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 相关性分析:1978-2004倪静远摘要: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各地区历年人口及GDP统计数据,以东部,中部,西部地区[1]三大地带为划分,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特征和区域差异,以及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历年人口数据表明,我国人口呈阶梯状分布,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而人口增长又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正负两方面作用关键字:空间分布 区域经济 人口密度一,引言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历经90年代的飞跃式发展,中国经济总量达到空前规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人口总量同步增长,人口空间分布格局持续变化1978年以来,以东,中,西部为划分的三大地带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环境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明显差异,导致人口在地区间分布不平衡且近年来,伴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扩大,这种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平衡性日趋明显针对这一趋势许多研究者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从已有研究来看,部分学者从经济地理学角度进行分析,运用人口密度函数研究人口空间分布与城市发展的相互关系另外一部分研究将关注的焦点集中于人口空间分布结构的变化,人口迁移的原因和影响,即侧重于分析影响人口的空间分布的因素和人口迁移的经济绩效但是,关于人口空间分布与大范围区域的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利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数据,完成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性的分析二,文献综述人口与经济的关系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之一自马尔萨斯提出人口经济模型以来,以凯恩斯,西蒙,纳尔逊,索维,舒而茨和卢卡斯等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建立模型,论证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之间关系由于出发点和引入参数的差异,结果莫衷一是但从总体趋势来看,研究的侧重点逐步从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转移至人口质量和结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单纯分析发达国家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转移至以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增长状况为主然而,已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人口数量与宏观经济增长关系的分析,缺乏有关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阐述有关人口空间分布问题的研究最初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而近年来,地理学者开始运用GIS等技术研究人口空间分布与社会经济数量之间的关系,将其研究扩展到地理学,经济学甚至环境生态学交叉领域随着区域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兴起,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理论进一步得到发展刘易斯模型和托达罗模型中,将人口向城市流动视为劳动在产业间的转移,这种流动是个人对迁入地和迁出地之间的收入(或者预期收入)差距的回应(朱农,曾昭俊,2004)克鲁格曼在H-O定理的基础上,提出"新经济地理学",从规模经济角度分析城市经济聚集与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关系与西方学术界相同,我国理论界有关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的讨论经历了一个由数量到结构的发展过程研究重心逐渐由控制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转移至分析现有人口结构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开始注意到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相关性问题,并进行了初步探索绝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动态角度分析,研究人口空间分布的增量变化即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张善余通过计算迁移者比重与人均GDP的相关系数得出结论:经济收入的高低是影响迁移率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严善平对90年代以来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证检验证明,迁移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着非常强的正相关关系(严善平,1998)王德等通过比较迁移前后各省区人口与GDP的基尼系数变化,验证了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均衡作用(王德等,2003)许多学者还从经济绩效方面分析了人口迁移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作用(蔡昉1996;陈皓1996;王桂新,1997;李强2001;董栓成2004)有关人口迁移的研究揭示出人口的区域间流动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相关性,但终究只是从人口空间分布的一个侧面讨论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已有的成果来看,有关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相对较少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沿以下三种思路进行:1,从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因素角度分析二者的相关性韩光辉等通过分析近三十年来我国人口空间结构和变动趋势,认为我国人口空间分布总体呈现不平衡态势,地区差异巨大,但人口密度增长率逐步缩小,在局部地区,人口分布的疏密与聚落性质和规模,自然地理条件及经济开发的类型直接相关(韩光辉,陈喜波,1999)韩惠等通过对中国人口空间格局和成因的探讨,认为影响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的因素有自然环境,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因素,政策导向等等其中自然环境又是其它因素的基础,但是决定人口分布的关键因素还是经济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可以促进人口的聚集,同时人口的聚集又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韩惠等,2000)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人口分布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人口分布,迁移,城市化等人口空间现象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人口分布总体上还是主要受自然环境影响,而受经济社会制度等因素影响相对较小虽然中国东,中,西三地带建国以来人口规模和密度都呈增长趋势,但人口分布比例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王桂新,1997)这些研究从从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因素角度综合分析了影响人口空间分布的主因,提出经济因素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形成和变动的重要力量,但对二者间关系的分析大多是单向的,更偏重于地理学和人口学领域2,从人口空间分布的经济绩效角度分析范红忠等从人口空间分布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方面分析在比较中,美,日等6国生产与人口分布后,他发现我国人口分布与生产的矛盾在于生产集中的同时并未引起人口的相应集中,这种人口分布与生产分布的不一致性导致较大的地区经济差异(范红忠,2003)从而论述了人口空间分布的不合理性和滞后性,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蔡昉从人口密度着手,通过分析人口密度对制度选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分析了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其认为制度选择,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存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人口密度制约着市场制度的形成和有效发挥作用;相对于对物质资本的稀释能力,人口密度对劳动力的充分供给的正面作用更加明显;教育的正外部型使得人口密度对人力资本存量有着可预期的正面效应因此,人口密度对经济发展并不必然是负面影响通过对我国各地区增长绩效与人口密度关系的实证检验他得出结论:尽管人口增长与人口密度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复杂多变的关系,但人口密度与人均收入水平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蔡昉,2001)3,从人口聚积与城市发展关系角度分析王法辉等依据区域人口密度函数,运用GIS方法,在1982-1990年人口资料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考查了我国城市人口密度分布特征以及城市经济发展与周边地区人口增长的关系指出我国区域人口分布特征呈现出距离衰减特征,由于城市经济增长的原因,城市人口增长快于边远地区,呈现出向心集聚的趋势(王法辉等,2004)以上研究虽从不同侧面分析了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存在相关性,但均未明确地从区域经济发展角度对二者相关性进行具体阐述,因而无法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做出一般性分析,也难以对人口空间分布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变动的趋势做出合理预测而已有的理论研究和经验分析均表明,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存在相互作用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人口数量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和人口空间变动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对前者的分析而忽视了后者然而必须看到,长达二三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得后一种关系在我国严重扭曲因此,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经济发展尤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的研究是必要且有意义的三,人口空间分布的统计描述1,统计指标描述⑴人口空间分布的定义人口的空间分布是指一定时点上人口在各地区的分布状况,是人口过程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2]具体表现为该时点当地的人口密度⑵人口密度的定义人口密度通常指一定时间单位土地面积上的人口数即:人口密度 = 总人口/总土地面积⑶数据说明本文所采用人口和GDP相关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全国总人口数包括现役军人数,分地区数字中未包括;全国人口数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数据2,人口空间分布的时间序列分析1978年至2004年,中国总人口数量呈平稳上升趋势人口分布按地区呈现出东,中,西三大阶梯其中,东部人口比重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三大地带内,中部和西部人口数量稳步提升,增长速度平稳东部地区人口数量和增长速度相对起伏较大全国人口空间分布具体呈现出以下特征:⑴人口在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呈阶梯状分布从人口规模上看,东部人口总量最大,是第一阶梯;中部次之,属第二阶梯;西部人口规模最小,是第三阶梯三大地带间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特征由78年延续至今,总体趋势未发生改变,且地带间人口绝对数量的差异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见图1)图1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计算结果⑵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明显,且有进一步扩大趋势除西部地区外,东部,中部地区人口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超过中西部地区总和,且差异随时间推移不断扩大同时,东部地区人口密度起伏变化量也相对较大(见图2) 图2 数据来源:同上图 ⑶人口增长最快的省份集中于北京,上海,福建,广东等经济发展中心地区和贵州,云南,宁夏,新疆等西部省份(见表1)表1 1978,1992,2004年中国各地区人口比重省份各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197819922004北京89 95 15 天津75 79 79 东河北28 38 24 辽宁91 45 24 部上海15 15 34 江苏09 93 72 地浙江91 63 63 福建56 67 70 区广东84 60 39 山东47 39 06 海南00 59 63 合计85 52 89吉林58 17 08 中黑龙江52 10 94 安徽92 00 97 部河南38 60 48 湖北77 79 63 地湖南39 38 15 江西32 36 30 区山西53 56 57 合计42 95 12内蒙古93 89 83 广西55 76 76 西重庆00 00 40 四川13 43 71 部贵州80 88 00 云南23 29 40 地西藏19 20 21 陕西90 92 85 区甘肃95 99 01 青海38 40 41 宁夏38 42 45 新疆29 36 51 合计54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79),(1993),(2005)计算上表显示,78年以来,北京,上海,广东等经济发展中心地区人口聚集趋势明显除四川,陕西两省外,西部各省人口数占全国比重均有所增加与东西部相比,中部地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持续下降⑷地带间人口增长速度基本相同,人口增速与经济增长速度关系并不显著总体而言,三大地带人口增长速率曲线基本重合,波动幅度相对较小,基本在5个百分点内,东部地区稍大与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的相比,东部地区人口增速并未显著增加(见图3)图3 数据来源:同上图3,人口空间分布的区域差异截面分析根据2003年统计数据,截至2004年12月31日,全国总人口129988万人其中,西部地区总人口37127万人;中部地区43037万人;东部地区49251万人[2]全国平均人口密度为135人/平方公里东,中,西三大地带各省市人口密度见下表:2004年东中西部各省人口空间分布情况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省份人口面积人口密度省份人口面积人口密度省份人口面积人口密度(万人)(万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万人)(万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万人)(万平方公里)(人/平方公里)内蒙古3020北京68889山西63213广西60207天津13906吉林74145重庆24379河北77363黑龙江4684四川50180辽宁59289安徽96463贵州60222上海632765江西69257云南40112江苏26724河南70582西藏842浙江18464湖北59324陕西56180福建14289湖南18316甘肃4064山东67586---青海127广东79467---宁夏18114海南39241---新疆196316512------表2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计算不难看出,2004年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口空间分布差别较大东部地区各省人口密度明显大于中部,西部地区,成为中国人口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区域内各省人口密度均远高于全国水平,上海,天津,北京,江苏,山东,广东,浙江分居前几位其中,上海以2765人/平方公里的绝对优势超过北京,天津,成为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中部地区人口分布相对平均,各省人口密度差异较小河南,安徽分列人口密度前两位除黑龙江以外,区域内各省人口密度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人口稀少,地带内部省际人口密度差异较大重庆,贵州,广西,四川,陕西五省人口密度列前四位,略高于全国水平,其余各省人口密度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藏,青海,新疆三省是全国人口密度最低的三个省份其中,西藏每平方公里仅2人,是全国人口分布最稀疏的省份四,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相关性分析人口空间分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一方面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推动了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另一方面人口空间分布的差异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1,经济发展水平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⑴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推-拉理论认为,同时存在着一推一拉两种力量共同决定人口迁移前者是推动人口迁出居住地的力量;后者是吸引人口流入的力量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人口的迁移是劳动者对更好的就业机会或更高的收入水平的回应(朱农等,2004)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无疑是吸引人口迁入的重要力量比较我国三大地带人口空间分布与GDP变化趋势不难发现,三大地带人口密度变化与GDP增长的总趋势保持一致(见图3,图4)90年代中期以后,东部地区GDP规模大幅上升,远远超过中,西部地区水平而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与其它两大地带的差别在这一时期内也明显扩大图4 数据来源: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历年)然而,由图形3,4分析可知,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并未相应的引起人口增速提升,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量相关性较弱由此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量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大于经济增量,初始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人口分布集中,初始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人口分布相对稀疏,地区间人口分布不平衡趋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扩大而日益明显 ⑵资源,环境,人口规模,国家政策等因素通过制约城市,经济发展规模和速度间接影响人口空间分布格局自然资源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水和各种矿产资源,能源等工业生产的必需原料通过对工业的布局和城市规模以及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人口的空间分布以水资源为例,2003年北京,上海,广东三个工业发达的超大规模人口聚集中心的城市水供应总量分别为128823万立方米,308309万立方米和568949万立方米而西部地区青海,宁夏等欠发达省份城市水供应总量仅为15000-20000万立方米左右西北部地区水资源的匮乏,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和人口规模的扩大人口规模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人口规模对人口空间分布的影响体现为在迁出地形成的推力,和在迁入地形成的拉力分析表1不难看出,四川,山东,河南等主要人口迁出源地均是人口大省尤其是山东,河南两省,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580人以上,远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巨大的人口压力对当地人口的外迁形成有效的推力同时,广东,江浙,北京,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强势吸引中心也都是人口高密集地区,庞大的"聚集效应"形成一股有效的拉动人口迁入的力量国家政策的作用近年来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等一系列开放内陆省份的政策,推动西部内陆省份加速经济发展结果显示,以新疆为代表的边疆省份成为新的人口迁入中心地,其中新疆的年净流入率达到7%(张善余,2004)这充分表明,国家西部大开发等地区导向性政策的实施在改变区域经济格局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口的空间分布2,人口空间分布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人口空间分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集中体现于人口规模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关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论述在理论上主要分为马尔萨斯派和反马尔萨斯派以托马斯·马尔萨斯为代表的马尔萨斯派学者坚信,人口增长对人均的福利有负面影响马尔萨斯认为一旦工资超过生存水平,就有新的人口压力使工资下降,因为人们会更早地结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这样,又把工资将导致能维持生存的最低水平从长期来看,人口的内生性使得人均收入保持在维持生存水平并停滞不前(德布拉吉·瑞,2002)不难看出,马尔萨斯理论在当代的应用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在现代社会中,随着经济的增长,人们不一定倾向于选择生育更多的子女,相反,发达国家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说明经济水平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的假设前提难以普遍使用,因此,由之得出的结论也有待商榷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资本产出给定的情况下,人口增长将增加消耗,减小人均数值但是考虑到劳动力投入对扩大生产的作用,简单的假定资本产出固定是不现实的在索罗模型中,人口的消耗作用和劳动力投入对产出的扩大作用相互抵消,长期经济增长率不受人口增长速度的影响但高人口增长率降低了人均收入水平(经济增长率不变),劳动-资本比率上升降低了劳动的平均生产率因此,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仍是负面的反马尔萨斯派学者提出需求推动和供给推动两种观点前者认为,人口增长产生的需求压力有助于创新的产生,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后者认为,更多地人口意味着更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思想,"三个臭皮匠",因此,技术进步的速度应该随人口增长而加快而根据克鲁格曼的理论,经济发展"中心"地区同时存在着向心力和离心力两种力量前者表现为在高工资和高利润的吸引下,劳动力和企业向"中心"聚集;后者则表现为人口和工业过度密集带来的资源,环境等问题可能导致的"中心"地区的解体因此,经济发展水平是人口空间分布特征形成和变化的原因,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经济发展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东部地区人口与GDP增长的实际情况表明,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影响我国人口空间分布变化的首要原因,而人口空间分布的变化又反作用于经济增长,这种反作用具有正负两方面效果一方面,随着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规模的扩大,劳动力投入量增多,技术创新加快,产出规模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着力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以制造业,加工业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迅速,成为地区工业结构的支柱部分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大量迁入人口产业构成特征是第二产业为主,第三产业为辅,迁入在业人口集中在制造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建筑业三个行业(魏星等,2004),为蓬勃发展的二,三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和创新支持,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此外,人口规模的扩张带动城镇基础是设建设加快,教育,医疗卫生等配套设施不断完善,大大加速了中心地区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人口空间分布过度集中,中心地区的过度城市化也带来了资源紧缺,生态环境破坏严重,住房交通拥挤,社会治安混乱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制约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立此外,西部地区以及中部人口输出大省以高素质劳动力流出和中低水平劳动力流入为主的劳动力流动现状,造成人口输出地高端人力资本大量流失,陷入低人力资本水平-低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从而对缩小东西差距和落后地区经济起飞的实现产生了潜在的负面影响五,结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因素对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配比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人口空间分布极不平衡,呈三大阶梯状地区间人口密度差异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人口空间分布差异的重要因素,与经济增量相比,初始经济发展水平起到决定性作用而人口分布的变化又对区域经济发展存在正负两方面作用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同时形成人口的高度密集地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东三大地区人口分布的区域差异日趋明显,且仍有继续扩大之势总体上呈现出"劳动跟随资本流动"的趋势由于人口空间分布变化需要一个缓慢的长期变化过程,而沿海和内陆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可能长期存在,甚至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加之人口迁移具有惯性,所以,这种人口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集中的分布趋势可能还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高度集中的人口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技术创新能力,有利于发达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同时,人口过度密集也带来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此外,中西部地区知识资源的大量流出使得地区经济增长步伐更加缓慢,陷入低人力资本水平-低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因此,在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建立更加顺畅的人口流动机制的同时,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加强西部地区经济建设和人力资本建设扶持,是实现我国人口空间分布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参考文献:⑴朱农,曾昭俊中国城市人口增长的决定因素分析中国人口科学,⑵严善平中国九十年代地区间人口迁移的实态及其机制社会学研究,⑶王德,朱玮,叶晖1985-2000年我国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均衡作用研究人口与经济, ⑷陈浩中国农村劳动力外流与农村发展人口研究,⑸蔡昉人口,资源与环境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分析中国人口科学,⑹王桂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及差异与人口迁移之关系研究人口与经济,⑺李强中国外出农民工及其汇款之研究社会学研究,⑻董栓成人口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⑼韩光辉,陈喜波近三十年来中国人口资源的空间结构,变动趋势及问题与对策人口与经济,⑽韩惠,刘勇,刘瑞雯中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成因探讨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⑾王桂新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一项人口分布经济学的探索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⑿范红忠,李国平对我国生产与人口分布现状与问题的比较分析预测,⒀蔡昉,王美艳,都阳人口密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浙江社会科学,⒁王法辉,金凤君,曾光区域人口密度函数与增长模式:兼论城市吸引范围划分的GIS方法地理研究,⒂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北京:科学出版社,⒃张善余基于出生地的中国人口迁移态势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⒄德布拉吉·瑞发展经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⒅魏星,王桂新中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人口迁移特征分析市场与人口分析,⒆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历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⒇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 本文讨论的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9省市[2] 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北京:科学出版社,[3]因统计过程中对现役军人数处理方法不同,统计所得全国总人口数与由分地区数字加总结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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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通车10年以来,对城市人口分布的影响逐步显现。通过分析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主要区的近10年人口数量变动情况,说明轨道交通沿线中心城区是主要人口迁出地区,而沿线的近郊和郊区是主要人口迁入地区。作为人口迁入区的闵行区,新迁入人口主要分布在轨道交通沿线乡镇。城市轨道交通具有引导城市人口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分布的重要作用。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交通廊道,人口迁移 轨道交通的建设,提高了沿线地域的可达性,进而改变沿线土地的利用类型,影响城市土地利用的空间分布。连接城市中心区与郊区的轨道交通则又是城市空间向外扩张的发展轴,郊区的轨道交通站点能够提高其周边土地的利用价值,促进郊区的城市化发展。而由轨道交通所引起的城市空间在结构和内容上的发展变化,都将影响城市人口流动,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诱导人们远离城市中心居住[1]。研究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迁移的驱动作用,是研究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发展与环境总体影响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城市人口流动研究的补充。当然,影响城市人口迁移的因素非常复杂,包括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本文的目的是建立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与城市人口迁移的内在联系,证明轨道交通对城市人口分布会产生一定的影响。1 研究背景1 基本资料 文中所用到的上海市各区县人口统计资料来自于上海市统计年鉴,其中闵行区各乡镇人口统计数据摘自闵行区统计局编写的《辉煌的成就》一书。人口统计数值表示该年份年末该地区户籍人口数。2 上海轨道交通1号线简介 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是上海市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该线一期工程自1990年1月19日正式开工建设,1995年4月开始试运营;二期工程(由锦江乐园延伸至莘庄)于1997年7月1日通车;1号线北延伸线于2004年12月28日通车。本文所研究的范围只限于轨道交通1号线上海火车站———莘庄站区段。2 研究内容1 上海市市区人口变动情况 本文选取1号线沿线的黄浦区、卢湾区、徐汇区、闵行区作历年的人口数据统计,并以普陀区为对照市区。图1为1号线沿线区域人口变化情况。黄浦区行政区划在过去10年间有所变化。本文所统计的黄浦区人口数为黄浦区和南市区人口总数。1992年以及1992年之前的人口数则包含有原黄浦区浦东部分的行政区域人口。 根据上海市发展历史以及现状,城市区域可分为中心城核心区、中心城边缘区、近郊区和远郊区[2]。黄浦区、卢湾区属于中心城核心区,全区或者大部分在内环线内;普陀区、徐汇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闵行区则属于近郊区。1 中心城核心区人口逐年递减 从图1中可以看出,1993年之后,作为城市中心城核心区的两个区的人口数均呈现逐年递减。1995年轨道交通1号线建成通车之后,由于交通便利,路途花费时间大大减少,使得居住在郊区,工作、娱乐、休闲在市区成为可能。而在这之前,将居住地点尽量安置在繁华中心市区是市民的第一选择。黄浦区人口在1990—1993年间的变动趋势反映了上述情况。黄浦区人口从1993年始逐年减少: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9万,密度为65995人/km2;而2002年为22万人,密度为50943人/km2,降幅达到9%。当然,1993年之前黄浦区人口数所表现的增加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黄浦区有部分行政区区域位于浦东,而浦东部分行政区域的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并且增加量大于其浦西部分人口数的减少量。卢湾区的户籍人口数也呈现逐年降低的变化规律:在1993年,户籍人口数为04万人,人口密度为52224人/km2;到2002年,户籍人口数为38万人,人口密度为41465人/km2,降幅达6%。以上数据说明,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中的上海中心城核心区,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2 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人口逐年增加 中心城边缘区的徐汇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1993年为71万人,人口密度为14008人/km2,2002年为45万人,人口密度为16152人/km2,增幅为3%。近郊区的闵行区的户籍人口数量自1993年起逐年增加,到2002年人口密度增加至1927人/km2,增幅为4%。可见在地铁沿线区域中的近郊区和中心城边缘区,户籍人口数保持稳定的增加趋势。 普陀区属于中心城边缘区,地理区位与徐汇区相似,但其行政区域中并未建设有地铁线路,而轨道交通3号线在2001年开通,因此在本文所讨论的1990—2002年期间的人口迁移中未表现出较大影响。为此可将普陀区作为徐汇区、闵行区的对照。1988—1992年间,普陀区人口增长较快,从75万人增加到45万人,增幅为7%。但从1993年开始,普陀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10年间增加不到4万人,并且在1998和2001年出现户籍人口负增长。可见,在未建设有轨道交通线路的中心城边缘区区域,户籍人口数在近10年间增长缓慢,趋于稳定。在城市人口统计中,常常出现人户分离现象,即已经迁出的人口仍然保留其原居住地的户籍,或者已经迁入的人口并未更改户籍。我国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主要为当地常住人口。表2显示了本文研究区域的户籍人口数和人口普查数之间的对比。从表2中不难发现,中心城核心区的黄浦区、卢湾区在1990年时户籍人口数都低于普查人口数,而在2000年时户籍人口数均高于普查人口数。以常住人口考察这两个区的人口变动,在1990—2000年之间,减少量分别为46万人和69万人。人口减少量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示的人口减少量,人口变动幅度更大。同样,徐汇区的人口变动,用人口普查数据表示,其增加量为8万人,大于用户籍人口所表示的变动量。由于闵行区在1990年之时并未建区,因此仅有2000年的户籍人口数和第五次人口普查数相比较,其人口普查数大大高于户籍人口数。可以断定,该区的常住人口增量大于户籍人口数增量。普陀区的人口数量变动类似于徐汇区但又有所区别。上海市在近10年来,城市郊区的发展处于城市化阶段,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不断繁华,因此普陀区的户藉人口数量在1990—2000年间持续增加。若以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为标准,则普陀区的增加量小于徐汇区的人口增加量。但是由于人口普查时间处于1990—2000年时间段的端点,不能判别其常住人口在这10年间的增长速度变化。所以,当时未建设轨道交通的普陀区常住人口增量小于轨道交通沿线的徐汇、闵行等区。 综上所述,在轨道交通沿线的上海市区中,中心城核心区的户籍人口数逐年降低,常住人口在10年之间减少量大于户籍人口数的减少量;而相对远离核心区的徐汇区、闵行区则表现出户籍人口数逐年增加的趋势,且2000年的常住人口远大于当年的户籍人口数,其常住人口增加量必定大于户籍人口数增加量。同时,地理区位相似于徐汇区的普陀区表现为户籍人口增加趋缓,且增加量低于徐汇区,也远低于闵行区的户籍人口增加量。3 地区人口变动原因分析 地区人口变动有两个因素:①人口自然增长率;②人口机械变动,即迁出人口与迁入人口的对比[3]。就上海市而言,人口自然变动对城市人口数的影响不大,上海市区在1991年就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据资料显示,近10年上海市区的人口自然减少不足15万人。因此,上海市区的户籍人口变动主要是因为迁入迁出人口对比。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黄浦区、卢湾区户籍人口数在近10多年来都大幅度下降,人口迁出是其关键原因。徐汇区、闵行区同样处于轨道交通沿线,但作为上海中心城边缘区和近郊区的这两个区域,在近10年中,户籍人口数持续增高,人口迁入是其主要原因。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迁移,是轨道交通沿线市区城市人口再分布的主要方向。若以常住人口数衡量,在沿线的这4个行政区中,迁入迁出人口数都大于通过户籍人口数所表现出的迁入迁出人口数,人口从高密度向低密度迁移的表现更为明显。2 闵行区乡镇人口变动 1992年新闵行区设立以来,该近郊区的经济建设硕果累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特别是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对此,城市轨道交通的作用可谓功不可没。在轨道交通沿线区域,交通可达性的提高,城市基础建设投资的加大,居住生活环境的改善,都强有力地吸引城市中心区的居民迁移入住。 图2为本文研究的闵行区部分乡镇与轨道交通1号线的区位示意图。图3为这些乡镇近10年来的户籍人口变动情况。轨道交通1号线通过的莘庄镇、梅陇镇保持稳定的人口增长,且增长速度较快:1992—2002年户籍人口增长率分别为6%和0%;颛桥镇的人口有所波动,1992—1996年间人口数量比较平稳,1996—1997年间却出现较快增长,2001—2002年间却出现很大的下降。2001年10月,闵行区调整所辖区域的乡镇行政区划,颛桥镇位列其中,因此,较大的波动可能是行政区划的变革所引起。而浦江镇和虹桥镇的户籍人口数基本稳定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前者在9万～5万人之间,虹桥镇户籍人口在2万～3万人之间。在城市轨道交通通过提高沿线地域的可达性来提高沿线土地的利用价值、带动沿线区域的城市化进程中,沿线区域的人口集聚程度主要还表现在非农业人口数量的提高。图4反映了上述乡镇的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动。莘庄镇和梅陇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从1992年起高速增长,到2002年分别从23224人和14642人增加到71172人和65942人,增长率分别达到了5%和3%。从变化曲线图中可以看到,它们的增长速率相当,并且到2002年止依旧保持较高速度的人口增长率。其它3个镇则表现出与莘庄、梅陇不同的变动状况:颛桥镇和浦江镇的非农业人口以缓慢的速度增长,10年间的增加量不足1万人;而虹桥镇的人口变化在10年间有所起伏,1996年之后以较低的增长速率持续增加。 非农业人口数量高速增长的莘庄镇和梅陇镇都位于轨道交能1号线沿线,这说明轨道交通能够加大非农业人口的集聚。在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建成有大量的住宅区,并以轨道交通1号线为一条城市扩展的轴线,住宅区不断的向外沿辐射扩展。正因为此,距离轨道交通1号线终点站不远的颛桥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速度略大于浦江镇和虹桥镇(这两个镇的非农业人口增长比较缓慢)。虹桥镇可能是因为城市化进程已经接近或达到完成阶段,因此变化量不大。浦江镇位于黄浦江以东,所辖区划面积较大,而非农业人口仅占全镇人口的4%,城市化水平较低;同时,浦江镇距离城市轨道交通较远,并未受到轨道交通系统建成通达之后的有利影响。所以该镇的城市化进程缓慢与其可达性较低有一定关系。 通过上述对闵行区部分乡镇人口变动以及乡镇区位与轨道交通线路相对位置的分析可知,城市郊区的轨道交通对沿线区域人口具有集聚效应,轨道交通的通达有利于加快该区域城市化进程。3 结论 上海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自1995年通车以来,对城市人口的迁移作用非常明显。在上海城市发展过程当中,轨道交通的建设对于改变城市人口密度分布,引导城市人口从中心城区向城市近郊区迁移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上海市轨道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的人口变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上海市中心城核心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出地区;(2) 轨道交通线路通达的近郊区和郊区是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3) 近10年来,轨道交通改善了郊区的可达性,大大促进人口从高密度区域向低密度区域持续迁移。参考文献1 秦应兵,杜 文城市轨道交通对城市结构的影响因素分析西南交通大学学报,2000(6):284～2872 高向东,江取珍对上海人口分布变动和郊区化的探讨城市人口,2002,26(1):66～693 彭镇伟,路建普上海城市人口布局优化研究城市规划汇刊,2002(2):21～26
我国目前人口现状就是老龄化在逐渐严重，出生率逐渐降低，估计在20年后人口会出现负增长，那个时候老龄化会达到一个顶峰。
世界人口发展概述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人口学家将世界人口规模增长的历史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 ①史前的原始静止时期(公元前100万一前3000年); ②古代和中世纪的缓慢增长时期(公元前3000一1650年),③近现代的过渡增长时期(1650一1950年);④当代的急速增长时期(1950年以后) 史前时期 (旧石器,中石器,新石器时代)近100万年的时间里, 世界人口增长极其缓慢,几乎停滞不前地波动在静止线上下据人口学家推断,公元前100万年,世界人口为1-2万人,公元前1万年,为400万人,公元前3000年,为3000万人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包括奴隶社会(公元前3000年一纪元前后)和封建社会(纪元前后一1650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增长进入相对稳定并持续缓慢增长的时期这期间,总的看,封建社会的人口增长快于奴隶社会 这一时期的世界人口由公元前3000年的3000万人缓慢增长到公元元年的3亿人,再增长到1650年的45亿人近现代时期[包括近代阶段(1650一1900年)和现代阶段(1900一1950年)],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时期这时,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尤其是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为死亡率下降提供了条件因而出现了世界人口的第一次大增长, 即从1650年的45亿人增长到1900年的 50亿人,再增长到1950年的04亿人这期间,世界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国家,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仍比较缓慢1900年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开始迅速增长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尤其是现代医药科技的迅速发展和传播,使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死亡率急剧下降,世界人口进入第二次也是有史以来最迅猛的增长时期1950―1985年,有约20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增长5倍以上,近70个国家和地区增加了1―5倍到1996年,世界人口已达7亿人46年间,世界人口增长了3倍世界人口每增加10亿人的时间,由1804一1927年的123年,缩短到33年,14年,13年,11年按目前的年增长率预测,2015年世界人口将可能达到71亿 /FONT>78亿之间,2050年将达到79亿一119亿之间 人口剧增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重大影响19世纪以来,资产阶级人口学家纷纷提出节育的主张,医护人员开始创建节育指导所,开展计划生育实践活动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世界人口增长1954年,在罗马召开世界性非政府间人口科学讨论会,讨论有关人口理论和共同关心的人口问题1965年,在联合国主办下,国际人口学会,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在贝尔格莱德联合召开了世界人口会议,以期增进入们对人口问题的关注1974年,联合国在布加勒斯特召开全球性政府间会议,对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问题以及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广泛讨论,通过《世界人口行动计划》,提出人口政策是社会经济发展政策的组成部分;认为凡人口增长妨碍实现增进人民福利的目标的国家,应选择适当的人口政策;所有夫妇和个人都应自由地同时又是负责任地决定生育孩子的数量和生育间隔,并有为此而获得信息,教育和手段的基本权利,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权利时有责任考虑他们现存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1984年,联合国在墨西哥召开国际人口会议,再次重申《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原则和目标,并通过了进一步执行该计划钓具体建议1994年,联合国在开罗召开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通过国际人大会行动纲领》,确定今后20年人口与发展目标,广泛讨论了人口与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发展,提高妇女地位,包括计划生育和性健康内容的生殖健康等问题,表明世界对人口与发展,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日益重视今天,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先后制定了人口控制政策制定旨在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政策的国家从1976年占世界国家总数的0%增加到1993年的9% 其中,发展中国家已占53%亚洲,拉美地区由于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人口增长率显著下降, 1990年与1970年相比,妇女总和生育率均由5下降到L1,人口增长率均由30%左右降到20%左右 整个发展中国家妇女总和生育率也从8降到
人口问题，是由于人口在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快速变化，造成人口与经济、社会以及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人口数量问题，主要由非均衡生育（多子化和少子化）以及人口迁移造成，只有通过均衡生育（发达国家17胎，发展中国家3胎）和调控迁移来解决。人口结构问题，主要包括年龄、性别、收入、人种、民族、宗教、教育程度、职业、家庭人数等人口结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年龄（多子化、少子高龄化）、性别（男女比例失调）和收入（基尼系数高、中产塌陷）结构问题。人口年龄结构问题，只有通过均衡生育（发达国家17胎，发展中国家3胎）来解决。人口性别结构问题，只有通过限制堕胎来解决。人口收入结构问题，原因较复杂，但最终都只有通过壮大中产阶层，使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体才能真正解决。人口分布问题，主要包括大城市病、高密度连绵城市群的环境污染问题、大片乡村缺少就近（200公里内）特大城市辐射带动的发展难题、生态气候等自然条件恶劣地区人口的生存困境、以及高密度大流量的人口迁移等问题。人口分布问题，主要是通过城镇化的合理布局，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来解决。
浅论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贫困是一个社会问题,还是一个贫困人口自身必须面对的个人问题?尽管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对于贫困的理解要在更大的社会系统背景中进行,而不是仅仅关注贫困人口这一亚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贫困是一个经济匮乏的现实,但贫困的持续以及在其持续的过程中引发并连带的其他相关问题(如犯罪、受教育程度低下等)表明,改善贫困人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不足以减少所有与贫困相关的问题。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中,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理解离不开这一背景。何谓“转型期”?在我国社会学学者的论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一是指体制转型,即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二是指社会结构变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社会转型的主体是社会结构,它是指一种整体的和全面的结构状态过渡,而不仅仅是某些单项发展指标的实现。社会转型的具体内容包含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和观念转变。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体系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三是指社会形态变迁,即指中国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具备以上涉及的所有情况。何谓“城市贫困人口”?国内具有代表性的定义认为,城市贫困人口产生于特定的社会背景中,主要表现为:部分社会成员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并使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1]。文森特·帕里罗在《当代社会问题》一书中指出,公认的社会问题一般具备四个要素:第一,它们对个人或社会造成物质或精神损害;第二,它们触犯了社会里一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第三,它们持续很长时间;第四,由于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会作出不同评判,对它们的解决方案也往往多种多样,因而在如何解决的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2](P6-13)。这四个要素可以简单归纳为四点:即对个人或社会的损害;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持续性;过多的解决方案。本文将基于上述对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理解,以及界定社会问题的四个要素来论述当前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一、转型期与城市贫困人口新中国成立以前,城市贫困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不低于60%,城市贫困人口相当普遍。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城市中基本上不存在贫困人口,存在的是与全国农村基本一致的“共同贫困”人口,全国人民都在“共同贫困”的状态下生活着,这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面临的问题相当严重。进入改革开放以来,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政策号召,打破了“共同贫困”的局面,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出现了许多百万富翁,但随之也产生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城市中贫困人口逐年上升[3]。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展,社会转型和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进行了全面的改组和调整,这使城市下岗职工迅速增加。在当前社会救济制度和失业保险尚未健全的条件下,相当一部分的失业和下岗人员在再就业之前就已经进入城市贫困人口的行列,同时,一些退休较早和仅依赖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也极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在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城市中还存在着大量农民工,他们往往收入较少、缺乏社会保障,也容易成为城市中的贫困人口。根据官方统计,截止到2008年3月31日,中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200万人,平均保障标准为每人每月173元人民币。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则表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被低估了,实际数目约4600万人,占总城镇人口的8%,这个比例要高于农村[4]。城市贫困人口的扩大,不仅会导致城市贫困家庭生活困难,而且还会引发城市社会中的一系列其他相关问题。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个人和社会的损害因贫困造成的后果,不仅对贫困人口本身有害,也对社会有害。首先,对于城市贫困人口自身及其家庭来说,贫困的现实对他们的健康、教育、就业、住房、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商业化的城市社会中,贫困人口的购买力低下,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物质生活方面困难,而且还会导致他们难以平等地享用城市教育、医疗及其他各方面的服务。城市贫困人口在这些方面的落后会使他们的文化素质和生理素质低于非贫困人口,从而间接地导致他们的社会阶层地位下降,同时,也导致“贫困代际传递”,使他们的下一代仍可能面临贫困的窘境。另外,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而贫困人口却无法公平地像非贫困人口一样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对贫困人口的一种社会排斥。其次,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存在也对社会有着负面影响,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城市贫困人口劳动力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影响社会生产的增长,从而制约社会的供给水平;城市贫困人口群体由于经济条件匮乏,消费能力和水平都低下,从而制约消费需求的扩大。第二,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民变为市民是城市化的必经之路,而日益增多的城市贫困人口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第三,城市贫困人口的增多以及贫困程度的加剧影响社会的稳定。城市贫困人口大多是由社会原因造成,社会保障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贫困人口的最低生存需求,但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这些人口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是无法得到满足,而且还面临社会歧视、子女教育等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现实生活中面临的这些问题和心理的不公平感可能会刺激他们发生越轨行为甚至犯罪,从而危害社会的安定与团结[3]。三、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对某些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文森特·帕里罗在解释“对权力集团标准的触犯”这一要素时指出:“所有社会都包括若干个阶层或等级,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权力和声望……然而更为通常的情况是以经济为基础划分的等级,统治阶层的划分主要是由人们的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所决定的。地位较高的人明显地拥有最多的权力和制定社会规程、决定政策以及推进社会活动的影响力。”[2](P7)在我国,情况却有所不同。职业威望及财富累积只能用来决定它们的拥有者在社会分层中的位置,而社会规程、政策等是由国家的政府部门根据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制定的。如果说我国的城市贫困人口触犯了某些权力集团的标准,那么,更多地意味着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给政府管理社会及调动社会发展带来一定的麻烦,以及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进行收入再分配而引起“富人阶层”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间接地触犯了“富人阶层”的利益。一方面,城市贫困人口的大量出现以及由此所引发的一系列其他社会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等的顺利发展;另一方面,政府为解决贫困问题势必要实施针对贫困人口的社会保障、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而用于这些措施的经济支出来源于国家税收,这样,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就间接地触犯到税收对象(有一定收入的人)的利益。从这两方面来说,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也会触犯到社会中某些权力集团的价值观或准则。四、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持续性在我国,虽然贫困问题早已存在,但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凸显出来的,主要是制度性贫困。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过去相当长时期内形成的一整套就业、住房、教育、医疗以及退休等社会保障已失去了效用,而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保障体制正在逐步的健全中,在这种形势下,城市中原有体制下的获益者成为体制变革的利益受损者。那些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不具有劳动力技能的体力劳动者或接近退休年龄的没有一技之长的工人成为被劳动力市场首先抛弃的人,这些人的生活水平下降或直接步入贫困的行列。然而,在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变革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性的下岗与失业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随之,这部分城市贫困人口会长期存在。此外,随着转型期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贫困人口也逐渐向城市中蔓延。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 (2001)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贫困人口向城市集中的速度要快于城市化速度,结果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贫困快速地向城市移动[5]。城市化发展是中国社会转型不可避免的趋势,取缔户籍制度和城乡经济融合成为持续经济增长的内在要求,当大量农村人口和劳动力选择在城市定居生活之后,如果城市经济增长不能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城市仍将他们排斥在城市福利政策和公共服务大门之外,这些庞大的边缘化人口就极易演变成脆弱的群体,加大城市贫困人口的数量。可见,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的大背景中,城市贫困人口将会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城市化的发展而持续地存在。五、对城市贫困人口问题的过多解决方案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例如,针对下岗职工的“两个确保”,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针对全国城镇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城市失业人员的免费再就业培训;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以及城市扶贫小额信贷等。虽然这些措施的实施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没有最终消除城市贫困人口,一部分城市贫困人口“脱贫”以后不久就又“返贫”,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依然随着转型期社会的发展而存在,并演变出更多的城市社会问题。综合以上分析,在我国转型期的这一社会背景下,城市贫困人口不仅给自身及其家庭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也给社会的良性运行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城市贫困人口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也直接或间接地触犯到社会中其他一些阶层的利益和准则。不仅如此,城市贫困人口问题将会随着社会转型的长期性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虽然我国针对贫困出台过非常多的解决办法,但是城市贫困人口问题仍未得到妥善的解决,因为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植根于我国社会转型这一社会背景中。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城市贫困人口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
看政治书
论文都有一般的格式，比如：需要标题——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考试的话，只需要标题正文就OK了啊
现在都是些神马老师啊！真塔玛的牛比！1、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2、人口增长状况处于哪个阶段3、1）人口如果处于负增长，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劳动力减少、经济衰退等）该怎么办？（鼓励生育、招入外来人口等） 2）人口如果出于过快增长，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就业困难、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该怎么办？（限制生育，晚婚晚育，优生优育）大概就是这样啦也可以在拓展一点，如：人口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关于人口，这个口径给的很大啊，你可以选择的也挺多，比如人口老龄化、人口流动、少数民族人口、出生性别比、城市化等，这几个是人口学领域目前研究的几大热点。热点资料多，好搜，也容易出成果。 论文结构可以考虑一般的三大结构：现状、存在问题、解决对策。个人见解、本人经验，希望能帮到你。
这种证件名称一般是指身份证吧,你就填身份证好了,或者不填也应当不要紧的。
人口理论在人口学学科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人口学其他分支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有的人口学家把人口学的研究对象视为人口数量的统计方法和数学方法，否定人口理论的存在；有些人口学家虽然承认人口理论的存在，但认为人口理论只研究人口再生产，或者是对人口与经济相互关系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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