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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有哪些独具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特征，这些特征是如何形成的，直至今日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不一致。一些俄国学者认为，俄罗斯人有两种灵魂，一种来自西方，是理性的和先进的；另一种来自东方，是愚昧、落后的。笔者在本文中想对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问题作一尝试性分析。 众所周知，俄罗斯的祖先是东斯拉夫人的一支。而东斯拉夫人最早是游牧民族，社会发展的起点很低，而且极其缓慢，6世纪之前他们还处在氏族公社阶段。这些东斯拉夫人起初分布在东欧大平原上。最早的俄罗斯国家是由古罗斯人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建立起来的。 所谓罗斯人，是芬兰人对居住在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一些日耳曼人的称呼，意为北方人或诺曼人，而东斯拉夫人称他们为瓦兰人，意为商人。有的西方学者进一步指出，这些诺曼人是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经河流水道航行而来的瑞典商人和海盗，俄国史学家则把他们称为“瓦兰—罗斯人”。这些瓦兰—罗斯人以武装商队为基本组织，因而行动十分机动灵活，并且有极强的战斗力，所以常被斯拉夫人请去解决他们之间的各种冲突，或者对付外敌侵扰。这些人在进行贸易活动时，不免顺便干些抢劫和杀人越货的海盗勾当。 居住在诺夫哥罗德附近一带的一支东斯拉夫人请他们去为自己执掌权柄，于是就出现了瓦兰—罗斯人的留里克王朝。他们统治下的斯拉夫人就被称为俄罗斯人。可见，从俄罗斯最早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起，它的民族的血统就具有明显的混合性。只不过是在这种北日耳曼人和东斯拉夫人的融合中，占上风的是东斯拉夫人的因素。 虽然瓦兰一罗斯人成为了统治者，他们却被当地的东斯拉夫人逐渐同化了。这些俄罗斯人的祖先生活在东欧平原的北方，靠近北冰洋。灰蒙蒙的阴霾的天空，一望无际的大雪坚冰，蛮荒的草地，这种严峻的自然环境使古罗斯人长期不能安居乐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存方式、性格、心理、甚至信仰。他们乞求自然之神的保护，与大自然进行着神秘的交往。他们迫望离开了无生机的荒原和冷冰冰的冻土，不断地四处扩张并为此连连征战。他们在马背上游荡着，希图以武力为自己获取一个理想的家园。 著名俄罗斯历史学家C "索洛维约夫把古罗斯形容为“犹如风滚草似的流动的罗斯”，认为这种流动性或者说是“液态因素”延缓了古罗斯的发展。这种人性不足的过于原生态的生活，使俄罗斯人最初就缺少理性的根基，受制于一种无个性的民族自然力，神圣和罪孽对他们是同样的永恒的诱惑。同时他们又有着极强的群聚性，性格勇猛强悍，灵魂躁动不安。 由于诺夫哥罗德所处的地理位置偏僻，有许多不利于发展的因素，留里克的继承人奥列格决定向基辅进军。他在占领了基辅以后又四方征讨，把斯洛文人、克里维奇人、德列夫利安人、谢维利安人、拉迪来奇人等斯拉夫人部落及麦里亚人、维西人、楚得人等非斯拉夫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样一来，历史上就形成了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基辅罗斯。它实际上是后来的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共同的国家。 这是一个保留着浓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早期封建国家。它的统治者们野蛮且贪图享受，沉湎于吃喝玩乐，而掠夺财富的手段十分残酷，其“索贡巡行”是众所周知的。这一切最后引发了德列夫利安人与基辅罗斯的血腥冲突。德列夫利安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杀死了基辅罗斯的伊戈尔大公，伊戈尔的妻子则对德列夫利安人进行了多次罕见的残忍报复，大有不将其赶尽杀绝誓不罢休之势。 而在基辅大公们攻打拜占廷的过程中，古罗斯人再次表现出了极度的野蛮和凶残，他们不仅疯狂地掠夺财物，而且焚烧教堂，毁坏宫殿，对抓获的战俘，“或砍杀，或酷刑折磨，或作箭垛射杀，或投入大海”，真是残忍得无以复加。按拜占廷史学家的记述，伊戈尔的儿子斯维亚托斯拉夫更是不屈不挠，骁勇无比，生性大胆而易冲动。基辅罗斯的史书上记载，斯维亚托斯拉夫在战斗中“步履矫健，身轻如豹”，出征“不携锅灶，不煮食肉类，只把切成薄片的马肉、兽肉或牛肉，架在火堆上炙烧而食”，夜宿“不搭设帐幕，不铺鞍垫，枕马鞍，露天而眠。” 由此可见，一些人所说的俄罗斯人从蒙古接受的那些“丑陋不堪的东方因素”，实际上正是生活在东欧平原北部的古代东斯拉夫人所固有的特征。诸多地理、气候、人文、政治、经济等条件，造就了俄罗斯人与众不同的独特性格，其基本特点早已有之，并非从东方移植而来。 至于蒙古人对俄罗斯人二百多年（1243－1480）的统治，确实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严酷地破坏了俄罗斯本来不甚悠久的民族文化，使俄罗斯民族的历史不仅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可以说进入了一个退缩的时代。特点：1、兼有东西方文化特征的“中间性”和”兼容性”；2、其内部结构具有“两极性”；3、受基督教以及其他宗教仪式很强的影响。4、文化发展速度很慢，其受上一代人的经验和传统影响很大。 5、局部性，封闭性。 6、多样性。形成原因：1、俄罗斯的现代化运动造就了俄罗斯文化；2、俄罗斯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造成了俄罗斯文化来源成分的多样性,而这种多元构成的文化的逐渐形成,则是已经成为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相互矛盾和相互渗透的过程。
——警惕全球变暖 最近这几年，大家觉得天气一下子就变热了，原本凉爽的秋天现在几乎要到10月下旬才开始，8月份最热的天居然达到了40度以上。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是人类自己惹的祸。 随着人类高科技发展进程越来越快，科学随之产生的副作用逐渐体现出来，全球变暖就是一个例子。天气炎热，在酷暑里泡空调成为了一项新的“业余爱好”，但人们可曾想过，空调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空调排放的气体中含有大量的甲烷，输送到外面，甲烷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气体。同时，空调还会浪费掉许多电，所以要尽量避免用空调，适当即可。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二氧化碳！汽车尾气与工厂废气中含有大量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最可能导致温室效应（即全球变暖）现在汽车逐渐增多，据有关方面统计，到21世纪，汽车在全世界已有7亿辆，大量的尾气严重影响着我们，咳嗽，喉咙发炎……最重要的是全球变暖。有人统计，美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已达到了20吨一年！中国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人均排放量也有51吨一年！我们周围的环境在恶劣地变化。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森林锐减，水资源破坏，生态链严重被破坏，大量土地贫瘠，水污染严重，据统计全世界10%的河水被污染，新鲜的淡水供应成了问题，同时由于矿物质被大量使用，燃烧出的CO2气体导致了大气污染，同时臭氧层被严重破环，南北极出现臭氧层洞，加剧了环境的恶化。这样恶性循环的话，最终会导致人们的生活被严重影响。 这样一来的悲剧是什么呢？当然是显而易见了！天气加热，海平面上涨，南北极冰川融化，海滨城市，岛国被淹。这一切，都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实验证明，以后300年，海平面将上涨半米多，这还是最乐观的数据。再过7年，全球变暖将会无可逆转地持续。更可怕的是，由于北极冰融化，降雨量加强，大量淡水汇入北大西洋，破坏了墨西哥暖流，一旦墨西哥暖流被切断后，欧洲西北部温度将会下降5—8度之多，从而造成的影响，很可能引发新的冰河时期！想必大家一定看过《后天》这部电影，剧中的情景正是几百年后对我们地球的一个真实写照：龙卷风，冰层断裂，温度急剧下降，冰风暴，冻雨，地震，洪水，海啸……这并不是疯狂的幻想，如果人类不停止毁坏环境的话，这将成为现实！全球变暖不仅仅是天气变热，更会牵连出许多负面影响！ 为了拯救地球，我们应该尽量做到：不开空调，使用回收环保纸张，舍弃肉类（牛排）食品（牛消化中含有一氧化二氮，如果你转为素食主义者，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减少5吨！）不用塑料袋，乘公交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其实环保并不难，只要你支持环保，就是你给这个星球的最好礼物，不需要太多言辞，只要每个人都行动起来，就会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如今，日本，英国，美国等国家纷纷行动起来，我们虽然也采取了行动，但，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这一点，还是不够的。所以，警惕全球变暖，是全人类为了挽救地球的唯一方法，有人也许会说：我们不是可以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吗？答案虽是肯定的，但那又能容纳多少人呢？有人说：治理温室效应的资金太大了，对金融来说是天价。但，如果一直拖延，最终的结果，是我们的地球面目全非，别说金融，就连自己的生命也难保啊！所以环境保护不应只停留在口头上，而要真正付之与行动了。 回答者： 阿
论《大国崛起》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内容】 《大国崛起》通过展示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等九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用不同方式实现强国的历程，不仅体现出各自鲜明的不可复制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个性，同时也探讨了某些相通的规律，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向与模式有指导作用。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体制创新。 葡萄牙、西班牙是市场经济的发端国，英、法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创始国，美国是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与政府干预有形的手共同调节经济的开山祖。事实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要想经济平稳运行，必须坚持市场与宏观调控相结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前，我国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转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我国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科技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发展，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一、抓住发展机遇，提升国家实力。大国崛起都是抓住了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英国抓住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标志，成为世界霸；美国则在电力为标志第二产业革命中占得先机。因此，我国崛起必须善于抓住发展机遇，在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中，要切实推进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的发展，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经济基础。 积极发展科技，推进教育文化事业。日本十分重视这方面发展，积极向外国学习。不论是涩泽荣一前往欧洲参加万国博览会，回国宣传新思想，还是日本1871年派使团出使欧美各国，都为明治维新的开展奠定了基础。明治维新期间，日本重视发展科学技术，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普及义务教育，派遣留学生，加快了向西方学习的步伐，缩短了与西方经济的差距。在当今，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高素质人才，切实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二、改革要循序渐进，不能一蹴而就。苏联的兴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沙皇彼得一世、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本来是俄罗斯改革体制最有力的推动者，可当改革到一定阶段时，改革必然触犯到这些人的利益，此时他们都同时不约而同成为改革的反对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葬送国家几十年改革的成果。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坚持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强国之路。切实要推进改革的发展， 循序渐进，并且进行要彻底。 三、 弘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培养民族精神，推进思想解放。大国的崛起都经历了思想解放的历史过程，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的。英国的崛起经历了早期的新教运动，为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启蒙运动下，法国爆发大革命，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人具有武士道精神，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明治维新期间更是在太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的带领下，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民族精神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我国必须要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地位，树立社会主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努力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增强民族凝聚力，提升民族竞争力。 要实现和平崛起。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世界和平，阻碍了社会发展，不容历史所原谅。当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集中营长跪忏悔，我们看到了德国人勇于反思和敢于悔过的决心，我们也相信他们必将实现和平发展。跪下来的勃兰特，站起来的是整个德国。因此，我国必须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广泛开展对外竞争与合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我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在国际上有重要地位。我国要坚持求同存异，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共同发展，展示我国负责大国形象，绝对要避免世界大战的悲剧。 《大国崛起》是中国纪录片人为回望世界历史提供的一个独特的视角。它以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为当下中国的发展寻找鉴镜；它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经验；它以寻找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为叙述平台，为推动中国的发展寻找根本的力量。 聆听历史是一种深远的领悟，借鉴历史是一种内在的智慧。相信通过《大国崛起》，必将启迪中国未来的发展;相信通过共同奋斗，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了一条“辉煌灿烂”的“多余人画廊”。在这画廊中耸立着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他们是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屠格涅夫《罗亭》中的罗亭；冈察洛夫《奥勃洛摩夫》中的奥勃洛摩夫等。在这些人的灵魂深处一半蕴藉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闪烁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思想光芒，迸发着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崇高目标的火花；而另一半则被西方利己主义和怀疑主义的消极思想所侵蚀，他们在情感与理智的悖逆中，形成了二重矛盾的性格和复杂的生命形态：个性意识的觉醒，使他们萌发去寻找精神解放的途径，而自身性格软弱的钳制，又使他们找不到新生活的定位，徘徊、孤独、苦闷。他们既不满俄国社会现状，愤世嫉俗，但又不愿站在人民一边，精神上无所寄托。他们一面觉得在鄙俗的上流社会无以容身，但又对上流社会以外的生活同样感到索然无味。因而到头来尽管不甘心沉沦却又无力超出社会的束缚与羁绊。他们只能是否定和怀疑的精灵，是一群生活理想的“迷惘者”，努力寻求自我实现，终因不能在生活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变成了“多余人”。关于“多余人”这个概念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的一种译稿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后来俄国评论家赫尔岑给“多余人”下定义说“他们充满高贵的愿望，但羽翼折断，眼睛看到哪里就奔到哪里：他们想隐遁起来，避开生活，这是多余的，没有益处的人。” 文学反映青年的生活已形成诸多传统的主题，“多余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群体。同创世英雄、寻梦者和毁灭者等类型相比，“多余人”题材更具绵延性、复杂性和普及性。 一、 近现代研究“多余人”形象现状一瞥回眸我国对“多余人”形象的研究，首先是从俄国“多余人”形象入手，进而对世界文学之中与俄国“多余人”相类似的典型进行探讨，从狭义到广义的比较研究中萌生出一个新命题，即“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1）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我国对俄国“多余人”的认识主要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研究，我国评论界几乎一直囿于“多余人”是俄国文学“特产”的认识阶段，普遍惯性地使用这个定型的结论。而各个历史时期对这一形象的认识都基于时代所需，是一种“感性”的理解。在动乱前，我们对俄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倾向是“以我所需”、“急我所用”、“拿来天火”给苦难的大众为我们解决燃眉之急的现实斗争服务。这是个“全面肯定”的时期，我们对“多余人”身上的觉醒和抗争的积极方面，给予了最充分的关注，却有意无意地疏忽了他们身上的消极方面。进入极左时期，对俄国文学的研究进入冰冻，“多余人”真正变得多余，并销声匿迹。总体上，这个阶段我们对“多余人”形象的认识基本上处于一个分散的初级认识阶段，对“多余人”也多是从介绍的角度进行普及性传播。第二阶段是20世纪末的20年至今，这一阶段进入理性化思考。一大批对“多余人”问题的研究论文逐渐在广度和深度上有新的开拓，主要归纳为下面几个方面：其一，对读者熟悉的非“多余人”典型重新审视，发现了“新”的“多余人”。不满足于已有定论，勇于开拓发现。有文章指出“达吉雅娜与奥涅金一样，只有觉醒，没有真正的反抗”，认为达吉雅娜也具有“多余人”的色彩。其二，对于那些原本公认的“多余人”形象或提出质疑或重新评价。其三，从整体上对俄国“多余人”产生、发展情况、进步意义等重要问题作了有益的探索。在刘亚丁的专著《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一书中提出俄国“多余人”产生实际上“是外来文化撞击古老俄国的结果，外来文化第一批接受者是青年贵族，他们无法停息被撞击后的震荡。”同时这个高峰时期俄国“多余人”的影响，也唤起了我国一代青年的觉醒和一代作家的创作。（2）“多余人”现象的初步联网以俄国“多余人”为稳固的经线，我们打破国界，在“多余人”研究中出现横向“联网”。评论家首先把视线投向了中国近现代文学中的“零余者”和“孤独者”。如《屠格涅夫和郁达夫的“多余人”比较研究》、《论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孤独者”》。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如《贾宝玉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贾宝玉与奥涅金之比较》等。其次，评论者在日本和法国文学中找到了俄国“多余人”的兄弟。日本古典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光源氏形象，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画廊里一个典型的悲剧性的“多余人”。有的论述了日俄“多余人”的相似之处后，还从价值观、伦理、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等方面阐释了日俄“多余人”的差异。另有把法国的“世纪儿” 和“孤独者”联系起来，启示我们追溯中法文学的姻缘。对于中日“多余人”之异同也有专文进行了论述。以日本“私小说”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中国“零余者”的影响。（3）一个新命题的萌生——“多余人之世界性文学现象” 对于世界近200年间的“多余人”现象，沿着二百多年的不断的发展历史轨迹，得出了“多余人的演化”轨迹。从18世纪末维特的出现为起点，其后是19世纪初“世纪儿”的“世纪症”蔓延，几乎与此同时“拜伦式英雄”和哈洛尔德震动欧洲；到了19世纪20至50年代，俄国的“多余人”以强大的阵容和整齐的队伍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的“逃遁者”面世，中国的“孤独者”、“零余者”便接踵而至。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的“反映雄”虽然姗姗来迟，却与法国的“局外人”、英国的“愤怒青年”和德国的“新维特”，互相呼应，携手问世，构成了当代“多余人”联网。这一联网真正实现了歌德最早提出的“世界文学的梦想。从“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和各国文学的自身的实际来重新审视“多余人”现象，就不是孤立的研究，有利于促进各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共同发展。经全方位普查和多角度扫描，评论界定质定量地给世界“多余人”现象得出一个纵横交叉的历史发展模式，得出这样一个简略的图示：（美国） “反英雄” （20世纪中） （中国） “孤独者” （20世纪初） （日本） “逃遁者” （20世纪初） （俄国） “多余人” （19世纪前叶） （英国） （英国） （德国） （法国） （法国） “愤怒青年” “拜伦式” “维特热” “世纪儿” “局外人” （20世纪中） （19世纪初） （18世纪末） （19世纪初） （20世纪中） （德国） “新维特” （20世纪中） 本图示基本表示出世界各国文学在相同和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的相近“多余人”类型的各自姓氏代号。每个代号的专用名称几乎都包含着一个群体系列。同时图示中的国际性的排列组合，克服了本土文学的自足性和排他性，反映出互相交融、理解和创造的新局面。 二、“多余人“形象研究之我见（1）“多余人”的特征 “多余人”是多棱多角多面的立体，身上混杂着复合的色彩，反映了复杂的人生。他们是思想上的“报晓的先觉者”，行动上则是“贫乏的残疾者”。他们是属于精神世界中最鲜活和最忧郁的“精神贵族”。用一句话概括，“多余人”的心理特征是，意识和意志的不相协调。意识上的“巨人”和意志上的“矮子”，这也是“多余人”大起大落的精神历程和悲剧。他们有勇气从厌恶的环境中拔了旧根，却找不到适宜的土壤扎新根，成了“无根浮萍”、“身外客”、“局外人”、“逃遁者”、“隐身人”。（2）国度“多余人”典型的分析 ①自省和探索——俄国“多余人” 俄国“多余人”的精神探索，具有东方人的忧患意识和民族的整体特征，在民族兴亡中实现个人的价值。这使俄国“多余人”闪耀着某种灵光，格外动人，而且更富有生命力和感染力，或许这也是俄国“多余人”在文学家笔下获得不朽价值的重要原因之一。俄国“多余人”是从俄国的旧文化和欧洲新文化撞击融合的血肉土地上产生出来的。这是“多余人”产生的一般性回答。俄国盛产“多余人”特别是从贵族阶级中不断地裂变处“多余人”，与俄国贵族阶级所处的特殊历史地位有着密切关系。另外，在这些反映传统主题的杰作里，我们明显地看出文学家本人的精神和心理与他所塑造的主人公的亲缘关系。因此，这些“传统主题”中的贵族青年形象在一定意义上是作家的精神的再生儿。 ②东方隐士——日本“逃遁者” 无论是二叶亭四迷《浮云》的主人公内海文山，还是夏目漱石作品中塑造的一系列日本式“多余人”形象，都表现出“隐士”的特点。他们是“内向的”，拘谨、沉重、迟缓，远没有欧洲和俄国“多余人”那种无所顾忌的洒脱、豁达和冒险精神，但它们具有更强的忍耐力和承受力。首先是旧思想的强大和根深蒂固，羁绊着“多余人”新思潮的萌发；其次，东亚文化儒释道的精神和日本民族传统的打“和”精神对他们“隐士”精神的造成有着密切的制约作用。日本“逃遁者”是东方文学中最早出现的一批“多余人”形象，它为年轻而短暂的日本近代文学开拓了现实主义道路。同时也为中国“零余者”的诞生不断吹来了春风。 ③最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中国“零余者” 从郁达夫笔下的自叙的“沉沦者”到鲁迅笔下的孤独的魏连殳，从丁玲笔下的沙菲到巴金《爱情三部曲》中的周如水，从老舍笔下的祁瑞宣到钱钟书《围城》中的方鸿渐，中国“零余者”蜂拥而来。古老的封建王国在不可避免的社会大变革中，开始整个民族的蜕变，走向现代化社会的历史性转变轨道，是中国“零余者”大批萌生的文化背景。同时，20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加速，成为了中国“零余者”的催生剂。“五四”时期中国觉醒的知识青年，与近代西方意识的接轨决定了中国“零余者”精神含量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决定了中国“零余者”思考的浓缩性和情感的强烈尖锐度。（3）“多余人”形象的巨大魅力首先来自形象本身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这是由“多余人”的崇高的悲剧性格所决定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社会人都一定处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某个点上，而对于“多余人”来说，他们恰恰处于社会关系网络的最敏感点上，因而他们的性格悲剧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且较之一般性像，他们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着社会关系两极的对立和冲突，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社会关系两极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的产物。 其次，“多余人”都具有性格缺陷，因而形成其悲剧的性格特征。在灵与肉、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中往往陷于强烈的内省和忏悔意识。从而产生一种深刻的“内源性”忧郁症。在这种复杂的性格中，才真正体现人物性格真实的美，同时产生复杂的美学效应，使读者获得悲与喜交融、崇高与滑稽相混杂的复杂深刻的审美感受。这就是多余人形象具有强大感染力的美学原因。阅读“多余人”，走进他们的世界，你能在他们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瞬间发现“自我”，产生共鸣，带来思索。 参考书目： 1、《“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探讨》，张伟著，东方出版社，1998年 2、《比较文学基本原理》，方汉文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 3、《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研究》，张承举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4、《《叶甫盖尼奥涅金》，普希金，译林出版社，1996年
帮你找到下面一篇参考文章，希望对你的论文有所借鉴 俄罗斯报业改革发展及受众分析 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俄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创建了庞大的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体系。截止到1986年，苏联已有各类报纸8000多家；其中日报713种，发行量为一亿多份 ，位居世界前列。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前苏联的新闻出版体系迅速瓦解。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开始由新闻出版部统一管理。由于俄罗斯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变革，新的新闻出版体系也逐渐形成。俄罗斯民主自由的新闻出版观念在大众中已经十分普及。从苏联解体直到今天，虽然新闻出版业经历了不少坎坷的道路，但它还是在碰撞中吸取经验，不断发展。 新的政治体制下的报业改革 1991年12月，俄罗斯联邦通过了《大众传播媒介法》。该法给俄罗斯报业带来“民主”和“自由”，并拓宽了报业的活动领域。但是所谓“自由”出版，并不代表报纸媒体可以完全自由，毫无顾虑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报刊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以强大的财政，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苏联时期的党报，机关报依靠苏共中央的财政拨款。苏联解体以后，报刊不在享有拨款，他们必须自负盈亏。于是，党报，机关报纷纷改成民营的独立报纸，向社会寻求经济支持。他们艰难地自筹资金，惨淡经营；其它专业报刊更是在市场经济中颠簸挣扎。财经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新闻出版业自由发展的最大障碍。 新闻出版业在经济上遇到的困难是由苏联时期开始形成的。在苏联时期，虽然出版报刊有很大的利润，但是其利润流入到党组织，共青团，工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中，最后汇入国家财政部门。苏联政府并没有在发展大众传媒的经济基础设施上投入资金。经济问题一直拖延，始终没能得到彻底解决。现在的俄罗斯新闻出版业处在缺乏信息资本，没有资金保障的状态中。当前俄罗斯经济发展面临很多困难，自然也影响到了大众传媒业。由于缺乏投资，纸张和印刷的价格过高，广告市场发展过于缓慢等原因，造成了报业盈利上的困难。但是以上这些只是客观因素， 现存的主观问题是：许多报社为了拥有更多读者，盲目扩大报纸版面，而其质量标准下降。刊物中出现许多空洞，肤浅的消息。他们希望刊物上刊登的新闻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映，但是这些新闻往往并不真实。总而言之，目前俄罗斯新闻出版业自由发展所面临的考验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新闻伦理标准的问题。 书刊检查机构被取消，刊物能够自由出版发行。这对新闻工作的伦理性提出了严峻考验。很多新闻工作者不能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使报道经常缺乏准确性。这些报道使读者失去了对刊物的信任。读者对刊物的失望加深了报业危机。失去读者的信赖就意味减少了报纸发行量。 这个问题在俄罗斯民主发展的第一年就已经出现了。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报纸发行量下降的同时，报刊的种类明显的增加了。在俄罗斯报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独特的“数量爆炸”。80年代末期，苏联的报刊只有几百种。90年代初期，全苏联有8000多种刊物发行。其中报纸4863多种，杂志3353多种。而今天，有27000多种刊物在俄罗斯境内（不包括独联体国家）发行。 苏联时期的中央级报刊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但是不论是从内容上，形式上，还是经营管理方式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苏联时期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苏联解体以后和一家希腊的公司(Steelite Holdings Ltd)合作, 并组建了“真理报国际有限公司”。希腊公司拥有55%的股份，报社只持有45%股份《真理报》就这样生存了下来。但是报社和希腊公司很快就产生了矛盾，报纸也分成两家。由真理报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还是叫《真理报》。它是俄罗斯共产党和左翼力量的报纸，由俄罗斯的一些大型商业，企业机构支持。由真理报国际股份公司出版发行的报纸叫做-《真理报-5》。《真理报-5》的政治倾向自由，仍然是由外国的财政资本支持。 苏联解体以后，原来的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得到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卢科依尔公司的财政支持。该公司买下了《消息报》41%的股份。是《消息报》的最大股东。在卢科依尔公司的经济支持下，《消息报》的出版发行一直比较稳定。在受众中的影响也比较大。 苏联时期的共青团中央机关报《共青团真理报》。它从内容，版式，风格上都有极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只是报纸的名称。 《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是目前最受莫斯科受众青睐的都市报了。它的前身是莫斯科团市委机关报。 苏联解体后，新的刊物大量涌现。在俄罗斯现代受众中影响比较大的报纸有《独立报》，《今日报》，《生意人报》等；杂志有《总结》等。《独立报》和《今日报》主要是对时事，政治，经济等进行分析和评论。《生意人报》属于商业报纸，深受商业和金融界人士的喜爱和认同。 俄罗斯报业的发展进程 在俄罗斯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不平均的情况下，可以把俄报业的发展粗略的分成几个阶段。 1989-1991年，新闻出版业开始从旧的传统形式中挣脱出来。在这以前，刊物曾是为苏联共产党服务的工具。苏联解体后，新闻出版业自由地从外界压力中解脱出来。这标志着新的新闻工作形式已经形成了。这段时期，刊物成为官僚，行政管理部门的评论工具。新闻出版业有一定的自由，但是国家政党保持了领导的角色。1990年6月12日，关于新闻事业的新立法被通过了。苏联共产党无权再干涉新闻业的自由出版。新闻出版业从国家机构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 1991-1993年，俄罗斯新闻出版业经历了自由的黄金时期。苏联时期对报业实行的是垂直管理。在这种垂直管理模式下，报刊一般被分为若干等级——中央的；加盟共和国的；边疆区、州、自治共和国的；一般城市和地区的；工矿、学校、农庄等企事业单位的。各级报刊均处于苏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并接受各级党委（或党领导的企事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全苏新闻社——塔斯社为这些报刊提供消息，主要的中央报纸通过传真传递到全国各个城市。现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不存在了。每一家报社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他们不用听命于任何外界的命令。在报业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需要新的投资。俄罗斯经济垄断后的纸张价格过高，印刷费用相对增加。这样报社赢利很困难。甚至有报社干脆不赢利。国家曾试图给报业，印刷业发放补助金作为援助。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在竞争中生存，许多报社不得不大量刊登广告，并争取外来的资本投资。1993年12月，俄罗斯联邦会议对“大众传播媒介法”进行了修改，使新闻传播更加民主，自由。并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 1995-1996年，在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新闻业寡头们联合起来支持总统候选人叶利钦。使俄罗斯再次出现了享有特权的新闻出版形式。（以前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操纵下，现今是被大财团所掌握。）但是统一战线并没维持很久，私有制破坏了新闻业的统一战线，新闻界的垄断者们不得不开始进行信息战。这样的政治战争一直持续着。 1998-1999年，新一轮总统大选使新闻垄断者之间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从2000年总统大选结束以后直到现在，由于新闻业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商业化和政治化，刊物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声望再次下降。总统普京提出了必须加固国家新闻传播事业的要求。为了加强国家对新闻传播业的监督管理，专门成立了管理刊物，广电，大众传播的部门。并在互连网上建立了代表官方看法和意见的消息社-《国家RU》。目前俄罗斯发行的报刊不仅由国家控制，还有一部分是各政党的舆论工具。 俄罗斯主要发行的报纸有：《真理报》发行量19万份；《消息报》61万份；《今日报》5，6万份；《独立报》5，7万份；《劳动报》158万份；《俄罗斯报》53万份；《共青团真理报》166万份；《文学报》26万份。 俄罗斯报业受众分析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报业经历了风风雨雨，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俄报业逐渐走向了商业化的发展模式。分析，研究报业市场和受众也成了现代报业必修的一课。 俄罗斯领土面积为1110万平方公里，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平均人口密度底。约有人口14850万。我们可以按年龄可以把俄罗斯人划分成五代人。1）民主革命的一代（生于1900-1923年）。他们经历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卫国战争等。这一代人是苏联初期国家的建设者。他们对国家有很强的责任心和自我牺牲精神。2）缄默的一代（生于1923-1943年）。他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给苏联的经济带来巨大损失。这一代人大多都奉公守法，默默忍受物资的匮乏。3）积极的一代（生于1943-1963年）。他们积极，果断，上进。为战后苏联的恢复性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宇航员尤里加加林。4）生于1963-1983年的一代。他们经历了苏联和美国的冷战，经历了苏联政府更换新一代领导人。5）生于1983年以后的一代。这代人出生在苏联时期，经历了苏联的衰败和解体。他们面对的是俄罗斯今天新的社会体制。目前的报纸受众群体主要集中在第三，四五代人中。下面我们对这几部分受众进行逐一分析。 经历了社会体制的巨变，俄罗斯报业受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也有相当大的变化。影响受众行为的首要因素可以说是文化因素和年龄差异。 俄罗斯人民的文化程度较高。苏联早在1952年就基本普及了七年制义务教育；70年代初，已经普及了八年制义务教育；而从80年代到现在，俄罗斯一直在努力普及公民义务教育。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已经普及了十一年制义务教育。 由于受众年龄差较大，对报纸消费行为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生于1943-1963年的那代人相对保守。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前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并经历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的社会巨变。他们不太接受国家政治体系的变迁，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对新的社会体系表示怀疑和不满。这类受众有读报的习惯，但是对现代报刊的报道不太感兴趣，尤其是对五花八门的社会新闻，各种奇闻逸事，小道消息比较反感。他们能接受的是具有民族爱国主义倾向的新闻报道。生于1963-1983年的俄罗斯人则比较开放。他们从小学到中学接受的都是苏联社会主义基础教育。苏联解体以后接受的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高等教育。这一代人是报刊的积极受众。他们对政治，经济，外交，时事新闻及评论等内容的报纸杂志很感兴趣。并经常订阅和自己专业有关的业内刊物。他们普遍向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追求完美。希望从媒介的报道中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出生于1983年以后的俄罗斯人是一代年轻的新闻受众。总体来说，这类受众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有思想和行动力。他们积极进取，特别喜欢接受大量的新闻和信息。但这类受众中有一小部分人喜欢讲排场，盲目追求奢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政治，经济，国际新闻及评论不太敏感，而对社会名流，演艺界，体育界明星的生活新闻感兴趣。这类受众经常购买关于明星生活的昂贵杂志，然后对其进行模仿。 面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的报刊受众，随着俄罗斯报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俄罗斯现代报刊越来越重视对受众的调查分析。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改革和创新。 今天的俄罗斯报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临着很多新的课题和挑战。报刊必须以受众的利益为主，公正客关的面向群众。以多元化的表现手段来吸引受众。积极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