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心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维系统治（“家国同构”，混淆群己权界，公私互犯）的最根本的礼教准则，是汉民族家庭美德与传统文化罪恶糟粕极具争议和威力的混合体。需要明辨的是，理论上及现实中的儒家孝道体系是中国特色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历史的产物，并非人类的“普世伦理”或客观的普遍真理。 儒家所主张的依靠暴力实行的“慈-孝”（倒设前提）（无条件的奴隶主义：所谓“亲憎我，孝方贤”，舜就是以此起家的政治阴谋家，开了扭曲人性、高压伦治、孝廉腐败的恶例。此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世有无数“以〔特定关系〕人为神主圣王”的儒家邪教造成的社格人格畸变良知理智沦丧的案例。附: 参考资料2）、“权力-责任”严重不对等，制度倒挂设计的孝道是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儿童权利公约》的根本原则与具体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的契约伦理与责任伦理、生物界的“责任伦理”和自然法的“道德金律”的。 儒家礼教——孝道推行的实质包含着不平等自由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伦理特殊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上位霸权主义及主观唯心主义。（参见：自我中心 内圣外王 权力意志）没有平等——公平正义，就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对真理和人权、人类尊严的尊重，也就没有真爱和博爱。封建孝道在中国根深蒂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自古以来严重威胁着中国人特别是弱势儿童的生存权（儒家传统认为包括身体发肤在内的整个人格的主权属于父母，通过国家暴力和群氓暴力维护这种贿赂人心、婆媳循环、轮流坐庄、一盘散沙的反动统治秩序，却从不愿正视并防止父母侵害其法定被代理人的身体发肤等等）、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获得救助权、表达权、参与权、发展权、婚姻自由权、不作伪证权……以至年长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妨害社会进步，只能养儿防老——现在有的人都不需要“养儿防老”了，更容易暴露人性中的罪恶与孝道之本质）。中国的家庭暴力与社会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淫情暴孝，从小训练；有礼有众，无法无天。）问题形势依然严峻。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和孟子的成长过程都没有正常的父爱（包括教育）和家庭结构。 伟大的哲学家老子这样看待“礼教圣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子指出：“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儒家孝道思想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立健全民主法治，才能最终根除封建礼教的社会基础。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鲁迅先生曾撰文批判，揭露礼教的吃人本质和孝道对国民性的巨大危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二十四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这4章内容相关，故一并解释。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懿子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之后，樊迟为孔子驾车时，孔子告诉他这件事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不要违背。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在世时，要依礼来侍奉他们；当他们去世之后，又要依礼来安葬及祭祀他们）。 此章的“无违”由孔子自己后面的说明看来，应是不违背礼的意思。 至于为何孔子在此要分两段解释无违呢？有学者以为孟懿子的父亲孟僖子贤而好礼，所以孔子只要他能做到不违其父之志向行为就可以算是孝了。但是一般人的父亲言行未必一定合礼，此时子女就不应以不违背父亲为孝，而应该以不违背礼为孝了。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让做父母的只因为子女的疾病而忧愁烦恼）。 此章有三种解释分述如下：使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故须努力做好一切事情；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故子女须小心保重自己；子女应只担心父母的疾病，其它则不宜过分担心，否则反而会使父母不安。 小弟以为第一解涵意较广，故详细说明如下： 此章言外之意乃是因为疾病并非人力所能控制，其它各方面则人的主控力较强，所以作子女的必须在其它各方面勤勉努力表现良好，使父母不会因为除了疾病之外的事情，为子女担心操烦。 事实上以今日医学的角度而言，疾病仍有一部份的成因或程度可以操之在己。例如有些传染性疾病有其地域性，能不去这些地方就应该尽量避免（泰伯篇的“危邦不入”或也与此有部份相同之意）。如果一定得去，有些预防措施就一定不该省略，如疟疾可以藉行前开始服药预防。另外也有些传染病与个人的行为有关系，当然也能且该禁力避免危险的行为，如性病。还有些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自己也应定时按医师指示使用药物，因为这与病情的控制相当有关；适当的饮食和运动也同样重要，同时也是可以操之在己的。还有一些健康行为，如：均衡的饮食、体重的维持等也与健康息息相关，这些应该也属自己可以注意的。 由此观之，孔子此章之真意也许可以理解为：子女须尽全力做好每一件可以做好的事，以期使父母不因为子女多担操烦。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今日所谓的孝是指能够供养照顾父母。但是家中的狗和马也一样也有人供养照顾啊！假若心中少了敬意，那又如何可以分辨这两者呢）？ 此章的“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有两解：狗和马也一样有人供养；狗和马也一样可以侍奉人；但若依第二种解释似乎就不须“有”字了。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晚辈长保恭敬和悦的神色是最难做到的。当有事时，年轻人去做；有丰盛美食时，由长辈吃；这样就可以算是孝了吗）？ 此章的“色难”亦有两解：晚辈的神色（详解如上）；长辈之神色：是指能够在父母神色未变之前，先得知父母的心意。 “孝”字在论语中，一共见于14章。其中为孔子所言，且与孝的定义有关者，共有6(5+1，一章重出)章，即为政篇这四章加上学而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6（5）章皆属“两端四角”启发式教学。 综合这6（5）章之意如下：父母在世时，与父母相处自己要秉持恭敬的心意；保有和悦的神色；行为要合义合礼；另外也必须努力做好一切事情，以尽量减少父母为自己担忧；父母过世之后，丧祭亦应合义合礼；且必须时常缅怀他们，并效法他们合义合礼的言行，如此都能做到，才算是孝吧。
，题目和内容
孔子一生的学问，集中在仁和礼两个层面。仁是孔子独创的政治理念。礼是孔子继承周礼、周官、周书、周典的文化和文明的传统。儒家和儒学的学问可说是继承周朝文明的文化创新。周朝礼乐文化体现在孔子身上是仁、礼、忠、诚、信的生命气质。体现在一个民族国家的管理上，包含了现代的政治、经济、科学、宗教、哲学、文化等范畴。 你也可投稿。 周朝的礼乐文明是继承了夏、商文明和文化所开展的夏商周的三种不同民族文化的民族融合体。三代夏文化是连山易。商文化是归臧易。周文化是周易。易经三易是夏商周的古文化。商周的新文化是诗经、书经。中国夏商周六经的古典文化到了周朝成立，易经、诗经、书经已具文化典籍的规模。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是夏商周二千五百年历史的文化结晶。礼和乐是周朝九百年周民族统治国家的文化结晶。春秋则是周朝的历史典籍。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孔子传承夏商周2，500年的六经经典文化而开创孔子儒门后中国2，500年的儒学文化。中国从夏商周到新中国的历史，中国绵延五千年文化的传承。中国五千年历史和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文化结晶。新中国历史不是五四以来百年中国的历史而是五千年绵延的中国历史。新中国新旧交替的矛盾心态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这是中国传统五千年文化的思想精髓，中国易经古典文化的智慧。十七大刚落幕，社会和谐观和科学发展观响彻神州大地。然而部分网友所持不和谐的声浪仍然在咆哮如雷，真不知如何说好。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和现代西方文化有无交流，新中国文化和西方历史和文化有无雷同。要知道文化与文化间是融会贯通，不是在搞对抗和矛盾。二十世纪新中国搞马*列思想和中国古典文化的对抗和矛盾，是把西方文化和中国古文化对比。新中国搞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抗和矛盾，是把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比。请问是那方的文化和思想没有资格来比划？科学的发展观是向西方先进看齐，社会和谐观是向中国古典文化先进看齐。这之间何来矛盾，何来对抗的意味？中国易道儒和儒释道文化圆融贯通，道通天地人之一义。不识儒家真面目和身堕解脱坑与置身基督天堂的信仰，都是一个样，不了解“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的中国传统五千年文化的思想精髓和中国易经古典文化的智慧。不通天地人之一义，故就对他者文化有所不了解，自然也就不能圆融而贯通。圣人以一为天下式是中国古典文化的精意。中国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中国文革的历史不能重演。不重演文革历史，必须正视文革历史。人的自然化与人的社会化，面对自然环境破坏，面对自然资源枯竭的命运。科学发展观如何处理环境破坏，资源枯竭是人的问题。环境破坏是世界共命慧的问题。资源枯竭是国家独命慧的问题。科学不是万能。自然不是科学所能了事。唯物主义科学的发展和无穷尽的经济消耗是人类社会的坟墓。抵御西方科学主义所能经事的文化是中国儒学思想和儒学精神。放下权力，放下统治世界的权力。运用儒学智、仁、勇三达德以显儒、道、佛的大智慧，才是世界的希望。中国十七大是中国自五四和新中国以来，第一次以中华文化定位中国历史的新时代。新时代如何以中华文化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和中国的社会和谐观？和谐社会面对民主社会的挑战。科学发展观面对地球生态环境恶劣的自然挑战。中国同时也面对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挑战。政党专 制和政党民主之间，如何以中华文化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和社会和谐观，有待于中国新旧与东西文化的融合。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复兴和中华文化的振兴是其关键所在。宪法的本体精神宪法精神和原则是积极性的，不是消极性的。宪法是要鼓吹什么，推动什么，展现什么，实施什么，发展什么。反对什么在宪法中列陈是消极性的。宪法内容是本体性的，不是主体性的。本体性的宪法内容，不是主体性的宪法内容。科学发展观与社会和谐观的17大的主体精神属于本体性范畴。如何展现各人大，各政委，各审、纪委，各部委，各省市，各乡县，各民族，各政党，各法院，各科院，各党校，各院校等主体性的科学发展关和和谐观的主体性，中国需要民主机制，管理机制，系统机制和统筹机制。民主和统筹是宪法的真精神和内容。管理和系统机制是行政律法的精神和内容。反对大汉族主义的教育政策，不是宪法而是律法内容。宪法精神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本体性，不是主体性。本体性宪法精神，需要积极性，不是消极性。所谓天行健，地势坤，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道理是一样的。所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的道理也是一样的。从经典角度，古典文化角度全新诠释儒学经典思想解放，解放思想是中国十七大的其中一个正面论调。中国如何从五四运动的思想改造中，在科学与民主的社会改造中，从旧社会思想的礼教中解放出来，回归中国先秦易道儒和汉后的儒释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这是中国崛起复兴传统中华文化和振兴中华文化的思想解放，解放思想的工作。中国传统文化积淀在文化的经典之中。文化工作，思想解放工作在中国文化复兴和振兴文化的工作中，重新解读经典，从新诠释经典是工作重中之重。于丹论语解读是一个重新解读经典的社会尝试，李零另类论语解读也只是社会尝试。复兴论坛中论语各种解读，也是一种重新解读经典的尝试。重新解读经典的尝试要达到复兴传统中华文化的目的，在解读经典的工作之外，尚须从中国经典角度，中国古典文化的角度，全新诠释中国经典的工作。科学是知识，哲学是智慧。孔子知之不知的口中语，不是智慧。哲学才是智慧。不知怎会是智慧呢？阙如是思想缺乏知识。思想缺乏知识，科学的发展观如何能够建立？生是人事，死是鬼事。孔子生前关注于生命的德行和德识，关注于生活的忠恕礼仪的行为举止。对于宗教的鬼神信仰是不附和的。孔子祭神如神在的敬畏之心，只是向往圣人的德识和徳行。古代儒学的德识和德行，在现代社会是中华文化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意识。遗失中华文化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意识，既是遗失了中国哲学的智慧。遗失中国哲学智慧，中国如何展开社会的和谐观？儒学仁、礼、忠、诚、信是人主体思维的范畴，社会和谐与科学发展观要获得政治目标的进展，马克思的经济政治理论非得借道于中国儒学思想不可。不明乎善，不诚其身。明乎“天行健，地势坤”的自然诚善，君子才能自强不息。始能明其德而道其行。人性的诚善与天地的诚善相合一，是之为善。善者诚之道。诚善之道，孟子曰：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对于传统文化，不把“天行健，地势坤”这天地的诚善，了解清楚，说个明白。那才叫着误己误人呢？就是那句话：不明乎善，不诚其身。闲邪存其诚。明乎其善，诚正其心。此诚意正心之儒学师教也。仁、礼、忠、诚、信是儒学修身养性的善门心法。不明乎善，不诚其身。诚善乃仁义礼智根于心之君子的大本也。
其实你可以自己上网查找相关知识然后自己行文，根据自己的写作需要写就行了，我们不知道你要什么样的，很难帮你写，再说写了也不是你自己的思考所得，意义也不大。推荐你参考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老师的博客或者他的书，你就有材料了。博客地址：
孝心 “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维系统治（“家国同构”，混淆群己权界，公私互犯）的最根本的礼教准则，是汉民族家庭美德与传统文化罪恶糟粕极具争议和威力的混合体。需要明辨的是，理论上及现实中的儒家孝道体系是中国特色封建专制主义社会历史的产物，并非人类的“普世伦理”或客观的普遍真理。 儒家所主张的依靠暴力实行的“慈-孝”（倒设前提）（无条件的奴隶主义：所谓“亲憎我，孝方贤”，舜就是以此起家的政治阴谋家，开了扭曲人性、高压伦治、孝廉腐败的恶例。此后中国进入奴隶社会，后世有无数“以〔特定关系〕人为神主圣王”的儒家邪教造成的社格人格畸变良知理智沦丧的案例。附: 参考资料2）、“权力-责任”严重不对等，制度倒挂设计的孝道是违背《世界人权宣言》、《儿童权利公约》的根本原则与具体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违背现代文明社会的契约伦理与责任伦理、生物界的“责任伦理”和自然法的“道德金律”的。 儒家礼教——孝道推行的实质包含着不平等自由主义、道德相对主义、伦理特殊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上位霸权主义及主观唯心主义。（参见：自我中心 内圣外王 权力意志）没有平等——公平正义，就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对真理和人权、人类尊严的尊重，也就没有真爱和博爱。封建孝道在中国根深蒂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自古以来严重威胁着中国人特别是弱势儿童的生存权（儒家传统认为包括身体发肤在内的整个人格的主权属于父母，通过国家暴力和群氓暴力维护这种贿赂人心、婆媳循环、轮流坐庄、一盘散沙的反动统治秩序，却从不愿正视并防止父母侵害其法定被代理人的身体发肤等等）、生命健康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获得救助权、表达权、参与权、发展权、婚姻自由权、不作伪证权……以至年长公民的社会保障权益（妨害社会进步，只能养儿防老——现在有的人都不需要“养儿防老”了，更容易暴露人性中的罪恶与孝道之本质）。中国的家庭暴力与社会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淫情暴孝，从小训练；有礼有众，无法无天。）问题形势依然严峻。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和孟子的成长过程都没有正常的父爱（包括教育）和家庭结构。 伟大的哲学家老子这样看待“礼教圣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子指出：“天下之为父母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为法。”儒家孝道思想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建立健全民主法治，才能最终根除封建礼教的社会基础。元代郭居敬辑录古代24个孝子的故事，编成《二十四孝》，成为宣扬孝道的通俗读物。鲁迅先生曾撰文批判，揭露礼教的吃人本质和孝道对国民性的巨大危害，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二十四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这4章内容相关，故一并解释。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懿子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不要违背。之后，樊迟为孔子驾车时，孔子告诉他这件事说：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不要违背。樊迟问：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在世时，要依礼来侍奉他们；当他们去世之后，又要依礼来安葬及祭祀他们）。 此章的“无违”由孔子自己后面的说明看来，应是不违背礼的意思。 至于为何孔子在此要分两段解释无违呢？有学者以为孟懿子的父亲孟僖子贤而好礼，所以孔子只要他能做到不违其父之志向行为就可以算是孝了。但是一般人的父亲言行未必一定合礼，此时子女就不应以不违背父亲为孝，而应该以不违背礼为孝了。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孟武伯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让做父母的只因为子女的疾病而忧愁烦恼）。 此章有三种解释分述如下：使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故须努力做好一切事情；父母只担心子女的疾病，故子女须小心保重自己；子女应只担心父母的疾病，其它则不宜过分担心，否则反而会使父母不安。 小弟以为第一解涵意较广，故详细说明如下： 此章言外之意乃是因为疾病并非人力所能控制，其它各方面则人的主控力较强，所以作子女的必须在其它各方面勤勉努力表现良好，使父母不会因为除了疾病之外的事情，为子女担心操烦。 事实上以今日医学的角度而言，疾病仍有一部份的成因或程度可以操之在己。例如有些传染性疾病有其地域性，能不去这些地方就应该尽量避免（泰伯篇的“危邦不入”或也与此有部份相同之意）。如果一定得去，有些预防措施就一定不该省略，如疟疾可以藉行前开始服药预防。另外也有些传染病与个人的行为有关系，当然也能且该禁力避免危险的行为，如性病。还有些慢性病，如高血压、糖尿病等，自己也应定时按医师指示使用药物，因为这与病情的控制相当有关；适当的饮食和运动也同样重要，同时也是可以操之在己的。还有一些健康行为，如：均衡的饮食、体重的维持等也与健康息息相关，这些应该也属自己可以注意的。 由此观之，孔子此章之真意也许可以理解为：子女须尽全力做好每一件可以做好的事，以期使父母不因为子女多担操烦。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游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今日所谓的孝是指能够供养照顾父母。但是家中的狗和马也一样也有人供养照顾啊！假若心中少了敬意，那又如何可以分辨这两者呢）？ 此章的“至于犬马，皆能有养”有两解：狗和马也一样有人供养；狗和马也一样可以侍奉人；但若依第二种解释似乎就不须“有”字了。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子夏向孔子请问什么是孝。孔子说：晚辈长保恭敬和悦的神色是最难做到的。当有事时，年轻人去做；有丰盛美食时，由长辈吃；这样就可以算是孝了吗）？ 此章的“色难”亦有两解：晚辈的神色（详解如上）；长辈之神色：是指能够在父母神色未变之前，先得知父母的心意。 “孝”字在论语中，一共见于14章。其中为孔子所言，且与孝的定义有关者，共有6(5+1，一章重出)章，即为政篇这四章加上学而篇，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这6（5）章皆属“两端四角”启发式教学。 综合这6（5）章之意如下：父母在世时，与父母相处自己要秉持恭敬的心意；保有和悦的神色；行为要合义合礼；另外也必须努力做好一切事情，以尽量减少父母为自己担忧；父母过世之后，丧祭亦应合义合礼；且必须时常缅怀他们，并效法他们合义合礼的言行，如此都能做到，才算是孝吧。
小巷中，走过的人们相视一笑，互问你好；一封寄给贫困人民的信中，夹着百元大钞；火灾面前，冲进熊熊烈火，舍己救人；敬老院里，义务瞻仰老人。竞技场上，奥运健儿群显英姿。我们的周围无时不刻都萦绕着许和谐，我们的家园中，一股和谐之风正弥散开来，全社会在各方面正欲实现协调和谐。我们都是黄子孙，建设和谐家园，我们义不容辞。实现和谐，我们要勤于修身，少年壮志当拿云。周恩来总理12岁立下了宏大志愿——“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并以此勉励着自己奋斗一生。在奋斗的一生当中，他遭遇了生活的苦难、不幸，他都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笑对人生，与其他前辈一起创造了和谐的新中国。实现和谐，诚信是一剂良药。没有了诚信，世界将会变得晦暗，人与人之间会产生隔膜，互相欺。我们应该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父母，感谢老师，感谢同学，感谢朋友，感谢邻居，感谢关心、爱护我们的人，在我们的周围创造一个和谐的小环境。无数个和谐的小环境加起来，就会建起一个和谐家园。善于交往，和谐人生之本。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仁爱待人。和谐的交往会像一场甘雨，滋润有一情感之苗，像一朵绚烂的花，开在人们的心间。把分享改成共享，“小我”之心瞬变“大我”。中华美德，“礼之用，和为贵”，曾子避席向孔子求教，孔融让梨于兄弟，张良帮老人穿鞋……亲情需要沟通，父母的心便是子女的天堂；社会也需要沟通，在文明礼仪的基石上建起和谐的社会。关注社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中国人，就当做中国人该做之事。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社会这个大家庭中，要使社会和谐，就要奉献，才能提升生命价值，达到自身与社会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保护环境，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如今，环境正在逐渐恶化，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台风频频，干旱严重，南极出现臭氧空洞……,大自然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地球，是茫茫宇宙中唯一发现的生命载体，我们要珍惜大自然的馈赠，拉起大自然的手，享受人与大自然和谐的美妙。我们是祖国的希望，我们培育和谐精神，共建和谐家园。迈步前进吧，让我们去拥抱明天美好的朝阳！
儒家提倡 “中庸”之道，在我看来，这也不妨理解为一种和谐。儒家思想者们所说的中庸，可以理解为过犹不及：事情做得不够和事情太过都是不好的。和谐，正是追求这样一种状态：不过分，不亏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事情处理起来才会客观些，目标完成起来才会轻松些。很多人都在追求和谐：三毛一生飘泊，难觅心中理想的归宿。但当她到了撒哈拉大沙漠时，她惊叹那一望无际的苍黄，于是自然景象与心灵碰撞之后，产生出了一种和谐的感应，于是三毛定居在那里，去追求人生的快慰与真谛。文坛大家余秋雨先生，其散文为人所称道，文笔清新，不矫揉亦不做作。所言成理，所言成物。在他的散文中也时时体现着和谐。也正是和谐的心态激发他写下很多名篇。不难看出，和谐对于一个人来说很是重要，只有感受到了和谐，才能找准成功的基点，才能够在成功的道路上披荆斩棘，不骄傲，亦不颓唐，心态平和，然后获得成功。现在整个社会都在呼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关系。可见，和谐对于人的生活亦是相当地重要。有句俗语说：“远亲不如近邻。”诚然，相处和谐的近邻确实强于远亲。相处和谐了，邻里之间便会互帮互助，亲如一家。但这样想一下，倘若邻里之间没有交流，更谈不上和谐，怎么可能会互帮互助？恐怕有的只是小事上的纠纷吧。所以说，社会生活需要和谐，只有构建了和谐的社会关系，人们之间才有可能相互信任，生活才会舒适，社会才有可能进步、发展。当今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战争不断。其实探究其原因，只有两个字：利益。当一个国家的利益被其它国家占有或占有其它国家利益不得时，和平这架天平便失去了平衡，战争由此而发。如果只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建立在利益之上，而不去构建和谐的关系的话，这样的关系绝不会长久。只有建立了和谐的关系，才会让国与国团结起来，共同拥有并繁荣这个人类共有的家园。缺少了和谐，人与人之间不会信任，有的只是尔虞我诈；缺少了和谐，国与国之间不会团结，有的只是战事不断；破坏了生态，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危机就会接踵而至。在这一连串的恶果面前，人们是否应该静下心来，理性地思考一下何去何从？人与人之间需要和谐，人与自然也需要和谐，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创造和谐生活吧！
从世界各国的精神道德、国际关系、人际关系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等实际情况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和价值。正如1988年一月，75位诺贝尔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结束时的宣言：“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顾2500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从精神方面来讲： 21世纪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世纪，人们的生活水平将普遍提高，但是如果人们只追求物质享受，不注重精神道德方面的修养，将会出现诸如暴力犯罪、道德沦丧、个人主义、精神空虚等问题而严重危害社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则是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有效方法。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泰勒博士所说：“不管我们取得进步也好，或是缺少进步也好，当今是一昌盛、成功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人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过的很多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也会鉴照今天和未来。”泰勒博士对以孔孟的儒家文化在精神道德方面的当代意义和未来价值给予了中肯二恰当的评价。从国际关系方面来说：当今世界政治、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都呈现出多元化趋势，21世纪将是一个多元化并存的世纪，不同文明之间的出现新的繁荣。但是当今世界仍不太平，局部地区仍弥漫着战争的硝烟。而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将为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并存、避免战争、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做出贡献，也将成为世界各国屏保认同的思想观念，还将是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准则。儒家文化提倡的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就是世界各国调整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所应遵循的原则。c从经济管理方面来看：正当大陆进行“文化大革命”，批判儒家思想的时候，临近的几个亚洲国家和地区却正在悄悄进行着工业革命，经济迅速崛起，而他们全都以儒家文化为基础，运用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指导自己的工业建设。这一实例证明，启示人们去重新思考儒家思想和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有人甚至提出“第三种工业文明”，进而提出“现代新儒家学”的概念。这说明儒家的思想不仅可以用来建设精神文明，而且可以用来搞工业管理，发展经济，建设人类物质文明。人与自然： 儒家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和“人与自然的”，提倡一种普遍的和谐。如果世界各国都能重儒家的“普遍和谐”观念，对它做出适应现代化社会生活的诠释，并使其落实于操作层面，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就能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这个蓝色的星球也将更加美丽，我们人类也将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西方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后形成的新教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并在《中国的宗教》一书中认为，传统以来的儒家孔教，不但无助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反而构成了一大阻碍。因而，近代资本主义只能在西方国家产生而不能在东方国家产生。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向马克斯?韦伯的论断提出了挑战。上个世纪60—80年代，当西方国家的经济走向萧条时，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经济圈却出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当时，人们在考察其原因时，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因素本身，如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制度、资本的积累、劳动力技术等等。但这时的世界各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经验，为什么没有出现像东亚这样的经济奇迹？同时，人们又考察了非经济的制度结构，这些国家在制度结构方面也大不相同。人们在考察其文化因素时，发现这些地区的共同之处就是，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于是，一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产生了：儒家文化对于亚洲这五个地区的经济成就是否形成了文化层面上的有利影响?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是什么?它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及对社会的整合价值 知识社会学家曼海姆认为，所有的思想和知识都是某个社会结构或历史进程的产物[1]。儒家文化就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和以皇帝为最高顶点的垂直隶君型的社会结构上产生的。经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魏晋儒道并融、隋唐儒释道并立、宋明理学的兴盛，儒家文化经久不衰，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转化过程中通过对其他文化的吸纳和自身的改造而被保存下来。儒家文化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独领风骚两千多年，这不仅在于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需要，还在于它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质。 （一）儒家文化的内在特质 1、人本主义思想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宇宙万物是各种神创造的，在神之上有一个统而管之的上帝。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创造宇宙万物的不是神，不是超自然的力量，而是人世间的伟人：盘石、女娲、伏氏、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等等。也就是说，一开始，中华民族就肯定了人在宇宙万物中的主体性地位。在《孝经》中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在《荀子?王制》中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并进而解释，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仁”是儒家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把对自己之爱、对亲人之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沦语?雍也》中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颜回》中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种博爱的精神，它提倡尊重人、理解人。“义”是指人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懂得遵守社会道德，并肯定事在人为，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改变自然和现实社会。所以说，儒学是一种积极人世的人生哲学。它塑造了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勤奋向上的性格，培养了中华民族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责任心和紧迫感。“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告子》)。这种精神鼓舞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创造了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 2、“内圣外王”思想 在积极肯定了现实生活的人生态度之后，儒家提出了现实生活的理想原则，这就是著名的“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和社会理想的统一，它所注重的是个人人格的自我修养、人生理想的完成和对社会人际关系的治理。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和规范，如“礼、仁、忠、孝、信、义、恕”等等。“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的父母兄弟之间的亲情之爱，以及由此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为了达到“至仁”的境界，儒家提出“礼”的概念。“礼”即“正名”，孔子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思想。孔孟还强调忠君孝父、友信仁义。在此，儒家为君臣关系、家庭关系、一般的人际关系提供了行为准则，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提供了有效的伦理规范。至于怎样实施这些规范，儒家认为，除了人们自己潜心修养外，还有赖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教化，将这些伦理规范内化为人们的心理过程，转化为人们的内在品质与性格，因此，儒学十分注重教育，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教育先行。“外王”思想中，儒家提出了一套治国安邦的思想。如孟子的“民本思想”，他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梁惠王》)，得民心是得天下之所在。故此，孟子主张推行“仁政”，即要“制民恒产”，因为民有恒产才有恒心，无恒产则无恒心，仁政是王道政治的 基本要求。继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庶人安政”的思想，他以舟水形象地说明了“庶人安政”的作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外，儒家还有许多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内圣”与“外王”并不是相对立的，而是相统一、相一致的。孔子认为“修己”可以“安人”；荀子认为“圣者”可以为王，圣者就是王者，圣王是合一的，即修养自己，安顿好家庭，达到至圣，就可以治国、平天下。 3、“天人合一”思想 儒家强调人本思想，但不同于西方文艺复兴后的人文主义。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的同时，还提倡“天人合一”，主张自然与人的和谐关系。而西方的人文主义在反神教的同时，也反自然，更多的是强调人定胜天，强调人类对自然的无限开发，如今的生态系统失衡与这一“戡天论”思想是不无相关的。 孔子所讲的天命，不等同于基督教的上帝。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郭沫若说：“孔子所说‘天’，其实是自然，所谓‘命’，是自然之数或自然之必然性。”[2]如《论语?阳货》所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在“究天人之际”问题时，把“天”与“人”纳入一个能自觉维持平衡的有机系统中进行思考，认为天人之间紧密相联，不可分割。孟子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汉初，董仲舒提出“天人相类说”，认为人与天相似，天是有意志、有目的、有道德的主宰，人受命于天，天人之间存在着神秘的感应关系；天人之间用王者贯通起来，王者依天行事，“天瑞应诚而降”；反之，王者逆天行事，将招致“天谴”。显然，其目的旨在寻求天人的和谐统一，维持现存的社会秩序。传统儒家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了有机的自然观，也是儒家文化特质之一。 从以上的内容来看，儒家文化充满了人文主义精神、有机的自然观、完美的伦理道德体系和重民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历代统治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中，它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功能 一定的思想文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基础上产生并体现出其文化价值。德国哲学家李凯尔特指出：“在一切文化现象中都体现出某种文化价值，由于这个缘故，文化现象或者是被产生出来的，或者是即使早已形成但被故意地保存着的。”[3]儒家文化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特点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价值就是它对于协调社会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具有极强的凝聚功能和整合功能。 1、价值的整合。社会中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和欲望，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化熏陶，就难以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达成大体一致的观念，儒家文化之所以在中国传统社会绵延几千年，在于它为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人提供了统一的价值观，这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思想。2、规范的整合。统一的价值观需要统一的规范去维持，文化的整合规范因价值的需要而产生，因文化的整合而系统化和协调一致。因此，不仅要制定统一的规范，而且要内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从而将社会成员的行为纳入一定的轨道和模式，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儒家文化的规范整合在于它提出了“礼、仁、忠、孝、信、义”等一系列的行为规范，并强调人们修身养性，通过人们的这种内在的教化来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实现规范的整合。 3、结构的整合。社会是一个多元结构的系统，是由众多互相分离而又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每一个部分和单元都有自己的功能，但这种功能的发挥必须和其他部分的功能联结起来才能实现，才能对整个社会的运行发挥作用，即所谓的功能互补。由于统一文化的作用，使社会结构成为一个协调的功能体系，儒家文化既提出了“君君、臣臣”的君主制思想，又提出了民本思想，忠君爱民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依存。“忠君”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爱民”是为了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二者都是为了巩固君主制，从而，实现了君主阶层与百姓阶层的结构整合，以进一步实现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同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实现了自然系统与人类社会的结构性整合。还有人圣思想，即只要人人潜心修养，都可以成圣等等。整合功能是儒家的一大特色。所以说，儒家文化是秩序文化并不过分，它所追求的就是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二、儒家文化在东亚现代社会中的作用 儒家文化经历了几百年的衰微而重新让人们认识它的价值，是由于近些年来西方经济的萎靡不振和东亚经济圈的迅速崛起。人们发现，东亚经济的起飞除了科技、经济等物质性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在支撑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儒家文化仍然在现代社会发挥着核心文化的作用。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说：“当代的日本人，虽然已经不是德川时代他们祖先那种意义上的孔孟之徒了，但是，他们身上仍然渗透着儒教的价值观、伦理观。” (一)儒教的整体性原则 本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恶性膨胀和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损害了经济组织和集团的正常运行，而东亚人虽然也有现代的民主、自由、平等意识，他们也追求个人利益，但社会仍保持着统一，并显示了集团整体性的效率。如在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市场经济的作用二者．是同时加强的。在日本、新加坡都莫不如此。这主要源于社会本身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东亚的这些国家历史上长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它们都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虽然君主制在近现代社会已不存在，但以“忠孝”为支柱的儒家伦理秩序经过长期在人们生活中的潜移默化，把优于其他文化的整体号召机制保留至今，从而，“国家，作为一个大集团，具有高效率地实现某个预定目标的能力”[5]。 (二)家族式的管理方式 西方的科层制被称为现代最具合理性、最有效率的管理方式而风靡全球。家族式的管理被韦伯看成是传统落后的、缺乏效率的管理方式。如今，它却在东亚国家的经济组织管理中体现了它的有效性。东亚国家把国家和民族看成是同等概念，所有集团都以家族主义方式联系在一起，在企业中，人们的地位虽然不同，却使人们有一种家族一体的感觉，企业成员之间保持着家族般的人际关系，忠孝相统一的行为模式。在韩国，许多企业把职员称为家族成员。在日本，家不仅仅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单位，而是扩大化了的具有独立性的社会集团或组织。日本学者认为，日本企业管理的全部秘密在于“家庭意识”。一个公司如同一个家族，每个职员为了维护公司的名誉，要忘我拚命地工作，甚至忘掉自我和自己的小家庭。而公司对职员实行终生雇佣制，以此对职员和家庭负责到底，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职员的归属感、责任感，使职员把公司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从而发挥集团的整体性效率。 (三)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 在以儒家礼义、忠孝为基础的规范体系中，东亚国家追求人与人之间和谐正常的人际关系，以克服个人主义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新加坡独立之初，大力吸收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在一二十年间，迅速成为经济繁荣的现代化国家。针对物质享受骤增，个人利益受重视，却心灵空虚，忽视国家观念和责任感的现象，他们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重视儒家伦理，有领导、有计划地推行儒家伦理教育，以调节社会中的各种人际关系。在吸收和改造儒家学说中，赋予儒家伦理以新的适合新加坡现代化要求的精神和解释。日本有“大和”民族之称，这种“和”的思维方式主要是调和、和谐的意识，即讲人与人关系的义理人情。这种“和”被运用于企业之中时，就形成了日本式的竞争，即竞争与协调的融合，也就是说，群体外的排他性与集团内的和谐性。所以，日本企业界认为，日本企业的精髓就是“和”。当这种“和”的方式用于日本纵式社会结构关系时，“和谐高于一切”的人际关系将日本社会上下等级关系融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凝聚力，为着一个目标而同心协力。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东亚社会的特征之一。 (四)教育优先原则 20世纪初东亚国家大多是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日本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们之所以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地发展起来，还得力于它们的教育成就。这一成就渊源于儒家的重教传统，儒家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主张首先要对个人进行教化，提倡“有教无类”。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力，主张科举取才，强调通过学习和考试竞争来取得社会的成就和地位，通过学习社会知识成为社会有用人才。这一传统使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政府还是家庭都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家长为了子女的教育，无论生活多么贫寒也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子女上学。同时，韩国政府实行“教育超前”的政策，在教育上的投资也很高，发展中国家里，除以色列之外，韩国在教育方面的政府投资最高。我国台湾从 1968年开始实行“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在日本，教育立国更为突出，战后，日本的教育经费增长很快，从1950年到1972年增长了 25倍，教育经费占行政经费的20％以上。而同期，美国占15％，前苏联占16％，西德占12％，英国占13％左右。日本政府认为：“教育投资的成果，其特点是以培养人的才能的形式积累起来的。所以一旦作了投资，从其效果具有持久性这一点看，可以认为它是生产上的重要投资。”[6]教育的发展，人才素质的提高，无疑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 纵观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经验，充分说明了现代化并不仅仅是对西方国家科学技术、经济制度和管理经验的简单移植，而是根植于本国本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国家和地区经过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继承，并对之进行适应现代化的转化、改造，从而，使儒家文化不同程度地对现代化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正如韩国学者金日坤所说：“发展经济的关键并不仅仅在于必须引进有效的资本主义经济原理或经济原则，而在于必须处理好这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同经济的内在关系这一根本性问题。”[7]儒家文化倡导忠诚、责任感、献身精神、集体主义、教育优先的价值观，无疑对东亚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你好，我最近也在找关于这个的论文。下面3篇是我花了一周时间查到的。好的话强烈要求加分！！ 儒学与两种自由概念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自由是近现代西方文化的基本理念。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关系是20世纪中国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争论的焦点之一。“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者凸现自由与儒学的紧张性，强调对儒学纲常伦理的批判是建构自由观念的前提，因而对儒学传统采取坚硬的否定态度。以现代新儒家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般而言，虽不拒斥自由的精神理念，但其文化领域的强势卫道立场，使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也难以兼容。不过，20世纪后半叶一种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在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中出现了一些人物，他们致力于寻求儒学传统与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以摆脱“五四”以来的极端性看法。他们的努力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但从学理层面来看，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在理论上的建构仍然十分薄弱。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对儒学与自由观念的关系进行深度的理论分析以促进二者的现代连接？我以为，区分自由概念的意义内涵、范畴性质和文化特征将是问题讨论的前提。 在西语语境中，自由概念的意涵虽然复杂，但英国著名思想家互·伯林关于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划分，为把握自由概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根据伯林的论述，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与两组不同的问题有关：前者涉及控制的范围问题，后者涉及控制的来源问题。正是基于对这两组不同问题的回答，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具有不同的概念内涵。消极自由的内涵是；个人拥有不受他人控制独立地作出选择和活动的范围；自由本身不能不受到法律的限制，因为存在着与自由的价值同等或比自由的价值更高的价值；必须保留最低限度的自由，因而公共权力对自由的限制本身不能不受到限制。在此意义上，消极自由概念的实质是，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元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因而应当在个人的自由权利和社会的公共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际界限。这也就是严复所说的“群已权界”之意。积极自由概念则与之不同，它源自个人想要成为自己的主人的愿望。它的内涵是，我希望我的生活与选择，能够由我本身来决定，而不是取决于任何外界的力量；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意志，而不是别人意志的工具；我要做一个主动者，能为自己作出选择并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上述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相互区别，而且属于不同的范畴系统。消极自由涉及个体权利与公共权威之间的关系，处理的是社会政治问题，属于社会政治理论的范畴；它基本上不涉及意志自由的问题，不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因此，J·S·密尔在其《论自由》一书中，开宗明义便指出其所要讨论的自由“不是所谓意志自由，……乃是公民自由或称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①积极自由涉及个体“以自由意志追寻人生中道德的尊严与创造的意义问题，”②它以意志自由为根据，导出道德自由之结论，并由此引入政治社会自由的讨论。因而，积极自由主要是个人伦理和道德哲学的范畴。 本文作者看来，两种自由概念不仅意义内涵和范畴性质相互区别，而且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消极自由作为社会政治概念，它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确认与维护，对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警惕与防范，体现的是西方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历史要求，具有鲜明的现代性特征，是典型的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积极自由作为道德哲学范畴，则有所不同。就其强调道德意志的自由、自主、自律而言，显然不能视为西方文明所独有的思想资源。 基干上述两种自由概念的解析，以下将从两个层面检讨儒学与自由概念的关系。 二 早在1895年，启蒙思想家严复在那篇著名的《论世变之亟》》里比较中西文化的区别时，就已经点出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思想资源匮缺的事实：“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③谙熟西方自由思想传统、翻译过密尔《论自由》的严复，其立论的基本理论参照正是上述社会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概念。问题是，从这一概念出发，判断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主要依据是什么？ 从价值系统来看，儒学传统重视的是人伦秩序，如《礼记·礼运篇》》的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就被称为十义，孟子也有所谓五伦之说：“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腾文公上》）人伦秩序强化的是伦理规范、道德义务，不是政治法律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在儒家人伦秩序的笼罩中，义务是第一次序的概念，人的权利意识则始终被压缩、消解在义务观念之下。随着人的权利意识的压缩与消解，自由的范围也就无从确认，因为自由的范围实质是人的权利范围。 就政治思维而言，儒学视野下的政治与伦理并无边界区分，政治生活不过是入伦秩序的延长。“在政治领域内，王或皇帝自然是人伦秩序的中心点。因此，任何政治方面的改善都必须从这个中心点的价值自觉开始。这便是‘内圣外王’的理论基础”①所谓“格君心之非”、“仁心仁政”、“正心诚意”，都只是对权力掌握者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与规范。这一思想基调使儒学传统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套系统运用法律、制度对于政治权力加以约束、制衡的观念。缺乏这一观念是儒学传统不具备消极自由概念的另一重要标志，因为消极自由概念的基本要义之一即是要通过法律、制度的约束以防范政治权力对自由范围的侵犯。 以社会功能来说，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儒学的社会功能逐渐定位于传统中国政治合法性的理论论证。董氏以“王道之三纲，可求干天”（《春秋繁露·基义》）揭开了合法性论证的序幕，儒学也由此开始了经学化的历史进程。从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到宋学，经学形态的演变并未改变经学化的儒学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能。历史的经验表明，承担合法性论证的儒学支撑的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政体。于是，在社会政治功能层面，儒学与消极自由的精神理念形成高度紧张和尖锐冲突，因为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理念恰好是专制政体的对立面。这也是五四时期儒学传统受到政治自由主义者否定、批判的基本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分析主要不是价值评判，而是儒学传统匮缺消极自由思想资源的历史事实描述。陈述这一历史事实旨在表明，古老的儒学传统与现代性社会政治理念毕竟相隔甚远。因此，既不能从儒学传统内部单向地直接开出消极自由观念，也不能在二者之间进行简单的双向对接。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必须走出思想理论演绎的思维误区，建构于社会土壤条件的培育。这意味着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需要构筑相应的社会前提，而消极自由观念之精神落实干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是根本性的两个方面。这是因为，消极自由不仅是一套观念体系，更重要的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制度框架、防止公共权力侵害自由的制衡机制。同时，消极自由无论作为思想理念还是体制结构，本身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换言之，市场经济是消极自由的观念和体制根本性的支撑条件。在非市场的经济条件下，由于作为公共权力的国家是社会资源的主要垄断者，是各种服务和就业机会的唯一提供者，它“拥有无限的强制权力”，消极自由根本就无从谈起。只有随着体制结构和市场机制这些相应的社会土壤条件的建构和培育，消极自由观念才能获得坚实的基础，儒学与这一现代观念的对话、勾通。 连接才能找到现实的支撑。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确实不是观念层两点一线的理论推演所能解决的，它本身是三点（市场经济及相应的社会政治机制一消极自由观念一儒学）之间逐渐调适的社会演化过程。 儒学传统虽然匮乏社会政治理论意义上的消极自由的思想观念，却蕴涵着极为丰富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这一思想资源集中体现为“为仁由己”的命题表达，其实质是对个体道德意志自由的确认与凸现。“发现道德意志的自由，并自觉到它的重要性，中国自孔子已然。这在中国史上，的确是一次极重大的发现。经此发现以后，人才有真实的自我，人的尊严和做自己的主人这些重要的人理才能讲。”⑤ 从儒学传统的历史来看，确认、强化个体道德意志选择的自主、自由，是贯穿其思想发展的一条主线。孔子就再三强调“为仁由己”（《论语·颜渊》）、“我欲仁，斯仁至矣”以论语·述而》）、“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孟子把对“仁”的自我寻求扩展为对“义”的主动选择：“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皆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宋代理学家则进一步把仁确认为“天理”，使之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并强调对天理即仁的自觉体验、践履以及对私欲的自我舍弃、抑制：“仁者，本心之全德。……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则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朱熹：《四书集注·论语卷颜渊》）从先秦到宋代，高扬主体的道德自律，树立人的伦理学主体性的庄严伟大，构成了儒学传统中宝贵的精神资源。 儒学突出主体的道德自主、道德自律不仅在道德伦理层面展示出普遍的积极意义，而且在社会政治层面发挥着特殊的规范功能。如果说前者的普遍意义指向的是每个个体，主张人人皆为尧舜，成为君子、成为道德人；那么后者的特殊功能主要针对的是统治者，要求他们自我道德完善、道德自律，成为圣人。因而，一方面，成圣成德者方可为王，修齐治平的内圣外王之道构成获取、掌握权力者的规范模式S另一方面，“治道必本于正心修身”（《朱子语类》卷一0八页），统治者要严于律己，正人正己。只有正己，才能正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统治者应当经常反省自身，检讨自己：“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这样才能“其身正而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显然，高度强调权力掌握者的道德自律，“这是儒家政治伦理哲学所能达到的高层境界。”③从这一角度来看，儒学传统中丰厚的道德哲学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确有其正面的功能和意义，因为道德自律始终是约束权力掌握者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然而，如上所说，儒学传统始终混淆伦理道德与政治的边际界限，并把政治伦理道德化，由此却导致了其积极自由的道德资源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双重后果：一方面，积极自由所体现的内在的道德自律，在缺乏对权力的外在制度制衡条件下，作为对权力的道德约束，它在政治领域的功能发挥会遭到软化并最终归于无效。因为中国传统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对暴君昏君贪官污吏讲正心修身、道德自律事实上完全无用。另一方面，作为积极自由之体现的道德自主，在儒学话语系统中意味着克己无我、成仁成德，即成为圣人。但问题是圣人不仅要立己而且要立人，不仅要成己也要成物。立己、成已是存心养性、立修身之德，立人、成物则是事天济众、施教化之功。从立己到立人、从成己到成物，便是从内圣到外王的转化过程。这一转化赋予了圣王在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主宰、道德教化的功能，即宋儒所说的“启众生之蒙，去众生之昏”。在圣王的道德主宰之下，个体完全丧失了作出任何道德选择的自由，只有“存天理，灭人欲”，只有彻底服从的义务。为了确保个体的服从和圣王的绝对主宰、统治，刑法与教化成为圣王不可或缺的两大统治手段：“圣王为治，修刑罚以齐众，明教化以善俗。”（《二程集·河南程氏遣书》卷二）前者是以刑杀人、硬性控制，后者是以理杀人、软性约束。这样，从圣人到圣王的转化实际上是圣人的道德自主异化为道德（教化）与政治（刑罚）双重专制的过程：道德层面的积极自由终于在社会政治领域走向了自由的反面。 由此可见，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犹如一把双刃剑：在伦理道德层面，它高扬道德主体的意志自由，强化主体的道德自律、道德完善，具有政治伦理的规范功能；然而，在社会政治层面，它却最终导向道德与政治专制，走向自由的反面。笔者认为，化解这一双刃性的关键在干，设置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的边际界限，即把积极自由的意义功能定位于个体、定位于伦理道德领域。这样，一方面可以确保个体道德选择的自由，从而也有利于发挥道德自律的政治伦理功能。在此条件下，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诸如自我节制、严于律己、正心修身、讲究气节等等，将在现代生活中包括对政治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是避免个人道德意志的选择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的混淆，从而为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赢得独立的空间。因为上述概念分析表明，消极自由属于社会政治范畴，其指向是社会政治领域，涉及对个体基本自由权利的政治法律体制的保障，与积极自由所指的个体意志自由、道德选择无关。套用儒家的话说，消极自由是“治人”的范围，积极自由是“修己”的领域。把“修己”混同于“治人”，不仅会削弱、损害“修己”的伦理道德意义，更重要的是将妨碍对“治人”（政治法律）的制度性设计。总之，只有通过边界划分（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功能定位（个体与社会），儒学传统中积极自由的伦理道德资源才能获得现代意义，上述消极自由观念的建构才能赢得独立的发育空间。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的结论是：在社会政治层面，儒学传统之社会必须外引消极自由的观念，并使其精神落实于制度运作、其基础植根于市场经济。在此条件下，儒学与消极自由观念的现代连接才能获得现实的支撑；在伦理道德层面，儒学传统之文化需要内接其积极自由的思想资源，将其定位于个人，并为之设置伦理道德的边界范围，发挥其政治伦理的意义功能。这是儒学与自由观念现代连接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二者的有机结合将导向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政治与伦理、现代与（儒学）传统的相互支撑和双向互补。 注： [1]【英】约翰·密尔：《论自由》，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页． ②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申73页． [3]]《严复集》第1册，王拭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页． ④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入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 ⑤韦政通：《属家与现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6]李锦全：《中国儒学与退溪学论人际关系的思想特点》《哲学研究》1987年第9期。
，题目和内容
作文素材积累：孟子可以这么写。 孟子生活于战国中期，是以雄辩著称的儒学大师，孟子的雄辩显示出无限的豪情与自信。孟子的自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捍卫与弘扬儒家思想文化，二是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三是坚守“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而这三者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自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孟子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典型，学习孟子坚定文化自信，具有较强的现实启示。 在群星闪烁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彼此诘难，相互争鸣，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活跃的黄金时代。孟子是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在诸子百家中以雄辩著称，不论是游说诸侯、与各家争论，还是教育弟子，孟子的言行总是充满自信。孟子的自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捍卫与弘扬儒家思想文化，二是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三是坚守“大丈夫”的理想人格，而这三者归根结底是文化的自信。 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是“以民为本”，它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思想内涵和实施方案。首先，政治上提倡尊民爱民。孟子认为，得天下与失天下的决定因素在于能否赢得民心，即所谓“得天下有道，得其民”[3]136，“得其民有道，得其心”[3]136。因此在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时，孟子还力劝统治者听民情重民意。例如，孟子认为，君王在破格进贤时不能轻信左右的亲近和在朝官员的进言，而应当以百姓的评议，即以“国人皆曰贤”[3]32作为参考标准。同理，在决狱用刑时要采纳百姓的意见，即“必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而杀之”[3]32。在制定国家的政策方针时也要体恤民情，因此当齐宣王用羊替换牛举行祭祀时，孟子引导他要将仁爱之心推及百姓。其次，经济上提倡富民利民。土地是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但战国时期严重的土地兼并导致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对此孟子主张通过法定化土地政策以达到“制民恒产”的目的。 来源：中共石家庄市党委党校学报
自己动脑，就不动脑，脑子会退化
我心目中的孔子作文我心目中的孔子我心目中的那位孔圣人离我们已经有两千多年了。虽然他已经不在我的这个高度文明的时代，但是他的思想仍活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就接触了这位老人的那些儒雅的思想。记得，我跟着语文老师背诵着：“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有远方来，不亦乐乎------”当时的我对孔老圣人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他的许多的教育思想，在我的学习当中，还是比较适用的。另外，他讲述的许多做人的道理，至今我还是需要借鉴的。例如，“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是我做人的基本标准之一。我读了孔子的生平，对孔圣人的做人这方面是值得比较称道的。鲁昭公让他去管理仓库，他就去把这差事作的井井有条。是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无论孔子做什么事，都是从一点一滴做的。其实，我们之所以把他称为“圣人”，是因为他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在做人上确实是达到了人生的很高的境界。孔老圣人不光是我的教育老师，他也是我身边生活的一位指路人。每当，我在生活上感到失意的时候，我总会想到孔子在失意的时候，仍然认认真真地对待每一件事，最后在不起眼的事情上成功，像我这样的泛泛之辈更应当把精力投入的自己的目标上去。在我的心目中，孔圣人不是一个神，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他对自己的弟子时那么的有礼，而他的弟子又那么的尊敬他。另外，孔老圣人甘愿屈身向路边的孩童请教问题，丝毫没有失去学者的风度，他俨然把自己看作了一位过路的老人。孔子，不只是指的是孔圣人，也暗含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两千多年的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直至现在还影响着我所在的时代的人。没有他的文化，我们的生活会变得没有礼道，我也会变得不那么精彩。我心目中的孔子，在我的眼里，他是一位普通的老人，又是一位人哲圣人。孔老圣人，是我从小认识的老师，也是我的亲密的儒者。他的思想，已经扎根于我们以及身边人的心目中，让我们更有选择的去继承他的儒家的文化。我心目中的孔子在孔子墓前，凝视着那荒草掩盖下的巨大土堆，穿越两千多年的时空，毁也罢，誉也罢，风风雨雨，他都默默无言地独自承受。他不会再爆发，也不会灭亡，只是在那里、在世人的毁誉中，把血肉变成了白骨，但谁都不会无视他思想的存在。坚强如他。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饱经人生的苦难，却始终坚强乐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所有人生的苦难都如同烈火淬钢般催熟他年轻博大的思想，个人的苦难比起大道之不行又算得了什么。可是，在那个功利霸道横行的时代，没有哪一个君主能够施行他的主张，他就那样孤独而倔强地坚持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毫不绝望、不知疲倦地周游列国、传道授业，渴望大道能够在未知的土壤里长成参天大树。宽厚如他。在一个秩序混乱的泱泱大国里，他的思想维系了一种最起码的社会和人性的平衡。他历来主张政教分离，“敬鬼神而远之”，“不语怪力乱神”，绝不把希望寄托在毫无根据的来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把对生命本身的敬重作为“为政”的起点和终点;“以直报怨”，以此张扬生命的尊严，决不隐匿自己的不满和仇恨。“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是他终生追求的理想，那里，没有阶级、没有等级，有的只是老者、朋友、少者。兼容博大如他。他从来就没有说过，信我者得富贵，不信我者入地狱的话。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就如同一个坦诚长者，把爱推己及人乃至整个世界，他的弟子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今日，极端利己主义的膨胀带来了人类精神家园的荒芜，自私、焦虑、仇恨如同瘟疫威胁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在这样一个呼唤安全、责任和道义的世纪里，孔子的思想便更加显得光辉灿烂，面对战争和恐怖，孔子所说的“和为贵”或许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小巷中，走过的人们相视一笑，互问你好；一封寄给贫困人民的信中，夹着百元大钞；火灾面前，冲进熊熊烈火，舍己救人；敬老院里，义务瞻仰老人。竞技场上，奥运健儿群显英姿。我们的周围无时不刻都萦绕着许和谐，我们的家园中，一股和谐之风正弥散开来，全社会在各方面正欲实现协调和谐。我们都是黄子孙，建设和谐家园，我们义不容辞。实现和谐，我们要勤于修身，少年壮志当拿云。周恩来总理12岁立下了宏大志愿——“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并以此勉励着自己奋斗一生。在奋斗的一生当中，他遭遇了生活的苦难、不幸，他都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笑对人生，与其他前辈一起创造了和谐的新中国。实现和谐，诚信是一剂良药。没有了诚信，世界将会变得晦暗，人与人之间会产生隔膜，互相欺。我们应该抱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父母，感谢老师，感谢同学，感谢朋友，感谢邻居，感谢关心、爱护我们的人，在我们的周围创造一个和谐的小环境。无数个和谐的小环境加起来，就会建起一个和谐家园。善于交往，和谐人生之本。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仁爱待人。和谐的交往会像一场甘雨，滋润有一情感之苗，像一朵绚烂的花，开在人们的心间。把分享改成共享，“小我”之心瞬变“大我”。中华美德，“礼之用，和为贵”，曾子避席向孔子求教，孔融让梨于兄弟，张良帮老人穿鞋……亲情需要沟通，父母的心便是子女的天堂；社会也需要沟通，在文明礼仪的基石上建起和谐的社会。关注社会，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关键。“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中国人，就当做中国人该做之事。要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做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在社会这个大家庭中，要使社会和谐，就要奉献，才能提升生命价值，达到自身与社会和谐相处，共同发展。保护环境，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基础。如今，环境正在逐渐恶化，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台风频频，干旱严重，南极出现臭氧空洞……,大自然出现了不和谐的音符。地球，是茫茫宇宙中唯一发现的生命载体，我们要珍惜大自然的馈赠，拉起大自然的手，享受人与大自然和谐的美妙。我们是祖国的希望，我们培育和谐精神，共建和谐家园。迈步前进吧，让我们去拥抱明天美好的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