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中国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理论或法律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影响，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企业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目前，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工业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规律，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星期天，天气暖洋洋的，天空碧蓝如洗，真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呀！今天，妈妈要带我去公园玩儿，我真高兴！ 一路上，我和妈妈一边走一边说笑，不一会儿，就来到了路口，正巧，赶上绿灯，我们继续往前走，并注意观察四周，以防对方来撞倒。忽然，一个小男孩儿横穿马路，我真为他着急，这可不是闹着玩着，万一撞倒了……。突然，驶来一辆大货车，正好与他擦身而过，幸好没伤着他，好险哪！小朋友们，以后可得注意呀，要注意安全，珍惜宝贵的生命，多长一些本领保护自己。顿时，我感从心发，让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文明城市吧！ 又走了一段路，我看见一个小女孩儿正在吃冰糕，他随手将冰糕纸随地一扔，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不由得长叹一声，想：这就是文明城市啊？！就可以随便扔冰糕纸？市政府刚刚发出了“创建文明城市”的称号，就做成这样呀？！想着，我不又向前走了几步，捡起冰糕纸扔进了垃圾箱内。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就问妈妈，妈妈回答说：孩子，在社会上有些人做得好，有些人就做得不好。这些做得不好的人已经养成了坏毛病了，就不好改了，但有些人也不把这个当回事，依旧那样。我明白了，我对妈妈说：妈妈您放心，我一定会做得很好的。小朋友们，可要像我一样做得棒棒的呀！共同来维持我们世界的卫生，来行动起来吧！One，two，three，go！ 哇！好快呀！已经到了公园。哇，快瞧！多美的花呀！他们在微风中跳着漂亮的舞蹈，笑盈盈的。突然，一个小姑娘走过来要摘花，我看见了，急忙走过去，制止了她的行为。我耐心的对她说：小妹妹，请不要采花了，花儿们也是有自己的生命呀！你把它摘下的话，它就会失去生命的，让我们一起来做花朵的保护神吧！小妹妹脸红了，低下头对我说：大姐姐，以后我会注意的。我听见了，说：这就对了，再见！小妹妹微微一笑，说：再见，谢谢大姐姐的指导！我忽然觉得我已成为了花朵的保护神，好像也长大了许多。是啊！想让世界变为，天蓝、地绿、水清气爽。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呀！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从每一个人做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建设生态文明 坚持科学发展 “文明”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概念，“文明”程度反映一个国家或民族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水平与整体面貌。党的十七大提出“,
如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论文如何加强？应该保护环境的污染，保护生态平衡，保护文明建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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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从狭义的角度讲，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是并列的文明形式，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文明。在生态文明理念下的物质文明,将致力于消除经济活动对大自然自身稳定与和谐构成的威胁，逐步形成与生态相协调的生产生活与消费方式；生态文明下的精神文明,更提倡尊重自然、认知自然价值，建立人自身全面发展的文化与氛围，从而转移人们对物欲的过分强调与关注；生态文明下的政治文明,尊重利益和需求多元化，注重平衡各种关系,避免由于资源分配不公、人或人群的斗争以及权力的滥用而造成对生态的破坏。生态文明是对现有文明的超越，它将引领人类放弃工业文明时期形成的重功利、重物欲的享乐主义，摆脱生态与人类两败俱伤的悲剧。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文明，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前提。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人类健康持续发展的需要。现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已成为一个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与和谐相辅相成，没有生态，就不可能有完整意义上的和谐社会。面对严重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倡导生态文明是人类做出的一次理性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曾多次郑重提出，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物质文明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它表现为物质生产的进步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生态文明是人类在发展物质文明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成果，它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进步和人们生态文明观念的增强。 倡导生态文明，重构自然、社会与人有机进化的合理秩序，是我们思考经济社会发展问题，推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新视角、新境界。所以我们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采取各种形式，大力宣传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基础的文明发展的重要性，增强全民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建立社会公民参与机制，切实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务之急。我们应结合我省实际，认真推进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生态脆弱区建设，大力推动以“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环境优美村镇”等为主要内容的“绿色文明”创建活动，鼓励企业、单位、家庭承担社会责任，参与生态文明建设，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社会风尚，促进公民的生态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 建设生态文明有很重要的意义，。“生态文明”写入十七大报告，是我们党首次把“生态文明”这一理念写进党的行动纲领，必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产生重大影响。“生态文明”写入十七大报告，是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日益严峻、全球关注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作出的庄严承诺。“生态文明”写入十七大报告，使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起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设生态文明，既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和保障。 生态文明关系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关系着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需要全民动员，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并成为每个公民、每个家庭、每个单位的自觉行动。事实上，生态文明就在你我身边。我国是个有着13亿人口的大国，任何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乘以13亿都将是十分巨大的。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辩证关系 在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解决环境问题，以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发展的重要课题。社会的发展已不再是单纯地追求经济的增长，而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促使人们思考、探索如何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在这个思考过程中，人们开始研究人类思想史上与环境相关知识，探求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产生的根本原因，从而寻求出保护和治理环境的方法和对策。 而马克思主义中蕴含着丰富的环境思想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环境思想，对我们解决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此用马克思主义环境思想中的观点探析我国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以及环境保护面临的一些问题原理：坚持主体性原则用唯物主义辩证的观点正确看待人与自然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 现今城市现代化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等等都是人类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然，改造客观世界的结果，我国从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到今天人们过上小康生活，也正是我国全体人民通过劳动实践得来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实践其实就是我们对世界的能动改造，而动物只能被动地适应环境。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认为，人是主体，自然是客体。我国的快速发展必然伴随着改造自然和占用自然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我国一开始没有正确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之间的关系，只是不断地发展经济，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让人们脱离贫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却忽略了在改造自然，占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我们要自觉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职责。造成现今严峻的环境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要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我们人类生存环境。 科学发展观总结了2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生态环境保护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当前，如何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一、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充足的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其次，经济增长不足或增长方式不当是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的重要原因。 第三，发展经济要有可持续性。我们不仅要考虑当代人发展的需要，也要考虑子孙后代发展的需要，给后代人留下良好的环境条件是我们必须负起的历史责任。 第四，环境问题是发展带来的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加以解决。没有必要的经济增长、缺乏改善环境的条件和资金的支持，保护环境难以奏效。 综上所述，保护和改善环境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目的之一，解决今天的环境问题不是不要发展，而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及如何发展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主要的环境问题及其对发展的影响 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首先是经济损失巨大。 其次，环境污染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成为群众日益关注的社会问题。 第三，环境问题影响社会稳定。 三、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解决环境问题应从经济发展入手 坚持以人为本，维护人民群众的环境权益 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实现环境保护跨越发展 做好企业的环境保护工作 增加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开展国际合作，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 总而言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是事物内部包含的既对立有统一的关系。矛盾不仅是普遍的，而且是客观的。成人矛盾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敢于承认和揭露矛盾，坚持一分为二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坚持两分法、两点论。树立经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观念，着实把握发展机遇，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全面统一。
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2010年1月28日上午十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国新办新闻发布厅举行了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新闻发布会，邀请了江西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新雄介绍江西近年社会经济发展以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规划等方面的情况，并答记者问。该新闻发布会引起各界的关注。在此次发布会上，中央电视台记者提问：江西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来切实保护好生态环境，确保鄱阳湖的一湖清水？而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回答说，为把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高度融合，保护好生态环境，江西近年来重点实施了四项工程：植树造林，实施“一大四小”；污水处理；在全省实施农村垃圾无害化处理；开展“五河一湖”源头环境治理保护工程。除此之外，吴新雄还介绍了江西将采取的三样措施：第一严格把好项目关坚决做到“三个不准”，凡是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项目坚决不搞，凡是危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高危项目坚决不搞，凡是黄赌毒的项目坚决不搞；第二坚持生态环境立法；第三加强对市县各级领导环保政策的考核。以上是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对于江西关于鄱阳湖的生态建设提出的几项具体的方法。我对于他所说的这些方法都是相当赞同的。俗话说得好：“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江西省省长吴新雄列出的具体做法体现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纵观当今世界，不少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过后反过来保护环境，并且通过保护环境来发展绿色经济，推动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再看看发展中国家，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导致环境越来越差，最终拖垮了经济的发展，如此恶性循环，致使世界国家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些实例都说明发展经济的前提是保护环境。如今很多国家都渐渐地意识到了这个道理，许多以保护环境为目的的国际会议及条例也不断召开与制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近年来，中国逐渐认识到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一些保护环境的政治决策不断提出并付诸实践，中国局部地区的环境与经济都得到了可观的恢复与发展。江西省紧跟历史的潮流，积极发展绿色经济、环保经济，以鄱阳湖为试点，逐步在全省推广绿色经济。除此之外，江西省省长吴新雄还特别强调了要坚持生态环境立法，加强对市县各级领导环保政策的考核。根据依法治国的治国方针，提出具体的依法治省，要求认真贯彻落实保护环境，发展绿色经济。同时，以人民与国家的利益为标准，切实维护人民与国家的利益。当然，如果没有资金的支持，上面说的具体做法都得不到落实。路透社记者便提问:“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总投资的金额是多少钱？目前有哪些企业、公司到江西省投资你们的鄱阳湖经济区？”对此，省发改委主任姚木根作了解答。他提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是浩大的工程，非短期内可完成的，具体的投资数字由于市场的不断变化很难确定，但值得肯定的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时一个开放的过程，江西省不仅欢迎来自国内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也欢迎外国投资者来参与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不断地发展，尤其以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为显著，并且西部地区也通过边境贸易等开放方式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中部地区却由于地理位置的限制，对外开放程度不高。此次，江西省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提出欢迎外国投资者的参与，积极、主动地邀请外国投资者，开展对外交流，正好为中部地区的各省份开了个好头，成为“中部崛起”战略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外国企业与公司不仅能够为鄱阳湖经济生态区建设提供资金，并且由于发达国家落实保护环境的时间比较长，它们还能够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提供丰富的经验，为工程节省不少的时间与材料。该新闻发布会拉开了江西省发展生态经济的帷幕。我生活在江西省宜春地区的高安市内，正好属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范围之内。我期待着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鄱阳湖地区人民，为江西省的人民带来福音，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江西与及其他地方的人民能够生活在一个环境优美的环境里，过着富足、充实、幸福的生活。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湖区生态环境优美,水产生物丰富多样,已经是国内不再多见、面积较广、人与自然共处相对和谐的生态典范。但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长,湖泊的生态危机和压力也在增加,特别是近30年来我国众多淡水湖生态屡屡告急,拯救湖泊生命的呼声由此而起。在我国目前尚缺乏全国性湿地保护专项立法的前提下,从法律的角度来保护鄱阳湖湿地,显得尤为迫切。
建设生态文明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题中之意。加强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旨在引导和促进当代大学生真正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真正树立科学的生态文明观念。新世纪新阶段，应自觉把大学生生态文明教育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校园文化建设以及大学生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整合资源，拓展载体，丰富路径，多措并举，普及生态文明知识，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引领生态文化风尚，不断提高当代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质，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迈出新步伐、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目前国内生态环境意识还很淡薄，生态伦理道德观念还存在扭曲现象，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的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和资源低利用等问题仍然存在，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问题很大程度上需要通过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包括通过加强高校生态文明教育来解决。因为高校是社会先进文化、思想的发源地，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试读已结束，
维护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对策比较 针对我国西部草原地区的过度放牧现象，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了如下治理方案： 第一，政府干预或者说政府向牧民征收牛羊税。例如，在2000年上海举行的一次名为“走经济全球化发展道路：中国在新世纪的机遇和挑战”国际学术会议上，华裔加拿大经济学家徐滇庆教授便呼吁，中国政府应征收牛羊消费税。据他认为，把从牛羊肉消费中征集来的税收的一部分用于帮助农牧民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另一部分则可用于解决政府帮助农牧民转向其它产业所需要的财政经费来源。不过在我认为，对牛羊征税虽有理论或法律依据（即便国家是向牧民征税，也有依据。因为在我国的法律中，草原资源的产权被界定为属于国家所有，作为产权主体，国家显然有权力向牧民征收牧羊税），但是，在我国真正实施征税政策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对牛羊课税的经济学含义即移动牛羊产品的供给曲线，税收的增加将促使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这一过程必然带来均衡点的移动以及牛羊产品价格的上升和均衡产量的减少。即使是对牛羊征收消费税，最终后果也可能会加重牧区人民的经济负担，严重的是将可能导致牧民失去生活的来源。特别是在牧民没有其它就业渠道的前提下，税负的加重无疑会使牧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速度减慢，甚至还会使牧区人民陷入生存危机的困境之中。 具体说，如果消费牛羊产品的消费者是不受宗教和习俗制约的非少数民族人口，那么，牛羊消费税的征收以及客观存在的替代效应将可能改变其对牛羊肉产品的需求，即需求曲线的斜率会发生改变，需求曲线将可能变得较为平缓一些或更富有价格弹性这一结果将是：因供给减少所导致的价格上升不仅不能增加牛羊产品提供者的收入，反而会导致牛羊产品提供者（西部地区人民）的收入下降。 另一方面，如果消费牛羊肉的消费者是那些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那么，受消费习俗或宗教因素影响，他们对牛羊征税的反应将是不会明显改变其需求曲线斜率，这时，西部少数民族消费者所面临的问题将是不得不分担更多的税收。至于西部地区牛羊产品的生产者则会因均衡产量的减少而使实际总收益下降。尽管政府税收的增加可以用于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方面，但是“双退双还”措施在近期所造成的农牧民直接收入的减少却是不争的事实。总之，征税不仅会通过加大牛羊生产者的成本、削弱牧民的市场竞争能力而降低牧民的收入；而且会增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消费者的生活费支出；此外，还会导致“消费者剩余”的无谓损失。因此，在不能给牧民提供其它有效的生活来源渠道之前，加征牛羊税对原来就贫困的广大西部地区来说是不可取的（至于以行政手段禁止牧民养羊更没有道理可言）。 第二，重新界定草原的产权。即明确草原的产权主体，或者允许土地（草原）自由贸易。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2000年参观江苏企业改制时，曾建议通过“进一步明确土地的产权”来推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主张改革土地（或草原）资源产权的经济学家依据现代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安排，具有节约费用的作用，它能以低费用的方式解决人们在使用稀缺资源（如草地）中的冲突。换言之，按照产权学派的观点，将草地分给牧民私人所有，将会促使牧民充分关注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过度放牧现象也就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然而我们认为，在我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无论是对土地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还是实行“自由贸易”改革均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重大障碍。 既然“禁止牧民养羊”的行政干预办法、“征收牛羊税”办法以及“进行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办法，在解决西部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上或不可取，或在近期内不具备可行性，因此，我们提出“人口迁移或减少牧区人口数量”的对策主张。 实际上，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口过多。按联合国沙漠会议规定，干旱区每平方公里土地负荷人口的临界指标为7人，半干旱区为20人，然而我国西部地区诸省区的情况如何呢？大多数地区的人口都超过了此临界指标。以宁夏为例，目前，其山区人口较1950年代初期增长了250万，人口超过临界指标2．3—2．4倍。必须看到的是，在工业化与现代化没有完成的传统社会或落后地区，过多的人口数量或过快的人口增长必然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和草地的过度放牧，因为，在工业化不发达的前提下，草原地区的人民只有依靠增加牛羊放牧数量才能维持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如目前宁夏山区的牛羊数量较1950年代初便增长了274％，牲畜超载2．3倍。（9）可见，草原牲畜放牧的超载，首要原因是草原上人口数量的超载。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考虑的对策就应该是设法减少西部牧区的人口总量，而不能象现在一些地区那样简单地“消灭山羊或不允许牧民养羊”。而且从理论上讲，西部地区牧民的减少或牧区人口的转移其实是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工业化、现代化进一步推进的必然规律，人口的转移不仅是西部生态环境保护的客观需要；而且是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