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根先生的《论宋代八大窑系》，跟你这个论文应该是一类的，那篇文章应该算作对宋代陶瓷考古的一篇简单综述，何况那里面也有一些错误，比如他认为定窑白瓷的釉有化装土的遮盖作用，其实后来根据实验发现那是一种特殊烧成条件下的莫来石析晶现象。所以，希望楼主做这篇论文不必太紧张。既然是写论文，而且是考古学论文，那么我想再补充一下，以便让楼主的论文写得更方便，楼主既然学考古，应该知道在论述考古学意义上的某类器物的时候，要交代清楚这类器物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所以我要补充的是：唐代玉器体现了之前器物的哪些东西，又影响到之后的什么，从器型上说，唐代继承之前玉器的器型，除了常见的礼器，佩饰，容器外，还出现了玉册这样的新器型，原来传统的一些器型，比如射（不是这个字，我字库没有那个字，意思是扳指）型佩，这类东西从战国开始流行，两汉最盛，南北朝继续沿用，但是到了唐，这类东西在关中地区目前尚未有发现，可见这类东西应该是在北周时期在关中消亡的，相对的，南北朝佛教的盛行，影响到唐朝玉器出现新品种，比如飞天这样的佛教题材玉器，这类是唐代人物造型圆雕玉器的代表作，我们可以注意到，唐以前的圆雕人物玉器非常少，但是唐以后这类东西陡然增加，而且宋明两代的圆雕玉人物的风格，基本和唐代的没什么太大差别，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从加工工艺上来说，唐代玉器一方面继续沿用传统的砣具碾琢技法，另一方面，曾经在秦国玉器上出现的连点成线的錾刻工艺又出现了，并且有了创新，应该是和同时期流行的金银器錾刻工艺有关，如果具体分析唐代琢玉所呈现的短粗阴刻线对艺术表现的帮助，则不难发现，在何家村和长安薛氏墓出土的玉带饰上，这种阴线很好的表现出了浮雕人物或者动物遒劲的肌肉，这与唐朝以肥为美的审美观吻合，还有金银细工与玉器的结合，在唐朝发展到一个高峰，这种装饰手法在先秦就出现了，但是金银用于玉器装饰最多的还是唐朝，应该注意到，在玉器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符号意味的先秦两汉时期，玉器在中原华夏文化圈常见，而金银则很少，相反，金银多见于北方游牧民族。唐代金银如此之多，且金玉结合，应该是唐代开放，民族融合的一种体现，另外唐代的玉料种类较之以前也极大丰富，先秦秦汉时期，我国的传统玉石器原料，主要是软玉，玛瑙，水晶，车蕖，松石，岫玉这几种，但是唐代开始有了宝石类的东西。以上就是我要补充的东西，另外，给你一点建议，唐朝玉器出土的情形说明，除了陈设玉器外，随身佩带的玉器种类非常单一，从工艺水平上说，甚至还不如先秦时期的一些精品，虽然说这与六朝以来汉人对玉器观念的转变从而影响了玉器制作有关，但是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我觉得如果你的论文能够从对唐朝玉器的形态描述中透视出唐朝对玉的一些意识形态层次的东西，应该是很有深度的，如果能够把全国各地出土的唐代玉器进行分期，分区排比研究，从而能够说明唐在安史之乱前后，从开放到闭锁的文化心态变化在玉器上的表现，就更完美了
人人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每个人的兴趣爱好都有所不同，但相同的是，兴趣，将引导你去向成功；兴趣，将使你的生命更有意义。兴趣，是迈向成功的的起跑线，离开兴趣，成功只能在幻想中破灭。拥有兴趣爱好，就已经奔跑在成功的道路上了。兴趣，是事业的开端，当你对某种产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时，你便会努力去钻研它，开发它。于是，事业在兴趣中开启。莫里哀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生活优裕，家人也希望它能继承产业。但莫里哀并无心经商致富，反而对戏剧情有独钟。他拼命的阅读古希腊和罗马大剧作家的剧本。因为家人希望他能把继承家族产业，便极力劝阻他放弃对戏剧的追求，因为对戏剧的兴趣和着迷，使他不顾家人的再三劝阻，继续钻研戏剧，最终成为家喻户晓的戏剧作家。兴趣，为莫里哀打造出属于他的事业，为他的人生再添辉煌。试问，假如他听从了家人的劝告，那今天的历史上，是不是又上了一颗璀璨的星星。兴趣，使生命更有意义。罗素有句名言：“唯有对外界事物抱有兴趣才能保持人们精神上的健康。”有许多人，因为对外界事物抱有兴趣，生命因此灿烂辉煌。爱迪生为什么会有1000多项发明？因为他对发明有着浓郁的兴趣。为什么周星弛能够从不知名的星仔到影响华语电影甚至国际影坛的星爷？很简单，因为他对电影事业的兴趣。著名的安培定律的发现者——法国物理学家安培，为什么会发现安培定律？因为他对这些东西有着强烈的兴趣。这些兴趣，使他们的人生与众不同；这些兴趣，让他们的人生绽放出耀眼光芒。兴趣，将会改变人生，让我们培养自己的兴趣吧。
兴趣是学习的动力，它促使人们去钻研探索实践。 兴趣是一项事业的开端，只有始终对这项事业充满兴趣，才会取得成功。牛顿看到苹果落地，看到壶水沸腾，他们都对眼前这的是产生了兴趣，最终的结果是：他们成功了。牛顿创立了“”学说，开拓了的；发明了，推动了的进步，带动了的飞速发展。牛顿和的成就证明了兴趣对于成功的重要性。 兴趣是一支，他促使人们永远充满希望，对事业和生活充满信心，并能激励人们拿出足够的勇气和力量面对事业上的难题。曾说：“现在我因为常常写作而感到很累，但我的精神是不累的，这都缘于我对文学的情绪，促使我不断努力，永保青春。”先生年近80高龄时对身边的人说：“我还不老，的创作使我时时像小伙子一样有劲，我还能写出很多东西。”郭老正是凭着他的兴趣爱好，坚持创作到86岁，整整70的春秋。 我们青少年一代对于任何事物都充满好奇心，只要我们留心身边小事，时时注意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并沿着选定的道路走下去，就一定会获得成功。 但愿每一个为兴趣爱好而伸开勤奋双手的人，在收拢双手时握住的都是成功的喜悦。
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自己去挖几个古墓吧，开个玩笑。坐享其成？似乎大学有点太滋润了吧，你自己到网站上找几篇文章就行，就论述文物保护不力啊等等很多都可以做论文的。
尹达与中国史前考古学 王世民尹达同志是老一辈考古学家中，对中国考古学的早期发展，做过重要贡献的学者。1931~1937年，他活跃在田野考古第一线，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进行的安阳殷墟等项重要发掘。1954~1963年他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对于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确发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数十年来，尹达同志特别是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奠定基础方面，有其可贵的业绩。一 中国考古学开始走上科学轨道的年代，首要任务是正确判别主要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尹达正是这个时刻，在李济和梁思永的领导下，坚持多年的田野发掘，积累丰富的实践经验。193l~1934年，他参加梁思永主持进行和自行负责的后冈遗址发掘工作。这项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对年代，使我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这里无疑包含着尹达的辛勤劳动。后来，他在濬县大赍店遗址的发掘和安阳同乐寨遗址的调查中，也曾发现龙山文化叠压仰韶文化的地层关系，进一步证实中原地区两种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这些在今天，早已成为中国考古学上的普通常识，当时却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头等大事，是中国史前考古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1936年夏，尹达又在梁思永的领导下，与祁延霈一道，发掘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大大地丰富对龙山文化文化内涵的认识。当时，这里曾发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随葬品特别丰富。尹达参加革命前,已经将两城镇的发掘资料整理完毕，并且写好了报告的主体部分，由于没有来得及撰写结语便搁置起来。50年代中期，他曾根据自己手头的部分资料，准备继续进行两城镇遗址的整理研究，由于其他工作较忙未能写成专文。这项发掘的原始资料和报告初稿,现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可望进一步整理后正式发表。 尹达对殷墟发掘也有重要贡献。他曾与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动梁思永，领导大家寻找殷代的王陵。于是确认侯家庄西北冈墓地，并于1934年春，对该墓地进行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从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个季度，共计发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残杀“人牲”的祭祀坑，为殷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 尹达早年的突出成就，还包括根据一些遗址的系统发掘资料，第一次详细地论证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上世纪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学者安特生来我国进行史前时期的考古工作，先后发现仰韶村等著名遗址，由于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资料存在问题，所作错误论断在学术界造成了混乱。尹达从亲自参加后冈等遗址发掘所明确的仰韶、龙山两种文化年代序列出发，通过分析当时了解较多的龙山文化和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两类陶器特征，较早地认识到“仰韶村遗址中实含有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安特生所谓仰韶文化实杂有龙山文化遗物，应加以分别，不得混为一谈”。1937年春，当安特生来史语所参观访问时，尹达曾当面向他提出质疑，但安特生固执己见，并不认输。于是尹达在当年7月，撰写《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详细阐述自己的见解(因抗日战争爆发搁置，迟至1947年3月发表)。该文又提出，安特生由于未能辨认仰韶和龙山两种文化遗存，主要根据陶器的着色与否推测时间早晚，既然河南的龙山式陶器晚于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单色(某些特点和龙山文化遗存相似)的齐家坪遗址，“是否早于仰韶期，其问题正多，不能遽为定论”。这样，尹达对安特生当时划分并曾产生相当影响的甘肃远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胆的质疑。后来，夏鼐于1945年，通过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找到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层位关系；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以来甘肃地区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发掘过许多典型的遗址和墓地,使当地远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为圆满的解决。 尹达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以后，于1939~1940年撰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1943年在延安出版)。该书的主要两个部分，分别从考古学上和古代传说上考察中国原始社会。这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中国原始社会研究的有益尝试。该书第一编，第一次在细致分析考古发掘所获可信资料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的发展进程。现在看来，尽管书中的某些论断不甚妥贴，主要是对殷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了过低的估计，认为当时处于崩溃过程中的氏族社会，西周才是中国出现阶级社会的开始。但尹达以其一腔革命热情，在各方面条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摸索了考古学与历史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一条新路，有其不可埋没的开创之功。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是中国考古学的全面发展时期。尹达于1954~1963年担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长和所长，先后十年之久。他与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发展方向，指导全面工作。当时，尹达的主要精力虽然用于历史研究方面的组织工作，但对考古研究的动向仍时刻关注。他经常向我们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学真正成为历史科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达刚刚回到考古战线的时候，先后发表《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两篇文章。他从分析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况、存在问题和进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问题上的错误两个方面，阐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当前的迫切任务，以及原始社会研究在理论斗争中的重要意义。并提出“早日建立起我国新石器时代分期的标准”，判明“新石器时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统”等课题，较早地引导大家关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和文化谱系问题。 1958年和1959年，面对社会上“拔白旗，插红旗”的情况，尹达在考古学界及时提出“立中有破，边立边破”这一反潮流的发展方针，以及“建立马克思主义中国考古学体系”的奋斗目标，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把我国各个阶段的各种文化遗存搞出一个科学的完整的系统”。同时，他又从领导的角度，明确表示对类型学方法的态度，批评一提“瓦罐排队”就全然否定的倾向。这样，便使全国的考古工作避免和减少错误思想的干扰，更加健康的发展。 编写《中国史稿》原始社会部分的时候，尹达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原始社会的问题，于1962~1963年初，以《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一书所作综合为基础，逐一分析重要的具体资料，写了五万余言的长篇论文《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该文以高屋见瓴之势，更加概括地总结了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结合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情况，指出尚待深入钻研的问题，展望进一步前进的道路。尹达反复强调，考古工作者必须努力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和理论水平，以理论斗争的责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资料所反映的复杂社会现象，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必须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术水平，以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严肃认真地对待田野工作，根据层位关系解决好不同文化遗存的相对年代和本身分期问题。尹达颇为独到地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区分不同的工作阶段：(1)科学的考古发掘和发掘报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统地科学反映某一遗址的现象，是它的首要责任。(2)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根据科学发掘的资料，从考古学理论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复杂现象，解决某些学术性、理论性的问题。(3)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历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弄清楚每个阶段应有的主要任务，从而混同起来，纠缠在一起，就会影响科学工作的进程。”“越过考古学的认真的综合研究，即进入氏族制度的社会历史的探索，就有可能制造一些学术上的混乱。”尹达还曾特别指出，必须认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综合研究，透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把长时期内各种不同文化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过程弄清楚”。强调这种文化发展系统(亦即文化谱系)的探讨，是考古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忽视这一环节，就会造成学术上的损失”。为此，他针对当时仍然轻视类型学研究的情况，进一步阐述陶器在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作用，提出对新石器时代的大量陶片作目的性明确的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当年，尹达在《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期盼，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园地，通过“园丁们的选种，培育，灌溉，锄草这一系列的大量劳动”，“出现杂草不生，百花盛开的、更为宜人的景象”。四十多年后的现在,这种更为宜人的百花盛开景象已经出现。在诸多考古学者的齐心努力下，各地陆续发掘一系列典型遗址和墓地，迅速出版许多大型考古报告，考古遗存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的研究更加深入，农业起源、生态环境、聚落形态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顾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的历史，重温尹达同志的业绩，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仍然是十分有益的。
金沙遗址是中华民族的稀珍物证、万古存遗，是中国走向未来，建设新生活的根基 6月10日上午9点，央视推出大型直播节目：中国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日。成都金沙遗址成为唯一的“主角”，原来与金沙遗址一同设置为直播点的长城、周口店已经不见了踪影。 “真是托遗产日的福啊，让我们完成了与老祖宗的对话，太让人激动了!”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此次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在祭祀区北部发掘出两件形制巨大的石磬，其中一件长达1．1米，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商代石磬。石磬是古蜀王在祭祀时用来演奏的乐器，这种乐器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另一件重要的出土文物是平行四边形玉璋，长0．35米、宽0．05米，上面刻有四个对称的肩扛象牙跪坐人像，这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金沙人当时是如何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可以想象，古蜀人的祭祀规模之宏大，场面之壮观庄严。不仅如此，那时的祭祀仪式上还飘着悠扬的乐声。”王毅说。 这次发掘除发现了大量獠牙和鹿角，还出土珍贵文物130余件，其中有金器6件、铜器14件、玉器20件、石器3件、象牙12件、陶器80余件。这次进行的保护性考古发掘是2001年发现金沙遗址以来所进行的第六次考古发掘，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的4个地点同时展开。 因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又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也是中国21世纪初第一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所以4个小时的直播中有一个半小时展示的是金沙遗址的保护性挖掘(一共出现了7次)，成为直播最大的看点之一。央视总导演阎东说：“4个小时的直播，跟央视春节晚会的规格相当了!这次直播可以说是文化类节目大型直播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我们与观众一起完成了一次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的心灵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教授认为，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发现前，考古界的大部分学者一直认为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较高水平文明的时候，“蜀”这片土地还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蜀”在3000多年前就存在高水平的文明，还证明古蜀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过快速的发展。从金沙遗址目前的发现来看，古蜀文明处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可以说，它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原文明和良渚文明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为了解古蜀文明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也说明古代的中华大地是多元一统的，古蜀也是一个区域性的文明中心。
一、选题 选题在学术论文写作中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只有研究有意义的课题，才能获得好的效果，对科学事业和现实生活有益处；而一项毫无意义的研究，即使研究得再好， 论文写作得再美，也是没有科学价值的。钱学森教授认为：“研究课题要紧密结合国家的需 要。……在研究方法上要防止钻牛角尖，搞烦琐 哲学 。 目前 在 社会 科学中，有的人就古人的 一句话大作文章，反复考证，写一大篇论文，我看没有什么意思。”因此，我们要选择有科 学价值的课题进行研究和写作。那么，应该根据哪些原则来选题呢？（一）具有科学性。它应包括：急待解决的课题；科学上的新发现，新创造；学科上短 缺或空白的填补； 通行说法的纠正；前人理论的补充；等等。（二）有利于展开。指的是：要有浓厚的兴趣；能发挥业务专长；先易后难，大小适中； 已占有一定的资料；能得到导师指导；在一定时间内能完成；对题目加以限定。注意事项1、摘要中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2、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比如一篇文章的题名是《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发生的研究》，摘要的开头就不要再写：“为了……，对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的发生进行了研究”。3、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摘要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要按逻辑顺序来安排。句子之间要上下连贯，互相呼应。摘要慎用长句，句型应力求简单。每句话要表意明白，无空泛、笼统、含混之词，但摘要毕竟是一篇完整的短文，电报式的写法亦不足取。摘要不分段。4、用第三人称。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5、要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新术语或尚无合适汉文术语的，可用原文或译出后加括号注明原文。6、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出现插图、表格。7、不用引文，除非该文献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出版的著作。8、缩略语、略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理解的以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科技论文写作时应注意的其他事项，如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正确使用语言文字和标点符号等，也同样适用于摘要的编写。摘要编写中的主要问题有：要素不全，或缺目的，或缺方法；出现引文，无独立性与自明性；繁简失当。
金沙遗址是中华民族的稀珍物证、万古存遗，是中国走向未来，建设新生活的根基 6月10日上午9点，央视推出大型直播节目：中国记忆――中国文化遗产日。成都金沙遗址成为唯一的“主角”，原来与金沙遗址一同设置为直播点的长城、周口店已经不见了踪影。 “真是托遗产日的福啊，让我们完成了与老祖宗的对话，太让人激动了!”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所长王毅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此次考古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在祭祀区北部发掘出两件形制巨大的石磬，其中一件长达1．1米，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商代石磬。石磬是古蜀王在祭祀时用来演奏的乐器，这种乐器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另一件重要的出土文物是平行四边形玉璋，长0．35米、宽0．05米，上面刻有四个对称的肩扛象牙跪坐人像，这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金沙人当时是如何用象牙进行祭祀活动的。“可以想象，古蜀人的祭祀规模之宏大，场面之壮观庄严。不仅如此，那时的祭祀仪式上还飘着悠扬的乐声。”王毅说。 这次发掘除发现了大量獠牙和鹿角，还出土珍贵文物130余件，其中有金器6件、铜器14件、玉器20件、石器3件、象牙12件、陶器80余件。这次进行的保护性考古发掘是2001年发现金沙遗址以来所进行的第六次考古发掘，在金沙遗址祭祀区的4个地点同时展开。 因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三星堆遗址之后又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也是中国21世纪初第一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所以4个小时的直播中有一个半小时展示的是金沙遗址的保护性挖掘(一共出现了7次)，成为直播最大的看点之一。央视总导演阎东说：“4个小时的直播，跟央视春节晚会的规格相当了!这次直播可以说是文化类节目大型直播的一次成功的尝试，我们与观众一起完成了一次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的心灵探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教授认为，在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发现前，考古界的大部分学者一直认为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出现较高水平文明的时候，“蜀”这片土地还处于比较蒙昧的状态。但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证明“蜀”在3000多年前就存在高水平的文明，还证明古蜀文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过快速的发展。从金沙遗址目前的发现来看，古蜀文明处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可以说，它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原文明和良渚文明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为了解古蜀文明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料，也说明古代的中华大地是多元一统的，古蜀也是一个区域性的文明中心。
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山东发现的象牙铲等。在2021年，我国发现并出土了很多文物，其中最惊艳的就是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这个面具很大、保存完好，是一个重大发现；还有在山东发现的距今9万年的象牙铲，这在世界范围内，都较为罕见，有利于我们对于中国东部旧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生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