有助于古籍整理：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标点、注释、翻译、汇编等九个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以外，还是其他八项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导。因为，这八项工作都需要有一个文字正确无误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误本为底本，从而误解误释，不仅劳而无功，甚至得不偿失。2、校勘有助于古籍研究：对于某种古籍进行研究，首先应该有一个正确无误的底本。3、校勘有助于疏通文字词义：（1）祛疑。看到文字错误难以疏通之处，谬妄者往往穿凿附会，望文生义，哄了自己也误了别人。（2）显真。有些文字虽是错的，但意义没有太大的变化。碰到这种情况，校勘同样必要。（3）明微。有些语词的含义，看上去简单易懂，而真要弄懂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4）欣赏。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会影响到作品的韵味，埋没作者经营的苦心。
音韵学、训诂学古文献的校勘
中国古典文献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科。曾经被称为校雠学。只有北京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高校在本科阶段开设此专业。主要研究文献的版本、目录、校勘，同时研究文献的载体、辑佚、辨伪、注释、检索、出土等相关问题。就业方向：图书馆古籍整理部、出版社、高校教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工作现在，一般学校都是在研究生阶段开设这一专业。
研究古典文献的
第一，高度切合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教学实际。本书的初稿草创于1995年，12年来，编著者每年都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两个专业的研究生讲授该门课程，并在课堂讲授、师生讨论和课外作业的基础上，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了反复修订。可以说，本书凝聚着编著者十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的心得，也凝聚着十多届研究生的学习心得，是师生教学互动的产物。第二，充分体现编著者对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想。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是以古籍整理与研究为基本对象的学科，而古籍整理与研究应该包括文献形态、版本、校勘、目录、注释、考证、编纂、检索等相关的组成部分，由此构成完整的学科体系。因此古典文献形态学、古籍版本学、古籍校勘学、古籍目录学、古籍注释学、古籍考证学、古籍编纂学和古籍检索学等，便构成本书自成体系的结构内容。本书对上述各个学术板块的内容进行了科学的整合，使全书具有较为严整的逻辑体系和独特的理论色彩。书中将传统的辨伪学并入古籍考证学，辑佚学并人古籍编纂学，也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第三，在“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整体构架中偏重于文学文献学的内容。文献学在现有的学科体制中属于二级学科，设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称为“中国古典文献学”，设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下称为“历史文献学”。虽然“文史不分家”，但在学科传统中，二者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还是有所区别的，前者侧重于语言文学文献，后者侧重于历史文献。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课程一直是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属的两个二级学科——中国古典文献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生基础课，在研究生一年级第一学期开设，作为研究生学术入门的基础。根据教学对象的特点和需要，本书在讲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前提下，偏重于介绍文学文献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书中列举了大量的文学古籍整理与研究的实例。当然，本书所说的“文学”，不是指20世纪以来界定的“纯文学”，而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大文学”或“泛文学”，而这也是适合古典文献学自身的时代特征的。同时，遵照启功先生制定的基本方针，北京师范大学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也始终坚持以整理为基础，以研究为导引，古籍整理与古籍研究并重、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贯通、学术研究与文化普及结合的学术特色，这一点在本书的撰述中也有所体现。第四，重视传授具体而实用的研究方法，有意识地引导研究生进行科研实践。中国古典文献学既是一门理论课程，也是一门实践课程，正如王欣夫在《文献学讲义》开篇所说的：“既称为‘文献学’，就必须名副其实，至少要掌握怎样来认识、运用、处理、接受文献的方法。”因此研究方法应该在这门课程中占据核心地位，并贯穿于教材的各个章节，成为教材的主干部分。比如版本鉴定、古籍校勘、目录编撰、诗文注释、史实考证等，本书大都加以较为详细的介绍，以期为研究生提供学术研究之梯航。而本书对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相关理论的解析，也格外注重以实践为基础，以实践为对象，以具体而实用的实例作为理论的支撑。本书在每一节后还设计了一些“思考与练习”的题目，可供学生进行学术实践时参考、选择。
[color=#000][font=黑体][size=15px]华侨大学2015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还未公布，建议参考2014年参考书目。去年的参考书目是：《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size][/font][/color][font=黑体][color=#000000][size=15px]请关注2015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题，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发布各高校招生简章、招生专业目录及参考书目。[url][/url] 希望能帮助到你！[/size][/color][/font][font=黑体][color=#000000][size=15px]或者你也可以问下考过的师兄或师姐们，他们的建议更具针对性。[/size][/color][/font]
古典语言学起源于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和古代希腊。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17世纪的西方古典语言学研究中，定性研究占主导地位，实证研究比较少。此阶段，对语言的研究集中于对“词法和句法范围内的个体语言研究”[3]。在研究某些语言现象时，研究者的哲学理念和主观分析占主导地位。这些研究方法似乎缺乏科学性，但是正是这些哲学理念促进了语言学理论的发展，加深了人们对语言这个交际工具的了解。最初的希腊语法是通过辩论产生的，在对语言进行详细的观察和描述后，他们把语言分成若干句子，然后把词归类，进而探讨了人和自然以及自然界和人类语言的关系。中世纪出现的思辨语法（speculative grammar ）开始对句法进行探讨，并对词类的功能进行了描写。与此相呼应的是我国“语文学”研究阶段，此阶段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是定性研究。“中国文学家所从事的考据学作为方法论的总原则，用训诂、勘校和资料收集整理的方法对语言和历史进行考核和例证的归纳，从中得出结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定性研究。”[4]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以规定为主，在推导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方面略有不足。 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经过古典语言学时期的积累，19世纪语言学研究进入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时期。19世纪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深深地影响了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研究不再局限于辩论以及对具体句法和词类功能的描写。受哲学，生物学和人类学的影响，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逐步“科学化，非宗教化和理性化”[5]。他们试图找出语言的原始结构并且认为人类的语言与生物体一样，有其谱系发展历程。基于这样一种设想，历史比较方法是此时期语言学研究采用较多的方法。很多学者通过对语言的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系统地研究一种语言的总体结构，而不是具体的几个句子或词汇，来与另一种语言进行比较。通过系统的比较同一种语言的历时发展以及不同语言之间的异同，画出了语言的谱系分类。在收集了诸多语言的语料基础上，对这些语料进行对比分类，区分出语言的基本类型。 现代语言学时期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现代语言学时期即指在语言学的发展历史上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理论到乔姆斯基1957年转换生成语法提出这样一段时间。经过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1916年《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描写的方法开始在语言学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索绪尔之后的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秉承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衣钵，对语言进行了较为细致的研究。布拉格学派侧重于语言功能的研究，对语音和音位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和归类；哥本哈根学派则侧重于语言结构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美国结构主义学派采用分布和描写的方法对语言的句子进行了详细切分和描写。 当代语言学时期的研究方法1957年，乔姆斯基《句法结构》的发表标志着语言学的研究进入当代语言学时期。乔姆斯基认为对语言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的表层结构，而应该专注于其深层结构。乔姆斯基试图采用形式化的方法推导人类大脑语言的产生机制，语言学的研究开始和数学及生物学联系起来。乔姆斯基一反传统的以归纳为主的研究方法，其对语言机制的研究以演绎为主，所有的研究不是为了描写而是为了解释。他要“通过研究人类语言为人脑的特定结构建立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模型”[1,p9]。基于构建理论模型的需要，他提出若干转换规则，在此规则上，各种有标记特征的词进行转换和推导。“语言的词汇好像公理系统的初始元”[1,p9]而后在这些初始元的基础上进行演算，进而形成公理。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仅充分使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术语，而且系统运用了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方法，使语言学的研究更加科学化。“乔姆斯基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比较归纳法、理想化的方法、形式化的方法。”[6]比较归纳法（comparison）首先对语言体系中同一句法构建现象进行比较，然后进行归纳。例如首先对谈话者的语言进行观察，而后概括出最简规则。如乔姆斯基通过对语言的观察提出了短语结构规则、转换规则、语素音位规则等
古代文学书目 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 褚斌杰等《中国文学史纲要》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 周先慎《中国文学十五讲》 上海古籍出版社《古典文学三百题》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 北大古代文学教研室《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中国历代文论精选》 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 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国历史三百题》 现当代文学书目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学习指导》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张钟、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概观》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主潮》 董学文《文学原理》《西方文学理论史》胡经之、王岳川、李衍柱《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历代文论精选》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郑克鲁《外国文学史》民间文学书目段宝林《民间文学教程》《中国民间文学概要》王娟《民俗学概论》高校民间文学教材组《民间文学作品选》董学文《文学原理》《西方文学理论史》胡经之、王岳川、李衍柱《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历代文论精选》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郑克鲁《外国文学史》比较文学书目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新编》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董学文《文学原理》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胡经之、王岳川、李衍柱《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董学文《西方文学理论史》王岳川、胡经之《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张少康《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史》《中国历代文论精选》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朱维之《外国文学史》郁龙余、孟昭毅《东方文学史》文艺学书目董学文《文学原理》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胡经之、王岳川、李衍柱《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王岳川、胡经之《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朱光潜《西方美学史》董学文《马克思主义文论教程》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历代文论精选》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郑克鲁《外国文学史》文艺美学书目胡经之《文艺美学》王岳川、胡经之《文艺学美学方法论》董学文《文学原理》《西方文学理论史》胡经之、王岳川、李衍柱《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朱光潜《西方美学史》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历代文论精选》钱理群《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袁行霈《中国文学史》郑克鲁《外国文学史》现代汉语书目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朱德熙《语法讲义》《语法答问》《现代汉语语法研究》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陆俭明、沈阳《汉语和汉语研究十五讲》 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王理嘉《音系学基础》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专题教程》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李小凡、项梦冰《汉语方言学基础教程》郭锡良《古代汉语》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古代汉语书目郭锡良《古代汉语》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教研室《古代汉语知识教程》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古汉语词汇纲要》唐作藩《音韵学教程》王力《汉语史稿》《汉语音韵》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朱德熙《语法讲义》《语法答问》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符淮青《现代汉语词汇》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古文字学书目裘锡圭《文字学概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王宇信《甲骨文精粹释译》《甲骨文精粹选读》郭锡良《古代汉语》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语言学书目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徐通锵《语言论》《历史语言学》《基础语言学教程》郭锡良《古代汉语》唐作藩《音韵学教程》王力《汉语史稿》《汉语音韵》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现代汉语》朱德熙《语法讲义》《语法答问》《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林焘、王理嘉《语音学教程》王理嘉《音系学基础》古典文献书目董洪利《古典文献学基础》《古籍的阐释》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中国古文献学》高路明《目录学与中国古代学术源流》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倪其心《校勘学大纲》陈垣《校勘学释例》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朱天俊、李国新《中文工具书教程》郭锡良《古代汉语》张传玺《中国古代史纲》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教育情况介绍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悠久，师资力量雄厚，拥有唐圭璋、孙望、徐复等全国知名学者。该院的研究生教育起步于八十年代初，是全国较早的古代文学博士点（1981年）设点单位之一，汉语言文字学硕士点（1981年）在当时也颇具名望。 文学院现拥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下辖10个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2003年9月在校博士生114人，硕士生451人，教育硕士163人，博士后24人，共计752人。现有博导18人，硕导31人。 从1984年到1990年文学院陆续申报了古典文献学硕士点（1984年）、文艺学硕士点（1985年）、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点（1985年）、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1990年）。在老一辈的学者培养下，涌现了一批中青年学者。自98年开始，文学院加大了学科建设力度，于1998年设立了文艺学博士点，次年，又建立了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同时又向其他学科拓展，分别于1998年和1999年设立了电影学硕士点和语文教学论硕士点，形成了以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为主并向其他学科渗透的研究生培养体系。 多年来各学位点根据自身的特点形成了较完整的课程体系： l 博士课程： 1、古代文学 基础学位课：文学史料学、中国古代文学名著及研究概况、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专业课：唐宋文学研究、元明清文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选修课：经书及子书选读、贺铸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词话学研究。 2、文艺学 基础学位课：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艺术文化学；专业课：中国学术思潮史、中国文艺学发展史专题、文体理论、文学评论史；选修课：比较文艺学专题、文艺学的概念与范畴、文艺美学名著选读、中国诗学精神。 3、汉语言文字学 基础学位课：理论语言学专题研究、语言学文献；专业课：近代汉语研究、汉语言文字学史、汉语语义句法学、汉语方言学专题研究、汉语语言学专题研究、汉语史专题研究、汉字学专题研究；选修课：敦煌语言文字学、佛教文献语言研究、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中古文献导读、汉语俗语词通论、现代汉语语义学、现代汉语词汇学、方言研究方法论、汉语方言学史、方言比较研究、语言学名著导读、汉语语法学史、说文学。 4、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础学位课：中国二十世纪学术思想史、文艺理论经典选读、中国现代文学史学、二十世纪文学思想史论；专业课：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和流派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和流派研究；选修课：电影理论、电影艺术学、儿童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中国当代戏剧史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社群形态研究、中国现当代小说专题研究。 5、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基础学位课：西方文论经典研究、欧美文学经典研究；专业课：20世纪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现当代西方文论专题、现当代欧美作家研究、西方戏剧理论专题；选修课：20世纪俄苏文论与中国文学、劳伦斯研究、巴赫金研究、阿特伍德研究。 l 硕士课程： 1、中国古代文学 基础学位课：中国古代文学名著解读、文化人类学导论、中国古代文学的艺术分析、中国文化与文学；专业课：古典文献学与文学古籍整理实践、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研究、明清文学思潮与社会心理、唐诗研究、唐宋词概论、明清小说研究、先秦散文研究。 2、古典文献学 基础学位课：训诂学、校勘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中国语言通论；专业课：音韵学、理论文字学、古籍整理理论、古文字研究、马氏文通研究；选修课：《史记》研究、汉语词汇史、《说文》段注研究。 3、文艺学 基础学位课：文艺学与美学专题、文艺学方法论、写作学、中国文艺理论专题、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课：文艺社会学、艺术文化学通论；选修课：诗歌美学、中国古代文论、小说美学、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研究。 4、汉语言文字学 基础学位课：现代语言学概论、语言学史、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专业课：现代汉语语法学、现代汉语词汇学、现代汉语修辞学、古籍选读、汉语方言学、汉语语音学、汉语语音史、汉语词汇史、汉语语法史、语言学名著选读；选修课：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学、中古汉语词汇研究、佛教文献语言研究、训诂方法、《史》《汉》校读、敦煌语言文字学、近代汉语概论、欧美语言学名著导论、语言研究方法论、中国文化通论、《马氏文通》研究、汉语语法分析与研究、《说文》段注研究、古代汉语教学论、当代中国语法学理论、现代语言学。 5、中国现当代文学 基础学位课：中国文化通论、学术论文阅读与写作、文学理论专题；专业课：中国现代文学专题、中国当代文学专题、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选修课：中国现代文学现象研究、鲁迅研究、现当代文学作品研究专题、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中国新诗史、中国现当代戏剧研究专题、中国电影史论、儿童文学史、儿童文学评论、幼儿语言文学教育。 6、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基础学位课：中国文化通论、比较文学导论、比较文学发展史、西方文学批评史；专业课：中外文学交流史、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20世纪欧美文学思潮；选修课：第二外语（俄、法、英、日任选）、现代英美小说研究、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西方戏剧史、中日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