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金于都长汀宁化下面为正文江西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由集结广场、纪念广场、长征渡口、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等组成。 在集结广场，地面镌刻了一幅巨大的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路线图上标明中央红军是从雩都(于都)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之路;纪念广场上也矗有“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而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一块巨大石碑上，还刻着红色醒目的“长征源”三字。它们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于都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 “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 于都县政府提供的一份县情简介亦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6万人集结于都，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都从此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并闻名世界。 然而，在福建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展示的一幅长征路线图标注的长征出发地却有四地，龙岩的长汀、三明的宁化以及赣州的瑞金、于都。观寿公祠建于明末清初，是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2年前，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就是从长汀观寿公祠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事实上，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红色旅游都在打“红军长征出发地”牌。宁化、瑞金官方对外也称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点。2007年，宁化还斥资2092万元建设了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到底哪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呢?还是长征出发地本来就是多个地方，而不仅限于一地?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相关论文和资料发现，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党史研究专家都曾就长征出发地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或文章。 2003年10月，时任宁化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登洲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宁化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之一的地位不容动摇》的文章。 上述文章称，宁化县委、县政府正在湖村镇锣鼓坪筹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并开发东方军入闽作战、彭湃县等革命旧址，作为在2004年10月举办中央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份厚礼。但却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只是江西于都，而否定了闽西长汀、宁化、瑞金与于都等4个起点县的历史事实。 吴登洲在文章中列举了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等五份党史、军史资料证明，宁化与长汀、瑞金、于都等县同属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的历史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8年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151页注释中记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康模生也曾于2006年1月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论文称，近些年在报纸杂志上不提福建长汀、宁化，而只说江西的瑞金、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这显然是不够全面客观的，也不是实事求是。康模生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福建、江西的几个地方出发。红九军团是中央红军中率先出发的长征部队，也是惟一一支不在于都境内集结而离开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长汀是中央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 2006年，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在长汀纪念红军长征研讨会上的讲话也称，长汀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 而在2006年9月，时任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黄鹏生在《党史文苑》发表《揭秘长征出发地之争》一文中提到，长征出发地之争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长征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阶段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的红军战士，从国内到国外，基本上说中央红军从于都(1957年前称雩都)出发，未发现其他不同说法。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石碑上刻着“长征源”。 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描述是，“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根据当时的翻译吴黎平说，《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都是毛泽东同志亲口介绍，记录整理后还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 第二阶段，自1949年全国解放后至1985年，这一时期在各类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由“一地”变成了“四地”，即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 “一地”变“四地”的根据源于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注释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第三阶段，1985年至2002年，这一时期，党史权威部门的表述中“四地出发”修正为“两地出发”，即瑞金、于都出发。198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及1991年该书修正后的版本，皆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6万人，分别自瑞金和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此以后，在一些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一般不再提长汀、宁化。 第四阶段，2002年后，这一时期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亲临长征出发地考察，又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长征出发理论研究会，党史权威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史工作者基本统一了认识，党史界基本认同于都出发的说法，同时也还有少部分同志持瑞金出发的观点。 2002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改编后出版，对长征出发地改为以下表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黄鹏生认为，上述表述保留了原版第一句话，是由于当时的瑞金领导对中央党史研究室考察人员提出了异议，但这种表述已明确肯定了中央红军出发地就是于都。 黄鹏生的文章还透露，2005年11月，中共赣州市委组织召开有瑞金、于都的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加的全市红色旅游理论研讨会，会上市委领导强调长征出发地问题不要再争了，明确由瑞金打“红都”牌、于都打“长征牌”、宁都打“反围剿”牌、兴国打“将军”牌、大余打“三年游击战争”牌，并把它们称为赣南红色旅游的“五朵金花”。 上述文章还提到，按理，长征出发地应该没有再争议的必要了;不过，党史和军史界的个别同志仍然有异议，瑞金市委党史办刘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王健英等同志仍坚持认为瑞金是长征出发地。2003年，刘良在《党的文献》第5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一文，王健英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和时间考辩》等两篇文章坚称瑞金是长征出发地。公开资料显示，刘良曾是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王健英是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原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历史学教授。 即便如此，直至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仍未有定论。长汀、宁化仍坚持“四个出发地”的说法;瑞金则称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机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瑞金的云石山出发的。 云石山是一座海拔较低的小山包，坐落于瑞金市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乡境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共中央局、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等中央机关各部委驻扎地。云石山，虽然山势不高，但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是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因此又被称为“长征第一山”。 2016年9月1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不是一个地方。就中央红军而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中央红军一、三、五、八军团及中央第一、二纵队)的集结出发地。各部队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时所撤离的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长征出发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不过，石仲泉说：“瑞金和于都是主要的，但并不排他。”所以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哪？在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四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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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甘满堂简介甘满堂，男，1969年生，安徽庐江人，中共党员，社会学博士，工商管理博士后，甘满堂人文社科学院社会学系主任、教授、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生导师，校聘以科研为主关键岗二级（2010-2012），2011年入选“福建省高等学校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福州大学当代闽台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劳工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研究。[1]2主要教育背景1994年9月—1997年7月，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攻读福建地方史专业研究生，师从唐文基教授，研究方向为“福建社会经济史研究”，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0年9月—2003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结构研究”，师从李强教授，获法学（社会学）博士学位。2008年5月—2011年5月，在福建省南安市成功科技园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博士后流动站联合培养，合作导师林志扬教授）从事民营企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兼福建省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顾问。“2007年暑期集体行为与社会运动研究课程班”，主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时间：2007年7月23—8月3日。“第七届中美欧暑期宗教学高级研讨班课程”，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社会学理论研究所、（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时间：2010年7月28日—8月6日。3主持的研究课题1、2000年9月—2002年11月，主持省教育厅课题：《新时期城市社区理论与福州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之研究》，经费0．3万元。2、 —6，主持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课题：《文化教育与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经费0．8万元，项目批准编号2003T054。3、2003．9—2004．9，主持福州大学人才基金项目课题：《福建民间信仰宗教社会学研究》，经费1．5万元。4、2—10，主持福建省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招标课题：《福建省“十一五”期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经费2．0万元，项目批准编号2004009。5、2004年12月—2005年6月，主持福建省委专项课题“建设‘和谐福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中的子课题：《福建省建设和谐社会的现状与基础》，此课题后列入福建省科技厅2005年重大软科学课题。6、2005年6月—2008年6月，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经费6．5万元，项目批准编号：05CSH005。2009年3月结题鉴定，等级为“良好”。7、2006年7月—2007年7月，主持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加强福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完善乡村治理机制》，经费0．8万元，项目批准编号2006B113。8、福建省教育厅“福建省2008年终身教育研究课题”《构建村级社区学习中心的实践案例研究》（一般项目）负责人。9、2009年7月，《员工乡土社会网对民营企业管理影响研究》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45批二等资助（以厦门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后申请），经费3万。10、2009年8月，《当代闽台农村宗教信仰比较研究》获得2009年度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一般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09B106。11、2009年10—2010年6月，主持《泉州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提升研究》，泉州市发展改革委“十二五”规划前期重大问题研究，经费4万元。12、闽侯县“上街南屿南通”、“青口尚干祥谦”、“甘蔗荆溪竹岐”三镇组团区域发展“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闽侯县发改局委托。13、11—12，主持“Traditional Religious Culture and Chinese Entrepreneurship ——A Case Study of Private Entrepreneur Community in Southeast China”，（美国）普度大学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CRCS），经费5万美元。14、2011年7月—2013年7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保障农民工工资收入正常增长的社会政策研究》，经费15万元，项目编号为：11BSH011。15、2011年6月30日-7月2日，主持第八届宗教社会科学年会——灵性资本与社会公益。16、2012年7-8月，受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委托，开展福建省“中国城镇化与劳动移民调查”。17、2012年11月-12月，受中国人民大学委托，在福州市、长乐市等地开展“城乡居民互助与志愿服务”调查。4获奖情况学术成果类1．论文《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三元结构》，获2001年度中国社会学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2．论文《“融合” 政策背景下的“隔离”——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模式存在的问题》（第一作者），获得2009年中国社会学会优秀论文二等奖。3．专著《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社科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获得2009年福建省第八届优秀社科成果三等奖。个人荣誉类1．2007年10月，家庭获得福州市委文明办组织的福州市第二届读书月“十大书香门第”的称号。2．2009年获福建省委宣传部、人事厅、社科联组织评选的福建省第五届优秀青年社会科学专家提名奖。3．2009年获得福州大学第五届“十佳青年教职工”称号。5教学改革项目1、校级教改课题《福州大学两课教学网站建设》（第一批“福州大学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2000年9月立项2002年9月结题）项目负责人。2、校级教改课题《〈社会学概论〉教学方法改革及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第三批“福州大学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负责人，2004年2月立项。3、校级精品课程《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建设项目负责人。项目立项时间2004年12月。 4、福建省优质硕士学位课程《应用社会学》建设项目负责人。项目立项时间2005年11月。5、校级教改课题《社会学专业本科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研究》（第五批“福州大学本科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立项项目）负责人。项目立项时间2008年6月。6、校级精品课程《文化人类学》建设项目负责人。项目立项时间2010年10月。 [1]6著作情况1．《中华姓氏通史·孙姓》，20万字，东方出版社2001年10月版。2．《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22万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版。3、《海峡西岸和谐社会建设》，42万字，海风出版社2008年6月版。 [1]7发表的学术论文（一）学术期刊论文1．《市场经济需要经济伦理》，《社会》2000年第9期。2．《加入WTO后的中国贫困问题》，《发展研究》2000年第11期。3．《对城市外来农民工街头非正规就业现象的剖析》，《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8期。4．《城市农民工与转型期中国社会三元结构》，《福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2002年第1期全文转载，本文获2001年度中国社会学年会优秀论文二等奖。6．《清代闽西客家商人》，《客家》2001年第1期。7．《明清时期的徽商与福建》，《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8．《宗教·民间信仰·村庙信仰》，《福建宗教》2002年第6期。9．《网络时代的信息霸权与网络文化殖民主义》，《开放导报》2002年第9期。10．《转型时期城市社区居委会与居民关系的实证研究——以福州市社区调查为中心》，《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增刊。11．《网络社会的社会控制》，《福州大学学报》2002年增刊。12．《解读客家传统村落社会——读刘大可著〈闽西武北的村落文化〉》，《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第4期。13．《“议行分设”与业主委员会发展前景》，《中国房地产》2003年第7期。14．《永定县高陂镇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调查报告》，《东南学术》2003年增刊。15．《创建节水型社会的社会学分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16．《“数字小区”与业主网络“虚拟家园”》，《现代物业》2004年第2期。17．《闽侯傅筑泰山庙迎神赛会调查》，《民俗研究》2004年第2期。18．《大学生与六合彩——以福州大学生为调查对象》，《青年研究》2004年第3期。19．《统筹城乡发展与农民工权益保障》，《福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20．《城市小区物业管理自治的发展前景与实践困境》，《集美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21．《城市小区物业自治的实践困境与出路》，《中国房地产》2004年第10期。22．《社会学“内卷化”理论与城市农民工问题》，《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23．《全面认识构建和谐福建的基础与现状》，《福建理论学习》2005年第5期。24．《茶村纪事》，《农业考古》2005年第2期。25．《构建和谐福建的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及政策建议》，《福建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26．《福建沿海非法移民发生机制研究》，《犯罪与改造研究》2005年第10期。27．《经济发展与社会整合》，《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28．《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福建日报》（求是）2005年11月3日。29．《福建村庙酬神演戏与社区公共文化生活》，《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30．《岗位安全与城市户籍——当前城市农民工社会性需求的三大层次及应对措施》， 《石家庄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31．《对地下六合彩误区的社会统计学分析》，《统计与决策》2006年第7期。32．《循环经济与环保型社会构建——基于环境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8期。33．《化解民工欠薪那些路可行》，《就业与保障》2006年第2期。34．《同在蓝天下的渴望——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的思考》，《就业与保障》2006年第4期。35．《福建村庙文化》，《福建宗教》2007年第1期。36．《闽北茶神张三公》，《农业考古》2007年第2期。37．《从偷电到私吞水费潜逃》，《现代物业》2007年第6期。38．《村民自治组织发展与村级治理——以福建乡村调查为例》，《福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39．《情牵故土?功能主义——林耀华的福州乡村研究》，《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40．《闽侯县农村居民的宗教信仰与宗教体验》，《世界宗教研究》2007年第4期。《科学发展观与福建社会建设实践》，《东南学术》2007年增刊第1期。《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与新农村建设》，《东南学术》2007年增刊第1期。《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乡村发展模式》，《东南学术》2007年增刊第1期。《传统饮食商业文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台湾农业探索》2007年第4期。《农民工住居边缘化与空间隔离——从城中村到城郊村》，《福建论坛》2008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8年第6期转摘。46．《农村劳动力升级转移与流出地社会经济激发式发展——以福建省沙县依托沙县小吃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为例》，《石家庄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乡村草根组织与社区公共生活》,《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台湾民间信仰与农村社区生活》,《台湾农业探索》2008年第3期。《台湾发展“有机茶”的经验与福建茶叶品质提升之路》，《台湾农业探索》2008年第3期。《社会资本与县域经济发展》,《泉州师范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年第2期《“融合” 政策背景下的“隔离”——外来工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就学模式存在的问题》,《中国教师》2009年第8期《“差生”：外来工子弟正在被“污名化”——对公办学校外来工子弟学生形象的实证研究》,《石家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建设，促进农村稳定与农民增收》，《台湾农业探索》2009年第4期。《走近上街天主教村落社区》，《福建宗教》2009年第5期。《灵验与感恩——汉民族宗教体验的互动模式》，《民俗研究》（CSSCI）2010年第1期。《让广大市民成为城市拆迁改造的受益者》，《学习月刊》2010年第1期。《福州大学生宗教信仰问题调查与思考》（第二作者），《福建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低成本劳动力时代的终结》，《福建论坛》（CSSCI）2010年第2期。《福州“小小区” 自管之路》，《现代物业》2010年第2-3期。《海外侨民与侨乡村级社区可持续发展―以福州长安村为例》《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CSSCI）2010年第3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影响》，《综合竞争力》2010年第5期。《传统社区资源动员与农民有组织抗争——对东南沿海农村抗争性集体行动的一种解释框架》，《辽东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工荒：高离职率与无声的抗争——对当前农民工群体阶级意识的考察》，《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台湾宗教团体公益慈善事业概况及对两岸宗教交流的影响》，《宗教与世界》(国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主办,内刊)2010年第6期。（二）文集论文1．《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调查报告》，康晓光、洪大用等著《NGO扶贫形式研究调查报告》，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10月。2．《明清时期福建商帮的地缘文化特色》，吕良弼主编《五缘文化力研究》海峡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3．《加快统筹城乡发展体系建设——福建省“十一五”规划前期招标课题研究报告》，福建省发展与改委员会编《崛起的海峡西岸经济区》2005年。4．《农村民主建设调查（上）》，载王碧秀主编《科学和谐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12月。5．《社会互动集体行动社会运动》，载张敦福主编《现代社会学教程》（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6．Folk Religion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s ，Religious Experiences in China, Oct-2007，University of Wales P《海峡西岸城市带的发展现状及前景》，《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报告》（2008）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6月。《网络民意与社会民意》，载《文化安全与社会和谐》（论文集）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4月。9．《农村劳动力转移向海外转移与县域经济发展》，载李其荣主编《海外华人与中国发展》（论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年3月。《风险社会》，李斌主编《社会学概论》（教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台湾宗教团体公益慈善事业概况及对两岸宗教交流的影响》，载福建省宗教研究会编《宗教缘·两岸情——加强新形势下闽台宗教文化交流研讨会》，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10月。（三）报纸论文1．《关注城市农民工的贫困问题》，《中国改革报》2002年7月1日。2．《城市农民工贫困与保障问题之对策》，《中国社会报》2004年2月12日。3．《福建民间信仰宗教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4月8日。4．《村民集体致富需要好干部》，《福建日报》（求是版）2005年5月31日。5．《第三届两岸三地高校社会学研讨会综述》，《福建日报》（求是版）2005年7月26日。6．《转型时期解决社会问题的政策建议》，《福建日报》（求是版）2005年10月11日。7．《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福建日报》（求是）2005年11月3日。8．《民工欠薪问题的制度化解决之道》（专家视线），《福建日报》2006年2月6日。9．《多方并举破解“工荒”》（专家视线），《福建日报》 2006年3月3日。10．《提高农民工社会保障水平》（专家视线），《福建日报》2006年4月24日。11．《构筑农村宜居环境》（专家视线），《福建日报》2006年5月22日。12．《增强保障为农解忧》（专家视线），《福建日报》2006年6月26日。13．《发展村集体经济至关重要》（专家视线），《福建日报》2006年9月11日。14．《重视乡村老年协会的作用》（专家视线），《福建日报》2006年11月13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福建日报》（求是版）2009年9月1日。《建立健全物业自治机构》，《福建日报》（求是版）2009-12-15。（四）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文（2000年以前学术论文）1．《以茶制夷-论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中止对英国贸易之目的》，《农业考古》1996年第2期。2．《漫话明清福建商帮》，《炎黄纵横》1997年第3期。3．《明清福建民间溺杀女婴习俗形成原因及影响》，《福建史志》1997年第4期。4．《明清福建商人在国内活动探略》，《福建论坛》1998年第2期。5、《悄然兴起的福建高校饮茶风》，《农业考古》1997年第2期6、《在麦当劳喝茶》，《农业考古》1998年第2期5．《闽海豪商蒲寿庚》，《福建乡土》1998年第2期。6．《清代中国茶叶外销口岸及运输路线的变迁》，《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7．《清代福建地痞无赖与福建社会》，《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8．《说榕》，《福建乡土》1999年第3期9、《周恩来与福建事变》《福建党史月刊》98年增刊。10．《简论郑成功的情报工作的特色》，《郑成功研究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元代建宁喊山造茶诗赏析》，《农业考古》1999年第4期 [1]8教学改革论文1．《浅谈我校〈邓小平理论概论〉课的教学改革与实践》，《高等教育研究》（福州大学）2000年第2期。2．《“道德重整”与高校“两课”教学》，《福州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3、《创建“金色阳光”网站，推进两课教学改革》，《高等教育研究》（福州大学）2001年第1期。4、《做好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的实施与督导》，《高等教育研究》（福州大学）2004年第2期。5、《多校区大学新区校园生活归属感研究——以福州地区大学城为例》，《高等教育研究》（福州大学）2004年第4期。6、《建设适应东南强校发展目标的校园文化》，《高等教育研究》（福州大学）2007年第4期。
中国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解放军报》、《半月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 》、《学习时报》。中国党刊分为中央级党刊和地方党刊（1）中央级党刊：《求是》、《党建》、《党建研究》、《人民论坛》、《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国发展观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理论视野》、《理论前沿》、《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潮》。（2）地方党刊：北京市的《前线》、天津市的《天津支部生活》、河北省的《共产党员》、山西省的《前进》、内蒙古自治区的《实践》、辽宁省的《共产党员》、吉林省的《新长征》、黑龙江省的《奋斗》、上海市的《上海支部生活》、江苏省的《群众》、浙江省的《今日浙江》、安徽省的《江淮》、福建省的《海峡通讯》、江西省的《当代江西》、山东省的《山东支部生活》、河南省的《党的生活》、湖北省的《政策》、湖南省的《新湘评论》、 广东省的《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今日广西》、海南省的《今日海南》、重庆市的《当代党员》、四川省的《四川党的建设》、贵州省的《当代贵州》、云南省的《云南支部生活》、西藏自治区的《新西藏》、陕西省的《当代陕西》、甘肃省的《党的建设》、青海省的《党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共产党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今日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建设》。
★中央报刊★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解放军报 ★省级党报★ 北京日报 天津日报 解放日报 重庆日报 河北日报 山西日报内蒙古日报 辽宁日报 吉林日报 黑龙江日报 新华日报 浙江日报 安徽日报 福建日报 江西日报 大众日报 河南日报 湖北日报 湖南日报 南方日报 广西日报 海南日报 四川日报 云南日报 贵州日报 西藏日报 陕西日报 宁夏日报 甘肃日报 青海日报 新疆日报 ★市级党报★石家庄日报 太原日报 沈阳日报 大连日报 哈尔滨日报 南京日报 杭州日报 宁波日报 合肥晚报 福州日报 厦门日报 南昌日报 济南日报 青岛日报 郑州日报 长江日报 长沙晚报 广州日报 深圳特区报 南宁日报 海口晚报 成都日报 昆明日报 贵阳日报 西安日报 银川晚报 兰州日报 乌鲁木齐晚报 ★党建期刊★中央 党 建（中央） 党建研究（中央） 地方 前 线（北京） 党建文汇（辽宁） 党的生活（黑龙江） 今日浙江（浙江） 福建支部生活(福建) 当代江西 （江西） 支部生活 (山东) 党员博览（山东） 党的生活（河南） 党员生活(湖北) 学习导报（湖南） 南方月刊（广东） 岭南学刊（广东） 党的建设（四川） 当代党员（重庆） 当代贵州（贵州） 当代陕西（陕西） 共产党人（宁夏） ★理论期刊★ 中央求 是（中央） 人民论坛（中央）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央） 中国行政管理（中央） 中国发展观察（中央）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中央）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央） 理论视野（中央） 理论前沿（中央） 地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北京） 新长征（吉林） 唯 实（江苏）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海) 领导之友（河北） 理论探索（山西） 政 策（湖北） 新湘评论（湖南） 特区实践与理论（深圳） 桂海论丛（广西） 毛泽东思想研究（四川）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云南） 理论与当代 （贵州） 理论导刊（陕西） 甘肃理论学刊（甘肃） ★党史期刊★中央党的文献（中央） 中共党史研究（中央） 百年潮（中央） 地方 北京党史（北京） 党史博采（河北） 党史文汇（山西） 内蒙古党史（内蒙古） 党史纵横（辽宁） 上海党史与党建（上海） 世纪风采（江苏） 党史纵览（安徽） 福建党史月刊（福建） 党史文苑（江西） 党史博览（河南） 党史天地（湖北） 湘 潮（湖南） 传 承（广西） 四川党史（四川） 红岩春秋（重庆） 陕西党史（陕西）
中国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解放军报》、《半月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 》、《学习时报》。中国党刊分为中央级党刊和地方党刊（1）中央级党刊：《求是》、《党建》、《党建研究》、《人民论坛》、《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国发展观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理论视野》、《理论前沿》、《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潮》。（2）地方党刊：北京市的《前线》、天津市的《天津支部生活》、河北省的《共产党员》、山西省的《前进》、内蒙古自治区的《实践》、辽宁省的《共产党员》、吉林省的《新长征》、黑龙江省的《奋斗》、上海市的《上海支部生活》、江苏省的《群众》、浙江省的《今日浙江》、安徽省的《江淮》、福建省的《海峡通讯》、江西省的《当代江西》、山东省的《山东支部生活》、河南省的《党的生活》、湖北省的《政策》、湖南省的《新湘评论》、 广东省的《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今日广西》、海南省的《今日海南》、重庆市的《当代党员》、四川省的《四川党的建设》、贵州省的《当代贵州》、云南省的《云南支部生活》、西藏自治区的《新西藏》、陕西省的《当代陕西》、甘肃省的《党的建设》、青海省的《党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共产党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今日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建设》。
瑞金于都长汀宁化下面为正文江西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由集结广场、纪念广场、长征渡口、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等组成。 在集结广场，地面镌刻了一幅巨大的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路线图上标明中央红军是从雩都(于都)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之路;纪念广场上也矗有“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而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一块巨大石碑上，还刻着红色醒目的“长征源”三字。它们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于都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 “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 于都县政府提供的一份县情简介亦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6万人集结于都，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都从此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并闻名世界。 然而，在福建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展示的一幅长征路线图标注的长征出发地却有四地，龙岩的长汀、三明的宁化以及赣州的瑞金、于都。观寿公祠建于明末清初，是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2年前，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就是从长汀观寿公祠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事实上，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红色旅游都在打“红军长征出发地”牌。宁化、瑞金官方对外也称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点。2007年，宁化还斥资2092万元建设了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到底哪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呢?还是长征出发地本来就是多个地方，而不仅限于一地?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相关论文和资料发现，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党史研究专家都曾就长征出发地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或文章。 2003年10月，时任宁化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登洲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宁化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之一的地位不容动摇》的文章。 上述文章称，宁化县委、县政府正在湖村镇锣鼓坪筹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并开发东方军入闽作战、彭湃县等革命旧址，作为在2004年10月举办中央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份厚礼。但却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只是江西于都，而否定了闽西长汀、宁化、瑞金与于都等4个起点县的历史事实。 吴登洲在文章中列举了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等五份党史、军史资料证明，宁化与长汀、瑞金、于都等县同属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的历史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8年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151页注释中记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康模生也曾于2006年1月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论文称，近些年在报纸杂志上不提福建长汀、宁化，而只说江西的瑞金、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这显然是不够全面客观的，也不是实事求是。康模生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福建、江西的几个地方出发。红九军团是中央红军中率先出发的长征部队，也是惟一一支不在于都境内集结而离开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长汀是中央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 2006年，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在长汀纪念红军长征研讨会上的讲话也称，长汀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 而在2006年9月，时任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黄鹏生在《党史文苑》发表《揭秘长征出发地之争》一文中提到，长征出发地之争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长征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阶段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的红军战士，从国内到国外，基本上说中央红军从于都(1957年前称雩都)出发，未发现其他不同说法。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石碑上刻着“长征源”。 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描述是，“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根据当时的翻译吴黎平说，《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都是毛泽东同志亲口介绍，记录整理后还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 第二阶段，自1949年全国解放后至1985年，这一时期在各类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由“一地”变成了“四地”，即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 “一地”变“四地”的根据源于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注释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第三阶段，1985年至2002年，这一时期，党史权威部门的表述中“四地出发”修正为“两地出发”，即瑞金、于都出发。198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及1991年该书修正后的版本，皆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6万人，分别自瑞金和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此以后，在一些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一般不再提长汀、宁化。 第四阶段，2002年后，这一时期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亲临长征出发地考察，又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长征出发理论研究会，党史权威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史工作者基本统一了认识，党史界基本认同于都出发的说法，同时也还有少部分同志持瑞金出发的观点。 2002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改编后出版，对长征出发地改为以下表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黄鹏生认为，上述表述保留了原版第一句话，是由于当时的瑞金领导对中央党史研究室考察人员提出了异议，但这种表述已明确肯定了中央红军出发地就是于都。 黄鹏生的文章还透露，2005年11月，中共赣州市委组织召开有瑞金、于都的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加的全市红色旅游理论研讨会，会上市委领导强调长征出发地问题不要再争了，明确由瑞金打“红都”牌、于都打“长征牌”、宁都打“反围剿”牌、兴国打“将军”牌、大余打“三年游击战争”牌，并把它们称为赣南红色旅游的“五朵金花”。 上述文章还提到，按理，长征出发地应该没有再争议的必要了;不过，党史和军史界的个别同志仍然有异议，瑞金市委党史办刘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王健英等同志仍坚持认为瑞金是长征出发地。2003年，刘良在《党的文献》第5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一文，王健英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和时间考辩》等两篇文章坚称瑞金是长征出发地。公开资料显示，刘良曾是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王健英是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原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历史学教授。 即便如此，直至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仍未有定论。长汀、宁化仍坚持“四个出发地”的说法;瑞金则称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机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瑞金的云石山出发的。 云石山是一座海拔较低的小山包，坐落于瑞金市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乡境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共中央局、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等中央机关各部委驻扎地。云石山，虽然山势不高，但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是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因此又被称为“长征第一山”。 2016年9月1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不是一个地方。就中央红军而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中央红军一、三、五、八军团及中央第一、二纵队)的集结出发地。各部队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时所撤离的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长征出发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不过，石仲泉说：“瑞金和于都是主要的，但并不排他。”所以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哪？在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四个地方
蒋庆泉认为这是洪炉和媒体炒作，这固然是意图之一，但这还不是洪炉和媒体的真实意图。洪炉和媒体的真实意图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抹黑和否定抗美援朝战争。 首先，我们应该肯定蒋庆泉是一个勇敢的志愿军战士，如果不是出现意外，他就是一个王成式的英雄。虽然后来他成了战俘，但他一没有投降。二对被俘深感不安和耻辱，他到了83岁都还说：“我恨啊，为什么没有死在战场上。”三没有借机把自己打扮成英雄王成。因此，他仍然值得我们敬佩。 但他不是王成的原型，也不能成为王成的原型。不管王成的原型是谁，但都不能是一个美国战俘。原福州军区副政委、少将王直（《英雄儿女》里王政委的原型）在他写的《电影《英雄儿女》背后的故事》）（发表于《福建党史月刊》）里说：类似影片中反映的战斗场景，在朝鲜战场上真是不胜枚举，许多坚守阵地战斗的部队都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在志愿军中像王成这样的英雄有许许多多。如我第九兵团第二十军连长、全国战斗英雄杨根思坚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时，抱着炸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英勇事迹是全国人民家喻户晓的，他壮烈牺牲的形象酷似王成;第二十六军排长、一级人民英雄秦建彬，在坚守212高地防御战中，阵地上只剩下他一个人，成群的美国兵蜂拥而上，向他扑来。这时，他拔出掩埋在工事里的爆破筒，屹立在阵地上，把爆破筒投向敌群，开创了用爆破筒炸敌群的先例，其情节与影片更贴近;据编剧介绍，“向我开炮”的情节，是引用了志愿军战士回忆录《志愿军一日》的一篇文章《向我开炮》反映的战斗情节改编的。编剧把几类英雄的典型事迹汇合塑造了王成这样一个英雄人物形象，代表了无数个王成式的志愿军英雄，王成的人物原型就是这些典型的志愿军英雄群体。 可是洪炉和媒体却一定要让他成为王成的原型。他们大肆宣传，似乎非让蒋庆泉充当王成的原型不可，非让这一假相成为真相不可。网络更疯狂，现在百度一下王成，王成词条下居然已经有了这样一句：作家洪炉在经过几十年的苦苦寻找之后，终于于2010年4月在辽宁锦州大岭村找到了王成的原型蒋庆泉老人。 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不会把一个战俘当作英雄的。洪炉如果是为了蒋庆泉着想，就不再把他挖出来，再次曝光他战俘的身份，揭他的疮疤，污辱他，并且硬让他打扮成王成的原型。显然他们不是为了蒋庆泉，更不是为了所谓“历史和人性”。他们不过是想让蒋庆泉作为他们的一个工具，来误导人们形成如下印象： 1、原来英雄王成的原型是一个美国战俘。所谓中国的抗美英雄是美国的俘虏。 2、原来王成的英雄形象是虚构出来的，抗美援朝的战斗英雄是假的，抗美援朝的胜利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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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于都长汀宁化下面为正文江西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由集结广场、纪念广场、长征渡口、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等组成。 在集结广场，地面镌刻了一幅巨大的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路线图上标明中央红军是从雩都(于都)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之路;纪念广场上也矗有“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而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一块巨大石碑上，还刻着红色醒目的“长征源”三字。它们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于都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 “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 于都县政府提供的一份县情简介亦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6万人集结于都，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都从此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并闻名世界。 然而，在福建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展示的一幅长征路线图标注的长征出发地却有四地，龙岩的长汀、三明的宁化以及赣州的瑞金、于都。观寿公祠建于明末清初，是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2年前，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就是从长汀观寿公祠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事实上，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红色旅游都在打“红军长征出发地”牌。宁化、瑞金官方对外也称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点。2007年，宁化还斥资2092万元建设了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到底哪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呢?还是长征出发地本来就是多个地方，而不仅限于一地?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相关论文和资料发现，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党史研究专家都曾就长征出发地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或文章。 2003年10月，时任宁化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登洲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宁化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之一的地位不容动摇》的文章。 上述文章称，宁化县委、县政府正在湖村镇锣鼓坪筹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并开发东方军入闽作战、彭湃县等革命旧址，作为在2004年10月举办中央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份厚礼。但却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只是江西于都，而否定了闽西长汀、宁化、瑞金与于都等4个起点县的历史事实。 吴登洲在文章中列举了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等五份党史、军史资料证明，宁化与长汀、瑞金、于都等县同属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的历史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8年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151页注释中记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康模生也曾于2006年1月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论文称，近些年在报纸杂志上不提福建长汀、宁化，而只说江西的瑞金、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这显然是不够全面客观的，也不是实事求是。康模生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福建、江西的几个地方出发。红九军团是中央红军中率先出发的长征部队，也是惟一一支不在于都境内集结而离开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长汀是中央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 2006年，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在长汀纪念红军长征研讨会上的讲话也称，长汀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 而在2006年9月，时任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黄鹏生在《党史文苑》发表《揭秘长征出发地之争》一文中提到，长征出发地之争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长征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阶段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的红军战士，从国内到国外，基本上说中央红军从于都(1957年前称雩都)出发，未发现其他不同说法。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石碑上刻着“长征源”。 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描述是，“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根据当时的翻译吴黎平说，《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都是毛泽东同志亲口介绍，记录整理后还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 第二阶段，自1949年全国解放后至1985年，这一时期在各类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由“一地”变成了“四地”，即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 “一地”变“四地”的根据源于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注释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第三阶段，1985年至2002年，这一时期，党史权威部门的表述中“四地出发”修正为“两地出发”，即瑞金、于都出发。198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及1991年该书修正后的版本，皆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6万人，分别自瑞金和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此以后，在一些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一般不再提长汀、宁化。 第四阶段，2002年后，这一时期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亲临长征出发地考察，又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长征出发理论研究会，党史权威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史工作者基本统一了认识，党史界基本认同于都出发的说法，同时也还有少部分同志持瑞金出发的观点。 2002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改编后出版，对长征出发地改为以下表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黄鹏生认为，上述表述保留了原版第一句话，是由于当时的瑞金领导对中央党史研究室考察人员提出了异议，但这种表述已明确肯定了中央红军出发地就是于都。 黄鹏生的文章还透露，2005年11月，中共赣州市委组织召开有瑞金、于都的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加的全市红色旅游理论研讨会，会上市委领导强调长征出发地问题不要再争了，明确由瑞金打“红都”牌、于都打“长征牌”、宁都打“反围剿”牌、兴国打“将军”牌、大余打“三年游击战争”牌，并把它们称为赣南红色旅游的“五朵金花”。 上述文章还提到，按理，长征出发地应该没有再争议的必要了;不过，党史和军史界的个别同志仍然有异议，瑞金市委党史办刘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王健英等同志仍坚持认为瑞金是长征出发地。2003年，刘良在《党的文献》第5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一文，王健英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和时间考辩》等两篇文章坚称瑞金是长征出发地。公开资料显示，刘良曾是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王健英是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原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历史学教授。 即便如此，直至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仍未有定论。长汀、宁化仍坚持“四个出发地”的说法;瑞金则称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机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瑞金的云石山出发的。 云石山是一座海拔较低的小山包，坐落于瑞金市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乡境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共中央局、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等中央机关各部委驻扎地。云石山，虽然山势不高，但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是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因此又被称为“长征第一山”。 2016年9月1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不是一个地方。就中央红军而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中央红军一、三、五、八军团及中央第一、二纵队)的集结出发地。各部队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时所撤离的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长征出发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不过，石仲泉说：“瑞金和于都是主要的，但并不排他。”所以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哪？在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四个地方
中国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解放军报》、《半月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 》、《学习时报》。中国党刊分为中央级党刊和地方党刊（1）中央级党刊：《求是》、《党建》、《党建研究》、《人民论坛》、《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国发展观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理论视野》、《理论前沿》、《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潮》。（2）地方党刊：北京市的《前线》、天津市的《天津支部生活》、河北省的《共产党员》、山西省的《前进》、内蒙古自治区的《实践》、辽宁省的《共产党员》、吉林省的《新长征》、黑龙江省的《奋斗》、上海市的《上海支部生活》、江苏省的《群众》、浙江省的《今日浙江》、安徽省的《江淮》、福建省的《海峡通讯》、江西省的《当代江西》、山东省的《山东支部生活》、河南省的《党的生活》、湖北省的《政策》、湖南省的《新湘评论》、 广东省的《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今日广西》、海南省的《今日海南》、重庆市的《当代党员》、四川省的《四川党的建设》、贵州省的《当代贵州》、云南省的《云南支部生活》、西藏自治区的《新西藏》、陕西省的《当代陕西》、甘肃省的《党的建设》、青海省的《党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共产党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今日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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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分为核心库和扩展库，数据库的来源期刊每两年进行评选一次。 核心库的来源期刊经过严格的评选,是各学科领域中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核心期刊。 扩展库的来源期刊经过大范围的遴选，是我国各学科领域优秀的期刊。 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2009 共遴选了 1123 种期刊， 其中英文刊 67 种， 中文刊 1056 种； 核心库期刊 748 种（以C为标记） 扩展库期刊 375 种(以E为表记)福建医药杂志不是。
中文核心期刊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核心期刊，是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发布的期刊，每4年更新公布一次。 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是科技部公布的， 就是指《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有时我们可以见到一本杂志同时标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文核心期刊（或中文医药卫生核心期刊），事实上前两条是没有区别的。 CSCD核心期刊: CSCD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的英文缩写，CSCD在高校申请基金和审查评奖包括院士的评审都要检索CSCD；CSCD分为核心库（C）和扩展库（E），其中核心库的杂志等级略高些(相对而言)。这3类杂志有交叉，比如第三军医大学学报既是CSCD核心期刊，也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重庆医科大学学报》是中文核心、中国科技核心、CSCD遴选和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
瑞金于都长汀宁化下面为正文江西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由集结广场、纪念广场、长征渡口、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等组成。 在集结广场，地面镌刻了一幅巨大的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路线图上标明中央红军是从雩都(于都)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之路;纪念广场上也矗有“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而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一块巨大石碑上，还刻着红色醒目的“长征源”三字。它们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于都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 “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 于都县政府提供的一份县情简介亦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6万人集结于都，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都从此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并闻名世界。 然而，在福建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展示的一幅长征路线图标注的长征出发地却有四地，龙岩的长汀、三明的宁化以及赣州的瑞金、于都。观寿公祠建于明末清初，是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2年前，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就是从长汀观寿公祠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事实上，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红色旅游都在打“红军长征出发地”牌。宁化、瑞金官方对外也称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点。2007年，宁化还斥资2092万元建设了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到底哪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呢?还是长征出发地本来就是多个地方，而不仅限于一地?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相关论文和资料发现，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党史研究专家都曾就长征出发地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或文章。 2003年10月，时任宁化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登洲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宁化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之一的地位不容动摇》的文章。 上述文章称，宁化县委、县政府正在湖村镇锣鼓坪筹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并开发东方军入闽作战、彭湃县等革命旧址，作为在2004年10月举办中央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份厚礼。但却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只是江西于都，而否定了闽西长汀、宁化、瑞金与于都等4个起点县的历史事实。 吴登洲在文章中列举了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等五份党史、军史资料证明，宁化与长汀、瑞金、于都等县同属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的历史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8年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151页注释中记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康模生也曾于2006年1月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论文称，近些年在报纸杂志上不提福建长汀、宁化，而只说江西的瑞金、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这显然是不够全面客观的，也不是实事求是。康模生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福建、江西的几个地方出发。红九军团是中央红军中率先出发的长征部队，也是惟一一支不在于都境内集结而离开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长汀是中央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 2006年，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在长汀纪念红军长征研讨会上的讲话也称，长汀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 而在2006年9月，时任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黄鹏生在《党史文苑》发表《揭秘长征出发地之争》一文中提到，长征出发地之争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长征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阶段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的红军战士，从国内到国外，基本上说中央红军从于都(1957年前称雩都)出发，未发现其他不同说法。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石碑上刻着“长征源”。 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描述是，“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根据当时的翻译吴黎平说，《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都是毛泽东同志亲口介绍，记录整理后还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 第二阶段，自1949年全国解放后至1985年，这一时期在各类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由“一地”变成了“四地”，即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 “一地”变“四地”的根据源于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注释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第三阶段，1985年至2002年，这一时期，党史权威部门的表述中“四地出发”修正为“两地出发”，即瑞金、于都出发。198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及1991年该书修正后的版本，皆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6万人，分别自瑞金和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此以后，在一些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一般不再提长汀、宁化。 第四阶段，2002年后，这一时期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亲临长征出发地考察，又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长征出发理论研究会，党史权威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史工作者基本统一了认识，党史界基本认同于都出发的说法，同时也还有少部分同志持瑞金出发的观点。 2002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改编后出版，对长征出发地改为以下表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黄鹏生认为，上述表述保留了原版第一句话，是由于当时的瑞金领导对中央党史研究室考察人员提出了异议，但这种表述已明确肯定了中央红军出发地就是于都。 黄鹏生的文章还透露，2005年11月，中共赣州市委组织召开有瑞金、于都的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加的全市红色旅游理论研讨会，会上市委领导强调长征出发地问题不要再争了，明确由瑞金打“红都”牌、于都打“长征牌”、宁都打“反围剿”牌、兴国打“将军”牌、大余打“三年游击战争”牌，并把它们称为赣南红色旅游的“五朵金花”。 上述文章还提到，按理，长征出发地应该没有再争议的必要了;不过，党史和军史界的个别同志仍然有异议，瑞金市委党史办刘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王健英等同志仍坚持认为瑞金是长征出发地。2003年，刘良在《党的文献》第5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一文，王健英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和时间考辩》等两篇文章坚称瑞金是长征出发地。公开资料显示，刘良曾是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王健英是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原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历史学教授。 即便如此，直至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仍未有定论。长汀、宁化仍坚持“四个出发地”的说法;瑞金则称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机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瑞金的云石山出发的。 云石山是一座海拔较低的小山包，坐落于瑞金市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乡境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共中央局、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等中央机关各部委驻扎地。云石山，虽然山势不高，但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是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因此又被称为“长征第一山”。 2016年9月1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不是一个地方。就中央红军而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中央红军一、三、五、八军团及中央第一、二纵队)的集结出发地。各部队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时所撤离的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长征出发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不过，石仲泉说：“瑞金和于都是主要的，但并不排他。”所以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哪？在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四个地方
红军长征时间：从193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至1936年10月22日红二、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红军长征历时两年零五天。 按长征时的行政区划和习惯称谓，红军长征经过的省为14个：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原为四川一部分。长征第一渡——于都 于都地处江西省南部。东邻瑞金市,南连会昌县和安远县,西接赣县,北毗兴国县和宁都县。于都这座建置于汉代，古名雩都，并有“六县之母”之称的小城，至今已有1370多年的历史。然而，它真正名垂青史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作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平缓朴实的于都河从这里已流过了千百年，如果不是因为长征，它不过是一条普通的河流，但从1934年10月起，于都河渡口成为长征第一渡。 于都东门渡口码头，留有一小段的浮桥，岸边一块巨石上，有当年参加长征的杨成武题写的“长征渡口”四个大字。站在由船只搭起的半截浮桥上，望着日夜长流的于都河水，不由把我的思绪带到1934年10月17日傍晚，就是在这个渡口，红军战士们成4路纵队，通过这座浮桥开始了伟大的两万五千里征程。无数的火把，将于都河水映得通红，映照着出征的队伍远去。 如今，河水依然静静地流，不变的是河水，变了的是河畔的纪念碑园，碑园中心的碧绿草坪上，高高地耸立着一座双帆型纪念碑，高10．18米的纪念碑寓意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中央和红军机关于10月18日在东门渡口踏上长征征途；碑身为双帆造型，寓意是中央红军由此扬帆出征；顶端的黄色五星中刻有镰刀铁锤，红色碑园背景镶嵌着它，象征着红色的土地养育了革命战士；碑中间为“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九个大字。 在中国作家魏巍的笔下，于都是“地球上的红飘带”的出发地。在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笔下，于都是“前所未闻的故事”的开篇。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于都是“惊心动魄的史诗”的卷首。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笔下，于都是“中华民族伟大长征精神”的起源。静静的长征第一渡，以丰碑和纪念碑的名义，永远成为一道让世界惊奇的风景线，一个让中华儿女世代敬仰的永恒的红色景点。
我是仙游县鲤南镇平原村村民吴孙先，九七年我村发生水灾时我为营救一位老人脱险使我的家园被洪水摧毁，至今无处栖身，现要续建水灾过后我县领导曾经安置的地方重建家园，受到我镇领导百般阻挠和非法拘禁，该怎么办
瑞金于都长汀宁化下面为正文江西于都河畔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由集结广场、纪念广场、长征渡口、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等组成。 在集结广场，地面镌刻了一幅巨大的中央红军长征路线图，路线图上标明中央红军是从雩都(于都)开始了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之路;纪念广场上也矗有“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而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一块巨大石碑上，还刻着红色醒目的“长征源”三字。它们向前来参观的人们诉说，于都是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起点。 “长征从于都出发”的主题雕塑。 于都县政府提供的一份县情简介亦称，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中革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6万人集结于都，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都从此作为“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载入史册并闻名世界。 然而，在福建长汀县中复村观寿公祠，展示的一幅长征路线图标注的长征出发地却有四地，龙岩的长汀、三明的宁化以及赣州的瑞金、于都。观寿公祠建于明末清初，是福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福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82年前，1934年9月30日，红九军团就是从长汀观寿公祠出发，开始了战略转移。 事实上，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红色旅游都在打“红军长征出发地”牌。宁化、瑞金官方对外也称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点。2007年，宁化还斥资2092万元建设了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 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到底哪里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呢?还是长征出发地本来就是多个地方，而不仅限于一地? 澎湃新闻记者查阅相关论文和资料发现，长汀、宁化、瑞金、于都四地的党史研究专家都曾就长征出发地发表过相关研究论文或文章。 2003年10月，时任宁化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吴登洲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宁化作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之一的地位不容动摇》的文章。 上述文章称，宁化县委、县政府正在湖村镇锣鼓坪筹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并开发东方军入闽作战、彭湃县等革命旧址，作为在2004年10月举办中央红军长征70周年纪念活动中的一份厚礼。但却有人提出了质疑，认为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只是江西于都，而否定了闽西长汀、宁化、瑞金与于都等4个起点县的历史事实。 吴登洲在文章中列举了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等五份党史、军史资料证明，宁化与长汀、瑞金、于都等县同属中央红军长征起点县的历史地位。《毛泽东选集》第一卷(1968年版)《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第151页注释中记载：“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亦称中央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康模生也曾于2006年1月在《福建党史月刊》发表论文称，近些年在报纸杂志上不提福建长汀、宁化，而只说江西的瑞金、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这显然是不够全面客观的，也不是实事求是。康模生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不是在一个地方，而是在福建、江西的几个地方出发。红九军团是中央红军中率先出发的长征部队，也是惟一一支不在于都境内集结而离开中央苏区的中央红军，长汀是中央红九军团长征出发地。 2006年，时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一研究部主任黄修荣在长汀纪念红军长征研讨会上的讲话也称，长汀是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 而在2006年9月，时任于都县委党史办主任黄鹏生在《党史文苑》发表《揭秘长征出发地之争》一文中提到，长征出发地之争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长征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一阶段从党的领导人到普通的红军战士，从国内到国外，基本上说中央红军从于都(1957年前称雩都)出发，未发现其他不同说法。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前的石碑上刻着“长征源”。 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对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描述是，“当整个红军实际上已经集中到赣南雩都附近时，长征的命令就颁发了。长征是从1934年10月16日开始的。”根据当时的翻译吴黎平说，《西行漫记》中关于毛泽东个人经历和长征问题都是毛泽东同志亲口介绍，记录整理后还经毛泽东同志审阅过。 第二阶段，自1949年全国解放后至1985年，这一时期在各类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由“一地”变成了“四地”，即江西的瑞金、于都和福建的宁化、长汀。 “一地”变“四地”的根据源于1951年10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注释，注释称，“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即红军第一方面军)，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的大转移。” 第三阶段，1985年至2002年，这一时期，党史权威部门的表述中“四地出发”修正为“两地出发”，即瑞金、于都出发。1985年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初稿)及1991年该书修正后的版本，皆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6万人，分别自瑞金和于都地区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从此以后，在一些文献著作中，长征出发地一般不再提长汀、宁化。 第四阶段，2002年后，这一时期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亲临长征出发地考察，又召开了全国性的纪念长征出发理论研究会，党史权威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史工作者基本统一了认识，党史界基本认同于都出发的说法，同时也还有少部分同志持瑞金出发的观点。 2002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改编后出版，对长征出发地改为以下表述，“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也由瑞金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从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6万余人，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黄鹏生认为，上述表述保留了原版第一句话，是由于当时的瑞金领导对中央党史研究室考察人员提出了异议，但这种表述已明确肯定了中央红军出发地就是于都。 黄鹏生的文章还透露，2005年11月，中共赣州市委组织召开有瑞金、于都的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加的全市红色旅游理论研讨会，会上市委领导强调长征出发地问题不要再争了，明确由瑞金打“红都”牌、于都打“长征牌”、宁都打“反围剿”牌、兴国打“将军”牌、大余打“三年游击战争”牌，并把它们称为赣南红色旅游的“五朵金花”。 上述文章还提到，按理，长征出发地应该没有再争议的必要了;不过，党史和军史界的个别同志仍然有异议，瑞金市委党史办刘良、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王健英等同志仍坚持认为瑞金是长征出发地。2003年，刘良在《党的文献》第5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始于何时何地考》一文，王健英也发表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和时间考辩》等两篇文章坚称瑞金是长征出发地。公开资料显示，刘良曾是瑞金市委党史办原副主任;王健英是国家“突出贡献”专家，原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历史学教授。 即便如此，直至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争论仍未有定论。长汀、宁化仍坚持“四个出发地”的说法;瑞金则称是中国工农红军(中央机关)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从瑞金的云石山出发的。 云石山是一座海拔较低的小山包，坐落于瑞金市城西19公里处的云石山乡境内，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共中央局、中共革命军事委员会等中央机关各部委驻扎地。云石山，虽然山势不高，但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是从这里出发开始长征，因此又被称为“长征第一山”。 2016年9月11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长征出发地是多元的，不是一个地方。就中央红军而言，瑞金是中央首脑机关的出发地，于都是中央首脑机关和红军主力四个军团(中央红军一、三、五、八军团及中央第一、二纵队)的集结出发地。各部队接到中革军委命令时所撤离的地方，均可视为长征出发地。长征出发地不是唯一的，而是多元的。 不过，石仲泉说：“瑞金和于都是主要的，但并不排他。”所以红军长征的出发地是哪？在瑞金于都长汀宁化四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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