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在严格意义上讲属于通俗文学，可能写进论文不是很拿分，而且米切尔本人并没有写完这部小说就殒身车祸了，所以文章脉络不好完整把握，建议你换作品。 比如《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女性形象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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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轴心时代的变革 轴心时代是二十年代带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里提出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6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之交的600年时间以内，在旧大陆的三个文明地区，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批伟大的人物。三大文明就是指西方、印度和中国。而这些伟大的人物对自己的文明所产生的影响，是其后没有任何人可以望其项背的，他们基本奠定了这三种文化的精神脊梁。比如说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一直到后来的耶酥都出现在这段时间，印度的佛教创始人释迦摹尼，中国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全部都是出现在这个时代。所以这个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 我认为，就这个概念的提出来说，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问题他没有阐述清楚。第一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近乎奇迹的情况？第二是在这个时代中西方文化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关于这两个问题，我在一本书里谈到：首先看中国，它的变革是经历了一个三步曲的过程。轴心时代来临之前的商代，中国和其他原始文明一样，都是一种亲代文化，都带有很浓郁的迷信色彩。我们最早的甲骨文就是一种专门用于占卜的宗教文字，为祭祀所用。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观点，就是文明最早产生于寺庙之中，庙就是最早的城市中心。“尊神祀鬼”是殷商人的特点。帝是他们崇拜的最高神，帝在甲骨文里是代表一种花蕊，象征着生生不息的本根，也就是对生殖的崇拜。 周朝取代商代，不仅仅是政权的更替，更为主要是宗教的变化。周人不再相信自然神，天成为至高神，天和周人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他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神。那么他根据什么来保佑人们呢？是根据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所以，周代呢就把德看作是取得天命的一个核心。而周代的“德”还不是指内心的道德，而是指外在的礼仪。“遵礼守法”是为德，“非礼枉法则无德”，所以周朝是一个非常讲究礼仪的朝代。“遵礼敬德”是周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所以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他们的精神内核的变化。 接下去是先秦的孔子孟子们所进行的儒家思想的变革。变革的最重要的就是把外在的礼仪规范转化成为一种内心的道德自觉——仁。这个变化是中国轴心时代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所以孔子一生当中都在谈一个字“仁”，这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仁”是“礼”的基础，人首先要有内在之仁，才会有外在之礼。所以“礼蹦乐坏”的实质是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所以，表面上看孔子好像是一个守旧派，面对“礼蹦乐坏”感到很悲哀，而事实上他是一个革新派，他不是要恢复周礼，而是要把周礼的外在之礼建立在内心之仁的基础上。尽管对“仁”有很多种理解，我们认为最为经典的就是“仁者爱人”，就是爱人之心。后来，我们又把它进一步理解为“忠恕之道”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欲欲人，己欲达达人”啊！说到底也就是仁爱之心。 到了孟子，对此又有了系统化的解释，他认为“仁”就是“亲亲”嘛。就是每个人都爱自己的亲人。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此推出一个社会的泛爱关系，然后，他提出“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之心是与生俱来的。因此，一个人只要去向自己本性发掘，就一定能把自己本性中的美好善良的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善人和圣人。因此，只要每个人都“修身、齐家”就能“治国、平天下”，最后达到一个大同的理想世界。 这就是轴心时代，中国文化完成的一个重大变革，这个变革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注重现世的人自我的道德修养，而不太关注外在的上帝鬼神之类的东西。也就是说，中国儒家把大同社会的理想最后落实到每个人的修身养性的工夫之上。 同样，西方文化在这个时候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以及基督教文化，它是一个超越的过程，而不是内敛的过程。到最后，中国文化强调一切从内心做起，西方文化强调一切由外在的上帝决定即上帝决定论。中世纪有一句名言：没有任何一只麻雀从树上掉下来，不是出于上帝的特殊意志。（笑）中国文化强调内心的修炼，“内盛外王，成己成物 ”，由内向外。所以，这就是中西方文化在“轴心时代”发生的根本变化。 三、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完成了由外向内的收敛的过程以后，所有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在内心的道德上下工夫了。因此，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特别是儒家的知识分子对外在的宗教逐渐淡漠起来，他们更多是注重自己内心的道德自觉，而不是外在的上帝决定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更具有人文主义的色彩，而不是神本主义。 但是，中国人对六合之外的东西是不太谈的，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儒家知识分子对鬼神一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推崇父母在世的时候尽孝，君主在世的时候尽忠，讲究的是现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道德标准，而不讲究彼岸的那些东西。其实这个思想在周公旦的时候就说的非常清楚了：“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归”，也就是说，说的是鬼神，其实是用鬼神来推行道德教化，是劝告你此生此世好好的做善事。孔子也始终对鬼神之事不感兴趣，“子不语怪力乱神”之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孔子的很多话语都表明了他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一次他的一个弟子问他“人死后，有知也？无知也？”，孔子的回答可谓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智慧：“吾欲言有知，又恐孝子贤孙妨生送死；吾欲言无知，又恐不孝子孙弃而不葬；至于死后有知无知，死后自知之”。（大笑）也就是说，论鬼神的目的是为了起到教化人从善的，无论多么高深玄奥的东西，都必须以现实的行为准则为落脚点，从善、积德，方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一种协调的现实精神。在西方，学术界称它是一种伦理文化。 西方文化主要是以基督教文化为主，它是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它不断地超越现实，对六合之外的事情更为关注。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在此只是做一个总结。下面讲第四个问题
中西方文化对比——中西方小说的比较 一、中西方小说的发展史 中西方的小说，都是以神话传说为其渊源的。古时候，科学不发达，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劳动人民想象出了许多主宰世间的“神”，对神人格化的描写，就是神话；将人神化的描写，就是传说。中国的盘古开天地的故事，三皇五帝的故事，西方的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北欧神话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作品。 东西方最初的小说，是与历史紧密相连的，是作为史料的补充记载事件的。中国先秦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汉代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西方古巴比伦的《吉加美士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都属于这一类小说，这类小说已具有小说讲求虚构的特点，但仍不是文人的创作，是直接从民间搜集记录下来的，所以这类小说情节比较简单，文笔比较粗糙。班固所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造”是对这类小说准确、形象的评价。 中国的小说是到唐代才脱离历史记录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唐代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文人的思想也更加开阔，这时传奇应运而生，李朝威的《柳毅传》、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是依照传说创造而成的。唐代小说多为虚构想象而讲求文采，不仅仅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小说也并没停止。传奇小说到宋代就逐渐衰落了，随之而兴起的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类小说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再创作的，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跃的人物性格见长，有明显的说书人的语言风格。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而不再加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开辟一条写平凡人和生活的道路，是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后的《红楼梦》更是把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了顶峰。“五四”以后，中国小说家开始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手法，逐步走出了一条新路。 西方小说，则是在“文艺复兴”后快速的发展、成熟起来的。中世纪的西方小说发展近乎停滞，14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推翻了教会对文学的控制后，15世纪末西方出现了提倡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以描写现实生活和刻画各阶层的人物形象为内容的人文主义小说，这类小说是为配合当时欧洲反封建而产生的，同时它也定下了西方小说以记叙凡人凡事为主的基调。意大利 伽丘的《十日谈》，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随之出现是古典主义小说，其主张用典雅的民族规范语言去写作，这种小说在17世纪的法国发展得最完备。代表作为注 高乃依的《熙德》，古典主义小说的的兴起使西方小说语言得到了一次大幅的提高。18世纪开始流行以宣传科学知识，启蒙大众意识为目的的启蒙主义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德国歌德的《浮士德》，英国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这类小说的出现是为了给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交替占据小说领域的主导地位。浪漫主义小说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富于想象、构思奇特、语言奔放、感情炽烈。现实小说则着力反映生活的本质，描绘典型人物和典型生活现象，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都德为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着力暴露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深刻批判现实的罪恶，法国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英国的夏洛蒂、勃朗特，。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时值今日，这三类小说仍是西方文坛最主要的三类小说。 东西方小说发展史就大致如此。 二、中西方小说的特点 除了小说的基本特点外，中西方小说还具有如下各自的特点： 1、中国传统小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但性格单一，少变化，缺乏主体感。西方小说则多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强调挖掘人物内心的潜意识，善于写出丰满、变化、主体感强的人物性格。再《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只有通过人物的对话及动作引出矛盾冲突，但安娜·卡列尼娜卧轨前的一系列矛盾却只用他的心理描写就能够表达清楚；林黛玉在吟诗作对中表现她的才气，而保尔用内心独白表明他的理想；张飞只具有忠勇这一性格特点，但简·爱的性格却是由勇敢、坚强、热情、善良等许多性格揉和而成的。总之，在人物描写方面中西方各有特色。 2、中国小说较之西方小说情节更加曲折，故事更为完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是中国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就具有曲折生动的特点。唐传奇中许多名篇的布局，异常宏伟，严谨而巧妙，故事情节发展富于戏剧性。明清的长篇小说内容参差错落，波澜起伏，错落有致，结构缜密，浑然一体。如《红楼梦》，处处设伏，回回转折，写尽贾府故事。西方于情节方面出众的作品虽也不少，但终不能与中国小说相比较。 3、中国小说语言简练生动，西方小说内容丰富翔实。中国小说吸收了民间艺人语言，同时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常常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事件、人物。西方小说中包含着作者广博知识，涉及社会许多方面，因而内容丰富翔实，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领域的知识。恩格斯就曾说过他在巴尔扎克小说中获得有关的19世纪法国国内的状况比他从任何报告中获得的都多。中西方小说有这样不同的特点，也与中西方的美学观念不同有一定关系。 4、中西方小说都曾受封建统治文化的压迫摧残。封建文化使得中国小说发展极为艰难，明清人士更以写小说为耻辱，以致许多伟大的作家生活、创作条件都无法保障，许多伟大的作品不知道作者是谁。封建文化使得西方小说在几乎整个中世纪中发展极端缓慢，许多有才华文学家被迫为教会服务，写一些宗教性质的枯燥空洞的文章。 三、中西方小说未来的发展前景 清朝末年，中西方已开始系统的认识对方，中西方小说的优点也不断地被对方借鉴。当然，由于历史原因，中方借鉴的多一些。直到今天，中西方的小说家们仍不懈的努力研究者两方小说中的艺术魅力，虽然语言的不同对相互的艺术鉴赏有一定的影响，但美是相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西方小说艺术最终会取长补短，融为一体，共同发展，到达新的艺术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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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是非常历史悠久的，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文学比较是婉约配喜欢以喜剧结尾，但是外国比较豪放，大多数以悲剧结尾，中国文学善于探讨人性，而外国文学在于分析哲学之类的。
中国文学善于写实，国外善于写人的心理活动。 中国文学史的阶段、三古、七阶段 文学发展变化的九个方面，古代、中古、现代。 西方文学精神的演变主要经历了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物三个阶段。 总的来说，西方文学注重个人心灵的成长，而中国文学注重集体。
许昌学院，老师要求三千字，这周三交
中西方文化对比——中西方小说的比较 一、中西方小说的发展史 中西方的小说，都是以神话传说为其渊源的。古时候，科学不发达，出于对大自然的敬畏，劳动人民想象出了许多主宰世间的“神”，对神人格化的描写，就是神话；将人神化的描写，就是传说。中国的盘古开天地的故事，三皇五帝的故事，西方的希腊神话，罗马神话，北欧神话等都是其中的典型作品。 东西方最初的小说，是与历史紧密相连的，是作为史料的补充记载事件的。中国先秦散文中的寓言故事，汉代史书中的人物传记，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志人小说；西方古巴比伦的《吉加美士史诗》，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伊索寓言》等都属于这一类小说，这类小说已具有小说讲求虚构的特点，但仍不是文人的创作，是直接从民间搜集记录下来的，所以这类小说情节比较简单，文笔比较粗糙。班固所说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造”是对这类小说准确、形象的评价。 中国的小说是到唐代才脱离历史记录而成为文学创作的。唐代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文人的思想也更加开阔，这时传奇应运而生，李朝威的《柳毅传》、白居易的《长恨歌》、陈鸿的《长恨歌传》等，都是依照传说创造而成的。唐代小说多为虚构想象而讲求文采，不仅仅是历史性质的东西了，但作为史的志怪志人小说也并没停止。传奇小说到宋代就逐渐衰落了，随之而兴起的话本，经过文人加工就变成了许多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这类小说是文人采用民间创作而再创作的，以描绘精彩动人的情节场面和塑造生动活跃的人物性格见长，有明显的说书人的语言风格。由这里再发展，便成为文人的独立创作而不再加民间的东西来加工了，这一类代表作是《金瓶梅》，它开辟一条写平凡人和生活的道路，是现实主义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而后的《红楼梦》更是把中国古代现实主义小说推到了顶峰。“五四”以后，中国小说家开始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手法，逐步走出了一条新路。 西方小说，则是在“文艺复兴”后快速的发展、成熟起来的。中世纪的西方小说发展近乎停滞，14世纪末的“文艺复兴”推翻了教会对文学的控制后，15世纪末西方出现了提倡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以描写现实生活和刻画各阶层的人物形象为内容的人文主义小说，这类小说是为配合当时欧洲反封建而产生的，同时它也定下了西方小说以记叙凡人凡事为主的基调。意大利 伽丘的《十日谈》，西班牙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品。随之出现是古典主义小说，其主张用典雅的民族规范语言去写作，这种小说在17世纪的法国发展得最完备。代表作为注 高乃依的《熙德》，古典主义小说的的兴起使西方小说语言得到了一次大幅的提高。18世纪开始流行以宣传科学知识，启蒙大众意识为目的的启蒙主义小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德国歌德的《浮士德》，英国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等，这类小说的出现是为了给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大造舆论。19世纪，浪漫主义小说，现实主义小说和批判现实主义小说交替占据小说领域的主导地位。浪漫主义小说如法国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富于想象、构思奇特、语言奔放、感情炽烈。现实小说则着力反映生活的本质，描绘典型人物和典型生活现象，英国的狄更斯、法国的都德为这类小说的代表作家。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着力暴露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和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深刻批判现实的罪恶，法国巴尔扎克和莫泊桑，英国的夏洛蒂、勃朗特，。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美国的马克·吐温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都属于这一类。时值今日，这三类小说仍是西方文坛最主要的三类小说。 东西方小说发展史就大致如此。 二、中西方小说的特点 除了小说的基本特点外，中西方小说还具有如下各自的特点： 1、中国传统小说注意人物行动、语言和细节的描写，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形象，但性格单一，少变化，缺乏主体感。西方小说则多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强调挖掘人物内心的潜意识，善于写出丰满、变化、主体感强的人物性格。再《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只有通过人物的对话及动作引出矛盾冲突，但安娜·卡列尼娜卧轨前的一系列矛盾却只用他的心理描写就能够表达清楚；林黛玉在吟诗作对中表现她的才气，而保尔用内心独白表明他的理想；张飞只具有忠勇这一性格特点，但简·爱的性格却是由勇敢、坚强、热情、善良等许多性格揉和而成的。总之，在人物描写方面中西方各有特色。 2、中国小说较之西方小说情节更加曲折，故事更为完整。情节曲折、故事完整是中国小说独特的艺术传统。魏晋南北朝的志人志怪小说就具有曲折生动的特点。唐传奇中许多名篇的布局，异常宏伟，严谨而巧妙，故事情节发展富于戏剧性。明清的长篇小说内容参差错落，波澜起伏，错落有致，结构缜密，浑然一体。如《红楼梦》，处处设伏，回回转折，写尽贾府故事。西方于情节方面出众的作品虽也不少，但终不能与中国小说相比较。 3、中国小说语言简练生动，西方小说内容丰富翔实。中国小说吸收了民间艺人语言，同时继承了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常常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事件、人物。西方小说中包含着作者广博知识，涉及社会许多方面，因而内容丰富翔实，人们可以从中获得许多领域的知识。恩格斯就曾说过他在巴尔扎克小说中获得有关的19世纪法国国内的状况比他从任何报告中获得的都多。中西方小说有这样不同的特点，也与中西方的美学观念不同有一定关系。 4、中西方小说都曾受封建统治文化的压迫摧残。封建文化使得中国小说发展极为艰难，明清人士更以写小说为耻辱，以致许多伟大的作家生活、创作条件都无法保障，许多伟大的作品不知道作者是谁。封建文化使得西方小说在几乎整个中世纪中发展极端缓慢，许多有才华文学家被迫为教会服务，写一些宗教性质的枯燥空洞的文章。 三、中西方小说未来的发展前景 清朝末年，中西方已开始系统的认识对方，中西方小说的优点也不断地被对方借鉴。当然，由于历史原因，中方借鉴的多一些。直到今天，中西方的小说家们仍不懈的努力研究者两方小说中的艺术魅力，虽然语言的不同对相互的艺术鉴赏有一定的影响，但美是相通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西方小说艺术最终会取长补短，融为一体，共同发展，到达新的艺术高峰
同学 找到组织了啊 我们一定是一个学校 一个老师 一堂课的 希望不会找到一样的
《飘》在严格意义上讲属于通俗文学，可能写进论文不是很拿分，而且米切尔本人并没有写完这部小说就殒身车祸了，所以文章脉络不好完整把握，建议你换作品。 比如《源氏物语》和《红楼梦》中女性形象的比较分析。
八十天环游地球（鲁宾逊漂流记）－ 徐霞客游记 （西游记）探险类安娜·卡列尼娜 窦娥冤（小白菜）（都是女犯人的冤案）罗马假日 西厢记 爱上穷小子的贵族女人安徒生童话 郑渊洁童话
【世纪末的中国建筑史研究 】论文摘要： 自70 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 关键词： 中国建筑史 现状 对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群来说，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年代，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亦不例外。自70年代末国门打开以来，战后西方已流行2O一3O年乃至晚近的10、2O年的各种哲学方法论和思潮流派蜂拥而人。其中以二元分立的方法论模式首当其中，如结构主义的“表层结构一深层结构”模式，符号学的“能指——所指”模式，现象学的“科学客观的物理世界一纯粹意识的生活世界”模式，及其衍生的各种建筑历史与理论学说。还有格式塔心理学、环境心理学、新史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史理论、甚至自然科学方法等等，不一而足，使入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在这些方法论的影响下，青年学术导向着眼于对建筑历史的宏观概括，抽象思辨，及大胆的诠释和推论，希冀启迪现实，预见未来，而不甘于传统的考据与实证式的“做学问”。一批才华横溢，西学中用，推古论今的佳作就此涌现出来。 但是在正统的历史科学看来，正如任何历史理论研究一样，建筑史研究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其目的都应是解决某种问题，引发某种思考，或提供某种借鉴。而如果没有较深厚的实证基础和学术素养，各种有关建筑的“历史哲学”、“理论框架”、“模式”等终不过是昙花一现，多雷电而少雨露。因为推论仓促，于史无补；思辩高寒，于世无缘。这些看法对青年学子未免苛刻了些，也未必就能言中，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对建筑哲理的“论”偏多，尽管其中层次高下悬殊，而对建筑史的探究则少人问津，至于对建筑现实的评论更是少的可怜。这里先撇开“论”，从“史”的一方面来说，应该承认，哲学方法论层次上对逻辑实证的批判与具体问题研究上对实证方法的否定从来不是一回事，建筑历史研究上的“先锋派”是很难担当的。确实，10余年来以这些“新方法论”、“新角度”来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高水平成果并不多。这是否说明，方法论本身虽自有其生命力，但建筑史研究上片面对待方法论的时代却应该结束了。然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真正危机还不在于此。以中国古代建筑史研究为例即可说明。首先，这方面研究的任何实质性进展，都倚重于扎实的实物及文献资料功底，有时甚至还会借助于音韵、训诂等旧国学考证方法。但实际情况则往往是“大胆假设”有余，“小心求证”不足，尤其对于不少青年学者来说，由于主客观原因而在这方面显得薄弱。其次，“全国一盘棋”的协作奉献式研究局面已难维持。而造就信息共享的当代研究条件却为期尚远。再加上社会乃至有关机构对建筑史研究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经费来源的枯竭等。使这门学问愈来愈显冷僻、萎缩，且后继乏人。 尽管如此，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研究方面依然成绩裴然，令人振奋。如傅熹年先生对元、明清皇家建筑型制、构图与象征的研究。杨鸿勋先生对古代著名建筑的复原研究，潘谷西先生、郭湖生先生及其学术梯队分别进行的建筑文化和中外建筑关系系列研究，汪宁生先生对古代明堂的文化人类学分析，龙庆忠先生及其学术梯队的古建筑防灾系列研究，陆元鼎先生、黄汉民先生、路秉杰先生等各自对华南一些典型传统民居的调查研究、曹汛先生对古建命题的缜密考证，张良皋先生对华夏建筑亚文化圈的推论，萧默先生的敦煌建筑研究，王其亨先生等对风水内涵的发掘诠释，以及各地民居和古建筑的研究拓展等，当然还应特别提到汪坦先生主持的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陈志华先生等所进行的乡土建筑调查研究等。凡此种种，举不一一，都对中国建筑史的领域拓展和深化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即将付梓的五卷集《中国建筑史》和《中国建筑艺术史》将全面反映近年来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水平和成果。 前景 建筑史研究的对象是历史上建筑所包含的思想和技巧（或曰意匠），其时空发展序列，其历史价值以及对后世、对现实以至对未来的影响。太史公的“究天入之际、通古今之变”至今也依然是治建筑史的要旨。当然还可以加上“辨中外之异同”等。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仍存在两大方面。一是史的方面，以中国古代建筑史为例，近 l0余年来随着新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加，如大汉口原始社会建筑群遗址和广汉上古三星堆遗址的性质，郑州邙山早期城市遗址对版筑技术的上移。歧山周原遗址对造砖技术的推前，始皇陵遗址对陵寝制度的佐证，唐九成宫建筑布局和型制的发现，以及各地民居的深入研究等，都为补充和部分改写中国古代建筑史提供了新的资料基础。应该指出的是，未来的中国建筑史或应更多地渗入和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史、艺术史、科技史等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和研究经验。另一个方面的研究涉及建筑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面向社会，接触实践，是使建筑历史研究走出困境的契机。如乡土建筑的研究，不仅是对民居资料的调查，也不仅是对人文景观的记录，而且应该是在乡村迅速的城市化中，对一些曾与自然生态相适应的中国传统聚居方式进行保护性改造的对策研究。这一任务可能部分地要由中国建筑史研究来担当。当然这些工作需要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乡村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准备。再如文物建筑的保护及其技术研究，国外许多建筑院系都设有建筑保护专业 （preservation），笔者曾在科伦坡参加“国际纪念遗址理事会”（ICOMOS）第十届大会，亲眼看到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其历史建筑具有很强的保护意识，保护措施中技术含量很高，研究相当深入。这些研究主要由考古学家和建筑史专家来完成。而且不仅是保护文物建筑本身，随着城乡改造的大规模开展，历史地段人文景观的保护性改造与开发利用课题亦会愈来愈多，是改造项目一揽子研究计划的组成部分。因而想到我国的一流建筑院系亦应设置历史建筑保护专业，以便深入进行这方面研究，和培养高层次的专门人才提供基地。这一领域应引入电脑辅助研究，建立历史建筑数据、图像库等，以配合维修、复原及保护性设计。 此外，还有对建筑文化和现实建筑创作关系的讨论，这也是未来中国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的一大领域。一些建筑文化理论常用“三段式”，先释何为“文化”，再论何为“建筑文化”。最后再谈及一点建筑。其实建筑自古就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史留下烙印最集中、最深刻的东西。建筑文化的讨论应从建筑本身谈开去，然后向其他相关文化领域延展与交织，并且形成关于社会、文化，与空间、建筑间相互关系的评论及批评氛围。应该指出，建筑历史和建筑文化研究与现实创作脱节的最明显表征之一，就是近几年来北京高层建筑上泛滥的“小亭子”。建筑学界由于对大半个世纪的传统与创新之争没有一个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总结与升华，缺乏城市空间及其历史理论的多元批评和价值判断；城市设计控制作用的滞后，对使传统建筑语言转译为现代建筑语言的迷茫，从而导致修辞手法上的平庸与退化；以及决策方面在城市景观历史意识与现代观念上的误解和误导，从而提出对古今生硬“嫁接”的强制性要求等。都使现在的“高层十小亭子”形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犹如旧“民族形式”概念的回光返照，但又远不及中国现代建筑史上几次复古思潮及其作品来的明亮。这显然也涉及今后一个重要的历史理论研究课题——城市景观脉络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是一个“古都风貌”如何保留的问题。中国建筑史研究如能从一个角度对此有所贡献将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跨世纪的中国建筑史研究需要顾后而瞻前，领会整体而又深谙一隅，在总结古今建筑意匠的同时，并对形成新的城乡景观脉络关系进行探索。笔者认为，这是未来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论文天下
要:为了在西方文化强势入侵的今天,寻求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的新方向,假设中国传统建筑没有因西方文化入侵而出现文化上的断裂,遵循原有的道路发展,而由于木建筑损耗
中外古代建筑差异从根本上说，中西方建筑艺术的差异首先来自于材料的不同：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传统的东方建筑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这种建筑材料的不同，为其各自的建筑艺术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 不同的建筑材料、不同的社会功用，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古典建筑有了不同的“艺术语言”。 不同的语言，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西方的石制建筑一般是纵向发展，直指上苍的。这样一来，能否将高密度的石制屋顶擎入云霄，便成为建筑艺术的关键所在，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柱子也便成了关键中的关键。所以，西方建筑的“基本词汇”是柱子，即那些垂直向上、顶天立地的石头。如果说柱子是西方建筑艺术的“基本词汇”，那么屋顶则是其“主要句式”。屋顶的不同，导致了其风格类型上的差异，如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廷式、格特式、巴洛克式等等。 与西方的石制建筑不同，中国古代的木制建筑以斗拱为“基本词汇”。所谓斗拱，是将屋檐托起的交叠的曲木，它可以将纵向的力量向横向拓展，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檐。同西方建筑的屋顶一样，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句式”，飞檐也有许多类型，或低垂，或平直，或上挑。其不同的形式制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严。不仅亭、台、楼、阁都要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设计的难点和要点。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飞檐的设计必须恰到好处才能显得轻灵而不轻佻，朴实而不机械，威严而不呆板。 还有就是中国人对建筑的态度是以新为贵，而外国人则对古老建筑充满尊崇与敬意 还有就是西方建筑充满着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而中国的建筑则是儒家文化的反映。。 另外这里有一篇比较系统的， 或许更清晰一些。 不过大体说起来也就是这么几点，下面的要概括一些。 陈安国：中外城市建筑文化对比 中西建筑形式上的差别，是文化差别的表现，它反映了物质和自然环境的差别，社会结构形态的差别，人的思维方法的差别以及审美境界的差别。 建筑材料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方物质文化、哲学理念的差异。从建筑材料来看，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体系中，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基本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属于砖石结构系统。诸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输水道，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无一不是用石材筑成，无一不是这部“石头史书”中留下的历史见证。唯有我国古典建筑(包括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地区)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因而被誉为“木头的史书”。中西方的建筑对于材料的选择，除由于自然因素不同外，更重要的是由不同文化，不同理念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心性在建筑中的普遍反映。西方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重物的原始心态。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中国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造就了原始文明中重选择，重采集，重储存的活动方式。由此衍生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自然与人乃息息相通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环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之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关系的结果。 建筑空间的布局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制度文化、性格特征的区别。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模式。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以相近年代建造、扩建的北京故宫和巴黎卢浮宫比较，前者是由数以千计的单个房屋组成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围绕轴线形成一系列院落，平面铺展异常庞大；后者则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而且，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这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内部实行奴隶民主制有关。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同时，如果说中国建筑占据着地面，那么西方建筑就占领着空间，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米。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这庄严雄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建筑的发展不同，表现了中西方对革新态度的差别。从建筑发展过程看，中国建筑是保守的。据文献资料可知，中国的建筑形式和所用的材料3000年不变。与中国不同，西方建筑经常求变，其结构和材料演变得比较急剧。从希腊雅典卫城上出现的第一批神庙起到今天已经2500余年了，期间整个欧洲古代的建筑形态不断演进、跃变着。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到古罗马的拱券、穹窿顶技术，从哥特建筑的尖券，十字拱和飞扶壁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无论从形象、比例、装饰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反映了西方人，敢于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精神。 建筑价值的不同，显现中西方审美观念的异殊。从建筑的价值来看，中国的建筑着眼于信息，西方的建筑着眼于实物体。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我们对于古代建筑，尤其是唐以前的建筑的认识，多从文献资料上得到信息。历代帝王陵寝和民居皆按风水之说和五行相生相克原理经营。为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和谐，以趋吉避凶，招财纳福，在借山水之势力，聚落建筑座靠大山，面对平川。这种“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首创的几何美学和数学逻辑，亚里士多德奠基的“整一”和“秩序”的理性主义“和谐美论”，对整个西方文明的结构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一切科学和艺术，它们的道路都被这种理念确定了命运。翻开西方的建筑史，不难发现，西方建筑美的构形意识其实就是几何形体；雅典帕提隆神庙的外形“控制线”为两个正方形；从罗马万神庙的穹顶到地面，恰好可以嵌进一个直径3米的圆球；米兰大教堂的“控制线”是一个正三角形，巴黎凯旋门的立面是一个正方形，其中央拱门和“控制线”则是两个整圆。甚至于象园林绿化、花草树木之类的自然物，经过人工剪修，刻意雕饰，也都呈献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它以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早在2000年前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就在他的著名《建筑十书》中提出了“适用、坚固、美观”这一经典性的建筑三要素观点，被后人奉为圭臬，世代相传。17世纪初建筑师亨利·伍登提出优秀建筑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坚固、实用和欢愉。”西方人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因而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消云散”的时候，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物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通过对中西方建筑的比较可见出中西方在观念文化上，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上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