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与意义域——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李凯林一、一个有待澄清的基本理论问题如何看待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方法论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持肯定态度的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伟大贡献。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则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在以“反形而上学”为特征的现代哲学中已被抛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也因而失去了意义。还有观点认为，即使哲学基本问题存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也不应再用，因为这种做法不利于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有同志提出：对任何哲学都要做一番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划分出它们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之所属，这是把五彩缤纷的哲学变成黑白二色的做法；它使哲学变得苍白贫困；而这种做法的经典代表就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这个批评意见在当时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上述批评当时未能在较大范围内展开争论，但认识问题并未解决。如下述说法：“欢迎作为工具的哲学，讨厌作为裁判的哲学”（见1986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第3版），就蕴含着对《唯批》所用的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的否定。国内学界关于马赫、彭加勒等人哲学思想的发掘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唯批》所用的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的贬抑。一些学者在总结我们已往哲学研究中的偏颇和失误时，常有对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的否定。如强调“在总结现代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时，必须废止这种给自然科学家贴唯物或唯心标签的简单做法”（参见孙显元）。许多人认为，现代哲学的“反形而上学”特点或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分析方法应予取消。恩格斯提出的这一理论及其方法真的应该寿终正寝了吗？从国内历时弥久的实践本体论之争，到最近有学者提出要从“逻辑在先”的意义上把“自然”归于社会，并进而归于“人类悟性的创造”（参见俞吾金），都表明我们的哲学研究并未摆脱“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的纠缠，与之相关，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的去留得失也就仍有斟酌之必要。 二、哲学基本问题能被取消吗？考察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是否有意义，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本身能否被取消。取消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主要是从实证主义哲学“反形而上学”的口号那里来的。实证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可实证的事实为基础，而无法被经验所实证的概念或命题，如关于世界本原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之类的问题，均应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实证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思潮，在科学主义流派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人本主义流派中也有很大影响。在抛弃“形而上学”的同时，现代西方哲学大多转而去具体地研究语言问题、科学逻辑问题、人生问题等。无可否认，当代西方哲学在许多具体领域的研究中确实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现在要问的是，哲学基本问题真的被取消了吗？且不谈人本主义流派中诸多哲学家关于世界存在的本质的思考，即使就实证主义本身而言，它关于“命题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或“可确认性”标准，难道不是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某种回答吗？虽然它对经验的纯主观解释似乎又是要把这个问题取消，即如果经验只是一种主观感觉要素，那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也就没有了，但这恰如黑格尔把客观世界说成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并未取消他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一样，对经验的纯主观解释也只能表明实证主义在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了较为模糊的唯物主义回答之后，又最终走向了唯心主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未被取消。实际上，在西方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高潮迭起的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最鲜明不过地说明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地位难以动摇。有些人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只是哲学家感兴趣的东西，自然科学家则对它很反感，所以该问题在自然科学家那里应予取消。若果然如此，则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自然科学家那里当然就不能用了。但事实上是，并非由于哲学家的挑唆，而是自然科学家们自己常常要去触及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基础的世界观问题。历史上，牛顿对“第一推动力”的思考是如此；世纪之交中那些提出“世界要素说”、“物质消失了”、“唯能论”等的科学家们也是如此；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关于“上帝是否掷骰子”的争论，也可说是要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角度来追索量子力学中的几率描述是否具有世界观意义的争论；信息论创始人申农关于“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的问难则可说是对哲学基本问题中的基本概念的直接思忖，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之所以常常是由很有造诣的自然科学家（或是对自然科学前沿有较深了解的哲学家）提出，原因不外乎在于正是他们才最先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科学新成果与现行的某种哲学世界观的关系。而他们之所以能有此感受并敏锐地提出某种问题或质难，则又应当归因于他们的相应哲学素养。人们的世界观本体论方面的学问正是由此而来的。古人从经验的积累和思辨能力的发展上不断发展这方面的学说，现代人则是从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上不断发展这方面的学说。无论是从否定的方面对现行的某种观念提出的质难，还是从肯定的方面对某种理论学说的建设与丰富，实际上都是对世界观理论发展的促进。恩格斯说过，人类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长过程，“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世界的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3页）。科学和哲学的相互作用的历史证明了恩格斯上述观点的正确。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世界观问题和哲学基本问题取消不了，并不等于说哲学基本问题就时时处处都应当是哲学的热门话题。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可以对它不感兴趣，某种学术思想派别也可以对它不感兴趣，但不感兴趣不等于对它没有回答，也不等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不要它。中国和西方在社会心理方面的历时性变化可以为此提供诸多佐证。西方的世界观“形而上学”在达到黑格尔哲学这种最高形态之后，社会心理转向对一些比较具体的或可操作性更强的理论研究感兴趣，语言分析哲学、科学哲学还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等，都可谓是这个方向下的产物。而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科学实在论、人本主义等，则又可说是对哲学世界观问题的探求。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中特别看重哲学基本问题分析这种哲学方法，而当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理论研究需求时，对国外各种哲学思潮的介绍，对自然科学新成果的研究，对科学方法论、认识论等等的研究，就兴盛了起来。有些人由此认为哲学世界观问题以及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应当归于消亡，这未免有点以偏概全。三、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哲学基本问题既然取消不了，那么相应地，哲学基本问题分析这种方法也就不会失去自己的作用对象。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是有益还是有害，即它的意义怎样？前述的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把五彩缤纷的哲学分为黑白二色，使哲学变得苍白贫困。究竟应怎样看待这种批评呢？笔者以为，上述批评在出发点上是要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但立论未必切当。我们的哲学是否有贫困之嫌可以暂且置而不论，我们的哲学要发展却是各方面的共识。而要发展就必然要有对现状与过去的某种批评。对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提出质难的缘起无非与下述现象有关，即我们在过去一个时期中的哲学研究工作特别看重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方法去划线，即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线。许多研究者如此，相当多的学习者也是如此。大家普遍认为，唯物主义是真理，唯心主义是谬误；唯物主义是应予肯定的精神财富，唯心主义是可资批判的反面教员。翻开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若干年的哲学刊物，这种划线文章比比皆是。改革开放实践给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期望，因而对哲学界长期形成的上述分析与划线高于一切的状况表示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不能为纠偏而把一些正确的东西也丢掉了。以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作为哲学研究的全部工作或最高目标，当然有失偏颇，但因此就把一切弊端都归罪于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并要把它否定掉，那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主要意义何在？笔者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态度与做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迪。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页）。对于黑格尔哲学，他们认为不能简单抛弃，而是“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恩格斯指出，“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黑格尔哲学大厦的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同上，第219页）试想，如果不对黑格尔哲学的概念与理论体系作哲学基本问题分析，能对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内容作唯物主义的改造吗？显然不能。人们常说，对一种理论要能够钻进去又钻出来。“钻进去”是说要把握该理论讲了些什么东西，“钻出来”则是说要对该理论讲的这些东西的真伪与价值程度有所辨析。有些人认为“钻进去”比较容易，只要按部就班地跟着作者走就是了；而“钻出来”则比较难，难在读者要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在各种批判能力中，能否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也许是最基本的批判能力。马克思说：“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 …… 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这种从“深奥”中看出“简单”的方法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运用时首先就要用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方法。也许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既没有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被黑格尔哲学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所迷惑，也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要把黑格尔哲学全盘抛弃，其思想方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黑格尔哲学在处理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有明确的把握。列宁也是由于这一点而能对黑格尔哲学实行一种视角上的转换，从《逻辑学》这个“最唯心”的理论著述中看到“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列宁，第265页），从而为他科学地吸取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方法论前提。综上所述，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它是从总体上把握各种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思路，使我们能够在纷繁多样的哲学理论面前保持清醒头脑，为批判其谬误、吸取其合理思想迈出理论研究的第一步。没有这第一步，后面的路子就可能走偏：或者陷入某种思想陷阱中不能自拔，或者在众说纷纭的思想混战中茫然无措。被列宁的《唯批》所批评的一些科学家的糊涂思想或错误思想就是在这第一步上出了问题。然而第一步毕竟只是第一步，它的全部意义只在于为后面的第二步作准备。就是说，在对一种或数种哲学思想作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之后，进而应具体地发掘和辨析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显然，如果只走了第一步而不走第二步，恰似登上了“脚手架”却不进去“探宝”一样。但如果第一步未走好就走第二步，那么虽然也有可能深入其中拿到珍宝，但能否还这些珍宝以本来的科学面目，并使它们能真正为科学所用，就难说了。以上关于第一步第二步之说，是就哲学研究的整体任务而言。具体说来，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思想斗争状况，以及不同的研究工作，都可能会有不同侧重。比如同是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是侧重其“辩证”唯物方面，而在列宁时期则是侧重其辩证“唯物”方面。列宁的《唯批》写于俄国革命处于低潮阶段，这时期党内外各种唯心主义不可知论思潮泛滥，唯物主义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运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去剖析各种“新思想”以捍卫唯物主义的基本科学立场外，别无选择。因此列宁花了八个月时间，参阅数百种杂志、数十部书，抱病写成了这部数十万言的理论巨著。它给当时的种种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以有力的反击，澄清了党内的思想混乱，为革命的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如果就《唯批》的主要工作而言，那么它完成的只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步工作。对于第二步工作，即对包括马赫在内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中的有价值之处的辨析，列宁基本没有做。为什么？答案也许是：从客观上看这不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从主观上看这也不是列宁写《唯批》的主要任务。马赫等一些自然科学家因对科学的贡献而在当时享有盛誉，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使他们在哲学上散布的错误观点有着特殊的危害性。纠正这种危害性的关键就是要在哲学基本立场上澄清是非，非此不能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非此也不能使包括自然科学家在内的人们正确认识当时流行的马赫主义的错误之所在。所以，列宁集中地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上作文章，完全是从当时的革命实践出发，抓住了最要害的问题。那种认为列宁对科学家们有偏见的责备，是否是有些不顾当时历史条件的求全责备呢？我们在《哲学笔记》中，就可看到列宁集第一步和第二步一起走而又以第二步为主要着眼点的情形。 也许可以说，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能够那么驾轻就熟地深入发掘各个哲学家的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与他写《唯批》所走的那个坚实的“第一步”直接相关。顺便说一句，这也是笔者不赞成那种把《唯批》与《哲学笔记》对立起来的一个理由。当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被我们广泛认可的时候，它在广泛的运用中也出现了诸多偏颇，即人们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是一味地“分析”、“划线”，甚至视此为哲学研究的全部任务。尽管这种片面性与对《唯批》方法的教条主义运用有关，但后人在运用《唯批》方法时产生的过错不应与《唯批》本身的对或错混为一谈。综上所述，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不应否定，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它对后人提高哲学素养所具有的意义不应抹煞。问题只在于当我们走了“第一步”（把握对象的哲学基本立场）之时，不要忘记还有更重要的“第二步”（探宝）。四、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域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以往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务和方法。这种看法和做法给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危害。今天，在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有必要从“意义域”的角度去认识它，以避免简单地抛弃它。以往有同志提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不宜划分哲学派别”，已经意味着要给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作出意义域上的限定。但笔者感到上述禁止性限定似有些太宽泛，因为，对那些已从自然科学层次深入到哲学层次的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为什么就不能实事求是地作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呢？这在逻辑上说不通。但仅仅从逻辑上出发似乎也不尽合宜。因为从逻辑上看，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可以对任何涉及到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予以分析，如果有些人因此而将这种方法随处套用，则难免有一些令人讨嫌（或事与愿违）的事情发生。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对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域的理解，应当是从逻辑和现实两方面着眼。首先是在逻辑上要对口，其次是在学术理论发展上要有现实需要。具体说有如下三点：其一，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只应当应用于对涉及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分析，超出此范围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学意义。过去曾出现过的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去随意判决一些自然科学成果是否科学的做法，就是使哲学基本问题分析走出其意义域而陷于谬误的典型表现。其二，为哲学的健康发展计，对引起哲学基本立场混乱的某些新理论作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是有意义的。现实中常有一些新理论，在取得某种新意的同时，也引起了哲学基本立场上的混乱，如费尔巴哈和施达克等人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概念使用上存在的混乱，如马赫主义对唯物主义的偏颇否定等。恩格斯和列宁当年所做的相关工作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反之，如果哲学的理论发展并无这种客观需求，而只是操刀者要练练刀术以显示自己的某种存在，那就毫无意义，或是完全不可取的闹剧，如“文革”中流行过的那种乱贴政治标签、乱打学术棍子等做法，就曾使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失去其应有的科学意义。其三，为科学的积极发展计，要从自然科学家的一些哲学思想中发掘有价值的东西，把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作为研究者把握对象思想方法的第一步，这是有意义的，不过这个意义的最后实现要体现在第二步上，即有助于研究者深入对象之中探宝，并能从科学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诸珍宝予以阐释。反之，如果应该探宝而不探宝，仅仅停留在第一步的合理性上，而不思进取第二步，甚或把这两步对立起来，以对象在哲学基本立场上有错误而否定对该对象的一些必要的深入研究，这就会使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失去其合理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唯物主义的特殊本领之一就是：它能运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对各种“不结果”的唯心主义思维之花作唯物主义的还原变换，从而使该花有可能转向结出实践之果。所谓能“结果”者，是指这些观念可以被科学地理解并付诸实践。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神学的变革是这样，马克思列宁等人对黑格尔哲学的变革也是这样，当今一些哲学工作者对自然科学家提出的那些有唯心主义偏向的哲学思想的分析扬弃也是这样。参考文献列宁，1990年：《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列宁全集》第18卷，1996年，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孙显元，1989年：《认真研究现代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成果》，载《求是》第14期。俞吾金，2004年：《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载《哲学动态》第12期。（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
2006年7月16日出版的2006年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的文章《安全生产：提高认识 把握规律 理清思路 推动工作》，李毅中在《求是》上撰文称，政府是安全生产的监管主体，企业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安全生产工作必须建立、落实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和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制。两个主体、两个负责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安全生产工作基本责任制度。
《求是》在国内各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2-371。求是杂志为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4个印张，64个页码，大16开本，每册定价8元。
求是杂志半个月一期。相关杂志：政治学研究(季刊)求是(月刊)中国行政管理(月刊)中共中央党校学报(季刊)瞭望(周刊)社会主义研究(双月刊)教学与研究(月刊)理论与改革(双月刊)党的文献(双月刊)新视野(双月刊)青年研究(月刊)中国青年研究(月刊)探索(双月刊)党建研究(月刊)中共党史研究(双月刊)学习与探索(双月刊)中国党政干部论坛(月刊)社会科学研究(双月刊)理论前沿(半月刊)理论探讨(双月刊)《求是》获奖求是杂志社的工作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和思想理论界的大力支持。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和思想理论界的专家学者也经常在《求是》上发表文章。获奖情况：中文核心期刊(2011)、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6)、中文核心期刊(1992)、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2008年版)、北大2011版核心期刊、北大2004版核心期刊、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
《求是学刊》创刊于1974年，原名为《黑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改名为《求是学刊》(双月刊)。30余年来，《求是学刊》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办刊方针政策，一贯本着唯实、求是、图新的办刊宗旨。《求是学刊》按学科主要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美学、史学。从创刊至今，《求是学刊》主要开设的专题研究有：“思维科学研究”、“哲学体系改革”、“文化哲学：跨世纪的思考”、“文化哲学：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研究”、“文化哲学：全球化的文化反思”、“文化哲学：现代性研究新视阈”、“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批判”、“20世纪末中国哲学重大问题检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哲学思考”、“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海外来稿”、“学术对话”、“生产力经济学 ”、“第三产业问题研究”、“国有企业问题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业问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专栏”、“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法制现代化研究”、“行政法新理念”、“苏联俄罗斯法学在中国”、“社会转型与法律多元”、“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重塑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视界”、“20世纪中国美学批评”、“美学在当代”、“当代文学思潮前沿问题探讨”、“东北地方史研究”、“史学博士论坛”、“史学理论暨史学史”、“明清史研究”、“中外史学及其比较研究”等专栏 。至2006年止，《求是学刊》已出版中文版33卷174期，发表学术文章3 685篇，年平均发行量2万册左右，位于高校学报前列。《求是学刊》编发稿件质量上乘，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光明日报》等文摘报刊转载、摘编的文章数量一直名列全国学术期刊前10名。《求是学刊》在国外也有很好的影响，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都拥有众多的订户。《求是学刊》为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理论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求是》杂志集中宣传共产主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求是》杂志的作者《求是》杂志的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各层级的领导人或干部，也包括中国解放军军队的各阶层等。
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与意义域——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李凯林一、一个有待澄清的基本理论问题如何看待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及其方法论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有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持肯定态度的观点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基本方法之一，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伟大贡献。持否定态度的观点则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在以“反形而上学”为特征的现代哲学中已被抛弃，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也因而失去了意义。还有观点认为，即使哲学基本问题存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也不应再用，因为这种做法不利于哲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联盟。如上世纪80年代初有同志提出：对任何哲学都要做一番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划分出它们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之所属，这是把五彩缤纷的哲学变成黑白二色的做法；它使哲学变得苍白贫困；而这种做法的经典代表就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下简称《唯批》）。这个批评意见在当时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由于种种原因，上述批评当时未能在较大范围内展开争论，但认识问题并未解决。如下述说法：“欢迎作为工具的哲学，讨厌作为裁判的哲学”（见1986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第3版），就蕴含着对《唯批》所用的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的否定。国内学界关于马赫、彭加勒等人哲学思想的发掘评价，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对《唯批》所用的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的贬抑。一些学者在总结我们已往哲学研究中的偏颇和失误时，常有对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的否定。如强调“在总结现代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时，必须废止这种给自然科学家贴唯物或唯心标签的简单做法”（参见孙显元）。许多人认为，现代哲学的“反形而上学”特点或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已经“超越”了哲学基本问题，哲学基本问题及其分析方法应予取消。恩格斯提出的这一理论及其方法真的应该寿终正寝了吗？从国内历时弥久的实践本体论之争，到最近有学者提出要从“逻辑在先”的意义上把“自然”归于社会，并进而归于“人类悟性的创造”（参见俞吾金），都表明我们的哲学研究并未摆脱“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的纠缠，与之相关，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的去留得失也就仍有斟酌之必要。 二、哲学基本问题能被取消吗？考察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是否有意义，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本身能否被取消。取消哲学基本问题的看法主要是从实证主义哲学“反形而上学”的口号那里来的。实证主义认为一切知识都以经验可实证的事实为基础，而无法被经验所实证的概念或命题，如关于世界本原究竟是物质还是精神之类的问题，均应从科学中排除出去。实证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一个主要思潮，在科学主义流派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人本主义流派中也有很大影响。在抛弃“形而上学”的同时，现代西方哲学大多转而去具体地研究语言问题、科学逻辑问题、人生问题等。无可否认，当代西方哲学在许多具体领域的研究中确实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现在要问的是，哲学基本问题真的被取消了吗？且不谈人本主义流派中诸多哲学家关于世界存在的本质的思考，即使就实证主义本身而言，它关于“命题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或“可确认性”标准，难道不是对思维与存在关系的某种回答吗？虽然它对经验的纯主观解释似乎又是要把这个问题取消，即如果经验只是一种主观感觉要素，那么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也就没有了，但这恰如黑格尔把客观世界说成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并未取消他对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回答一样，对经验的纯主观解释也只能表明实证主义在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作了较为模糊的唯物主义回答之后，又最终走向了唯心主义，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并未被取消。实际上，在西方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高潮迭起的关于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最鲜明不过地说明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基本地位难以动摇。有些人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只是哲学家感兴趣的东西，自然科学家则对它很反感，所以该问题在自然科学家那里应予取消。若果然如此，则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自然科学家那里当然就不能用了。但事实上是，并非由于哲学家的挑唆，而是自然科学家们自己常常要去触及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基础的世界观问题。历史上，牛顿对“第一推动力”的思考是如此；世纪之交中那些提出“世界要素说”、“物质消失了”、“唯能论”等的科学家们也是如此；爱因斯坦与哥本哈根学派关于“上帝是否掷骰子”的争论，也可说是要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角度来追索量子力学中的几率描述是否具有世界观意义的争论；信息论创始人申农关于“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精神”的问难则可说是对哲学基本问题中的基本概念的直接思忖，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之所以常常是由很有造诣的自然科学家（或是对自然科学前沿有较深了解的哲学家）提出，原因不外乎在于正是他们才最先敏锐地感受到这种科学新成果与现行的某种哲学世界观的关系。而他们之所以能有此感受并敏锐地提出某种问题或质难，则又应当归因于他们的相应哲学素养。人们的世界观本体论方面的学问正是由此而来的。古人从经验的积累和思辨能力的发展上不断发展这方面的学说，现代人则是从科学发展的新成果上不断发展这方面的学说。无论是从否定的方面对现行的某种观念提出的质难，还是从肯定的方面对某种理论学说的建设与丰富，实际上都是对世界观理论发展的促进。恩格斯说过，人类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认识是一个随着科学的发展而发展的长过程，“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世界的物质性“不是由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所证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3页）。科学和哲学的相互作用的历史证明了恩格斯上述观点的正确。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世界观问题和哲学基本问题取消不了，并不等于说哲学基本问题就时时处处都应当是哲学的热门话题。一个时期的社会思潮可以对它不感兴趣，某种学术思想派别也可以对它不感兴趣，但不感兴趣不等于对它没有回答，也不等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不要它。中国和西方在社会心理方面的历时性变化可以为此提供诸多佐证。西方的世界观“形而上学”在达到黑格尔哲学这种最高形态之后，社会心理转向对一些比较具体的或可操作性更强的理论研究感兴趣，语言分析哲学、科学哲学还有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哲学等，都可谓是这个方向下的产物。而后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及科学实在论、人本主义等，则又可说是对哲学世界观问题的探求。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中特别看重哲学基本问题分析这种哲学方法，而当改革开放提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理论研究需求时，对国外各种哲学思潮的介绍，对自然科学新成果的研究，对科学方法论、认识论等等的研究，就兴盛了起来。有些人由此认为哲学世界观问题以及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应当归于消亡，这未免有点以偏概全。三、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哲学基本问题既然取消不了，那么相应地，哲学基本问题分析这种方法也就不会失去自己的作用对象。但进一步的问题在于，这种分析对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是有益还是有害，即它的意义怎样？前述的一种批评意见认为，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把五彩缤纷的哲学分为黑白二色，使哲学变得苍白贫困。究竟应怎样看待这种批评呢？笔者以为，上述批评在出发点上是要促进中国哲学的发展，但立论未必切当。我们的哲学是否有贫困之嫌可以暂且置而不论，我们的哲学要发展却是各方面的共识。而要发展就必然要有对现状与过去的某种批评。对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提出质难的缘起无非与下述现象有关，即我们在过去一个时期中的哲学研究工作特别看重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方法去划线，即划清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线。许多研究者如此，相当多的学习者也是如此。大家普遍认为，唯物主义是真理，唯心主义是谬误；唯物主义是应予肯定的精神财富，唯心主义是可资批判的反面教员。翻开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若干年的哲学刊物，这种划线文章比比皆是。改革开放实践给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期望，因而对哲学界长期形成的上述分析与划线高于一切的状况表示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问题在于，不能为纠偏而把一些正确的东西也丢掉了。以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作为哲学研究的全部工作或最高目标，当然有失偏颇，但因此就把一切弊端都归罪于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并要把它否定掉，那就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了。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主要意义何在？笔者以为，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态度与做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迪。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9页）。对于黑格尔哲学，他们认为不能简单抛弃，而是“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恩格斯指出，“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黑格尔哲学大厦的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同上，第219页）试想，如果不对黑格尔哲学的概念与理论体系作哲学基本问题分析，能对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内容作唯物主义的改造吗？显然不能。人们常说，对一种理论要能够钻进去又钻出来。“钻进去”是说要把握该理论讲了些什么东西，“钻出来”则是说要对该理论讲的这些东西的真伪与价值程度有所辨析。有些人认为“钻进去”比较容易，只要按部就班地跟着作者走就是了；而“钻出来”则比较难，难在读者要有一定的批判能力。在各种批判能力中，能否坚持唯物主义的立场也许是最基本的批判能力。马克思说：“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 …… 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这种从“深奥”中看出“简单”的方法就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运用时首先就要用到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方法。也许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既没有像青年黑格尔派那样被黑格尔哲学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所迷惑，也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要把黑格尔哲学全盘抛弃，其思想方法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对黑格尔哲学在处理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有明确的把握。列宁也是由于这一点而能对黑格尔哲学实行一种视角上的转换，从《逻辑学》这个“最唯心”的理论著述中看到“唯心主义最少，唯物主义最多”（列宁，第265页），从而为他科学地吸取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提供了方法论前提。综上所述，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主要学术价值在于：它是从总体上把握各种理论的基本方法论思路，使我们能够在纷繁多样的哲学理论面前保持清醒头脑，为批判其谬误、吸取其合理思想迈出理论研究的第一步。没有这第一步，后面的路子就可能走偏：或者陷入某种思想陷阱中不能自拔，或者在众说纷纭的思想混战中茫然无措。被列宁的《唯批》所批评的一些科学家的糊涂思想或错误思想就是在这第一步上出了问题。然而第一步毕竟只是第一步，它的全部意义只在于为后面的第二步作准备。就是说，在对一种或数种哲学思想作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之后，进而应具体地发掘和辨析其中有价值的东西为我所用。显然，如果只走了第一步而不走第二步，恰似登上了“脚手架”却不进去“探宝”一样。但如果第一步未走好就走第二步，那么虽然也有可能深入其中拿到珍宝，但能否还这些珍宝以本来的科学面目，并使它们能真正为科学所用，就难说了。以上关于第一步第二步之说，是就哲学研究的整体任务而言。具体说来，不同时代、不同地点、不同思想斗争状况，以及不同的研究工作，都可能会有不同侧重。比如同是要发展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马克思恩格斯时期是侧重其“辩证”唯物方面，而在列宁时期则是侧重其辩证“唯物”方面。列宁的《唯批》写于俄国革命处于低潮阶段，这时期党内外各种唯心主义不可知论思潮泛滥，唯物主义被歪曲得不成样子。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运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去剖析各种“新思想”以捍卫唯物主义的基本科学立场外，别无选择。因此列宁花了八个月时间，参阅数百种杂志、数十部书，抱病写成了这部数十万言的理论巨著。它给当时的种种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以有力的反击，澄清了党内的思想混乱，为革命的健康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如果就《唯批》的主要工作而言，那么它完成的只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步工作。对于第二步工作，即对包括马赫在内的一些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中的有价值之处的辨析，列宁基本没有做。为什么？答案也许是：从客观上看这不是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从主观上看这也不是列宁写《唯批》的主要任务。马赫等一些自然科学家因对科学的贡献而在当时享有盛誉，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使他们在哲学上散布的错误观点有着特殊的危害性。纠正这种危害性的关键就是要在哲学基本立场上澄清是非，非此不能捍卫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非此也不能使包括自然科学家在内的人们正确认识当时流行的马赫主义的错误之所在。所以，列宁集中地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上作文章，完全是从当时的革命实践出发，抓住了最要害的问题。那种认为列宁对科学家们有偏见的责备，是否是有些不顾当时历史条件的求全责备呢？我们在《哲学笔记》中，就可看到列宁集第一步和第二步一起走而又以第二步为主要着眼点的情形。 也许可以说，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能够那么驾轻就熟地深入发掘各个哲学家的有价值的哲学思想，与他写《唯批》所走的那个坚实的“第一步”直接相关。顺便说一句，这也是笔者不赞成那种把《唯批》与《哲学笔记》对立起来的一个理由。当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方法被我们广泛认可的时候，它在广泛的运用中也出现了诸多偏颇，即人们不顾时间地点条件，只是一味地“分析”、“划线”，甚至视此为哲学研究的全部任务。尽管这种片面性与对《唯批》方法的教条主义运用有关，但后人在运用《唯批》方法时产生的过错不应与《唯批》本身的对或错混为一谈。综上所述，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不应否定，它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它对后人提高哲学素养所具有的意义不应抹煞。问题只在于当我们走了“第一步”（把握对象的哲学基本立场）之时，不要忘记还有更重要的“第二步”（探宝）。四、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域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在以往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最基本也最主要的任务和方法。这种看法和做法给我们的哲学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和危害。今天，在从这些经历中总结经验教训时，有必要从“意义域”的角度去认识它，以避免简单地抛弃它。以往有同志提出“在自然科学领域中不宜划分哲学派别”，已经意味着要给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作出意义域上的限定。但笔者感到上述禁止性限定似有些太宽泛，因为，对那些已从自然科学层次深入到哲学层次的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思想，为什么就不能实事求是地作哲学基本问题的分析呢？这在逻辑上说不通。但仅仅从逻辑上出发似乎也不尽合宜。因为从逻辑上看，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可以对任何涉及到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予以分析，如果有些人因此而将这种方法随处套用，则难免有一些令人讨嫌（或事与愿违）的事情发生。总结我们的经验教训，对哲学基本问题分析的意义域的理解，应当是从逻辑和现实两方面着眼。首先是在逻辑上要对口，其次是在学术理论发展上要有现实需要。具体说有如下三点：其一，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只应当应用于对涉及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观点的分析，超出此范围它就失去了原本的科学意义。过去曾出现过的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去随意判决一些自然科学成果是否科学的做法，就是使哲学基本问题分析走出其意义域而陷于谬误的典型表现。其二，为哲学的健康发展计，对引起哲学基本立场混乱的某些新理论作哲学基本问题分析，是有意义的。现实中常有一些新理论，在取得某种新意的同时，也引起了哲学基本立场上的混乱，如费尔巴哈和施达克等人在唯物主义唯心主义概念使用上存在的混乱，如马赫主义对唯物主义的偏颇否定等。恩格斯和列宁当年所做的相关工作就是唯物主义哲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反之，如果哲学的理论发展并无这种客观需求，而只是操刀者要练练刀术以显示自己的某种存在，那就毫无意义，或是完全不可取的闹剧，如“文革”中流行过的那种乱贴政治标签、乱打学术棍子等做法，就曾使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失去其应有的科学意义。其三，为科学的积极发展计，要从自然科学家的一些哲学思想中发掘有价值的东西，把哲学基本问题分析作为研究者把握对象思想方法的第一步，这是有意义的，不过这个意义的最后实现要体现在第二步上，即有助于研究者深入对象之中探宝，并能从科学唯物主义的角度对诸珍宝予以阐释。反之，如果应该探宝而不探宝，仅仅停留在第一步的合理性上，而不思进取第二步，甚或把这两步对立起来，以对象在哲学基本立场上有错误而否定对该对象的一些必要的深入研究，这就会使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失去其合理性。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唯物主义的特殊本领之一就是：它能运用哲学基本问题分析对各种“不结果”的唯心主义思维之花作唯物主义的还原变换，从而使该花有可能转向结出实践之果。所谓能“结果”者，是指这些观念可以被科学地理解并付诸实践。费尔巴哈对基督教神学的变革是这样，马克思列宁等人对黑格尔哲学的变革也是这样，当今一些哲学工作者对自然科学家提出的那些有唯心主义偏向的哲学思想的分析扬弃也是这样。参考文献列宁，1990年：《哲学笔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列宁全集》第18卷，1996年，人民出版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孙显元，1989年：《认真研究现代著名自然科学家的哲学成果》，载《求是》第14期。俞吾金，2004年：《运用差异分析法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载《哲学动态》第12期。（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
引述了毛泽东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求是》杂志集中宣传共产主义中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求是》杂志的作者《求是》杂志的作者是中国共产党各层级的领导人或干部，也包括中国解放军军队的各阶层等。
编辑本段昆明湖历史沿革 昆明湖位于北京的颐和园内。原为北京西北郊众多泉水汇聚成的天然湖泊，曾有七里泺、大泊湖等名称。昆明湖的前身叫瓮山泊，因万寿山前身有瓮山之名而得名瓮山泊。瓮山泊因地处北京西郊，又被人们称为西湖。 元朝定都北京后，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水利学家郭守敬主持开挖通慧河，引昌平神山泉水及沿途流水及西山一带泉水汇引注入湖中，成为元大都城内接济漕运的水库。瓮山泊始成为调济京城用水的蓄水库。 明代湖中多植荷花，周围水田种植稻谷，湖旁又有寺院、亭台之胜，因为这一带风景优美，山水俱佳，酷似江南风景，时人尚有“西湖十寺”与“西湖十景”之誉。明武宗、明神宗都曾在此泛舟钓鱼取乐。明朝一些诗人常把西湖周围地区的自然风光描绘成宛如“江南风景”，“环湖十里，一郡之盛观”。明朝时，每年桃红柳绿时，京城百姓扶老携幼，争往西湖踏青赏春，名曰：“耍西湖景”。 至清朝，乾隆皇帝决定在瓮山一带兴建清漪园，将湖开拓，成为现在的规模，并取汉武帝在长安开凿昆明池操演水战的故事，命名昆明湖，乾隆皇帝在昆明湖泛舟的诗中写到“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1888年，慈禧太后以筹措海军经费的名义动用3000万两白银重建，改称颐和园，作消夏游乐养老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多学科分析研究证明，该湖已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编辑本段昆明湖风景 昆明湖的前身叫瓮山泊。瓮山泊因地处北京西郊，又被人们称为西湖。因为这一带风景优美,山水俱佳, 明朝一些诗人常把西湖周围地区的自然风光描绘成"宛如江南风景","一郡之盛观"。乾隆在昆明湖泛舟的诗中写到"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 昆明湖一个设计特色是她的西堤和堤上的桥。颐和园昆明湖西堤本是一条不宽的堤岸，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平坦的堤岸人为地断开，在堤岸上建起“西堤六桥”，形成优美的“六桥烟柳”，景色丝毫不亚于杭州西湖的苏堤，六座桥中最美的是玉带桥。颐和园昆明湖的南边是建园时有意保留下来的小岛，用十七孔桥与湖的东岸连接起来。按照中国历代皇家园林“一池三山”的理水方式，在湖内建有“南湖岛”“治镜阁岛”和“藻鉴堂岛”三个中心岛屿，并且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修建成西堤。粼粼的湖水，蜿蜒的堤式，错落的岛屿，以及隐现在湖畔风光中的各式建筑，组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绝色风景。颐和园昆明湖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园林艺术的借景手法，将远处的西山和玉泉山群峰纳入游人的视线，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美不胜收。昆明湖上的主要景物有西堤及西堤六桥、东堤、南湖岛、十七孔桥等。 颐和园的昆明湖，是北京近郊最吸引人的水域。颐和园中昆明湖的水面占公园的四分之三，昆明湖根据水域的分割状况，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大湖、西湖和后湖。其中西湖又可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昆明湖绕流万寿山后山脚下的溪河，称为后湖。后湖也可分为后湖和谐趣园湖两部分，但主要水面集中在大湖。昆明湖总面积有3000亩之阔，比北京市内的五个北海还要大。水域广阔，景色秀丽，每年夏秋季节，大量游人纷纷而至。人们在昆明湖泛舟消暑，微风拂面，微波涟漪。西望玉峰宝塔，立于青山之上，北看佛香高阁，处于翠柏之间。远山近水，诗情画意，使人暑意顿消。当人们在风和日丽的夏秋之际，立于岸边，放眼观看，湖面上汽艇、画舫，载着游客环湖游览，条条小船，乘着游客划桨而航，桥、岛、殿、阁，倒映水中，湖面上生气勃勃。呈现出一幅壮丽的画面。编辑本段《昆明湖上好山园》 侯瑞华 入冬以来，颐和园内昆明湖因蓄水闸截流，干涸见底，吸引无数好奇游人下湖探秘。日前，有人还在知春亭西北湖底从一建筑遗址的三合土地基底部洞穴内掏出一只冻死的大乌龟。 说起此处遗址，确实鲜为人知。此地基之上建筑，大约被毁300余年了。因为乾隆开挖瓮山泊，“展拓湖光千顷碧”，是始于1750年。从那时起昆明湖蓄西山诸泉之水，直到1991年市政府拨款对昆明湖进行240年以来的第一次清淤。这之前，该遗址一直淹没于水下。1991年冬的机械化清淤，本人有幸经历全过程，夜间目睹挖掘机与坚硬的地基石碰触打出的火花。几天后，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将遗址清理勘查，结果记载于《颐和园志》：瓮山在明末文人的诗集中曾被称为好山，这名称一直沿用到了清漪园创建时期，并反复吟唱在乾隆皇帝描写湖山景色的诗中。昆明湖清淤时，在距乐寿堂南面约100米，距耶律楚材墓西面约200米处的湖底发现一处建筑遗址，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现场勘查有两处较完整的建筑基础(上面第一层是分口青砖，第二层是大块长方青砖，第三层是用三合土铺成的三层墁，最底层是三合土与碎石块、柏木钉混合做成的基础)，也有许多柏木钉纵横排列深埋于湖泥之中。在发掘遗址的过程中，清理出许多明朝到清初的青花瓷片及少量的铜钱等小件文物。根据遗址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记载推测，此处建筑遗址是很有争议的“好山园”。好山园见诸记载很少，仅在乾隆十五年御制诗《题耶律楚材墓·诗序》中有：“墓在瓮山好山园之东，昔年营园时以其逼近园门……”句。(此诗镌刻于耶律楚材墓前的龟驮石碑之上)证实在建清漪园之初，于瓮山东麓、耶律楚材墓之西确有好山园，但建造年代及规模不详。许多人对该园是否存在有异议。1979年，清华大学建工系编写的《建筑史论文集》第二集“北京西北部的园林”中有如下叙述：“元世祖忽必烈采纳郭守敬建议，于至元二十九年在昌平白浮村筑堰，把神山诸泉之水先西行后转南，流经青龙桥，再绕过瓮山而汇聚于南面瓮山泊……水位得到控制。附近陆续有园林建成。好山园就是其中的一座……明正德年间，以好山园为行宫，一座改瓮山为金山，故好山园也叫金山行宫。”此文还录有文人诗咏，有清人沈德潜《西湖堤散步诗》：“左带平田右带湖，晴虹一路绕菇蒲。波间柳影疏间密，云际山容有忽无。遗臭丰碑旧阉竖，煎茶古寺老浮屠。闲游宛似苏堤上，欲向桥边问酒胪。”文中说的“遗臭丰碑旧阉竖”指好山园曾一度是宦官魏忠贤的私园。 198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编写《颐和园……中国园林建筑的传世绝响》中载：“关于瓮山东麓的小园林好山园的情况，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为明代私家园林，曾一度归魏忠贤所有；一说建于乾隆初年，位置紧邻耶律楚材墓之西北，可能是清漪园玉澜堂前身。 乾隆15年初建清漪园时的御制诗序中有：“昔年营造时”之句，分析此园的建造应在乾隆初年。至于好山园具体位置，于1991年昆明湖清淤时得以现场勘查。有正殿、配殿及游廊基址。可证明乾隆十四年挖湖以前，该处确有小园林建筑。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好山园的历史提供了佐证。大湖放水前，人们游览颐和园，经过玉澜堂前的九道湾，不用下湖就可将该遗址放于视野内。编辑本段歌曲《昆明湖》 《昆明湖》 歌手：后弦 放春周游忘三千里 昆明送湖见面雨 错当苏堤 轻影瘦湖边投张绿 新撕小翠绸缎衣 将错就错乘春美意 岸离昆明十七句 诗兴拥挤 云茶素眉等水来请 两毫春意透湖心 别了低不语 平仄心牢记 春来怒放春归爱不提 湖拥山水厅 心却住昆明 化装茶马送你离去 昆明转身湖水换成泪 我欲把心寄给春再暖一回 去年藏的柳絮己珍贵 趁思念不备把冰融成泪 昆明转身湖水换成泪 我欲把心寄给春再暖一回 去年藏的柳絮己珍贵 趁思念不备把冰融成泪 误把昆明爱 爱比不爱更失败 败给矜持后现代 代我对爱说声Bye! 误把昆明爱 爱比不爱更失败 败给矜持后现代 代我对爱说声Bye! 辗转昆明客暖旁席 斯文同窗普洱语 不知所云 冷暖互探过两三句 寒暄偶尔有人应 缘起丹青久违生趣 挑灯共勉为半题 月也妒忌 针线再问问过桥女 绣花愿落谁家绿 桌对椅叹息 转学令千金 湖边昆明摘下半只梨 春过冬要醒, 挪走窗外景 哑雀还想共唱连理 昆明转身湖水换成泪 我欲把心寄给春再暖一回 去年藏的柳絮己珍贵 趁思念不备把冰融成泪 昆明转身湖水换成泪 我欲把心寄给春再暖一回 去年藏的柳絮己珍贵 趁思念不备把冰融成泪 半杯茶半杯湖底沙 半句话半首蝶恋花 半杯茶半杯湖底沙 半个人伴奏冷笑话 昆明转身湖水换成泪 我欲把心寄给春再暖一回 去年藏的柳絮己珍贵 趁思念不备把冰融成泪 昆明转身湖水换成泪 我欲把心寄给春再暖一回 去年藏的柳絮己珍贵 趁思念不备把冰融成泪 昆明湖的眼泪 半年前蒸起跟着云飞 南追慢慢打下雨水 还给了彩云下的茶杯 昆明湖的眼泪 半年前蒸起跟着云飞 南追慢慢打下雨水 还给了彩云下的茶杯 《昆明湖》的曲风在第一张《古玩》专辑“宫调RnB”风格之后，透出全新“RnC” （RHYTHM & china）风格的走向，在现实与古典交汇的基础上，大量融入了幻想主义元素，幻想是主人公在现实中心态的写照，两部分首尾呼应，文字的描述风格上，使用了近代古白话文的手法，把幻想与现实的两个时空串了起来。 此曲是后弦游历北京颐和园中的昆明湖冬景之后创作。里面也夹杂着多年前后弦对春城昆明的印象。 在编曲上，作为全创音乐人，后弦努力突破自己的音乐制作极限，第一次尝试把曼陀铃、尼龙吉他、钢琴、中提琴为代表的西洋组合与长笛、古筝、扬琴代表的东方组合等多达三十轨风格配器交汇融合到了一起。营造出独特的弦式听觉盛宴。 《昆明湖》为3EP《九公主》“走神”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曲。主题：情感。
昆明湖位于北京的颐和园内。原为北京西北郊众多泉水汇聚成的天然湖泊，曾有七里泺、大泊湖等名称。昆明湖的前身叫瓮山泊，因万寿山前身有瓮山之名而得名瓮山泊。瓮山泊因地处北京西郊，又被人们称为西湖。 元朝定都北京后，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水利学家郭守敬主持开挖通慧河，引昌平神山泉水及沿途流水及西山一带泉水汇引注入湖中，成为元大都城内接济漕运的水库。瓮山泊始成为调济京城用水的蓄水库。 明代湖中多植荷花，周围水田种植稻谷，湖旁又有寺院、亭台之胜，因为这一带风景优美，山水俱佳，酷似江南风景，时人尚有“西湖十寺”与“西湖十景”之誉。明武宗、明神宗都曾在此泛舟钓鱼取乐。明朝一些诗人常把西湖周围地区的自然风光描绘成宛如“江南风景”，“环湖十里，一郡之盛观”。明朝时，每年桃红柳绿时，京城百姓扶老携幼，争往西湖踏青赏春，名曰：“耍西湖景”。 至清朝，乾隆皇帝决定在瓮山一带兴建清漪园，将湖开拓，成为现在的规模，并取汉武帝在长安开凿昆明池操演水战的故事，命名昆明湖，乾隆皇帝在昆明湖泛舟的诗中写到“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联军焚毁。1888年，慈禧太后以筹措海军经费的名义动用3000万两白银重建，改称颐和园，作消夏游乐养老地。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经多学科分析研究证明，该湖已有三千五百年的历史。编辑本段昆明湖风景 昆明湖的前身叫瓮山泊。瓮山泊因地处北京西郊，又被人们称为西湖。因为这一带风景优美,山水俱佳, 明朝一些诗人常把西湖周围地区的自然风光描绘成"宛如江南风景","一郡之盛观"。乾隆在昆明湖泛舟的诗中写到"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 昆明湖一个设计特色是她的西堤和堤上的桥。颐和园昆明湖西堤本是一条不宽的堤岸，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平坦的堤岸人为地断开，在堤岸上建起“西堤六桥”，形成优美的“六桥烟柳”，景色丝毫不亚于杭州西湖的苏堤，六座桥中最美的是玉带桥。颐和园昆明湖的南边是建园时有意保留下来的小岛，用十七孔桥与湖的东岸连接起来。按照中国历代皇家园林“一池三山”的理水方式，在湖内建有“南湖岛”“治镜阁岛”和“藻鉴堂岛”三个中心岛屿，并且仿照杭州西湖的苏堤修建成西堤。粼粼的湖水，蜿蜒的堤式，错落的岛屿，以及隐现在湖畔风光中的各式建筑，组成了颐和园中以水为主体的绝色风景。颐和园昆明湖巧妙地利用了中国园林艺术的借景手法，将远处的西山和玉泉山群峰纳入游人的视线，湖光山色，交相辉映，美不胜收。昆明湖上的主要景物有西堤及西堤六桥、东堤、南湖岛、十七孔桥等。 颐和园的昆明湖，是北京近郊最吸引人的水域。颐和园中昆明湖的水面占公园的四分之三，昆明湖根据水域的分割状况，可分为三个部分，即大湖、西湖和后湖。其中西湖又可分为南北两个区域，昆明湖绕流万寿山后山脚下的溪河，称为后湖。后湖也可分为后湖和谐趣园湖两部分，但主要水面集中在大湖。昆明湖总面积有3000亩之阔，比北京市内的五个北海还要大。水域广阔，景色秀丽，每年夏秋季节，大量游人纷纷而至。人们在昆明湖泛舟消暑，微风拂面，微波涟漪。西望玉峰宝塔，立于青山之上，北看佛香高阁，处于翠柏之间。远山近水，诗情画意，使人暑意顿消。当人们在风和日丽的夏秋之际，立于岸边，放眼观看，湖面上汽艇、画舫，载着游客环湖游览，条条小船，乘着游客划桨而航，桥、岛、殿、阁，倒映水中，湖面上生气勃勃。呈现出一幅壮丽的画面。编辑本段《昆明湖上好山园》 侯瑞华 入冬以来，颐和园内昆明湖因蓄水闸截流，干涸见底，吸引无数好奇游人下湖探秘。日前，有人还在知春亭西北湖底从一建筑遗址的三合土地基底部洞穴内掏出一只冻死的大乌龟。 说起此处遗址，确实鲜为人知。此地基之上建筑，大约被毁300余年了。因为乾隆开挖瓮山泊，“展拓湖光千顷碧”，是始于1750年。从那时起昆明湖蓄西山诸泉之水，直到1991年市政府拨款对昆明湖进行240年以来的第一次清淤。这之前，该遗址一直淹没于水下。1991年冬的机械化清淤，本人有幸经历全过程，夜间目睹挖掘机与坚硬的地基石碰触打出的火花。几天后，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将遗址清理勘查，结果记载于《颐和园志》：瓮山在明末文人的诗集中曾被称为好山，这名称一直沿用到了清漪园创建时期，并反复吟唱在乾隆皇帝描写湖山景色的诗中。昆明湖清淤时，在距乐寿堂南面约100米，距耶律楚材墓西面约200米处的湖底发现一处建筑遗址，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现场勘查有两处较完整的建筑基础(上面第一层是分口青砖，第二层是大块长方青砖，第三层是用三合土铺成的三层墁，最底层是三合土与碎石块、柏木钉混合做成的基础)，也有许多柏木钉纵横排列深埋于湖泥之中。在发掘遗址的过程中，清理出许多明朝到清初的青花瓷片及少量的铜钱等小件文物。根据遗址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记载推测，此处建筑遗址是很有争议的“好山园”。好山园见诸记载很少，仅在乾隆十五年御制诗《题耶律楚材墓·诗序》中有：“墓在瓮山好山园之东，昔年营园时以其逼近园门……”句。(此诗镌刻于耶律楚材墓前的龟驮石碑之上)证实在建清漪园之初，于瓮山东麓、耶律楚材墓之西确有好山园，但建造年代及规模不详。许多人对该园是否存在有异议。1979年，清华大学建工系编写的《建筑史论文集》第二集“北京西北部的园林”中有如下叙述：“元世祖忽必烈采纳郭守敬建议，于至元二十九年在昌平白浮村筑堰，把神山诸泉之水先西行后转南，流经青龙桥，再绕过瓮山而汇聚于南面瓮山泊……水位得到控制。附近陆续有园林建成。好山园就是其中的一座……明正德年间，以好山园为行宫，一座改瓮山为金山，故好山园也叫金山行宫。”此文还录有文人诗咏，有清人沈德潜《西湖堤散步诗》：“左带平田右带湖，晴虹一路绕菇蒲。波间柳影疏间密，云际山容有忽无。遗臭丰碑旧阉竖，煎茶古寺老浮屠。闲游宛似苏堤上，欲向桥边问酒胪。”文中说的“遗臭丰碑旧阉竖”指好山园曾一度是宦官魏忠贤的私园。 198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编写《颐和园……中国园林建筑的传世绝响》中载：“关于瓮山东麓的小园林好山园的情况，学术界有两种说法:一为明代私家园林，曾一度归魏忠贤所有；一说建于乾隆初年，位置紧邻耶律楚材墓之西北，可能是清漪园玉澜堂前身。
“统计能量分析应用于墙隔声研究”，声学学报，1982“加权余量法建立声场有限元公式”，声学学报，1982“室内声场动态问题有限元法”，第一届全国声学会议论文，1985“室内声场计算机声线法模拟的一些问题”，第一届全国声学会议论文，1985“Calculating Sound Insulation of Walls by SEA Method”, Inter-Noise’87,1987“微机在建筑声学中的一些应用”，第五届全国建筑物理学术会议，1987“几何声学——虚像空间”，第五届全国建筑物理学术会议，1987“室内声场衰减过程的统计分析”，声学学报，1987“Computer Simulation for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ound Field in Rooms”, 1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Acoustics(ICA),1992 “Application of the Method of Kichhoff Integral Formula to Acoustic Scattering from Arbitrary Shaped Body”, 14 ICA,1992;“航空发动机试车台排气消声工程”， 《环境噪声控制论文集》，1992“建筑与数学”，《建筑师学术职业信息手册》，1993“人类工程学”，《建筑师学术职业信息手册》，1993；“低噪声消声通风器”，国家专利，922248982，1993贺加添（研究生）、秦佑国，“开敞办公室声环境及语言私密性”，全国声学会议论文，1994傅立新（研究生）、秦佑国，“噪声方向结构的主观评价研究“, 环境科学, 1995“沿街住宅防噪研究”, 第六届全国建筑物理会议, 1995“城市住宅声环境的要求、问题与改善”, 小康住宅通讯和住宅与房地产，1996“北京王府饭店发电机房噪声治理”，噪声与振动控制，1997“清华大学建筑学专业培养目标” 清华大学教学讨论会，1997“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于居住区噪声环境预测和评价”， 全国声学学术会议，1998“对重建圆明园的意见”，建筑学报和瞭望周刊刊载，纽约时报、CNN、加拿大国家电视台采访，1999“我们的建筑教育思想”，全国建筑教育讨论会，1999“梁思成、林徽音与国徽设计”，建筑史论文集第11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上海浦西城市中心区开发建设失控”，时代建筑，2000罗德胤（研究生）、秦佑国，“颐和园德和园大戏台声学特性测量与分析”， 建筑史论文集13集,2000“北京地区民用机场系统发展研究”，北京规划建设，2001年4月；“建筑信息中介系统与设计范式的演变”，建筑学报，2001年第六期；“改善城市住宅声环境的措施与建议”，住宅产业，2001年6月；罗德胤（研究生）、秦佑国，“中国古戏台台基之变迁”， 建筑史论文集14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罗德胤（研究生）、秦佑国，“两个戏台的混响特性及分析”，华中建筑，2001年第二期；“From “Hi-skill” to “Hi-tech”, 艺术与科学国际学术研讨会，2001年6月；“中国城市住宅声环境”，绿色建筑/可持续发展建筑国际研讨会，2001年6月。“从Hi-Skill 到Hi-Tech”，世界建筑，2002年第1期；“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学专业学位制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02年1月；罗德胤（研究生）、秦佑国，“中国戏曲与古代剧场发展关系的五个阶段”，建筑史论文集 16辑，2002年6月；白静（研究生）、秦佑国，“建筑图形媒介的发展与比较”，新建筑，2002年第2期；“建筑技术概论”，建筑学报，2002年第7期；“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清华建筑教育”，‘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筑学’学术报告会（庆祝吴良镛先生80寿辰），2002年4月；薛长健（研究生）、秦佑国，“十九世纪的建筑声学”，全国声学学术会议，2002年李保峰（研究生），秦佑国，“‘生态’不是漂亮话”，建筑与文化2002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2年10月；新建筑，2003年2月；“中国生态住宅评估”，《永续绿建筑》（论文集），台湾建筑报道，2002年10月；“隔声材料与结构”，新世纪绿色房屋建材技术与市场发展论坛，2002年11月；“中国建筑呼唤精致性设计”，建筑学报，2003年第1期；龙长才（研究生）、秦佑国，“反映时序特征的听神经自发发放模型”，声学学报，2003年5月；“建筑和住区中疫病传播途径的控制”，2003年5月，SARS期间提交给建设部部长和中国建筑学会；“SARS后关于居住密度的思考”，经济观察报，2003年6月23日；全国低密度住宅学术研讨会，2003年12月；“‘现代主义’这堂课要补”，中关村，2003年7月；“计算机集成建筑系统（CIBS）的构想”，建筑学报，2003年第8期；“中国大陆的建筑教育”，建筑师（台湾），2003年9月；“绿色建筑评估”，绿色建筑、绿色奥运国际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2003年9月7日“From Upenn to Tsinghua” ，国际学术会议，美国 费城，2003年10月；“Ecological Housing Rating System in China” 国际学术会议“大城市环境”，香港，2003年11月；龙长才（研究生）、秦佑国，“Stochastic Resonance Driven by Time-Modulated Neurotransmitter Random Point Trains”, Physics Review Letters 91, 208103(2003), 2003年11月；“Architecture Education in Tsinghua”，国际建筑教育研讨会，南京，2003年12月；龙长才（研究生）、秦佑国，“Noise-enhanced hearing sensitivity”，Physics LettersA,v323, n5~6 , 434, 2004;龙长才（研究生）、秦佑国，“Lower Hearing Threshold by Noise”，ChinesePhysics Letters,v21, n4 , 757, 2004；“中国现代建筑的中国表达”，建筑学报，2004年第6期；“绿色建筑的中国特点”,百年建筑，2004年8月“Difficulties of Preservation and Renewal of Courtyard Houses”，国际学术会议，意大利 罗马，2004年9月；“不仅讲‘素质’‘能力’，还要讲‘气质’‘修养’”，新清华，2004年10月；“声景（Soundscape）学的范畴”，第五届全国建筑物理学术会议论文集，2004年10月，建筑学报2005年第1期；“墨西哥城的教训与拉美化的防止”，了望周刊，200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