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报编辑部是学校的直属部门之一。其主要任务是在校长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学院学报》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具体职责如下： 一、坚持办刊方向，遵守国家出版法规，为提高教学质量、推动学科建设、增进学术交流、扩大学校影响等服务。 二、 在编委会的指导下，负责提出、确定本刊的指导原则和编辑方针并组织实施。 三、负责制定学报编辑部工作规程及有关条例并督促实施。 四、负责提交年度学报出版计划，研究、决定本刊的栏目和内容。 五、负责做好组稿、选稿、审稿、定稿、校对、出版、发行的各项组织安排工作。 六、负责安排来稿的登记、编号，及时向作者反馈处理意见，并做好保密工作。维护作者的合法权益。 七、负责来稿的初审，做好来稿的专家复审，常务副主编、主编终审，特别稿件编委会复核等组织工作。 八、组织编辑人员参加校内外的学术活动和业务进修，积极开展科研活动。不断提高全体编辑人员的人文素养和学术水平。 九、负责本部门业务信息的收集、整理、提供、报批、实施上网等工作；负责本部门年度档案收集、整理和建档归档工作。 十、完成学校领导或上级有关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编辑部工作岗位职责编辑部主任 （1）负责编辑部的行政事务及编辑出版业务的领导工作，包括工作计划制定、工作安排、召开编前、编后会及编辑部的条件建设、制度建设、印刷质量问题的把关等。 （2）协助主编组织召开编委会，组织评刊活动，收集编委、作者、读者对学报的办刊质量、栏目设置及编辑工作的意见，提出改进工作的措施。 （3）制定每期的编辑出版计划及终审、终校工作。 （4）负责分管栏目稿件的初审、送审及编校以及分管栏目的组稿工作及组织相关的专题讨论。 （5）定期召开编辑部工作会议，组织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 （6）负责对外联系及交流工作，组织参加上级主管部门和学会、研究会的有关活动。 编辑 （1）负责分管栏目的初审、送审及编校工作，以及分管栏目的组稿工作及组织相关的专题研讨。 （2）承担编辑部的通联工作。包括与出版局、质检中心、各数据库中心、学会、研究会的外联工作。 （3）承担编辑部的编务工作，包括来稿登记、稿费发放、财务报销及文书档案管理工作。 （4）负责维护学报（社科版）的网站运行以及数据库更新工作。 （5）负责学报的发行及交流。 （6）做好编辑部主任交办的其它工作
报社里的总编室主任，级别是中层干部正职。具体是什么职级，要看报社的行政职级。在我国，报社的行政职级分为中央级、省级（含副省级城市）、地市级等等。中央级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厅级；省级报社（含副省级城市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处级；地市级报社的总编室主任是正科级。报社总编室主任是重要业务岗位。其职责是在总编辑和副总编辑领导下，全面负责本报的编务工作，通常是报社编委会成员。报社的最高领导是社长（通常兼任党委书记），以下分别是总编辑、总经理、副总编辑、各部门主任、副主任、编辑记者、印务及后勤部门职工。
王德昭(1914年—1982年)，笔名丁主，嘉兴石佛寺人。幼年家境贫寒，在私塾读古文，插班入小学五年级，毕业后去布店当学徒。1930年夏，以自学初中同等学历考入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师范科。毕业后，由师友亲属资助，去北京入中法大学化学系肄业一年，然后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以写稿和翻译文章维持生活。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被当局拘捕。抗日战争爆发后，于1937年3月返回嘉兴，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后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合组临时大学，在湖南长沙开课，即自嘉兴辗转至长沙就读，并任《观察日报》主笔。不久，又由长沙步行至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完成大学学业。毕业后，曾在贵州任中学教员两年。1940年秋，至重庆《益世报》任国际版编辑。后又至抗日战争前线河南叶县，在汤恩伯军中任总部机要秘书，兼任三一出版社社长，并主办《中华日报》。1942年春，应国立贵州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1947年，应台湾师范大学之聘，任史地学系教授。1955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以一年时间获硕士学位。1957年回台湾师范大学任教。1962年，应新加坡南洋大学之聘，任历史系教授，半年后升任系主任，后又任文学院院长及校务行政委员等职。1966年秋，应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之聘，任历史系教授。1972年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兼中国文化研究所副主任。并曾兼任中文大学文学院院长，主编《香港中文大学学报》、《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77年退休后，仍在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指导研究生攻读高级学位及撰写论文。1980年夏，应南开大学之邀参加明清史讨论会；次年秋，又再度来北京参加辛亥革命70周年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王德昭勤于研读和著述，对中西历史、中西交通史都具有精深独到的研究。著作有《明季之政治与社会》、《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原归来》、《戊戌政变》、《各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国父革命思想研究》、《清代科举制度研究》、《文艺复兴》、《怎样教历史》等。译著有《中国美术史导论》、《西洋近代思想史》。1985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其遗著《从改革到革命》。
朱鸿林，〈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撰作经过与成书年代推考〉，《明清史集刊》1（1984年），页77-103。 朱鸿林，〈理论型的经世之学—真德秀《大学衍义》之用意及其著作背景〉，《食货月刊》（复刊）15‧3-4（1985年），页16-27。 朱鸿林，〈《熙朝名臣实录》即《续藏书》考〉，《大陆杂志》72‧6（1986年），页35。 朱鸿林，〈试论《熙朝名臣实录》冒袭《续藏书》缘由〉，《大陆杂志》73‧1（1986年），页35-37。 丘浚《大学衍义补》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影响) Ming Studies 22 (1986), 1- （美国科尔比大学的中国善本书藏）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1 (1986), 7-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反映的盛情学术偏见） The Gest Library Journal 2 (1987), 51- 朱鸿林，〈《永乐大典》纂修人考补〉，《故宫学术季刊》5‧2（1987年），页57-72。 朱鸿林，〈明人张翀《鹤楼集》介绍〉，《大陆杂志》75‧5（1987年），页7-9。 朱鸿林，〈《明史‧张翀传》补正〉，《大陆杂志》75‧6（1987年），页18-21。 朱鸿林，〈记宋懋澄《九钥集》〉，《汉学研究》5‧2（1987年），页559-565。 Chu, Hung- （小说《钟情丽集》作者考）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1 (1988), 71- 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杨联升、全汉升、刘广京主编，《国史试释—陶希圣先生九秩荣庆祝寿论文集》下（台北﹕食货出版社，1988年），页567-581。 Chu, Hung- （王阳明从祀孔庙的争议）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 (1988), 47- Chu, Hung-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Fifteenth C” （十五世纪的思想趋势）Ming Studies 27 (1989), 1- 裴德生、朱鸿林，〈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成为天主教徒试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页477-497。 朱鸿林，〈明代中期地方社区治安重建理想之展现—山西河南地区所行乡约之例〉，《（韩国）中国学报》32（1992年），页87-100。 朱鸿林，〈略论叶春及的功业和经世政论〉，罗炳绵、刘健明编，《明末清初华南地区人物功业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1993年），页153-164。 朱鸿林，〈明儒湛若水撰帝学用书《圣学格物通》的政治背景与内容特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62‧3（1993年），页495-530。 朱鸿林，〈郑经的诗集和诗歌〉，《明史研究》4（1994年），页212-230。 Chu, Hung- （黄佐与王阳明之会及知行合一之辨） Ming Studies 35 (1995), 53- 朱鸿林，〈丘浚《朱子学的》与宋元明初朱子学的相关问题〉，林天蔚编，《岭南文化新探究论文集》（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1996年），页63-79。 朱鸿林，〈《朱子学的》的流传与评价〉，《史薮》2（1996年），页177-198。（收入朱逸辉编《丘浚海瑞评介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页456-473。） 朱鸿林，〈《明儒学案》中之唐伯元文字〉，《国家图书馆馆刊》85年2期（1996年），页129-142。 朱鸿林，〈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5期（1996年），页167-181。 朱鸿林，〈元儒吴澄从祀孔庙的历程和时代意涵〉，《亚洲研究》第23期 (1997年)，页269-320。 朱鸿林，〈元儒熊禾的传记问题〉，《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页344-354。 朱鸿林，〈元儒熊禾的学术思想及其从祀孔庙议案〉，《史薮》第3卷（1998年），页 173-209。 朱鸿林，〈明太祖的孔子崇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0本第2分（1999年），页483-530。 朱鸿林，〈读张诩《白沙先生行状》〉，《岭南学报》新第1期（1999年），页625-628。 朱鸿林，〈国家与礼仪﹕元明二代祀孔典礼的仪节变化〉，《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9卷第5期（总166期，1999年），页73-84。 朱鸿林，〈从沙堤乡约谈明代乡约研究问题〉，南开大学历史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0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25-34。 朱鸿林，〈明代嘉靖年间的增城沙堤乡约〉，《燕京学报》新8期（2000年），页107-159。 朱鸿林，〈为学方案﹕学案著作的性质与意义〉，熊秉真编，《让证据说话．中国编》（台北︰麦田出版社，2001年），页287-318。 朱鸿林，〈文集的史料意义问题举说﹕并论明儒陈白沙文集的文本差异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73本第2分（2002年），页553-582。 朱鸿林，〈《明儒学案．白沙学案》的文本问题〉，《燕京学报》第15期（2004年），页157-190。 朱鸿林，〈丘浚《大学衍义补》及其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影响〉，朱逸辉编《丘浚海瑞评介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年），页272-287。 朱鸿林，〈二十世纪的明清乡约研究〉，《历史人类学学刊》，第2卷第1期（2004年），页175-196。（初稿为〈明清乡约研究的若干反思〉，载杨松年、容世诚编，《明清研究﹕现状的探讨与方法的反思》〔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6年〕，页150-） 朱鸿林，〈明儒陈白沙对林光的出处问题之意见〉，《文集》编委会编，《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页56-79。 朱鸿林，〈陈白沙的出处经验与道德思考〉，钟彩钧、杨晋龙主编，《明清文学与思想中之主体意识与社会——学术思想篇》（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页11-54。 朱鸿林，〈明太祖的经史讲论情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5期（2005年），页141-172。 朱鸿林，〈传记、文书与宋元明思想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2辑（总第82辑），页201-228。 朱鸿林，〈《四库提要》所见盛清学术偏见一例〉，《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总202期；2006年7月），页48-53。 朱鸿林，〈黄佐与王阳明之会〉，《燕京学报》新21期（2006年11月），页69-84。 朱鸿林，〈申时行的经筵讲章〉，〔台湾〕国家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编，《屈万里先生百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家图书馆，2006年），页509-533。 朱鸿林，〈刘基《春秋明经》的著作年代问题》，《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6卷第4期（2006年12月），页4- 朱鸿林，〈20世纪初越南北宁省的村社俗例〉，《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9卷第3期（2007年5月），页47-53。 朱鸿林，〈丘浚与成化元年（1465）大藤峡之役的关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47期（2007年11月）页115-134。 Chu, Hung- （学案类著作与儒学的为学方案）Chapter in Charlotte Furth, Judith T Zeitlin, and Ping-chen Hsiung, , Thinking with Cases: Specialist Knowledge in Chinese Cultural H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 244- Chu, Hung- （李时勉传记的史源：永乐十九年三殿之灾部份）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Volume 13, Number 1 (Spring 2008), 66- Chu, Hung- （嘉靖皇帝与其经筵讲官的互动）Chapter in David Robinson, ,Culture, Courtiers, and Competition: The Ming Court (1368-164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P 186- 朱鸿林，〈儒者从祀孔庙的学术与政治问题〉，清华大学历史系、三联书店编辑部合编：《清华历史讲堂续编》（北京：三联书店，2008），页 336- 朱鸿林，〈明神宗经筵进讲书考〉，《华学》第九、十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8月）, 页1367-1378。 朱鸿林，〈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史学集刊》2008年第6期，页35- 朱鸿林，〈高拱与明穆宗的经筵讲读初探〉，《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31- 朱鸿林，〈洪武朝的东宫官制与教育〉，王成勉编《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纪念牟复礼教授论文集》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9, 95- 朱鸿林，〈晚明思想史上的唐伯元〉，田浩（Hoyt Tillman）编《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页163-183。 朱鸿林，〈高拱经筵内外的经说异同〉，曾一民编《林天蔚教授纪念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9年，页127-138。 朱鸿林，〈明太祖对《书经》的征引及其政治理想和治国理念〉，朱鸿林编《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19-61。 朱鸿林，〈文献足征与文献阻征：从韩雍处置大藤峡事宜的一封奏疏说起〉 《文献》季刊2010年第2期, 页62-77。 朱鸿林，〈项乔与广东儒者之论学〉 In 曹凌云编《明人明事——浙南明代区域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页277-313。 朱鸿林，〈梁启超与《节本明儒学案》〉《中国文化》第35期（2012年春季），页95-112。 朱鸿林，〈明隆庆间李材所述广东西部地方乱状〉《新亚学报》第三十卷（2012年5月），页163- 朱鸿林，〈明太祖的教化性敕撰书〉，《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编，《徐苹芳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577-600。 朱鸿林、邓国亮，《地方史研究的文献问题：明代广西土官黄【王+厷】家族“乱凡四世”说的检讨》，《历史文献研究》总第3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页122-150。 朱鸿林，《〈明儒学案·曹端学案〉研读》，《汉学研究学刊》第三卷（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N 3）（2012年10月），页1-34。
刘殿爵祖籍广东番禺，1921年3月8日生于香港，父亲是诗人刘伯端（1887年－1963年），字景棠，任职华民政务司署文案，曾为粤剧花旦芳艳芬出版《燕芳词册》等作。 刘殿爵幼承庭训，后来入读英皇书院， 1938年获港府奖学金入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他在校内表现杰出，但香港沦陷后提早毕业，于1942年1月以一级荣誉文学士资格获颁“战时学位”，同期毕业的知名好友有徐家祥、余叔韶和黄丽松等。 刘殿爵战时曾在中国大陆服务，香港重光后，港府与英国文化协会设立“胜利奖学金”（Victory Scholarship），以纪念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 刘殿爵在1946年取得该奖学金， 乘坐“大不列颠号”（SS Britannic）到英国，入读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主修西方哲学，1949年再以一级荣誉资格毕业。 刘殿爵在学期间因在逻辑学方面表现优异，而获颁“逻辑奖”（Logic Prize），是格拉斯哥大学创校以来首位获奖的海外学生。 翻译经典毕业后，适值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扩充，刘殿爵在1950年获聘出任讲师，在远东部任教中文和中国哲学。 刘殿爵在1965年升任中国哲学高级讲师，至1971年高级讲师一位裁撤，他获任命为该校中文讲座教授，成为英国历来首位出任中文讲座教授的华人。 刘殿爵在亚非学院有不少门生，比如安乐哲教授（Professor Roger T Ames）和尤德爵士夫人彭雯丽（Pamela, Lady Youde）等。 在1959年，企鹅图书送来一份《道德经》英文译本原稿，让刘殿爵审阅，不过这份原稿由缅甸文翻译而成，内文多有缺失，结果在刘殿爵建议下，企鹅图书没有接纳这份原稿。 翌年，企鹅图书再送来一份修订本予刘殿爵审阅，惟稿件始终是译自缅甸版的《道德经》，翻译质素未能满足他的要求，刘殿爵遂决定自行翻译，经大约五年时间在1963年翻译成《道德经》英文版，后来再花七年时间在1970年出版《孟子》英文版，以及花近十年时间在1979年完成《论语》英文版，三大译作全部由企鹅图书出版。 刘殿爵翻译的三本中国经典著作造诣甚高，极具水平，获国际公认为标准英文译本，西方不少研究中国文史哲的学者，亦多以他的译作为研究必读入门，影响甚巨。 后来的邓仕梁教授认为，刘殿爵的译作风格受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年－1976年）影响，所以用字精炼澄澈，言简意赅，并以“秋水文章不染尘”一语赞扬他的译作。 另方面，刘殿爵翻译成《道德经》英文版时，西方刚好兴起嬉皮文化，《道德经》提倡“道法自然”的思想正好透过他的译作进一步向西方传播。 单是《道德经》英译本初版，截止1990年代初已在全球售出至少50万本。 为表扬刘殿爵在海外弘扬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香港中文大学在1975年特地向他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执教港中大刘殿爵在亚非学院后期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参与为清代音韵学家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增补标点和索引，以及为稿件作最后审查，有关作品后来由中文大学于1978年出版，并定名为《广雅疏证：新式标点》。 同年，刘殿爵结束在亚非学院二十八年的教学生涯，获香港中文大学礼聘出任中文系讲座教授，由此展开在中文大学多年的教学生涯。 在加入中文大学之初，香港正值第二次中文运动，刘殿爵亦发挥其影响力，在1979年将中文大学原有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重组为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并由他出任中心主任一职。 在1980年，中心获吴多泰巨款捐助，遂易名为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继续由他出任中心主任至2007年。 另一方面，刘殿爵又在1979年接替全汉升教授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主编，一任十六年，至1995年卸任。 刘殿爵在中文大学醉心学术研究，并多次公开表示不愿涉足大学行政工作，但他仍在1980年获推举当选为文学院院长。 在任内，他提倡取消大学学位试， 而在1983年卸任文学院院长后，他连同金耀基教授、杨纲凯博士、李金汉博士和廖柏伟博士获中文大学校长马临教授委任到一个特别小组，专门检讨本科生的课程结构。 小组在1984年提交报告，提出采用学分制、将必修的副修课程改为选修、以及加强通识及语文教育等三大项建议。小组的建议后来获中文大学教务会采纳，并在1986年至1987年度学年起实施，至于中文大学创校以来沿行的学位试则予以取消。粤语正音运动刘殿爵对粤语有相当研究，在中文大学任教时，也是1970年代后期粤语正音运动的最初发起人之一，正音运动提倡粤语的“正音”和“正读”，在当时引起舆论的热烈讨论。在1981年，时任香港电台台长张敏仪听取刘殿爵及宋郁文的意见后，向全台播音员发指引，要求将“时间”的“间”字读成‘艰’音，而非粤语习惯读成的‘谏’音。 刘殿爵指出，根据近代语言学家黄锡凌所著的《粤音韵汇》，“间”字旁边标记了两个音，一为‘谏”音，另一为‘艰’音，不过却在‘谏’音旁边再加小注，强调‘谏’音用于“间格”和“离间”等语，因此结论“时间”一语应读“时‘艰’”而非“时‘谏’”。 虽然部份如黄沾等的学者文人支持刘殿爵的建议，不过很多电台听众和报章评论则大表不满，批评他矫枉过正，徒添麻烦。 刘殿爵在同年12月再于《明报月刊》撰写〈论粤语“时间”一词的读音〉一文，为自己的主张辩护。 他除了引用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和宋代《广韵》佐证自己的说法外，又在文中声称“时间一直到三十年代后期还是读作时‘艰’”，读成“时‘谏’”是误读。 不过，刘殿爵的主张始终受到不少舆论质疑，也有报章舆论加以反驳，指早在二、三十年代，“时间”一语早已读成“时‘谏’”，因此循约定俗成的原则，不应将之读成“时‘艰’”。 由于社会上的争议不断，港台最终让步，不再要求播音员将“时间”读作“时‘艰’”。然而，社会上始终无法就“时间”的“正音”达成共识，学界仍一直就此存有争议。 刘殿爵有份在1986年草创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亦是该院院歌填词人之一。 自1986年至2005年间，刘殿爵是逸夫书院校董，1989年起任该院高级导师，2005年卸任校董后获任命为该院校董会高级顾问。 另在1988年，他复获港府委任为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委员。刘殿爵在翌年宣布荣休，但荣获香港中大校方终身聘任为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及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教授，同年他的母校香港大学向他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志其对中文和比较哲学等各方面的贡献。 荣休后的刘殿爵继续从事学术研究，除了重新修订他早年翻译的《道德经》、《孟子》和《论语》等作外， 他与陈方正博士在1988年获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拨款，为先秦两汉一切传世的文献电脑化，以设立“先秦两汉全部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后来改称“汉达古文献数据库”），同时又着手编纂《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而数据库则在1992年完成。 在1992年、1994年和1995年，他们再获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与香港研究资助局拨款，将魏晋南北朝的传世文献电脑化，并耗时多年，陆续出版成《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这些工作大大便利了中国文史哲方面的研究。 刘殿爵晚年退居香港中文大学校园，曾患肺癌，但后来治愈。在2010年初，刘殿爵因肺部感炎，多次入院接受治疗，虽然怀疑是肺癌复发，但没有带来很大痛苦。 在同年4月中，他再因呼吸困难入院，并要靠氧气罩呼吸，至4月22日病情恶化，不少师生好友均前来探望。 刘殿爵在2010年4月26日以89岁高龄病逝于沙田威尔士亲王医院， 他生前不娶，并无子嗣， 而遗作《淮南子韵读及校勘》则有待刊印。 刘殿爵的追思会在5月30日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举行。
刘殿爵（D C Lau，1921年3月8日－2010年4月26日1），香港著名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2早岁肄业于香港大学中文系，1946年赴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攻读西洋哲学。31950年起任教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70-1978年任伦敦大学中文讲座教授。31978年起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讲座教授，历任文学院院长、《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主编、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主任等职。31989年荣休后，嗣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及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教授。3刘教授精研哲学及语言学，治学严谨，翻译中国古籍，准确精练，其中《老子》、《孟子》、《论语》三书英译，为西方学者研治中国哲学必读之经典，被誉为译坛权威之作。1其他著述有《新式标点广雅疏证》、《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语言与思想之间》、《采掇英华》、《淮南子韵读及校勘》等。12010年4月26日，刘殿爵教授在香港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因病辞世，享寿八十九岁。
刘殿爵祖籍广东番禺，1921年3月8日生于香港，父亲是诗人刘伯端（1887年－1963年），字景棠，任职华民政务司署文案，曾为粤剧花旦芳艳芬出版《燕芳词册》等作。 刘殿爵幼承庭训，后来入读英皇书院， 1938年获港府奖学金入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他在校内表现杰出，但香港沦陷后提早毕业，于1942年1月以一级荣誉文学士资格获颁“战时学位”，同期毕业的知名好友有徐家祥、余叔韶和黄丽松等。 刘殿爵战时曾在中国大陆服务，香港重光后，港府与英国文化协会设立“胜利奖学金”（Victory Scholarship），以纪念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 刘殿爵在1946年取得该奖学金， 乘坐“大不列颠号”（SS Britannic）到英国，入读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攻读文学硕士学位，主修西方哲学，1949年再以一级荣誉资格毕业。 刘殿爵在学期间因在逻辑学方面表现优异，而获颁“逻辑奖”（Logic Prize），是格拉斯哥大学创校以来首位获奖的海外学生。 翻译经典毕业后，适值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扩充，刘殿爵在1950年获聘出任讲师，在远东部任教中文和中国哲学。 刘殿爵在1965年升任中国哲学高级讲师，至1971年高级讲师一位裁撤，他获任命为该校中文讲座教授，成为英国历来首位出任中文讲座教授的华人。 刘殿爵在亚非学院有不少门生，比如安乐哲教授（Professor Roger T Ames）和尤德爵士夫人彭雯丽（Pamela, Lady Youde）等。 在1959年，企鹅图书送来一份《道德经》英文译本原稿，让刘殿爵审阅，不过这份原稿由缅甸文翻译而成，内文多有缺失，结果在刘殿爵建议下，企鹅图书没有接纳这份原稿。 翌年，企鹅图书再送来一份修订本予刘殿爵审阅，惟稿件始终是译自缅甸版的《道德经》，翻译质素未能满足他的要求，刘殿爵遂决定自行翻译，经大约五年时间在1963年翻译成《道德经》英文版，后来再花七年时间在1970年出版《孟子》英文版，以及花近十年时间在1979年完成《论语》英文版，三大译作全部由企鹅图书出版。 刘殿爵翻译的三本中国经典著作造诣甚高，极具水平，获国际公认为标准英文译本，西方不少研究中国文史哲的学者，亦多以他的译作为研究必读入门，影响甚巨。 后来的邓仕梁教授认为，刘殿爵的译作风格受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900年－1976年）影响，所以用字精炼澄澈，言简意赅，并以“秋水文章不染尘”一语赞扬他的译作。 另方面，刘殿爵翻译成《道德经》英文版时，西方刚好兴起嬉皮文化，《道德经》提倡“道法自然”的思想正好透过他的译作进一步向西方传播。 单是《道德经》英译本初版，截止1990年代初已在全球售出至少50万本。 为表扬刘殿爵在海外弘扬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香港中文大学在1975年特地向他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执教港中大刘殿爵在亚非学院后期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参与为清代音韵学家王念孙的《广雅疏证》增补标点和索引，以及为稿件作最后审查，有关作品后来由中文大学于1978年出版，并定名为《广雅疏证：新式标点》。 同年，刘殿爵结束在亚非学院二十八年的教学生涯，获香港中文大学礼聘出任中文系讲座教授，由此展开在中文大学多年的教学生涯。 在加入中文大学之初，香港正值第二次中文运动，刘殿爵亦发挥其影响力，在1979年将中文大学原有的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重组为中国语文研究中心，并由他出任中心主任一职。 在1980年，中心获吴多泰巨款捐助，遂易名为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继续由他出任中心主任至2007年。 另一方面，刘殿爵又在1979年接替全汉升教授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主编，一任十六年，至1995年卸任。 刘殿爵在中文大学醉心学术研究，并多次公开表示不愿涉足大学行政工作，但他仍在1980年获推举当选为文学院院长。 在任内，他提倡取消大学学位试， 而在1983年卸任文学院院长后，他连同金耀基教授、杨纲凯博士、李金汉博士和廖柏伟博士获中文大学校长马临教授委任到一个特别小组，专门检讨本科生的课程结构。 小组在1984年提交报告，提出采用学分制、将必修的副修课程改为选修、以及加强通识及语文教育等三大项建议。小组的建议后来获中文大学教务会采纳，并在1986年至1987年度学年起实施，至于中文大学创校以来沿行的学位试则予以取消。粤语正音运动刘殿爵对粤语有相当研究，在中文大学任教时，也是1970年代后期粤语正音运动的最初发起人之一，正音运动提倡粤语的“正音”和“正读”，在当时引起舆论的热烈讨论。在1981年，时任香港电台台长张敏仪听取刘殿爵及宋郁文的意见后，向全台播音员发指引，要求将“时间”的“间”字读成‘艰’音，而非粤语习惯读成的‘谏’音。 刘殿爵指出，根据近代语言学家黄锡凌所著的《粤音韵汇》，“间”字旁边标记了两个音，一为‘谏”音，另一为‘艰’音，不过却在‘谏’音旁边再加小注，强调‘谏’音用于“间格”和“离间”等语，因此结论“时间”一语应读“时‘艰’”而非“时‘谏’”。 虽然部份如黄沾等的学者文人支持刘殿爵的建议，不过很多电台听众和报章评论则大表不满，批评他矫枉过正，徒添麻烦。 刘殿爵在同年12月再于《明报月刊》撰写〈论粤语“时间”一词的读音〉一文，为自己的主张辩护。 他除了引用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现代汉语词典》和宋代《广韵》佐证自己的说法外，又在文中声称“时间一直到三十年代后期还是读作时‘艰’”，读成“时‘谏’”是误读。 不过，刘殿爵的主张始终受到不少舆论质疑，也有报章舆论加以反驳，指早在二、三十年代，“时间”一语早已读成“时‘谏’”，因此循约定俗成的原则，不应将之读成“时‘艰’”。 由于社会上的争议不断，港台最终让步，不再要求播音员将“时间”读作“时‘艰’”。然而，社会上始终无法就“时间”的“正音”达成共识，学界仍一直就此存有争议。 刘殿爵有份在1986年草创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亦是该院院歌填词人之一。 自1986年至2005年间，刘殿爵是逸夫书院校董，1989年起任该院高级导师，2005年卸任校董后获任命为该院校董会高级顾问。 另在1988年，他复获港府委任为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委员。刘殿爵在翌年宣布荣休，但荣获香港中大校方终身聘任为中文系荣休讲座教授及中国文化研究所荣誉教授，同年他的母校香港大学向他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以志其对中文和比较哲学等各方面的贡献。 荣休后的刘殿爵继续从事学术研究，除了重新修订他早年翻译的《道德经》、《孟子》和《论语》等作外， 他与陈方正博士在1988年获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拨款，为先秦两汉一切传世的文献电脑化，以设立“先秦两汉全部传世文献计算机化数据库”（后来改称“汉达古文献数据库”），同时又着手编纂《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而数据库则在1992年完成。 在1992年、1994年和1995年，他们再获台湾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与香港研究资助局拨款，将魏晋南北朝的传世文献电脑化，并耗时多年，陆续出版成《魏晋南北朝古籍逐字索引丛刊》，这些工作大大便利了中国文史哲方面的研究。 刘殿爵晚年退居香港中文大学校园，曾患肺癌，但后来治愈。在2010年初，刘殿爵因肺部感炎，多次入院接受治疗，虽然怀疑是肺癌复发，但没有带来很大痛苦。 在同年4月中，他再因呼吸困难入院，并要靠氧气罩呼吸，至4月22日病情恶化，不少师生好友均前来探望。 刘殿爵在2010年4月26日以89岁高龄病逝于沙田威尔士亲王医院， 他生前不娶，并无子嗣， 而遗作《淮南子韵读及校勘》则有待刊印。 刘殿爵的追思会在5月30日于香港中文大学校园内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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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部部长 官大
现任总编：周跃敏，男，1958年7月生，江苏省苏州市人，高级编辑。1982年2月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新华日报社工作，先后任新华日报体育记者，扬子晚报文体部副主任、第一新闻部主任、经济新闻部主任，扬子晚报编委兼经济新闻部主任，扬子晚报副总编辑，新华日报社副总编辑。2006年6月，任新华日报社总编辑、党委副书记。原总编：周正荣同志：1995年7月—2006年6月任总编辑1997年7月—2006年6月任党委书记2001年8月—2006年6月任董事长2006年6月13日卸任。2002年12月，新华日报在整合原有版面的基础上，由10—12版增加到16个版 。这是自1995年以来的第三次改版。这是新华日报自1995年以来第三次改版。
编辑部部长和编辑部主任一个职务。叫法不同而已。没有编辑部这个职务。只有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