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性论文：我们是谁？威尔逊、一战与美国国家身份的重塑, 《历史研究》2009年第6期。（英文版刊于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31, N2, May 2010）在龙的映衬下：对中国的想象与美国国家身份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英文版With the Dragon as Foil: American Imagining of China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s National Identity发表于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29, N 4, Winter 2009。)试论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年第1期意识形态与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中国社会科学》， 2005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外交》2005年第8期全文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5年第4期部分转摘）（英文版Ideology and America's China Policy at the tim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 Reexamination of Acheson and the Question of Recognition发表于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26, N 3, Autumn ）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世界史》2003年第10期和台北联合报系的《历史月刊》转载）文化侵略与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两种评价范式辨析，《历史研究》2002年第3期华盛顿体系与中国革命：二十年代中美关系新探，《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十九世纪基督教在华的两种传教政策，《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其他论文：使种族和国际上的一切关系基督化：对一战的反思与美国传教团体内国际主义的兴起， 李灵主编：《现代化视野下的教会和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8月。美国的冷战意识形态：内容与作用， 《史学集刊》2011年第5期。美国的国家认同及其面临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4日。史学界的仁者和智者――悼念恩师杨生茂先生， 《史学月刊》2010年第7期。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 《史学集刊》201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0年第6期转载，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10年第7期转载）。新视角下的20世纪国际史――入江昭和他的《全球共同体》，《世界知识》2009年第6期。改革开放30年的中国美国史研究， 《史学集刊》2009年第2期。译序：对20世纪国际史的另一种解读，（美）入江昭：《全球共同体：国际组织在当代世界形成中的角色》，刘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中国文化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从历史的角度看中美关系，《观察与思考》（2007年第10期）杂志社采访《美国与中国》导读（合著），马抗美、刘斌主编：《百部人文名著导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自由主义于美国的国家安全观念：一个历史的考察，《西学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美国例外论与美国外交政策, 《南开学报》2006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国际政治》全文转载）莫让'美国遏制中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新京报》2005年7月3日一个文化国际主义者的学术追求和现实关怀：入江昭与美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代译序），入江昭著、李静阁译：《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试论美国外交史上的对外干预，《美国研究》2005年第2期洛克思想对美国人战争与和平观的影响，《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载《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博士硕士文库续编·历史学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伍德罗·威尔逊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再研究，《求是学刊》2004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5年第4期全文转载）大陆研究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主要范式述评，《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香港），第5期（2004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史主要研究范式述评，陶飞亚编：《东亚基督教再诠释》，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传教运动与中美关系：一个初步的阐释框架，徐以骅编：《宗教与美国社会》（第二辑），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现实关怀、中国特色与美国史研究，《史学月刊》2003年第9期（《新华文摘》2004年第1期转摘）中美关系史研究中两个问题的反思，《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2期后殖民理论与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1期美国的世界秩序观与东亚国际体系的演变（1900－1945），《东南亚研究》2003年第4-5期连载。（收入秦亚青主编：《中国学者看世界》（国际秩序卷），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美国：优越感根深蒂固，帝国论花样翻新，《环球时报》2002年4月15日学术创新与21世纪的世界史研究，《光明日报》2000年3月24日《历史周刊》美国政府对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的反应和政策，《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近代中西方关系，《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3期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运动与美国，陶文钊主编：《中美文化关系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试论早期美国人的中国观，庄建平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学――青年学者论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美国外交官对五四运动的认知和反应，《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中美关于粤汉路权交涉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鉴往知来：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试论林乐知的中西文化观，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城市改良，王旭等编：《城市社会的变迁――中美城市化比较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试论美国人中国观的演变，《世界历史》1998年第1期（《新华文摘》1998年第5期转载）。英美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会通，《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3期美国传教士与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思潮，《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传教运动与近代美国在华商业扩张，《世界历史》1997年第2期美国教会女学与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传教士与维新派，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晚清政府对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政策，《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传教士与洋务运动，《南开学报》1995年第4期晚清在华基督教教育团体述评，《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二十世纪美国在华高等教育事业（摘要），载中华美国学会编：《二十世纪美国与亚太地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现代出版社1993年版美国传教士与近代中国教育变革，《南开学报》1993年第5期近代美国在华传教运动述评，《历史教学》1991年第4期美国教会在华高等教育事业的考察，《学术季刊》1991年第3期美国教会在近代中国办学述论，《南开史学》1991年第2期专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2008年修订版。《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合著），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1904－1928）》，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20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没有，只是幻想
今生你们能做母子是前世、三世、或多世所结缘，亲人之间存在心灵感应，有的强有的弱——你母亲在离世之际中阴身还牵挂者出外打工孩子——可怜天下父母心。不过你不要悲伤，死是生的延续，生是死的开始；人的祸福无不是前世因果即天命所定；你若眷恋你的母亲可以在佛前发愿来生再聚会报答父母生育养育之恩，不过今世你得努力做个好人多修德行来世保证自己投生人道成为有本事人在经济上其他方面才能使自己亲人过上好生活。否则，你不修德行来世即便转世为人也是没有福人，母亲也不能跟你接什么光！还是一碗豆腐，豆腐一碗！【部分人局限当今科学，说人死如灯灭——以常人眼光洞悉宇宙，画地为牢以妄求妄！】
基督教研究室的主要任务和目标是从思想、历史与文化的角度，对包括新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在内的整个基督教做出全面深入的学术研究。主要开展的研究学科和领域包括：（1）基督教史；（2）基督教思想史；（3）基督教与社会文化的关系；（4）基督教在中国处境中的发展。该室与世界宗教所一道成立于1964年；已经取得了大量具有影响力的优秀科研成果，在国内保持着领先发展的态势和一流的学术水平，并在国际上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是国内历史发展最悠久、学科门类最齐全、专业研究最系统的基督教学术研究机构。一些著名的基督教研究学者譬如赵复三、郑建业、高望之、颜昌友、唐逸、卓新平、乐峰、任延黎、段琦等人都曾经为推动研究室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该室为中国社科院重点研究室。 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编辑部）成立于1979年，1997年改称世界宗教研究杂志社。截止到2011年，该社有成员9人，副编审3人。负责《世界宗教研究》（季刊）、《世界宗教文化》（季刊）、《中国宗教研究年鉴》的编辑出版。《世界宗教研究》，创刊于1979年，主编卓新平，副主编黄夏年。主要登载国内外学者的学术论文，介绍国内外宗教学研究动态和重要资料，是国内宗教学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性刊物。《世界宗教文化》，原（《世界宗教资料》，1994年改为现名），主编黄夏年，副主编李建欣。该刊宗旨是：介绍各种宗教文化知识，评析各种宗教大事和热点，探讨宗教理论教义的发展，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生，是一份面向普通大众和各种宗教信仰者的普及性、知识性的宗教文化刊物。《中国宗教研究年鉴》，主编曹中建，副主编张新鹰、黄夏年、于光，是国内第一部反映中国学术界宗教学研究的年鉴。全书分论述和资料两部分，是了解中国宗教及宗教学研究状况，查阅宗教动态信息的权威性参考书。现第一部1996年卷、第二部1997－1998年卷、第三部1999—2000年卷已出版。
1、《民国医患关系的演进与医疗行政体制的转型——以医事纠纷为中心的讨论》，负责人，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2、《华西教会新闻中的西部印象》，负责人，西南科技大学青年基金课题。（已结题）3、华西基督教中等教育研究，负责人，清华大学与美国三藩市大学利玛窦研究中心“基督教在华中等教育工作坊”专案子课题。（已结题）[span]4、《民国时期的医事纠纷研究》，负责人，西南科技大学博士基金课题。(已结题)[span]5、《近代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第三主研，国家社会科学一般课题。（已结题） [span]1、[span]《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上海报业治理整顿的历史经验研究》，主持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3CDJ004[span]2、《中国基督教文字事业编年史》，第三主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span]重大研究课题。（在研中）[span]3、《晚清西方音乐的中国历程》，第二主研，教育部青年社科基金。11YJC760121（在研中） 1、《华西教会新闻述评》，合撰，《宗教学研究》，2004年第1期。CSSCI2、《有关〈华西教会新闻〉出版时间与出版地点的考证》，《中华文化论坛》，2004年第2期。（核心）3、《关於华英书局与<华西教会新闻>》，《文史杂志》，2004（6）4、《中国现代社会心理与社会思潮学术研讨会综述》，合撰，《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6期。CSSCI5、《保路舆论形成的原因》，《西南交通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2期。6、《华西圣教书会的文字事工及其影响（1899─1919）》，《宗教学研究》，2006年第2期。CSSCI7、《立案前后:华西地区基督教会中学研究》，收《基督教与中国近代中等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8、《<华西教会新闻>中的西部印象及其形成原因》,《西南科技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年3期。9．《20年代四川基督教本色化运动》，合撰，收《中国基督教区域史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10、Book Review: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search on the Anti-Christianity Movement in China, 1922–1927,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V 1, N 1, August 2007, (Publisher: Taylor & Francis)11、《兄弟阋于墙：中国基督教本色化的困境——基於〈文社月刊〉和〈野声〉停刊之考察》，《中国史研究》（韩国），2008年10月。12、《教会大学与“地方认知”：基於华西协合大学立案的分析》，《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CSSCI13、《论民国时期对外籍医师的监管》，《历史教学》（高教版），2008年12月。CSSCI14、《保障医权：民国医师的职业忧虑与业务保障》，《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10月，CSSCI。15、《基督教方言赞美诗集出版述评（1818-1911）》，《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16、《五四前夕的体育观念史：基于毛泽东<体育之研究>的考察》，《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0年总100期纪念刊。17、《民国广告的自律与他律：以医药广告为中心的观察（1927－1949）》，《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10月第5期。CSSCI18、《基督教与西南边疆研究的近代转型》，《中国史研究》（韩国），总第71辑，2011年4月30日。19、《地方高校新闻专业多元化人才培养的探讨》，《四川省干部函授管理学院学报》，2011年1期。20、《堕胎非法：民国的“堕胎罪”及其司法实践》，《近代史研究》，2012年1月。 CSSCI21、《新的“明星”：民国广播播音员的职业生态与社会生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4期。CSSCI22、《民国医学精英造就“现代病人”的思想脉络与医疗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6月。CSSCI
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基督教团体，但侯孚允先生从未在会员中宣传过基督教，更未劝会员入过教。当时，白雪社成员前后数十人中没有一个信教，这种尊重个人信仰自由的精神是很非同凡响的！大家在信仰自由的环境中，还进行了许多革命活动。一位叫潘基的女士她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的与其夫陆禹一起做中共党的地下工作，同时，还包括吴少华、黄君硕、余谷似、张殿生、张维新、白永泉。一个只有几十人的白雪社就有这么多中共党的关系，这么多人参加革命是很不寻常的。但这也不奇怪，当时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城工部部长的刘仁非常重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他认为：这是党团结与争取胜利的一个非常好的活动场所也给予了很大帮助。在白雪社的半公开革命和进步活动中有两件事，一是：1945年底组建的“星海合唱团”，另一个是：1946年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的“白雪壁报”。1945年秋，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话剧二队中的队员邬席零，解枫（华芳）到北平与周力等商谈，想在北平建立一个合唱团，开展革命歌咏活动并由白雪社张殿生出面组织并成立。当然星海合唱团的成立也是征得侯孚允先生同意后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展开的。“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也参加了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后因当时国民政府的干预下，侯孚允先生不得已建议转移到北京大学的小礼堂进行。“白雪壁报”也是在这个时候面世的。曾出过《白雪杂志》是由个人把作品抄写好，交给白雪社白永泉合订然后大家传阅。这时，北平各大专院校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许多壁报，白雪社不甘落后，也刊出了“白雪壁报”。作为北平市壁报联合会的发起单位之一参加了“壁联”。“壁联”在学生的民主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压力下，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白雪社的“白雪壁报”停刊。据白雪社张殿生（陈英茨）回忆在1949年，解放前担任白雪社的社长有张维薪，孙泽龙等。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前后，团结了以当时北平艺专的艺术青年，参与到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当中，并以行动实践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双百”方针做出了贡献。在侯孚允先生的倡导下，举办了各系列讲座延聘社会知名人士及学者。讲座从1949年4月6日沈均儒先生演讲《人民的和平》开始，至1958年7月，每星期只举行一次，不曾间断。在解放后的十年中，共举办500余讲，讲员400余人次，听众约计15万人次。讲员多为知名人士，如大家熟悉的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章伯均、黄炎培、楚图南、徐悲鸿、矛盾、钱三强、曹禺、郑振铎、老舍、费孝通、吴晗、雷洁琼、邵力子、马寅初、周扬、田汉、吴晗、胡风、侯仁之、吴学谦、孙启孟等学者和知名人士。1996年7月9日《北京晚报》的“居京琐记”登载了著名漫画家毕克宫先生一篇《忆建国前后学者讲座》，文中讲：“……米市大街基督教青年会常举办周末学者讲座。正在求学的我，每得消息，必跑去领入场券，惟恐迟到一步失去机会。……事隔几十年，我仍然十分怀念和感谢那些讲座，……。”由于讲题广泛，水平高，很有吸引力，对帮助青年了解新社会，树立新的人生观、道德观、艺术观，提高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积极作用是难以估量的。1966年5月16日，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并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一起“白雪社”的日常活动全部停止。198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事工工作，侯孚允先生不顾自己年事已高，精神矍铄、鹤发童颜，以满腔热情忘我的精神骑车穿梭于大街小巷与老朋友联络，宣讲党的新政策，召唤老朋友再聚首，重新恢复了白雪社改名称为白雪美术研究社，由德高望重的天津美院教授，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穆家麒出任社长。北京基督教青年会恢复工作后，美、英、加拿大、日本等基督教青年会以及香港基督教青年会，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代表团纷纷来北京访问，为了增进友谊，白雪美术研究社分别赠送了书画作品留念，更与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建立了联系，1987年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丙寅书画会”举办展览时，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白雪美术研究社应邀作品参展，引起香港各界的重视，香港几家报纸在报道中说：“这是一次南北画家的联合画展，风格各异，别具特色”。从1986年起在时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副总干事侯孚允、于新粒、李保恒牧师等主导下，穆家麒、田茂蕤、郭梅萍、吴廷萱等骨干组织了会员成功举办了白雪美术研究社第一届《圣诞美展》，以后每年十二月都要举行一次。每年十月份举办《北京风光画展》，在社会中都起到良好的反响。1988年6月1日，原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宗教局副局长赵书向白雪美术研究社为亚运会捐赠书画入选的艺术家们颁发了荣誉证书，对白雪美术研究社的未来发展等问题发表了热情的讲话。1988年为了庆祝龙年的到来，白雪美术研究社举办了“龙的传人画展”，展出国画、油画、水彩、书法等作品80余件。北京电视台提前录了像，正月初一上午十时向全市播发，新华通讯社进了采访并向香港发了传真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强调了“以艺会友、联系友谊、陶冶身心”及“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基督精神，开展了各类艺术活动。白雪美术研究社这支“画坛中的小花”在各级领导关怀和帮助下，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传播大众文化中起到应有的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为符合新形势和要求，2000年正式更名为“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白雪美术研究社”。并在北京市民政局社团管理办公室从新正式备案。时任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会长李保恒、总干事蔡葵提名经董事会批准，罗敏先生为社长。自2000年至今，历经13年的发展，“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白雪美术研究社”吸收了大批国内外艺术家和在北京的职业艺术家加盟，活跃在中国当代美术的前沿。目前，拥有2000平方米的展厅、画室和雕塑创作基地。 2000年至今社长：罗敏副社长：刘庆利、潘毅群、徐国华、台双垣、杨雪、赵可颖秘书长：荣镕副秘书长：侯林蓉、张克静、刘曼华会员部主任：荣镕办公室主任：郭仲海国画书法艺术委员会主任：刘庆利油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孙正宁版画艺术委员会主任：田力雕塑艺术委员会主任：潘毅群漆画艺术委员会主任：徐国华顾问：(按姓氏笔划)王复羊、王成喜、王明明、吕浩材、刘炳森、刘春华、李滨声 李林琢、杜大恺、赵 书、 郑山麓、崔振国、 郭建勋、曹春生
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 一、丰富多采的佛教 各派佛学的百家争鸣。欧阳渐是唯识学巨擘，他以印度的瑜伽系佛学为准绳，推崇虚妄唯识宗，但对华严、般若、涅盘诸学也有深入的研究。《竟无内外学》二十六种是其代表性著作。太虚是出家新派的首领，基思想融贯中西学，崇尚真常唯心系，著有《道学论衡》、《楞严摄论》、《楞严研究》、《起信论研究》、《觉社丛书》、《佛乘宗要论》、《唯识新论》、《维摩诘经讲义》等佛学书籍。月霞是华严宗的代表，对传统华严系佛学如杜顺的法界观及法藏、澄观的著作都有研究，经常赴各地讲授《楞伽经》、《维摩经》、《华严经》。有《维摩经讲义》等书存世。弘一将南山律宗发扬光大，对佛戒律之学研究最精，著有《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南山律在家备览要略》等佛籍。谛闲组织观宗学社、弘法研究社弘传天台宗教义，著有《圆觉经讲议》、《大乘止观述记》、《教观纲宗讲义》、《金刚经新疏》等。谛闲弟子倓虚、道阶、默庵也积极地宣讲天台宗。印光为净土宗第十三祖，在他的大力弘传下，该宗在佛教界影响很大，归依弟子遍及海内外。著有《净土决疑论》、《印光法师文钞》等。禅宗的代表人物虚灵积极主持南华、云门等道场，宣讲禅学，力图保持该宗的影响。各派人士学纷纷创办自己的刊物，宣传自己的教义思想。 当时著名的佛教刊物有《潮湿音》（注释：为民国最著名的佛教刊物，创刊于一九二0年一月，太虚、唐大圆等人曾为其编辑。该刊内容丰富，中外、新旧佛学一并介绍，尤大力倡导佛教革新。一九四九年四月在大陆停刊，共出版地下十卷。）《佛化新青年》、《佛学月刊》、《佛学丛报》、《觉群周报》、《中国佛教季刊》、《现代佛教》、《正信》、《世间解》、《觉有情》、《佛海灯》、《佛佛周刊》、《人间觉》、《圆音月刊》等几十种。 现代佛教团体的组建。一九一二年，敬安、道阶等僧人发起成立了中华佛教总会。一九二九年，中国佛学会成立，太虚为会长，不仅吸收佛徒参加，而且吸收不信佛但又研究佛学的人士参加。该会定期举办佛学研究、座谈会。一九三0年，太虚、圆瑛、谛闲等人在上海召开全国佛教会议，成立中国佛教会，以之为全国佛教的最高机构，但不久新旧两派失和，该会名存实亡。总的说来，民国时期，全国各省区都建立过佛教协会等现代团体，起了一些作用，但未能发挥大的功用。 佛教教育的现代化。民国佛教界受西方、日本新式教育的影响，开始对佛教徒进行现代学院式教育。全国各地，由出家僧和居士创立的佛学院为数不少，最著名的是欧阳渐创立的支那内学院和太虚创立的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一九二二年成立于南京，办学宗旨为“阐扬佛学，育材利世”。设教学、研究、述译、考验等学科，及刻经、宣传、藏书等事科。学样成立头五年，著重于教授学生法相、唯识要典；倡导居士右以住持佛法，奠定居士道场之基；编印唐代唯识学著作。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年著力于整理佛典，编《藏要》三辑，共三百余卷，收佛典五十余种。一九四0年编印《精刻大藏经》，一九五二年停办。共培养学生数百人。武昌佛学院成立于。一九二二年，开设有法相唯识学、传统佛学、中国哲学、西洋哲学等课程，一九三二年学院设立了世界佛学苑图书馆，藏书二二四二八种。学院的学生可以自由地研习各派佛学教义和科学、哲学、外文等新知识，并将其融汇贯通，以期养成学通中西、富有革新精神的新一代佛教人才。武昌佛学院因其独特的办学风格而很快名震全国，成为僧学子们的向往的之地，为僧教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在太虚、欧阳渐等人的带动下，各地佛学院纷纷成立，较有影响的有闽南佛学院、江南佛学院、法源寺佛学院、河南佛学院、汉藏教理院、华南佛学院、华严大学、极乐寺佛学院等。这其中有的为革新派创立和主持，有的是由月霞等守旧派建立的。 佛教界还派人赴德国、日本、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留学，学习古印度佛学、密宗、小乘佛学及梵语、巴利语等。其中学成回国并较有成说的有持松、显荫、王弘愿等人。 上海还成立了佛学书局，专门印行佛书。佛学热使其他非专业书局也纷纷印行与佛有关的著作，如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等。 佛学研究的兴盛。先谈佛教界旧派对佛学的研究，具体而言，是指禅、天台、华严、净土、律诸宗人士及其团体地传统佛学的研究，成果颇丰，出版了一批专著。研究范围涉及《大乘妙法莲华经》、《楞严经》、《金刚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地藏经》、《梵纲经》、《心经》、《四十二章经》和《大乘起信论》等。 太虚新派的佛学研究。大虚的弟子中，法舫研究小乘佛教，大勇研究密宗，至于印顺，在印度大小乘佛学的澄清疏解方面，当时少有人能与之并驾齐驱。他把大乘佛教分为性空唯名、虚妄唯识、真常唯心三系，认为性空唯名系最权威、最究竟，这就与其师太虚的观点有根本的不同。印顺的观点得到了世界佛教研究界认同。印顺著述颇多，有《般若经讲记》、《大乘起信论讲记》、《佛法概论》等四十余部佛学、佛学史著作。 居士的佛学研究。这又以欧阳渐、吕澄、王恩洋、韩清净等人为代表。吕澄精通日、英、梵、藏、法、德等多种外语，对印度古佛学、中国传统佛学、藏学都有深入的研究。著有《中国佛教源流加重讲》、《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因明纲要》、《西藏佛学原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等。王恩洋研究唯识学，著有《佛法概论》、《八识规矩颂释论》等书。韩清净是北京三时学会的主持人，也是唯识学大师，撰有《瑜伽师地论科积句披寻记丛编》等。另外，梁漱溟年轻时笃信佛教，曾以居士的身分对佛教进行过研究。 梁启起对于佛学研究，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他在研究中，坚持历史学的考据、辩伪方法：注意地理与佛学的关系；注重整理、研制佛典，特别是原始佛典；把目录学引入佛学研究，强调佛教经录的价值。其研究成果颇丰，著有《饮冰室佛学论集》等。 陈垣对于佛学的研究，主要在佛教史方面。著有《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明季滇黔佛教考》、《清初僧诤记》等书，见微知著，明察秋毫，在学术界颇受推崇。 汤用彤著有《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印度哲学史略》等书，在佛教史研究上享有很高的地位。 胡适动用西方及乾嘉的治史方法研究禅宗，对禅宗史颇有研究，对禅宗人物、典籍也很能了解，考证出《六祖坛经》是伪经。但也没有自己的对于佛教大义、佛教整体特征等的宏观认识，而之怕以会如此，按耿云志的话来讲，就是“他的著眼点和用力处不在佛教的教义和禅宗的禅法透解，而重在揭示历史”。胡适本人后来则乾脆说：“我必须承认我对佛家的宗教和哲学两方面皆没有好感……禅宗佛教里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矫饰和装腔作势（注释：转引自耿云志《胡适说禅》，东方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王月版。）。” 民国佛教繁荣的又一个表现，是佛学与西学的交涉、交融。在这一问题上，有关各方也是百家争鸣。在佛学与科学的关系上，既有“科学为本论”，又有“佛学超科学论”、“佛学统摄科学论”；在佛学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新思潮的关系上，佛教界人士一方面肯定后者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指出其不足，并在对比了佛家和世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观后，总结指出：佛家所说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要比世人所言高明得多。世人所言“根于权利，故其所豫期者，不必能实现，而先已召乱”，而佛家所言“根于心性，故其果报也，得涅盘大乐；而其华报也，善人满地，世成吉祥”。因此人类要获得真正的现代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只有“宏扬佛化，随顺佛心”（注释：邢定云<现今文明生活之彻底的观察及提倡佛化之必要>，《佛化新青年》第一卷一期，一九二三年二月。）。 在佛教与基督教的关系上，内部存在的教徒素质不齐、因人损教等问题相近，所面临的顺时代、改革图存、振兴自身等任务相似，因而也有所交流，甚至发生争执辩论。两教各有一些人撰文，对比评论双方的教义、思想。结总起来，共有四种代表性论点，即“佛耶相同论”、“佛耶相异论”、“佛耶同异兼具论”、“佛耶取长补短论”。尽管大家意见不一，但有一点是佛教界多数人士承认的，即基督教有三个长处值得佛教界学习：不离世间，建设人间宗教，以革命的精神来阐发教义；厉行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关于这些，我们在后文将详细论及。 民间佛教。当时禅宗、净土寺在民间最为流行，因为这两宗的说教和成佛方法最简宜。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阿弥陀佛和弥勒佛是一般民众最崇信的佛教人物。 民众拜佛的主要形式有烧香、叩头、吃素、念佛、上供、施舍、许愿还愿及自发参加各种佛教节日，如阴历四月初八的佛诞节、二月十五的佛涅盘节、七月十五的盂兰盆节等。这些活动因人因地而稍有不同。如吃素，有的人长年吃，有的人则分期吃。一些人吃“观音素”，“自二月朔持斋，至是日（十九日……六月、九月朔至十九日，皆如是”（注释：极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第四五页。） 吃素、念佛、上供多是在信徒家中进行，而烧香、叩头、施舍、许愿还愿等大一些的佛事活动则多在寺庙中进行。当时寺庙把这些居士分为三六九等，对于官员、富人，多由方丈新迎，并好吃好住好招待，亲陪上香，亲受施舍。而这些人每次到寺，也刻意讲排场，摆阔气，为显示自己，也每每出手大方，施舍寺庙银钱，特别在还愿更是如此。对于一般信徒，“则是任其来往，称为是‘随喜群众’，只有寺内一般执事招待”（注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二0七页，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0年版。）。 信徒到寺庙叩头、烧香、拜佛，一般是遇到大事、难事。他们认为观音菩萨心肠最软最好，所以重点参拜观音。信徒们“群往（寺院）拈香顶礼，尤以妇女为盛。多有联集观音会，醵资为礼神用费、热闹极盛”（注释：胡朴安《中华全民风俗志》下篇卷七，第一四页。）。 寺庙中的和尚、比丘尼从事的社会性质的佛事活动主要是为信众做水陆佛事、吉祥道场或荐亡道场，总称水陆道场。地点可在寺庙内，也可在信徒家。水陆道场费用大，用人多，一办就是七天，“迎神请鬼，普济孤魂，昼夜不断，经声佛号，钟鼓齐鸣，真是别有洞天”（注释：《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辑，第二0三页。）举行这种佛事活动的信徒，有的是为了追悼逝去的亲人，使共超升西方极乐世界；有的是为自己延年益寿，求福免难。 最热闹的佛事活动多发生在佛教节日里。除隆重的纪念活动外，还要举办打七、念佛、念经、拜忏、祝愿等活动。因为是佛的节日，所以信徒们格外虔诚，纷纷向寺庙捐钱捐物，还要举行仪式。最隆重的仪式叫“十供养”，又名“十献”，即献香、献花、献灯、献花、献灯、献涂、献茶、献宝、献如意、献衣等。其中以“献宝”为最表诚心。所献之宝，计有金无宝、金戒指、金手镯、裴翠饰品、玉石饰品、银具、珍珠、玛瑙等，至于金钱布施就更多了。 二、基督教的中国化潮流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对名种宗教一视同仁，基督教在中国遂有了惊人的发展。以新教为例，一九0六年，教团有八十二个，宣教师有三、八三三人，信徒十余万人。一九一三年，宣教师就增于五、三九四人，信徒则达二四五、九五九人。到了一九三五年，全国新教教会有七二八一个，信徒达百万余人（注释：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七页，正中书局一九八0年九月版。）。而天主教徒在一九三六年约有二百八十万人（注释：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第三二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四月版。）。天主教、新教各教团，除积极传教外，还致力于各种社会事业，如办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孤儿院，设医院、书局、救济所等等。 据一九三七年的统计，是年教会男子中学有一百所，女子中学有九十五所，男女合校的中学有五十四所，共计二五九所，学生五万余人。教会大学有十五所，为上海的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沪江大学、北京的燕京京大学、辅仁大学，济南的齐鲁大学，南京的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苏州的东吴大学，成都的华西藏自治区协和大学，杭州的之江大学，武昌的华中大学，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广东的领南大学。教会书局有一三0家，仅一九三五年就出版基督教丛书四千余种，教会期刊也为数众多，抗战前史文杂志有二一一种，英文杂志有二十七种，合计总数为二三八种。教会医院及诊疗所一九三七年达二七一家。虽一方面，中国的自治教会，也逐渐增加并不断发展，终至遍及中国各地，还远及海外，使中国基督教呈现出日益“中国化”的特点。 民国时期基督教不断“中国化”，确实是该教的一大特点。由于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现状，以及其他一些不利因素，直到一九四九年这一进程也未完成。谈到导致这一历史现象产生的因素，很多学者都把它归经为反帝爱国运动的必然结果。而实际上，基督教的“中国化”，是中国民众斗争和外中传教士及其领导机构适应中国形势的变化转变策略的双重结果。这一进程的速度、规模、深入程度都受两个因素既妥协又斗争的具体情况的影响，五十年代初，基督教最终的彻底的中国化，则是以实力为后盾的第一个因纯素完全压倒了后一个因素的结果。 先谈天主教的中国化。 民国建立以后，中国民众的民族意识日益高涨，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思想也日渐深入人心。面对这种形势，罗马以天主教会做出了中国教区的天主教本土化的决定，以求得天主教在中国的继续生存和发展。一九一九年，教皇本笃十五世明令，“由于天主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不是外国的，因此，每一个国家应当培养它本国的神职人员”（注释：德祖贤《天主教会在中国》，第六五页，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四年版。），中国的天主教地必须尽快起用中国人做神职人员。一九二二年，新教皇庇护十一世继位不久，就派刚恒毅为教皇特使出中国，具体实施天主教“中国化”的计划。 一九二四年，刚恒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中国教区第一届主教大会，提出必须迅速使天主教会中国化。大会决定重化中国教区为十七个大教区，即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河北、东北、蒙古、湖北、湖南、四川、江西、浙江、广东、福建、苏皖、黔桂滇、甘肃教区。大会还强调必须加速培养、提拔中国籍的主教。 一九二六年，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教皇庇护十一世为来自中国的六名神甫举行“祝圣”仪式，提升他们为主教。这六人是胡若山、朱开敏、赵怀议、孙德桢、成和德、陈国砥。一九三三年，教皇再次为崔守恂、李容兆、樊恒安三位中国神甫“祝圣”，任其为主教。到一九三六年，做主教中国天主教人士已尼达二十三人。 与引同时，在梵蒂冈的坚持和有意培训提拔下，中国教区的中国籍神甫和修女的人数也大大增加。民国初年只有数百人，到了一九三三年，已达到五千余人。 在天主教中国化的过程中，罗马教皇十分注意取得中国政府的支持。在北洋军阀时期，教皇的特使恒毅就与曹锟等人有密切的往来，对其表示拥护，以换取其对教会在中国利益与行动的保护。在蒋介石执掌常国政权并在宋美龄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后，尽管蒋并非天主教徒而为新教教徒，但教皇庇护十一世仍感高兴。一九二八年八月，庇护十一世向中国教区下了圣谕： ……圣父的旨意是：希望天主教各修会对中国的和平、幸福和时步作出贡献。按照我先前于一九二六年六月十五日颁发的文件，现在重申：天主教宣告、教训和劝导它的教徒们要尊敬和服从中国合法组成的政府，要求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徒们在法律保护下享受自由和安全。 作为传教事业的公社圣父命令：中国各教区的主教们，要组织和发展天主教的行动，以使男女天主教徒，特别是可爱的青年教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福音的神圣而有益的原理常使人们知道，使中国更加伟大，并协助主教和神甫们传播基督的恩泽，用其督的慈善事业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注释：《教务杂志》，一九二九年一月。） 天主教会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其“中国化”的政策，也确实换来了蒋对教会的重视和保护，考虑到民国兵荒马乱的现实，这种保护的意义是不而喻的。当时，军队占住寺院和道观是很常见的现象，而教堂因为国民政府明令禁止驻军，严禁军队骚扰，教会的财产和日常教务活动都其本能得到保证。 下面介绍新教及其“本色教会”。 新教教会在华教务策略的转变，始终一九二二年新教各差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大会提出了“本色教会”的主张，对其含义，大会的宣言做了阐释，“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呈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推扩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转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注释：《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一九二二年。）。 在这一策略指导下，“本色教会”的倡导者们，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诚静怡等人主张基督教由中国人“自养”、“自汉”、“自传”，要使中国基督教从形式、人事、思想上逐步实现中国化，一方面发挥中国信徒的作用，使其担负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消除掉基督教是洋教的恶名。他们建议盖中国建筑式样的教堂，也过中国的传统的节日，用中国民族曲调唱赞美诗，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婚丧礼仪，培养中国籍主教神甫等。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出现了民族化的教堂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宗教仪式。各教会大学的校长也换成了中国人。基督教学者赵紫宸、吴雷川、韦卓民等人还选写出版了论述基督教与另文化关系的著作，力图沟通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使二者相融合。但由于事实上教会的利益外国在华的整体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列强在华利益既不能由中国人“自有”，其教会也就不可能让中国人真正自主，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始终未实现“三自”目标，基督教也未摆脱洋教之名。 天主教和新教“中国化”策略的出台，是与中国众的爱国民主斗争的日益高涨有较为密切的联系的。除了人们熟知的五四运动、五卅运动、非基督教同盟运动等对外国在华教会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爱国斗争外，基督教界中国教徒的斗争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我们接著介绍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 早在十九世纪七0年代，广东基督教徒陈梦南就提倡另教徒应自主传教，自理自立，并发起成立华人宣道会，为中国基督教自立运动之始。民国成立后，中国教徒建立的自立教会越来越多，一九二0年有八十多所，一九二四年有三百十多所，一九四0年有六百多所，抗战胜利后则达到一千余所。不仅遍及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辽宁、陕西、山西等省，而且远播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日本、美国等地。其中较有名的有“教会聚会所”、“中华基督教会”、“福音堂”、“真耶苏教会”等（注释：邵玉铭《二十世纪中国基督教问题》，第八二～八四页，正中书局一九八0年九月版。） 民国的基督教自立运动，具有强烈的爱国色彩，其矛头直指各国强加于中国的各项不平等条约，要求废降这些不平等条约。如一九二五年，王治心发起成立中华基督教废除不平等条约促进会，开展废约运动，就受到了各自立教会的广泛支持。他们坚持认为外国人把持的中国教区各教会“不是为爱基督而来，更不是为爱华人而来”，因此坚决要求收回教权，脱离外国教会，中国教区各教会真正独立自主。他们也提了“三自”主张，但内容确是“自有”、“自理”、“自享”，这就远较“本色教会”的“三自”彻底。后者根本未涉及教会所有权问题，只求与外中国教会平等、均权。而后者理直气壮地提出了中国教会中国人所有，并付诸于实践。 中国的基督教自立，在当时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相反，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其经历一波三折，颇为坎坷。蒋介石当政后，碍于和英美的关系，对宗教自治并不热心，又恐其有革命之嫌会加以防范，这给基督教的自立带来了负面影响。一九二七年中国自立教会就曾达到六百多所，但到了一九三五年只剩下二百多所，只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情绪高涨，才又趁势而起发展了起来。 最后，我们来谈谈基督教文化的中国化问题。 由于上面所说的几个因素的影响，民国基督教文化越来越呈现与中国本土化交融结合的特点，这首先反映在教会的名称上，纷纷加上了“中国”、“中华”等字眼。如长老会、会理会、伦敦会、合并在一起，统称“中华基督教联会”，信义会改称“中华信义会”，浸礼会改称“中华浸信会联会”，监理会、美经美会、循理会、循道会、美道会合并，统称“中华卫理公会”。 在教义上，力图与儒家说教、佛家思想相契合。与儒家的交融方面，最显著的例子在于新译本《圣经》不仅引用儒家经典中的“上帝”、“神”来称呼基督教的造物主，而且《圣经》中的伦理道德说教也可经常与儒家经相参证。举例而言，“爱人如已”与“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爱仇敌”与“报怨以德”、“用诡诈之舌求财的，就是自己取死，所得之财乃是吹来吹去的浮云”与“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惟有敬奉神，遵行他旨义的，神才听他”与“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等等都很类似，皆可与相参证。民国学者林悟真在其《宗教比较学》、周亿孚在其《基督教与中国》等书中都对基督教与儒学的关系做了论述。教徒聂云台则乾脆主张“基督教儒教化”，完全用儒家思想来说明基督教。 基督教的仪轨，也多多少少受到了中国佛教、道教的影响，而有些中国特色了。如上海宝兴路教会就曾采用佛教祈拜方式，在礼拜时燃香、跪诵经文。当时，经过变革有些中国化了的仪轨有以下这些：天主教徒通行“七圣事”，即领洗、坚振、告解、圣体、终传、神品、婚配。而新教徒即狭义的基督教徒则主要从事两种圣事：洗礼和圣餐（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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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凤文是中国宗教界著名爱国人士，中国新教基督教会著名牧师，海城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1964年11月生于辽宁省丹东市，1988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1988年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师和编缉，兼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宗教》杂志责任编缉九年。1994年8月到1995年2月任江苏京索集团文化分公司经理。主编完成国内首部《圣经文化研究丛书》出版发行任务，获得新加坡国际图书大奖。1995年4月到1996年6月在新华通讯社江苏分社国际新闻交流中心任内参记者。1996年7月被江南文化研究培训学院宗教文化研究中心聘请为该中心副教授。扩展资料出版作品——《圣经精语及灵花》、《希伯来书释义》、《喻道故事集》、《圣经中的女性》、《彼岸观此岸》、《圣经人物传》、《基督教要义》、《基督教要道阐释》、《基督徒的本分》（笔名活石）、《爱的真谛》（笔名白石）、《基督教要义》（笔名白石）、《基督教要道阐释》（笔名白石）、《迎向光明》（笔名活石）、《圣经中的女性》（笔名弘文）、《圣经中的风云人物》（笔名弘文）、《希伯来书释义》、《犹太民俗》、《启示录问答》、《彼岸观此岸》、《黑门甘露》、《云彩集》、《活水》，《耶稣－弥赛亚传》、《基督教文化研究丛书》、《EQ语言—改变生命的沟通技巧》、《基督教要义指导》、《教会领袖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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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要使中国天主教、基督教摆脱帝国主义政治影响，割断与外国教会的联系，把这两大宗教变成由中国人自治、自养、自传的宗教事业。‘三自’就是宗教团体本身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实际上，基督教是拜真神，不是拜偶像，主耶稣的道路高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道路！并且每个人最终都要面临主耶稣基督的公义的审判！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只有他有权柄赐信他的人得永生的生命！愿能帮到你，愿主耶稣基督赐福你！
中国宗教是宗教局出版的,绝对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