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度美，其特点是力度感强，在纸上形成有冲击力的笔痕，其力度、速度感给人具有艺术的威慑力和感染力。重力度美的“面皴”与柔美的“披麻皴”等形成了鲜明对比。“斧劈皴”、“乱柴皴”、“带水斧劈皴”等用线肯定、灵变，更着重力度、速度的构成因素。如李唐运用“大斧劈皴”,用大笔饱蘸水墨，沿着山石结构顺势挥扫，头重尾轻，不足处稍加渲染，山石水墨淋漓，酣畅劲健，有一气呵成之感。马远“斧劈皴”下笔更加猛利、迅速，如暴风骤雨，更加刚劲、简洁。他们的皴法中透出一种硬朗、坚凝的力度美。 还有肌理美，程式化的皴法是塑造不同物质的纹理、质感与典型特征的一种特殊方式，通过肌理的变化可以表现出形状、纹理粗细、山石凹凸的具体差异，因此，肌理美体现出皴法形式的重要审美功能。山水画皴法的其他美感因素如浑厚、开阔、舒展等也都蕴含在皴法形式之中。 山水画的皴法不仅是一种高度概括、高度成熟、具有相对稳定样式而又符合形式美的规律的一种语言形式，而且也是画家表达“因心造境”而产生的审美意象的途径和载体。 （二）皴法是一种审美意象的外化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提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他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提出了“意象”这个范畴。刘勰所谓的“意象”，在郑板桥那里具体提出了“三竹论”。郑板桥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郑板桥集·题画》） 这段话包含了三层意思：首先，画意是烟光日影露气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而引起的。换句话说，并不是由孤立的“象”引起，而是有虚实结合的“境”引起的。这样画家所创造的就不是一般的“意象”，而是“意境”。其次，绘画意境的创造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眼中之竹”是对于“境”（审美的自然）的直接关照。“胸中之竹”是经过画家审美意识的熔铸加工（即“情”、“景”契合）而产生的审美意象。“手中之竹”则是画家通过审美把握之后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郑板桥提出整个创作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胸中之竹”的产生。“眼中之竹”还不是审美意象，“胸中之竹”才是审美意象。有了“胸中之竹”，就有了艺术的本体和生命，然后才有“手中之竹”——画面的意象。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真正的美不在于自然之物象本身，而在于人与物理世界之外建构的“意象”世界。中国艺术一贯秉承“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强调内在与外在、精神与物质的沟通。通过超越有形的物质世界，使人于外在世界中感悟到自我内心的审美追求，即从物质世界中透视出精神世界。山水画的意象化与意象表现正是在这种观念下应运而生的。山水画皴法的存在价值正是表达意象的前提，意象的准确传达是一种高度概括、高度成熟、具有相对稳定样式而又符合形式美的规律，是反映作品内涵和加强艺术表现力的一种艺术语言，也是中国画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产物。因此，程式化的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艺术家实现其作品“传神”、“写意”的途径，艺术家所运用的皴法，意不在本身，而是作为表达画家审美意象的一个载体（物化）。 综上所述，一部山水画史，一部中国画史的发展就是在技巧表现精神、精神突破技巧而产生新的技巧，新的技巧表达新的精神这种不停变革、往复循环中发展起来的。皴法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山水画变化的风向标。 中国山水画艺术呈现出了艺术风格的纷繁多样性，艺术家通过大胆探索创新，拓展了现代中国山水画的审美领域，极大丰富了现代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表现语，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观是随着时代进步而发展的，它反应着特定时代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从中国绘画美学发展史来看，注重画家的人品和文化修养，一直是绘画发展的主流。多表现为画家重意而略象，重神而略形。山水画的皴法是一种工具或手段，画家将其心中的审美意象借助于皴法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了画面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因此，深入探索山水画皴法的内在价值对中国画的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贺天健：《学画山水画过程自述》，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2]李昆山：《形式美的形态和特征》，中国期刊网 [3]徐书城：《论程式化》发表在《美术理论》，1981年第4期，第40页 [4]梁鑫哲：《长安画派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5]张连：《形式美新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6]曾宪荣：《山水画皴法的形式美及其发展》，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3月，第23卷，第2期 [7]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8]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页
1983年《益阳师专学报》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山乡巨变”中益阳方言的词汇特点》，算是其“学术生涯”的开始，之后她就走上了语言学、方言学研究的“不归路”。接着在《益阳师专学报》及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山乡巨变”中益阳方言的语法特点》、《试谈“山乡巨变”中方言俗语的表达效果》、《“山那面人家”语言风格初探》等关于周立波《山乡巨变》等文学作品中益阳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语言风格研究的系列论文。她还发表了《试论现代汉语象声词的语法地位》、《试论演讲语言的特征》、《边音声母字多是益阳方言的主要特点》、《委婉语成因分析》、《人际交往中女性语言的魅力特征》（1995年在中国修辞学会中南分会第四届年会宣读并获论文评比一等奖）、《复杂短语的层次分析（上、下）》、《男女幽默有别》等学术论文。近年来，她在国际国内方言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学术论文多篇，均被全国核心学术期刊《方言》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网站（方言编辑部)发布目录：①益阳方言的结构助词“的”，②益阳方言的状态形容词，③益阳方言的指示代词， ④益阳方言的“了”，⑤益阳方言的方位词， ⑥益阳方言的“子”尾等。学术专著《益阳方言语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2001年2月，31万字）出版发行后在日本、法国、香港、台湾等语言学界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全国核心刊物《方言》2002年第1期为此书刊登了书讯。“它不仅是湖南方言语法研究中的一个突破，对于推动湘方言语法的全面深入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为全国方言语法界这一类型的研究增加了份量，对于各大方言的语法比较很有参考价值。” （摘自湖南师大博士生导师鲍厚星教授为此书写的序言）。2004年被万方学位论文全文库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陈晖博士在《20世纪以来湘语研究述评》中说，徐慧博士的“《益阳方言语法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湘语某一单点方言语法的专著。作者以普通话为参照系，从词类、句法等方面对益阳方言语法做了较详细的共时描写，还运用多角验证的分析方法，对方言语法中的一些特殊现象，尽可能给予了充分的描写和解释。”（见蒋冀骋、储泽祥主编《现代汉语研究》湖南师大出版社，2004，P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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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达尔文良心进化论对欧洲近代良心进化论的承袭和超越”，载《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2．“西方哲学中的以人为本之我见”，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10期全文转载；3．“达尔文：真正的伦理学家——达尔文道德进化论的规范内容”，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4．“达尔文的道德进化论——达尔文思想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载《湘潭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5．“我们怎样误解了斯宾塞？”，载《湖湘论坛》2007年第2期；6．“达尔文的‘动物道德论’——达尔文对‘动物道德’的描述和说明”，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7．“进化伦理学及其向西方传统伦理学的挑战”，载《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3期；人民大学书报复印资料复印。8．“西方进化伦理学及向传统伦理学的挑战和对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意义”，《江淮论坛》2007年第4期。这两年本人因为到德国访学，先是在上海强化培训德语一年，在德国洪堡大学哲学研究所Volker Gerhardt教授那里访学一年。发表的几篇小论文主要是有关进化伦理学的。在洪堡大学博士生论坛上用德文做过题为《人的本性：善抑或恶？——伊曼努尔康德的一种独特而富有意义的回答》（2007年6月25日）。2007年9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德国耶拿大学哲学系合办的纪念黑格尔《精神现象学》2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题为《自我完成的怀疑主义——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导论中一个概念的考察》的报告。舒远招近两年来的成果 2008年：1．直指人心的人性善恶论——康德人性善恶论的层次分析，载《哲学研究》2008年第4期；字数：12000字2．西方进化伦理学的哲学收获和界限，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9期；11000字。3．互助论进化伦理学——克鲁泡特金的“进化伦理学”构想，载《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4．初探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创建，与吴立忠合作，载《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5．略论科学的个人发展，与吴立忠合作，载《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6．如何理解“质是事物的内部规定性”？——评一种流行的质的定义，载《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7．什么是自我完成的怀疑主义？载《德国哲学》辑刊（未定哪期）8．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逻辑，译文，广西人民出版社（待出）2007年：1．“良意”、“良情”、“良知”之统一——康德“良心”概念解读，与肖柳芙合作，载《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上学期未报）；2．进化伦理学及其向西方传统伦理学的挑战，载《伦理学研究》，2007年第3期，此文由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伦理学》2007年第7期全文复印；3．达尔文的道德进化论——达尔文思想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载《湘潭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4．达尔文：真正的伦理学家——达尔文道德进化论的规范内容，载《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5．我们怎样误解了斯宾塞？载《湖湘论坛》2007年第2期；6．达尔文的“道德进化论”——达尔文对“动物道德”的描述和说明，载《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7．西方哲学中的“以人为本”之我见，载《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达尔文：真正的伦理学家 舒远招在2007年第1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上说，在《人类的由来》中，达尔文试图彻底地从自然主义的角度对这种道德意识进行阐释。他把恩爱、同情心和社会性本能当作“人的道德组成的最初的原则”。在论述人类道德的进化时，他站在自己鲜明的价值立场上对种种愚昧、野蛮的行径展开批评。把达尔文当作主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是对达尔文的一大误解。（2007-02-18 07:45 来源：文摘报） 1．《理性与激情——黑格尔历史理性研究》，独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哲学动态》1994年第9期和《社科信息》（1994年第8期）等刊物登载了书评。2．《从进化的观点看认识——福尔迈进化认识论研究》，独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2001年《中国哲学年鉴》评介；《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长沙电力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4期刊载了书评。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独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4．《活文化》，独立编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1月出版。5．《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主编，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湖南师范大学面向21世纪改革教材。《长沙电力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以及《五岭学刊》、《吉首大学学报》等刊物登载了书评或书讯。6．《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主编，湖南省统编教材，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第一版，1999年、2000年、2001年先后三次修订。7．《智慧的芳香——哲学概论》，主编，中国科学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8．《在哲学的地平线上》（论文集），主持编写，湖南出版社，1995年12月出版。9．《进化认识论》，译著，独立翻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刊载书讯，《哲学年鉴》1996年收录书目。10．《伽达默尔文集》，参加翻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11．《思想道德论》，参著，廖小平主持，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12．《价值学大词典》，参加编写，李德顺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4月出版。13．《走向完美》，参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14．《西方伦理学名著提要》，参加编写，唐凯麟主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15．《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发展最新动态》，载《湖南省继续教育科目指南》丛书《哲学卷》，中国人事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16．《大学生哲学素质培养》（湖南师范大学学报论文专辑），主编，1997年出版。17．《德国古典哲学——及在后世的影响和传播》，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出版。18．《边沁——系统功利主义的奠基人》，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19．《西方进化伦理学——进化论运用于伦理学的尝试》，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20．《西方伦理学流派概论》，与唐凯麟教授等合著，本人撰写其中近20万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另外，本人翻译的《康德：理性与生命》（Volker Gerhardt原著）一书已列入人民出版社出版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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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代的商人对当时的经济政策的评价如果说从他们的利益角度出发肯定是觉得坏的，但从为国角度来看那就是好的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耗费巨量财富，用尽文景时期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国家出现财政危机。边境粮草不接，内地流民增多，而“富商大贾，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冶铸鬻盐，财或累万而不佐公家之急，于是黎民重困”。如何保证国家经济能够正常运转，更主要的是如何在经济上实行国家的统一调配，为此，汉武帝实行了严厉的经济政策。而在此前，铸币、煮盐、冶铁不受国家法律限制，经济政策宽松。盐铁私营造成地方经济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国家因此也减少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且，经济大权旁落地方，使地方王侯豪富疯狂聚敛钱财、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实际上他们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西汉政府的经济命脉。汉武帝时期是盐铁专卖制发展的一个高峰，盐业史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主要讨论了汉武帝时期盐铁专卖方式、专卖目的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盐官设置等问题。除了郭正忠《古代编》论及了秦汉时期食盐产区、生产技术、工艺水平、盐户身份等问题外，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对秦汉盐业生产也有所论及，而有关盐业生产的论著则相对较少。在盐关于汉武帝盐铁专卖的目的，张兆凯《关于汉武帝盐官营政策的两个问题》(《益阳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认为，主要是打击诸侯王和豪强大地主的利益，但盐铁商人的利益并未受损，而是一跃成为国家官吏。刘凌、傅筑夫、高敏则强调了抑商的目的①。前引吴慧文认为，桑弘羊的政策是抑制商人，但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官营商业，其政策是重商和抑商的矛盾统一。刘良群、罗庆康都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是抑商和削弱地方势力的目的兼而有之②。卢新远认为，不能说汉武帝实行的是抑商政策，其打击的是富商大贾，并不是打击工商业，相反是维护正常的工商业③。汪锡鹏的观点又有所不同，认为桑弘羊的政策是为了增加财政收人和加强中央集权，不宜用重商或抑商的标准去评价④。薛振恺、张炳斌、朱绍侯、逄振镐等都强调了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⑤。汉武帝盐铁专卖政策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是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观点的分歧也很大。总体上说，有基本肯定、基本否定和一分为二等三种意见。《工商制度志》认为，盐铁专卖为汉武帝的征伐提供了经费来源，抑制了豪强的发展，延缓了农民破产的过程，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吴奎罡、陈以鉴、解学东、李森、马大英、郝树声、张守军等都肯定了汉武帝盐铁专卖在增加财政收入、打击豪强商人和地方势力、巩固大一统的新兴政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⑥。前引郝树声文认为，汉武帝盐铁专卖在加强国防巩固和边疆的开发、避免豪强网罗流民等方面也起到一定作用。另一批学者则对汉武帝盐铁专卖持否定态度。于传波《汉代盐铁官营的再评价》(《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认为，盐铁官营摧毁了汉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其优点与弊端相比是次要的。前引汪锡鹏文认为，盐铁专卖是竭泽而渔的政策，指出其质劣价贵、效率低下，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前引刘良群文还指出，西汉后期工商萧条、国势衰落也与盐铁官营有关。王连升也指出，盐铁官营导致了工商业的萎缩⑦。陈乃华《盐铁专卖与西汉中后期社会危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盐铁专卖堵塞了商人资本及农村过剩劳力向工商业流通的渠道，加速了农民破产并沦为流民或奴婢的过程和土地的集中，是导致西汉中后期社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汉武帝的盐铁专卖政策。前引薛振恺文认为，汉武帝盐铁专卖既为西汉带来了汉匈战争的胜利，巩固了国家统一，又为西汉的衰落埋下了隐患。前引吴慧文认为，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但同时也具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张传玺、罗庆康、高凯、李殿元、逄振镐、庞天佑等既肯定了盐铁专卖在充实财政、支持统一战争、奠定国家疆域、集中人力物力推动盐铁业的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指出了其效率低下、质量低劣、加重贫民负担、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等弊端⑧。
论文著作权实行自愿登记，论文不论是否登记，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取得的著作权不受影响。我国实行作品自愿登记制度的在于维护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和作品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解决因著作权归属造成的著作权纠纷，并为解决著作权纠纷提供初步证据。
搞不懂古代指的是哪个朝代？汉武帝时代的商人对当时的经济政策的评价如果说从他们的利益角度出发肯定是觉得坏的，但从为国角度来看那就是好的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耗费巨量财富，用尽文景时期休养生息所积累的财富，国家出现财政危机。边境粮草不接，内地流民增多，而“富商大贾，滞财役贫，转毂百数，冶铸鬻盐，财或累万而不佐公家之急，于是黎民重困”。如何保证国家经济能够正常运转，更主要的是如何在经济上实行国家的统一调配，为此，汉武帝实行了严厉的经济政策。而在此前，铸币、煮盐、冶铁不受国家法律限制，经济政策宽松。盐铁私营造成地方经济势力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国家因此也减少了大量的财政收入。而且，经济大权旁落地方，使地方王侯豪富疯狂聚敛钱财、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实际上他们很大程度上操纵了西汉政府的经济命脉。汉武帝时期是盐铁专卖制发展的一个高峰，盐业史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主要讨论了汉武帝时期盐铁专卖方式、专卖目的和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盐官设置等问题。除了郭正忠《古代编》论及了秦汉时期食盐产区、生产技术、工艺水平、盐户身份等问题外，祝慈寿《中国古代工业史》(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对秦汉盐业生产也有所论及，而有关盐业生产的论著则相对较少。在盐关于汉武帝盐铁专卖的目的，张兆凯《关于汉武帝盐官营政策的两个问题》(《益阳师专学报》1983年第1期)认为，主要是打击诸侯王和豪强大地主的利益，但盐铁商人的利益并未受损，而是一跃成为国家官吏。刘凌、傅筑夫、高敏则强调了抑商的目的①。前引吴慧文认为，桑弘羊的政策是抑制商人，但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官营商业，其政策是重商和抑商的矛盾统一。刘良群、罗庆康都认为，汉武帝时期的盐铁专卖，是抑商和削弱地方势力的目的兼而有之②。卢新远认为，不能说汉武帝实行的是抑商政策，其打击的是富商大贾，并不是打击工商业，相反是维护正常的工商业③。汪锡鹏的观点又有所不同，认为桑弘羊的政策是为了增加财政收人和加强中央集权，不宜用重商或抑商的标准去评价④。薛振恺、张炳斌、朱绍侯、逄振镐等都强调了增加财政收入的作用⑤。汉武帝盐铁专卖政策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是讨论得最热烈的问题，观点的分歧也很大。总体上说，有基本肯定、基本否定和一分为二等三种意见。《工商制度志》认为，盐铁专卖为汉武帝的征伐提供了经费来源，抑制了豪强的发展，延缓了农民破产的过程，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业生产，具有历史进步意义。吴奎罡、陈以鉴、解学东、李森、马大英、郝树声、张守军等都肯定了汉武帝盐铁专卖在增加财政收入、打击豪强商人和地方势力、巩固大一统的新兴政权等方面的积极作用⑥。前引郝树声文认为，汉武帝盐铁专卖在加强国防巩固和边疆的开发、避免豪强网罗流民等方面也起到一定作用。另一批学者则对汉武帝盐铁专卖持否定态度。于传波《汉代盐铁官营的再评价》(《浙江学刊》1991年第4期)认为，盐铁官营摧毁了汉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其优点与弊端相比是次要的。前引汪锡鹏文认为，盐铁专卖是竭泽而渔的政策，指出其质劣价贵、效率低下，还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前引刘良群文还指出，西汉后期工商萧条、国势衰落也与盐铁官营有关。王连升也指出，盐铁官营导致了工商业的萎缩⑦。陈乃华《盐铁专卖与西汉中后期社会危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认为，盐铁专卖堵塞了商人资本及农村过剩劳力向工商业流通的渠道，加速了农民破产并沦为流民或奴婢的过程和土地的集中，是导致西汉中后期社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应一分为二地看待汉武帝的盐铁专卖政策。前引薛振恺文认为，汉武帝盐铁专卖既为西汉带来了汉匈战争的胜利，巩固了国家统一，又为西汉的衰落埋下了隐患。前引吴慧文认为，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一些好的作用，但同时也具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张传玺、罗庆康、高凯、李殿元、逄振镐、庞天佑等既肯定了盐铁专卖在充实财政、支持统一战争、奠定国家疆域、集中人力物力推动盐铁业的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也指出了其效率低下、质量低劣、加重贫民负担、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等弊端⑧。
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角度带有感情色彩来看:外国人侵略中国，这是他们的罪恶，同时也是我们的耻辱！他们在我们领土上犯下了谈天大罪，是不能被原谅的！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又是必然的，又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当时的世界上，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二次工业革命，国家已经强盛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已经不满足国内的发展，急需向海外扩张与发展！而反观当时的中国，经过几年的闭关锁国，错过了世界上的几次工业发展的好机会，且当时的政府又腐败无能，这使中国就远落后于世界的其他国家。外因于内心就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瞄向中国，开始了他们的侵略。“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不变的发展规律！想想我们中国，在元朝强盛时，不也是一直向周边扩张吗？最后快要打到莱茵河了。这也不正是事物的乐观发展规律吗！
从合作基础而言，两次国共合作都是为了以两党联盟为基础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对付包括两党在内的中国人民当时共同的敌人，即对敌斗争的需要是两党选择并肩携手的本质原因。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为了建立各民主阶级联合战线，共同讨伐北洋政府。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角度带有感情色彩来看:外国人侵略中国，这是他们的罪恶，同时也是我们的耻辱！他们在我们领土上犯下了谈天大罪，是不能被原谅的！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说:这又是必然的，又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当时的世界上，一些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二次工业革命，国家已经强盛到了一定的程度，他们已经不满足国内的发展，急需向海外扩张与发展！而反观当时的中国，经过几年的闭关锁国，错过了世界上的几次工业发展的好机会，且当时的政府又腐败无能，这使中国就远落后于世界的其他国家。外因于内心就导致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瞄向中国，开始了他们的侵略。“弱肉强食”、“落后就要挨打”，不变的发展规律！想想我们中国，在元朝强盛时，不也是一直向周边扩张吗？最后快要当然一方面是中国的屈辱史，另一面是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啊，没有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还是农业社会的形态，现代化是历史所趋，我们只是不愿意所以人家来强迫你愿意而已。
力度美，其特点是力度感强，在纸上形成有冲击力的笔痕，其力度、速度感给人具有艺术的威慑力和感染力。重力度美的“面皴”与柔美的“披麻皴”等形成了鲜明对比。“斧劈皴”、“乱柴皴”、“带水斧劈皴”等用线肯定、灵变，更着重力度、速度的构成因素。如李唐运用“大斧劈皴”,用大笔饱蘸水墨，沿着山石结构顺势挥扫，头重尾轻，不足处稍加渲染，山石水墨淋漓，酣畅劲健，有一气呵成之感。马远“斧劈皴”下笔更加猛利、迅速，如暴风骤雨，更加刚劲、简洁。他们的皴法中透出一种硬朗、坚凝的力度美。 还有肌理美，程式化的皴法是塑造不同物质的纹理、质感与典型特征的一种特殊方式，通过肌理的变化可以表现出形状、纹理粗细、山石凹凸的具体差异，因此，肌理美体现出皴法形式的重要审美功能。山水画皴法的其他美感因素如浑厚、开阔、舒展等也都蕴含在皴法形式之中。 山水画的皴法不仅是一种高度概括、高度成熟、具有相对稳定样式而又符合形式美的规律的一种语言形式，而且也是画家表达“因心造境”而产生的审美意象的途径和载体。 （二）皴法是一种审美意象的外化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提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神用象通，情变所孕。”他从艺术构思的角度，提出了“意象”这个范畴。刘勰所谓的“意象”，在郑板桥那里具体提出了“三竹论”。郑板桥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云乎哉！（《郑板桥集·题画》） 这段话包含了三层意思：首先，画意是烟光日影露气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而引起的。换句话说，并不是由孤立的“象”引起，而是有虚实结合的“境”引起的。这样画家所创造的就不是一般的“意象”，而是“意境”。其次，绘画意境的创造需要经过三个阶段：“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眼中之竹”是对于“境”（审美的自然）的直接关照。“胸中之竹”是经过画家审美意识的熔铸加工（即“情”、“景”契合）而产生的审美意象。“手中之竹”则是画家通过审美把握之后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形象。郑板桥提出整个创作的过程，最重要的是“胸中之竹”的产生。“眼中之竹”还不是审美意象，“胸中之竹”才是审美意象。有了“胸中之竹”，就有了艺术的本体和生命，然后才有“手中之竹”——画面的意象。 在中国古典美学中，真正的美不在于自然之物象本身，而在于人与物理世界之外建构的“意象”世界。中国艺术一贯秉承“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强调内在与外在、精神与物质的沟通。通过超越有形的物质世界，使人于外在世界中感悟到自我内心的审美追求，即从物质世界中透视出精神世界。山水画的意象化与意象表现正是在这种观念下应运而生的。山水画皴法的存在价值正是表达意象的前提，意象的准确传达是一种高度概括、高度成熟、具有相对稳定样式而又符合形式美的规律，是反映作品内涵和加强艺术表现力的一种艺术语言，也是中国画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必然产物。因此，程式化的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艺术家实现其作品“传神”、“写意”的途径，艺术家所运用的皴法，意不在本身，而是作为表达画家审美意象的一个载体（物化）。 综上所述，一部山水画史，一部中国画史的发展就是在技巧表现精神、精神突破技巧而产生新的技巧，新的技巧表达新的精神这种不停变革、往复循环中发展起来的。皴法的变化甚至可以说是山水画变化的风向标。 中国山水画艺术呈现出了艺术风格的纷繁多样性，艺术家通过大胆探索创新，拓展了现代中国山水画的审美领域，极大丰富了现代中国山水画的艺术表现语，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中国山水画的审美观是随着时代进步而发展的，它反应着特定时代人的思想观念和审美意识。从中国绘画美学发展史来看，注重画家的人品和文化修养，一直是绘画发展的主流。多表现为画家重意而略象，重神而略形。山水画的皴法是一种工具或手段，画家将其心中的审美意象借助于皴法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了画面独具特色的艺术形象。因此，深入探索山水画皴法的内在价值对中国画的创新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贺天健：《学画山水画过程自述》，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71页 [2]李昆山：《形式美的形态和特征》，中国期刊网 [3]徐书城：《论程式化》发表在《美术理论》，1981年第4期，第40页 [4]梁鑫哲：《长安画派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5]张连：《形式美新论》，上海书画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6]曾宪荣：《山水画皴法的形式美及其发展》，益阳师专学报，2002年3月，第23卷，第2期 [7]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72页 [8]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上海美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页
1983年《益阳师专学报》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山乡巨变”中益阳方言的词汇特点》，算是其“学术生涯”的开始，之后她就走上了语言学、方言学研究的“不归路”。接着在《益阳师专学报》及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山乡巨变”中益阳方言的语法特点》、《试谈“山乡巨变”中方言俗语的表达效果》、《“山那面人家”语言风格初探》等关于周立波《山乡巨变》等文学作品中益阳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语言风格研究的系列论文。她还发表了《试论现代汉语象声词的语法地位》、《试论演讲语言的特征》、《边音声母字多是益阳方言的主要特点》、《委婉语成因分析》、《人际交往中女性语言的魅力特征》（1995年在中国修辞学会中南分会第四届年会宣读并获论文评比一等奖）、《复杂短语的层次分析（上、下）》、《男女幽默有别》等学术论文。近年来，她在国际国内方言学研究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学术论文多篇，均被全国核心学术期刊《方言》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网站（方言编辑部)发布目录：①益阳方言的结构助词“的”，②益阳方言的状态形容词，③益阳方言的指示代词， ④益阳方言的“了”，⑤益阳方言的方位词， ⑥益阳方言的“子”尾等。学术专著《益阳方言语法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2001年2月，31万字）出版发行后在日本、法国、香港、台湾等语言学界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全国核心刊物《方言》2002年第1期为此书刊登了书讯。“它不仅是湖南方言语法研究中的一个突破，对于推动湘方言语法的全面深入研究将产生积极的影响，而且也为全国方言语法界这一类型的研究增加了份量，对于各大方言的语法比较很有参考价值。” （摘自湖南师大博士生导师鲍厚星教授为此书写的序言）。2004年被万方学位论文全文库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陈晖博士在《20世纪以来湘语研究述评》中说，徐慧博士的“《益阳方言语法研究》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湘语某一单点方言语法的专著。作者以普通话为参照系，从词类、句法等方面对益阳方言语法做了较详细的共时描写，还运用多角验证的分析方法，对方言语法中的一些特殊现象，尽可能给予了充分的描写和解释。”（见蒋冀骋、储泽祥主编《现代汉语研究》湖南师大出版社，2004，P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