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报刊★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解放军报 ★省级党报★ 北京日报 天津日报 解放日报 重庆日报 河北日报 山西日报内蒙古日报 辽宁日报 吉林日报 黑龙江日报 新华日报 浙江日报 安徽日报 福建日报 江西日报 大众日报 河南日报 湖北日报 湖南日报 南方日报 广西日报 海南日报 四川日报 云南日报 贵州日报 西藏日报 陕西日报 宁夏日报 甘肃日报 青海日报 新疆日报 ★市级党报★石家庄日报 太原日报 沈阳日报 大连日报 哈尔滨日报 南京日报 杭州日报 宁波日报 合肥晚报 福州日报 厦门日报 南昌日报 济南日报 青岛日报 郑州日报 长江日报 长沙晚报 广州日报 深圳特区报 南宁日报 海口晚报 成都日报 昆明日报 贵阳日报 西安日报 银川晚报 兰州日报 乌鲁木齐晚报 ★党建期刊★中央 党 建（中央） 党建研究（中央） 地方 前 线（北京） 党建文汇（辽宁） 党的生活（黑龙江） 今日浙江（浙江） 福建支部生活(福建) 当代江西 （江西） 支部生活 (山东) 党员博览（山东） 党的生活（河南） 党员生活(湖北) 学习导报（湖南） 南方月刊（广东） 岭南学刊（广东） 党的建设（四川） 当代党员（重庆） 当代贵州（贵州） 当代陕西（陕西） 共产党人（宁夏） ★理论期刊★ 中央求 是（中央） 人民论坛（中央）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央） 中国行政管理（中央） 中国发展观察（中央）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中央）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央） 理论视野（中央） 理论前沿（中央） 地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北京） 新长征（吉林） 唯 实（江苏）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海) 领导之友（河北） 理论探索（山西） 政 策（湖北） 新湘评论（湖南） 特区实践与理论（深圳） 桂海论丛（广西） 毛泽东思想研究（四川）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云南） 理论与当代 （贵州） 理论导刊（陕西） 甘肃理论学刊（甘肃） ★党史期刊★中央党的文献（中央） 中共党史研究（中央） 百年潮（中央） 地方 北京党史（北京） 党史博采（河北） 党史文汇（山西） 内蒙古党史（内蒙古） 党史纵横（辽宁） 上海党史与党建（上海） 世纪风采（江苏） 党史纵览（安徽） 福建党史月刊（福建） 党史文苑（江西） 党史博览（河南） 党史天地（湖北） 湘 潮（湖南） 传 承（广西） 四川党史（四川） 红岩春秋（重庆） 陕西党史（陕西）
中国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解放军报》、《半月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 》、《学习时报》。中国党刊分为中央级党刊和地方党刊（1）中央级党刊：《求是》、《党建》、《党建研究》、《人民论坛》、《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国发展观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理论视野》、《理论前沿》、《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潮》。（2）地方党刊：北京市的《前线》、天津市的《天津支部生活》、河北省的《共产党员》、山西省的《前进》、内蒙古自治区的《实践》、辽宁省的《共产党员》、吉林省的《新长征》、黑龙江省的《奋斗》、上海市的《上海支部生活》、江苏省的《群众》、浙江省的《今日浙江》、安徽省的《江淮》、福建省的《海峡通讯》、江西省的《当代江西》、山东省的《山东支部生活》、河南省的《党的生活》、湖北省的《政策》、湖南省的《新湘评论》、 广东省的《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今日广西》、海南省的《今日海南》、重庆市的《当代党员》、四川省的《四川党的建设》、贵州省的《当代贵州》、云南省的《云南支部生活》、西藏自治区的《新西藏》、陕西省的《当代陕西》、甘肃省的《党的建设》、青海省的《党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共产党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今日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建设》。
人民日报，求是，各省级党报，党课等等，很多。
★中央报刊★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解放军报 ★省级党报★ 北京日报 天津日报 解放日报 重庆日报 河北日报 山西日报内蒙古日报 辽宁日报 吉林日报 黑龙江日报 新华日报 浙江日报 安徽日报 福建日报 江西日报 大众日报 河南日报 湖北日报 湖南日报 南方日报 广西日报 海南日报 四川日报 云南日报 贵州日报 西藏日报 陕西日报 宁夏日报 甘肃日报 青海日报 新疆日报 ★市级党报★石家庄日报 太原日报 沈阳日报 大连日报 哈尔滨日报 南京日报 杭州日报 宁波日报 合肥晚报 福州日报 厦门日报 南昌日报 济南日报 青岛日报 郑州日报 长江日报 长沙晚报 广州日报 深圳特区报 南宁日报 海口晚报 成都日报 昆明日报 贵阳日报 西安日报 银川晚报 兰州日报 乌鲁木齐晚报 ★党建期刊★中央 党 建（中央） 党建研究（中央） 地方 前 线（北京） 党建文汇（辽宁） 党的生活（黑龙江） 今日浙江（浙江） 福建支部生活(福建) 当代江西 （江西） 支部生活 (山东) 党员博览（山东） 党的生活（河南） 党员生活(湖北) 学习导报（湖南） 南方月刊（广东） 岭南学刊（广东） 党的建设（四川） 当代党员（重庆） 当代贵州（贵州） 当代陕西（陕西） 共产党人（宁夏） ★理论期刊★ 中央求 是（中央） 人民论坛（中央）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央） 中国行政管理（中央） 中国发展观察（中央）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中央）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央） 理论视野（中央） 理论前沿（中央） 地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北京） 新长征（吉林） 唯 实（江苏）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海) 领导之友（河北） 理论探索（山西） 政 策（湖北） 新湘评论（湖南） 特区实践与理论（深圳） 桂海论丛（广西） 毛泽东思想研究（四川）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云南） 理论与当代 （贵州） 理论导刊（陕西） 甘肃理论学刊（甘肃） ★党史期刊★中央党的文献（中央） 中共党史研究（中央） 百年潮（中央） 地方 北京党史（北京） 党史博采（河北） 党史文汇（山西） 内蒙古党史（内蒙古） 党史纵横（辽宁） 上海党史与党建（上海） 世纪风采（江苏） 党史纵览（安徽） 福建党史月刊（福建） 党史文苑（江西） 党史博览（河南） 党史天地（湖北） 湘 潮（湖南） 传 承（广西） 四川党史（四川） 红岩春秋（重庆） 陕西党史（陕西）
党报：人民日报党刊：《求是》
中国党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每日电讯》、《解放军报》、《半月谈》、《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 》、《学习时报》。中国党刊分为中央级党刊和地方党刊（1）中央级党刊：《求是》、《党建》、《党建研究》、《人民论坛》、《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行政管理》、《中国发展观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理论视野》、《理论前沿》、《党的文献》、《中共党史研究》、《百年潮》。（2）地方党刊：北京市的《前线》、天津市的《天津支部生活》、河北省的《共产党员》、山西省的《前进》、内蒙古自治区的《实践》、辽宁省的《共产党员》、吉林省的《新长征》、黑龙江省的《奋斗》、上海市的《上海支部生活》、江苏省的《群众》、浙江省的《今日浙江》、安徽省的《江淮》、福建省的《海峡通讯》、江西省的《当代江西》、山东省的《山东支部生活》、河南省的《党的生活》、湖北省的《政策》、湖南省的《新湘评论》、 广东省的《南方》、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今日广西》、海南省的《今日海南》、重庆市的《当代党员》、四川省的《四川党的建设》、贵州省的《当代贵州》、云南省的《云南支部生活》、西藏自治区的《新西藏》、陕西省的《当代陕西》、甘肃省的《党的建设》、青海省的《党的生活》、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共产党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今日新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兵团建设》。
属于历史类的
文学 哲学类
★中央报刊★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海外版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解放军报 ★省级党报★ 北京日报 天津日报 解放日报 重庆日报 河北日报 山西日报内蒙古日报 辽宁日报 吉林日报 黑龙江日报 新华日报 浙江日报 安徽日报 福建日报 江西日报 大众日报 河南日报 湖北日报 湖南日报 南方日报 广西日报 海南日报 四川日报 云南日报 贵州日报 西藏日报 陕西日报 宁夏日报 甘肃日报 青海日报 新疆日报 ★市级党报★石家庄日报 太原日报 沈阳日报 大连日报 哈尔滨日报 南京日报 杭州日报 宁波日报 合肥晚报 福州日报 厦门日报 南昌日报 济南日报 青岛日报 郑州日报 长江日报 长沙晚报 广州日报 深圳特区报 南宁日报 海口晚报 成都日报 昆明日报 贵阳日报 西安日报 银川晚报 兰州日报 乌鲁木齐晚报 ★党建期刊★中央 党 建（中央） 党建研究（中央） 地方 前 线（北京） 党建文汇（辽宁） 党的生活（黑龙江） 今日浙江（浙江） 福建支部生活(福建) 当代江西 （江西） 支部生活 (山东) 党员博览（山东） 党的生活（河南） 党员生活(湖北) 学习导报（湖南） 南方月刊（广东） 岭南学刊（广东） 党的建设（四川） 当代党员（重庆） 当代贵州（贵州） 当代陕西（陕西） 共产党人（宁夏） ★理论期刊★ 中央求 是（中央） 人民论坛（中央） 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央） 中国行政管理（中央） 中国发展观察（中央） 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中央） 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央） 理论视野（中央） 理论前沿（中央） 地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北京） 新长征（吉林） 唯 实（江苏）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上海) 领导之友（河北） 理论探索（山西） 政 策（湖北） 新湘评论（湖南） 特区实践与理论（深圳） 桂海论丛（广西） 毛泽东思想研究（四川） 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云南） 理论与当代 （贵州） 理论导刊（陕西） 甘肃理论学刊（甘肃） ★党史期刊★中央党的文献（中央） 中共党史研究（中央） 百年潮（中央） 地方 北京党史（北京） 党史博采（河北） 党史文汇（山西） 内蒙古党史（内蒙古） 党史纵横（辽宁） 上海党史与党建（上海） 世纪风采（江苏） 党史纵览（安徽） 福建党史月刊（福建） 党史文苑（江西） 党史博览（河南） 党史天地（湖北） 湘 潮（湖南） 传 承（广西） 四川党史（四川） 红岩春秋（重庆） 陕西党史（陕西）
党报：人民日报党刊：《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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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哲学类
中央媒体：人民日报 光明日报 经济日报 新华每日电讯 解放军报 半月谈 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日报 求是 人民论坛 学习时报 各地又有自己报刊统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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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份引起关注的万言书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在创富、摆脱贫困以及过上幸福生活的愿景驱使下，坚持“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务实价值观，从不食市场烟火，逐渐热情万丈地投入到市场化上来。从偷偷摸摸到正大光明，民营企业的地位与身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民营经济焕然一新，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也逐步提高，除了在经济舞台上不再偏于一隅，也寻求更多的政治发展空间，影响甚至参与政治决策。1983年3月15日，哈尔滨个体户白士明在递交入党申请书3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还是在3月，白士明与另一名个体劳动者一起，成为私营企业的第一批代表，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过，白士明能够在姓资姓社争辩仍不明朗的1983年入党，还属个案。私营企业家进入政治领域的前景，不会因为白士明入党而豁然开朗。随着民营企业家影响力的逐步增加，一些人越来越坐立不安。1995年春天，十五大召开之前，先后出现三份声讨改革的万言书。第一份万言书的题目为《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作者匿名，装订成册，通过各种渠道在北京、山东、内蒙古、广东等地散发。不具名的作者，在万言书中忧心忡忡地表示，私营经济的比重超过一定的度，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基础，甚至国家安全：“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潜在威胁。在条件尚不具备时，资产阶级会积极介入共产党的内部斗争，打击党内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一旦条件成熟，就会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与配合下，把整个共产党连锅端，以直接的公开的资产阶级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1995年夏秋之交，第二份匿名万言书《未来一二十年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外形势及主要威胁的初步探讨》再次流传，文章内容与第一份并无太大差别，“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事实再次表明，在我国，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已经或正在形成，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第三份万言书《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若干理论和政策问题》认为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抓大放小”的方针有问题，小企业私有化，会使绝大多数职工生活在非公有制经济关系中，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就成为雇佣劳动者。这些人三番两次以“万言书”的形式掀起意识形态上的波澜，希望借此改变十五大的政治基调。1997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进一步肯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党的领导人也纷纷表明了态度，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重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国务院总理李鹏认为，十五大是又一次思想解放。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强调，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只会有好处，发展是硬道理，缺了一条腿，发展就快不了。1998年，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被写进《宪法》，从而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私营企业家能不能入党争论私营企业家入党的问题，与浙江工商联一份调研报告颇有渊源。1999年，浙江省委统战部副部长、浙江省工商联党组书记夏益昌任“浙江省非公有制经济情况课题组”组长，课题组写出《浙江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及分析》，报告中涉及浙江省私营企业主群体中的党员人数这一敏感问题，调研认为：“随着私营经济实力的不断增长，私营企业主必然会提出一些政治要求，不允许他们提出是不可能的，简单地回避这个问题，也是不利于这个群体健康发展的。正确的做法是因势利导，及时将他们纳入现有的政治体系之中。”该调研报告得到中央及社会各界的关注，2000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先后前往浙江视察民营企业党建工作。私营企业家能否入党，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平地再起争论风云。有些人认为私营企业家入党为大势所趋，应该支持。2000年9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君如指出：“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又是执政党，不代表渴望获得新生活的比较贫穷的群众，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有些人则强烈反对，表示私营企业主为新资产阶级，不应该入党。他们担忧允许私营企业主人党，就意味着承认私人剥削思想、私人剥削行为在党内存在的合法性。那么，教育党员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等，就会成为空谈，党的名字、党章、党纲都要改变。并且，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私营企业主，也是完全脱离实际的。这场争论是对中央抉择智慧的考验，一方面，改革开放催生出一股新鲜的社会力量，他们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理应将他们纳入政治领域，给予他们公平合理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将私营企业主纳入政治领域，却与经典理论框架不相吻合。因为这股来自民间的社会利益团体，其成长性与活力远远超出中国领导人的预期，并导致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形成，会影响现行的政治秩序。决策者应如何巧妙进行变通，把握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正统性与实际政策层面上的合理性之间的平衡呢？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2000年2月，江泽民前往广东考察，在广州市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时指出：总结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同年5月，江泽民在江苏、浙江、上海考察期间强调“三个代表”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详细论述了他提出的“三个代表”。“三个代表”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支持与拥护，尤其是民营企业家，江泽民的“七一讲话”让他们看到了执政党对其政治地位的承认，其价值不言而喻。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周晋峰：“这是第一次把我们的政治地位明确出来，过去对我们能不能入党一直存在分歧，今天终于有了明确的答案。”北京旭日东方广告有限公司董事长管道亮说：“让我感动的是，江总书记的讲话中将‘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作为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在过去，私营企业主是不作为党员发展对象的。这一点是理论上和政策上的突破，也体现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非公经济的关注和重视。”集美家具城总经理赵建国说：“我是一名多年申请入党的老积极分子，江总书记有关‘三个代表’的讲话让我有了新的认识，优秀私营企业主也可以入党了，我们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意义远不止解决“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这一争论，还保障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这表明了江泽民以新的理论来改造、发展党的决心。恰逢党的干部队伍处于集体性新老交替之际，如何永葆党的先进性显得尤为关键。时代不断前进，党的事业同样需要以新的理论为其可持续性发展保驾护航。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通过党章修正案，将党的性质进一步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正式写入《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新的理论指导思想。对于私营经济来说，除了《党章》作了修改外，来自十六大的政治暖春信号还很多。远东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党委书记蒋锡培走进人民大会堂，成为第一个以民营企业家身份参会的党代表，不少民营企业家认为这是“历史性的突破，民营企业家的春天来了”。（摘自《共识：中国在改革中前行》，罗晓、于一著，东方出版社）来源：《党史天地》2016年05期
袁振英（1894-1979），曾用名震瀛、震英，广东东莞人，先祖袁崇焕。1915年毕业于香港黄仁书院。同年秋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19年在菲律宾当教员，并组织全菲律宾华侨工党，鼓吹无政府工团主义。1920年2月回到香港，任香港《晨报》兼广州《新民国报》编辑。其间为声援广东学生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斗争，参加了“广东游东记者团”，赴日本、朝鲜等地进行宣传活动。1920年8月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月22日，与俞秀松、施存统等八人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9月1日应陈独秀邀请参与编辑《新青年》，担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另外还参与共产党纲领草案的讨论，并在上海外国语学社教英文。同年底，随陈独秀到广州，任陈独秀和吴廷康的粤语翻译。1921年1月，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今广州广雅中学）校长，力排众议倡导并实行中学男女同校。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该组织成员之一。《新青年》迁至广州后，继续负责该刊“俄罗斯研究”的编辑和撰稿。以“震瀛”为笔名，撰写、翻译了大量文章、译作，介绍和宣传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仅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就发表了译作24篇。1921年8月前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学习，从此离开了党组织。1924年9月回国后，大部分时间主要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曾先后在广州中山大学、武汉中央军校、暨南大学、山东大学、勷勤大学、香港华南汽车工程学校、广东大学、江南汽车工程学校、崇焕中学等学校任职。著有《易卜生社会哲学》、《性的危机》、《近代婚姻与家庭的改造》等著作。1928年初，因“共产党嫌疑”被国民党广东当局监禁一年多。建国后，在周恩来的帮助下，在广东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广东省文史馆工作。1979年1月去世。袁振英家乡广东省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对袁振英的研究非常热心。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同志、南京三江学院院长助理郭彬同志、江苏省委党校教授李继锋同志广泛搜集资料，做了很多考证、研究工作，费了很多心血，终于写出了《袁振英传》一书，大致上描述了袁振英一生的经历。由于迄今对袁振英的研究还是空白，没有现成的成果可以利用，所有的材料都要四处去采访、寻找、挖掘，所以研究的难度是很大的，本书的轮廓当然也就显得比较粗疏。但作者们所做的工作毕竟填补了袁振英研究的空白，让我们对袁振英有了更多的了解；同时，也丰富了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特别是一大历史的研究。因此，该书的价值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我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分管全国地方党史工作和人物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对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几位作者所做的工作表示肯定、祝贺和感谢。希望继续努力，加强这一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加强对袁振英生平的研究，还可以加强对他的思想与中共早期思想理论关系的研究，加强对袁振英与其他著名历史人物关系的研究，加强对与袁振英有关的一些党史问题的研究。只要坚持不懈，一定会取得更多更新的研究成果。以袁振英为例，我希望，全国党史部门在继续深化对党史和近现代史主要脉络、主要人物、主要事件研究的基础上，可以逐步拓展视野，进一步开展和加强对像袁振英这样特殊人物和事件的研究。我相信，通过这样的研究，一定会发掘出很多很有价值的新材料、新内容、新认识、新天地来。主义者袁振英是一个十分认同马克思主义的颇为特殊的无政府主义者，他一生的思想，都矛盾地徘徊于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1921年3月，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开始分道扬镳，袁振英并没有在这个大转变中离开共产党。对此，袁振英作了解释：我和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了共产党小组，又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专栏担任了主编一职，“这就拯救我于无政府主义的泥坑了”。袁振英后来解释，他离开共产党的原因主要是对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不满。1920年7月到1921年8月，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广东，袁振英都与陈独秀有着异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既有师生之渊源，又是社会主义的同志，也是工作上的伙伴，甚至共居一室，朝夕相处。那时袁振英被陈独秀倚为左右手，在广州时，社会上的一些人也视袁振英是“陈独秀的高足”。去法国留学前，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并没有明显的爆发。但在1921年3月以后，他们两人的关系逐渐疏远。到广东以后，袁振英除了做翻译，并没有在党务方面有过明显活跃的表现，他承认：“我自从做了‘省一中’校长以后，因为事忙，便与他完全脱离关系。”不再追随陈独秀，袁振英始终没有后悔，并自傲地说：“我自己有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先知之明，不跟陈独秀走，如果跟着他走，那么解放后就得像李季、刘仁静一样，在《人民日报》上一同登悔过书了！”袁振英对陈独秀的不满主要有三点：第一，认为陈独秀对社会主义理论所知不多，不懂得什么叫马列主义、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这是有事实依据的，陈独秀是在与魏金斯基相处的日子里才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社会主义者的转变。而无政府主义从学理上归属广义的社会主义思潮，袁振英从1912年就皈依无政府主义，研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他由于熟悉英文，可以直接看到西方的社会主义经典著作，对社会主义概念的了解是陈独秀当时无法赶上的。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之时，有不少理论问题尚未弄清楚，也没有制订正式的党纲。有人提出应该尽快将党纲和政纲搞起来。对此，陈独秀表示：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中国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第二，认为陈独秀私德不俭，品德低下。袁振英回忆：在北京大学时，已经听说陈独秀是个不道德主义者，据同学云：“常见陈独秀往打茶围”，所以蔡校长便要求陈氏参加了最低的一级，即“不嫖”、“不赌”、“不饮”、“不吹”等。我在这个时候便开始觉得陈独秀是一个不道德主义者了。还有一点，就是我后来又发现陈独秀另恋小姨，把妻子置诸脑后，所以弄到儿子延年、乔年等衣食无着，更无法读书，迫得到法国勤工俭学去了。“这又使我觉得陈独秀是一个忍心害理的人”。袁振英认为这些虽然都属于私德，但也是不道德的。第三，认为陈独秀贪财。袁振英说：‘北大’时，……我译了俄国女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Emma goldman)的《结婚与恋爱》(此文是提倡自由恋爱的)一文，登在《新青年》杂志；胡适编辑《新青年》的‘易卜生(挪威著名戏剧家)专号’，又要我作《易卜生传》(平生和著述)。当时《新青年》杂志是由上海群益书局出版，稿费是由该局发给的。但陈独秀把稿费据为己有，不发给我们(解放前伪省府委员兼省立法商学院院长黄文山的稿费也是一样)。这又可以见得陈独秀的为人了。凡是利己损人的人，结果一定众叛亲离，身败名裂，一败涂地，不可挽救，可哀也矣。”在上海活动期间，袁振英发现陈独秀在经济方面作风依旧。多年以后，袁振英仍然愤愤不平地说：“我的薪水只支回一百兀稿费，其他一切任务都是义务的，可是陈独秀还要扣除我每月廿五元膳宿费(一半是宿费)。其实机关的房钱已经由公家付给，陈独秀的扣除谅又是入了私囊。因为陈氏又爱上了小姨，费用越发多了。当时又生了一子一女。他在‘北大’时，已经剥削了我们的稿费，这回的行为也是意中事，不是诬告的。”袁振英因此不愿追随这样的领袖，“我的确知道陈独秀不能做共产党的领袖，也不能做我的领袖，所以我存‘民十’(1921)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时，便退出了共产党。”他后来甚至说过一句非常过激的话：“老实说，如果我有此权力，我一定杀陈独秀，以免他误党误国。”北大第一怪人1915年9月，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举行，由当时的代理校长、工科学长胡仁原主持。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后，作为英文门教授的辜鸿铭便首先站起来发言了。这是袁振英第一次见到辜鸿铭，发现这位教授“背后拖着小辫子，身上穿了‘乾嘉道’（指清代的乾隆、嘉庆、道光三个时代）间长袍马褂，头上又戴着陈旧的破帽，脚上又穿着布靴。统统是肮脏的、龙钟的状态。委实令人讨厌和可笑”！与袁振英同时入学的哲学门学生冯友兰也看见辜鸿铭宽袍大袖地端坐在主席台上，他们作为新生一起聆听了他别开生面的即席演说。据冯友兰回忆说，当时辜鸿铭的演说并不带稿子，也没有什么章法，基本上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完全是即兴式的。那次他的发言很长，感情也很激动，主要是骂当时的政府和社会上的新鲜事。辜鸿铭语带嘲讽地说：“现在做官的人，都是为了保他们自己的饭碗。但是，一定要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饭碗，可跟咱们普通人的不同。他们的饭碗实在是大得很哩!那里不仅可能装洋楼，装汽车，还可以装姨太太。”说着，突然又变了一个话题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简直变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真可谓怪事多多。但看啦，现在的人写文章，不但句子不通，就连所用的名词都不通。譬如，就说今天很流行的‘改良’这个词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而没有说‘改良’的。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这位辜鸿铭被他的北大同事周作人认为是北京大学第一怪人，他是“英文门”最知名的教授，也正是袁振英的英文教师，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是1917年蔡元培主长北京大学之后才聘任他的。其实，这是一种误会。据现有资料来看，至少在1915年，辜鸿铭便已经是英文门教授。至于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后对辜鸿铭所做的，只是继续续聘而已。共和之后，还留着发辫，这是前清遗老的标志，象征着政治上忠于已经退居紫禁城一隅的大清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欧美人知道辜鸿铭，是因为读了他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经典著作。在他们看来，辜鸿铭的独特发辫不止带有政治效忠的色彩，更是中国古典文化的化身。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百般维护与他英文水准的出类拔萃，这两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便成了令人倍感兴趣而又深为困惑的谜。就像辜鸿铭的北大一位同事所说的,“一个鼓吹君主主义的造反派，一个以孔教为人生哲学的浪漫派，一个夸耀自己的奴隶标帜（辫子）的独裁者：就是这种自相矛盾，使辜鸿铭成了现代中国最有趣的人物之一”。美国学者艾恺，在他直接用汉语写作的《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一书，曾这样评价辜鸿铭：一战之后，“在战时与战后欧洲悲观与幻灭的氛围中，与泰戈尔、冈仓等成为东方著名的圣哲者的，是辜鸿铭，不是梁漱溟或梁启超”。但国共两党相继执政以后，长期按意识形态与政治标准评判人物，辜鸿铭遂长期被定位成最顽固冬烘的历史人物，而其真实的一面已不为人所知，作为学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的片段回忆让我们窥见这位“辫子教授”更鲜活的真面目。课堂内外：“辫子教授”印象袁振英可以轻松地接近这个看似冬烘的怪物老师。他回忆说：“我在北大，由民国四年至民七到了毕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同他见面。”辜鸿铭特立独行，标新立异，和一般人并不亲近，但与袁振英等几个学生倒来往密切。他曾把自己的许多著作印给学生们。其中代表作便是《春秋大义》，也就是名为《中国人的精神》一书，书封面的四个字是当过大清王朝外务部大臣的梁敦彦题写的，梁敦彦常在辜鸿铭生活困难的时候资助他。袁振英说这书，“那时定价五元，常存[在]北京外国饭店出售”。袁振英将这本有辜鸿铭签名的书珍藏了许多年，最后却在战乱中遗失了。除了校园里、课堂上的接触，袁振英等还登堂入室，到辜鸿铭在东椿胡同的寓所做客。袁振英回忆说：“他常常请我们到他家里谈天，他的女儿也常常同我们的同学跳舞和打台球。因为他说跳舞是西洋一种很要紧的礼仪，很像我们中国古代的进退左右的礼仪一般。”也许看到袁振英是广东人，辜鸿铭在交谈中，对近代领风气之先的广东人赞誉有加，“说只有广东人才遗留了中国民族的真性情——节气，刚烈……其他各省都是不及的!”当时这一席话听得从小就崇拜袁崇焕、英雄主义情结浓厚的袁振英眉飞色舞。两人聊到兴头上，辜鸿铭甚至常用起粤语骂人的粗话——“丢那妈”。课堂上的辜鸿铭也让袁振英着迷。这位老师常常教学生念英文本的《千字文》，念着“Dark skies above the yellow earth”等句子。音调很足，口念足踏，全班摇头晃脑地合唱。毕业近二十年的时候，袁振英还回忆道：“现在想起来，也很觉可笑。看他的为人，越发诙谐滑稽，委实弄得我们乐而忘倦，这也是教学的一种方法，所以学生也很喜欢。”1917年，新派的胡适也到英文门任教，风头盖过了辜鸿铭，但在袁振英所在的班上，辜鸿铭称“很得学生爱戴，胡适之先生也比不上”。这个印象也得到袁振英同班同学李季的验证。李季翻译出版过《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传》等影响重大的著作。1918年毕业后，胡适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语课，但他对胡适却没有好感，后来更是不断写书批判胡适的思想与学术，却大赞辜鸿铭乃“全中国英文学巨擘”，“为人极严正、刚直、廉洁，不独擅长外国文学，并精研西洋的历史，素为世界有名的学者所推重”。李季对此特别记述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李季认为北大几年间，自己与辜鸿铭“关系最深，得益也最大”。频繁的接触中，袁振英发现辜鸿铭的记忆力特强，在少年时代所学得的诗歌，终身还不忘。袁振英便问其缘由，辜鸿铭就告诉他说：“外国人用脑记忆(remember by brain)，中国人用心记忆(remember by heart)。”这玄而又玄的解释让当时的袁振英听得一头雾水。辫子教授精通国内多种方言与多国语言，特有的语言天才也是最让学生佩服的。袁振英满怀景仰地赞叹道：“他说得很好的广东话、福建话、上海话、北京话，……他又精通英德法各国文言；希腊、拉丁等死语，也可同他人谈话。(当时有一教拉丁文的德国教授，也常常同他说拉丁语)听说他总共懂得九国文字，不过他的著作还有许多译本寄给他，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哪一国文字；又听说他讨了—个日本姨太太，他的日本话也很好！”辜鸿铭的记忆力及语言天分和他的成长环境有极大的关系。1857年7月18日，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马来西亚的槟城州）一个英国人经营的橡胶园内。早年，他祖辈由中国福建迁居南洋，他的父亲辜紫云是橡胶园的总管，操流利的闽南话，能讲英语、马来语。他的母亲则是金发碧眼的西洋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生为混血儿，辜鸿铭自幼就表现出对语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记忆力。唯一美中不足的是，辜鸿铭虽然热爱并捍卫中国传统文化，但他汉语基础并不过硬，这点倒是和在香港求学较久的袁振英有同命相怜之处。袁振英和他们的同学都发现辜鸿铭的一个弱点，就是汉字写得并不纯熟，“辜先生本来不大懂汉文，与严几道一样，大家都是后来学的。不过他在黑板写的中文，常常漏去一撇或一划，很不好。”辜鸿铭的另外一个北大学生罗家伦在回忆中也同样提及这一点。所以，辜鸿铭的英译汉的成就远不如他的汉译英的作品有影响。袁振英举例说：“他平生很喜欢由汉译英，刚刚同他的同乡(闽人)严复和林纾相反。他只有《痴汉骑马歌》一本诗是由英译汉的。”“《痴汉骑马歌》英译汉，译为五言诗，很不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早已绝版了。”外表看似古板的辜鸿铭在不苟言笑的袁振英的眼里是个非常机智慧、风趣、诙谐、幽默的老头。袁振英称辜鸿铭“常常很喜欢说笑活，大概老人家的性情有些类似小孩子吧”。20世纪30年代，袁振英在提倡幽默文字的林语堂所办的杂志《人间世》曾经撰文纪念辜鸿铭，在署名“震瀛”的这篇文章中，袁振英给了辜鸿铭有趣的评价：“辜先生不但是幽默的老前辈，并且是中国留学生的老前辈。”辜鸿铭是公开赞成一夫多妻的，他一个最出名的比喻流传甚广：“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袁振英还列举了辜鸿铭所持的理由：“辜先生主张纳妾的理由，他以为男子到死还可以传种，女子到了四五十岁便失其效用了。并且各种冒险的事情多是男子担任，所以男子死得多，弄到女多男少。并且从生理学来讲，世界的统计，生一百个男孩子，就有—百零五个女孩子，所以女子一定多于男子。如果实行一夫一妻，—定世界上有许多怨女！”有趣的是，辜鸿铭还身体力行，娶了不止一个老婆，可这位教授平生也最怕老婆。袁振英曾经举了这样一个例证，“辜先生怎样怕老婆，现在举出一个例：北京多叫化子，有一次叫化子又来到门前,他照常例又给了钱，给他的太太便拿饭碗向他的头颅掷去,因为老太婆反对这种无度的慈善事业，如尼采一般”。辜鸿铭也并不隐瞒这些，和袁振英这帮学生谈到这些事的时候，便带着自嘲的口吻“告诉我们：‘老婆不怕，还有王法么。’这是他的幽默”。对辜鸿铭的机智，袁振英举出了许多例子：“—个人问他：‘为什么中国的方言那么多?’他反问：‘为什么欧洲的方言那么多？因为中国土地大，人口多，实等于全欧洲！’”辜鸿铭的幽默并不只表露在日常生活中，也用来显示自己的政治态度。他用特立独行的行为、戏剧化的效果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脑后留着的那根细长的辫子。共和时代依旧拖着辫子，是辜鸿铭留给北京大学校园的古怪印象，他因此被看作顽固的冬烘先生。袁振英对辜鸿铭留辫子、穿长袍马褂有段有趣的记载：“在亡清时代，辜氏是一个维新派，不过在宣统逊位的时候，他还是西装剪发，他便马上戴上了假辫子，穿回长衣马褂，叫黄包车夫拉着巡游北京城．结果给警察拉到警区去！这可以见得他的幽默，同时也见得他的反抗社会！”当翻译1920年7月到12月，为陈独秀充当翻译，要担当《新青年》一个新办栏目“俄罗斯研究”的主要编译者，要为《共产党月刊》与《劳动界》撰稿，还要为《上海俄文生活报》提供英文译稿，参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担任外国语学社的英语教师。此外，他还曾远往武汉争取另外一个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恽代英加入共产党组织。1920年底，陈独秀与袁振英从上海来到了广州。他们当时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袁振英对这次回广州，最初的态度并不积极，当时，他正把精力专注在《新青年》杂志“俄罗斯研究”栏目的编辑和文章的译述上。对两人南下的原委，袁振英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民九’（1920）粤军入粤，赶走了莫荣新（桂系）。孙中山先生要我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广雅）校长。我因为上海的工作重要，不肯回来。后来陈炯明又要陈独秀来粤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俄国的同志也要来粤，想解决‘联孙’和‘联陈’的问题。他们都不懂广州话，要我传话，所以便一齐来到广州。”显然袁振英回到广州是要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的校长，并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翻译。陈独秀出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他的另外一个使命是创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袁振英后来也成为广州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广东省第一中学的管理上。1921年1月，袁振英正式出任广东省第一中学校长。1921年，袁振英在广东省第一中学率先实行男女同校。后来还有广州执信中学、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湖南岳云中学。继小学和大学后，女子在中等学校终于开始获得了与男子享受同等受教育的权利。去法国留学后去法国留学。1924年，袁振英从法国留学回来以后，在广东大学担任教授。北伐战争开始以后，他到武汉担任武汉中央军校教官，与恽代英等共事。袁振英与拔英、擢英兄弟3人，均为留法学生，都曾任大学教授。建国后，袁振英是广东文史馆馆员，1979年去世。1894年7月生于东莞县温塘乡。1915年6月考入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1918年6月，在《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6号“易卜生专号”上发表著作《易卜生传》。1920年7月，在上海遇到陈独秀，帮陈独秀组建共产党组织。同年8月，参加中共发起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参与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充当陈独秀和俄共(布)远东局代表魏金斯基的翻译，参与重建广州共产党活动，成为广州共产党组织成员之一。同年8月，公费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书。1979年1月，因病去世。1952年12月，经周恩来总理的介绍，一个失业两年之久的人来到广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一年后，此人被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做馆员。馆员的工作虽然清淡，但却是终身制的。从失业到终身都有工作，周总理的这次介绍使这个人的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人就是袁振英，袁崇焕的后代，东莞温塘人。周恩来为什么要给袁振英介绍工作?袁振英和周恩来是什么关系?在一份于1955年填写的《广东省文史馆工作人员登记表》中，袁振英写有自己和周恩来的关系:法国同学。袁振英的女儿袁昌淑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听我父亲说，他在法国留学期间，收到过一份通知，是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书，署名为周恩来。我父亲说他此前和周恩来并不认识。当时他由于很忙，后来就没有参加成立大会。”如果那时周恩来和袁振英并不相识，那么，周恩来为什么要寄一份通知给袁振英呢?关于这一点，袁振英曾对女儿说，他留学前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多篇文章，可能周恩来看过他的文章后记住了他的名字，所以就给他寄了一份中国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通知。主编“俄罗斯研究”专栏如果上述说法成立，那么，袁振英究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什么文章给周恩来留下深刻印象?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陈立平称，袁振英曾在香港读书，英文功底比较扎实，1915年秋天，袁振英考上北京大学文科学院，是该校唯一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译文和著作的学生，其才能得到陈独秀的赏识，这些都为袁振英后来在《新青年》上发表“红色文章”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1920年7月，袁振英来到上海，陈独秀见到他，要求他“帮忙一切”，于是他留在上海协助陈独秀，并为《劳动界》、《新青年》、《共产党》等刊物撰稿，担任《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的编辑。《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特设“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经验，袁振英担任这一专栏的主编。袁振英在这个专栏发表译文24篇，占到这个专栏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二。当时每月袁振英只能拿到100元稿费作为工资，还要扣除膳宿费，生活比较清贫，但他坚持用笔杆宣传马列主义。事实上，《新青年》从第8卷第1号起公开宣传马列主义并不是偶然的，中共发起组成立后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通过创办刊物宣传马列主义。陈立平在《袁振英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用》一文中认为，袁振英在《新青年》“俄罗斯研究”这个“树旗帜”的专栏上传播马列主义所发挥的作用，是当时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无法相比的。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换句话说，那时的袁振英，实际上在为中共发起组工作。那么，中共发起组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呢?1958年9月5日，袁振英填写了一份干部登记表。在这张登记表里，袁振英清楚地写着“曾参加共产党小组民九”的字样。民九是指中华民国九年，也就是1920年。根据史料的记载，袁振英于1920年8月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于1920年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组织，历史表明，它并不是上海地方性的党组织，而是全国各地以及国外中共党组织创立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根据陈立平的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先后参加中共发起组的人总共16个，袁振英是其中一位，陈独秀是这个小组的书记。1920年冬天，广东省政府聘请陈独秀和袁振英到广东教育界任职，陈独秀借机在广州宣传社会主义和发展共产党组织。当时去广州的还有共产国际的魏金斯基，他和陈独秀一样，都不懂粤语。袁振英和陈独秀既是师生，又一起共过事，而且能讲粤语和英语，所以他就成了陈独秀和魏金斯基身边的传话人，充当他们的翻译。在广州，由于陈独秀和袁振英的这种密切关系，袁振英被当时许多人称为“陈独秀的手足”。自评一生有功无过然而，就在中共一大召开前两个月，袁振英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此后，他再也没有过组织生活，自动脱离了党组织。从里昂大学博士院毕业后，袁振英就回到国内，主要从事教学、编译和文史研究工作。袁昌淑女士回忆到:“解放后，我父亲失业了，没有办法维持生活，不得已于1952年给周总理写信。同年12月，我父亲被安排到广东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1953年调往广东省文史馆。”对于周恩来的帮助，在《袁振英传》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袁振英曾经说过，周恩来知道他的为人，所以才会介绍他工作。这些都归结于周恩来惊人的记忆力和对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关怀，这也是对袁振英参与建党之功的一种补偿。”1979年1月，袁振英因病去世。在生前，他评价自己为“共产主义马前卒”，并说“我的一生对于人民是有功无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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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共和国将帅大授衔》（欧阳青）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_dFP-d5eNicHw4UmO3A 提取码: ndt6书名：1955共和国将帅大授衔作者：欧阳青豆瓣评分：2出版社：黄河出版社出版年份：2011-9-1页数：480内容简介：《1955共和国将帅大授衔》内容介绍：毛泽东虚怀若谷，坚辞不授大元帅军衔。党和国家一些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先念等也在毛泽东的影响下，谦辞元帅或大将军衔。十大元帅全部入选中央军委，十大大将执掌总部要津，中将以上将领担纲重要军事部门。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或领导战役军团作战、立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十大大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资历、威望、战功、素质、能力都非常优秀，他们被评为大将是众望所归。上将是将军中的骨干力量。正兵团级干部，多数被评为上将。中将是将军中的中坚力量，也是中央军委重点培养的对象。他们的平均年龄45岁，他们用自己的勇猛顽强和聪明才智，打造了我军一批战功赫赫的王牌军。少将是将官中的基础力量。开国少将正年轻。首次授衔，老红军占绝对主流。作者简介：欧阳青，原籍广东韶关。1962年4月生于安徽合肥。长于安徽宿松，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秘书、上校军衔。著有长篇纪实文学《齐鲁雄风》、《三野最后一战》、《共和国首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百战将星谢振华》、曾在《作家》、《大家》、《中国作家》、《中华儿女》、《党史博览》、《党史天地》、《军营文化天地》、《解放军报》等大型杂志，报纸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共计320余万字。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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