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美术专业的，我选的题目是关于民间美术方面的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美术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1、解析美术史中“禅画”概念的由来 2、探究民国时期美术字的视觉之美 3、佛教美术对我的影响 4、工业化题材在中西方美术中的体现 5、金焕基绘画的韩式情愫对韩国现代美术影响 6、基于IPad上的少儿美术APP界面设计研究 7、普通高校公共美术鉴赏课程中油画鉴赏教学研究 8、传统民间美术在现代工笔人物画创作中的运用研究 9、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述评 10、林风眠与徐悲鸿美术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11、西藏传统绘画形式在当代美术创作中应用与实践 12、论表现拿破仑的美术作品的典范意义及其现实影响 13、高职特教听障生工艺美术专业课程改革研究 14、论30年代漫画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地位与价值 15、中职电脑美术设计专业校企合作现状与对策研究
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第一批有确实的历史记载，以绘画的才能享有声誉的画家，出现在魏晋之际。他们不复是传说故事中的画家，也不再是文人而兼有画名。他们是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张墨和卫协。这一批画家的出现标志着绘画艺术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曹不兴在东吴享有很高的声誉。据说他能在长五十尺的绢上画一像，须臾即成，而头身四肢比例都没有差错。虽然他的作品无存，但从这些传说中也可以窥见他的才能。曹不兴画的佛像，根据中亚（萨玛堪）僧人康僧会传入的为稿本。他曾利用在屏风上误落的墨迹绘成一蝇，而引起孙权误为真蝇，用手去弹，于是传为美谈。而曹不兴更以画龙出名，唐代还保存着他画龙的真迹。但曹不兴的作品主要的是人物画，尤其是佛教的画像。曹不兴在过去被认为是最早的知名佛像画家。 卫协、张墨在当时有“画圣”之称。卫协的声誉尤高，为顾恺之和其他南朝画家及评论家一再赞扬。谢赫甚至认为卫协有划时代的意义，“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而妙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唐代已经很罕见。就记载中的作品题目可见，大多数是历史故事画和若干佛教画。 这一时期留下的善画者的名字，还有东晋明帝司马绍、荀勗、史道硕、王廙、谢赫等。 他们作品的题材，一部分明显地是因袭汉代美术的，如荆轲、西王母、穆天子、诗经、列女等。一部分是汉代题材的扩大，如：洛神赋图、金谷园图、三都赋图等。大多是历史传说和风俗的题材。但也有一部分是名士像和神仙像，这反映了当时道教思想的流行。
1\原始彩陶识真 王健华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在距今六七千七年以前的母系氏族社会，先民就生活繁衍在黄河流域这片广袤的原野上。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母系氏族社会最灿烂的原始物质文化之一。它是1921年最早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的，据碳14的测定，仰韶文化的彩陶距今8000年到5000年，主要分布在我国河南、陕西、青海等地，细分又有北首岭、半坡、庙底沟、秦王寨等若干类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安半坡村出土的彩陶。半坡彩陶的造型有钵、盆、壶、罐等，纹饰有丰富的几何纹和动物纹。从1955到1957年，半坡遗址一共出土7件类似的人面鱼纹盆，对盆内人面图案的寓意，有不同的理解，多数人认为是原始巫师在乞求渔猎丰收，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是某个原始部落的图腾崇拜。虽无法断定哪一种说法更贴近事实，但这无疑是当时人们原始渔猎生活的真实写照，彩陶盆上除了夸张的人面纹以外就是鲜活的鱼和用于织网的鱼梭。这些图形揭示了人与鱼的关系，它以早期绘画的形式告诉我们，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母系氏族社会，黄河岸边的先民已经能够依靠渔猎生存，并且会使用简练抽象的线条反映他们的现实生活。 仰韶文化的彩陶是我国原始时期的艺术珍品，现代人对彩陶艺术内涵丰厚的纯朴抽象之美有了初步认识以后，也开始收藏彩陶，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仿品。尤其有动物或人面图案的器物被作为仿品的首仿，此外还有不少绘植物、花卉、水纹、圈点纹的。一般说来，目前流通市场上所见到的比较完整的人面鱼纹盆全是假的，摊贩的彩陶是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出售的。彩陶的鉴定有相当的难度，没有多年的经验和积累不行。这种积累包括看真和看假，光看真的，不深入市场看假的，也不行，鉴定本身就是对比。目前交易市场上彩陶虽然比比皆是，但是真东西的比例越来越小，即使有也并不漂亮，大多彩绘剥落，器身修补。假货有两种情况：一是完全的新烧，二是粘补过的老胎后加彩绘。多数情况下，凡是泥色鲜亮，黑彩厚而漆黑，画法精致光滑完美者，多值得怀疑，因为五六千年是十分漫长的，泥土、空气中酸碱物质和微生物的侵袭不可能不留下一点痕迹，这些痕迹与人工的作旧是不一样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常年陈列有重要遗址出土的彩陶器，是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器。收藏彩陶丰富的还有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等地的博物馆和考古研究所，北京有一家私人专题收藏的古陶瓷文明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陈列的彩陶都是很好的正面教材。必须把真的彩陶完全掌握好，有了“感觉”以后，再到市场上“捡漏儿”，不然捡来的很可能不是“漏儿”，而是一堆现代垃圾。 彩陶的鉴定实际上已经没有秘诀，现代信息社会一切都是公开的，专业工作者的所有的经验都通过文章、媒体广泛传播，作假的人钻研的劲头要比业余爱好者强几倍，甚至比专家还要“专家”，没有什么人能阻止仿品的流通。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沿着黄河中上游地区仰韶文化彩陶的发源地一路考察下去，浏览所有收藏单位的出土物，数万件早期艺术真品过眼后，还有什么秘决需要去请教别人吗？ 舞蹈纹饰陶盆 新石器时期晚期的马家窑文化因首先发现于甘肃临洮马家窑而得名。马家窑文化距今5300年到4000年，是中国地区仰韶文化的地方分支。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及青海北部，北达甘肃北部及宁夏南部，分布范围广。花纹瑰丽富于动感变化是马家窑彩陶主要装饰特征。胎泥为橙红色，以粗线条的黑彩绘出弧形的长短几何状线条，多见水波纹、旋涡纹、圈点纹，也有鸟纹、蛙纹、鱼纹、蝌蚪纹等，最著名的一件作品是1973年在青海省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人物舞蹈纹彩陶盆，此盆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国目前最早描绘舞蹈图的古代陶器。盆大口微敛，卷唇翻沿，下腹微收，小平底。深红色陶胎，以黑彩于口沿画弧线圈足纹，内壁绘3组舞蹈人纹，每组5人，手拉手跳集体跨步舞，舞姿优美，场面热烈。 舞蹈纹彩陶盆从历史和艺术的角度上说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近些年来出现不少仿品，器物大小和纹饰都十分相似。彩陶的销售与仿制多年以来自成体系，有来自甘肃、青海等地的商贩长驻北京负责联系客户，有专门负责挖盗、负责仿制以及长途贩运的。彩陶长期以来真假掺半，鱼目混珠，已经持续了二三十年的时间。 由于彩陶的发展持续了几千年，分布的地区遍及北方数省，广袤的中原大地有数不清的原始部落遗存，出土物相当多。除了木头和树叶以外，没有任何其他容器可以使用的年代，水需要贮藏，食物需要盛装，全部依赖于陶质容器，数量极多是十分正常的。连绵不断的挖掘至今没有穷尽，与瓷器相比，真的彩陶在民间流通市场上还是可以见到的，但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少。10年前，在民间的交易市场上马家窑彩陶罐比比皆是，而现在大多是很一般的东西，精美的器物明显地少了，绝大多数是新烧。一件仿品，与原物大小一致，是完全照实物制作的，没有见过国家博物馆实物的人很容易上当。仔细观察会发现：首先在造型上两者是有区别的，真品饱满丰硕，由口至底的外弧线自然顺畅，仿品的腹部线条很拙笨，其次是陶泥的颜色，真品陶泥细腻红中泛黄，表面打磨得十分光亮。仿品陶泥颜色发暗，呈黄褐色，泥质粗，泥料中有尚未溶解的杂质，胎土有浅黑色的斑点。马家窑彩陶的粘土淘洗得相当细腻，属黄河地区的沉积土，由于水的自然冲刷，泥质十分匀细，很适于制陶。现代仿品由于使用一般黏土，土质粗糙，器表胎泥发涩，不滑爽，不光亮，器壁也厚而沉重，器表不见真品那种经过反复地打磨形成的一层薄薄的亮面。所画的舞蹈纹样与真品对比，真品飞扬灵动的笔触是原始先民自然情感的真实流露，没有一丝的做作；仿品虽然技艺不差，但终究是临摹，图案有重描断笔的现象，且分量较重。 资料来源： 2\ 一、艺术起源与文化生态 《易传》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可以认为是一个宏观生态命题。是对存在世界消长、生灭运动的综判定。 大千世界中，无论是众生界、普法界、虚空界，都充满着无形迹的气化、有形体的生灭，呈现出形形式式的生发态、消长态、健行态、变衍态、泯灭态。我们认为，这一切，皆可统称之为生态。上穷碧落下黄泉，日月星辰、山海江湖、走兽飞禽、花草树木、人生社会、文化艺术，无一不是生态的过程与形式。它给予人们无限的思辨之空间、幻想之领域、议论之天地。 “文化生态学”之成为今天的新学科，便是这样一个生气勃勃的复杂的认识世界的产物。其包含之广浩，揽古而度今，起自生物适存、进而至一切物质运动、直至成为讨论人类一切精神思辨状态的学说。 我们的“六法生态法”便是探索“六法”在中国绘画（也可以说是中国艺术）范畴系列的长河中的各时间空间段的状态，探索其所以像一颗最有生命力的种子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表现出无比强大的、充满活力的生机的状态之本源、过程及其规律。 中国绘画产生“六法”学说，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在中国艺术范畴发展史上，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中华民族，特重视觉思悟。视觉形象，不仅在文化艺术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在哲理思辨和表达方面也都十分显突。所谓“重视”一词，其本源也便是推重、注重这视觉的思辨之义。 所以，画史所谓“图载”，即图所表达的涵义，实与外民族不同。古人认为图载之作用，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古代之卦象也系之于“图理”，此为世界上任何民族之哲学独特。文字符号，古称“图识”，即用图形赋义，象形地表达思维，这也是世界上任何民族之独一无二。绘画古称为“图形”或“图像”，要求由“意象”而达“意境”，用之于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乃至畅神乐道，并认为发之于天然，非由述作，或谓本天地圣人之意，穷玄妙于意表，合神变之天机，实在不是现在一些肤浅机械的艺术理论之艺术功能观所能够参透的万象森罗的境界。 在魏晋，谢赫等理论家站在民族审美的历史高度，站在民族绘画艺术发展史的高度，综绘画即图载之各种实践经验，禀艺术发展之由其外部规律认识逐渐转向内部规律认识的历史转折的大趋向，发审美范畴的丰富，扬哲学思辨的清微，乘文学思想的活跃，兼收并蓄、精思殚虑，演绘画内部客观规律，之此“六法”，评品图画，为理法之科律，不仅表现了民族艺术认识的深邃与不同凡响，而且更可以讨论发微的是一个文化生态产生的巨大历史意义和未来性、世界性价值。它所表现的不仅是六朝以前审美范畴的生机和六朝各种艺术氛围中的绘画艺术的生态，而且，这一生命体直至唐宋元明清，代有所叙，朝有所述，阐发弘扬，甚而虽“谬释曲解”，而更显千姿百态，形成与六朝“六法”之原生态有密切联系而又各不相同的、带着畸形变态的而又美丽的散枝蔓叶。更重要的是“六法”的生命力，表现了对未来绘画的奇异的制控作用。因此，它所表现的世情的演化，时序的生机，显示了我们民族审美认识的高度的成熟和恢宏。直到一千年后的今天来研究，还是感到其泱泱生机，起而洋洋扑面，继而直透肺腑，终而令人如入化境。它丝毫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活力；相反，却正乘着时代的火箭，启动着青春，驶向未来。 一部“六法”的生态史，实在既是一部中国绘画的发展史，又是中国画乃至人类艺术的未来学透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法”的生态是中国绘画形象系列与范畴系列发展的共生态与栖生点，且无时无刻不折射着人类艺术与文化精神的灼灼辉光。 理法与画本体，事实上应该是同步运动，因此，“六法”的萌生态，应当前伸至很远很远。即“六法”之根，应当认为是十分深远地扎向远古的绘画实践。而此而论，“六法”的研究，当始自史前艺术的析出，甚而至于从更早的生态现象着手，追本溯源，即从艺术的起源及人类发生学中寻求最早的因子。而又必须明了我们民族的宇宙本根论，方可较全面地进行把握和讨论。 “六法”的第一个字，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范畴，即“气韵”之“气”，原是中国古代哲学关于宇宙本根的一个最基础的概念，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至宋明而发展成为完整的“元气”本体论，可以说，元气论是中国哲学对宇宙万物数千年思辨的卓绝成就，它体现了中国哲学思辨对于客体的深邃的把握能力，其内涵几乎囊括了现代科学中关于粒子、力；声、光、电、磁；波、扬、以太；生命运动等等在内在一切要素（参见程宜山《中国古代哲学元气学说》）。故庄子云：“通天下一气耳。”道家学说的“道”也便是建立在这个“天下一气”基础上的哲学的最高范畴。儒家“吾道一以贯之”的“道”与道家之道互根互补，互损互增，而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说：“气”便是我国哲学关于存在和运动的全部物质的有形和无形的、恒定的消长的规律性的通概念。元气分阴阳，阴阳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象征周天万物，是我国古典哲学演衍元气的逻辑形式，不仅为儒道所共认，且诸子百家多从儒道所根植的元气论中不同程度地吸取营养，滋生本体。中国绘画包含了儒道两家的哲学社会学基础，所以，元气论的“气”被谢赫所取以立法是十分自然的结果，同时也反证了谢赫总结艺术规律时的思想高度与把握力的精确程度。 明代王廷相在《慎言》中说：“天地万物不越乎气机聚散而已。”“气至而滋息，伸乎合一之妙也。气返而游散，归乎太虚之体也。是故气有聚降，无灭息。”吕坤在在《呻吟语》中亦阐述得十分清楚：气在天地的周散性混沌——开辟——混沌的过程中循环往复，无始无终，“乾坤是毁底，故开辟后必有混沌；所以主宰乾坤是不毁度，故混沌还成开辟。主宰者何？元气是已。元气亘古万亿岁终不磨灭，是形化、气化之祖。”这一源于先秦两汉的古老的中国哲学命题竟与现代西方天文学关于宇宙起源的最新最高成果的“大爆炸”理论完全吻合。元气，实在是构成一切、主宰一切的基础，也是弥漫在宇宙虚空之中、充实于实在形体之内的连续无穷而使宇宙万物成为互相感应、互相联系之整体的广恒无形的特殊机质。元气生生不息，宇宙健运不绝。 其实，何止于天文学的宇宙起源论？一切科学理论，如生物学的生命起源学说和社会学的文化与艺术的起源学说，无一不可以用元气理论进行解释。 古代哲人认为天地交泰、阴阳XX而生万物，万物之灵为人。就是说，万物都是天的创造。《易传》云：“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绕天。云行雨施，品物流行。”“至哉神元，万物资始，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这里，乾元，即天之气，是万物资始的根据；坤元，即地之气，是万物之生的依托。古人认为：云行雨施、闪电雷鸣等自然现象都是天地交泰的行为运动。天地交泰后，天上洒下了种子，地上长出万物。坤厚载万物，故《易》以坤为阴性，人类以大地象征“母亲”。那么，天上的万物种子是什么？这一点，迄今为止的自然科学尚无法论证。但正如大量的曾被人们认为是封建迷信的古代结论已一一为科学原理所证实的那样，我们决不可在未得到科学论证之前就轻易地否定它，而应当认真地研究它。 七十年代，天上曾有陨冰分点落在无锡境内，轰然巨响，闻所未闻。上海某生化研安所追踪到无锡，取走了当地人保存的陨冰，经化验，发现了许多稀有元素，其中有标志着最低生命状态的核苷酸。该气及时作了报导。由此，我们认为，关于生命的起源，至少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假说：宇宙的虚空中弥着“气”，气聚气散，自由结合，产生了无机质和有机生命物质。它们经由陨冰或云行雨施这样的道路隆临到地面。由于地球环境上演衍了它们进化的全程。由于生命种子本来的差异，加上地球表面环境的差异（即气聚的形质差异），加上这种形质所禀受的天地之气的差异，繁衍出了形形式式、千差万别的生命体。其中，最佳的生命种子在最佳的地表环境中便进化为人。从我国古代的哲学思维和我国科研机构所报导的天体核苷酸的资料出发，我们有理由怀疑：进化论，即“生命树”理论这样一种单一起源的纵向进化的理论是否靠得住，我们认为，地球生物的进化应当是多元的和横向的。即便所有的核苷酸都是同甘共苦时以同一形质降落到地面，也可能因地球表面各地区的时空条件之差异而产生出全部歧义与矛盾来，何况谁也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证明天体生命种子是没有特异性质而是同时以同一形质飘落大地的呢？ 因而，人与动物的差异完全有可能存在于原质之中，或者固定在最早的外因差异所构成的生化过程中。而从无生物到有生物、从低等生物到高等生物、最后从猿到人，这样的单线纵向发展的假说显然是外相形的推理。人猿本非一物。天地XX而生万物，万物之灵为人，人由人的生命种子在地球提供的最佳条件中进化而成，矛盾的同一性和特异性贯穿于进化过程的开头与结尾。不同的生命形体必有不同的原质差异，这是中国古典辨证法为我们提示的卓越认识。 这一特殊的生命起源程式不得不促使我们对聚讼纷纷的艺术起源认作新的思考。 在扬州市博物馆，陈列着一条古代独木舟，形如蛟龙，色如古瓦，发人无穷遐想。 中国文字中的“想”字，造得很有认识意义。段注《说文》：“想，觊思也。从心，相声。”《注》：“觊思者，觊望之思也。”又，《说文》云：“相，省视也。从目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注》：“省视，谓察视也。”“《易》说从目木之意也，目所视多矣，而从木者，地上可观者莫如木也。”可见，“想”，包含了主体思维的“心”；包含着主体的受纳器“目”；更有哲学意义地将五行之一的“木”作为触发思想的象征性客体。“木”之于“想”，并非偶然。它正记录了远古时代森林之木在民族认识上的作用与地位。 如上述独木舟之原材料的大森林，在远古时代的江南地区、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必铺天盖地，赫赫苍苍。天然的瓜果供人们采集，天然的种籽启发人们种植。天地的交互作用：阳光、雨露、风霜、雷电，作为强烈的因素，参与了人类的生存奋斗，给人带来阻力、动力、灾变与喜庆。譬如森林的燃烧，或因阳光与水交互而自燃，或因阴阳冲撞的雷电袭击而天燃。“木生火”这一观念正反映远古自然的本貌。作为人类文明之源的火，一旦在远古的森林冲天燃烧，其情景将是如何呢？无疑，将是人兽呼号奔逃，死的死，伤的伤，草木化为灰烬，泥土烧成原始的陶质。 可以想见，动物烧死后的香味是如何开发了人的嗅觉与味觉，从而产生了烹饪；同伴被烧死的惨状是如何使人恐吓惧与悲怆；旁观者和得利者又半如何观欣甚或手舞足蹈；第二年，灰烬上的新生植物更加郁郁葱葱，又如何启发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好奇生产了幻想神话，产生了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善思者产生了思维与哲学，产生了天地、水火、阴阳、五行……。第一只陶器很可能就是大火烧毁了树桩，使树桩周围的泥土变成了陶质，我们常见的原始三足陶器很可能就是人们对这种天燃原始的模仿与再造（如图）。中国绘画树料中的墨，为黑与土的合成。烧焦的木在远古的人们看来无非是黑土，烧黑的土也无非是墨。碳素黑色与土的混合，很可能就是墨的原始。无怪乎，中国有句成语叫做“真知灼见”，真知乃是大火燃烧甚至自己被烧伤以后的痛苦而且强烈的记忆所构成的认识。一切文化与艺术都是这土生土长、金劈火断的自然产物。客观辨证法在于尊重这天道的行与气化，而主观辨证法则在感悟与创造的领域中达到了神化非凡。气聚气散是宇宙万物的生灭形式，也是宇宙万物的生态形式。“六法”以气居首，首先植根于最远古的自然生态以及东方民族对这种生态自然的非凡的感悟与辨证把握。 以上从中国哲学元气论出发所建立的宇宙起源论、生物起源和人类起源论、文化起源和艺术起源论，是中国绘画及其“六法”所赖以产生的自然生态以及由这种自然生态所形成的东方思维方式的最远古而深邃的渊源。其认识方法又可以而且必须用作武器，以进一步剖析中国绘画及其“六法”本体的生态环境，并进而进入本体自身生态的研究。 地球表面一方面有着高山、平原、江河、湖海等自身的不平衡所造成的环境差异，另一方面，因受太阳日照量的多少形成为热带、温带、寒带三大不同的气候带，综观人类艺术史的大流派，与三大气候水文区密切相关。 热带非洲接受日照量最大，这里的生物接受着阳光的直线投射，进行着迅速的反馈，植物叶大荫浓，蛇兽出没无常，生命高速代谢，产生了与之相应的以采集与捕食为主的黑色民族，他们的性格也近于太阳的热烈，文化特征充满激适存性，即兴式地直线表达，质朴、热烈、夸张、稍纵即逝，传递感情采取最强烈的形式进行直感述释。历来的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事实上将此类文化置于被遗忘的角落。而这类文化最具有人类文化的原型特征，对于研究古文化最有借鉴作用。同时，由于其即兴性的特色，具有无陈规所拘限的开拓性。近现代始受到文化研究者、尤其是人类学家的重视。但至今尚未被列入人类文化大流派的比较行列，这是很遗憾的。我们称这类文化为“黑色文化”。 黑色文化，生态聚而随散，无体无系，但很多天朴的即兴绝非其他民族所可复现。其浓厚的生机、炽烈的情感、奇特的构思、绝妙的想象，付诸他们的舞蹈、音乐、雕刻、脸谱、纹身图案，充满强烈的艺术刺激性。这些特点，完全根植于其生态环境所形成的人类特征的固定质性。其即兴性、非传承性，当然也包含着重复、自发、单调等原始艺术所不可避免的弱点。 以欧洲为主体的寒带地区，禀受着与热带非洲截然相反的天地之气，日照量之小，冰封雪盖，狂风呼号，艰难的生存环境中孕育了具有极高的适存智慧的白色人种，他们的性格与冰雪一样坚定执着，生命的代谢比较缓慢，文化的传承性很强，文明程度较高。加之他们的文化群落最早发达于爱琴海沿岸，形成了有别于大陆民族的海洋民族，我们称这一文化体系为“白色文化”。梁启超曾指出：“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陆居怀土之故，而种种系累生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地理与文明之关系》）。尤其是中欧、北欧一带，很早就有了发达的渔猎、航海、商业文化，并最早地进入了现代工业社会，文化分科精密，系列性强，富于思辨性、分析性、逻辑性、科学性，与这一文化体系有着同一性的艺术，也同样具有着科学的学科系列，例如基于几何学的绘画透视、基于解剖学的人体绘画与雕刻，基于光学的油画色彩学、声学性的音乐等等皆然。 温带，在寒、热两带之间，以亚洲为主，以中国文化代表。这里日照量适中，一年四季，温凉相侪、风雨调顺，河道东西横贯于一个气候带中，居民肤色也在黑白之间，以黄肤黑发为特征，其思维方式亦位于即兴与思辨之间，形成一种独特的灵性体悟性的“辨证形象思维”（参见我们合作的《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即比黑色文化富于思辨性，比白色文化富于形象感悟性，我们京不妨称之为“黄色文化”。对这一文化特征的研究，尤其是与西方文化的比较，近百年来，成果累累，有的失之偏颇；有的泥于表象；也有不少真知灼见。最近出版的《中国古文化的奥秘》（冯天瑜、周积明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一书，总结了近百年的成果，提出了一些中肯的看法，可供参供。例如，书中对中国文化特征作了这样的描述： 总之，在一个半封闭的暖温带大陆上繁衍起来，以农业经济为生存基本手段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便是中国古代文化得以滋生和发展的土壤。正是这些社会存在的综合作用，养育了中国人特定的社会心理，如勤谨质朴、热爱和平、自足自得、崇尚中庸、习惯稳定、尊重传统等等，而以这种社会心理为中介，铸成了富于中国风格的社会意识形态，如天人相与，王民相维，上下相依的世界观、政治观、伦理观三者合一的思想体系，在政治、文学、艺术、史学、哲学无不渗透着这种思想体系的影响。 因此，我们也可以称黄色文化为中庸文化。它既不偏于热带黑色文化的即性感悟，又不偏于寒带白色文化的纯理性逻辑思辨，此之谓中；又因其积淀深厚可谓之庸。 西方十九世纪末叶产生的文化地理学派认为：种族、环境和时代是决定民族文化的三大因素，其中尤其强调种族因素。实际上，种族因素也完全取决于由日照量等条件所构成的自然生态环境。因此要追溯到文化的真正本源，则必须追索到禀受天地之气、日月之精及与此同生同成的自然生态的同根互依性。 无疑，在自然生态的形成中，太阳起了极重大的作用。从一定范围内看，太阳像万物的中心，运化出无穷新鲜，凝集了无尽奇瑰；伏蛰因其生动，沉潜因其亢扬，万物因其转运，风雨因其瞑明，星月因其生辉，潮汐因其涨落，山崩海倾，一切无穷无极，毕同毕异，无不为其光明罗网，微者见其玄奥，宏者澈其浩茫。文化之化育，不过是这万象森罗的大千世界之中的一种生态现象，岂能出其机杼？是故中国哲学才有天人感应、天人合一之命题。 因而可以说，由太阳所创造的黑色文化、白色文化、黄色文化（中庸文化）三大体系和流派，基本上可以概定人类文化的主体结构之全貌。文化生态的研究首先必须抓住这一基本点，然后方可进入各派各类文化自身发展规律即特殊生态的探索。而这些各自的特殊生态又常常与自然环境的大生态互为表里，互生互根。譬如，印度文化曾因雅利安人入侵而被摧毁；埃及文化曾因亚历山大大帝占领而希腊化；罗马文化曾因日耳曼帝国南侵而中绝；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于中世纪曾因基督教盛行而惨遭厄运，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苏醒，不久又被现代工业的冲击而产生各种异变。这些急剧变更的文化生态现象无疑与这里自然生态所造就的刚强、进取、奋争性格的文化主体的人有着内在的联系性。与此相反，中国文化相对呈现一种正常生态。中国虽然也有过东西交流、少数民族入主，直至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总的来说，仍是稳定发展，始终未出现如西方和印度那样的文化断层，也未有西方与印度那样跳跃式的剧变。这一特色，无疑也与自给自足的中国生态环境以及由这种环境所滋生的中庸性文化主体的中华民族素质有着内在的关联。也正是从这一角度看，李泽厚用“积淀”说来概定中国文化的发展规律及其特色，是十分形象、准确而简要的。也正因为此，西方文化则显得常变突新，富于破坏性和开拓性，中国文化则显得雍容、浑阔，表现出自守与融受的庄严气度。 当然，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比之于印度和西方，我们的文化显示出直线型的稳定正常生态，而在我们自身的文化生态圈内进行自我反思时，也会看到其如古柏扭转般的九曲回环。以树木打个比方，西方文化的大树经过无数次雷劈火烧，伤疤累累，但每次负伤之后，伤疤的周围便暴发蓬勃的新枝，其势汹汹，仿佛要把所遭受的损失补回来。而中国文化的参天大树未遭受过毁灭性的灾难，稳健成长，表面上看来未有过剧变，而内部的新陈代谢却一刻也未停止过。其高大丰茂，显示出外民族难以企及的健壮丰采；其老态龙钟，也显示出外民族难以想象的莫大容量。同时，由于自身的新陈代谢的不平衡，使其如古柏一般的扭转之势呈现出平衡中的不平衡，常形中有畸形，常态中有变态，因而显出意中之意外的奇异风采。 中国绘画“六法”为一生态界，包孕着魏晋以前全部艺术史的经验，可以说是万年之流程，百代之积智，与六朝文论同为时代艺术精神之总结。正因为如此，才有其广远的生态时空。在中国这个学术空气特殊的生态环境中，它充分吸收了各方面的营养，同时也显示了无与伦比的伸展余地。可以说，从“六法”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美术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 1、解析美术史中“禅画”概念的由来 2、探究民国时期美术字的视觉之美 3、佛教美术对我的影响 4、工业化题材在中西方美术中的体现 5、金焕基绘画的韩式情愫对韩国现代美术影响 6、基于IPad上的少儿美术APP界面设计研究 7、普通高校公共美术鉴赏课程中油画鉴赏教学研究 8、传统民间美术在现代工笔人物画创作中的运用研究 9、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述评 10、林风眠与徐悲鸿美术教育思想比较研究 11、西藏传统绘画形式在当代美术创作中应用与实践 12、论表现拿破仑的美术作品的典范意义及其现实影响 13、高职特教听障生工艺美术专业课程改革研究 14、论30年代漫画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地位与价值 15、中职电脑美术设计专业校企合作现状与对策研究
我认为你改从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来写。比如图中有9条鲤鱼。可以说下9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比如九五之尊了。。。⑨带表满全，，郎世宁就是把中国的工笔画和西方油画现结合的。。。在就从构图上来阐述一下。。。
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第一批有确实的历史记载，以绘画的才能享有声誉的画家，出现在魏晋之际。他们不复是传说故事中的画家，也不再是文人而兼有画名。他们是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张墨和卫协。这一批画家的出现标志着绘画艺术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曹不兴在东吴享有很高的声誉。据说他能在长五十尺的绢上画一像，须臾即成，而头身四肢比例都没有差错。虽然他的作品无存，但从这些传说中也可以窥见他的才能。曹不兴画的佛像，根据中亚（萨玛堪）僧人康僧会传入的为稿本。他曾利用在屏风上误落的墨迹绘成一蝇，而引起孙权误为真蝇，用手去弹，于是传为美谈。而曹不兴更以画龙出名，唐代还保存着他画龙的真迹。但曹不兴的作品主要的是人物画，尤其是佛教的画像。曹不兴在过去被认为是最早的知名佛像画家。 卫协、张墨在当时有“画圣”之称。卫协的声誉尤高，为顾恺之和其他南朝画家及评论家一再赞扬。谢赫甚至认为卫协有划时代的意义，“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而妙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唐代已经很罕见。就记载中的作品题目可见，大多数是历史故事画和若干佛教画。 这一时期留下的善画者的名字，还有东晋明帝司马绍、荀勗、史道硕、王廙、谢赫等。 他们作品的题材，一部分明显地是因袭汉代美术的，如荆轲、西王母、穆天子、诗经、列女等。一部分是汉代题材的扩大，如：洛神赋图、金谷园图、三都赋图等。大多是历史传说和风俗的题材。但也有一部分是名士像和神仙像，这反映了当时道教思想的流行。
我也是美术专业的，我选的题目是关于民间美术方面的
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第一批有确实的历史记载，以绘画的才能享有声誉的画家，出现在魏晋之际。他们不复是传说故事中的画家，也不再是文人而兼有画名。他们是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张墨和卫协。这一批画家的出现标志着绘画艺术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曹不兴在东吴享有很高的声誉。据说他能在长五十尺的绢上画一像，须臾即成，而头身四肢比例都没有差错。虽然他的作品无存，但从这些传说中也可以窥见他的才能。曹不兴画的佛像，根据中亚（萨玛堪）僧人康僧会传入的为稿本。他曾利用在屏风上误落的墨迹绘成一蝇，而引起孙权误为真蝇，用手去弹，于是传为美谈。而曹不兴更以画龙出名，唐代还保存着他画龙的真迹。但曹不兴的作品主要的是人物画，尤其是佛教的画像。曹不兴在过去被认为是最早的知名佛像画家。 卫协、张墨在当时有“画圣”之称。卫协的声誉尤高，为顾恺之和其他南朝画家及评论家一再赞扬。谢赫甚至认为卫协有划时代的意义，“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而妙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唐代已经很罕见。就记载中的作品题目可见，大多数是历史故事画和若干佛教画。 这一时期留下的善画者的名字，还有东晋明帝司马绍、荀勗、史道硕、王廙、谢赫等。 他们作品的题材，一部分明显地是因袭汉代美术的，如荆轲、西王母、穆天子、诗经、列女等。一部分是汉代题材的扩大，如：洛神赋图、金谷园图、三都赋图等。大多是历史传说和风俗的题材。但也有一部分是名士像和神仙像，这反映了当时道教思想的流行。
盛唐风韵 ——从唐朝仕女画看盛唐气象 内容提要：唐朝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中国美术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本文从张萱和周昉的唐朝仕女画说起，画中所描绘的女子体态丰腴、衣着开放，充分体现出唐朝女性地位的提高，以此为角度展现盛唐时期社会发展、社会风气自信开放的图景。 关键词：唐朝仕女画；女性地位；盛唐气象；自信雍容 在中国的人物画历史中，唐朝的仕女画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体态丰满、衣着华丽鲜亮的贵妇人和手持纨扇的侍女，或沉静地坐着，或在园子里赏玩，或策马游春，或追逐嬉戏。与汉朝、两晋、明清所欣赏的弱不禁风、“秀骨清像”的仕女相比，丰满的唐朝的仕女大气、雍容，充分体现了盛唐时期社会各方面的发达与人们的自信。 张萱和周昉的仕女画 唐朝仕女画的代表画家是张萱和周昉。 张萱的代表作是《虢国夫人游春图》和《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是描绘天宝年间杨贵妃的妹妹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带随从出游的场面，画中八个骑马女性，以人物闲适欢愉的意态和华丽的服饰烘托“春”的感觉。虢国夫人“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不施粉黛，与侍女们自由骑马在郊外漫步踏青，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唐朝的封建礼教对女子束缚较少，女子可以抛头露面、骑马出行。《捣练图》则描绘妇女捣练、络线和缝制等劳动的情景。人物造型丰腴健康，神态生动，姿态各不相同，特别是通过动作细节，穿插三个小女孩，或帮忙，或玩耍，传达劳动过程中的生活情趣。人物整个画面色彩明艳华丽，疏密有致。 周昉作品的特点，据当时人记载是“衣裳劲简”，“彩色柔丽”，所描绘的妇女形象是“以丰厚为体”，这些特点都可以在现存周昉的作品《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中见到。《簪花仕女图》取材宫廷妇女的生活，装饰华丽奢艳的嫔妃们在庭园中闲步，上身束抹胸，肥大曳地的团花大副长裙，肩披透体薄纱，盘起的发髻，簪上步摇钗，圆脸丰肌，气质华丽富贵，动作从容悠缓，神情悠闲矜持。 从两人的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唐朝的审美观：雍容富态、健康自然成了评价美女的主导标准，且女性的衣着、活动都十分开放。 唐朝女性地位的提高 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人物画中的仕女我们可以看到唐朝女性的极大自由和女性地位的提高。 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富有效率的开明政策，带来了人民自我认同心理的加强，使得唐人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这一社会大背景下，唐代妇女以更为大胆的方式去追求美和表现美。 唐朝女性的打扮是中国历代女性中最为大胆和性感的。社会对妇女的束缚相对较少，女性之美相应地呈现出了雍荣华贵的景象。唐代女子以丰腴的体态为美，加上高耸的发髻，飘扬的披帛，显得华丽大方，充分体现了女性美上的“盛唐气象”。女性着装极其自由，宽袖窄袖，华服胡服，女装男装，皆从其便。唐代的贵妇大都“缣罗不着爱轻容”。因此，当时女子还盛行胡服打扮，翻领窄袖长袍，腰系皮带，上挂各种金属饰件，内穿条纹窄腿长裤。 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 唐朝妇女女性地位的尊严有显著的提高。盛唐时期，有登基制诰、号令天下的女皇帝武则天，有设立幕府、干政决狱的女显贵，有挥翰作诗的女才子，也有擅长丝竹管弦、轻歌曼舞、色艺皆佳的女艺人„„妇女们敢于追求理想，追求个性。她们都得以抛头露面于社会。 妇女地位与社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社会风气有关，女性地位的提高推动了社会健康发展。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时代，对妇女生活束缚较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李唐王族本身具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社会提倡创新精神。唐代妇女都喜欢抛头露面，甚至男女同席共饮、谈笑唱和，而无所顾忌。唐朝皇室贵族中便男女无别，至于寻常百姓人家就更没有什么约束了。女子骑马射箭、自由恋爱都是很平常的事情。 开放的社会，繁荣的气象，博大包容的胸怀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必定是兼容并蓄，允许所谓各种“异端”存在的，表现在女性意识上也是自主性的，多元化的。唐朝妇女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盛唐：自信雍容的力量 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充满博大雄浑社会气象的一个时代，在绘画上是具有神奇魅力的辉煌时期。 经过初盛唐一百多年的经营，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政治开明，文化发达，对外交流频繁，不仅是唐朝的高峰，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期。国力强盛与文明发达，使唐人充满自信，唐成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与唐交往的国家有130多个。不同文化的影响、交融，使唐人不拘于传统，眼界开阔，热烈放姿。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国势的强盛使得一种自信的意志和闳阔的气势高扬在唐帝国的文治武功和大一统事业上。宋代的诗论家严羽曾经用“盛唐气象”来称赞唐代开元前后的诗歌，事实上，这完全可以用来描绘唐代文化和社会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 唐文化的特有气质，正是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精神。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唐代国力达到顶峰，史称“开元盛世”。唐朝文化在鼎盛时期的精神面貌，宽广、博大、自信的胸襟，宏大、磅礴、洒脱的气质。正因有此胸怀与气质，唐朝文化，不仅在诗歌，而且在书画、音乐、舞蹈、散文、宗教、思想方面，均达到发展的高峰，极一时之盛。 文化的盛世，不仅表现在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完美继承与发扬，也表现在对异族文化、外域文化的汲取上。唐王朝采取开放的民族政策，不仅使得唐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巩固和扩大，更重要的是，多元文化的交汇，有助于促成文化隆盛的形成。游牧民族活跃、奋发进取的精神，与中原汉民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相结合，迸发出勃勃生机，使唐文化性格在整体上有一种明朗、高亢、奔放、热烈的时代气质。唐朝的这种对异族文化和外域文化的大规模采撷，吸收，在世界文化史上均可堪称典范。有容乃大的精神，造就了唐朝的充实而又光辉的文化繁荣时代。 唐朝的时代精神，可以用开放、进取、尚武、多元等词语进行概括，这是一种新民族新文化的优势所在。在思想观念和社会风尚方面，都给人以焕然一新的感觉放的胸怀、高扬的自信，使唐人具有了雍容大度的祥和与宁静，昂扬坚定的进取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因此唐人具有了一种与以往其他朝代都不一样的审美取向，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力量型的、开放兼容的文化视野。这一切体现了一个民族进入高度成熟、处于生命力最旺盛阶段洋溢出的蓬勃朝气和高度自信。唐人崇尚并醉心这种气魄、力量和开张的美，他们崇尚热烈放姿、开拓进取、积极向上。 盛唐，传递给我们自信与雍容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佚名，周昉与中唐以后的绘画， 2 佚名，最美丽的仕女形象，新闻午报，2006年12月24日 3 林彬、陆珊珊，大唐的风韵，南昌高专学报，2003年第3期 4 孙家洲、刘后滨，唐代的开放性格与盛唐气象，_ html， 2006年07月12日 5 李土生，有容乃大：盛唐气象与唐代文化精神，，2006年5月17日 6 晴语，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复苏与彰显——唐朝女性文化研究，，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拍掉了，我们的。黑地久天长伴你真好朋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拍掉了，我们的。黑地久天长伴你真好朋
我国古代绘画史上，第一批有确实的历史记载，以绘画的才能享有声誉的画家，出现在魏晋之际。他们不复是传说故事中的画家，也不再是文人而兼有画名。他们是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张墨和卫协。这一批画家的出现标志着绘画艺术发展进入新的阶段。 曹不兴在东吴享有很高的声誉。据说他能在长五十尺的绢上画一像，须臾即成，而头身四肢比例都没有差错。虽然他的作品无存，但从这些传说中也可以窥见他的才能。曹不兴画的佛像，根据中亚（萨玛堪）僧人康僧会传入的为稿本。他曾利用在屏风上误落的墨迹绘成一蝇，而引起孙权误为真蝇，用手去弹，于是传为美谈。而曹不兴更以画龙出名，唐代还保存着他画龙的真迹。但曹不兴的作品主要的是人物画，尤其是佛教的画像。曹不兴在过去被认为是最早的知名佛像画家。 卫协、张墨在当时有“画圣”之称。卫协的声誉尤高，为顾恺之和其他南朝画家及评论家一再赞扬。谢赫甚至认为卫协有划时代的意义，“古画皆略，至协始精。六法颇为兼善。虽不该备形似，而妙有气韵。凌跨群雄，旷代绝笔”。但是他们的作品在唐代已经很罕见。就记载中的作品题目可见，大多数是历史故事画和若干佛教画。 这一时期留下的善画者的名字，还有东晋明帝司马绍、荀勗、史道硕、王廙、谢赫等。 他们作品的题材，一部分明显地是因袭汉代美术的，如荆轲、西王母、穆天子、诗经、列女等。一部分是汉代题材的扩大，如：洛神赋图、金谷园图、三都赋图等。大多是历史传说和风俗的题材。但也有一部分是名士像和神仙像，这反映了当时道教思想的流行。
去书店看看
清末期美术教育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摧残了中国人的肉体，也重创了中国人保守的思想。当人们从民族落后的反醒中寻求解答时，人们开始重视经世致用，以物质生产为目的实用知识，重视科学，重视以美术教育的形式培养为洋务实用的美术人才。应科学与实业的需求近代学校教育应运而生。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马尾船政局，内设船政学堂。其教学科目除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外，还包括画法。1867年又设马尾绘事院，培养制图专门人才。随后，开设有图画(制图)科的新式学堂日渐增多。我国近代教育活动家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的(1904年正式开学)两江师范学堂(初名三江师范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之一。图画成为所学课程中的必修课程。1906年，学堂监督(校长)李瑞清奏请获准，创办了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第1个美术系科——图画手工科。“学科以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科，兹单以图画言之，西洋画(铅笔、木炭、水彩油画)，中国画(山水、花卉)，用器画(平面、立体)、图案等。”图画手工科的设立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美术教育体制，所设课程全面而完备，并且注意突出美术师范教育的特点。图画手工科开设的课程为：教育为总主科；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主科；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数学、体操为副科。学生须通过预科文理普修方可进入图画手工科学习。自此，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广东优级师范学堂、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设有图画手工科(班)。辛亥革命后，一些已建的师范学校，如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通州师范相继开办了图画手工专修科。1852年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开始附设“土山弯画馆”。画馆属工艺工场的一部分，但主要是为天主教培养宗教画人才。学生是中国的天主教徒，教师是法国传教士。教学采取工徒制，内容包括擦笔画、木炭画、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和油画等技法，课堂作业主要是范画临摹。该画馆还于1907年出版了《绘事浅说》、《铅笔画贴》等书，影响较大，对中国的美术教育，对西画在中国的传播有一定推动作用，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培养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西画画家，徐悲鸿先生称之为中国西洋画的摇篮。清末，一些有志于美术教育的知识分子，模仿日本和欧美的美术教育体制，开始尝试新的美术教学方法，编写出版“美术教科书”。俞复创办的“文明书局”1902年印发了一套学堂蒙学课本，其中就有丁宝书编写的《新习画帖》5种、《铅笔画帖》4种，《高小铅笔画帖》3种。商务印书馆也出版了徐永清编绘的《中学用铅笔画帖》8册，这些教材对我国新式美术教育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管学大臣张百熙以吴汝纶等人到日本的考察报告为基础，草拟了《学堂章程》，同年8月15日奏准颁布，也就是《钦定学堂章程》，也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近代学校系统，虽已公布，但并未执行。1904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对《钦定学堂章程》修改，，于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它是我国经法令公布，正式在全国实行的第一个完整的近代学校体系。它对整个国家的学校教育系统、课程设置、教育行政及学校管理等，都做了详细的规定。“癸卯学制”将学前教育的“蒙养院”划出学校系统之外，将小学到大学分为三等六段。其中，第一为初等教育，内分为初等小学堂（学制为5年）和高等小学堂（学制4年）二段；第二为中等教育，设中等学堂一段（学制为5年）；第三为高等教育，内分三段，初步构筑了以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与实业教育为三条主干的国民教育体系。《奏定学堂章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思想下，决定：初等小学“图画”、“手工”列为加授科目，作为“随意科目”。其中，初小图画课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练习手眼，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象之性情”。手工课教学目的是使学生“练习手眼，使能制作简易之物品，以养成好勤耐劳之习”。高等小学“图画”为必修课，每周2课时，“手工”列为兼授科目。其中，高等小学图画课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观察实物形体及临本”，通过教学“练成可应用之技能，并令其心思于精细，助其愉悦”。手工课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能制作简易之物品，养成其用心思耐劳烦之习”。中等学堂“图画”为必修课，每周1课时，共计4学年。中等学堂图画教学目的是“习画者，当就实物模型图谱，教自在画，俾得练习意匠，兼讲用器画之大要，以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图，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从《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中可看出，设置图画、手工课的目的是“以养成其见物留心，记其实象”，“养成好勤耐劳”，“练成可应实用之技能”。培养毕业后“以备他日绘画地图、机器图，及讲求各项实业之初基”。应学制改革的需要，1906年，李瑞清呈准学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添设图画手工科，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的美术系科。图画手工科以教育、图画、手工为主课，音乐、文化为副科。图画包括中西绘画及几何、投影等用器画；手工包括纸细工、黏土细工、石膏、竹、木等工艺美术。为我国培了第一批美术教师，其中汪耒白、吕凤子、沈溪桥、姜丹书、李促乾、吴溉亭等人成了中国第一批著名的美术教育家。清末的“癸卯学制”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使中国教育开始全面摆脱自我封闭，融入了世界教育发展的大潮，奠定了图画和手工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清末的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由于对科学和物质文化的重视，原本被我们忽视的属于“技”的那部分美术教育借助于这一时机在我国各级教育组织中迅速出现，形成了与“艺”的教育并举的局面。至此，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格局正式形成。也奠定了现代美院与工艺美院并存、基础教育中的绘画与工艺并存、社会中画家与工艺美术大师并存的基础。民国初期美术教育1911年，建立了中华民国，这是史所未有的重大进步，不仅标志着两千多年封建帝制向新兴民主共和体制的转变，也极大的推动了教育现代化进程，给美术教育带来了活力。1906年，王国维先生在中国首倡美育，并且提出在中国要以美育取代宗教的缺位，所谓“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1907年，蔡元培先生大声疾呼：“以美育代宗教”。鲁迅先生也在1907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以及1912年发表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极力推崇美育，将美育主张与艺术创作结合起来，希望通过艺术提倡美育，传播宗教。1912年1月9日成立了中央教育部，蔡元培任第一任教育总长。1月19日，教育部发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7月10日，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华民国中央临时教育会议，确定了民国教育的基本框架。9月3日，中华民国第一个《学校系统令》公布，因1912年为农历壬子年，史称“壬子学制”。其后至1913年间又颁布了不少法令，合称为“壬子---癸丑学制”。新学制将整个学校系统分为三等五段，其中普通教育，初等小学校学制4年，儿童6岁入学，为国家义务教育，毕业后可升入高等小学或实业学校；高等小学校学制3年，毕业后可升入中学、师范学校；中学校学制4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或高等师范学校。该学制沿用了10年，在中国学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1912年9月，教育部颁布《小学校令》，其中规定：“初等小学校之教科目，为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课缝纫。”“高等小学校之教科目，为修身、国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唱歌、体操；男子加课农业，女子加课缝纫。”1912年11月，教育部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其中规定：“中学校之学科目，为修身、国文、外国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法制、经济、图画、手工、乐歌、体操。”并认为图画课的要旨：“在使祥审物体，能自由绘画，兼练习意匠，涵养美感。”手工课的要旨：“在练习技能，使制简易物品，养成工作之趣味、勤劳之习惯。”并规定，图画课第1-3学年，每周为1课时，第4学年每周为2课时，所学内容：自在画、用器画。自在画以写生为主，并授临画之法；用器画当授以几何画。手工课4学年每周均为1课时，所学内容：以天然物之模造及简易日用器具、各种细工，并示以材料之性质及工具之保存法。女子中学校手工以编物、刺绣、摘棉造花等为主。 民国初期的美术教育提出了培养学生“养其美感”、“涵养美感”的审美能力。可见，美术教育中的审美功能在民国初期的学校教育中已经得到了重视。在蔡元培先生等人的倡导下，美术教育思想已由过分的看重“技”的培养，又向“艺”的方向略略倾斜的一下。蔡元培先生不仅从理论上全面和深刻地提出了将美育与世界观教育结合起来的国民教育思想，而且身体力行，精心呵护美育团体及学校。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私立美术学校蓬勃发展。1909年，周湘在上海先后办起中西美术学校及布景画传习所，传授西洋绘画技法。丁悚、乌始光、刘海粟、张眉荪等人曾在此学画。后来中西美术学校改名为中华美术学校，这是中国学习西方美术教育的开端，这是我国第一所私立美术学校。1910年中国人自行编写的《各科教法》正式出版。1911年，乌始光、刘海粟、丁悚、汪亚尘兴办上海图画美术院，1920年更名为上海美术学校，1921年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这是我国现代美术教育史上第一所正规美术专门院校。1912年4月1日，浙江两级师范（现为浙江大学）开学复课，同年秋，增设高师图画手工专科，学制3年。当时的教师有李淑同、樊羲臣、姜丹书等人。在之后的几年间，以美术教育为特色的学校或者开有美术教育课程的学校大量涌现。1915年，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开设3年制手工图画科，教师有李毅士、陈师曾、郑锦、丁荫（美国人）等；1915年，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现为南京师范大学）开设3年制图画手工科；1918年4月15日，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国立北京美术专科学校（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成立，郑锦为首任校长，这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院校。“五四”至抗战前的美术教育1919年的“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进入了新民主义革命阶段。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教育进行了较多改革。教育界出现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学习对象由原来的日本、德国转向美国。1919年5月1日，美国教育家杜威来华讲学。在中国两年多，他在胡适、陶行知等人陪同下，当时11个省举行了70场演讲。杜威宣传实用主义的哲学与教育主张，为中国打开了通向实验科学和现代文明的窗户。 “五四”至抗战前的学校美术教育，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在蔡元培先生等一代人的努力下，美术教育借鉴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美术教育中的成功经验，把西方美术中的色彩学、透视学、解剖学和设色、明暗等画法，还有设计、工艺制作中的一些新的理念引进了中小学美术教育之中，普及了美术教育，开创了“技”、“艺”并举的局面。
1840年的鸦片战争揭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透过被砸开的大门，人们幡然看到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强大，痛彻地感到一个民族要强盛，就必须重视科学，重视经世致用的以物质生产为目的的实用知识。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看到中国教育之弊端，科举制之误国误民，改革旧教育之呼声日甚。“新学”如雨后春笋般在奇石怪岩中倔犟地生长起来。与帝国主义军事入侵结伴而来的文化人侵，使得教会学校在中国大量出现。另外，中国原有的传统教育也并未消声匿迹。中国近代美术教育就是在这一背景中诞生的。 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出现，依我国著名美术教育家姜丹书先生的见解，可分近因和远因两种。近因是废科举，兴学堂。科举教育是以私塾教育为特征的，私塾教育排斥艺术教育，近代学校教育则包括艺术教育，因此，私塾教育与学校教育实际上成了艺术教育变动中划时期的分界线。远因是由于西洋人传教和通商的关系。洋教和洋货的大量进入，使西洋的艺术为国人所认识。直观性很强的艺术，甚至成了“欧化”的主要原因，“须知最易感受欧化的，莫先于艺术，莫捷于艺术，莫普遍于艺术，亦莫深刻于艺术”。 姜丹书先生的分析固然有其道理，然而，中国近代美术教育之所以发展得如此迅猛，更直接的动力还是科学与实业。 西方近代人文科学的传人，声、光、化、电等实用科学的普及，使国人看到西方学校开设的教学科目大多与“绘事”相关，比如，“算学”要大量使用图画，“地理”须使用各种地图，地质学得依靠测绘图，“植物学”则离不开标本图。人们从科学和实业的角度认识到了美术作为促进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工具性价值，这最早在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中反映出来。 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设马尾船政局，内设船政学堂。其教学科目除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外，还包括画法。1867年又设马尾绘事院，培养制图专门人才，内分2部：一部学习船图，一部学习机器图，学生被称为“画图生”。 随后，开设有图画(制图)科的新式学堂日渐增多，其中主要有：天津电报学堂(1880年创办)、江南水师学堂(1890年创办)和天津中西学堂(1895年创办)。 要发展教育，兴学育才，培养新式师资，就成为关键问题。这自然导致了我国师范教育的萌芽。 我国近代教育活动家张之洞于1902年创办的(1904年正式开学)两江师范学堂(初名三江师范学堂)是我国最早的师范学校之一。该校设本科、速成与最速成科3科，以培养高、初级2级小学堂教员为宗旨。所学课程为修身、历史、地理、文学、算学、教育、理化和体操等。图画也为其中的必修课程，另设有法制；理财、农业和英文等随意课。1905年，这所学校改为以培养初等师范学堂和中学堂教员为宗旨的优级师范学堂。 1906年，学堂监督(校长)李瑞清奏请获准，创办了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第1个美术系科——图画手工科。“学科以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科，兹单以图画言之，西洋画(铅笔、木炭、水彩油画)，中国画(山水、花卉)，用器画(平面、立体)、图案等。” 图画手工科的设立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美术教育体制，所设课程全面而完备，并且注意突出美术师范教育的特点。图画手工科开设的课程为：教育为总主科；图画、手工为主科；音乐为副主科；国文、英文、日文、历史、地理、数学、体操为副科。学生须通过预科文理普修方可进入图画手工科学习。 图画手工科本科的课程主要为： “教育：包括教育史(此先在预科中教起)、教育学、训育论、心理学、伦理学、各科教授(学)法、教育行政及小学设置等。每周约四五小时，教师是日人松本孝次郎和松浦杖杖作。 图画：自在画——素描(铅笔、木炭及擦笔)。临画及写生，几何立体、静物及石膏人像(有些先在预科中教起)、单色石膏、铅笔淡彩、水彩画(静物、动物标本写生及野外风景练习)、速写、油画、图案画等。教师是日人盐见竞。 又加国画，当时称“毛笔画”——山水、花卉。教师是萧俊贤。 用器画——平面几何画(先在预科中教起)、正写投影(当时称“投象”)、均角投影、倾斜投影、远近投影(透视画)、画法几何等。教师是日人亘理宽之助(一个短时期)及盐见竟。 每周图画时数有十余小时(国画时数另加)。 手工(后称工艺、劳作，发展而为工艺美术)：纸细工——包括折纸、切纸、粗纸、捻纸、厚纸、纽结细工(与捻纸结合)、豆细工、粘土细工(塑造、烧窑——素烧、釉烧)、石膏细工(浇造、雕刻、翻模型)等。以上先在预科中教起。再加竹工、木工、漆工、辘轳工。(旋工、车床元件)、金工(针金工即线金工、扳金工——小焊、火焊、变色、蚀雕、镀金、及锻工)等。教师：预科时是日人杉田稔，本科时是日人一户清户。每周手工时数为十余小时。 音乐(略) 本科时，除这些主要功课外还有几种副科，如：伦理(每周只一小时)、力学(为了与手工有关)、日文(为了增加看参考书的能力)及体操(柔软、兵式)。 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的图画手工科接连办了两班，培养了我国第一批美术师资人才五六十人，其中包括汪采白、吕凤子、沈溪桥、李仲乾、姜丹书、吴溉亭、李健等在中国近代艺术教育史上颇有影响的人物。毕业生主要分配在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川、山西和北京等地，有的直接从事中、小学美术教育，为我国新美术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李瑞清也因其卓越的贡献被尊为中国近代美术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此后，保定优级师范学堂、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广东优级师范学堂以及在两江师范旧址重新建的“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设有图画手工科(班)。辛亥革命后，一些已建的师范学校，如北京高等师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都相继开办了图画手工专修科。此外，我国最早的中等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现江苏省南通师范学校)也开设了图画、手工课作为主要课程。 辛亥革命前，培养绘画专门人才的学校尚未出现。但1852年间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内附设的“土山弯画馆”值得一提。这所画馆虽属工艺工场的一部分，但主要是训练宗教画人才。学生皆为中国信徒，教师则为法国传教士。教学采取工徒制，内容包括擦笔画、木炭画、铅笔画、钢笔画、水彩画和油画等技法，课堂作业主要是范画临摹。该画馆还于1907年出版了《绘事浅说》、《铅笔画贴》等书，影响较大，对中国的美术教育，尤其是西画教育有一定推动作用，以至被徐悲鸿先生称为“中国西洋画之摇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