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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华兹一生的学术成就可以三本著作为代表，这三本书分别代表他治学的三个阶段：中国革命研究（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三本书分别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Chinese Communism and the Rise of Mao，哈佛大学出版社，1951）、《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大学出版社，196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三本书贯穿了一个中心：思想史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毛泽东的兴起》是史华兹博士论文的修订本，主题是研究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中国革命中意识形态的争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是个典型的关于政治事态的历史学课题，但史华兹却将其与思想史研究结合到了一起，通过思想史研究去探讨中国革命中最具有重要意义的大问题，是一部以思想解释政治、用政治说明思想在历史中发挥作用的经典研究案例。在书中，史华兹驳斥了美国人中流行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由苏联所控制这一假设，他阐述了毛泽东拒绝苏联人的命令，偏离苏联人的指导，以斗争而获得中国自己权力的观点，还指出共产主义通过扩大而分散了力量。史华兹建立了一种学术取向，即运用运动中的文本材料，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历史的偶然性中探索运动领袖的精神生涯及人格，从而理解意识和行动是如何关联的问题。为了给他人提供翻译文本以便共同探讨思想意识与行动实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与另外两位学者共同编纂了《中国共产主义历史文献》（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哈佛，1952），还将他有关共产主义的论文汇集成册，这就是《共产主义和中国：变动中的思想意识》（Communism and China：Ideology in Flux，哈佛，1968）。史华兹的第二部专著《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Yen Fu and the West，哈佛，1964）更为直接地提出了关于观念的问题。通过分析严复所译几部欧洲主要哲学著作，他向人们展示了这位晚清知识分子是如何探索、寻求欧洲内部社会一政治保持内聚力、文化一经济保持活力的秘密的。在严复看来，欧洲的富强导源于欧洲各国赋予个人私利以自由，以及在社会内部实行自由竞争和奋争之时的能量释放。比较而论，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日趋贫困衰落，究其原因，在于它的贤哲和统治者以保持社会和谐的名义，有意将文化引导到偏离斗争和竞争的路途上来。在使20世纪中国人的注意力转向反偶像、奋争、社会达尔文的进化论方面，严复做了许多重要工作。史华兹在对严复的解读中，指出斯宾塞有时对自己思想内部逻辑的理解并不如他的中译者那样严格。严复觉察到斯宾塞的生物进化哲学赋予国家以超越于他著名的个人主义的自由之上的优先权。在进一步地概述了西方人如何想当然地认为自由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体系的力量共同地促成了自由主义的因素之后，史华兹指出只是在19世纪早期，两者融合的发展脉络才显明起来。同时，他还阐述了阅读中国的文本如何显示了这个自由主义前提内部的根本张力。在热衷于政治的知识分子手上，严复所宣传的自由之价值更明显地成为服务于中国富强这一目标的工具。因此，自由理想主义者的自由理念只有在成为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服务于国家富强的目标时才有价值。为了继续探讨东西方观念之间的关联，史华兹组织了研讨会，将讨论结果编辑成《五四运动的思考》（Reflections on the May Fourth Movement，哈佛，1972）。1976年，史华兹和罗思文（Henry Rosemont）在哈佛组织了为期两周的中国古代思想的学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5位学者参加了研讨。随后，两卷本的研讨论文由学者出版社出版：第一卷《中国古代思想研究》（Studies in Classical Chinese Thought）由他们合编而成（1979），第二卷《早期中国宇宙观探索》（Explorations in Early Chinese Cosmology）由罗思文编成（1984）。《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85）是史华兹的顶峰之作，它是史华兹几十年来教授、思考中国思想以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科之间关系的结晶。这本书的写作，史华兹不仅想说明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跨学科问题的关联，而且意欲彰显中国文化内部的多样性和它的张力。与中国文化研究的公式化、整体化范式相脱离，他与一些优秀的专家进行论辩。在他看来，这些专家对中国文化的阐释和建立起的范式，要么是掩饰了中国文化的内部张力，要么是简化了中西对比研究中的复杂性。然而，他从不将自己的评论当作对中国文化内部具有持续、共同的趋向的观点的全盘否认，在他的小部头著作《中国文化的价值》（China's Cultural Values）（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5）中包括两篇有关这些持久文化取向的公开演讲。尽管他经常在著作中谈到他的思想假设，但他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中揭示了更多他个人与课题之间、他的反省与课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十分努力、严肃地对待语言，以便准确、细致地将叙述和翻译传达给读者。对于这本书，他所设想的读者主要是广大的受教育者，而不仅仅是东亚研究的专家。而且，尽管他的读者在努力阅读他的著作时要受到智力、道德方面的挑战，但他们仍然反响很热烈。《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获得了Pili Beta Kappa的爱默生奖（Ralph Waldo Emerson Award）、美国历史学会的James Henry Breasted奖。史华兹早期所获奖项中，有1953—1954年度的Guggenheim Fellowship、1974—1975年度牛津大学的Eastman Professorshipo。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很关注语言哲学。不过，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史华兹的主要思想关注的是政治运作与权力观念的历史实质。史华兹的著作不太容易归入一个简单的主旨。也许可以用一根轴向来概括史华兹的思想内核：制度—文化。史华兹眼中的制度，并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包容了人类一切典章制度在内的制度，这其中最让史华兹感兴趣的无疑是政治制度，其次还有经济制度。史华兹的最后一本著述是《中国和其他事务》（China and Other Matters，哈佛，1996），这本书包括一个序言，在序言中，他就自身思考中国、理解中国的思想路途做了反省。这个序言为他临终前所写的收于本期中的文章提供某种较为广阔的背景（这篇文章的英文在《东西方哲学》上刊出）。这本书还包括一些重印的论文，这些论文反映了史华兹作为一位人文学者所具有的超越于中国研究之上的普遍关怀。例如，他在1978年的Daedalus上发表了《当代世界中的卢梭性》（The Rousseau Strain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探索了卢梭现代化的道德观念如何影响了“新左派”对艺术、政治更为激进的论调，以及城邦的爱国观念如何转化为民族主义的信仰，遗憾地是，虽然他为1975年那期讨论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Daedalus所写的序言被收入该文集，但他自己关于早期中国超越时代的论文却没有收入。史华兹的一些深思熟虑的论文时而出现在Daedalus和其他期刊，以及一些会议文集中，在那里，他有机会以人文学者的身份，就一些提供给他的直接话题，做超越中国研究之外的有关世界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专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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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死成为一种信仰——《红与黑》中于连最后的选择在19世纪的法国文学史上，司汤达是一个不平常的作家，就像他自己所预言的那样，他的《红与黑》并不是为了19世纪的人所写的，而是征服了20世纪直至今天的读者，其中于连的短暂一生里的所做所思仍然有其历史的和人性的意义，于连作为一个极具典型和现实意义的形象，他的人生很值得我们思考。于连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年少的他就深受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圣经倒背如流，崇拜拿破仑，希望自己如同他一样凭借自己的努力建功立业，成为有地位的人，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以自己的虚伪来对待他人的虚伪样，“不择手段”。这种不择手段表面上是一种性格和品性的卑劣，反过来说却是于连急切的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冲动的反射。在这种潜意识中的追求改变现状与成功的的促使下，在于连的身上很多原本对立的事态发生了滑稽的共生：他厌恶贵族们的虚伪和对于下层农民阶级的蔑视，可是他却努力着能让自己和他们拥有着平等的地位；他分明是个无神论者，却装扮成崇敬天主的信徒；他为人处事按自己的意愿在思考，常常露出“思想家”的神色，可在行动上又装成盲从权威的殉道者；他明明鄙视着马蒂尔德的高傲却又在面对着她的爱情时觉得这是一个使自己成功的大好机会而猥琐的接受那份“感情”；就是这样一个汲汲于世事、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虚伪、奸诈的人却在生命最后的时刻从容的选择了死亡，抛弃了一切可能生还的机会，相比于于连在此之前的种种付出和努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反差和对比。生命于他曾经是一个的宏伟战场，在他还会有很多机会的时候却离开了这个战场。关于连最后的选择，现从以下两个方面阐述我的观点。一、冲动之中的悔恨首先，导致他直接走向死亡的是他的犯罪。从维里埃到神学院又到拉莫尔侯爵的家，于连的一步步奋斗之路向上之路并不是十分顺利。终于，在拉莫尔府中的等候时机的他阴错阳差的得到了玛蒂尔德的爱恋；这一段爱情是于连计划的，亦是他所期待的；他甚至不为自负的说：“我知道如何让骄傲的马蒂尔德爱上我，她没有我不能活。”在陷入爱情之中不能自拔的玛蒂尔德和自己父亲的协涉后，终于“姓氏的改变让他大为惊讶”，于连得以走上他一直以来追求的高贵的阶级里去。这个时侯的他是“幸福的”，同时又是最脆弱的。这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很是危险，任何人的一种微小破坏都会使他勃然大怒，因为于连会完全出于本性的保护自己的幸福。一旦这种幸福遭到威胁，他会因为怕失去这种生活和受到他所厌恶的人的嘲讽而无所顾忌的报复。不幸的是雷纳尔夫人的一封信动摇了侯爵对于连的隐忍和信任，他眼前已经拥有的一切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此时此刻的于连完全被内心的冲动所控制，看完雷纳尔夫人的信后他立即前往维里埃，儿心中只有一个词——报复。但是，真的对雷纳尔夫人放枪之后的于连的内心却是充满了悔恨的。这种悔恨相当大一部分是对于雷纳尔夫人本人。尽管处于冲动之中的他的潜意识中被来雷纳尔夫人破坏自己的幸福念念不忘，但是我们看到他说：“为什么悔恨？我受到了最残酷的侮辱，我杀了人，理当被判死刑。”直到从看守的口中得知雷纳尔夫人没有受到致命伤，于连热泪盈眶，一种心底的喜悦驱散了他这一段时间以来的换乱的精神状态，小说中写到：“当他知道雷纳尔夫人没有死之后，只是在此刻，于连才开始后悔所犯下的罪行。也恰恰在此刻，他从巴黎到维里埃所处的那种肉体冲动和半疯狂的状态刚刚结束，这种巧合使他免于绝望。”从巴黎的那种极度的冲动状态下解脱出来，于连开始直面自己的悔恨。他悔恨的是自己竟然对深爱的情人下了毒手，这种深爱和他对玛蒂尔德的爱纯然不同。年轻时的初恋必定是最难忘的，更重要的是，在雷纳尔家中的生活是他全部向上爬的努力地开始，雷纳尔夫人给他的不仅仅是他最看重的尊重，更重要的是赢得雷纳尔夫人的爱对于于连来说，代表的是一种成功的经验，那是他战胜的第一块礁石，他们二人之间的爱恋给于连深刻的自我肯定和更大的向上追寻的力量。总之，雷纳尔夫人对于连来说是很特别的一种生命记号，对这种记号的伤害使他悔恨不已。此时于连的处境是：没有了侯爵的信任，没有了他一直追求的前途，没有了真心情人的爱情，他激动着而又冲动着的心情找不到了寄托。那么，由于悔恨而自然产生的弥补心理发生在了于连混乱的心里。谋杀带来的显性结果——被判刑恰恰提供了他为自己的行为赎罪的机会，所以，处于深深悔恨之中的于连把自己的死当做是一种寄托，于连很自然的想到了死亡。这一个层面上说，于连对于死亡的选择有着冲动情绪的影响和悔恨心理的直接反应的因素。二、觉省和绝望的人如果说面对自己对雷纳尔夫人犯下的自己不能饶恕的罪行，于连对于死亡的选择是一种变相的自残和自我救赎，那么当他知道了那个曾经深爱的人没有死的时候，于连对于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对于自己在追求过程中所做的和所遇到的一切都有了新的认识。可能夫人的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它帮助于连完成了对自身以往的反省和再认识，最后他从容的选择了死亡。于连的生命激情来自于他在追求自我实现过程中,从在维里埃尔对雷纳尔夫人的占有激情,到侯爵府的雄心与野心、反抗与妥协的反复较量,他内心深处的心理变化和情感激荡,在那一系列的内心征战中，作为农民出身的于连生命里美丑、善恶、等等矛盾冲突不断地发生着作用，使得他在整个过程之中是模糊的。正是这一次成功的梦幻被一封信威胁打碎，在监狱之中的于连开始看清了自己做过的一切和现状之间的关系。在他一边感谢上帝没有让雷纳尔夫人受致命伤的，一面不自觉的借助这种圣洁的感恩反省自己。文中关于于连这一阶段的心理描写相当多，如“他不去想那些关于审判、刑罚的种种，生活对于他来说一点儿也不烦闷，他从一个新的角度看待所有的事情，他不再有野心了。”；“从那不到不到半个月，我不再想当时孜孜以求的东西了……,我当时是幸福的……可是我当时身在福中不知福。”之后，在马蒂尔德、富凯、雷纳尔夫人等多方力求救他的人们在努力时，他却开始了更加深刻的自我反省。谢郎神父的到来使得他看到了看见了灵魂的伟大，胸怀的宽阔；富凯的崇高使得他看到了生命中干净纯洁的一面；面对马蒂尔德充满着献身精神的爱情，他却觉得自己不配享受这样的感情；狱中与雷纳尔夫人的相见更圆满了他的这次反省，死亡越来越近，他也变得比一生中任何时候都正直。而这种反省的结果是于连的绝望，对于那个时代和社会和自己的追求的经历，也许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很少会有这样绝望的时刻，野心已经在他的心中死去，他已经厌倦了。与此同时，于连在这段监狱中的自省里和悔恨中更生出了绝望的感情。这绝望表面上是对于自己年少时的梦想的绝望，实际上是对自己的追求行为本身的绝望。他不断的回想自己在维里埃还没有开始这段征程时没有感受到的幸福，这些对于本性的回归可以看出他对于过去的一切的摒弃、轻视和绝望的感情，这种感情和他年轻的心中始存在的对于等级制度不公的愤恨相互交织，组成了他对于死亡的追求。这一点在他于法庭上的进行演讲中很明显的表现出来。“……我本没有荣幸属于你们那阶级，你们只在我身上看到的是一个农民，一个起来反抗他的卑贱命运的农民，……我的罪行是残忍的而且是有预谋的……即便我的罪行不这么严重，……他们仍想通过我来惩罚一个阶级的年轻人，永远让一个阶级的年轻人灰心丧气。”于连看到的是他自己的命运，即使他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或者是逃离出去或者求的特赦，他摆脱不了的是自己的农民出身的事实，这种事实对于那些社会的”审判者“们来说就是最大的罪恶，最终他们还是会用手中的权利堂而皇之的惩罚于连式的人。既然如此，作为有着高度自尊的于连来说，与其在他们的手中苟且性命多活几天，也到还不如因为自己爱的女人而勇敢的赴死。他看到了自己这样的一个人在那时代注定的结局，于是他坦然的将自己的命运交给自己，而不是若干年后那些他蔑视的人---自始至终，对于于连，最重要的是被尊重与自尊。这就是于连决绝的选择，为了他走进上层社会、得到他人尊重的美梦的追逐过程中，在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的实践里，于连付出了很多，特别是最后的这一次对自己真心所爱的伤害使他在自己的悔恨和自省之中看清让他绝望的现实，所以他没有顾忌的凛然选择了死亡。这种自己选择的自己决定的了的死亡是一种崇高的信仰，这是一直以来以自我为中心的于连最大的自我---自我决定生死的可能。在这种信仰的实现中，于连得到了他一直都想要得到的：他人的尊重和崇拜。总的说来，小说中结尾部分的于连面对富凯的诚恳相助，马蒂尔德的爱之疯狂举动，甚至雷纳尔夫人的亲自向国王提出请求，最后的忏悔神父暗示他的皈依宗教从而获得赦免；种种关于求生的方法在于连的眼中都毫无意义，它们在带给他自由的同时，只会让那些人瞧不起他而已。曾经野心勃勃的他不愿谴责自己，他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继续保持高傲的姿态：即使没有成功，也不能让人蔑视，也要死的自我而让他人刮目相看。这是洞悉了时代中下层个体命运秘密的于连完美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于连的形象大大的摆脱了一直以来普遍认为的虚伪、迎奉不择手段而值得我们深深同情；而作者也很好的把批评的笔锋转到了当时那个不讲道理的时代。于连最后对于死亡的选择在塑造人物和整个小说的结构和蕴意上都产生了独特的艺术效果，不仅反映了司汤达老道成功的写作手法，更值得我们思考关于人性的多面。
选题 以研究性学习的课题作为论文题目，一文一题。 题目应突出研究性学习的主题。 尽可能有实际操作的可行性，题目不要过大。 题目应体现研究性学习的的特点。 二、选材 材料来源（依研究性学习的内容而选定） 1、观察报告 2、考察报告 3、调查报告 4、实验报告 5、制作报告 三、撰写 注意撰写的格式和结构 1、撰写前先拟出一个提纲，列出主要内容、层次和段落，最好列出主要纲目，在写作时可使文字有条理、不遗漏。 2、正式撰写 （1）论文摘要（300字左右） （2）关键词 用几个字的词来概栝全文 （3）撰写正文 正文要有一个好的开头，开头写得好会增强文章的表现力，引出主题造成悬念，引起人们对文章感兴趣。 （4）文字要求 层次清楚，段落分明，不用含糊、费解、错乱模棱两可的语言。 （5）论文证据 观察报告、考察报告、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制作报告。 论文证据要有原始记录，有准确的计算公式、准确的数据，有列表、有照片、有图纸。 （6）语言文字及编排要规范 图示要明了性，数子要统一性，数量单位要符合国家的标准，不要用废除的单位。 写作结构和表达格式要合理，语句通畅整体性强
回答 您好，通常论文都由标题、摘要、正文、参考文献等四部分构成 标题要求直接、具体、醒目、简明扼要。标题应是整个论文总体内容的体现，要用词恰当，力求简短，能反映出论文的内容。 摘要要说明研究的目的、方法、成果和结论，要突出论文的新见解，语言精炼。提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即不阅读论文的全文，就能获得必要的信息。要便于检索。中文摘要200字左右。 正文是毕业论文的核心内容，包括绪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正文不要车轱辘话来回说，一句话表达准确即可，尤其不要多次出现主观感受性话语，类似于感受性的需要不可以作为论文的论据。绪论要明确、具体地提出所论述课题，本论主要阐述自己的观点及其论据，结论要写论证的结果，做到首尾一贯，同时要写对课题研究的展望，提及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或可能解决的途径等。 参考文献即撰写论文过程中研读的一些文章或资料，要选择主要的列在文后。 做好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重新审视文献/更新文献。决定你的受众： 1）这是什么类型的文章：研究论文，回顾类论文，教程。 2）想要投稿什么类的期刊。 3）读者是谁：本科生，专业研究者，还有总是要面对的审稿人。 更多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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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和耐教授在汉学领域内一直勤耕不辍、著述颇多，已出版的著作有以下九种：《菏泽神会禅师（668－760）语录》（1949）、《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1956）、《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1959）、《前帝国时代的古代中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伯希和敦煌汉文写本目录》第1卷（与吴其昱先生合作）（1970）、《中国社会史》（1972）、《中国和基督教》（1982）、《唐甑的<潜书>》翻译及作序和注释（1991）、《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1994）等。这些著作每部都有多次重版或修订再版，并大都被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出版，其中以《中国社会史》（1972）和《中国和基督教》（1982）两部著作获国际汉学界好评。除专著外，谢和耐教授还有汉学方面的大量论文，计约80多篇。 谢和耐的博士论文《中国5—10世纪的寺院经济》于1956年由法国远东学术院于西贡出版，至今仍是法国研究敦煌经济文书唯一的一部重要著作，此书曾于1977年在巴黎重印。书中以社会学的观点，根据汉籍、印度佛经、敦煌和其他西域文书，分析了从南北朝到五代期间的中国寺院经济。书中对佛图户、寺户、僧祇户、常住百姓、碨户、梁户、长生库、社邑、斋供、三阶教无尽藏都做了深入探讨。对整个佛教寺院经济现象所做的社会考察和可能的解释，不仅仅局限于某些问题的具体研究上，是本书值得注意的主要特点。谢和耐没有把佛教寺院经济看成一个孤立的现象，进行就事论事的研究，而是把它放在广阔的大背景下，视为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加以综合考察，许多方面发前人之所未发。对于这种方法论的革新，谢和耐在为中译本写的序中称，他采纳的那种首先把佛教现象看成是社会现象的社会学观点至今仍不是论述中国寺院经济的著作中普遍采纳的出发点。这是因为这种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像历史学的方法那样，操作起来相对困难一些，尤其是广阔的社会现象，往往不是能一览无余的，它需要大量的广泛的调查和分析工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说，此书也是具有较大的创新意义的。在谢和耐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学者尝试利用敦煌卷子研究佛教寺院经济，但很多人因为未见原卷，效果也不尽理想。而谢和耐曾亲自参与编写法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伯希和敦煌汉文卷子的详细目录，亲眼目睹原卷，利用了第一手资料：碑铭和写本，这在当时是领先的。除了这些以外，作者还利用了历史、佛教史料中有关的记载，在资料的丰富和详细上也是西方学者中首屈一指的，就利用敦煌卷子的全面和深入上，较之中日学者在很多地方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鉴于以上，蒲立本（EPulleyblank）于1957年在莱顿出版的《东方经济社会史学报》第1卷第1期中发表书评，给予该书很高评价。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AF Wright）于1957年在《亚洲研究杂志》中发表书评，称此书“为用现代科学标准来编写中国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日本学者也十分重视，多次发表书评。法国学者也将此书与戴密微先生的《吐蕃僧诤记》并列为两大敦煌学名著。谢和耐关于敦煌学的论文主要还有《从9至10世纪的敦煌文契看中国的销售制度》和《敦煌写本中的租骆驼旅行契》两文，耿升先生已经把它们译为汉文，收在《法国学者敦煌学论文选萃》一书中。 谢和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在巴黎大学文学院讲授的课程有中国实用文学、中国文学，此后逐渐转向了宋元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他在这方面主要是从白乐日教授治学，白教授对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癸辛杂识》等很感兴趣，他在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所开的课程就有吴自牧的《梦粱录》，谢和耐的《蒙古入主中原前夕中国中原的日常生活》一书与此兴趣有缘，它是法国出版的一套有关各个国家日常生活丛书的一种，关于中国的只有两部，其中一部就是此书。另外一部是有关清代日常生活的。谢和耐选定了南宋王朝末年（1227－1279）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来描绘中国的日常生活，这正好是其国都于1276年起陷入蒙古人之手以前的数十年，他挑选的区域是杭州地区，尤以杭州城本身为主，当时这个大都市称为临安，是南宋的都城所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和最富庶的大都会。此书研究范围较广，包括城市、社会、衣、食、住、生活周期、四时节令与天地万象、消闲时光等各个方面，许多是前人没有注意过的，如火灾与消防、交通与供应等，还没有人作过专门的研究，其他如衣、食、住等，虽然中外都有人做过一些研究，但是具体到一个时期的综合研究，则还没有这么深入地进行过。 《中国社会史》作于1964－1972年间，1972年由阿尔芒·科兰出版社首次刊行，立即在西方汉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史学杂志》（Revue historique）曾称赞此书为“一部巨著，是东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通史，是一种坚实的、光辉灿烂的、完美的综合。” 此书出版后，立即被译成英、罗（罗马尼亚）、意、韩、葡、德、西等国文字。当时这部通史的英译本名为《中国社会文明史》（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sation），JR Foster译，曾多次再版。德文译本也曾再版。该书曾荣获圣杜尔奖（Prix Saintour），这是法国最高学术奖，并被英、美以及西方许多大学用为中国通史的教科书。此书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技术史，谢和耐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二是注重中外文化交流史，谢和耐反驳了中国文化是孤立、封闭的论点。如此，既克服了旧史学缺乏洞察力的弱点，又避免了新史学忽视历史表象的特征，标志着作者新、旧史学方法的打通和兼容。《中国社会史》是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第一次尝试，由于是教科书性质，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作者思想的发挥。 （1）《中国和基督教》1982年值此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入华传教400周年之时，谢和耐在巴黎伽利马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和基督教》（Chineet Christianisme），这部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先后被译为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英文，汉译本有两种。在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东西，西方信奉某个上帝作为精神支柱，而中国文明中，存在着一种并不依靠对某个上帝的信奉却仍得到高度发展的文明，这就引起谢和耐对中国研究的浓厚兴趣。《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并非传统的传教史，而是研究传教过程中的中西文化冲突，以此来研究中西文化的特质。全书分为五章：由同情到敌视；宗教态度与同化现象；宗教与政治；中国人的道德与基督教道德；中国人的天，基督教的上帝。谢和耐在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明清鼎革之际中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在政治、历史、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世界观和伦理方面的异同，主要对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各个方面加以比较研究，通过中国人和传教士的自述，对比宗教以及社会形态、道德规范、政治、哲学、语言等方面的差异，表现了中西文化在第一次真正接触时所发生的强烈碰撞。在《中国和基督教》中，谢和耐没有叙述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而把重点放在中国人对于基督教的反应上，从而指出中西方对人、对世界概念的根本不同。他指出，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并不需要一个作为创始者的上帝。他认为中国虽然可以与基督教世界接触和交流，有些中国人可能从表面上被归化为基督徒，但中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基督教化”，中国人也很难具有西方基督徒们的那种思想意识，而是始终都顽固地执著于他们自己所特有的文化和伦理传统，这就使那些雄心勃勃企图使全世界都“福音化”的基督教神学家们感到不快。谢和耐在基督教研究方面除了《中国和基督教》一书外，还有一些论文，有些已经由耿升先生译出，收在《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中，如《论17和18世纪的中欧交流》、《利玛窦的归化政策和1600年左右中国文化生活的演变》、《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中国哲学和基督教》、《中国对基督教的第一次冲突》、《论1584年的第一部中文教理书的不同文本》、《17世纪的基督徒和中国人的世界观》、《利玛窦时代的中国文化形势》、《基督教在中国的首次同化尝试》等。谢和耐的基督教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关于中欧文化比较。谢和耐在《中国和基督教》一书中特别比较了中国人的伦理与基督教的伦理，中国的天与基督教的上帝的异同，指出基督教士入华传教的困难在于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二是注重技术史的影响，如对于基督教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他指出，传教士传教而带来的科学知识对中国科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基督教所传入的并非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而且其传授科学技术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广泛的传播宗教。（2）《中国人的智慧：社会与心理》此书是由法国巴黎加里玛尔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它是作者的一部论文集，收入作者从1955－1992年的一些文章。本书分为“导论”，“政治与社会”，“人类学与宗教”，“思维方式”，“文字”等五部分。其中“政治与社会”部分收有“中国城市考”、“关于国家”、“历史与农业”、“人或文牍”、“论责任概念”、“儒教改革”、“16与17世纪的宴集、社团与交际”、“教育”等论文。“人类学与宗教”部分收有“论蛮夷的道德”、“他者的形象”、“裸葬”、“5至10世纪的中国佛教徒的焚身自杀”、“基督教在中国的同化问题”、“中国与耶稣会传教士第一次接触时的政治与宗教”等论文。“思维模式”部分收有“社会与思想史”、“论形神”、“冥想的技术、宗教与哲学”、“王夫之的哲学与智慧”、“怎样读史”、“论变化概念”、“中国与欧洲碰撞中的时空、科学与宗教（17－18世纪）”等论文；“文字”部分收有“文书与历史”、“文字的外形及心理学功能”、“灵佑语录”、“近海集”等论文。这些全都发表过。谢和耐的这本书内容很广，包括有：反映中国农业变化发展；研究唐甄及明末清初思想；研究唐律；论述宋代及明清思想史；研究明代的集会及结社；研究中国的一系列教育制度；研究佛教徒自焚；论述基督教归化；研究基督教入华时的政治及宗教形势；对中国社会思想史的概述；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探讨等等。 诚如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的汉译本序中所说，他非常注重技术史，他认为技术与社会发展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对于改变历史起着决定影响。因此他于1984年创立了798研究组，简称GDR798，即“中国、朝鲜、日本科学技术史研究组”。GDR是研究组(Groupe de recherche)的缩写，798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备案和支持的众多科研团体中的编号。GDR798组筹备成立之初，谢和耐曾提议开展一种“有提纲的合作研究”。这种研究未必纳入国家科研中心的固定计划，然而，它应该围绕中国及其文明圈的历史，并就若干以科学为基础的观念展开综合思考。他的倡议，很快就获准实施。一个以研究中国、朝鲜和日本科技史为中心任务的研究组，正式在巴黎出现。谢和耐本人，便是该组的第一任领导，任期为1984年至1992年10月。1990年，谢和耐与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一起，又提出一个研究课题：“从17至18世纪东西方科学宗教文化的相互影响，看欧洲与中国的关系”这一研究课题，后来被称为“欧洲计划”。计划的实施，势必引导人们重新关注当年天主教士的特殊历史作用——即他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作用。计划的开展，不仅囊括了德、比、荷兰等国的大量研究人员，而且也吸引了其他地区的专家学者。
何江燕：下面我们有请《小学语文教师》编辑朱文君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如何撰写教学文稿，以及在投稿、发表文章方面的诀窍，她作为一名“业内人士”，一定能给我们许多的指点。另外，朱老师当过语文老师，做过语文教研员，现在成了语文杂志的编辑，可以说她把从事语文工作的角色一一体验过来了，所以她来讲的话，肯定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朱文君：考虑时间关系，我还是站着说吧，另外当惯了老师，不习惯坐，喜欢站（笑）。何江燕老师说我体验过多种角色，怕大家有误解，以为我总是喜新厌旧（笑），所以得解释两句。我是学教育理论的，在教育局里做了几年教育管理工作，然后就到了学校教书，先教自然，然后教语文，和孩子们在一起，我找到了我的价值。在学校一呆就是十年，乐在其中，意犹未尽。98年因工作需要，我做了我所在的区的语文和自然两学科的教研员，这个教研员一做就又是五六年，尤其是对语文教学教研情有独钟。而今我又跨入了出版行业，成为一名杂志编辑，当然，置身的小学语文教学领域没有变。在决定转行的时候，我一度很犹豫，在一次会议上，遇到我们武进区教育局的沈克强局长，一位博览群书、学养深厚、视野宏阔、见解独到的文化学者和教育专家，他鼓励我去迎接挑战，他说，真正具有生机和活力的地带，不是行业内经过反复爬犁的熟地，而是行业与行业，领域与领域的交界地带。他的话我一直牢牢记着，在新的工作领域中践行着。 说到生机，我想说，因为沈局长的缘故，我对武进充满向往。到了武进，我时时被洋溢出的勃勃生机感动着。今天一大早起来，阳光灿烂，我从住的地方出来，沿着宽阔的马路走一段，我看到路边林立着正在建设中的高楼，看到路边青翠欲滴的草木，开得正艳的杜鹃，空气中更充满了芬芳的草木生长的气息，我不禁感慨，武进是一片非常充满希望的土地。来到星辰实验学校，我没有想到星辰这么大，是我所见到的规模最大的学校。在这样浩如星空的学校，怎能不让人浮想连翩呢？怎么不让人从心底里溢出希望呢？及至走进教室，听到年轻的小周老师这样的一节课，沉浸其间，我再一次感受到那宁静中洋溢出的生机，一种充满力量的蓬勃的希望。我被这一切感动着，我一颗渐乎老去的心受到了激励，我想，我不用多说什么，见到大家，相视一笑，表达我的感激，足够了。 但奉江燕老师之命，我得说说如何投稿，怎么投稿命中率高一些？说真的，我做编辑才两年，经验并不多，但是这两年下来，感触很多，这些感触里，更多的是依旧从一个老师的角度产生的。我于心里常常作着一个老师和一个编辑的激烈辩论。那我就把我零零散散粗浅的感受说一说，没有准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请大家原谅。 我想把“投稿”两个字拆开来说。先来说怎么投。 第一、给一份刊物投稿，之前一定要了解这个刊物的特点。 不要盲目地投，哗一下子发出去，像天女散花那样，可不行。我常常看到我的邮箱里，有的老师给我投稿的同时，还有同时发向很多杂志，抄送栏里密密麻麻的地址，这样不好，编辑最忌一稿多投。每一种刊物都有鲜明的办刊特色，你的稿子不可能“放之四海皆可用”。比如说《小学语文教师》这个刊物的特点就很鲜明，它特别关注基层一线老师的教学，注重呈现教师的实践智慧。刊物的广告这么说：哪里有小学语文教师，哪里就有《小学语文教师》。《小学语文教师》发短小精悍的文章，发最贴近课改一线的文章，发信息含量大的文章，让老师们繁忙的工作之余，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多的信息。我这可不是做广告（笑）。也就是说，《小学语文教师》这本刊物的用稿特点是非常强调实践性，操作性的文章。比如课堂实录、课例研究，案例反思，教材研读，再比如教学随笔，园丁故事等等。而有些刊物则不同，可能更关注理论研究，比如人教社的《课程、教材、教法》，那就是一本很强调教育前沿理论的刊物。老师首先了解了刊物的特点，才能有的放矢。 第二、要了解栏目的特点。 既然设了栏目，那么不同的栏目对文章内容和形式的要求就不同。栏目也是特点的。老师们可能也经常看各种各样的杂志，不知你们是否注意了，办得比较好的一些杂志，例如《读者》，它的每一个栏目从内容到篇幅，从版式到插图都有鲜明的特点，随手打开，熟悉它的读者立刻知道这是什么栏目。 我做这本《小学语文教师》也尽量地保持不同栏目的不同风格。 比如教学论坛，主要是发一些教学理论性的文章，体现实践与理论结合的文章。钱老师是我们的老作者，他作为一名资深的教育专家，站在理论的高度，密切关注实践，以其融通理论与实践的视阈撰写了很多指导实践的理论文章，几乎每一篇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还有我们的“备课参考”栏目，今年，我把这个栏目名改了，叫做“备课室”。希望能更多地体现教师的备课过程，而不是仅仅提供资料性的参考。那么“备课室”里需要的文章如：教法尝试、教材解读、备课思考等等。最常见的文章，如教学设计，教材的重难点分析及教法等等。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整节课的教学设计篇幅太长，所以我们往往选择一些好的、有新意的片段设计。例如，今天小周老师上了这节课，导入很有特点，就可以把它写下来，题目可以是“谈谈《古诗两首》教学的导入，不用写很多，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两千字，就可以写得明明白白，放在备课室里最合适。这样的文章，给老师提供的是“半成品”似的“操作模块”，便于读者将其融入在自己的教学中，灵活运用。 “案例反思”栏目，其实也是为老师直接提供教学实践信息的栏目，和备课室相比，它侧重于教学案例的呈现和教师对教学行为的反思研究。比如今天大家听了小周老师的课，有一些想法，就可以有针对性地记录下课堂片段，然后写出自己的反思，我们的“案例反思”栏目的文章形式就是片段实录加上反思。 我也会为大家精选一些名家的课堂实录，完整地全课呈现，供老师们学习，这就是“精品课堂”栏目。不仅仅是名师的课，我还注意发掘一些在课型上、内容上、设计理念上有创意，有突破的课。或许这样的课在目前的条件下还不太具操作性，但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不是有“概念车”吗？课堂是否也可以提出“概念课堂”这一说？加上少许点评，让老师们通过这个课例，受到启发，激起思考，语文教学，再往前，我们该怎么走。 你看，这就是不同的栏目的不同特点。再说我们的“教学随笔”栏目，随笔和“备课室”里面的文章要求就不一样了。随笔更强调一种叙事风格的文章，文章不要长，就抓住一个事例去叙说，不见得是教学的，也可是语文教育方面的。也就是说，用叙事的方式和大家去叙谈，这就是教学随笔。老师们如果抓住了不同栏目的特点，你投稿就有的放矢了。写了一篇的文章，看看吻合哪个栏目的要求，投过去，正中编辑下怀，命中率当然大大提高。 第三点，要了解编辑的流程。 编辑期刊有一个流程。从收到稿件到选稿编稿，再到审读校勘、付印出刊，要经历好几道工序，要有两三个月的时间跨度。你看，今天我下午赶回上海立刻要做的工作是把第六期已经三校的稿子最后验清后发到印刷厂出片。那么这第六期的稿子是什么时候开始着手的呢？春节前后。那时开始策划、组织这期稿子。三月份编稿，四月份审稿、清样、三校。一期稿子编辑们要一个字，一个标点反反复复看上三四遍，尽可能地将错误率降到最低。四月底送到印刷厂出片付印，从印刷到邮局六月一日发到读者的手里，一个月时间，也不宽余。了解了这个过程，老师们投稿，特别是投备课类的文章，就要注意时间的提前量了，至少提前教学进度两个月，具体地说，比如这学期我上了一节很成功的课，课的设计很有新意，课后我把设计和实录整理出来，但现在投来的稿子，编辑肯定没法用，你是按正常的教学进度上的，刊物两个月之后登出来，已经事过境迁了。 你说，没关系嘛，我先发给编辑，他放着下学年再用好了。那样当然也可以，但毕竟像食品放陈了，不那么新鲜了。怎么才能“保鲜”？我建议老师们写好一篇稿子，先“雪藏”一段时间，给自己进一步思考的过程。钱正权老师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他的文章刊出来，经得起推敲，且历久弥新。同样，老师们现在上了的课，感觉不错，往往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现问题了，这时候如果能改进一下，一定会比现在完美得多，经得起时间的推敲。把当初写的稿子拿出来，臻于完善，自己满意了，编辑拿到手也会如获至宝。这是我说的时间问题，老师要把握这样一个流程，你的投稿命中率的“血”又上升了几格。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你要学会跟编辑交流。 经常发表文章的作者，大都很善于跟编辑交流，他们在投稿前后，会给编辑打电话，交流沟通一下：朱老师，我有一个想法，我写了一篇稿子，您看看，给我提提意见，我过一段时间再给你打电话。但不能像前段时间我遇到的一位作者，他非常热切地想投稿，给我打来电话说：“老师，我昨天给您发了一篇文章，我2007年最大的心愿，也是唯一的心愿就是发这篇文章，您一定要给我发呀。”我一看他的稿子，不行，可怎么说呢？我只好给他打电话：“我想问问，你2007年还能有别的心愿吗？”（笑） 不能用这种方式来交流。要相信编辑们是会非常重视老师们投来的每一篇稿子的。我和你们一样是老师，我完全可以体会到老师们投出这篇稿子的满心希望。所以我这里详细讲一下投稿方面的注意事项。普通的纸质信件投稿，只要注意一点，在稿子上写清联系方式：电话，单位、地址、邮编。 电子投稿有这样几方面需要注意： 一、一稿一投，切忌利用网络的便利一稿多投。同样的稿子，好几本刊物上都有不是件光荣的事，反而会引起编辑们的反感。 二、稿件以附件形式发送，不要直接贴在“正文”上。下载起来麻烦不说，原文格式也无法显现。稿件里一定要写清联系电话、通讯地址，邮编。便于我们和你联系，便于稿件刊用之后给你邮寄稿费。 三、邮件名称不要只有“投稿”两个字，最好直接写明文章标题，所投栏目。也就是把文章标题作为信件名称，写在地址下面的“标题”栏里。让编辑检索时一目了然。最后一点还请大家原谅，老师们投稿后，都非常希望能尽快得到回复，但我们大部分情况下是没有时间回复的。除非这个稿子需要修改，需要跟作者交流。如果不需要修改，一般会在稿子审定后通知你，或发用稿通知。这是投稿的基本常识，由于时间关系先简单跟大家说说，挂一漏万。其他有什么，会后再交流。 接下来，我要说说“稿”，怎么写稿，什么样的稿才能入编辑们的“法眼”。 我确实很想和老师交流这个问题。我们刊物每天的来稿量很大，但不需要怎么修改，拿来能用的不算太多。原因在哪里？我一直在想。原先当老师，或做教研员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感觉。走出来再看，看出点问题：咱们教育系统内部的论文喜欢求全、求大。喜欢追求宏大的题材，喜欢新名词，新概念。我们的文章通常是这样：一个宏大的标题，如《论新课程理念下的语文教学》，这样的题目，恐怕不是你三五千字能说透的；或者一个不知所云的标题，如《文化生命的课堂》，听上去更像一本书的名字。 文章什么样呢？必定有小标题一二三四五个，没有五个，至少也得凑齐三个。字数相等，句式相同。为此，少不了一番推敲，颇费些工夫。很多小标题放到哪篇文章用似乎都可以。框架搭好开始填内容，我之所以说“填内容”，就有“填空”的意思在里面。为了既定的框架填内容，甚至为了框架凑内容，而非为了内容结构文章。这样的文章看起来四平八稳，不鲜活、不灵动，毫无生气，好像都说了，其实什么都没说透，读起来味同嚼蜡。一些老师写例谈类的文章，有时候仅仅以一节课为例，也得弄出三、四个小标题，然后再把一个完整的课例一块一块地贴到这个标题下，再贴到那个标题下。课例变得支离破碎，好像都说了，好像都没说。原本可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也被弄得面目模糊了。这样的文章，可读性差，编辑不喜欢。老师也最好不要写。即使教育部门论文评比需要，也尽量少写些，它会写坏自己的文风，耽误自己宝贵的生命时间。 那么写什么？ 第一，用鲜活的事例说明问题。 前面我说了，一些小标题往往是一些概念的表述。你提出这些概念，如果不用鲜活的事例来验证，那么这些概念什么也说明不了。鲜活的事例哪里来？从我们老师的实践中来，研究理论的专家也得向你讨教实践，你是最有发言权的，在实践中你每时每刻经历着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具体事例，为什么不把这些记录下来呢？在这里，我想说一个让我深受启发的例子。前段时间我有幸聆听了一位德国著名汉学家的讲座，他对中国文学的研究让世界瞩目，他是一位值得中国敬重的人。那天他的报告是关于中西方精神与身体关系的文化差异，标题很有意思，好像叫“中国人不散步吗？”报告开场半个多小时，他一直在讲述他和中国人交往中，发现中国人都不愿意无目的地走路（散步）的事例。先讲在中国的校园里遇到的学生如何，再讲他的中国朋友去德国如何，类似的例子一个接一个，先生操着不太流利的中文，不厌其烦地讲述一连串琐碎的细节，显得散乱而没有条理，全然没有通常所见的报告者无懈可击的推理和不断抛出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观点。难道这是一位大学者的研究？散步不散步能说明什么？这些个别的例子又能说明什么？看看他庄重严肃，若有所思的神情，我真有些诧异。 然而，一个个细节，甚至细节中的细节，不断地叠放，镜头开始聚焦，共性的东西逐渐显现出来，中国文化中对待身体与精神的态度，在“散步”这一生活细节里得到印证。此刻的我，不能不随着他的讲述思想开去，头脑里不是被告知，而是被质疑，被激活，被开辟出一片片新的空间留待充盈。散步与不散步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孰优孰劣，这位汉学家直到报告结束也没有作结论。随后的交流，在座的很多学者从历史、社会、文化、人类学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提出完全不同的理解。一些问题又引出了新的问题。中西文化在这里碰撞，不同学科在这里交错，“散步”的价值显现出来。研究，就此开始。这段场景我终身难忘。 反观我们现在的语文教学研究，却鲜见这种针对细节的实质性研讨。更不用说我们空洞的，充斥着课程理论名词，甚至哲学名词，却鲜有说服力的语文教学论文，好像不这样，就无法显示我们学问的“高深”。 学问在哪里？学问在细节中。哲学家叶秀山先生说：“没有细节，你的学问到底有多少就很难说，因为学问要解决实际问题，而不仅仅是有一些想法，提出一些概念名词。”事实就是如此，理论如果没有穿过这些细节，就无法真正抵达实践层面；而对理论的理解如果没有透过这些细节，就不可能是全面的，是纯粹的。历史学家陈春生先生提出历史研究要“回到历史现场”，他认为，真正深刻的有价值的研究作品，不是我们归纳出的所谓“特点”，不是主观臆想出的所谓“观点”，而是所能提交和呈现的个案，具体事件等等。 听讲座回来，我写了篇随笔，名叫《散步与细节》，我说，研究文化的，能从“散步”这个寻常的生活细节着眼；研究历史的，力求“回到历史现场”去关注细小的具体事件，这应该给我们的新课程语文教学研究一些启示的。教学也是由一个个细节组成的，恰恰是这些人们司空见惯的细节里，蕴藏着丰富的具有共性的观念或行为特征，如果我们能聚焦细节，放大细节，就可能使教学研究摆脱在理念的圈子里打转的窘困，走向实质性的突破。平凡的细节被理论穿越才会发出耀眼的光芒，而理论，只有穿越了一个个细节，才能成为指导实践的理论。真正的研究就从眼下的细节开始。 老师们，珍惜我们身边每一个细节，把你的细节用你的笔头表达出来，也许事例之后你没有说什么，但是，事例本身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文章首先要有鲜活的细节。 第二，要实实在在地说理。 一段时间，我们小语界兴起这样一种文风，文章中大量引用理论，堆砌概念新词的现象尤为严重。比如说，“言语是存在的家”“言语生命的精神欲求”之类，这些词语倒并非生造，而是一些哲学范畴的概念。我以为，不同范畴的概念拿到我们教育里面，不是不可以，而是一定要慎重，更不能滥用。当然，我们思考教育问题，教学问题达到一定深度的时候，会需要哲学的介入，会走向哲学层面的思辨。但是，哲学范畴的东西拿到教育实践里面，拿到教学当中，还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可自己也没弄明白，还要拿出来唬人，以己昏昏，使人昭昭。 既然如此，倒不如我们就来实实在在地说说道理，用最通俗的话，最朴实的话说道理。这一点我们的钱老师，于永正老师为我们做出了榜样，老师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文章。你们绝对找不到流行的新词汇和新概念，但是，他们说出来的道理却那么深刻，那么透彻。让我们看到了，读懂了语文最本真的东西。真正的大家的文章就是这样，读过朱光潜、丰子恺、季羡林、老舍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不是盛气凌人的说教，你要怎样，应该怎样，而是像一位和蔼可亲的朋友、长者在和你攀谈，商量，你看这样如何？是不是这个理儿？ 所以，不必去追求那些时髦的名词术语，我们用最朴实的话说出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我们以最朴实方式呈现自己最本真的东西。昨天听我们严晓东校长说，我们的学校正在倡导“自己的课堂，本真的课堂”，这是做到点子上的。进而再倡导“自己的文章，本真的文章”，教风、文风势必相得益彰。 倡导开门见山的文风，是我要说的第四点。 虽然我们是语文教师，但我们的学科刊物还是以庄重理性的叙事研究风格为主的。有的老师文笔很好，擅长抒情，写文章一吟三叹，柔肠百转。但我们需要的大部分稿子还是开门见山为好，干干净净的文字最说明问题。有的老师读了许多理论专著，写文章时喜欢引用，我以为，理论的东西不要照搬，要内化成你自己的东西，用你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很多老师写文章，开头不说“《语文课程标准》云如何如何”，就没法说话。结尾的时候不说，“让我们一起在新课程的路上奋勇前进”，好像就没法收尾（笑）。而这样的文字在编辑看来，既不中用，又浪费宝贵的版面。肯定删掉——挤干水分。干干净净地说话，就像今天最后小周老师的说课：今天我上了一节课，我有几点新体会——直接开始说。开门见山、干干净净。这样的文字到了编辑那里，是赏心悦目的，是很“养人”的。 投稿的事情就说这么多。有道是作文如做人。投稿也一样，透过稿子，能真真切切地看到你这个人。我做过老师的，做过教研员，我不仅从一个编辑的角度看待一篇稿子，更从一个教师的角度看到你的教学思想和教育情怀，看到你在课堂上的样子。读你的教学设计，教例反思，我仿佛身临其境你的课堂。当你讲述你的教学经历的时候，我仿佛能感受到你一颗真挚的心。穿越文章，我看你这个人，你就站在我面前。你真心地和大家交流，从你自己的教学实践来，真正发自内心希望跟大家交流的时候，我便能感受到你文章的温度，我能看文章背后一双热切的眼睛，一颗真挚的心。一定不能为了投稿而投稿，那样的文字再多再美再抒情，也挡不住文字背后一双冷冷的眼睛。老师们，让我看到你的心，看到一位老师捕捉到教学实践的智慧，急切和同行们分享，急切希望得到同行们帮助的热切的心。 比投稿更重要的是养成动笔的习惯。武进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有着很好的读书的氛围，老师们的学养深厚，有着浓郁的书卷气息。但是，书读进去，内化之后，还要转化出来。否则你只能是个书篓子，你所读的书只能作为你茶余饭后的谈资。转化出来，一个办法就是动笔。事实上，阅读就是思考，只有将阅读、思考的内容变成文字的时候，你真正才走进自己的内心，真正把书里作者的思考变成自己的思考，系统成熟的思考，而非零散的思想的碎片，进而落实到实践行为中去，获得再创造的快乐。昨晚临睡前我看的一本书名叫《幻想之眼》，作者张文质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名教师，他教学，践行着他的生命教育理念，也时常参加一些活动，作作讲演。但他更会静下来阅读、反思、写作。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时时反思的话，那么，他的灵魂是粗糙而躁动的，他的一生是飘零而混乱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有一句话说得更好：我们要时常停下来，等一等自己的灵魂。老师们,如果我们能够养成动笔的习惯，把看到的、想到的、做到的及时地记下来，你可能更多地走进了自己的内心，守住自己的灵魂，在丰厚的思想积淀中，体会一份来自灵魂的充满希望的沉静与安详。 第三，养成动笔的习惯很重要，和编辑交朋友也很重要，尤其是和我这样的编辑交朋友（笑）。这么说，是觉得在跟星辰几位老师交谈时，我们共同捕捉教学中的智慧。比如，金磊老师对语文课上的一些所谓“非语文”问题有自己不同的想法，他就跟我聊聊。我就说，金磊，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你就把这点写下来，咱们在刊物上做个茶座。这个茶座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和何江燕老师聊，她说，朱老师，我觉得“文本研读”很有意思，我也写了几篇“教材研读”的文章，不知道这样读可不可以。我听她一说，觉得何老师研读教材的角度很新，于是很快刊出了她的研读。周艳霞老师在一次闲谈中，和我谈到了最近一次教研活动的“同课异构”，我觉得这样一种教学比较，更能体现备课研究的过程，内容的可信度和形式的操作性都能给更多的语文备课以启发。于是我立即约周老师写出来，并在最短的时间内刊用了这篇文章。大家一起聊一聊，一起共同揣摩，这样你的文章可能写起来更有目的性，也能较快地在刊物上刊出。同时，也能通过和编辑的交流，你了解到现在整个学科界在关注什么，刊物正才策划哪方面的稿子等等，如果这方面我正好有所思考，和编辑交流一下，按照要求写一写。这绝对没有开后门的意思（笑），写得不好照样不用。不过，如果星辰实验学校的老师们要向我投稿，我看见稿件上写着星辰学校某某向朱老师投稿，我感情的天平是会向这边倾斜的（笑）。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我更希望《小学语文教师》这本刊物能成为一个平台，为星辰实验学校做一点事，让更多的人了解有这么一所学校，有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团队，有这么多洋溢活力的老师。我想，一方面，我们需要静下心来做学问，另一方面，为了我们的成长，我们更需要放开自己。你想成长吗，首先你要向大家敞开自己。开放的心态是获得成长的前提。就像我今天，不管我说的观点对也好，错也好，我站在大家面前了，我向大家敞开自己了。我真诚地和大家交流，激起思想的火花，而我便在这样的火花中得到淬炼。我也希望星辰学校的老师向我，向更多的同行敞开你们自己。谢谢大家！ 何江燕：朱老师讲话真的非常实在，但是又很受用。她是在教我们怎样投稿，但又不仅仅在说投稿，她还在说语文，在说文学，在说人学。我觉得投稿是一门学问，我们的教学更是一门学问。两位专家的讲话里面有大学问，学问、学问要边学边问。但是遗憾的是，今天的时间不允许了，好在两位专家的讲话我们安排了现场记录，一字不漏。我们可以在这次活动以后去好好咀嚼，慢慢消化，否则会消化不良的。因为时间关系，千言万语我们只能化作最热烈的掌声，向两位专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了。好在我们这次活动只是一个好的开端，这次活动虽然划上了一个句号，但我希望它是一个逗号，后面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欢迎他们再次走进我们校园，走进我们的课堂；更希望它是一个顿号，隔的时间再短一些，来的频率再高一些。相信两位专家肯定会欣然应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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