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集》第一部(《蒙古史》)具有很高史料价值，是研究14世纪初以前的蒙古族史的最重要的基本史料之一，也是研究古代游牧部族社会制度、族源、民族学的重要资料。其中对13世纪以前蒙古地区各游牧部落及其重要人物的记载，对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等各代大汗的记载，对四大汗国历史的记载，等等，包含有许多为《蒙古秘史》和汉籍上所无的重要资料或不同记载。
《国史大纲》《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万历十五年》《资治通鉴》二十四史 ：1 史记 汉· 司马迁 2 汉书 汉· 班固 3 后汉书 南朝宋· 范晔 4 三国志 晋·陈寿 5 晋书 唐·房玄龄等 6 宋书 南朝梁·沈约 7 南齐书 南朝梁·萧子显 8 梁书 唐·姚思廉 9 陈书 唐·姚思廉 10 魏书 北齐·魏收 11 北齐书 唐·李百药 12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 13 隋书 唐·魏征等 14 南史 唐·李延寿 15 北史 唐·李延寿 16 旧唐书 后晋·刘昫等 17 新唐书 宋·欧阳修、宋祁 18 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 19 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 20 宋史 元·脱脱 21 辽史 元·脱脱 22 金史 元·脱脱 23 元史 明·宋濂 24 明史 清·张廷玉等 《上下五千年》《中国通史》《古史辨》·《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 《宋书》，《南齐书》，《大唐创业起居注》，《明实录》，《清实录》，《东华录》，《春秋会要》，《七国考》，《元典章》，《清会典》，《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碑传集》，《水经注》，《华阳国志》，《徐霞客游记》，《风俗通义》《洛阳伽蓝记》，《贞观政要》，《三朝北盟会编》，《蒙古秘史》，《蒙古源流》，《站赤》，《明季北略》，《明季南略》，《校雠通义》，《二十二史考异》，《集古录》，《三代吉金文存》，《挥麈录》，《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永乐大典》，《敦煌文集》，《困学纪闻》，《汉制考》，《藏书》，《焚书》，《国榷》，《罪惟录》，《四库全书史部提要》，《新疆事略》，《西域水道记》，《台湾通史》，《历代史略》，《骨董琐记全编》，《辽东文献征略》，《奉天通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秦汉的方士与儒生》，《蛮书校注》
类书最初是供封建帝王了解治国策略、士子应付科举之用。随着时间的流逝，类书原来的意义越来越淡漠，在保存文献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类书的学术价值主要有二： （1）保存资料 类书在编纂过程中，大多直接采录原始文献。由于兵火水灾等因素，一些图书因此失传。由于类书中保存了有关资料，通过辑录佚文，往往能再现图书内容。如《太平广记》中引用古书达500多种，多数已失传，许多珍贵资料正是由于《太平广记》的引用而得以保存。由于在流传和翻刻中容易形成讹误，利用类书中保留的原始文献，也有助于校勘异文。如鲁迅曾用《艺文类聚》、《初学记》等类书校勘《稽康集》。 （2）查考资料 类书按类编排，非常方便查考有关资料。如《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类书中收录了历代的小说、诗文作品，有助于查找文学方面的资料。《古今图书集成》等综合性类书汇集各专题方面的资料，类似于百科辞典，从中可查找到事物起源、诗文典故、诗词文句、名物制度等资料。近年来新编的一些类书，汇集古今书籍中的资料，同样方便读者查找。中国历史上的重要类书有： 《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全唐文》和《古今图书集成》。
蒙古包简介 蒙古等游牧民族传统的住房。古称穹庐，又称毡帐、帐幕、毡包等。蒙古语称格儿，满语为蒙古包或蒙古博。游牧民族为适应游牧生活而创造的这种居所，易于拆装，便于游牧。自匈奴时代起就已出现，一直沿用至今。蒙古包呈圆形，四周侧壁分成数块，每块高130～160厘米、长230厘米左右，用条木编成网状 ，几块连接，围成圆形 ，锥形圆顶，与侧壁连接。帐顶及四壁覆盖或围以毛毡，用绳索固定。西南壁上留一木框，用以安装门板，帐顶留一圆形天窗，以便采光、通风，排放炊烟，夜间或风雨雪天覆以毡。蒙古包最小的直径为300多厘米，大的可容数百人 。蒙古汗国时代可汗及诸王的帐幕可容2000人。蒙古包分固定式和游动式两种。半农半牧区多建固定式，周围砌土壁，上用苇草搭盖；游牧区多为游动式。游动式又分为可拆卸和不可拆卸两种，前者以牲畜驮运，后者以牛车或马车拉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蒙古族定居者增多，仅在游牧区尚保留蒙古包。除蒙古族外，哈萨克、塔吉克等族牧民游牧时也居住蒙古包。 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寒风呼啸，大地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帐篷。它们就是蒙古包，即蒙古人所称的“格尔斯”。自从有蒙古族以来，人们就开始使用蒙古包。因为很容易拆装，有利于放牧时搬迁流动。这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究竟是何时开始使用的，无人知道确切的时间。 蒙古包成为蒙古人的日常居所。大多数蒙古人是游牧部落，终年赶着他们的山羊、绵羊、牦牛、马和骆驼寻找新的牧场。蒙古包可以打点成行装，由几头双峰骆驼驮着，运到下一个落脚点，再重新搭起帐篷。 蒙古包也称“毡包”。蒙古族传统民居。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牧区。一种用厚羊毛毡制成的圆形凸顶房屋。分移动式和固定式两种。牧区多建移动式。通常高约5米，直径4米。包顶有圆形天空，通烟气。包门小，朝南或朝东南。具有制做简便，便于搬运、耐御风寒，适于游牧等特点。 目前蒙古包大多用在内蒙古草原旅游区，有着蒙古民族特色。并发展特色农业。蒙古包的组成部分 蒙古包主要由架木、苫毡、绳带三大部分组成。制作不用水泥、土坯、砖瓦，原料非木即毛，可谓建筑史上的奇观，游牧民族的一大贡献。 1．蒙古包的架木： 蒙古包的架木包括套瑙、乌尼、哈那、门槛。 （1） 套瑙 蒙古包的套瑙分联结式和插椽式两种。要求木质要好，一般用檀木或榆木制作。两种套瑙的区别在于：联结式套瑙的横木是分开的，插椽式套瑙不分。联结式套瑙有三个圈，外面的圈上有许多伸出的小木条，用来连接乌尼。这种套瑙和乌尼是连在一起的。因为能一分为二，骆驼运起来十分方便。 （2） 乌尼 乌尼通译为椽子，是蒙古包的肩，上联套瑙，下接哈纳。其长短大小粗细要整齐划一，木质要求一样，长短由套瑙来决定，其数量，也要随套瑙改变。这样蒙古包才能肩齐，能圆。 乌尼为细长的木棍，椭圆或圆形。上端要插入或联结套瑙，头一定要光滑稍弯曲，否则造出的毡包容易偏斜倾倒。下端有绳扣，以便于哈那头套在一起。粗细以哈那决定，一般卡在哈那头的丫性叉子中，上端正好平齐为准。乌尼一般由松木或红柳木制作。 （3） 哈那 哈那承套瑙、乌尼，定毡包大小，最少有四个，数量多少由套瑙大小决定。 哈那有三个神奇的特性： 其一，是它的伸缩性。高低大小可以相对调节，不像套瑙、乌尼那样尺寸固定。一般习惯上说多少个头、多少个皮钉的哈那，不说几尺几寸。皮钉一般有十个皮钉，十一个皮钉等等（指一个哈那）。皮钉越多，哈那竖起来越高，往长拉的可能性越小；皮钉越少，哈那竖起来越低，往长拉的可能性越大。头一般有十四、十五、十六个不等。增加一个头，网眼就要增加，同时哈那的宽度就要加大。这一特点，给扩大或缩小蒙古包提供了可能性。做哈那的时候，是把长短粗细相同的柳棍，以等距离互相交叉排列起来，形成许多平行四边形的小网眼，在交叉点用皮钉（以驼皮最好）钉住。这样蒙古包可大可小、可高可矮。蒙古包要高建的话，哈那的网眼就窄，包的直径就小；要矮建的话，哈那的网眼就宽，包的直径就大。雨季要搭得高一些，风季要搭得低一些。蒙古人四季游牧，不用为选蒙古包的地基犯愁，这样的房子是无论如何不能比拟的。由于哈那这一特性，决定了它装卸、运载、搭盖都很方便。 其二，是巨大的支撑力。哈那交叉出来的丫形支口，在上面承接乌尼的叫头，在下面接触地面的叫腿，两旁与别的哈那绑口叫口。哈那头均匀地承受了乌尼传来的重力以后，通过每一个网眼分散和均摊下来，传到哈那腿上。这就是为什么指头粗的柳棍，能承受二三千斤压力的奥妙所在了。 其三，是外形美观。哈那的木头用红柳，轻而不折，打眼不裂，受潮不走形，粗细一样，高矮相等，网眼大小一致。这样做成的毡包不仅符合力学要求，外形也匀称美观。 哈那的弯度要特别注意掌握。一般都有专门的工具，头要向里弯，面要向外凸出，腿要向里撇，上半不比下半部要挺拔正直一些。这样才能稳定乌尼，使包形浑圆，便于用三道围绳箍住。 （4）门 哈那立起来以后，把网眼大小调节好，哈那的高度就是门框的高度。门由框定。因此蒙古包的门不能太高，人得弯着腰进。毡门要吊在外面。 （5）支柱 蒙古包上了八个哈那要顶支柱。蒙古包太大了，重量增加，大风天会使套瑙的一部分弯曲。连接式套瑙多遇这种情况。八---十个哈纳的蒙古包要用四根柱子。蒙古包里，都有一个圈围火撑的木头框，在其四角打洞，用来插放柱脚。柱子的另一头，支在套瑙上加绑的木头上。柱子有圆、方、六面体、八面体等。柱子上的花纹有龙、凤、水、云多种图案。王爷一般才能用龙纹。 2．苫毡的裁制： 由顶毡、顶棚、围毡、外罩、毡门、毡门头、毡墙根、毡幕等组成。 （1）顶毡 顶毡是蒙古包的顶饰，素来被看重。顶毡是正方形的，四角都要缀带子，它有调节空气新旧、包中冷暖、光线强弱的作用。顶毡的大小，以正方形对角线的长度决定。裁剪时，以套瑙横木的中间为起点，向两边一乍一乍地来量，四边要用驼梢毛捻的线缭住，四边和四角纳出各种花纹，或是用马鬃马尾绳两根并住缝在四条边上，四个角上钉上带子。 （2）顶棚 顶棚是蒙古包顶上苫盖乌尼的部分。每半个像个扇形，一般由三到四层毡子组成。里层叫其布格或其日布格。以套瑙的正中心到哈那头（半个横木加乌尼）的距离为半径，画出来的毡片为顶棚的襟，以半个横木画出来的部分为顶棚的领，把中间相当于套瑙了么大的一个圆挖去，顶棚就剪出来了。剪领的时候，忌讳把乌尼头露出来。苫毡的制作讲究看吉日。裁剪的时候，都分前后两片，衔接的地方不是正好对齐的，必须错开来剪。这样才能防止雨水、风、尘土灌进去。里层苫毡子在哈那和乌尼脚相交的地方必须要包起来，这样外面的毡子就不会那么吃紧，同时也使蒙古包的外观保持不变。 顶棚裁好后，外面一层周边要镶边和压边。襟要镶四指宽、领要镶三指宽。两片相接的直线部分也要镶边。这样做，可以把毡边固定结实，同时看起来也比较美观。 （3）围毡 围绕哈那的那部分毡子叫围毡。一般的蒙古包有四个围毡。里外三层，里层的围毡叫哈那布其，围毡呈长方形。 裁缝围毡的时候，比哈纳要高出一乍。围毡的领部要留抽口，穿带子。围毡的两腿上也有绳子。围毡外边露出来的部分要镶边和压条。东北围毡和东横木相接的地方用压条。有压条的围毡要压在没压条的围毡上面。围毡的襟没压条，也不镶边。 （4）外罩 外罩用蒙古语叫胡勒图日格，是顶棚上披苫的部分，它是蒙古包的装饰品，也是等级的象征。 裁缝胡勒图日格的时候 ，其领正好和套瑙的外圈一般大。胡勒图日格的腿有四个，和乌尼的腿平齐。外罩的襟多缀带子。它的领和襟都要镶边。有云纹、莲花、吉祥图案，刺绣的非常美丽。胡勒图日格的起源很早，从前一般的人家都有，后来才变成贵族喇嘛的专利。 （5）门 门，原指毡门，用三、四层毡子纳成。长宽用门框的外面来计量。四边纳双边，有各种花纹。普通门多白色，蓝边，也有红边。上边吊在门头上。门头和顶棚之间的空隙要用一条毡子堵住，有三个舌（凸出的三个毡条），也要镶边和纳花纹。3．制作带子和围绳： 蒙古包的带子、围绳、压绳、捆绳、坠绳的作用是：保持蒙古包的形状，防止哈那向外炸开，使顶棚、围毡不致下滑，在风中掀起来。总之，对保持蒙古包的稳固坚定和延长寿命都有很大的关系。 （1）围绳 围绳是围捆哈那的绳子，用马鬃马尾制成。分内围绳和外围绳。把马鬃马尾搓成六细股，三股左三股右搓成绳子，再用二、四、六根并排起来缝成扁的。这种围绳的好处是能吃上劲，不伸缩。内围绳是蒙古包立架时，在赤裸的哈那外面中部捆围的一根毛绳。哈那的压力很大，内围绳的质量一定要特别结实。内围绳一旦断裂或没有捆紧，哈那就会向外撑出来，套瑙下陷，蒙古包就有倒塌的危险。外围绳捆在围毡外面，分上、中、下三根。围绳的颜色有的搭配得很好，搓出来是花的。外围绳不仅能防止哈那鼓出来，还能防止围毡下滑。 （2）压绳 压绳也叫带子，分内压绳和外压绳。立架木的时候，把赤裸的乌尼横捆一圈的绳子叫压绳。内压绳蒙古包内有四或六根，也用马鬃马尾搓成，较细。这些压绳和乌尼压绳一样粗细，防止套瑙下陷或上翘，是蒙古包顶保持原来的形状。 外压绳分为普通八条压绳、网络带子和外罩带子三种。普通压绳比内压绳要粗，外压绳用在苫毡的外面。前面四根，后面四根。网络带子和普通压绳不同，套在顶棚上，从包四周流苏一样垂下来。尤其是顶棚襟边的制作更为精致，垂下来缝压在围毡上。外罩带子是有外罩的蒙古包才有的。有外罩的毡包不用其它外压绳，外罩本身就起了包顶压绳的作用。外罩与其说是苫毡，不如说成是压绳更准确。外罩脚上、领上钉的带子，将顶棚的襟、锅捆压得更妥贴，大风吹不起来。 （3）捆绳和坠绳 捆绳是把相邻两片哈纳的口绑在一起，使其变成一个整体的细绳，用骆驼膝盖上的毛和马鬃马尾搓成。坠绳是套瑙最高点拉下的绳子。蒙古人对这根带子分外看重，用公驼和公马的膝毛或鬃尾搓成。大风起时把坠绳拉紧，可以防止大风灌进来把毡房吹走。 蒙古包的辽阔的草原是蒙古民族纵马征战和自由放牧的大舞台，最适合游牧民族的居舍就是蒙古包。蒙古包，这是游牧民族特有的文化模式伴随着蒙古民族走过了漫长的年代。 蒙古包有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古人制造洞室，沿洞壁用木头石头砌到洞沿，上面搭一些横木封顶就成了洞室。洞顶要留一口子，供人出入及走烟、出气、采光、通风之用。后来发展成蒙古包的门和天窗。那时称这种洞室为乌尔斡，"乌尔"原意为"挖"的意思，现代蒙古语中已经专指蒙古包天窗上的顶毡，引伸为"家"、"户"等意。在狩猎采集时代，蒙古族住在窝棚里，这种圆形拱顶的隐蔽窝以活树为支柱，用桦树皮覆盖，制做简单，便于遗弃。随着原始人类由采集向狩猎过渡，活动范围越来越大，同时也把一部分食草动物逐渐驯养成家畜，出现了畜牧业的胚胎。要求一种便于迁徒的居室，于是窝棚之类的建筑应运而生。在狩猎时代向游牧时代过渡时，其居住由窝棚过渡到帐篷，帐篷用树木做支架上盖毛皮。进入畜牧社会，支架变成哈纳，同上面提到的洞顶变成天窗结合在一起，便有了蒙古包的雏形。也出现了毛毡帐，其形似天幕，用羊毛毪覆盖。据《呼伦贝尔概要》载："呼伦贝尔之普通蒙人，每限于游牧，依水草而居，转徙无常，概以穹庐为栖止。此种天幕生涯，可蔽风雪，可防虎狼。"'穹庐'满洲语曰'蒙古博'，俗读'博'为'包'。"宋末元初辽人赵良嗣诗曰："朔风吹雪下鸡山，烛暗穹庐夜色寒"，所咏的就是蒙古包。 古代的翰儿朵。此系古代蒙古贵族所用的蒙古包。亦做"窝裹陀"，又称"宫帐"。这种蒙古包与普通蒙古包相比较有三个特点： 其一，容积很大。普通蒙古包高约十三、四尺，宽五、六尺。古时的翰儿朵则高大得多。据鲁不鲁乞记叙："他们把这些帐幕做得如此之大，以至有时可达三十英尺宽。因为我有一次量一辆车在地上留下的两道轮迹之间的宽度，为二十英尺。当帐幕放在车上时，它在两边伸出车轮之外至少各有五英尺。我曾经数过，有一辆车用二十二匹牛拉一座帐幕……"这种用二十二条犍牛所拉的巨型蒙古包是一种极富表现力的创造。 其二，古代贵族用的翰儿朵富丽堂皇。《黑鞑事略》徐霍注云："霆至草地时，立金帐，其制则是草地中大毡帐，上下用毡为衣，中间用柳编为窗眼透明，用千余条线曳住，阈与柱皆以金裹，故名。"《蒙古秘史》云："王汗毫不介意地立起了金撒帐。"撒帐即细毛布，此处为细毛布做成的金碧辉煌的钜帐。这种经过装饰以后的宫帐也叫"金殿"。 其三，宫帐的造型与蒙古包略有区别。宫帐的架子，是在哈勒嘎斯上插入乌尼并竖起哈那制成的。外形像人的脖子一样。鲁不鲁乞称蒙哥汗的宫殿为"有颈发屋"。据《水晶鉴》记载："有天宫之帐曰宫帐"。宫帐上面呈葫芦形，葫芦象征福禄祯祥；下面呈桃儿形，桃儿形模仿天宫。现在成吉思汗陵寝地还保存有这种宫帐的造型。宫帐金顶辉煌，蒙古包用黄缎子覆盖，其上还缀有藏绿色流苏的顶盖，极为富丽，表现了蒙古民族特有的建筑艺术。
书店现在有本书叫《苍狼之穹》讲成吉思汗家族的历史的，其中有一章节就是关于对成吉思汗历史评价的，你可以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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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吴兰先生的《蒙古秘史》比较好，因为吴兰先生的文化底蕴和写作功底都特别好，他写的这本书比较正宗而且但有一定的特色，总体来说是比较深奥的，但也让我们能够理解里边的内容
《蒙古秘史》成书于765年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学典籍，被中外学者誉为解读草原游牧民族的“百科全书”，198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名著。《蒙古秘史》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写起（约公元700年），至五百多年后成吉思汗儿子窝阔台汗12年（公元1240年）为止。书中记载了蒙古民族发展的历史脉络。《蒙古秘史》以其特有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文献价值，以及完整系统的文化价值，引起了世界很多研究人员的关注，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持续至今的研究热潮，形成了一个专门学科“秘史学”。《蒙古秘史》的问世和流传极富传奇性，有着许多难解之谜。现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汉字音译蒙文本，被称为岩画般难以解读的“天书”。新华出版社出版的现代汉语版《蒙古秘史》是其第一本大众读本，从而使这部“天书” 开始真正落入了寻常百姓家。蒙古语原始版本早已失传《蒙古秘史》成书的年代有1228年、1240年、1252年、1264年、1276年、1324年等说法。这是困为当时的蒙古帝国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十二年为一轮回，至于该书中提到的“鼠儿年七月”究竟是那一年，众说不一。2013年之前，学术界许多人比较认可的是成书于1240年的说法。据历史学家考证，《蒙古秘史》的原始版本是畏兀体蒙古文。因此，该书的写作风格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所有汉文史籍，具有浓厚的游牧民族的语言特色。《蒙古秘史》作者鲜明的思想倾向，不仅通过记述的形象性自然流露出来，而且常常专门展开抒情的篇章，以作者的口吻或者作品中人物的口吻将内心的思想感情直接抒发出来，达到以情感人，以情塑象，以情咏史的目的。例如，书中比较典型的有成吉思汗分封嘉赏众功臣时对宿卫们的赞颂就采用了民歌的复沓手法，回环叠唱，感情真挚而绵长：“在黑暗阴黑的夜里/环绕我穹帐躺卧/使我安宁平静睡眠的/叫我坐在这大位里的/是我的老宿卫门/在星光闪耀的夜里/环绕我宫躺卧/使我安枕不受惊吓的、叫我坐在这高位上的/是我吉庆的宿卫们/在风吹雪飞的寒冷中/在倾盆而降的暴雨中/站在我毡周围从不歇息的/叫我坐在这快乐席位里的/是我忠诚的宿卫位。”《蒙古秘史》作为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世袭谱册，在当时称作“金册”，均珍藏于皇宫之中，由皇帝代代相传，元朝末年，朱元璋率领大军北伐，围攻元大都（今北京），元朝末代皇帝妥懽帖睦尔在来不及携带《蒙古秘史》的情况下，便仓皇出逃。朱元璋率领大军攻占元大都后，得到了这部元朝皇室的祖传秘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命人依据《蒙古秘史》编纂了《元史》，仅用了331天。再后来，畏兀儿体蒙古文版的《蒙古秘史》却神秘失踪，至今仍然没有下落。汉文音译本成为千年天书现今保存下的《蒙古秘史》既不是畏兀儿体蒙古文体原书，也不是古代文言文的史书，而是一部有别于所有史籍的奇书。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朱元璋命令翰林侍讲火原洁、编修马懿赤黑二人根据当时保存在元朝宫廷中的《蒙古秘史》原本，用汉字拼写成蒙古语（即所谓“纽切其字，谐其声音”），并且在每个蒙文单词右旁附加了汉译文，又在每节之后附以汉文总译的方式进行了前无古人的改造。后来，畏兀儿体蒙古文版的《蒙古秘史》神秘失踪，汉文音译的明朝版本却得以流传了下来。清朝时期，明朝版本的《蒙古秘史》被全书载入了《永乐大典》。清代以来，汉族译者张穆、何秋涛、叶德辉、顾广圻、钱大昕、洪钧以及谢再善等在刻印、校勘、注释、翻译和研究《秘史》方面，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跋语、解说和其他研究论著。《蒙古秘史》汉文音译本问世后，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相继引起了世界各国译者们的注意，先后被译为俄、德、日、法、土耳其和捷克等多种文字出版。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前苏联、日本和欧美各、日本和欧美各国，有许多人对字进行着精心的研究，并且写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百余年来逐渐形成了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蒙古秘史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蒙古秘史》这份蒙古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学遗产受到了党和人民的珍视，蒙汉文版的《蒙古秘史》在国内多次出版发行，专门机构一直在进行着校注合勘、还原蒙文、汉译和研究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世纪以来，一些蒙古族知识分子如布和贺西格、何西克巴图、巴雅尔等人，对《蒙古秘史》进行深入研究后，又根据汉文音译本还原成蒙文。《蒙古秘史》作者成为千古之谜《蒙古秘史》成书后，其作者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没有署名，在蒙、元时期的历史文献，也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之方面的信息资料，这就给国内外学者专家考证其作者方面，造成了相当大的困难。大家只能根据一些史料，作出种种推测。已故的著名蒙古学专家巴雅尔经过多年研后认为，《蒙古秘史》的作者是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的史官镇海、怯烈哥、薛彻兀儿等人。巴雅尔还认为，此书的汉译者是《华夷译语》译者火原洁和马沙亦黑。但是这二人不是音译者，音译者可能是《贞观政要》的译者、西域板勒纥人察罕。元朝后期的皇室贵族已经看不懂蒙古畏兀字写的《蒙古秘史》，所经需要汉文音译。还有一些外国研究者认为，《蒙古秘史》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机密史事，必然为蒙古人自己所写，因此极有可能是元朝时时期受过良好教育的失吉忽秃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巴图宝音则认为编写《蒙古秘史》这样“宫廷秘籍”的任务，必须交给亲信卫士等心腹人员，曾经效忠于成吉思汗、窝阔台两朝的重臣耶律楚材提当此任的可能性很大。巴图宝音指出，耶律楚材虽然是契丹人，不是蒙古人，但是他是元太祖成吉思汗时其的开国谋臣之一、曾经但任元太宗窝阔台汗在位时期操有实权的口书令（大丞相）。有一次，成吉思汗指着耶律楚材对窝阔台说：“此人，天赐我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再者，耶律楚材作为元代首屈一指的大作家、大诗人，从他留下的文章、660余首诗的集子——《湛然居士集》和《西游录》中不难看出，他对蒙古的民间文学诸体裁相当熟悉。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既然无限信赖地将《蒙古秘史》写作任务，交给耶律楚材完成，也必然会将记载黄金家族谱系和史事“实录”的所有资料，无保留地提供给耶律楚材的。这些资料到了耶律楚材手里，是会运用自如的。那么，耶律楚材为何没有在《蒙古秘史》中署名呢？巴图宝音认为：《蒙古秘史》不是为让世人了解黄金家族的历史，也不是供后世译者研究的书籍，而是包括史官在内都不准阅读，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看到的宫廷秘籍。出于这种目的写出的《蒙古秘史》，也就没有必要签署译者之名了。
现在的《蒙古秘史》有很多发行的版本。读过阿斯钢的译本，最近在读余大钧译注的版本。感觉后者更容易理解些。《多桑蒙古史》可做备选（我没读过），不推荐《草原帝国》。是从历史专业角度写的，九十年代魏英邦老先生的翻译版本最好，现在只能在孔夫子上买到了，如果嫌麻烦，还有几版新翻译的，一般购书网都可以买到。推荐札奇斯钦《蒙古秘史》，他老人家想得多，其他人版本的《秘史》多是死读书《秘史》牌子10户、50户考辩，既成吉思汗1206年65千户、95千户考，辩既《元史》总把、扯儿必考辩，既《秘史》朵歹、《史集》宿敦考辩》（原创）。由于版本太多，所以可能有些版本的知识点不是太全面。
《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它从一二四零年成书至今，已阅七百六十多年沧桑，这部书以比较重要的身份进入文学史，是一位博学的文史学者，也就是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郑振铎先生的功劳。郑振铎在三十年代写作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次在文学史著中对此书进行认真的论列，该书第五十一章谈论元代散文时，认为《元秘史》即《蒙古秘史》为最可注意的伟大的白话文作品，其“天真自然的叙述，不知要高出恹恹无生气的古文多少倍！我们如果拿《元史太祖本纪》等叙同一的事迹的几段来对读，便立刻可以看出这浑朴天真的白话文是如何地漂亮而且能够真实地传达出这游牧的蒙古人的本色来了”。这部奇书的命运，它的流布和接受的过程，也充满传奇性。因为它事涉民族的天机和隐秘，在蒙古族入主中原的元代秘而不传，又因文字变化妨碍在本族中流传。到明清两代，虽然收入或列名于一些大型类书、丛书，但远离民间。到清中叶翻印出版时，它已成为一部高深的学问书了。《四库全书总目》在清代乾隆年间集中反映中原儒者正统观念和视角，包括华夷之辨的观念与经史高于文学的观念，它把此书附录于《四库未收书目提要》，指出此书纪年有“以鼠儿兔儿羊儿等，不以支干”的特点，又说“此依旧钞本影写，国语旁译，记元太祖、太宗两朝事迹，最为详备。案明初宋濂等修撰元史，急于蒇事，载篇虽存，无暇稽求。如是编所载元初世系，孛端叉儿之前，尚有一十一世。《太祖本纪》述其先世，仅从孛端叉儿始，诸如此类，并足补正史之纰漏。虽词语俚鄙，未经修饰，然有资考证，亦读史者所不废也。”这种以单纯地寻找史料的态度，而不是以发掘伟大的民族精神的态度来对待如此奇书，实在是绝大的误读。应该说《蒙古秘史》是这个民族精力最旺盛、元气最充沛的时代，把内蕴的精力和元气转化为文字的伟大的产物，是蒙古族创世纪式的回忆、想象和纪录。基督教《圣经》第一卷，即开头五十章，写创造天地，创造人，以及人类始祖及其最初子孙的世系，不是取名创世纪（Genesis）吗？《蒙古秘史》就是蒙古族这个狩猎游牧民族的“创世纪”。是他们的起源、发生、创始的记述，是他们的Genesis。十三、十四世纪，蒙古草原出现了不少围绕着成吉思汗勋业的英雄叙事诗，如《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传说》、《成吉思汗的两匹骏马》等，也就是说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创世纪的成功，使这个民族爆发出作为伟大民族的充分自信，从而用秘史的形式追述自己的来源和纪录自己精神历程。《蒙古秘史》十二卷或十五卷，二八二节，因记载蒙古族勃兴初期史料和洋溢着浩瀚博大的狩猎游牧文化精神而驰名。它吸收远古以降蒙古民间文化精粹，开蒙古书面文化先河，乃是研究蒙古史、元史、世界中世纪史的经典文献，充满大气磅礴的史诗气息。这部书如同许多民族最初进入文字时代都要记录自己的民族起源和史前世系一样，如日本民族最早的书面作品《古事记》就记录他们的古代神话、传说、歌谣、历史故事和帝王家谱，作于八世纪，可以和蒙古族的这部《秘史》相对应，相参照。和《古事记》是用古汉语叙事，用汉字标音的日语记录韵文相似，《蒙古秘史》是用汉字拼写的蒙古语文本。这也可以看出汉文化，尤其是它的史传文化对本土多民族和异域民族的巨大辐射功能。在这种意义上说，《蒙古秘史》是蒙古族充沛淋漓的创造精神与中原史传文学影响的综合结果，从中可以体验到多元文明相互撞击、相互推动和相互融合。这是一部内涵丰富厚重，充满草原强者气息的书。它以人物传奇和民族崛起，包容着大量社会变迁史、文化风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审美精神史的资料，保存了蒙古族及中亚诸民族神话、传说、宗教信念和仪式、故事、寓言、诗歌、格言、谚语的资料。从而以几乎是百科全书的方式，成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世界人类狩猎游牧文化的一座高峰。在枝叶婆娑中，以成吉思汗军团艰难地崛起，并以秋风扫落叶之势统一蒙古高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壮剧为主干。它极有艺术力度地描绘了成吉思汗及其部将铜头铜臂、叱咤风云的野性和意志，他们彻底扑灭对手的战略和魄力。《史记·周本纪》记述周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这从中原文化视角，隐晦曲折地透露了北方狩猎游牧民族对狼和鹿的图腾崇拜。《蒙古秘史》中两位民族始祖的名字分别意为“白鹿”和“苍狼”，这鹿与狼缔婚，以奶汁哺育后代的故事，象征着这个富有野性强悍生命力的民族，是具有喝母鹿奶汁长大的苍狼的高洁优美而又凶狠坚强的双重品格。这个传说可以同罗马城的始祖罗慕路斯和勒莫斯兄弟是被扔进河水淹不死，而喝狼奶长大的传说相媲美。此书出现的时代与汉族地区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相前后，可见元明之际的东西征战和南北撞击，迸发出中华民族何等气壮山河的生命活力。《蒙古秘史》那种大刀阔斧的叙事结构，血气蒸腾的人物品格，韵散错综的综合文体形式，本色酣畅、多用比喻、粗犷而不事雕章琢句的语言风格，都反映了一个草原狩猎游牧民族在迅速崛起时能够给文学创造增加了何等磅礴大气的力量之美。只要我们理解到，古代农业文明与狩猎游牧文明的长期碰撞和融合，乃是解释中国古代文明史、甚至诸多民族的古代文明史的一个关键，此书的重大价值就不言而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就纪念《蒙古秘史》成书七百五十周年所作决议，称《蒙古秘史》以“独特的艺术、美学和文学传统及天才的语言，使它不仅成为蒙古文学中独一无二的著作，而且也使它理所当然地进入世界经典文学的宝库”。此论殊为公允。因此，我们举行《蒙古秘史》的七百六十年祭，乃是对中华文明为多民族共创的文明的气势之美和不竭的力量源泉，借一个具体的伟大个案所作的祭奠。《蒙古秘史》从问世以来，中国学者就把它作为研究的对象，例如：明初对《秘史》的汉字音写就是一种研究；而国外学者从19世纪开始研究《秘史》，1866年，俄国的学者帕拉迪刊布了俄文注本，此后，有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研究。据日本学者原山煌的《元朝秘史有关文献目录》一书中提到研究《秘史》的相关文献多达361篇。因而形成了一门研究“秘史学”的科目。《蒙古秘史》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多的中外学者对之关注呢？《蒙古秘史》是蒙文的汉译名称。古代译为《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又称《元朝秘史》，简称《秘史》。这是一部蒙古族最古老的历中文学典籍，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原书用畏吾体蒙古文即古蒙文写成的，成书地点在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流域，年代大约是十三世纪，作者佚名。现今保存下的《蒙古秘史》既不是吾体蒙文原书，又不是古代文言文写的史书，也不是用现代汉文记载的，现今保存下来的《秘史》是一部奇特的史书，有别于一般的汉籍，后来一些研究人员为了方便研究，就把全书分为12章282节。当时，蒙古古代史官把记载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历史书一般称为“金册”、“简册”，或称“脱卜赤颜”。《蒙古秘史》即是经过文人史官多次的增加修改而成的一种“脱卜赤颜”，它主要记载了成吉思汗历代祖先的事迹和家谱档册，还有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经济、文化政治、教育、医疗等内容。《秘史》的书名由来、为什么又叫《元朝秘史》呢？那时，13世纪蒙古贵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定都北京，皇帝祖先被称为“黄金家族”，所遗留下的家谱档册，世袭谱册称作“金册”，均珍藏于皇宫之中，历代皇帝皆如此，还有记载当时元朝社会状况等，在元朝末年，明军北伐，围攻大都（今北京），元末皇帝元惠宗妥欢帕睦尔仓惶逃离大都，来不及携带此文献，后被明军保存，朱明王明仅用331天的时间就编纂了《元史》，最主要的文献材料来源于元朝王室内的那些金册。由于藏于此书的地方在皇宫内，不仅外人看不到，就连朝廷中的一般史官也未曾见过，保存的比较秘密，所以人们把它称为《蒙古秘史》，又因为是记载元朝的变化发展的，所以又称《元朝密史》。《元朝密史》的主要内容又是什么呢？《秘史》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蒙古古代游牧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以时间上讲，从蒙古民族图腾、成吉思汗的远祖，一直写到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汗在位时期。从地域角度，横跨蒙古高原。全书内容共分12章282节，大致从内容上分为三部分，一是成吉思汗先祖的谱系；二是成吉思汗本人一生的活动历史，三是窝阔台汗的活动历史。蒙古社会中，蒙古人是怎样生活的？它的社会组织又如何？军事活动有哪些？古代蒙古人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又是怎样？《蒙古秘史》都从不同角度和侧面作了详细记载。
草原帝国这本书还可以，你可以看看。
《蒙古秘史》又叫《元朝秘史》和《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是畏兀儿体蒙古文写的，是宫廷内的畏兀儿族书记官根据蒙古老人口头传说加以润色加工而成。大概成书1252年1、铁木真名字的由来是，他父亲也速该在他出生那天碰巧抓回来一个塔塔儿人的俘虏名字叫铁木真。大概是个铁匠，再不就是铁一样的男人的意思。哈哈，叫铁木真“铁男”吧！2、成吉思汗，“成吉思”的来由，据传说是因为称汗的前几天，营帐周围一直有五色鸟叫“成吉思，成吉思”，也有很多人认为是蒙语大海的意思，日本有学者认为是“光的精灵”3、铁木真父亲的部落是乞颜氏，是尼伦蒙古的一支，也速该以其十世祖孛端察儿蒙合黑（愚鲁者）的名字把自己部落称为乞颜-孛儿只今4、蒙古起源神话是男名苍狼，女名白鹿结合，不断繁衍。苍狼和白鹿其实分别代表了，草原部落图腾和森林部落图腾，也因此说明了蒙兀室韦的生活是从森林部落变为草原部落。5、朵奔蔑而干（铁木真的不知多少辈祖）的4个侄子，因为瞧不起他，分家另过，是后来的朵儿边部。6、尼伦蒙古的称呼，来自于朵奔蔑而干死后，他老婆又生了3个儿子，之前的2个儿子，心想这肯定就是他爸路上捡来的那个仆从（估计年龄比前两个儿子稍微大一点）的孩子，阿阑豁阿就编了一堆瞎话，说什么感神而生，还折箭告诉他们要团结（估计是游牧民族教育子女的方式，史书记载以前突厥就有人这么干过）。其实就是瞎话，女人总是有需要的吗！交媾一下怎么了！这后生的三个孩子以后的部落就称为尼伦蒙古。
关于秘史时代蒙古语（即13世纪前后的蒙古语，日本小泽重男称之中期蒙古语）的语言学系列论文《畏吾体蒙古文和古代蒙古语语音》的发表，可视做大军未动的先行粮草。这一系列探讨，是日后写成《元朝秘史及其复原》的基础。作者显示了他罕见的志向，即全面解释秘史蒙语的语言规律。对古代阿拉美文字体系（它对闪米特以及中北亚民族的文字影响深远）的认识，是亦邻真另一侧面的准备。没有谁如亦邻真，能汲取回鹘文献学界的成果，把其中关于书写、文书研究中总结的规律导入蒙古文献研究。
额尔古纳河畔是蒙古族的历史摇篮。“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逐渐统一各部落后才演变成了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大约在公元7世纪，蒙古部从额尔古纳河流域开始向西部蒙古草原迁移。12世纪时，这部分人繁衍子孙氏族分出了乞颜、扎答兰、泰赤乌等许多部落，散布在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的上游和肯特山以东一带。当时在蒙古草原和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地带，还有塔塔儿、翁吉刺、蔑儿乞、斡亦刺、克烈、汪古诸部。13世纪初，蒙古部首领铁木真征服统一了蒙古地区的诸部后，逐渐融合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1206年铁木真称汗，号成吉思，建立了蒙古贵族政权——蒙古国。从此，中国北方第一次出现了统一各部落而强大、稳定和不断发展的民族——蒙古族。蒙古族首领成吉思汗建立政权后，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活动。1211—1260年先后灭西夏和金，版图扩展到中亚、南俄。忽必烈继汗位后，迁都至燕京(今北京市)，并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国，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联系，1368年元朝灭亡。后来明朝在辽东西部、漠南南部、甘肃北部和哈密一带先后设置了蒙古卫所20多处，各卫所长官都是由蒙古封建领主担任。15世纪初，漠西蒙古瓦刺部和东部蒙古的鞑靼部先后向明朝称臣纳贡，建立了臣属关系。明未，女真建立后金政权。636年后金改为清，漠南蒙古各部封建主，也先后被清朝征服。1644年明朝灭亡后，清人关统一全国，直到1757年平定准噶尔部落。至此蒙古族完全置于清朝的统治之下。清朝为了加强对蒙古族的统治，在重新调整蒙古原来的大小封建领主的基础上，参照满族的八旗制度，在蒙古族地区建立了盟旗制度。颁布了以盟旗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诏令，强化和发展了蒙古的封建制度。清朝对蒙古族统治的加强，有效地制止了封建割据和战争，使蒙古族社会获得了近200年的稳定，畜牧业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元代以来，蒙古族在祖国许多科学文化领域做出了贡献。如13世纪中叶写成的蒙古族重要历史、文学名著《蒙古秘史》和清代的著名文学作品《一层楼》等。在医学、历算、数学等方面蒙古族也有重要贡献。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蒙古族人民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那时驻防在东南沿海蒙古八旗官兵与各族军民奋起抗敌。1841年10月蒙古族爱国将领裕谦指挥三镇将士在浙江定海奋战六昼夜，以身殉国。次年4月英军进犯乍浦，守军7000人英勇反击，其中有蒙古八旗官兵800余人参战，蒙古官兵牺牲200余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当英军入侵渤海湾时，内蒙古东三盟和察哈尔旗蒙古士兵5000人，奉调天津海口防守。蒙古各地捐献大量马匹、银两支援前线。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僧格林沁亲王奉命从内蒙古各盟征调蒙古骑兵参战。在大沽口的三次保卫战和八里桥之战中英勇抗击侵略者，其中有4000余名蒙古骑兵参战的第二次大沽口保卫战中，打沉敌舰5艘，击伤6艘，打死打伤英法侵略军592人，获得胜利。 在第三次大沽口保卫战中，蒙古族爱国将领乐善率千余官兵坚守炮台，拼死抵抗，全部为国捐躯。在保卫北京的八里桥之战中；从卓素图盟、昭乌达盟、哲里木盟和察哈尔调集4000蒙古骑兵穿插奋战，毙伤敌军1000余人。蒙古骑兵也有很大牺牲；在两次鸦片战争中，蒙古骑兵以弓箭、马刀抗击了敌方的洋枪洋炮，在中国近代史上写出了爱国爱民的悲壮诗篇。1900年前后与义和团运动相呼应的遍布东西部各盟旗的反教斗争，从1858年伊克昭盟的“独贵龙”运动起到辛亥革命前夕规模较大的反封建赋役、反垦、夺地的斗争共有10多次。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蒙古族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士，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以谋求蒙古族的自由解放。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蒙古族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以乌兰夫等同志为代表的蒙古族先进分子加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内蒙古的革命，同国民党反动派、日本帝国主义和民族分裂主义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解放战争中蒙古族骑兵英勇作战，歼灭敌军2万余人，缴获战马2万多匹和枪支l万多件，为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7年5月1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实现了蒙古民族的新的历史转折。内蒙古是实行区域自治的省一级民族自治地方，是我国成立最早的一个自治区。
那达慕是中国蒙古族人民十分喜爱的一种古老的体育活动形式，更是一种充满了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民俗活动，现今的锡林郭勒盟所举行的那达慕最具传统代表性。“那达慕”是蒙古语的译音，是“娱乐、游戏”的意思，用来表示丰收的喜悦之情。那达慕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四，羊肥马壮和草绿花红的日子开始，是草原上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那达慕的历史已经非常久远，据石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所载，那达慕最早起源于蒙古汗国建立的初期，在公元1206年，当时的成吉思汗被推举为蒙古大汗，为了检阅自己的部队，以及对草场进行维护以及分配，每年七八月间都会将各个部落的首领召集起来，为了表示团结友谊和庆祝丰收，都要举行那达慕。那达慕在元朝时已经在蒙古草原地区开展得十分广泛，并逐渐演变成为一个军事体育项目。此俗每年蒙古族人民都会举行并且一直沿习至今。
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其基本精神，并对该民族的民族性格特别是世界观、价值观、心理特征、现实态度等诸方面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作用。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草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而优秀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内涵名播古今中外，也让世人直接感受到蒙古族独特的民族性格，或者说蒙古民族性格很大程度地反映和折射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因此，研究探讨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与作用，对于振奋民族精神、发扬民族传统、坚持科学发展，开创新世纪新阶段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新局面，促进自治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意义重大。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基本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十分丰富，它最核心的理念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为特征的自然生态理念，二是以充满原动力的多样的贸易需求和灵活的谋生方式为特征的经济贸易理念，三是以讲真话、讲信用、诚实守信为特征的思想道德理念，四是以不拘一格、兼收并蓄为特征的政治生态理念。联系当今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这些独具特色的核心理念，无不体现出蒙古族传统文化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时代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和利用。与蒙古族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关系密切乃至很难严格区分的，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近年来，区内外专家学者对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多有论述，笔者最赞同的是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院长吴团英研究员将其总结归纳为“开拓进取精神”、“英雄乐观精神”、“自由开放精神”和“崇信重义精神”。当然，除了这四种精神，笔者认为还应该加上“务实实用精神”。蒙古族传统文化是草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草原文化的基本精神无疑就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这种独特的精神禀赋，是蒙古族等草原民族维系的纽带，生存发展的动力，自立于民族之林的支柱。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自强不息、开拓进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易传》一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这种精神的经典表述。蒙古族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在自己的传统典籍中没有这种经典表述，但同样具有这种伟大的精神禀赋并令人信服地将这种精神书写在自己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千年风云第一人”成吉思汗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誉为“全球一体化”的始作儒者，就是因为弘扬开拓进取精神，利用国家政权形式开通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与联系，把几乎整个东亚、中亚、西亚和东欧联合在一起的结果。（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英雄乐观精神崇尚英雄，倡导英雄乐观精神，这一点，在蒙古族等草原民族中体现的尤为突出。蒙古族普遍崇尚英雄，奉行英雄乐观精神，把效法英雄当作人生的最高价值追求，很多史书中描写的“贵壮尚勇”、“重兵死、耻病终”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写照。但是，蒙古族对英雄的理解，并没有单纯停留在对“力量”的崇拜上，而是对人的智慧也同样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因此，蒙古民族不仅有尚武精神，而且具有崇尚智慧的传统和习惯。圣主成吉思汗箴言“力猛者乃一世英雄，智勇者乃万世英雄”，正是蒙古民族崇尚智慧的高度概括和具体体现。长期的游牧生活，造就了蒙古族对酷热严寒的抵御能力和忍耐力极为强劲，对创伤、失败等厄运都可以泰然自若，在保卫故土的战争中不怕牺牲，视献出自己的生命为光荣等，同样体现了英雄乐观精神。草原民族的英雄乐观精神，体现在自信自强、不怕困难、不畏强暴、知难而进的高贵品格上，体现在英雄个体的价值与群体社会责任的统一上。因此不难看出，蒙古族传统文化是孕育英雄的文化，也是英雄辈出的文化；英雄乐观精神是蒙古族传统文化最具意义的精神品格。 （三）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自由开放精神向往自由，追求开放，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追求的目标之一。一定程度上的自由是游牧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万式，为蒙古族等草原民族提供了相对宽阔的生活天地和自由开放的环境，这种人们在空间上的自由行动为其内在自由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因而在民族性格和文化形成过程中自由开放的因子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熔铸于其民族性格之中，体现在民族文化的各个万面。就生态美学角度而言，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乃至艺术化的生存状态，是蒙古族传统文化自由开放精神最闪光最具个性最吸引人的地方。草原文化生态理念的美学价值的挖掘和研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开始懂得自然对于人类的意义，也更加明白人作为自然的承担者和自由自觉的特有的存在，应该而且必须承担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任，将绿色还给大地，将清洁还给空气，将蓝色还给天空和海洋，也最终将幸福完整的人类生存还给人，从而营造出一种绿色的、和谐的、诗意化的生存。（四）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崇信重义精神诚实和守信都是一种做人的品质，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蒙古族作为草原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他们极力推崇以诚立命、以诚配天、以信立行、以忠誓盟的核心价值，视内诚于心、外信于人为最大光荣，视轻诺寡信、背信弃义为最大耻辱。他们之所以对欺诈性的交换行为和非法谋利行为极其蔑视，这是由游牧的分散性和战争的经常性决定的，最终也必然熔铸在他们的世界观、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之中。可以说，诚信精神构成草原文化的最基本特征。 （五）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务实实用精神对于古代蒙古人来说，面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动荡的社会现实，直面人生是他们最基本的人生信条，这样就使他们养成了反对玄想空谈、崇尚脚踏实地的精神，不论是在宗教信仰、民间文学中，还是在伦理道德、政治生活中，务实实用的态度和精神同样是其所固有的。蒙古人推崇商人具有坚强、耐劳、算计的能力和本领，把他们与自己最推崇的骑射并列加以肯定，并要求子孙学习商人的获利精神。他们唯物地认为，商人的本领和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教育、训练、培养和实践得来的，任何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掌握这些本领和能力。为了确保各国之间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各路商道畅通无阻，各国使节和商人的个人安全和货物不被抢劫，蒙古人都要给予各国使节和商人以特殊的保护和优惠政策。可以说，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在蒙古族传统文化诸领域里都有显著的表现，其直接的结果是：务实的生活态度使得古代蒙古人能够极好地适应自然环境，从而为自己的生存选择了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务实的信仰态度使得他们为自己找到了虽原始粗糙但最为实际的精神寄托；务实的价值观念使得他们能从自己的现实环境和实际需要出发，为自己在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中找到了最适合的位置；务实的政治态度使得他们做出了北方游牧民族所能做出的最为适合的政治选择。我们用生态美学的理论考察这种务实实用精神，就会使我们得到当今生活的根本之道，在于建立更加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也就是“绿色生活方式”；关键之处，在于确立“四种观念”，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念，“按照自然而生活”的观念，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开发观念；落脚点和归宿，在于人们视自然界为朋友，更加节制和简化自己的物质生活，善待自身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而改善人们当下的非美状态，建立起一种符合生态规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等多重审美的存在。 二、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要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与蒙古民族性格的互动关系，首先应该对民族性格这一概念做出界定。我们知道，民族性格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在定义和研究民族性格的中外学者中，有的以文化为基础进行研究，有的则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对于民族性格所做出的定义，反映了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他们的论述虽然见仁见智，各不相同，但大多注重社会文化与民族性格的相互关系的探讨，这一研究视角无疑是很有眼光的。因为民族性格的基础是该民族群体的典型人格，它的主体承担者是众多民族成员。他们通过社会化，将文化模式内化为心理过程和心理尺度，最后养成固有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这一过程的实质即个体对该民族文化模式的认同和内化。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民族性格是由共同的社会文化背景陶冶而成的、由民族的多数成年成员共同的思维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行为习惯、心理特征等多种要素和多种层次组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它通过该民族众多个体成员的性格特点得以凸现。由于社会文化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具有支配性作用，故民族性格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民族特定的文化类型。我们今天研究和考察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就是以此为理论依据，并从中得到富有启发意义的参考。蒙古族传统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制度文化，还包括精神文化。笼统地考察其与蒙古民族性格的关系，显然非笔者个人学识所能及，本文所论仅限于狭义的文化即精神文化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这一主线展开。当然，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各个层面又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蒙古族传统文化是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背景的产物，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各个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我们在研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对蒙古民族性格的影响和作用时，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精神文化的范围，从思想到思想完全脱离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而必须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等各种具体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才可能深入地认识二者的内在联系。 （一）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通过独特的方式向蒙古民族施加系统影响，这些方式能够较有效地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唤起人们的道德需要，增强人们的道德信念，加速着人们对其核心价值的认同和内化。这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和作用于蒙古民族性格的内在机制。具体方式有如下几种：一是以事为诫。“以事为诫”即通过史事、寓言故事等具体事例来阐发蒙古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以达到劝诫世人的目的。在阿阑豁阿“五箭训子”的传说中，我们看到这位母亲用生动形象的比喻教育儿子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互相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在乱世中站稳脚跟，发展壮大起来，否则就会被击垮、消灭。这种由事到理、以事论理、以事为诫的方法，直接影响教育了广大的草原蒙古人，在当时那种部落纷争、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是十分实用而有益的。二是以言为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草原蒙古人还以大量的格言、谚语来教育子孙保持和发扬诸如诚实守信等内容的道德传统：“获得别人信任靠忠诚，改正自己错误凭真诚”；“人好在于诚实，马好在于善使”；“碰大雪也别违诺言，遇大雨也别误时间”……从文献资料的内容来看，如《成吉思汗箴言》或《智慧的钥匙》等反映出来的也都是一种切合实际的道德原则和处事法则，并没有空洞的说教和虚无飘渺的想法。这些闪光的至理名言在草原上广为流传，成为草原文化优秀道德传统的有力说明三是身教化民。“身教化民”是指统治者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良好行为为人们树立标杆典范，通过身教来体现和传达道德要求，从而将道德理想和价值标准具体化。遍过崇高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形象，使受教育者获得道德启示，激发起道德情感，心悦诚服地、潜移默化地将教育者所倡导的道德要求纳入自己的品质结构之中。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教，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国历史上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等史实都证明，统治者本身的道德状况对民众的行为和社会风俗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成吉思汗乃至忽必烈等元朝开创者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也由此说明了统治者自身进行道德修养和践履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这的确有助于人们对其道德要求的接受和认同。四是效法自然。“效法自然”即从大自然的事物或自然规律中体悟为人处事之道，并仿而效之。草原蒙古人顺从“长生天”意愿，尊称草原为“大命”，认为人和动物都是“小命”，严禁破坏草原和水源。他们利用牛粪做燃料；采用游牧和轮牧的方式进行生产；禁捕幼小的鸟兽鱼虫和怀孕母兽；禁止在森林的旺盛成长期毁林开荒、挖石取土；即使再珍贵的药材也不得挖光，否则将被定为无道德的叛逆者，而植树造林、治理荒滩等行为则被尊为善举。这就能够更为有效地激发起受教育者的注意和需要，从而有助于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道德教化的实施，促使本民族成员对于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认同和接受。长期以来，正是草原蒙古人的这些朴素观念，有力地保护了当地的原始森林和草原，使牧草资源得以恢复再生和不断利用，最终维持了大型畜牧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天地人合一”是草原蒙古人评判人与自然关系好坏的尺度，通过人的活动影响自然，以达到人与自然间的转换，这就涉及到美学范畴中人如何人化自然的问题了。可以说，草原蒙古人对待自然和对待世界的审美而非纯功利的态度，给日益物质化、功利化的当今世界带来了一阵清新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