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最主要的三大刊物：《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考古刊物。月刊。出版地点北京。 第一任主编、副主编为夏鼐、 陈梦家。内容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简报，考古研究的一般性论述，考古工作简讯，考古技术工作，书刊译介，学术动态等。创刊于1955年，原名《考古通讯》。1955～1957年为双月刊，1958年为月刊。1959年改名《考古》，出至1966年第 5期停刊（其中1960年出10期）。自1972年复刊至1982年为双月刊，1983年改为月刊。《文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主办的学术性、资料性刊物。月刊。出版地点北京。原名《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初，本是文物局资料室编辑的内部通讯性刊物，内容包括文物保护、博物馆和图书馆 3个方面。1951年，编者改为文物参考资料编辑委员会，并公开发行，但有关考古的内容仍然较少。从1956年开始，内容不再包括图书馆方面。1959年改名《文物》，有关考古的文章进一步增多。1966年6月停刊,至1972年复刊，内容改为专一于古代文物，不再刊载革命文物方面的文章。该刊与《考古》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在于除刊登考古发现与研究外，还注重碑帖、书画、版刻和各种传世文物。《考古学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考古刊物。季刊。出版地点北京。夏鼐主编。内容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报告,考古研究的专题论文,以及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其他重要论著。它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6年出版的《田野考古报告》第 1册。该刊1947～1949年改名《中国考古学报》，出版了第2～4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考古研究所编辑,于1952年出版了第5册。1953年改称《考古学报》,为半年刊，至1955年出版了第6～10册。1956～1960年改为季刊,1962～1965年复为半年刊。1960年下半年、1961年和1966～1971年停刊。1972年复刊至1977年为半年刊（其中1972年仅出1期），1978年起重新改为季刊。其他：刊名 创刊日期 出版频率 主办单位 附注考古与文物 1980年1月 双月刊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华夏考古 1987年7月 季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动物学报 1957年 1967-1972 年停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于1957年创刊英文版季刊，刊名为Vertebrata PalAsiatic, 1959年创刊中文版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两刊合并，刊名沿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年停刊，1973年复刊（1966和1973年均只出版了两期），1984年起刊名改为《古脊椎动物学报》江汉考古 1980年4月 季刊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学会 农业考古 1981年 季刊 江西省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 史前研究 1986年4月20日 季刊，停刊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 人类学学报 1982年8月 季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化石 1972年 季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953年 年刊 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编辑委员会 辽海文物学刊 1986年5月 半年刊 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辽宁省博物馆 江西文物 1989年8月 季刊 江西省文化厅 由《江西历史文物》与《江西革命文物》合并而成。1992年起改名《南方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79年 半年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方文物 1985年2月 季刊 黑龙江文物管理局 原名为《黑龙江文物丛刊》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1年10月 1984年11月停刊 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 改名为《北方文物》 四川文物 1984年1月 双月刊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世界 1999年11月 季刊 山西省文物局 原名为《文物季刊》 文物季刊 1989年5月 季刊 山西省文化厅文物局 1999年11月改名为《文物世界》 中原文物 1981年3月 双月刊 河南博物院 原名为《河南文博通讯》 广东文物 1996年8月 半年刊 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58年 双月刊 故宫博物院 博物馆研究 1982年12月 季刊 吉林省博物馆学会，吉林省考古学会 东南文化 1985年10月 月刊 江苏省考古学会 原名为《文博通讯》 文博通讯 1975年5月 1984年停刊 南京博物院 1985年10月改名为《东南文化》 文博 1984年7月 双月刊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1989年6月 半年刊 上海博物馆 鉴赏家 1995年5月 半年刊 上海博物馆，《鉴赏家》编辑部 收藏 1993年1月 月刊 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新疆文物 1985年 季刊 《新疆文物》编辑部 福建文博 1979年8月 半年刊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文博编辑组 故宫文物月刊 1983年4月 月刊 国立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史文物 2002年2月 双月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 原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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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发现
看这个感觉不如看地方的<文史资料>,我最开始看关于考古的书就是看的我们县出的<文史资料>,要说杂志,权威的就是<考古>了
这里都包括了你要的 在下面几页
探索发现
《考古》、《文物》、《考古学报》这些是比较专业的。应该在看一些鉴赏类的《文物鉴赏》等
是的。文物考古类的：文物；考古；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敦煌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北方文物； 华夏考古；东南文化；敦煌学辑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原名：中国历史文物）；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农业考古；江汉考古；四川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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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杂志创办于 1981 年，为国内外唯一的专门发表有关农业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大型学术刊物。原主办单位为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 1985 年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江西省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主办； 1994 年起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主办； 2003 年起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
孩子起来吧，这个期刊不是核心了。想发表其他相关核心期刊可以找原上草论文的。
《农业考古》目前仍是核心期刊，位于“K85 文物考古类”14，如果能保证够真正发一篇文章，花1800块，不算太贵，值得。当前复合影响因子：234 综合影响因子：127 主办：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周期： 双月出版地：江西省南昌市语种： 中文;开本： 16开ISSN： 1006-2335CN： 36-1069/K创刊时间：1981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2012）(2008）(2004)
是的。文物考古类的：文物；考古；考古学报；考古与文物；中原文物；敦煌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北方文物； 华夏考古；东南文化；敦煌学辑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原名：中国历史文物）；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农业考古；江汉考古；四川文物
2008年 中国国家画院范扬工作室参编文献集《道法自然》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2008年 中国国家画院范扬工作室国画写生作品发表于《美术报》2008年 中国国家画院范扬工作室参编《又见皖南》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2008年 中国国家画院范扬工作室国画山水作品发表于《中国书画报》2011年 EI检索期刊 2011 KDDM 《Interactive Research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and Teaching of Art and Design》2011年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农业考古》发表论文《农耕文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影响》2012年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商贸》发表论文《浅析河北省会展业与旅游业互动发展的关系》2012年 北大中文核心期刊《名作欣赏》发表论文《欣赏传统名作论传统美学在艺术设计教学中的意义》2012年 省级期刊《现代装饰》发表论文《色彩在公共环境空间中的规范应用》2012年 省级期刊《产业与科技论坛》发表论文《秦皇岛文化产业艺术园区的定位策略与发展研究》2012年 EI检索期刊《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sign and Exploitation of Decorative Glass Handicraft Products》2012年 省级期刊《金田》发表论文《浅析秦皇岛装饰玻璃工艺品与旅游业互动发展的关系》2012年 省级期刊《美术教育研究》发表论文《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教学方法》2013年 省级期刊《科教创新》发表论文《文化素养教育在高职艺术设计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2013年 省级期刊《艺术科技》发表论文《高职艺术设计专业创新实践基地建设与人才培养教学模式》
1甘满堂简介甘满堂，男，1969年生，安徽庐江人，中共党员，社会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甘满堂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教授、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导师，校聘以科研为主关键岗二级（2010-2012），2011年入选“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福州大学当代闽台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劳工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研究。[1]2主要教育背景1994年9月—1997年7月，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福建地方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唐文基教授，研究方向为“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0年9月—2003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结构研究”，师从李强教授，获法学（社会学）博士学位。2008年5月—2011年5月，在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园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联合培养，合作导师林志扬教授）从事民营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兼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顾问。“2007年暑期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研究课程班”，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时间：2007年7月23—8月3日。“第七届中美欧暑期宗教学高级研讨班课程”，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社会学理论研究所、（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时间：2010年7月28日—8月6日。3主持的研究课题1、2000年9月—2002年11月，主持省教育厅课题：《新时期城市社区理论与福州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之研究》，经费0．3万元。2、 —6，主持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课题：《文化教育与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经费0．8万元，项目批准编号2003T054。3、2003．9—2004．9，主持福州大学人才基金项目课题：《福建民间信仰宗教社会学研究》，经费1．5万元。4、2—10，主持福建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招标课题：《福建省“十一五”期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经费2．0万元，项目批准编号2004009。5、2004年12月—2005年6月，主持福建省委专项课题“建设‘和谐福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的子课题：《福建省建设和谐社会的现状与基础》，此课题后列入福建省科技厅2005年重大软科学课题。6、2005年6月—2008年6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经费6．5万元，项目批准编号：05CSH005。2009年3月结题鉴定，等级为“良好”。7、2006年7月—2007年7月，主持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加强福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经费0．8万元，项目批准编号2006B113。8、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2008年终身教育研究课题”《构建村级社区学习中心的实践案例研究》（一般项目）负责人。9、2009年7月，《员工乡土社会网对民营企业管理影响研究》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45批二等资助（以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申请），经费3万。10、2009年8月，《当代闽台农村宗教信仰比较研究》获得2009年度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09B106。11、2009年10—2010年6月，主持《泉州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提升研究》，泉州市发展改革委“十二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研究，经费4万元。12、闽侯县“上街南屿南通”、“青口尚干祥谦”、“甘蔗荆溪竹岐”三镇组团区域发展“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闽侯县发改局委托。13、11—12，主持“Traditional Religious Culture and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 Case Study of Private Entrepreneur Community in Southeast China”，（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CRCS），经费5万美元。14、2011年7月—2013年7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保障农民工工资收入正常增长的社会政策研究》，经费15万元，项目编号为：11BSH011。15、2011年6月30日-7月2日，主持第八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灵性资本与社会公益。16、2012年7-8月，受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委托，开展福建省“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17、2012年11月-12月，受中国人民大学委托，在福州市、长乐市等地开展“城乡居民互助与志愿服务”调查。4获奖情况学术成果类1．论文《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三元结构》，获2001年度中国社会学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2．论文《“融合” 政策背景下的“隔离”——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模式存在的问题》（第一作者），获得2009年中国社会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3．专著《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获得2009年福建省第八届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个人荣誉类1．2007年10月，家庭获得福州市委文明办组织的福州市第二届读书月“十大书香门第”的称号。2．2009年获福建省委宣传部、人事厅、社科联组织评选的福建省第五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提名奖。3．2009年获得福州大学第五届“十佳青年教职工”称号。5教学改革项目1、校级教改课题《福州大学两课教学网站建设》（第一批“福州大学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2000年9月立项2002年9月结题）项目负责人。2、校级教改课题《〈社会学概论〉教学方法改革及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第三批“福州大学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负责人，2004年2月立项。3、校级精品课程《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建设项目负责人。项目立项时间2004年12月。 4、福建省优质硕士学位课程《应用社会学》建设项目负责人。项目立项时间2005年11月。5、校级教改课题《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第五批“福州大学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负责人。项目立项时间2008年6月。6、校级精品课程《文化人类学》建设项目负责人。项目立项时间2010年10月。 [1]6著作情况1．《中华姓氏通史·孙姓》，20万字，东方出版社2001年10月版。2．《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22万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版。3、《海峡西岸和谐社会建设》，42万字，海风出版社2008年6月版。 [1]7发表的学术论文（一）学术期刊论文1．《市场经济需要经济伦理》，《社会》2000年第9期。2．《加入WTO后的中国贫困问题》，《发展研究》2000年第11期。3．《对城市外来农民工街头非正规就业现象的剖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8期。4．《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三元结构》，《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2年第1期全文转载，本文获2001年度中国社会学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6．《清代闽西客家商人》，《客家》2001年第1期。7．《明清时期的徽商与福建》，《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8．《宗教·民间信仰·村庙信仰》，《福建宗教》2002年第6期。9．《网络时代的信息霸权与网络文化殖民主义》，《开放导报》2002年第9期。10．《转型时期城市社区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的实证研究——以福州市社区调查为中心》，《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增刊。11．《网络社会的社会控制》，《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增刊。12．《解读客家传统村落社会——读刘大可著〈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13．《“议行分设”与业主委员会发展前景》，《中国房地产》2003年第7期。14．《永定县高陂镇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调查报告》，《东南学术》2003年增刊。15．《创建节水型社会的社会学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16．《“数字小区”与业主网络“虚拟家园”》，《现代物业》2004年第2期。17．《闽侯傅筑泰山庙迎神赛会调查》，《民俗研究》2004年第2期。18．《大学生与六合彩——以福州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青年研究》2004年第3期。19．《统筹城乡发展与农民工权益保障》，《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20．《城市小区物业管理自治的发展前景与实践困境》，《集美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21．《城市小区物业自治的实践困境与出路》，《中国房地产》2004年第10期。22．《社会学“内卷化”理论与城市农民工问题》，《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23．《全面认识构建和谐福建的基础与现状》，《福建理论学习》2005年第5期。24．《茶村纪事》，《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25．《构建和谐福建的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及政策建议》，《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26．《福建沿海非法移民发生机制研究》，《犯罪与改造研究》2005年第10期。27．《经济发展与社会整合》，《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8．《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福建日报》（求是）2005年11月3日。29．《福建村庙酬神演戏与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30．《岗位安全与城市户籍——当前城市农民工社会性需求的三大层次及应对措施》， 《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31．《对地下六合彩误区的社会统计学分析》，《统计与决策》2006年第7期。32．《循环经济与环保型社会构建——基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8期。33．《化解民工欠薪那些路可行》，《就业与保障》2006年第2期。34．《同在蓝天下的渴望——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就业与保障》2006年第4期。35．《福建村庙文化》，《福建宗教》2007年第1期。36．《闽北茶神张三公》，《农业考古》2007年第2期。37．《从偷电到私吞水费潜逃》，《现代物业》2007年第6期。38．《村民自治组织发展与村级治理——以福建乡村调查为例》，《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39．《情牵故土?功能主义——林耀华的福州乡村研究》，《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40．《闽侯县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与宗教体验》，《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科学发展观与福建社会建设实践》，《东南学术》2007年增刊第1期。《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东南学术》2007年增刊第1期。《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乡村发展模式》，《东南学术》2007年增刊第1期。《传统饮食商业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台湾农业探索》2007年第4期。《农民工住居边缘化与空间隔离——从城中村到城郊村》，《福建论坛》2008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第6期转摘。46．《农村劳动力升级转移与流出地社会经济激发式发展——以福建省沙县依托沙县小吃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例》，《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乡村草根组织与社区公共生活》,《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台湾民间信仰与农村社区生活》,《台湾农业探索》2008年第3期。《台湾发展“有机茶”的经验与福建茶叶品质提升之路》，《台湾农业探索》2008年第3期。《社会资本与县域经济发展》,《泉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年第2期《“融合” 政策背景下的“隔离”——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中国教师》2009年第8期《“差生”：外来工子弟正在被“污名化”——对公办学校外来工子弟学生形象的实证研究》,《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促进农村稳定与农民增收》，《台湾农业探索》2009年第4期。《走近上街天主教村落社区》，《福建宗教》2009年第5期。《灵验与感恩——汉民族宗教体验的互动模式》，《民俗研究》（CSSCI）2010年第1期。《让广大市民成为城市拆迁改造的受益者》，《学习月刊》2010年第1期。《福州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调查与思考》（第二作者），《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低成本劳动力时代的终结》，《福建论坛》（CSSCI）2010年第2期。《福州“小小区” 自管之路》，《现代物业》2010年第2-3期。《海外侨民与侨乡村级社区可持续发展―以福州长安村为例》《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2010年第3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综合竞争力》2010年第5期。《传统社区资源动员与农民有组织抗争——对东南沿海农村抗争性集体行动的一种解释框架》，《辽东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工荒：高离职率与无声的抗争——对当前农民工群体阶级意识的考察》，《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台湾宗教团体公益慈善事业概况及对两岸宗教交流的影响》，《宗教与世界》(国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主办,内刊)2010年第6期。（二）文集论文1．《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调查报告》，康晓光、洪大用等著《NGO扶贫形式研究调查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10月。2．《明清时期福建商帮的地缘文化特色》，吕良弼主编《五缘文化力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3．《加快统筹城乡发展体系建设——福建省“十一五”规划前期招标课题研究报告》，福建省发展与改委员会编《崛起的海峡西岸经济区》2005年。4．《农村民主建设调查（上）》，载王碧秀主编《科学和谐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5．《社会互动集体行动社会运动》，载张敦福主编《现代社会学教程》（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6．Folk Religion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s ，Religious Experiences in China, Oct-2007，University of Wales P《海峡西岸城市带的发展现状及前景》，《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报告》（2008）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网络民意与社会民意》，载《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论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4月。9．《农村劳动力转移向海外转移与县域经济发展》，载李其荣主编《海外华人与中国发展》（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3月。《风险社会》，李斌主编《社会学概论》（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台湾宗教团体公益慈善事业概况及对两岸宗教交流的影响》，载福建省宗教研究会编《宗教缘·两岸情——加强新形势下闽台宗教文化交流研讨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三）报纸论文1．《关注城市农民工的贫困问题》，《中国改革报》2002年7月1日。2．《城市农民工贫困与保障问题之对策》，《中国社会报》2004年2月12日。3．《福建民间信仰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4月8日。4．《村民集体致富需要好干部》，《福建日报》（求是版）2005年5月31日。5．《第三届两岸三地高校社会学研讨会综述》，《福建日报》（求是版）2005年7月26日。6．《转型时期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建议》，《福建日报》（求是版）2005年10月11日。7．《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福建日报》（求是）2005年11月3日。8．《民工欠薪问题的制度化解决之道》（专家视线），《福建日报》2006年2月6日。9．《多方并举破解“工荒”》（专家视线），《福建日报》 2006年3月3日。10．《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专家视线），《福建日报》2006年4月24日。11．《构筑农村宜居环境》（专家视线），《福建日报》2006年5月22日。12．《增强保障为农解忧》（专家视线），《福建日报》2006年6月26日。13．《发展村集体经济至关重要》（专家视线），《福建日报》2006年9月11日。14．《重视乡村老年协会的作用》（专家视线），《福建日报》2006年11月13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福建日报》（求是版）2009年9月1日。《建立健全物业自治机构》，《福建日报》（求是版）2009-12-15。（四）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文（2000年以前学术论文）1．《以茶制夷-论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中止对英国贸易之目的》，《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2．《漫话明清福建商帮》，《炎黄纵横》1997年第3期。3．《明清福建民间溺杀女婴习俗形成原因及影响》，《福建史志》1997年第4期。4．《明清福建商人在国内活动探略》，《福建论坛》1998年第2期。5、《悄然兴起的福建高校饮茶风》，《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6、《在麦当劳喝茶》，《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5．《闽海豪商蒲寿庚》，《福建乡土》1998年第2期。6．《清代中国茶叶外销口岸及运输路线的变迁》，《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7．《清代福建地痞无赖与福建社会》，《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8．《说榕》，《福建乡土》1999年第3期9、《周恩来与福建事变》《福建党史月刊》98年增刊。10．《简论郑成功的情报工作的特色》，《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元代建宁喊山造茶诗赏析》，《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 [1]8教学改革论文1．《浅谈我校〈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的教学改革与实践》，《高等教育研究》（福州大学）2000年第2期。2．《“道德重整”与高校“两课”教学》，《福州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3、《创建“金色阳光”网站，推进两课教学改革》，《高等教育研究》（福州大学）2001年第1期。4、《做好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的实施与督导》，《高等教育研究》（福州大学）2004年第2期。5、《多校区大学新区校园生活归属感研究——以福州地区大学城为例》，《高等教育研究》（福州大学）2004年第4期。6、《建设适应东南强校发展目标的校园文化》，《高等教育研究》（福州大学）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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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考古》目前仍是核心期刊，位于“K85 文物考古类”14，如果能保证够真正发一篇文章，花1800块，不算太贵，值得。当前复合影响因子：234 综合影响因子：127 主办：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周期： 双月出版地：江西省南昌市语种： 中文;开本： 16开ISSN： 1006-2335CN： 36-1069/K创刊时间：1981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2012）(2008）(2004)
中常常黍稷连称，周族的祖先称后稷，稷成为百谷之长。出土的甲骨文卜辞中黍的出现次数很多，黄河流域出土的新石器时代谷物遗存中又以粟最多。黍和稷到底是同一种作物或两种不同的作物？千余年来文献中一直争辩不休。以稷为粟和以稷为黍的，各自引经据典，互相辨驳，积累的文字，令人目眩，而且枝节横生，又有以稷为高梁的插曲，附和者都是经学大师、训诂名家。除以稷为高梁已遭摈弃外，稷即粟和稷乃黍（穄）的争论仍未结束，就其影响来说，似还以稷黍（穄）说占优势。如果稷即穄（也即穄）是正确的，就不必浪费笔墨，再展开辩论，如果稷穄（黍）说是不正确的，总不能听其以讹传讹应该还其本来面目。稷总不能既是黍，又是粟，任人各取所需，那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博物馆或展览会上介绍古代的农作物，说黍即稷或说稷是粟就会给参观者灌输完全不同的概念；写农业史的文章或教材讲义也会碰到这个问题。至于学术上探讨古代的作物起源、种类，编写中国植物志之类的专书等等，都不能避开这个问题。所以澄清这个问题，并非钻牛角尖，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笔者是主张稷即粟的，以下就展开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以就正于农学界。 一、 黍稷的植物分类地位、形态特性及其有关文字 前人辨黍稷的文章限于历史条件，不讲形态分类，一味地引经据典或辗转相引，重复繁琐，令人生畏。现在我们有条件，应该改变一下方式。首先，我们可以明确，“黍”在植物分类上属禾本科的“黍属”（Panicum），栽培黍的学名是Panicum “粟”在植物分类上属禾本科的“狗尾草属”(Setaria)，栽培粟的学名是Setaria 二者是两个不同“属” （genus）的作物。但二者在栽培条件的需要方面非常相似，地理分布也很一致。古籍上有关黍和稷的名称（文字）很多，为了避免重复征引，现将它们简化列表绘图如下（表1）。 表1 黍和粟的植物形态及其有关文字 ————|黍 Panicum miliaceum|粟 Setaria italica 植物形态|甲骨文（图略）|甲骨文（图略） 有关文字|黍，穄，稷，*[原字麻下加黍]，糜子，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禾，粟，稷，谷，粱，粢，秫（黏粟），*[原字麻下加黍]（赤苗粟），芑（白苗粟）、穧 上表及附图是本文的开场白，以代替繁琐的文字引述，目的在说明黍及粟从甲骨文起即区分得很清楚，争论的双方在这一点上完全认识一致题出在稷上，主张以稷为黍的，把稷归入黍一边，以稷为粟者，把稷列入禾粟一边黍和禾粟各自还有其他的同义词、别称、类型称呼等，双方基本上也没有分歧。以下先就黍稷的历史作一些回顾。 二、 南北朝以前对黍稷的理解和现代对黍稷的理解 为了尽量减少引经据典，现将北魏《齐民要术》以前古籍上对黍稷的注释举例归纳成表2。 表2 北魏以前对黍和稷的解释 朝代|作者|著作|主要解释 战国|孟子门人|《孟子·滕文公》|“礼曰；诸侯助耕，以供粢盛。”东汉·赵歧注：“粢，稷。” 战国|——|《穆天子传》|“膜稷三十车。”东晋·郭璞注：“稷，粢也。膜，未闻。” 西汉|戴圣编|《礼记·月令》|“孟春之月，…行冬令，…首种不入。”东汉·郑玄注：“首种谓稷。” 西汉（？）|——|《尔雅·释草》|“粢，稷。”西汉·犍为舍人注：“粢，一名稷。稷，粟也。今江东呼粟为稷也。”东晋·郭璞注同。 东汉|许慎|《说文》|“稷，穧也。”“穧，稷也。” “穄，*[原字麻下加黍]也。”“穧，穄也。”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详见“种谷第三”：“谷，稷也，名粟。”“黍穄第四”将黍穄同谷（稷）分开叙述 从表2可见，在北魏以前，汉晋的注释家都释稷为粟，并无分歧。但是试看现代辞书中对黍稷的解释却迥然不同，变成了黍即是稷（表3）。 黍稷问题并不限于国内，近年来国外发表的论文中涉及黍稷的，也多有类似的纷歧（详后）。 将表3同表2比较，可见在两汉时期认识一致的稷即粟，到了现代的工具辞书中，变成稷黍是同一作物了。表3中1~8代表国内外不同类型的辞书工具书，它们对稷的解释都一致，其根据也都相同，主要来自《本草纲目》（直接或间接的）。9~11这三种辞书采取了兼收并蓄的办法，即作黍解，不加判断，但都倾向于稷黍在前，稷粟在后。 表3现代辞书中对黍和稷的解释举例 序|辞书名称|对黍稷的解释和主要根据 1|《中国高等植物图谱》（第5册，1976，科学）| Panicum稷属Panicum miliaceum黍，稷，糜子Setaria italica 小米，粱，粟，谷子（据2） 2|《经济植物学》（胡先骕著，1953，中华）|以稷为黍，称散穗型的黍为稷型；侧穗型的黍为黍型，密穗型的黍为穗黍型。主要据《本草纲目》 3|《英汉拉丁植物名称》（1961年，科学）|Broom corn millet为黍，稷，学名P miliaceum 4|《植物名汇》（日）|以稷为黍，P miliaceum据《本草纲目》 5|《植物图鉴》（日）|以稷为黍，P miliaceum据《本草纲目》 6|旧《辞海》（中华，1939）|以稷为黍，P miliaceum据《本草纲目》 7|《当代汉英词典》|译稷为Panicle millet，相当于黍 8|《英汉农业科技词典》（农业出版社，1976）|译Broom corn millet为黍，稷，学名为P miliaceum 9|新《辞海》（中华，1979）|释稷为：（1）黍的一个变种，据《本草纲目》； （2）粟的别称，据《尔雅》孙炎注； （3）一说高梁，据《九谷考》 10|《中华大词典》|释稷为：（1）穧，穧即穄，一名粢，又谓之糜； （2）粟，据《尔雅》犍为舍人注 11|《新华字典》|稷：“古代一种粮食作物，有的书说是黍属，有的书说是粟（谷子）。” 三、 以稷为穄（黍）的文献概况 李时珍是历史上的伟大植物学家，《本草纲目》是权威的著作，后人引用并相信《本草纲目》对黍稷的解释是容易理解的。但是李时珍以稷为黍并非他的首创，他也是有来源和依据的，这就有必要把历史上以稷为黍的诸家观点加以回顾，为避免冗长摘引，仍采用列表的方式如下（表4）。 从表4的材料看，最早怀疑稷非粟的是南朝的陶弘景，但他只是怀疑，并没有提出论证，到了唐代苏恭才首先提出“稷即穄也”，并引陶弘景的话来肯定自己的论点，而陶弘景并没有肯定稷即穄，经苏恭这一引，把陶弘景也说成稷即穄了。此后，如表中的徐锴、苏颂、沈括、蔡卞等都只是重复稷即穄的话而没有增加新的论证材料。郑樵进一步说《尔雅》以粢为稷是“误也”，可并没有说出误的道理。直至明代李时珍，以他广博的植物学知识对于稷即穄的论点加以展开、补充。首先，李时珍提出黏者为黍，不黏者为稷的区别，成为后人引证的依据。其实，谷类作物的籽粒有黏（即秫或糯）和（非糯）的区别早在《诗经》中已经提到。黍当然也有黏和不黏的类型，黍属于黏性是《诗经》和甲骨文中就明确的（酿酒），问题不在黏与不黏，而在于不黏者到底是穄或是稷？李时珍只说不黏者为稷，不提穄，骤一看，给人以区分有理、较之以前的文献有耳目一新的印象。所以这一观点便成为后人引用的“有力”依据。同样，李时珍又从植物形态上对黍（包括穄、稷）和粟的区别作了详细的描述（文长不俱引），[1] 因为他所描述的黍（穄、稷）即相当于P miliaceum，粟相当于S italica（参阅表1附图），所以黍和粟的区别一清二楚，毫不混淆，这又成为后人引证黍即稷的权威材料。胡先骕的《经济植物学》正是依据李时珍的论证再加以引伸（详下）。殊不知稷既然已戴上黍穄的帽子，站在黍穄一边，以此作形态上同粟的区分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把稷放在粟一边，粟（稷）同黍穄的区别同样是毫不混淆的。问题不在黍和粟的区别，问题在于稷到底是粟或是穄？后人引用《本草纲目》时，忽略了这一点，实际上成为先入为主，以稷为黍，来论证与粟的区别，自以为论证正确。表4中从清代至民国主张以稷为穄的论点。大抵重复沈括、苏恭、李时珍等人的稷穄同音说，没有什么新的发展。 四、 宋以后重申稷是粟的文献概况 自从苏恭首先提出稷即穄以后，历明清至现代附和的很多，已见表4举例。但是情况并非一边倒，重申稷应是粟的文献也不少，这里也举例列表如后（表5）。 表5中徐光启、陆陇其、崔述、邵晋涵、沈维钟等人辩稷即是粟非黍的论点是相当明确有力的，但对比表4中的人物，则可以看出除徐光启外，表5中的人物在学术地位声望上不及表4中的人物远甚，表4中的陶弘景、苏恭、李时珍是本草专家，社会影响大，郑樵、罗愿、王象晋、吴其浚等都是名著流传的知名人物，而徐光启又晚于李时珍，《农政全书》问世较迟，其流布也不及《本草纲目》之广。凡此种种，虽然重申稷是粟的论点甚强，影响却较微弱，主流仍旧是黍稷（穄）同物异称。这就是表3现代辞书中为什么大多数采用以稷为黍的历史根源。 胡先骕是现代植物学家，胡氏在其《经济植物学》中把西方对黍的三种类型的学名给以中文的译名如下： （1） Panicum milaceum effusum稷型 （圆锥果穗之枝向四面开张） （2） Panicum milaceum actum 黍型 （圆锥果穗向一面微俯） （3） Panicum milaceum pactum穗黍型 （圆锥果穗紧密而且粗厚） [这三种类型（或变种）在我国作物栽培学的书籍中分别称作（1）散穗型（2）侧穗型（3）密穗型，较以上译名为清楚] 胡氏这一译名的创拟显然受李时珍和吴其浚的影响。因为李时珍主张稷即黍，且其对黍和粟的形态描述完全与现代黍、粟的分类学名一致；而吴其浚在《植物名实图考》中绘有稷图，作散穗之黍，绘有黍图，作侧穗之黍，[2] 故胡氏以effusum为稷型，以 Contractum为黍型，对于Compactum则创为“穗黍型”。现代植物学辞书或专著中为什么都以稷为黍，译Panicum稷属，显然系循胡先骕氏的观点。 表5 宋以后重申稷为粟的文献举例 朝代|作者|著作|主要依据 宋|邢昺|《尔雅》疏|“粢者，稷也。……然则粢也，稷也，粟也，正是一物。” 元|畅师文|《农桑辑要》|转引《齐民要术》以稷为粟 元|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转引《齐民要术》以稷为粟 明|胡侍|《真珠船》|“余谓稷即粟米不须疑，本草误也。”（引郭璞文） 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古所谓黍，今亦称黍，或称黄米。穄则黍之别种也。今人以音近，误称为稷。古所谓稷，通称为谷，或称粟。……穄之苗、叶、穗与黍不异，经典初不及穄，然世农书辄以黍穄别称，故穄者，黍之别种也。” 清|陆陇其|《陆稼书文》黍稷辨 （1） |真定府志：“今俗所谓小米者，稷也；所谓黄米者，黍也。” （2） 以生命力为黍是“相沿之讹，非一日矣。” 清|崔述|《稷穄辨》 （1） |引《国语·鲁语》韦昭注：“莠草似稷而无实。”“今莠草正似谷，绝不似黍。” （2） 四书有稷无穄 （3） 稷穄音近相误 （4） 引《陆稼书文》 清|陈梦雷|《古今图集成》草木典 |稷部及粟部绘有稷、粟图，相当于是S italica，黍部绘有黍图，同现今年P miliaceum（但文献摘录上混淆不清） 清|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引争就篇·颜师古注：“稷、粟一种，但二名耳。” 清|邵晋涵|《尔雅正义》 |“前人释稷多异说。以今验之，即北方所谓稷米也。《淮南时则训》“首稼不入”，高诱注：“百谷唯稷先种，故曰首稼……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也。” 清|钮树玉|《说文段注订》|批评《九谷考》的错误，同意《尔雅》释草注及《急就篇》颜师古注 清|徐承庆|《说文解字匡谬》|“今北方呼稷为谷子，其米为小米，犹古人以稷为粟也。”引邵晋涵见解 清|邹汉勋|《南高平物产记》|“诸家所说，黍穄一类二种，……本草拾遗谓穄即稷，非。” 清|沈维钟|《夏小正汇考》|“自唐人误以穄为稷，于是稷几为不黏之黍。不知稷即今小米，不黏者称稷，黏者称秫，其穗丰茸而俯偃，黍则粟粒如小麦，其穗疏散而舒扬。” 民国|高润生|《尔雅谷名考》|“稷，一名粢……即今之谷子也。或以为麦，或以为黍，或以为*[原字麻下加黍]，或以为高粱，皆非是。”该书有正确而详尽的论证。 五、 建国以来黍稷问题的动向 建国以来，农史学界对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黍稷分歧，希望加以澄清，陆续有人撰文讨论这个问题。如同历史上分歧一样，有人主张稷即穄（黍），另有人重申稷是粟。还有一些学者并不讨论黍稷问题，但在他们的文章中涉及黍和稷时，有作者自己的观点。辩论的双方，所提出的论点较历史上各有发展，有的甚为详备，现将这些动向举例列在表6。 表6 建国以来黍稷问题的动向[3] 作者|著作|主要论点 齐思和|《毛诗谷名考》（《中国史探索》1981） （1） |以稷为穄，始于唐苏恭；（2）稷讹为穄，由于音近；（3）稷可能是周人图腾；（4）考古出土中有粟；（5）程瑶田以稷为高粱有十大错误 邹树文|《诗经黍稷辨》（《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1960） （1） |晋以前稷即粟不误；（2）陶弘景首提黍稷相似之误；（3）唐本草造成稷即穄之始误；（4）指出李时珍的若干错误 段熙仲|《据三礼说黍非稷》（《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1960） （1） |周礼贵人食黍粱，贱人食稷，可证黍稷非一物；（2）仪礼中黍稷陈列位置有别，可证黍稷非一物；（3）礼记所述也可证黍稷非一物 万国鼎|《申论稷是谷子》（《中国农报》1962，7期） （1） |考古发掘以粟为主；（2）春秋、左转载豫鲁一带主食为谷子；（3）甲骨文黍、稷字形不同；（4）稷穄在一些地方音近；（5）李时珍沿唐本草之误 夏纬瑛|《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 （1） |唐以前未见以稷为穄；（2）唐以后误以稷为穄触目皆是 昝维廉|《正视我国古代的五谷》|该文列举十二点理由指出黍与稷之不同，不应混淆，详见《农业考古》1982，2期 刘毓瑔|《诗经时代黍稷辨》（《农史研究集刊》第二册，1960） （1） |西周，春秋的主粮为黍；战国为菽粟；秦汉为粟麦；（2）稷粟不是同一作物，黍稷同是嘉谷 胡锡文|《〈对谷子即稷〉的商榷》（《中国农报》1962，7期） |（1）穄即粟是魏晋训诂家引起的混淆；（2）唐以后才得到澄清；（3）李时珍从植物特征明稷杰非同物；（4）谷子（粟）是战国时才发展起来；（5）诗经“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可知稷非禾 王毓瑚|《我国自古以来的重要作物》（《农业考古》，1981，1期）|（1）元以前农书有谷子、粟而无稷；（2）以稷为粟是训诂经生的文字考证，本草医题以稷为糜子较可靠，（3）周族在陕西以黍起家，原来大约称黍为稷 表6中摘录的双方主要论点比较简略，有的可能不完整，详细的还要请查阅全文。表内以稷为黍的论文虽较少，但实际上流行的观点仍以稷为黍占优势（已见表3）。需要指出的是表中齐思和、邹树文等人的论点是相当详尽有力地重申了稷当是粟，但他们的论文发表在发行量极少的学术性刊物上，一般人不能看到，所以历史上遗留的稷为黍的影响仍占主流。 黍稷问题在国外研究论著中也同样存在两种见解，如许倬云（Cho-yun Hsu）、李惠林（Hui-ling Li）[4] 等以稷为粟，何炳棣( Ping-ti Ho)、W Watson、C W Bishop等趋向于稷为黍。[5] 其根源都来自国内文献。 六、 稷问题的我见 笔者在叙述个人的观点以前，不能不回顾一下文献，理一理纷歧的来龙去脉。由于头绪太多，就抓主要矛盾，把一些次要的纷歧略去（比如粢是粟或是穄的问题，*[原字麻下加黍]的区别问题，穧和穄混淆问题，粱的问题等），因为只要黍和稷的总是解决，这些派生的问题也容易迎刃而解，如果黍和稷未能认识一致再把这些问题牵扯进去，治丝愈紊，徒增纷扰。此外，在黍稷争辨中枝节横生的，如以稷为高粱，因齐思和论文已指出其十大错误，[6] 这里也不再提及。这样考虑的结果，归纳成上面的六个表，以最简要地交代黍稷问题的背景和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再谈谈笔者对黍稷问题的意见，有些是有前人论点上再加以补充阐发，也有一些是前人未曾提及的。 （一） 从“五谷”和“首种”看黍稷 “五谷”是自从《孟子》以来古籍上经常提到的五种主要粮食作物。尽管“五谷的名称略有出入（一作稻、黍、稷、麦、菽，一作麻、黍、稷、麦、菽），只是稻和麻的不同，黍稷始终一样。如果稷即黍，那么“五谷”变成“四谷”了。如果说古代并没有现代植物分类的概念，可以把黏性的黍和非黏性的稷（穄）视为两类作物，那么，把粟这个最重要而普遍的作物排除在五谷以外，是合乎逻辑的吗？董仲舒说：“《春秋》……禾也。”[7] 这里董仲舒把麦和禾作为五谷中的两种最重要的粮食作物，禾是粟不是黍这是从无纷歧的，如果稷不是粟，而是黍穄，那么董仲舒这话也错了，可能吗？以稷为穄（黍）的文献中大抵避而不谈“五谷”，是其论点的最薄弱环节，说五谷中不包括粟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自圆其说的。 稷又称百谷之长，《礼记·月令》称稷为“首种”，《淮南子·时则训》则称“首稼”。郑玄注（表2）说首种是指稷（粟）是正确的。所谓首种或首稼意指为首的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当然也是栽培面积最大的作物，如果气候条件不利于首种的播种，对民生的影响也最大。这本来是容易理解的，可是一些以稷为黍的学者却用播种期早晚来解释首种，说黍的播种期早于粟，所以稷不是粟而是黍。如所周知，各种作物在一年中各有其合适的播种期，有春播、夏播、秋播的，如果播种期最早就最重要，就是首种，那么麦子迟至秋播岂非最为次要？又怎样理解董仲舒“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和禾也”？ 与稷紧密相关的是对后稷的理解，后稷作为周族的祖先传说中是发明种植的能手。对于后稷其人的记述，争论的双方并无纷歧，问题仍旧是稷代表什么作物？王毓瑚、何炳棣[8] 等强调黍的生育期短，比粟更耐旱耐瘠，与杂草的竞争能力强，适于陕西、山西一带的自然条件，所以后稷是种黍的祖先，周族是以种黍起家，“原来大约称黍为稷”。但是这个论点却忽视了粟也是耐旱的作物，黍稷（粟）连称是因为事实上这两种作物的种植分布地区是一致的，至于说黍原来大约叫作稷是没有论证的臆测，反之，地下谷的，至于说黍原来大约叫作稷是没有论证的臆测，反之，地下谷物遗存的出土却表明大量种植的是粟不是黍（详下）。 （二） 从考古发掘和作物驯化看黍稷 建国以来，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考古发掘带来前所未有的丰富地下实物资料，是澄清黍稷争论的有力依据。据笔者不完全统计，黄河流域新石器遗址出土炭化粟的有十多处（限于公开报告的），自西至东有甘肃临洮、玉门、永靖、青海乐都，陕西宝鸡、西安半坡、华县，山西万荣，河南陕县、临汝、郑州及山东胶县等，最集中的正是周族祖先（后稷）活动的地区。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半坡115号地窖，保存的粟竟有数斗之多。至于出土的黍则少得多，只有黑龙江宁安县东康遗址有粟和黍的遗存，经过鉴定分别属于S italica 和P miliaceum。[9] 以前山西万荣荆村遗址曾报导出土有粟和黍，但对黍还有不同看法，黄其煦对此有详细论述。[10] 主张稷为黍的刘毓瑔、胡锡文等[11] 根据文献记载的趋势分析，指出西周春秋时期的主要粮食是黍稷（穄），战国时期的主要粮食转变为菽粟，秦汉时期为粟麦。这种区分是人为、臆断的。没有考虑出土的考古材料，又先入为主地排除稷是粟，所以把粟的主粮地位硬给切断了，推迟到战国。现在考古资料把粟的驯化栽培历史推前到8000年前，[12] 则是以前主张稷黍为同一作物的诸多作者所不能预料。同样，说周族是种黍（稷）起家，并不能从考古发掘上得到印证，反而为考古发掘所否定了。正因为粟是主粮，所以甲骨文的禾（代表粟的植株形态）成为一切禾谷类作物（稷、黍、稻等）及其器官（穗、稭、穖等）文字的部首。 有关粟的驯化起源，国际上自从瓦维洛夫提出世界作物的八大起源中心以来，虽然屡经修正补充[13] ，中国粟菽一直是世界公认的起源中心。西欧栽培的粟系经西亚传过去。至于黍的起源则较为纷歧，一般认为在中亚及东地中海，最早出土的黍粒在希腊的Argissa，时间约距今7950~6850年。[14] 因为黍特别耐旱、需水量少，适合这一带干旱、雨季短、土壤瘠的自然气候环境。另一方面，文献上也认为中国黍栽培历史悠久，是黍的初级中心。[15] 可见，把黍说成最适于黄土高原栽培的观点是不全面的，因为黍还能在比黄土高原更严酷的条件下栽培，而黄土高原既适于黍也适于粟的栽培，硬把粟排除在外，只是从以稷为黍的框架中推论出来的观点。 现代关于作物遗传驯化的研究都认为一种野生植物在驯化栽培的过程中会产生野生型的该作物的伴生杂草。这种伴生杂草被认为是栽培种与野生祖先种的“渐渗杂交”（introgression）的产物。证之古籍记载，粟（稷）和黍（穄）各有其伴生杂草，粟的伴生杂草是莠(S viridis)：“恶莠恐其乱苗也”，孟子这里说的苗即禾苗。黍的伴生杂草称稂（P spontaneum），又称蓈、*[原字左黍右卑]，《说文》：“*[原字左黍右卑]，黍属也”。 段玉裁注：“*[原字左黍右卑]之于黍，犹稗之于禾也”。程瑶田《九谷考》也说：“余目验之，穗与谷皆如黍”。古籍中既有黍稷连称，也有稂莠并举，如《诗·小雅》：“不稂不莠”，《国语·鲁语上》说仲孙它生活俭朴，“马饩不过稂莠”。据韦昭注：“莠似稷而无实”。据此等等，[16] 既然黍稷连称和稂莠并举，两两对应，而稂和莠是黍属和狗尾草属各自对应于黍和稷（粟）的伴生杂草。这里的稷总不能说成是非黏性的黍吧！ （三） 从农学家和本草学者看黍稷 本文表2、4、5中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以稷穄为同物的都是本草专家或植物专家如陶弘景、苏恭、李时珍、王象晋等。再，就是一些训诂家。以稷粟为同物的则多为农学家如贾勰、畅师文、鲁明善、徐光启等。再，就是一些考证有力名望较小的人。以稷穄同音所以同物的文献，都没有对贾思勰、徐光启等的论点加以评驳。直至近人论证中感到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才有所涉及。如王毓瑚先生的论文中即指出贾思勰以稷为粟是“显然受了汉儒训诂的拘束或者说压力”。说贾思勰“表示他并非敢于违背汉儒训诂的正统……仿佛使人感到他颇有难言之隐似的……”[17] 对于徐光启的评论是：“他显然是想为北方的谷子正名，从而陷入了经师训诂的泥淖而没有挣脱出来。”以上这两段引文是结论性的，给人的印象是，汉儒的以稷为粟是一种强有力的训诂“正统”，也即泥淖，凡是同意汉儒注释的，便是受压力，陷入泥淖。这显然没有说服力，更没有真正理解贾思勰和徐光启的正确立论。汉儒的训诂固然有迂腐谬误之处，但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犍为舍人、赵岐等离《诗经》时代比我们后人早一二千年，那时候在客观上没有黍稷纷歧的争论，大家都熟悉黍稷，他们注释起来自然很简单，这一点应该首先看到。正如吴其浚所说：“汉儒家多西北，且尝躬耕。其于黍种盖习见，以为人人皆知，无烦训诂。故郑氏三礼注诗笺，独不详稷之形状。”[18] 王毓瑚先生的文中说“汉代经师随便把它（稷）注释成粟”是不公允的。清代的考据训诂之学大盛，斐然可观，以黍稷问题来说，程瑶田的《九谷考》无疑是权威之作，但是程氏考来考去把稷考成高粱，成为笑话。可是同意程氏观点的都是训诂名家，如段玉裁称赞说：“按程氏九谷考至为精析……其言汉蜀粱为稷，而稷为秫：（即高粱）……真可谓拨云雾而睹青天！”其他如孙诒让（《周礼正义》）、刘宝楠（《释谷》）、包世臣（《齐民四术》）等都同意程氏的考证（不俱引）。
该杂志创办于 1981 年，为国内外唯一的专门发表有关农业考古学研究成果的大型学术刊物。原主办单位为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 1985 年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江西省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主办； 1994 年起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农业博物馆联合主办； 2003 年起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主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