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即社会保险，是指国家为了预防和分担年老、失业、疾病以及死亡等社会风险，实现社会安全，而强制社会多数成员参加的，具有所得重分配功能的非营利性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险 (Social Insurance) 是一种为丧失劳动能力、暂时失去劳动岗位或因健康原因造成损失的人口提供收入或补偿的一种社会和经济制度。社会保险计划由政府举办，强制某一群体将其收入的一部分作为社会保险税（费）形成社会保险基金，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从基金获得固定的收入或损失的补偿，它是一种再分配制度，它的目标是保证物质及劳动力的再生产和社会的稳定。官方数据显示，2013年共有3800万人弃缴社保，加大了个人账户空账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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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的生存、发展和就业的权利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而目前的安置模式普遍存在补偿数额低，风险不确定等因素不能很好的解决失地农民面临的问题，只有通过"土地换保障"的思路才能妥善的安置失地农民，让他们分享工业化、城镇化带来的一系列成果。 关键词 土地换保障 补偿机制 社会保障 安置模式 1 失地农民的现状 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城市空间迅速扩大，为保证城市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大量的土地被征用。目前，我国已有被征地农民4 000多万(章安友，2004）。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从2001年到2010年，全国还需要安排非农建设占用耕地1 850万亩，其中90%以上为集体土地需要征用。按照目前全国人均耕地水平和现阶段每征用1亩耕地大约造成4个农民失去土地进行测算，非农建设占用耕地1 850万亩，将有近2 600多万被征地农民需要陆续安置，年均需要安置失地农民260万人左右。 农民失去土地后就失去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随之也流失了与土地相关联的一系列权利。因为土地被征用之前，农民主要靠土地来养活自己，土地是他们的立命之本，失去土地就相当于失去了生活的基本来源；而且农民一直是以土地为劳动对象，失去土地也就失去了工作；再者，土地本身就是一笔财富，如果农民利用的好是可以为他们带来增值的，这就意味着农民失去土地后也就失去了一项经济价值极高的财产权利；最后，农民失去土地后，就失去了参与村民自治的积极性，这会间接导致村级干部的寻租行为。可见，土地的丧失会对农民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不及时有效地安置好这些失地农民将会阻碍国家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甚至会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 2 当前失地农民安置模式分析及其存在的问题 1 以货币安置为主，补偿数额不足以妥善安置失地农民 在实践中,我国征用农村集体土地后,对农民的安置方式目前主要有货币安置、招工安置、农业安置、留地安置、社会保障安置等基本形式,但大多是采取以货币安置为主。征地补偿费主要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管理法》规定，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安置费为4～6倍。如果按最高补偿30倍来算，一亩地平均产值1 000块，补偿费也才只有3万元，远远解决不了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据了解，浙江省由于经济相对发达，其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略有提高。据统计，1998年以来，浙江省各类征地给村里的补偿费平均每亩12 164元，安置补助费每人2 377元，经过村集体留存，实际到农民手上的土地补偿费平均每亩7 958元，安置补助费平均每人2 078元，青苗补偿费平均每亩498元，农户家庭得到的所有土地征用费总额（包括附着及其实施补偿费）人均8 828元。一大部分农户对此不满，因为这些补偿费只能暂时解决农民近期的温饱问题，如果今后就业困难，农民的基本生活靠什么来维持，更不用谈农民的养老和医疗问题了。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安置补偿费更是少之又少，连最起码的基本生活都解决不了，更解决不了农民的培训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 2 以留地安置、招工安置为辅，农民权益得不到根本的保障 留地安置是指在被征用的土地中按一定的比例（10%左右）返还给被征地村合作经济组织，并免缴有关规费，用于发展第二、第三产业，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用这部分土地建造标准厂房出租，获得高额的租金收入 ；还可以用留置的土地为村民建造安置房使村民能够安居乐业。从形式上来看，失地农民可以得到保障，可是受资金、技术的限制，一旦村集体经营的产业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农民的基本生活就没有了保障。 在招工安置中，用人单位可以暂时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但由于农民自身文化层次低，缺乏专业技能，在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处于劣势，一旦用人单位裁员时，这些失地农民又将重新面临失业的问题，可见招工安置并不能从根本上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 3 社会保障安置模式的覆盖面窄，体系不完善，失地农民后顾之忧大 失地农民中有一部分已经完成了非农户身份转换，他们理应享受和城镇居民一样社会保障待遇，可是据统计，失地农民加入城镇社会保障系统的人数只占总人数的5%左右。这部分人群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他们的社会保险费是主要从土地出让金，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中筹集的，保险费直接列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设立的"安置费"专户，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与被征地对象签订安置协议，对符合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统筹费的被征地人员，为其设立社会保险个人账户，达到退休年龄的，按月发放养老金。2003年浙江省嘉兴已有2万名被征地农民参加了养老保险，并实行了"三统一"、"一分别"的安置模式。"三统一"即城市规划区内的建设用地由政府统一实行征地、统一补偿政策、统一办理被征地农民户口"农转非"和养老保险，"一分别"就是对不同年龄段的安置对象分别进行补偿安置，浙江嘉兴的这种社会保险安置模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大多数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偿费并没有用来缴纳养老保险或医疗保险，而这正是失地农民最关心的问题，失地农民成了"无班可上，无田可种，无保可拿"的三无人员，对当地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可见，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没有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 3 "土地换保障"是唯一可靠和可持续性的安置模式 安置失地农民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个土地换保障的过程，因为在征地前,农民的生活、就业、创业和社会保障都是以土地为依托的。农民失掉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为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因此随着城市化规模的扩大，失地农民应该随之分享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成果，在市场经济下就表现为，农民可以用土地换回他们生存、就业、发展和获得社会保障的实际社会安置成本。只有失地农民用土地换回了生存权，就业权、发展权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才能真正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才能逐步实
一、社会保险法与劳动法的关系 （一）黄越钦教授关于劳动法与社会法关系的分析 已故黄越钦教授系我国台湾地区著名法学家，他对推动台湾地区劳工法、社会法进步发挥了继上世纪史尚宽教授之后承上启下的作用。黄程贯教授、郭明政教授等皆是其学生，先行教育，之后任大法官。黄教授留学于奥地利，对于奥地利、德国法制有着精深研究，他所处的时代已是社会法大有发展的年代。在他的鼓动之下，黄程贯教授、郭明政教授赴德学习、研究劳动法和社会法，后两位在我国台湾地区劳动法与社会法研究及立法中所发挥的作用为学界公认。黄越钦教授专门研究劳动法，对于社会法亦有相当研究。其在大陆地区发行的《劳动法新论》对于推动大陆地区劳动法进步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黄越钦教授对于劳动法与社会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对社会法的关注几乎全部集中于社会保险法。其中观点如下： 1．劳动法与社会法的并存关系。所列事例为劳工保险中职业灾害保险医疗给付与全民健康保险给付。失业保险给付与资遣费的给付都呈现并存状态。 2．社会法取代劳动法的关系。他认为：“所谓取代关系指，原属劳动法范围之内容，由社会法取代，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在1952年国际劳工组织的社会安全最低基准公约，将劳资冲突中的重要内容改以保险之方式替代……”，[1]尤其是人民年金取代退休金制度。[2] 3．社会法优先于劳动法的关系。职业灾害保险责任优先于雇主责任。 4．劳动法与社会法的互补关系。他认为：“不论失业或退休，均对劳动者之经济生活造成重大影响，为维持劳动者之基本生活水准，遂有令雇主支付资遣费及退休金之制度。惟或因要件不符或因雇无资力，并非所有劳动者均能受惠，而开办失业保险以补其不足。”[3] 5．劳动法与社会法的竞合关系。劳保职灾医疗给付与健保医疗给付，可选择适用。 劳动法向社会法的过渡关系。退休金、劳保老年给付、人民年金将逐步过渡。[4] 黄越钦教授所指社会法系德国法中的社会法，一般包含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与社会补偿制度，台湾地区袭用德国法概念，与中国大陆地区社会保障法概念略同。事实上，社会法与劳动法的关系集中体现在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关系上。 （二）中国大陆的实践 1．实在法体现。中国大陆地区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劳动法失去了存在的社会土壤。即便是改革开放初期，劳动法亦仅仅是名词而已。但是，企业劳动关系的变迁，使消失多年的劳动法概念逐渐成为实在法。自上世纪80年代后众多劳动法规的颁布到1994年劳动法的出台，中国劳动法逐渐增多和成熟。1986年颁布实施的《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第四章“在职和待业期间的待遇”和第五章“退休养老期间的待遇”已经涉及到了社会保险概念和制度建构思路。该行政法规中已经使用了“社会保险专门机构”概念。《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的实施应当是劳动力市场化的里程碑，亦是中国劳动法制恢复的起点。劳动合同是雇佣劳动的法律形式，劳动合同制度的建立与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几乎同时起步，中国特色非常鲜明。可以说，劳动法律规范和社会保险法律规范杂揉在一体中，更准确地说，当时的社会保险实质上是针对劳工保险。1994年7月5日，《劳动法》颁布，该法第十章“社会保险”就社会保险的种类、基本内容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在《劳动法》中规定社会保险专章。笔者推测，当初人们对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之间到底关系如何并不清晰，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都以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出发点。 本世纪以来，“社会保障”概念逐渐成型，之前的“劳动法”渐成“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在越来越多的实在法颁布后已经开始逐步分离，尤其是2007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和2010年《社会保险法》的颁布，使得过去将“社会保险”规范认定为劳动法律规范的认识逐渐得到矫正，更多的人感知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差异与区别。 2．学界状态。在我国，社会保障概念至1998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成立后偶有提及，但大学课堂上尚无“社会保障法”课程。而讲授劳动法的教师大部分也将“社会保险”作为劳动法课程的内容。劳动法学领域研究，不仅落后于雇佣劳动实践，亦落后于立法展开，当初讲授劳动法课程时将社会保险作为内容几乎没有异议。 2006年之后，中国法学会社会法学研究会成立，该研究会主要以高校劳动法和社会保障师资为班底，已经出现了侧重，即有的老师相对专注于劳动法，有的老师则专注于社会保障法。但是，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学者队伍并未分野。不像有些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学界，该领域的学者队伍已经在分列而立，彼此有联系但相对独立。目前，大部分学者已经意识到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的差异。不过，系统性地阐释两类不同法律规范异同的研究成果几乎未见。 （三）劳动法与社会保险法异同点与未来趋势 一般来讲，先有劳动法，后有社会保险法。从时间节点上看，劳动法应当是历史两百年以上的法律制度，而社会保险法历史不过百余年。劳动法的产生是调整劳资关系的需要和结果，或者说，劳动法的功能和作用就是在劳资之间进行平衡，因劳资关系之强弱变更而由不同力度之劳动法调整。社会保险法的产生是在劳资关系调整遇到僵局之后的结果，劳资关系的调整在劳资关系不能维系或劳资关系中断后陷入了僵局。例如劳动者年老、疾病、职业伤害、生育等情况下劳资关系终止后，劳动法已经难以“再”发挥作用。换言之，当劳动者不再是劳动者的时候，当事人已经不成其为劳动法上的当事人。这些退出工作岗位的劳动者需要有另外法律制度的庇护。 2．劳动法的给付为私法上的给付，而社会保险法为公法上的给付。在不少学者的认知中，劳动法属于私法，或者说是私法的特别法，这种认知是从给付的当事人角度的判断，即雇主对于雇员的工资给付，属于私法上的给付。不过，我们认为劳动法并非完整意义上的私法，它仅从给付角度具备上述性质，大量的劳动基准，尤其是职业安全卫生制度大部分属于公法规范。社会保险法的给付全部为公法上的给付，保险人为公法上的主体，保险给付对象—被保险人为自然人。自然人一般先覆盖劳工阶层，之后覆盖其他社会群体。 皆属于社会政策导向的产物，皆针对劳工问题，皆属于社会立法的范畴。“劳动法与社会法为20世纪以来所成长的两大法域，其发达与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也刻画出意识形态对法制的深远影响。”[5]劳动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常常被称作是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的形成集中体现在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产业雇佣劳动，形成于劳资对立统一的展开，并成为社会问题中心点的劳动问题。“劳动问题是工业革命后所形成的新课题，也是近两百年来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社会问题。英国人瓦特发明蒸汽机作为生产动力之后，劳动者原来是生产工具的主人，现在变成了工具的附庸，有钱的资本家可以买工具建工厂大量生产坐在家里发财，无钱的劳动者只好受雇于开工厂的资本家每日赚取微薄的工资以维持生活，从此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所有权分离，资本家与劳动者的阶级对立，利益难以协调，问题日益严重。此一问题，随着工业化的扩展，由英国扩及欧洲、美洲、澳洲，乃至于亚非拉丁美洲，成为世界性的社会问题。”[6]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体现在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劳资关系永恒不变的话题，任何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地演绎着社会存在与法律建构的整体，即劳动关系的生成与调整劳动关系的劳动法的产生与发展。而这一进程深刻反映了公共政策或社会政策导向，如同其他法律门类必然存在相应的政策一样，劳工政策是重要的社会政策。劳动立法亦是重要的社会立法之一。社会保险法产生之初即以保劳工之险为使命，至今，社会保险中相当部分仍以职业人群为保险对象，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劳工政策的动向，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社会政策动向。可以这样讲，社会保险法制较为完备的国家和地区，其社会主义特征突出、整体或团体主义色彩鲜明；而社会保险法制建构不够齐整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本主义特征突出，自由主义或个体主义色彩鲜明。该法同样深刻地反映了当地劳工政策和社会政策动向。 4．两类法律的未来。劳动法产生两百多年来，人类在该领域的耕耘与拓展已取得了辉煌成就，在劳动契约制度，劳动基准，例如工作时间、职业安全卫生、团体协议与团体交涉，乃至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等领域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积累。一些人类争取的目标早已实现，例如缩短工作时间与降低劳动强度皆已成为事实，在欧美国家，劳动法已经转战于“体面劳动”。所以，学界对于劳动法与社会法一直存在此消彼长的判断。可以这样讲，劳动法领域的问题越来越“传统”，新出现的问题或非常态性问题则成为学界的热点，成为法制的关切。例如，近年来以劳动派遣为代表的非典型雇佣成为劳动法研究的新宠。未来，随着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智能科技的推展，人类劳动方式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劳动法的式微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当然，劳动法所扮演的角色将逐步走向“高端”，更多的“白领”成为工厂法时代的劳工，不待时日，教科文卫体人员将逐渐成为“劳工”。毫无疑问，未来的法律属于社会法，社会保险法制是其中典型，换言之，未来社会，劳动人群的缩减，社会闲杂的增长；生产性人员的缩减，服务与娱乐性人员的增长将是发展趋势，可能他（她）不创造财富，但是，他（她）创造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吃闲饭”者的增长将是长期趋势，而创造“吃闲饭”的法律制度中，社会保险法制即是其一。曾经，老年年金保险法制专为职业人群而设，没有工作便没有年金，没有工作便没有退休金；如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职业人群社会保险逐步完善的基础上，拓展了国民年金制度，即没有工作的人同样可以参加老年年金保险，这些人当达到相应的法定要件之后一样可以申领类似“退休金”性的养老金。 社会保险法制产生仅百余年时间，加上各国国家和地区因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该领域的起点和状态亦相差悬殊。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保险法制当然处于初级阶段，更准确地说，该领域法制尚处于萌芽阶段。我国社会保险法的未来肯定是发展的未来。 二、社会保险法与其他门类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 （一）社会保险法与宪法的关系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一般规定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国家组织架构和国家安全事务。人民基本权利的内涵与外延因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所差异有所侧重，在封建压迫的年代，追求自由与解放乃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和动力，自由权、平等权自然而然成为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而社会发展至自由得到保障，机会平等大致实现，亦即平等权、自由权得到保障的情形后，结果的不平等导致社会扭曲而产生出弱势族群时，因其国民身份而产生的生存权利成为宪法关注的热点。我国学界已经开始探讨社会权利，开始使用“社会保险权”概念。[7]但是，这样的抽象权利究竟是否是定型的基本权利并未有共同的认知。德国社会法的法制建构堪为楷模，其宪法确立了“社会法治国”原则，旨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存权利。但是，“德国基本法、联邦宪法法院以及学说文献向来否定人民依据宪法享有向国家请求给付的社会基本权，基本法即明确放弃魏玛宪法具体罗列社会权的规范方式，而以‘社会法治国’（sozialer rechtsstaat）的概念作抽象规范，学者均认为其所表彰的社会国原则属于‘国家目标设定’（ Staatszielbestimmung ），其具体落实完全交由立法者因应社会条件的变迁以及新兴社会问题的兴起随时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社会政策的弹性调整空间”[8]。上述分析表明，即便是德国这样社会法治国原则得以确立的国家，社会保险权亦不可直接成为向国家和社会申请给付的积极权利，社会保险所生的各类给付请求权须以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所创制的具体法律制度为依据而展开。尽管不承认社会基本权的存在，但德国宪法所确立社会法治国原则的推行，对于德国社会法的完善，尤其是社会法的实施形成了强力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从上述我国《宪法》规定来分析，“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亦如德国“社会法治国”原则或理念一样，该权利不可能成为具体、积极的请求权利，《宪法》所规定的上述权利须结合《宪法》第45条后款规定的具体内容和制度，即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医疗卫生、军人抚恤残疾人劳动与生活、教育保障等制度建构，推演而成具体法律制度中的具体权利和积极权利。“社会保险”制度是我国宪法所确立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制度，我国社会保险法的开启与构建须依据《宪法》的规定循序渐进。宪法与社会保险法之间的关系，如同宪法与其他法律制度一样，没有宪法便没有社会保险法，没有宪法的规定便无从展开社会保险制度创制。随着我国宪法的实施呼声日高，宪法渐人人心，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所累积的社会发展红利，人们不可能忘却《宪法》第45条。当然，从近10年来我国城乡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低保）制度的生动实践，我国《宪法》所确立的“原则性”规定一样会丰富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内涵，人民生存生活的基本保障终将成为积极权利。社会保险法上的权利至为复杂，因其所处的不同保险种类而产生不同的权利，例如在老年年金保险制度中，凡是达到法定要件的当事人即可请领老年年金，换言之，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逐渐生成法律制度之后，尤其是宪法保障此等制度运行之后，当事人即可主张退休金请求权（退休人员）。利益的存在在于权利的维护，而权利的存在必依法律创制权利为前提。尽管现阶段我国《宪法》第45条所规定的权利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虚幻”，并且，我国宪法解释在宪法的实施环节上存在相当短板，但是，必须相信，没有宪法所确立的权利，社会保险法将无从展开。况且，我国本就是缺乏法治传统和法治基因的国度，如果不依赖宪法对社会保险制度固本，那么，我国社会保险制度法治化则有可能反复；不依赖宪法所确立制度的源流，社会保险制度永远属于“改革”中的制度，永远停留在政策的层面。因此，宪法关于社会保险制度等社会基本权利的创制，“就是企图将既有宪法自由权的‘给付权’功能扩大，或是将与社会安全相关的条款纳人基本权利规范之中，而使其能够具有‘受益权’的功能。如此一来，人民不仅在社会基本权遭受侵害时得以提起救济，甚至在政府怠于立法或行政作为时，也可据以要求公权力采取一定的积极作为”[9]。随着中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事业的逐步推进，随着人民生活期待值和获得感逐渐成为政府的工作重点，社会基本权利的创制，以及宪法权利将更加明晰。 （二）社会保险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社会保险法具有社会行政法属性，属于公法范畴。但是，社会保险法亦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制度实施体系，近年来，学界存在“统一公法”的探讨，[10]但这种“统一”的方法、路径尚不清晰。笔者认为，医学分科越分越细说明医疗事业在进步，如停留在中医或西医的简单分类，医生为万能医生时，其能力肯定有所限制。法学如同医学，分门别类越细，立法才能越科学，法律实施才能更加人性而非任性。社会保险法尽管属于社会行政法，其所反映的乃是法律属性，而法律制度则与行政法有相当不同。从我国法律制度的分门，以及参照其他国家法律制度分门的经验，社会保险法归入社会法序列。社会保险法的行政法属性旨在与私法分开。“德国联邦社会法院前任院长Georg Wannagat将社会保险定义为：‘由国家依据自治行政原则所组织的公法上的强制保险，保护劳动大众在遭遇因工作能力丧失、失业及死亡时所可能带来的危害’，这一定义明确地描述社会保险的特性，并且划分其与一般私法保险的异同。”[11]一个国家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的建构须依据自身条件而展开，换言之，社会保险存在不同险种与项目，哪些能够展开，哪些应该展开，须依据法律规定。“德国联邦社会法典第一篇第四条赋予社会法确立健康保险、看护保险、失业保险、意外灾害保险及退休金保险的责任，并藉由必要的措施来保护、维持、改善及重建人民的健康及工作能力，并提供在疾病、怀孕、丧失工作能力及老年的经济保障。”[12]德国社会法不仅编纂了社会法典，而且创制了社会法院体系，以保障人民相关权利的实现。当然，在德国，亦有学者对于社会法院、税法法院等专业行政法院的负面学说，但是，社会法院的存在便是社会法不同于一般行政法的最有力佐证，而德国法院体制中，行政法院则是完整体系的司法体制，亦说明了社会法与行政法的差异。 依据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规定，我国目前开办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及生育保险等五个种类的社会保险项目，这些保险项目的开办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经办社会保险业务的范围。社会保险法之所以为行政给付法，关键在于其保险人的特殊性上，“国家于社会保险中与依据社会法而产生的作为义务，率皆由公法上的行政组织予以实现，例如：社会保险人根据德国社会法典第四篇（社会保险通则）第二十九条第一项为具有公法上义务的公法人”[13]。我国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法律制度上尚未“正名”，尚属于归类性、定义性的名称，并非人格性名称，未来社会保险法制完善之后，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直接称呼为“某省某市社会保险局”或“某省某市医疗保险局”，并且，该机构将独立起草完整的组织法，负有相应的法律职责，承担相应的权能。而且，现今所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皆定性为“事业单位”，并非政府授权组织或法律授权的专业行政组织。以笔者观点，该机构应当为专业性、独立性、服务性行政组织，而不应是什么事业单位。从现实法律实践看，目前唯一展开的社会保险司法实践，就是工伤认定行政诉讼，工伤认定工作在地方实践中，就是行政机关（认定机构）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一体两面，两者往往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于此，人民法院受理、审理工伤认定诉讼案件亦列入行政诉讼案件。 从工伤保险司法展开的实践看，“统一公法学”思维并非有效，甚至出现了“业余”现象。毕竟行政事务包罗万象，而行政行为当然亦分一般行政行为与专业行政行为。对部分专业行政行为必然有其程序上的特殊要求。最近，我国成立了知识产权法院。其实早年在北京等地就存在独立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就是因应知识产权的专业性。从德国社会法院建构经验看，我国庞杂的社会事务，几乎大部分业务将其托付于各级信访部门，这不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体现。我国现实生活中，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补偿、社会福利等各类请求尚未形成法律上的请求权，单单一项社会保险法制，列定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如果皆能畅通诉讼渠道，目前的行政诉讼即将瘫痪。[14]于此，专业性的社会行政法庭建构和专业性的法官将因应此等社会难题，亦是我国法院和法官在社会保险法领域不再“业余”，社会治理不再脱离法治的核心所在。因此，社会保险法属于社会行政法，但是社会保险法绝非一般行政法，以一般的行政行为的当与不当来判解此等社会难题，只能说中国法制尚且幼稚。 目前，我国社会保险法的调整方法与一般行政法调整方法无异，皆为行政复议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是否证实了社会保险法就是行政法门类中一个分支？我们认为，法律的调整方法肯定有趋同或竞合可能，但由此判断社会保险法就是行政法的构成显然过于简单。如果说德国社会法院法所形成的社会法领域的独特司法体制乃是因应事物规律的模板，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处理社会保障争议的程序设计中，多有特殊的、反映该领域专业的专门程序前置。我国台湾地区就劳工保险争议专门颁布“劳工保险争议事项审议办法”，并设置争议审议委员会。日本处理社会保险争议时，专门设置社会保险审查官和社会保险审查会制度，[15]专业性地处理社会保险争议。从我国社会保险争议处理的实践看，法院目前展开的社会保险争议诉讼，以工伤保险争议为例，几乎全部集中于工伤认定诉讼上，保险缴费争议、保险给付争议尚未达至诉讼。因此，社会保险法系行政给付法，具有行政法属性，但其法律门类划分上属于社会法或社会保障法。 （三）社会保险法与民法、商法的关系 不同的法律门类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功能。民法，亦称私法，侧重于保护“私人”利益或“个体”利益，相对而言，法律价值偏斜于自由与个体权利的维护。“私法”的理解大概是从个体权利保护视角的一种法律价值观。不过，法律制度从来不是属于私人的，法律制度的构建总体上都是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即使是民法，一样也是“大家”的法律，其社会公平公正一样需要考量，毕竟公平是两端的，没有绝对的“私法”存在。“民法传统上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对于组织团体、社会等任何集体及其利益均持怀疑和警惕的态度，强调人人生来平等，享有平等的能力和自由……它在微观经济领域内有很大的激励、动员作用，能够调动个人暨个体的积极、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保护社会个体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但是对于国民经济整体和运行的全过程而言，个人权利本位却有着相当的局限性。”[16]社会保险法系通过引进保险技术、保障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成员生存权利的法律制度，属于二次分配的法律再造，一定程度上存在“劫富济贫”的因素，客观上存在不生病的人为生病的人“埋单”的事实，自然存在着所谓的社会本位倾向，存在着以整体利益偏斜的法律价值。因此，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自然考量整体利益和整体秩序的要素大于私法。曾经一度存在着私法向社会法过渡的提法，亦曾有夸大社会法功能，认定民法属于“传统”法律的观念，但是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应当说，民法所确立的是物权、债权、人身权、亲属权、人格权等一系列权利保障的法律制度，该法律制度过去是主干法律制度，今后亦是主干法律制度。而社会法所确立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补偿、社会福利等法律制度系人类发明的新型法律制度，该类法律制度19世纪中期前不曾存在，20世纪逐渐发展，未来肯定属于大有作为的法律制度，随着科技进步、社会生产越来越发达，社会中越来越多的“闲人”将参与到社会财富的分配进程中，社会法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保险法与民法之间不存在法律制度的新旧与替代之说，他们都是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成分。 社会保险法与民法上的相关制度具有密切的联系，法律制度之间不可能出现完全隔绝的法律门类，止痛药不仅能够止胃痛，而且可以止牙痛。民法上的主体制度对于社会保障制度有着天然的联系，比如，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将身份证号码与社会保障号码达成一致，我国即将实施这一浩大工程。民法上的亲属制度、婚姻制度（配偶制度）、继承制度对于社会保险法律制度实施乃是基础性保障，比如，工伤保险工亡职工的“供养亲属”、遗属津贴中的遗属范围、养老金分割中配偶的相关请求权，[17]民法上的相关制度对于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具有基础性的支撑作用，另，社会保险权利的实现离不开相关义务的履行，其中，当事人个人身份信息的采集乃是社会保险法律制度运行的保障，然而，如何在个人信息采集过程中保护当事人个人信息不被泄露，如何保护隐私权，这些问题都是一体中的问题。当然，社会保险法制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私权保护才能切实到位，社会才会安定，人们才能追求“恒产”，如果贫富过于悬殊，社会弱势族群整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法上的权利，尤其是基础性的物权是无法得到有效保护的。 社会保险法与属于商法门类的商业保险法除去法律技术上的趋同之外，亦有功能上的互补，都属于“补救”类型的法律。社会保险法与商法上的商事登记制度密切联系，一个没有良好商事登记的国度不可能有完善的社会保险制度运作。近年来，我国社会保险法上出现了“非法用工单位”，该类雇主是无法参保，而且是逃避参保的，从商法视角，所谓的“非法用工单位”亦是非法经营单位，也是不经商事登记的单位。换言之，没有商事登记，便没有社会保险登记。此外，公司是现代型经营主体，它的许多制度，例如财务制度、工资制度都与社会保险制度密不可分，没有公司财务便没有社会保险财务。任何法律门类不可能独立存在，它都与其他法律制度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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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中国现在农村和城市差距悬殊的社会保障状况? 从现阶段来说，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和城镇社会保障是不相同的。农村社会保障是依托于集体、家庭、土地的一种社会保障体制。就整个农村而言，由于各地条件的差异等因素造成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从而也导致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出现很大的差异。而城镇社会保障是城市以就业为中心的、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而且覆盖面积较大。可见，农村和城市采取了两种不同的保障制度。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窄、层次低、社会化程度低占总人口近70%的农民的社会保障支出仅仅占全国社会保障费的 11%，而占总人口近30%的城镇居民却占了全国社会保障费的89%。大部分农村的社会保障停留在救济的层面上，即使农村以养老、医疗为重点的社会保障也只是在小范围内实施，并没有普遍推行。2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管理混乱，缺乏法律保障，基金难以保值增值。 城市社会保障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组织实施。农村养老保障和社会救济由民政部门管理，农村医疗由地方政府和集体经济共同管理，一些地方商业保险公司也参加了农村保障，从而形成了城乡分割、政事不分、多头管理的格局，农村社会保障基金使用风险大，难以解决保值增值的问题。3 土地的保障功能日益下降。其主要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国人多地少，而且平均每年耕地递减01~68万 hm；二是随着城市化和非农产业的发展，已经有大量的，而且还将有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征用；三是农产品投入大、产值较低，农民不仅享受不到政府补贴，而且还自己承受各种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加剧了农民的生活风险；四是土地集体所有，农民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农民不能变卖土地来养老；五是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和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特殊体制，很难推行土地的规模经营，制约了土地的保障功能。4 家庭养老面临挑战 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小型化使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减弱，大批年轻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加重了家庭养老的困难。2、 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的原因1 政府在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投入上相对不足首先是在资金投入上，城市与农村很不平衡。城镇养老保险金已经基本实现了社会统筹，建立了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基金模式，而在农村仍然以家庭保障为主，除养老保险、医疗保险进行了改革试点外，其他保险项目基本上没有建立起来。2 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没有理顺 就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险来说，由于历史原因及利益驱动，在一些地方从开办养老保险以来，保险公司从没有停止与民政部门的竞争，与教育部门联合对乡村民办教师进行保险，这势必造成农村养老保险的分割局面。3 人口老化进程加快，社会养老日益艰难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医疗技术的发展，老年人口的平均寿命增长到了70岁，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1964年的08%上升到1995年的76%，到20世纪末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3亿。4 收缴保障基金的难度较大，由于城乡的经济收入差距较大，很多企业低工资招收农民工，同时还能避免福利等一系列的费用，使得保障基金收缴很难。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中有8亿多在农村。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推进农村城市化，是农村社区形态向城市社区形态转化的一种过程和发展趋势，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3建立和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应采取的措施1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只有农村经济发展壮大了，农民收入增加了，才能积累更多的社会保障基金。2 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替代传统的土地保障、完善农民的城镇化的进入机制，从根本上农村的社保问题。3 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大力发展中小企业，拓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努力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和农村人力资源水平，以充分适应就业的需要。 4 改革农村土地转让制度应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政府应保证农民的主体地位，允许农民工自主转让土地经营权，通过实行租赁、拍卖、企业托管等形式，有效实现土地增值，使外在打工的农民摆脱土地经营的后顾之忧，使转出土地的农民工最终享有与所在城镇人口相同的社会保障待遇。别忘记给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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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设计员工福利方案时，不妨把员工当作客户来考虑。那么，究竟企业员工福利方案有哪些呢？1、餐饮福利：企业根据出勤情况为普通员工提供就餐补贴；入职员工免费提供中餐；用餐时米饭、粥、汤等由企业提供。2、服装补贴:企业免费为员工提供工作服装。3、住房福利：根据国家和当地政策法规，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企业提供宿舍（空调、电视、热水器、饮水机等配置齐全），或对不住在企业的员工给予住房补贴。4、交通福利:企业每天安排班车接送员工上下班；春节探亲公司安排专车接送员工，外地员工由公司安排统一购票，并为外地员工报销春节探亲路费；高级管理人员春节回家可报销飞机票。5、带薪休假:入司满一年的部长助理及以上干部和年度优秀个人可于次年享受5--15天的带薪年休假．6、节日福利:值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为全体员工发放节日物资或补贴；妇女节为全体女职工发放纪念品；儿童节为员工14岁以下子女发放节日礼物。7、生日福利:员工生日时，公司为每位员工赠送礼品表示庆祝。8、员工大事福利:当员工逢婚、育、大病和丧等个人大事时，公司给予员工礼金或慰问金。9、健康体检:副科及以上干部（含享受待遇），工程技术类员工和特殊工种员工每年由公司统一组织健康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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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弱势群体是在社会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出现的，很多人有较强的相对剥夺感。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是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和个人之间很不均衡，我国已经由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盛行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社会，基于经济分化的社会分化也越来越大，一些人的相对社会地位下降了，引发了比较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可用一组数据说明：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每年还要出现数百万的失地农民，目前总量已经达到4000万～5000万人。由于很多失地农民缺乏必要的非农产业谋生技能，加之征地补偿中存在一些不公正现象，他们的生产生活也面临较大困难；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和结构调整，至今已向社会释放出下岗职工约3000万人。此外，1亿多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维护和社会保障问题也迫切需要寻求解决之道。 3、要改变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需要国家和社会力量给予帮助或支持。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原因，目前社会弱势群体依赖自己的力量无法改变其弱势地位，尽管他们并非不想改变上述困境。在资本发展的早期，社会强调自由竞争，“适者生存”，人们更多地将弱势群体的贫困处境归咎于个人原因，社会对弱势群体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这种状况后来发生了重大转变，人们更多地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他们形成的原因，人们认识到外力的帮助和支持应成为改善、改变他们的状况的主要力量。当然，现代意义的社会支持不是一种被动的帮助或施予；它强调借助外力的支持，同时以通过与弱势群体成员自身的力量的结合，提升社会弱者的能力，增加他们社会参与的机会，从而达到改变他们弱势处境的目的。这便是现代社会工作所强调的“助人自助”理念的具体体现。 二、加强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意义 1、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目前最大的障碍就是贫富的分化，贫富分化严重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矛盾，随时可能引发冲突而危及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所以平衡社会财富，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障和扶助，促进社会的公平既是全面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底线。 2、是在对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回顾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的改革开放是由经济动因开始的，但我们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同时，对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却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如社会保险制度滞后于企业改革，“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城市建设中重视城市形象和房地产开发商利益轻视拆迁居民利益和失地农民利益，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等等。现在我们逐渐意识到，改革开放应是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发展并重，要实现这种全面发展，将我国由解决温饱问题的低水平共同富裕建成全面小康的高水平共同富裕，保护弱势群体必然刻不容缓。 3、是人权与国际贸易挂钩的大趋势的要求。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中，人权问题一直是西方国家为难中国的一个攻击点。“社会条款”与国际贸易挂钩已成为WTO新一轮谈判中的焦点问题。从国际贸易发展的大趋势来看，也确确实实是日益关注人权，特别是工人的权益。身处世界贸易圈内的中国，当然要服从这一大趋势，重视人权，保护人权。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包括下岗职工、农民工等等，应该是我们保护人权的当务之急。 三、加强弱势群体社会保障的几点措施 1、重点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尽快建立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存在覆盖面小、负担重、城乡“二元化”等问题，即便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解决的只是根据当地消费水平确定的最低营养需求问题，而事实上，相当多的贫困人口需要的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救助体系。这一体系至少应涵括以下内容：一是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二是建立贫困人口疾病医疗救助制度；三是制定贫困家庭子女享有义务教育机会均等的相关政策（可通过教育补贴或教育费减免等手段）；其次针对遭遇天灾人祸的贫困人口，还有必要建立紧急救助机制。 2、迅速、全面推进社会保险制度建设。社会保险并非以弱势群体为中心，但社会保险通过向劳动者提供养老保险、疾病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有效地解除了国民的后顾之忧，并为避免受保者沦为弱势群体创造了条件。因此，必须摒弃只要社会救助不要社会保险或者只重贫困救助而忽略社会保险的倾向，根据现实国情和就业格局新变化，在完善现行制度的条件下迅速推进各项社会保险制度建设：一是完善基本养老保险与失业保险制度（据国家统计局调查，1999年只有36?郾6%的居民参加了养老保险、11?郾8%的人参加了失业保险，这与发达国家有着巨大差距）；二是尽快全面推进医疗制度改革（2001年底我国医疗保险的覆盖人口还不到20%，城乡社会均存在着低收入家庭有病不敢医、部分居民因病致贫的现象）；三是从速确立并强制推广工伤保险制度。 3、加大对社会保障的资金投入。首先应建立固定的财政拨款制度。政府应该承担着保护弱势群体和主导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当然责任，因此政府应当明确财政中的社会保障投入比重，并明确相应的增长机制，并且要强化征缴管理，提高基金收缴率。其次是要明确界定企业的责任。新型社会保险制度应当按照一个统一的费率标准向所有符合法律规范的企业征收社会保险费，包括企业应当承担的基本养老费、失业保险费、医疗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等。三是要落实个人承担的责任。就是要让劳动者分担相应的社会保险费，比如征收个人社会保险费，按照不营利的原则对相关社会福利收取服务费等。此外，还可以通过完善个人所得税、利息税及制定遗产税、赠与税、特别消费税制等措施来适度调节国民个人收入分配，让先富起来的居民更多地分担一些社会保障责任。四是要引导社会各界分担相应的责任。 4、大力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并重视农民工等流动人口的权益。据统计，我国目前贫困群体的总规模约在1亿人口左右，其中农村占8000万。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城市流动人口达1亿多人，但城市农民工完全处在城市的社会保障网络之外。在此背景下，要真正保护农村居民中的弱势人口并促使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免于沦为弱势群体，就有必要积极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一是进一步做好对贫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工作。二是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三是逐步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民工，首先应保障他们获得相当于自己劳动价值的工资收入，并保证及时足额到位。此外应该尽快将尽可能多的农民工纳入城镇工伤保险，解决他们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时的医疗救治和经济补偿问题。 5、要为弱势群体铸就刚性的权益保护网。法律是弱势群体权益得以保障的根本所在，应该从立法、执法、普法及法律援助等多角度入手，为弱势群体铸就刚性的权益保障网。尤其是政府要带头杜绝在保障合法权益方面的“行政不作为”现象，要积极组织公益性普法讲座，强化弱势人员的法律意识尤其是诉讼意识，引导和鼓励弱势人员运用法律武器保障自己的正当权益。作为司法部门，要把弱势群体作为法律援助的重要对象。同时也应该看到弱势群体的需要是双重的，他们不仅需要经济或法律帮助，而且需要精神上的尊重和理解。 6、加强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源和职业教育的措施。具体可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是为弱势群体创造各种职业学习机会。政府应加大实施知识富民的力度，建立贫困地区农民享受真正的义务职业教育制度，围绕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实用技术培训为重点，增强农村劳动力掌握和运用先进实用知识的能力；加大对贫困地区财政支付转移力度，并应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基础卫生和基础电信服务方面。二是加强下岗职工的创业培训，提高再就业能力。首先要增加贫困群体再就业培训支出，以加强免费培训城市贫困无业人员，提高再就业能力；其次在挖掘就业机会的同时，做好对贫困劳动者的职业指导；另外还可设立政府基金，实行小额贷款担保，帮助其获得小额创业贷款。弱势群体社会保障问题的解决与完善字数：3319 字号:大 中 小 一、弱势群体的特征与范围 1、弱势群体的特征。 （1）经济上的低收入性，是弱势群体的首要特征。社会弱势群体通常都是经济上的低收入者，其经济收入低于社会人均收入水平，甚至徘徊于贫困线边缘。造成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上的低收入也造成了弱势群体的生活脆弱性，一旦遭遇疾病或遭遇到其它灾害，他们很难具有足够的承受能力。 （2）生活上的贫困性。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决定了弱势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既表现为生活水平的质量低下，也表现为生活质量的低层次性。在其消费结构中，绝大部分或全部的收入用于食品，即恩格尔系数高达80-100％。 （3）政治上的低影响力。弱势群体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处于底层，他们的政治参与机会少，对于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低。而弱势群体由于“远离社会权力中心”，较少参与社会政治活动，难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同时，这也意味着弱势群体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很难或者很难迅速摆脱自身的困境，解决自己的问题。 （4）心理上的高度敏感性。由于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社会生活中的贫困性，使得他们在社会中的心理压力高于一般社会群体。他们的职业技能缺乏市场竞争力，或者已经失去年龄优势，因而没有职业安全感，收入较低且不稳定，对生活前途悲观，心理压力巨大。同时，由于弱势群体在政治上的低影响力，他们有比较严重的相对剥夺感和较为强烈的受挫情绪，在社会生活中缺乏社会支持感，在心理上难以自我调适，进而容易对生活失去信心。 （5）在维护权益方面的弱势。如进城的农民工的权益常常得不到较好的保护；在个人能力与占有信息、资源方面的弱势，如“三无”人员的能力缺陷，城乡贫困人员的信息与资源占有方面的缺乏。 2、弱势群体的范围。 现阶段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构成状况比较复杂，概括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贫困者群体。在中国长期的二元体制下，由于国家对城市居民采取了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和倾斜政策，使得贫困现象主要发生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市社会救济的对象只占到城市总人口的1％。但是，随着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宏观利益格局的重新整合，城市贫困现象开始出现并且日益严重。 （2）失业者群体。由于产业结构变化，9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城市中开始出现大量下岗职工，许多人生活出现困难，还有部分退休和失业人员的生活也有困难。2000年我国的城镇综合失业率为05％，2001年估计则会上升为74％。而随着下岗与失业的并轨，我国的失业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3）残疾人群体。由于其自身的生理缺陷，这一群体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就业困难，生活贫困。目前全世界大约有5亿多残疾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0％左右。我国有残疾人5164万。在残疾人群体中，有劳动能力或部分劳动能力的残疾人中的一部分人在福利企业就业，但是收入较低；而没有劳动能力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则只能依靠国家救济或家人抚养。据统汁，我国目前70％的残疾人的经济来源是靠国家救济或家人抚养。 （4）老年人群体。老年人群体是一种年龄弱势群体，也可以说是一种生理性弱势群体。其中，独居的高龄老人、无自理能力的老人更是成为明显的弱势群体。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到上个世纪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接近3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0％，中国人口老年化的速度之快，高龄人口之多，都是世界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个庞大的老年人群体主要依靠退休金生活，或者依靠家人实现保障。作为社会弱势群体，老年人群体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二、中国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政策 1、强化政府的社会政策支持。 （1）政府根据国家法律，建立必要的管理机构，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如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给予政策倾斜和提供公平就业机会等，并且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政府有责任以立法和制度的形式予以保障。在立法方面，要实现社会弱势群体保护立法的体系化，包括立法形式体系化和立法制度体系化。从广义上说，社会弱势群体立法保护体系由社会保障法、劳动法、妇女和儿童保护法、老年人保护法、残疾人保护法所构成。从狭义角度看，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是社会法的核心，在弱势群体方面发挥着基本法的作用。现在突出的立法任务是抓紧制订社会保险法，修改劳动法典，完善就业和再就业立法。在制度体系建设方面，社会弱势群体法律保护应围绕着权利保障展开，在机会、能力和物质帮助方面给社会弱势群体以保护。 （2）政府还要有其它社会政策对弱势群体提供政策支持。如美国政府的弱势群体保护行动是一项寻求推进社会公平价值的法律设计，公共机构通过对弱势群体保护行动的计划、政策和法律服从，承担起执行这些法律规章的责任。在实施过程中，不仅反对就业雇佣歧视，而且要求雇主、工会和就业咨询服务机构采取积极的行动步骤，通过准备和实行弱势群体保护行动计划，来减低社会中存在的弱势集团成员不能充分被代表或雇佣的状况。 2、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 （1）完善我国社会保险制度。社会保险，是保障公民因工伤、疾病、失业和年老收入减少或丧失时得到必要的物质补偿以保证基本生活所需的一项基本制度，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石。要完善保险立法以全面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是社会性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的关键一步。 拓宽工伤保险范围，保障农民打工者的权益。工伤保险的宗旨在于对因工伤或职业病致残而丧失劳动力者，给予工资补偿、医疗保健护理、伤残补偿及生活照顾。现实生活中，一些厂家在聘用农民工时根本就没有参与工伤保险，一旦出现了伤亡事故，便与农民“私了”，厂家逃避了责任，而带给打工者的可能是一辈子的苦楚。因此，立法应扩大工伤保险的范围，强制一切企业都必须参与工伤保险，以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完善失业保险制度，保障下岗失业人员基本生活。在立法中应确立起全面的失业保险体系。首先，我们要建立起一套完备的失业登记制度，明确标准，扩大范围，力争让每一位失业人员都能登记在册，减少“隐性失业”的人数；其次，我们要加强失业保险费的征缴，让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都负起责任，共同分担失业保险费用的缴纳任务，以防患于未然。 探索适合农村发展水平的养老保险制度。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养老的责任一直在于家庭，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许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如果让一对农村夫妇赡养四个以上老人，将会不堪重负，我们可以结合实际情况，试点探索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譬如在农村税收中提留养老保险费，初步建立起农村养老保险制度，使未来农村老人的基本生活能得到社会保障。 （2）完善社会救助法。社会救助，也叫社会救济，是指国家对于遭受灾害、失去劳动能力的公民以及低收入者给予物质救助，以维持其最低生活水平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制度是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的体现，社会救助的基本功能是济贫与救灾。在我国，“贫者”指广大城乡贫困者，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一群体的人数已达5000多万。救灾，主要针对自然性弱势群体而言的，据有关学者统计，我国每年因各类自然灾害受损的人口在2亿人以上，救灾扶助始终是一项任务。 （3）发展专门性社会福利事业，保障生理性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社会福利，是指国家和社会团体举办的、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之外的各种福利事业与公共服务。它包括公共性福利事业和专门性福利事业，其中后者是国家与社会对于生理性弱势群体的特别社会保障的体现。通过统一立法，真正体现社会福利的普遍性原则，逐步缩小城乡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的福利待遇差异，建立起统一协调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使社会弱势群体得到同等的对待，不但要在物质上，而且要在精神上真正满足“三无”人员的基本生活要求。通过强制立法规划，保障社会福利事业有充足的资金来源。（4）完善社会保障争议解决程序。当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权受到侵犯时，应当有简单快捷的法律途径获得救济，包括行政手段与司法手段。社会保障所涉及的内容通常与公民的基本生存权相关，如养老金、最低生活补助费等，在解决社会保障争议时，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境况，应当尽可能地使受害的弱势者能通过最简单便捷而且收费低廉的程序获得救济。用现行的司法程序法来解决社会保障争议，成本过高，不利于切实地保护弱势者的社会保障权。建议这类问题主要应通过行政手段来解决，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减免受害者的申请费用，只有这样，才能让弱势群体切实有效地得到社会保障。 3、发挥“第三部门”的社会支持作用 “第三部门”的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它以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为研究对象。90年代以后，在西方国家又兴起了一场创建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民众创建了各种团体、基金会和类似组织，它们以开展人道服务、促进基层社会发展、保障公民权利等长久以来似乎为政府所忽视的目标为己任”。它既不是国家机构，也不是私营组织，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和自治性等特征。第三部门可以填补政府机构与个人需求之间的空白，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服务与社会保障，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整合和公民的政治参与，可以“成为合作、关心、精神生活和智能创造的蓄水池”。新时期我国在建立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中，要大力发挥第三部门和社会志愿者的支持作用。如鼓励创建各种民间团体，设立基金会，以及发展专门为弱势群体提供支持、保护和服务的慈善机构。 在司法保护方面，必须解决一个突出的问题：诉讼成本过大的问题。弱势群体在经济上的贫困使其难于支付昂贵的诉讼成本，当权益被侵犯时因没有能力支付昂贵的诉讼成本而无法寻求司法的保护，如此司法对弱者的保护只是一种可能性却不能转化为现实性。所以加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司法保护就应该在简化程序和减少诉讼成本方面探索出路。国外的“小额诉讼”经验值得借鉴，同时要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为社会弱势群体寻求司法保护提供社会支持。 总之，能否有效地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和社会支持问题，使得他们都能够过上体面的生活，不仅事关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而且也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否实现长期高效有序的发展。因此，只有建立多层次、立体化的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从政策和制度上解决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社会保护问题，才能维护社会稳定，化解政治风险，促进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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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大学生占的比例越来越多，会有社会调查的任务，因为大学生可以谈恋爱了，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大学生在大学应该是好好学习还是谈恋爱呢？”这个问题，应该大部分大学生有发言权，除了这个，如果你想学习什么社团，学校没有的话，这样就可以发布一个“大学生活加入社团有什么好处？”“大学应该让大学生活多样性，增加社团的多样化”可以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如果学校饭菜不好的话，或者单一的话，就可以发布一个调研“是否应该增加饭菜多样化，窗口多样化”这样一个调研，我觉得都是很有必要的哦，可以进行问卷调研，更准确的反应结果，可以尝试一下。
党的十六大提出：“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根据这一精神，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宪法第十四条中增加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反映了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为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一、社会保障制度的概念、构成和重要作用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对社会成员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遭受灾害、生活困难等情况时，给予物质帮助的制度。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一般来说，社会保障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组成。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内容。 (一)社会保险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多渠道筹集资金，在劳动者暂时或者永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其他原因中断工作，没有经济收入或者劳动收入减少时，给予经济补助，使他们能够享有基本生活条件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从社会保险的项目内容看，它是以经济保障为前提的。一切国家的社会保险制度，不论其是否完善，都具有强制性、社会性和福利性这三个特点。按照我国劳动法的规定，社会保险项目分为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二)社会救济 社会救济，是指国家和社会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低收入者或者遭受灾害的生活困难者提供无偿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从历史发展看，社会救济先于社会保险。早在1536年，法国就通过立法要求在教区进行贫民登记，以维持贫民的基本生活需求。1601年，英国制定了济贫法，规定对贫民进行救济。中国古代的“义仓”也是一种救济制度。这些都是初级形式的社会救济制度。维持最低水平的基本生活是社会救济制度的基本特征。社会救济经费的主要来源是政府财政支出和社会捐赠。 (三)社会福利 广义的社会福利，是指国家为改善和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所提供的福利津贴、福利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总称。狭义的社会福利，是指国家向老人、儿童、残疾人等社会中需要给予特殊关心的人群提供的必要的生活保障。 (四)优抚安置 优抚安置，是指国家对从事特殊工作者及其家属，如军人及其亲属予以优待、抚恤、安置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优抚安置的对象主要是烈军属、复员退伍军人、残疾军人及其家属；优抚安置的内容主要包括提供抚恤金、优待金、补助金，举办军人疗养院、光荣院，安置复员退伍军人等。 社会保障制度是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否完善已经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社会保障工作直接关系到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关系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保证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稳定发展的大局。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健全，这方面的法制是否完备，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会产生直接的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 我国实行的是市场取向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公开、公平竞争的经济，实行优胜劣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竞争必然会造成一部分劳动者被迫退出或者暂时退出劳动岗位，带来本人及其家庭经济和生活的困难，需要国家提供生活保障。社会成员在年老、体弱、疾病、伤残、遭遇灾害等情况下，也需要国家提供物质帮助或者给予救济，以维持本人及其家庭的基本生活需求。市场经济还要求劳动力能够合理流动。为了免除劳动者的后顾之忧，促进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需要国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因此，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社会保障制度还是调控经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社会保障资金是通过国家立法由劳动者、企业、国家按法定比例筹集的。当经济发展、劳动者失业率下降时，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就会减少，从而减少社会需求的增加，防止通货膨胀的发生；当经济不景气、劳动者失业率增加时，社会保障基金的支出就会增加，人们的收入增多，进而刺激消费，从而拉动社会需求的增加。因此，社会保障具有平衡社会支出和需求、调控经济过热和过冷，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作用。同时，积累的社会保障基金，除用于消费外，国家还可以将其用于投资，这不仅可以使社会保障基金保值增值，还可以增加社会生产资金，扩大社会再生产，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因此，社会保障制度也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二)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 社会保障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的稳定器、安全阀。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对丧失生活能力、没有生活来源、失去劳动能力或者工作岗位、遭遇灾害的社会成员给予必要的物质帮助，保证其基本生活需求，增强其对社会的安全感、信任感，消除或者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并把社会保障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载入宪法，纳入法制化轨道，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维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缓和社会矛盾，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权和统治。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本质和最终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消灭阶级和剥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进社会福利，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到了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为了保障改革顺利进行、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尤其要高度重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改革和发展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公平的平衡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劳动者通过市场竞争获得收入。竞争必然造成社会成员之间收入的不均等，甚至收入差距悬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家通过强制力征收社会保障资金对社会成员收入进行再分配，这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市场竞争中因失业、疾病、自然灾害等原因导致的就业机会不均等，使他们重新获得参与竞争的机会；另一方面，可以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防止两极分化，减少社会分配的不公平，有利于实现公平与效率，维护社会公正。 二、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1951年2月，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是新中国第一部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法规，它确立了社会保险体系的框架，是以后四十多年实施企业职工社会保险制度的基本法律依据。此后，我国陆续颁布和实施了有关养老、医疗、工伤、扶贫救灾、社会福利和优抚安置等方面的规定，初步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内，对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国家政权、保障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养老保险方面，实行了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统一退休制度。在医疗保险方面，对企业职工继续按照劳动保险条例实行劳保医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在工伤保险和女职工生育保险方面，延长了休假时间，提高了待遇和标准。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基本停止。 改革开放以来，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我国重新启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失业保险方面，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在我国建立企业职工待业保险制度。1993年，国务院对《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作了修改，颁布了《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扩大了待业保险的覆盖面，并提出由企业缴费，建立待业保险基金，以保障企业待业职工的基本生活。在养老保险方面，1984年，国家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开始实行退休费用社会统筹试点，对市、县一级的国有企业按照“以支定收、略有节余”的原则，实行保险费的统一收缴、养老金的统一发放。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规定实行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职工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费用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并明确规定养老保险费实行社会统筹，先由市、县统筹再逐步过渡到省级统筹。 1993年，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五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并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以及政事分开、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按照这一原则和要求，我国开始着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养老保险方面，199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决定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相结合的养老保险制度，明确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由企业和个人共同负担，并决定在全国进行试点。在医疗保险方面，1995年，在江苏省镇江市和江西省九江市进行医疗保险试点，开始探索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199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关于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的意见》，把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试点单位扩大到38个城市。在工伤保险方面，1996年，劳动部发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2003年，在总结工伤保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布了《工伤保险条例》。在生育保险方面，劳动部于1994年发布了《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对生育保险的实施范围、统筹层次、基金筹集、保险费用支付等作了明确规定。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救济制度，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按照这一要求，我国大力建设社会保障制度，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主要表现在： 一是建立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997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统一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1998年，为了加大对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和调剂力度，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200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确定了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政策，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供了依据。目前，一个以基本养老保险为核心、包括企业年金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的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较好地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社会保障与自我保障相结合的原则，符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和国情。按照规定，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企业职工个人共同承担，用人单位缴费比例一般不得超过工资总额的20%，职工个人缴费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8%。单位缴费的大部分纳入社会统筹，其余部分和职工个人缴费全部记入个人账户，为职工个人所有。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组成，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发给基础养老金。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20%，从社会统筹部分支付；个人账户养老金为本人账户储存额除以120，从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中支取。《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方案》规定，用人单位缴费全部纳入社会统筹，不再划入账户。基础养老金标准由职工平均工资的20%调整到30%左右，个人账户规模由11%调整为8%。 二是建立了失业保险制度。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国开始建立失业保险制度。1998年，国家实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由国家、企业和社保机构共同出资，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失业保险条例》，逐步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与失业保险制度并轨，下岗职工陆续走出再就业服务中心，国有企业新的减员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保障基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负担，财政给予适当补贴；建立保障基本生活与鼓励再就业相结合的机制。按照条例规定，失业保险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单位缴费比例为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2%，职工个人为本人工资收入的1%，建立失业保险基金。 三是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9年，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明确规定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原则、保障标准和管理制度。条例规定，凡是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城市居民，都有权从当地政府获得基本生活帮助；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由市、县人民政府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费用确定；所需资金由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列入财政预算，纳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项目，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同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资助。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条保障线。 四是建立了医疗保险制度，并配套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按照“基本保障、广泛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的思路，改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并配套进行卫生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将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至城镇大多数从业人员。1998年，在总结医疗保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确定了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基本原则、基本政策和主要任务。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医疗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缴纳，社会统筹部分由用人单位缴纳，单位缴纳比例一般为职工工资总额的6%左右，个人缴费比例一般为本人工资收入的2%左右，用人单位缴费的30%左右划入个人账户，其余部分建立统筹基金。个人账户用于支付门诊等小额费用，统筹基金用于支付住院等大额费用。决定还要求，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实行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办法和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办法，解决超基本医疗保险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的医疗费用，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为职工建立补充医疗保险。 五是逐步完善工伤保险制度。国务院2003年发布的《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保险的范围、工伤保险基金、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工伤保险待遇、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条例规定，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都应当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工伤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的工伤保险费、工伤保险基金的利息和依法纳入工伤保险基金的其他资金构成；工伤保险费根据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的原则，确定费率，用人单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个人不缴纳工伤保险费；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进行治疗，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职工住院治疗工伤的，其所在单位按照本单位因公出差伙食补助标准的70%发给住院伙食补助费，经医疗机构出具证明，报经办机构同意，工伤职工到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所需交通、食宿费用由所在单位按照本单位职工因公出差标准报销。 同时，也要看到，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保障覆盖面还不够宽 从城市现有的保障范围看，大量的城市集体、私营和外商投资企业的职工、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和进城农民工仍未纳入社会保障范围，城市社会保障的覆盖面还远远不够宽。而在小城镇和广大的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大部分地区还是空白。 (二)社会保障基金筹措困难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统包统配的劳动力管理体制和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国家和企业承担一切保障。现在，正处于由“国家全部包揽”向“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的转变时期，由于思想观念、企业效益等多种原因，逃缴拖欠保费的现象严重。再加上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力度不够，对中央财政依赖性较大，一些补充社保基金的渠道尚未落实等原因，造成目前的社会保障基金筹措困难。 (三)多头管理、体制分散 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缺乏统一的设计和协调，缺乏整体性、规范性。社会保障的领导、管理、经办、服务、监督分散，形成了多头分散管理的格局。由于多头管理，政出多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决策和管理上的相互碰撞，有的地区矛盾相当尖锐。管理体制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 (四)失业保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些传统的耗能高、效益低、科技含量不高的产业受到了巨大冲击，失业人数显著增加。国家每年新增就业岗位远远满足不了失业人员再就业和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需求，失业保险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五)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提出了更高要求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正在加快，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与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同的是，中国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这对社会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我国现有的资金积累和保障服务功能尚不能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 (六)社会保障立法还不够完善 为适应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加强了有关社会保障制度方面的立法工作，国务院制定了《失业保险条例》、《工伤保险条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等行政法规，发布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决定。但是，还有一些社会保障领域的立法，如医疗保险、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社会福利方面的立法尚付阙如，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方面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保持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大计。这就要求我们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各项积极措施，按照“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资金来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目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一)坚持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完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进一步扩大企业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逐步将各种所有制企业职工都纳入基本养老保险范围，重点做好个体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和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工作。适当提高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逐步做实个人账户。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资金的机制，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以保证养老保险资金有稳定可靠的来源，最大限度地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的缺口，为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奠定基础。 (二)进一步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继续抓好直辖市、省会市和中心城市等大城市的医疗保险改革，拓宽医疗保险试点地区范围。完善医疗保险配套制度改革，强化医疗服务管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与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同步推进。 (三)继续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落实工作 继续全面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切实贯彻属地管理原则，将符合条件的城市困难居民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规范低保标准和保障对象范围，加大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财政投入。按照《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重点解决保障资金落实和保障对象核查工作问题，防止保障资金不到位、保障对象有遗漏等现象，切实保障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需求。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这三条社会保障线的衔接。 (四)完善社会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作为当代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性保障措施，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享受社会救助是符合法定条件的社会成员的一项基本权利，提供社会救助则是社会和国家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对城乡特殊困难的群众，要给予更多的关爱，切实帮助特殊困难家庭解决就医看病、子女上学等实际困难。完善农村“五保户”生活保障制度，确保供养资金。切实做好农村受灾地区税收减免和受灾群众生产生活救济等工作。关心和支持残疾人事业。 (五)加快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农村社会保障是我国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薄弱环节。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保障问题日益突出。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迫切要求加快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当前重点是加快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建设。 (六)进一步增强社会保险费征缴力度 完善社会保险费征缴法律制度，运用法律手段加大对各类参保企业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力度，提高保费征缴率，做到应缴尽缴；对拒缴社会保险费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各级政府要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和执法检查力度。加强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力度，严密防止、严厉制裁违法挪用、侵占社会基金的行为，确保社会保障基金的安全。
毕业论文是教学科研过程的一个环节，也是学业成绩考核和评定的一种重要方式。毕业论文的目的在于总结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成果，培养学生具有综合地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的全部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较为复杂问题的能力并使他们受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标题标题是文章的眉目。各类文章的标题，样式繁多，但无论是何种形式，总要以全部或不同的侧面体现作者的写作意图、文章的主旨。毕业论文的标题一般分为总标题、副标题、分标题几种。总标题总标题是文章总体内容的体现。常见的写法有：①揭示课题的实质。这种形式的标题，高度概括全文内容，往往就是文章的中心论点。它具有高度的明确性，便于读者把握全文内容的核心。诸如此类的标题很多，也很普遍。如《关于经济体制的模式问题》、《经济中心论》、《县级行政机构改革之我见》等。②提问式。这类标题用设问句的方式，隐去要回答的内容，实际上作者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只不过语意婉转，需要读者加以思考罢了。这种形式的标题因其观点含蓄，轻易激起读者的注重。如《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单干吗?》、《商品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经济吗?》等。③交代内容范围。这种形式的标题，从其本身的角度看，看不出作者所指的观点，只是对文章内容的范围做出限定。拟定这种标题，一方面是文章的主要论点难以用一句简短的话加以归纳；另一方面，交代文章内容的范围，可引起同仁读者的注重，以求引起共鸣。这种形式的标题也较普遍。如《试论我国农村的双层经营体制》、《正确处理中心和地方、条条与块块的关系》、《战后西方贸易自由化剖析》等。④用判定句式。这种形式的标题给予全文内容的限定，可伸可缩，具有很大的灵活性。文章研究对象是具体的，面较小，但引申的思想又须有很强的概括性，面较宽。这种从小处着眼，大处着手的标题，有利于科学思维和科学研究的拓展。如《从乡镇企业的兴起看中国农村的希望之光》、《科技进步与农业经济》、《从“劳动创造了美”看美的本质》等。
我们大学生们是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正在接受基础高等教育而还未毕业走进社会的人，作为社会新技术、新思想的前沿群体、国家培养的高级专业人才。大学生代表年轻有活力一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才。但是我们大学生们往往没有社会经验，所以大学时期往往会把毕业标准上面加上一条参与进行过一次社会调查，以此来增加大学生们对社会的认识，而不至于对社会是一种未知的状态。那么大学生们在进行社会调查的时候应该选择什么题目呢？在此列出以下几个供大家来进行参考：第一个，大学生们超前消费调查。大学生们往往都是含着金钥匙进入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特别是在进入大学之后，远离了父母们的视线，父母担心我们在外面的生活不方便往往会给我们很多生活费。但这也就有可能养成我们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甚至在之后有超前消费购买本不适合我们这个年龄段能够承受的东西。所以在超前消费调查中，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很多并且给予大学生朋友们建议，更加简单的用调查数据去劝说他人。第二点就是大学生们的熬夜情况调查。大学生们在进入大学后终于远离了父母的监控，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自己的时间，但这也就可能导致了他们无节制的挥霍自己的休息时间，用来进行娱乐活动，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熬夜情况调查可以让我们大学生更了解自己的情况，同时根据健康水平联系起来，可以让我们知道熬夜的危害。这同样也是一点可供调查的题目。像这种的题目多指有多，只要我们的调查有意义，任何的社会调查项目主题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