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依靠购买怀孕母畜来繁殖畜群的办法，是中原地区快速发展畜牧生产的一条途径，是贾思勰为经营商品性畜牧业的地主所提供的精明筹划；它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繁荣的牲畜市场。能够经常供应这样充足的包括母畜在内的牲畜的市场，其来源应是牧区，这是在游牧人进入中原的条件下农牧区经济文化交流更为经常和频繁的一种反映。 在这样的情况下，《齐民要术》畜牧卷所载的畜牧生产技术、相畜术和畜病防治技术，应该包含了牧区人民丰富的经验在内的，而且比重不应太少。由于少数民族的经验和汉族人民的经验已经融合在一起，现在很难把它们区分开来了。不过还是有迹象可寻的。如，马和馿杂交后代骡的培育成功，是北方草原民族的一项重大贡献。《逸周书�6�1王会解》载商初伊尹为“四方朝献令”，规定正北方方国的献物中有“駃騠”，即以马为父本的骡。上面谈到，从战国至魏晋，传入中原的骡从“奇畜”变为常畜，至《齐民要术》第一次系统记述了马驴杂交培育骡的方法和有关技术原则，这是牧区人民长期实践经验的一次总结，当与大批游牧人南进有关。又如，《齐民要术》提倡养羊应“常留腊月、正月生者为种”，并指出，选择冬羔作种，可以使怀孕母畜处于秋草正肥之时，从而“肤躯充满”，有丰富的乳汁来抚育冬羔，开春“母乳适尽”时，如能接上春草，从而使母肥子壮，达到“极佳”的效果[32] 。其基本精神是牲畜繁育与牧场环境季节变化的关系。这显然是牧区人民实践中得出的经验，当然不排除有汉族人民的经验在内，但起码是以牧区经验为基础的。《齐民要术�6�1养羊第五十七》称羊脓鼻、口颊生疮为“可妬浑”，无疑是胡语的音译；这不过是牧区与农区科技文化交流融合过程中偶尔留下的痕迹而已。少数民族的农牧业科技文化成果，已经融合到汉族的农牧业文化之中而被历史抹平了痕迹的，应该是更多的。《齐民要术》不但是我国传统农学的经典，而且是我国完整地保存下来的第一部饮食学的著作，是总结我国公元六世纪以前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其中也包含了少数民族、尤其是北方草原民族饮食文化方面的成就和影响。下面仅就乳酪（包括酪酥和干酪）的制作、饼食的制作和反映少数民族习俗的烹饪方法等三个方面略加论述。 （一） 乳酪制品 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是以“食肉饮酪”[33] 著称的。乳酪制品是北方草原民族的发明创造。中原上古时代也有“酪”，但和乳酪不是一码事。《礼记�6�1礼运》“后圣有作……以为醴酪”，郑玄以“酢酨”释“酪”，“酢酨”就是醋，所以上古时代的“酪”是带酸味的饮料。后世所谓“盐酪”的“酪”，亦指此。但随着农耕、游牧两大经济文化区的形成和相互交流的展开，草原牧民的饮食习俗也逐渐传入中原。汉代皇室设专官管理乳马并生产马酒，名曰“挏马”。这种挏马酒的制作方法是：“以韦革为夹兜，受数斗，盛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曰挏马”[34] 。这是属于“湩”一类的食品；后来的蒙古人仍然是沿用这种方法制作马乳酒的[35] 。大概由于它带有酸味，中原人也称之为“酪”；“酪”逐渐成为乳制品的称呼。西汉刘煕《释名�6�1释饮食》说：“酪，泽也，乳汁所作，使人肥泽也。”似乎是乳制品的一种泛称，反映人们对乳制品有所认识而不大深入。到了东汉末年，人们能够进一步区分不同的乳制品了，如服虔《通俗文》说：“缊羊乳曰酪，酥曰�餬。”但乳酪制品在中原毕竟是罕见之物[36] 。魏晋南北朝，游牧人渐次南下，草原食俗风靡中原。早在晋代，羊肉乳酪已是中原人士的常食，西晋潘岳《闲居赋》中就有“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的诗句[37] 。乳酪甚至成为中原人士向南方人夸耀的珍品[38] 。随着中原人的南渡，这种食俗甚至对南方也发生了影响[39] 。到了北朝，羊肉乳酪竟然被称之为“中国之味”。据《洛阳伽蓝记》卷三所载，原来在南齐做官的王肃跑到了北魏： 肃初入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经数年巳后，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谓肃曰：‘卿中国之味也，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肃对曰：‘羊是陆产之最，鱼是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齐民要术》在记述食品制作和烹饪技术的三卷中把羊作为肉类的第一原料，同时又在养羊章中第一次对各种乳酪制品的制作技术作了详尽的总结。贾思勰的介绍包括作酪法、作干酪法、作漉酪法、作马酪酵法、抨酥法。对每一种制品的每一个步骤的技术要点都作出交待。为免叙述的繁琐，下面以作酪法为例，列简表如下： 表2 《齐民要术�6�1养羊》所载“作酪”的技术要点 步骤|技术要点 准备|牛产前要用薄粥喂饲；产后“挼乳核令破”，以便“核破脉开，捋乳易得” 捋乳|捋乳与喂养羔、犊兼顾，要在牛羊产后5—10日，羔、犊能吃青草时进行，而且要留1/3供羔、犊食用；捋乳季节为三四月间至八月末；每日早放至太阳升起在东南角，待牛羊“噉露草饱”后取乳，取乳后，让羔犊随母放牧，晚上及早放时则母子别群 煎乳|缓火煎乳，煎至四五沸；最好用干牛羊粪；煎乳过程中要常以杓扬乳，勿令溢出，并彻底纵横直勾，使之均匀 卧酪|先用生绢袋子过滤熟乳，过滤后盛以瓦瓶，瓦瓶若已用过，须加热去掉水气；温度需“温温小暖于人体”；以“先成甜酪”接种，或用“醋飧”（酸浆水饭）替代，以勺拌匀，用毡絮覆盖保暖 从上表可以看出，《齐民要术》对乳酪制品制作方法和技术要点的交代是十分细致周到的，也很科学。这显然包含了北方草原民族长期经验的积累，应视为少数民族对我国饮食文化的重要贡献。 当然，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游牧人在中的传播他们的饮食习俗的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中原农耕民族的饮食习惯，植物性食物在他们的食谱中已占了很大比重。北魏神瑞二年（415年），秋谷不登，国内恐慌，有人提出迁都。崔浩等反对。并指出，只要挨过冬天，“至春草生，乳酪将出，兼有菜果，足接来秋。若得中熟，事则济矣”。说明鲜卑拓抜氏虽然仍保留食肉饮酪的习惯，但谷物和果菜已经成为重要的、乃至主要的食物。 （二） 饼食制品 黍稷（粟）是黄河流域中下游原产粮食作物，中原人把它们脱粒后煮成饭吃，自称“粒食之民”。小麦起源于西亚，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通过我国西部民族传入中原，但中原种麦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保持“粒食”习惯，麦类也做成“麦饭”来吃，《十三经》中没有“麺”（面）字和“饼”字，《礼记�6�1内则》介绍各种食品时也没有谈及作饼。所以西晋束晳《饼赋》说：“饼之作也，其来近矣。……或名生于里巷，或法出乎殊俗。”所谓“殊俗”，主要应该就是西方民族的饮食习俗。因为最早种麦和磨面作饼的是西亚人，麦作首先传到我国西部地区，磨面作饼的技术也在西部民族发展起来。中原人磨面作饼，主要是从西部民族学来的。在迄今所知先秦文献中，“饼”字仅见于《墨子�6�1耕柱》，相传春秋时的公输般制作石转磨[40] ，而战国石磨的实物遗存亦已发现，可信先秦时代中原人已开始磨面作饼。汉代以降，中原人把各种面食统称之为“饼”，以区别于传统的“粒食”。饼食在民族的融合和交流中发展起来。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有一些饼食带有明显的西北民族的印记的。其中有些在《齐民要术》也能找某些痕迹。 在打上西北民族印记的饼食中，名气最大的是“胡饼”。胡饼是芝麻烧饼。《释名�6�1释饮食》：“胡饼，作之大漫沍也。亦言以胡麻著上也。”“漫沍”，《太平御览》引作“漫汗”，意为无边际，形容其饼之大。胡饼又的确是着芝麻的，所以后来石虎把胡饼改称“麻饼”[41] 。这种饼原在北方民族地区流行。如东汉赵歧避难至北海，常在市中卖胡饼[42] 。它传入中原较早。东汉末，“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43] 。《汉末英雄记》载李叔节“作万枚胡饼”慰劳吕布。《广异记》记述了某人与其妻胡妇开店，以“卖胡饼为业”的故事。古书中这类记载不少，反映了胡饼在中原的广泛传播。由于胡饼相当程度的普及，出现了制作胡饼的专门设施。《齐民要术�6�1饼法第八十二》“髓饼法”载：
《中国民族史》 《中国民族史》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主编，林超民任副主编。1990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上中下三册，115万字。现民族出版社拟于近期出版修订本。 20世纪开始，民族史逐步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民族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开始倡导新史学，即提出了民族史的科目，并作了初步研究。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吕振羽等学者，先后编撰出版数种《中国民族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研究工作，由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主持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55个少数民族各编了一部本民族的简史。近年来，诸多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问世，先后出版了翁独健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等。许多民族史学工作者所撰写的族别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奠定了基础。 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后，不少知名学者发表书评，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是研究中国民族史难得的创造性硕果，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林中一株挺出的新秀，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书荣膺中国图书奖、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 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色： 第一， 它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汉至清灭亡，不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不论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和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的疆域是不断变迁的，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但是我国的疆域大体上还是稳定的。我国疆界早在汉代，由于匈奴、鲜卑的内附，就包有北至漠北与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由于南粤的臣服，而囊括南至南海的辽阔地区；由于西域各国的归降，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而管辖西域之地；由于夫余、挹娄的内附，使疆界东至于海上；由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将版图扩展到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历代王朝大体保持了这个疆域。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从这个传统发展而成。中国传统疆域是由南部水田农业区、北方旱地农业区与北部草原游牧区组成的。我国历史上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经常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经济基础，促使我国各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多次分裂，最终仍归于统一，每次统一的版图大体相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有时受间接统治，但各民族间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仍然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 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中原相比较为落后，历代王朝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些地区设置的政权，其形式与内地不同，如秦汉时期的属国、道、边郡，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史称“羁縻政权”，政权形式不同，属于中国统一的整体则毫无差异。有些少数民族虽也建立过独立的政权，但没有脱离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因为建立王朝的民族不同而异；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据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统一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则是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时只有一个政权，有时有几个政权存在，但整体并没有改变。本书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论述，各民族的个性恰到好处地显示于共性之中。 第二， 本书突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本书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顺序来叙述中国各民族历史。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央王朝的更迭演进及其几千年不断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活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的发展。以王朝发展的顺序这一客观存在为线索来笼括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不惟脉络清晰，而且多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连贯性也由此上升到突出地位。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的兴亡大都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少数民族的兴衰与中央王朝的统治也紧密相关。本书不是简单地以王朝更迭为线索编写各民族历史，而是在具体阐释中，将二者结合融会于一体，深刻揭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规律。这正是本书有别于以往中国民族史和一般中国通史著作的显著特点 第三， 本书突出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性。中国各民族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过程。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地发展演变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民族关系对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也使各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和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并进而揭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更加鲜明。 第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十分注意汉文文献，也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尤其注意采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丰富资料，尽可能多地吸收近年来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使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历史小论文要求不高，写清原因经过结果以及基本的历史主线即可题目1难一点 必须要说清这些民族的发展以及相互的关系题目2相对简单 主要说明繁荣和开放的表现即可
泼水节 泼水节是傣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云南少数民族节日中影响面最大，参加人数最多的节日。泼水节是傣历新年，相当于公历的四月中旬，节日一般持续3至7天。第一天傣语叫“麦日”，与农历的除夕相似；第二天傣语叫“恼日”（空日）；第三天是新年，叫“叭网玛”，竟为岁首，人们把这一天视为最美好，最吉祥的日子。节日清晨，傣族男女老少就穿上节日盛装，挑着清水，先到佛寺浴佛，然后就开始互相泼水，互祝吉祥、幸福、健康。人们一边翩翩起舞，一边呼喊“水！水！水！”，鼓锣之声响乇云霄，祝福的水花到处飞溅，场面十分壮观。 泼水节期间，傣族青年喜欢到林间空地做丢包游戏。花包用漂亮的花布做成，内装棉纸、棉籽等，四角和中心缀以五条花穗，是爱情的信物，青年男女通过丢包、接包，互相结识。等姑娘有意识地让小伙子接不着输了以后，小伙子便将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姑娘，双双离开众人到僻静处谈情说爱去了。 泼水节曾经是印度婆罗门教的一种宗教仪式，其后为佛教所吸收，经缅甸传入云南傣族地区，时间约在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初，距今有700年历史。随着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傣族地区影响的增大，泼水节的习谷也日益广泛。 泼水节的传说 泼水节是傣族一年一度的传统节日（阳历四月十三至十五日）。傣语叫做“楞贺尚罕”，即“六月新年”或“傣历新年”。实际上泼水节就是傣历的元旦，因为傣文历法，新的一年是从六月开始计算的。 可是泼水节由来的传说却有两种。：很早以前，一个无恶不作的魔王霸占了美丽富饶的西双版纳，并抢来七位美丽的姑娘做他的妻子。姑娘们满怀仇恨，合计着如何杀死魔王。一天夜里，年纪最小的姑娘侬香用最好的酒肉，把魔王灌得酩酊大醉，使他吐露自己致命的弱点。原来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魔王，就怕用他的头发勒住自己的脖子，机警的小姑娘小心翼翼地拔下魔王一根红头发，勒住他的脖子。果然，魔王的头就掉了下来，变成一团火球，滚到哪里，邪火就蔓延到哪里。竹楼被烧毁，庄稼被烧焦。为了扑灭邪火，小姑娘揪住了魔王的头，其他六位姑娘轮流不停地向上面泼水，终于在傣历的六月把邪火扑灭了。乡亲们开始了安居乐业的生活。从此，便有了逢年泼水的习俗。现在，泼水的习俗实际上已成为人们相互祝福的一种形式。在傣族人看来，水是圣洁、美好、光明的象徵。世界上有了水，万物才能生长，水是生命之神。 而位于丽江华坪地区的傣家泼水节的故事却独具特色。这里的傣族人是中国乃至亚洲纬度最北的傣族部落。他们的故事是这样的： 相传在很久以前，金沙江边一个聚居在密林深处的傣族村寨，因树林起火，村民处在被大火吞没的危难之中，一个名叫李良的傣家汉子，为保护村庄，不畏危险，冲出火网，从金沙江里挑来一桶桶江水，泼洒山火，经过一天一夜的劳累，山火终于被泼灭，村民得救，李良因为劳累流汗流干了，渴倒在山头上。村民打来清水给李良解渴，但喝了九十九挑水也解不了渴，后来，李良一头扑到江中，变成一条巨龙，顺江而去。有的人说，他变成了一棵大树。傣族人民为了纪念李良，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之一天，每家房屋清扫一新，撒上青松叶，并在选定的江边或井旁，用绿树搭起长半里的青棚，棚下撒满厚厚的松针，两旁放上盛满水的水槽，午间太阳当顶时，众人穿行于棚下相互用松枝蘸水洒身，表示对李良的怀念和对新年的祝福。这项活动延续至今，成为傣族人民辞旧迎新、祝福吉祥的节日--泼水节。 泼水节来临，傣家人便忙着杀猪，杀鸡、酿酒，还要做许多“毫诺索”（年糕）以及用糯米做成的多种粑粑，在节日里食用。 泼水节的活动 泼水节历时三日。第一天，划龙舟、放高升、文艺表演；第二天泼水；第三天，男女青年在一块进行丢包和物资交流。 泼水节一般在风光旖旎的澜沧江畔举行。当晨曦映红“黎明之城”的时候，各族群众便穿着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这里。一声号令，一支支高升腾空而起，直穿云宵，一艘艘龙舟箭一般，直冲对岸。此时，千万只金竹“（上竹下必）”一起吹奏，（钅芒）锣、象脚鼓一齐敲响，澜沧江两岸顿时变成欢乐的海洋。 当泼水刚开始时，彬彬有礼的傣家姑娘一边说着祝福的话语，一边用竹叶、树枝蘸着盆里的水向对方洒过去。“水花放，傣家狂”，到了高潮，人们用铜钵、脸盆，甚至水桶盛水，在大街小巷，嬉戏追逐，只觉得，迎面的水，背后的水，尽情地泼来，一个个从头到脚全身湿透，但人们兴高采烈，到处充满欢声笑语。一段水的洗礼过后，人们便围成圆圈，在（钅芒）锣和象脚鼓的伴奏下，不分民族，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翩翩起舞。激动时，人们还爆发出“水、水、水”的欢呼声。有的男子边跳边饮酒，如醉如痴，通宵达旦。 “丢包”最富浪漫色彩，往往是傣族未婚青年的专场游戏。“包”是象征爱情的信物，由傣族姑娘用花布精心制作，内装棉籽，包的四角缀有五彩花穗。丢包时，在绿草如茵的草坪上男女各站一排，先由傣族姑娘将包掷给小伙子，小伙子再掷给姑娘，并借此传递感情。如此，花包飞来飞去，最后感情交流到一定程度，双方悄悄退出丢包场，找一个幽静的地方依肩私语去了。
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齐民要术》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中国的传统经济文化是一个“多元交汇”的体系，少数民族对中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有的尚保存在现存少数民族之中，如藏医、蒙族的天文学等，比较容易看得见、摸得着；有的已融化到华夏族或汉族科技文化的历史成果中，这就不那么容易能看得见、摸得着了。我们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不但要注意前者，而且要把后者从历史的尘封中剔发出来，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估量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后者是更为困难、也更有意义的任务。 《齐民要术》是人们所熟知的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经典，它产生汉族传统的活动中心——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它的作者贾思勰是汉族人。但它的内容不但包含了汉族人民的科技文化成果，也包含了汉族以外许多民族的科技文化成果。通过这个典型实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文化是如何融汇在一起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 少数民族育种和引种的成就 《齐民要术》卷十为“五谷、果蓏、菜茹中非中国物产者”，所谓“中国”是指黄河流域中下游汉族传统活动中心。因此，该卷所列将近二百种植物，除部分重复的以外，都应视为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栽培作物或野生植物。我曾以此为线索，研究我国少数民族首先驯化或引种的作物[1] 。其实《齐民要术》前四卷论述种植业的有关篇章中，也包含不少这方面的材料，有些作物仅根据其名称或记述即能确知产于少数民族地区。例如，我国古代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泛称为“胡”。而《齐民要术》中产于“胡”地、冠以“胡”名的作物或品种就有十几个。 一是原产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物和由这些少数民族育成的作物品种。例如，“戎菽”就是东北民族驯化和培育的大豆的品系。《要术》引《尔雅》曰：“戎叔之谓荏菽。” 今本《尔雅》作“戎菽”，“菽”是大豆的古称。郭璞注《尔雅》谓“戎菽”即胡豆。孙炎、樊光、犍为舍人、李巡也认为是胡豆。按《逸周书王会解》说周成王时北方民族的贡品中有“山戎戎菽”。《管子戒》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山戎是东胡族系的一支，春秋初年活动在燕国之北。可见，“戎菽”是山戎族驯化和培育的一个大豆品系，人们着眼于山戎的族属，把“戎菽”称为“胡豆”。类似的还有产于西南民族地区的“矩豆”和、从高丽引进的“高丽豆”。《要术》又记载了也泛称为“胡豆”的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杂豆[2] 。又如，水稻是南方百越族系先民首先驯化的，《要术》记载了不少水稻品种就是出在南方，如《要术》引《广志》：“南方有蝉鸣稻，七月熟。”这里的“南方”指岭南，“蝉鸣稻”就是岭南越人选育的早熟水稻品种。“盖下白稻”是我国迄今首见的再生稻，从其“正月种，五月获”看，也应是南方民族首先育成的。原产少数民族地区的蔬菜，有被称为“楚葵”的芹菜，被称为“越瓜”的甜瓜，以及“西域之蒜”（亦称“胡蒜”）“南夷之姜”等。此外，还有产于西部地区的“胡椒”、苜蓿等。“胡芹”则是胡人种植的用作调料的蔬菜，中原人况以芹菜而名之，恰如芹菜之名“楚葵”。 二是原产中原，传至少数民族地区并育成新的品种的。如粟黍是中原华夏族先民所驯化的，传到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育成适应各地风土条件的品种，《要术》中有“胡谷”、“胡秫”、“辽东赤粱”、“白蛮黍”等记载。葵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主要蔬菜，桃、李和枣是原产我国华北地区的水果，《要术》中所记“胡葵”、“胡桃”[3] 、“羌李”、“氐枣”、“西王母枣”[4] 等，当系这些蔬菜和果树传到胡地后育成的新品种。又有在少数民族地区辗转传播形成新品种的。如“柰”（绵苹果）原产我国新疆地区，东传首先到达河西走廊，魏晋南北朝时河西走廊已成为柰的中心产区，并育成“冬成柰”——一种体大味美的绵苹果新品种。 三是原产外国的作物或品种，首先传到少数民族地区后再引进中原，或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新的品系。例如原产南部非洲热带草原的芝麻，首先传入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5] ，再由西北地区传入中原，故有“胡麻”之称。西汉以来已在中原地区种植，我国从此才有了大田油料作物。《要术》：“《汉书》，张骞使外国得胡麻。” 沈括《梦溪笔谈》说：“胡麻直是今油麻。……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种，亦谓之麻，故以胡麻别之，谓汉麻为大麻也。”与此相类的还有起源印度北部、锡金等地的胡瓜（黄瓜）[6] ，起源地中海、里海地区的葡萄，从安息（今伊朗）传来的安石榴等。原产地中海沿岸和中亚的胡荽（芫荽），是西北部游牧人喜爱的调料[7] ，胡荽与游牧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一同传入中原，《要术》中有种胡荽专篇，是一种获利颇丰商品性生产。小麦是原产西亚冬雨区的越年生作物，通过中国西部新疆河湟一线传到中原。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传播中，产生了春播秋收的“旋麦”和类似大麦的“ 麦”，见于《要术》所引《广志》。又，《要术》引《西京杂记》曰：“瀚海梨，出瀚海地，耐寒不枯。” 瀚海梨可能就是新疆梨，据俞徳浚研究，新疆梨是“中国梨和西洋梨自然杂交的产物”[8] 。这样说来，它是中西文化交流在新疆地区的结晶。 从以上情况看，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文化，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交流中向前发展的：一种是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另一种是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前一种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后一种文化交流也往往以少数民族为中介。总之，在两种文化交流中，少数民族都为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应该指出，上述材料只是在《齐民要术》中一个特定范围（1—4卷）内抽取出来的，它没有包括卷十中的大量材料，即使在卷1—4中，有些材料由于没有在名字或直接记述中反映它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暂时把它们舍弃了[9] 。因此，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是极不全面的。事实上《齐民要术》所记述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多半或出产于少数民族地区，或与少数民族有这样那样的瓜葛。但是，即使这样不完全的材料，也已经说明了不少问题，那么，少数民族对中华农业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和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二、少数民族畜牧文化和畜牧技术对中原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许多发源于北方草原的原游牧民族相继进入中原，他们带来了北方牧区的畜牧文化和畜牧技术，对中国科技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齐民要术》中有明显的反映。
民族文化的发扬传承 怎么样？或者是 民族文化如何与现代接轨
民族学硕士毕业论文选题当然很重要，我写的是少数民族文化方面的，找的志文网的老师写的，从开题报告到论文前前后后弄了一个多月，导师也审核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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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齐民要术》看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齐民要术》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中国的传统经济文化是一个“多元交汇”的体系，少数民族对中国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贡献，有的尚保存在现存少数民族之中，如藏医、蒙族的天文学等，比较容易看得见、摸得着；有的已融化到华夏族或汉族科技文化的历史成果中，这就不那么容易能看得见、摸得着了。我们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不但要注意前者，而且要把后者从历史的尘封中剔发出来，才能更全面、更准确地估量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后者是更为困难、也更有意义的任务。 《齐民要术》是人们所熟知的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经典，它产生汉族传统的活动中心——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它的作者贾思勰是汉族人。但它的内容不但包含了汉族人民的科技文化成果，也包含了汉族以外许多民族的科技文化成果。通过这个典型实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文化是如何融汇在一起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少数民族对中国科技文化发展的贡献。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些初步的分析。 一、 少数民族育种和引种的成就 《齐民要术》卷十为“五谷、果蓏、菜茹中非中国物产者”，所谓“中国”是指黄河流域中下游汉族传统活动中心。因此，该卷所列将近二百种植物，除部分重复的以外，都应视为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栽培作物或野生植物。我曾以此为线索，研究我国少数民族首先驯化或引种的作物[1] 。其实《齐民要术》前四卷论述种植业的有关篇章中，也包含不少这方面的材料，有些作物仅根据其名称或记述即能确知产于少数民族地区。例如，我国古代北方和西方少数民族泛称为“胡”。而《齐民要术》中产于“胡”地、冠以“胡”名的作物或品种就有十几个。 一是原产少数民族地区的作物和由这些少数民族育成的作物品种。例如，“戎菽”就是东北民族驯化和培育的大豆的品系。《要术》引《尔雅》曰：“戎叔之谓荏菽。” 今本《尔雅》作“戎菽”，“菽”是大豆的古称。郭璞注《尔雅》谓“戎菽”即胡豆。孙炎、樊光、犍为舍人、李巡也认为是胡豆。按《逸周书王会解》说周成王时北方民族的贡品中有“山戎戎菽”。《管子戒》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山戎是东胡族系的一支，春秋初年活动在燕国之北。可见，“戎菽”是山戎族驯化和培育的一个大豆品系，人们着眼于山戎的族属，把“戎菽”称为“胡豆”。类似的还有产于西南民族地区的“矩豆”和、从高丽引进的“高丽豆”。《要术》又记载了也泛称为“胡豆”的少数民族地区出产的杂豆[2] 。又如，水稻是南方百越族系先民首先驯化的，《要术》记载了不少水稻品种就是出在南方，如《要术》引《广志》：“南方有蝉鸣稻，七月熟。”这里的“南方”指岭南，“蝉鸣稻”就是岭南越人选育的早熟水稻品种。“盖下白稻”是我国迄今首见的再生稻，从其“正月种，五月获”看，也应是南方民族首先育成的。原产少数民族地区的蔬菜，有被称为“楚葵”的芹菜，被称为“越瓜”的甜瓜，以及“西域之蒜”（亦称“胡蒜”）“南夷之姜”等。此外，还有产于西部地区的“胡椒”、苜蓿等。“胡芹”则是胡人种植的用作调料的蔬菜，中原人况以芹菜而名之，恰如芹菜之名“楚葵”。 二是原产中原，传至少数民族地区并育成新的品种的。如粟黍是中原华夏族先民所驯化的，传到北方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育成适应各地风土条件的品种，《要术》中有“胡谷”、“胡秫”、“辽东赤粱”、“白蛮黍”等记载。葵是古代中原地区的主要蔬菜，桃、李和枣是原产我国华北地区的水果，《要术》中所记“胡葵”、“胡桃”[3] 、“羌李”、“氐枣”、“西王母枣”[4] 等，当系这些蔬菜和果树传到胡地后育成的新品种。又有在少数民族地区辗转传播形成新品种的。如“柰”（绵苹果）原产我国新疆地区，东传首先到达河西走廊，魏晋南北朝时河西走廊已成为柰的中心产区，并育成“冬成柰”——一种体大味美的绵苹果新品种。 三是原产外国的作物或品种，首先传到少数民族地区后再引进中原，或在少数民族地区形成新的品系。例如原产南部非洲热带草原的芝麻，首先传入我国西北少数民族地区[5] ，再由西北地区传入中原，故有“胡麻”之称。西汉以来已在中原地区种植，我国从此才有了大田油料作物。《要术》：“《汉书》，张骞使外国得胡麻。” 沈括《梦溪笔谈》说：“胡麻直是今油麻。……张骞始自大宛得油麻之种，亦谓之麻，故以胡麻别之，谓汉麻为大麻也。”与此相类的还有起源印度北部、锡金等地的胡瓜（黄瓜）[6] ，起源地中海、里海地区的葡萄，从安息（今伊朗）传来的安石榴等。原产地中海沿岸和中亚的胡荽（芫荽），是西北部游牧人喜爱的调料[7] ，胡荽与游牧人的这种饮食习惯一同传入中原，《要术》中有种胡荽专篇，是一种获利颇丰商品性生产。小麦是原产西亚冬雨区的越年生作物，通过中国西部新疆河湟一线传到中原。在中国西部地区的传播中，产生了春播秋收的“旋麦”和类似大麦的“ 麦”，见于《要术》所引《广志》。又，《要术》引《西京杂记》曰：“瀚海梨，出瀚海地，耐寒不枯。” 瀚海梨可能就是新疆梨，据俞徳浚研究，新疆梨是“中国梨和西洋梨自然杂交的产物”[8] 。这样说来，它是中西文化交流在新疆地区的结晶。 从以上情况看，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文化，是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交流中向前发展的：一种是国内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另一种是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前一种文化交流，少数民族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后一种文化交流也往往以少数民族为中介。总之，在两种文化交流中，少数民族都为中国科技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应该指出，上述材料只是在《齐民要术》中一个特定范围（1—4卷）内抽取出来的，它没有包括卷十中的大量材料，即使在卷1—4中，有些材料由于没有在名字或直接记述中反映它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暂时把它们舍弃了[9] 。因此，这些材料所反映的是极不全面的。事实上《齐民要术》所记述的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园艺作物，多半或出产于少数民族地区，或与少数民族有这样那样的瓜葛。但是，即使这样不完全的材料，也已经说明了不少问题，那么，少数民族对中华农业文明所作的重大贡献和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 二、少数民族畜牧文化和畜牧技术对中原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许多发源于北方草原的原游牧民族相继进入中原，他们带来了北方牧区的畜牧文化和畜牧技术，对中国科技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齐民要术》中有明显的反映。
伟大祖国的56个兄弟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和睦相处，团结互助，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共同开拓了祖国的大好山河，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我国少数民族生活的地区，不仅有美丽如画的自然风光，而且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物产丰富，还拥有珍贵的动植物资源、水力资源以及矿产资源等。 我国南方气候温和，少数民族的服饰多种多样。男子一般穿对襟上衣和裤子。妇女穿的飘逸轻盈，各有特色。如傣族的绸料筒裙，景颇族的毛织花裙，苗族、布依族和部分壮族妇女的百褶大筒裙，彝族的多层百褶裙，黎族姐妹的绣花衣裙等。 由于我国各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的地理、气候条件不同，经济、生活方式也不同，他们的住房结构各具特点。在湿润多雨的南方少数民族地区，人们一般居住在干栏式楼房里。这种楼房分上下两层，所用材料以竹木为主。楼房上层用于圈养家禽、牲畜，放置农具或杂物。有些少数民族人民甚至完全用竹子做材料，建成别致的小竹楼。一栋栋造型独特的小竹楼，掩映在青青翠竹和香蕉，柚子树织成绿色帷幕中，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美丽极了！ 不同少数民族，对大米的吃法也各有不同。南方的傣族、佤族、黎族等少数民族，喜欢把米装入竹筒放在火上烧烤，使米饭带着竹子的清香味。壮族、布依族群众喜欢吃五色糯米饭和糯米糍粑。朝鲜族群众习惯用糯米打成糯米糕食用。新疆的维吾尔、乌孜别克等民族，常把大米和羊肉、胡萝卜、洋葱，有的还加入葡萄干、木瓜等，炒焖成喷香可口的什锦饭，由于焖好的饭用洗净的手抓食，所以又叫“抓饭”。 在春暖花开或秋收季节，壮族群众喜欢开展抛绣球的活动。抛绣球是壮族男女相互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青年们在草坪或空地上竖起一根高十米的木杆，顶端钉一块木板，木板中心有些圆孔。男女各为一队，以抛出的绣球穿过木板上的圆孔为胜。也有在场中间搭歌棚，绣球抛不过棚或抛出界，或接不住对方抛过来的绣球，就要被罚唱歌，非常有趣。 少数民族也有许多风格各异的传统节日，如：火把节、泼水节、那达慕大会、开斋节、洛萨节等。其中泼水节是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等民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四月中旬举行，时间为三到五天。节日期间，人们身着盛装，互相泼水祝福，还举行划龙舟等活动。晚上灯火通明，人们点花灯，放烟花，纵情欢呼歌舞，洋溢着喜庆的气氛。 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人啊。
《中国民族史》 《中国民族史》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主编，林超民任副主编。1990年12月由民族出版社（北京）出版，上中下三册，115万字。现民族出版社拟于近期出版修订本。 20世纪开始，民族史逐步从政治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中国民族史学是中国史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也是民族学的重要分支学科。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开始倡导新史学，即提出了民族史的科目，并作了初步研究。至20世纪30年代开始，吕思勉、林惠祥、王桐龄、吕振羽等学者，先后编撰出版数种《中国民族史》。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和民族史研究工作，由国家民委直接领导和主持编纂民族问题五种丛书，为55个少数民族各编了一部本民族的简史。近年来，诸多学者专家共同编写的《大百科全书?民族卷》问世，先后出版了翁独健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等。许多民族史学工作者所撰写的族别史、地区民族史、断代民族史论著相继问世。这些成果，为进一步深入、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史奠定了基础。 江应梁主编的《中国民族史》出版后，不少知名学者发表书评，给与高度评价，认为是研究中国民族史难得的创造性硕果，是我国民族史著作林中一株挺出的新秀，为中国民族史学的发展做出了可贵的贡献。本书荣膺中国图书奖、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三等奖）。 本书具有以下主要特色： 第一， 它突出了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的历史；从秦汉至清灭亡，不论封建王朝如何更迭，不论哪个民族是统治民族，中国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国各民族和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都是在各个历史时期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上的疆域是不断变迁的，有时统一，有时分裂，但是我国的疆域大体上还是稳定的。我国疆界早在汉代，由于匈奴、鲜卑的内附，就包有北至漠北与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由于南粤的臣服，而囊括南至南海的辽阔地区；由于西域各国的归降，西域都护府的建立， 而管辖西域之地；由于夫余、挹娄的内附，使疆界东至于海上；由于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郡县，将版图扩展到怒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流域。历代王朝大体保持了这个疆域。我国今天的多民族国家正是从这个传统发展而成。中国传统疆域是由南部水田农业区、北方旱地农业区与北部草原游牧区组成的。我国历史上畜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间，自然形成了经常和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这是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正是这个经济基础，促使我国各族共同缔造了多民族的国家。尽管多次分裂，最终仍归于统一，每次统一的版图大体相近。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时受中原王朝直接统治，有时受间接统治，但各民族间的联系并未因此中断，仍然在相互依存中共同发展。 由于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与中原相比较为落后，历代王朝为适应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在这些地区设置的政权，其形式与内地不同，如秦汉时期的属国、道、边郡，唐宋时期的羁縻府州，元明清时期的土官、土司，史称“羁縻政权”，政权形式不同，属于中国统一的整体则毫无差异。有些少数民族虽也建立过独立的政权，但没有脱离中国整体历史的发展。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因为建立王朝的民族不同而异；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据中原王朝的辖区，也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的辖区。统一的概念，主要是指政权而言；整体的概念，则是各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内在联系与凝聚。政权的统一，是在整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具体原因，有时只有一个政权，有时有几个政权存在，但整体并没有改变。本书将中国历史上的各民族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论述，各民族的个性恰到好处地显示于共性之中。 第二， 本书突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本书按照中国历代王朝的顺序来叙述中国各民族历史。历代王朝尤其是中央王朝的更迭演进及其几千年不断的连续性，是中国历史有别于世界其他各国历史的一个明显特征。王朝的兴衰更迭，是历史上经济、政治、文化变迁以及各民族活动的产物。它反过来又影响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及各民族的发展。以王朝发展的顺序这一客观存在为线索来笼括中国各民族的发展，不惟脉络清晰，而且多民族国家的同一性连贯性也由此上升到突出地位。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王朝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元、清等大一统王朝就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历代王朝的兴亡大都与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有着内在的联系；少数民族的兴衰与中央王朝的统治也紧密相关。本书不是简单地以王朝更迭为线索编写各民族历史，而是在具体阐释中，将二者结合融会于一体，深刻揭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历史规律。这正是本书有别于以往中国民族史和一般中国通史著作的显著特点 第三， 本书突出各民族之间相互联系的有机性。中国各民族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过程。任何民族都不是孤立的地发展演变的。每一个民族都必须与周围的民族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民族关系对每一个民族的形成、发展都产生重大影响，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相互交融，共同缔造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的伟大祖国，也使各民族得到发展和进步。将民族关系史作为民族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事求是地反映各民族之间的不可分离的有机联系和日益强化的凝聚力，并进而揭示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本书的学术价值与社会意义更加鲜明。 第四，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不仅十分注意汉文文献，也注意吸收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尤其注意采用20世纪50年代以来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丰富资料，尽可能多地吸收近年来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研究成果，使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生态平衡是动态的平衡。一旦受到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干扰，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而不能恢复到原来比较稳定的状态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遭到破坏，物质和能量输出输入不能平衡，造成系统成分缺损（如生物多样性减少等），结构变化（如动物种群的突增或突减、食物链的改变等），能量流动受阻，物质循环中断，一般称为生态失调，严重的就是生态灾难。编辑本段温室效应——地球发烧之谜 温室效应是指二氧化碳、一氧化二氮、甲烷、氟利昂高温室气体大量排向大气层，使全球气温升高的现象。目前，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CO2大约为230亿吨。比20世纪初增加20％。至今仍以每年0．5％的速度递增，这必将导致全球气温变暖、生态系统破坏以及海平面的上升。据有关数据统计预测，到2030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20cm，到本世纪末将上升65cm，严重威胁到低洼的岛屿和沿海地带。编辑本段臭氧层破坏——女娲后代需补天 臭氧层是高空大气中臭氧浓度较高的气层，它能阻碍过多的太阳紫外线照射到地球表面，有效地保护地面一切生物的正常生长。臭氧层的破坏主要是现代生活大量使用的化学物质氟利昂进入平流层，在紫外线作用下分解产生的原子氯通过连锁反应而实现的。最近研究表明，南极上空15－20千米间的低平流层中臭氧含量已减少了40％－50％，在某些高度，臭氧的损失可能高达95％。北极的平流层中也发生了臭氧损耗。臭氧层的破坏将会增加紫外线β波的辐射强度。据资料统计分析，臭氧浓度降低l％，皮肤癌增加4％，白内障发生则增加0．6％。到本世纪初，地球中部上空的臭氧层已减少了5％－10％，使皮肤癌患者人数增加了26％。编辑本段土地退化和沙漠化——孕育沙漠的温床 土地退化和沙漠化是指由于人们过渡的放牧、耕作、滥垦滥伐等人为因素和一系列自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土地质量下降并逐步沙漠化的过程。全球土地面积的15％已因人类活动而遭到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退化中，水侵蚀占55．7％，风侵蚀占28％，化学现象（盐化、液化、污染）占12．1％，物理现象（水涝、沉陷）占4．2％。土壤侵蚀年平均速度为每公顷约0．5－2吨。全球每年损失灌溉地150万平方公顷。70％的农用干旱地和半干旱地已沙漠化，最为严重的是北美洲、非洲、南美洲和亚洲。在过去的20年里，因土地退化和沙漠化，使全世界饥饿的难民由6亿增加到5．5亿人。编辑本段废物质污染及转移——工业文明的后遗症 废物质污染及转移是指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向自然界或向他国排放的废气、废液、固体废物等，严重污染空气，河流、湖泊、海洋和陆地环境以及危害人类健康的问题。目前，市场中约有7万一8万种化学产品，其中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有危害的约有3．5万种，具有致癌、致畸和致灾变的有500余种。据研究证实，一节一号电池能污染60升水，能使十平方米的土地失去使用价值，其污染可持续20年之久。塑料袋在自然状态下能存在450年之久。当代“空中死神”——酸雨，其对森林土壤、湖泊及各种建筑物的影响和侵蚀已得到公认。有害废物的转移常常会演变成国际交往的政治事件。发达国家非法向海洋和发展中国家倾倒危险废物，致使发展中国家蒙受巨大危害，直接导致接受地的环境污染和对居民的健康影响。另据资料统计，我国城市垃圾历年堆存量已达60多亿吨，侵占土地面积达5亿平方米，城市人均垃圾年产量达440千克。编辑本段森林面积减少——地球之肺溃疡 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大自然的总调度室”，对环境具有重大的调节功能。因发达国家广泛进口和发展中国家开荒、采伐、放牧，使得森林面积大幅度减少。据绿色和平组织估计，100年来，全世界的原始森林有80％遭到破坏。另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如果用陆地总面积来算，地球的森林覆盖率仅为26．6％。森林减少导致土壤流失、水灾频繁、全球变暖、物种消失等。一味向地球索取的人类，已将生存的地球推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编辑本段生物多样性减少——人类将患“孤独症” 生物多种性减少是指包括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所有生物物种，由于生态环境的丧失，对资源的过份开发，环境污染和引进外来物种等原因，使这些物种不断消失的现象。据估计，地球上的物种约有3000万种。自1600年以来，已有724个物种灭绝，目前已有3956个物种濒临灭绝，3647个物种为濒危物种，7240个物种为稀有物种。多数专家认为，地球上生物的1／4可能在未来20－30年内处于灭绝的危险，1990－2020年内，全世界5％－15％的物种可能灭绝，也就是每天消失40－140个物种。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对进化和保护生物圈的生命维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编辑本段水资源枯竭——逼近人类社会的危机 水是生命的源泉，水，似乎无所不在。然而饮用水短缺却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目前，世界的年耗水量已达7万亿立方米，加之工业废水的排放，化学肥料的滥用，垃圾的任意倾倒，生活污水的剧增，使河流变成阴沟，湖泊变成污水地；滥垦滥伐造成大量水分蒸发和流失，饮用水在急剧减少。水荒，向人类敲响了警钟。据全球环境监测系统水质监测项目表明，全球大约有10％的监测河流受到污染，生化需氧量（BOD）值超过6．5毫克／升，水中氮和磷污染，污染河流含磷量均值为未受污染河流平均值的2．5倍。另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全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生活用水告急，其中43个国家为严重缺水，危及20亿人口的生存，其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许多科学家预言：水在21世纪将成为人类最缺乏的资源。正如人们所希望的，不要让人类的眼泪成为地球上最后一滴水。编辑本段核污染——摆脱不掉的阴影 核污染是指由于各种原因产生核泄漏甚至核爆炸而引起的反射性污染。其危害范围大，对周围生物破坏极为严重，持续时期长，事后处理危险复杂。如1986年4月，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核泄漏事故，13万人被疏散，经济损失达150亿美元。编辑本段海洋污染——致命蓝色国土 海洋被誉为“国防的前线、贸易的通道、资源的宝库、云雨的故乡、生命的摇篮”。然而，她正受到严重的污染。海洋污染常见的主要有原油污染、漂浮物污染和有机化合物污染及其引起的赤潮、黑潮。海洋污染直接导致海洋环境的恶化，生物品种的减少。编辑本段噪音污染——永无宁日的呐喊 工业机器、建筑机械、汽车飞机等交通运输工具产生的高强度噪音，给人类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严重影响了人类身体的健康。 人口爆炸，已使地球不堪重负；环境污染，已使其伤痕累累；生态失衡，已使她失去了昔日的辉煌；物种灭绝危及整个生物圈。面对无穷无尽的污染，河流在悲泣，泉水在呻吟，海水在怒号。森林匿迹，溪流绝唱，草原退化，流沙尘扬。我们的地球，正超负荷运转；我们的家园，正走向衰亡，人类的警钟，是自己把她敲响，挽救自然，挽救生态，挽救环境，挽救地球已刻不容缓。否则，人类的末日将是自己酿造的一杯毒酒。 环境污染的原因 总的来说，环境污染可以是人类活动的结果，也可以是自然活动的结果，或是这两类活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如火山喷发，往大气中排放大量的粉尘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同样也造成大气环境的污染。但通常情况下，环境污染更多地是由人类活动，特别是社会经济活动引起的。我们平常所指的就是这类源于人类活动的环境污染。人类活动之所以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因 为人类跟其他生物有一个根本差别：人类除了进行自身的生产外，还进行更大规模的物质生产，而后者是其他所有生物都没有的。由于这一点，人类活动的强度远远大于其他生物。例如，对生态系统中水的利用，其他生物仅取用满足其生存要求的量，而人类对水的利用则不知道要比其他生物多多少倍，多到有的局部生态系统所有的水都不够用。污染物的排放源称为污染 源。各种污染源的情况将在第四节讲述。 对环境污染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根据受污染的环境系统所属类型或其中的主导要素，可分为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等；按污染源所处的社会领域，可分为工业污染、农业污染、交通污染等等；按照污染物的形态或性质，可分为废气污染，废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以及噪声污 染、辐射污染等。
家庭传承模式面临现实冲击儿童是民族文化血脉的继承者和文化基因的承载体。儿童获得文化传承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开始的，比如土家族、畲族等民族，有语言而没有本民族文字，他们的文化靠口耳相传，言传身教，孩子自一出生就开始了文化传承与习得的过程。这种家庭与文化传承的关系是人类最古老、最强韧的关系之一。但是在今天，这种关系出现了松动的迹象。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将孩子留在了农村，出现了大批“留守儿童”。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长年在外务工的青壮年人数在10万左右，其中80%是朝鲜族，留守儿童达到3万多人，其中个别学校的个别班级有85%以上的学生是留守儿童。在中西部地区，留守儿童也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其中有不少是少数民族儿童。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带来了文化生态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家庭传承方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一些青壮年在经济发达地区创业、成家而后定居，置身于一个没有本民族文化底蕴的城市，民族传统习惯的保持更加困难。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传统纽带一旦被割断，要想再重新拾起难上加难。另外一个冲击来自集中规模办寄宿制学校。有些农村地区开始推行低年级寄宿制学校，三年级小学生基本要求到各所属的乡镇完全小学寄宿。这样，学生的学习条件的确得到了改善，但长年的寄宿生活使少数民族学生与家庭的接触大大减少，使得那些原本依附于本民族文化之上的儿童的个人行为和经验日渐淡薄，对本民族的认同也随之减弱。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学校教育能否扛起文化传承的大旗由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人们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学校教育。在不少学校，民族文化的教育也已经开始。云南省昆明市明德民族中学通过开设“民族常识”、“民族文化”、“阿语基础”等课程对学生进行教育，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校本课程（现行课程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即以校为本开发的课程）体系；贵州省贵阳市民族中学将民族知识校本课、民族体育、民族歌舞、民族手工艺制作纳入各年级教学计划，全校100％的学生都能得到民族优秀文化的熏陶；宁夏自治区银川市六中则以学校大型活动和常规活动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的民族文化活动；江苏省南通市西藏民族中学把藏语文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开展民族历史文化教育和民族节庆活动，让这些与父母相隔千里的藏族学子也能感受到浓浓的民族文化氛围。但是记者了解到，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还有不少难题需要破解。其一，师资缺乏民族文化的传承，关键在于教师。在不少民族学校，师资问题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湖北省仙桃市沔城回民中学就面临这样的问题：“我们没有专业的民族教师，教民族文化课程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兼职教师，真正懂得回族文化内涵的教师则更少，参加过培训的教师根本没有，上课方式还很呆板。”在青海省西宁市，有的民族学校因为缺少具备相关教学能力的教师，把开设阿语课的任务交给了清真寺承担，由清真寺阿訇对学生进行普及性的知识教育。农村地区、偏远山区的民族学校师资力量本来就很薄弱，要想再解决民族文化课程的师资问题，对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二，语言危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寄托着深厚复杂的民族情感。对于我国许多少数民族来说，民族语言是他们最古老、最辉煌的成就，是他们世世代代创造能力的主要表现。为了保护民族语言，我国在条件成熟的民族地区实行了双语教育。如新疆、内蒙古、吉林延边、西藏等地，都开展了双语教学，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民族出版物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也成绩斐然。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民族语言的传承情况令人担忧，很多语言现在正在成为濒危语言。比如满语，现在全国能讲满语的人也就100人左右，而精通满语的人不足50人，而且多数都年龄偏大。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民族中学校校长高春梅说：“我小时候居住在达斡尔族自然屯，所有达斡尔族的孩子都用母语交流，甚至连汉族等其他民族的孩子也都会用达斡尔语交流。如今在民族地区，40多岁的汉族兄弟还能用达语交流，但是达斡尔族的青少年却很少会说母语了，人与人交流的主导语言完全变成了汉语。”达斡尔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语言的传承面临更大挑战。同样在东北，赫哲语也没有文字记载，现在能说赫哲语、懂赫哲族历史的也就20多人。在我国，像达斡尔族、赫哲族这样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民族一共有29个。民族语言的危机，部分来自于民族成员对自己的语言、文化缺乏正确的认知，认为本民族的弱势地位是由文化造成的，产生了对民族耻于认同的心理，导致青少年对自己的“母语”不熟悉、不了解、不喜欢的不正常状况，对有关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没有任何了解，甚至表现得极为冷漠。民族语言的危机还源于社会经济的压力。在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学习民族语言之后的出口问题是教师、家长关注的焦点。近几年来，受到中韩贸易的影响，朝鲜族语言成为了香饽饽，有些汉族学生甚至转到朝鲜族学校读书学习。但是其他一些民族语言的学习，情况就没有这么乐观了。有些少数民族认为自己的语言不实用，没有保留的价值，抛弃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化，转而使用另外一种语言，民族学校的学生也大量流入汉族学校学习。即使在开展双语教学的民族地区，这样的现象也不鲜见。在全球化、现代化的背景下，如何转变民族成员的观念，形成“文化自觉”，让民族语言得到更好的传承，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其三，关注不够学校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主要阵地。但在不少地方，民族学校的发展非常艰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随着集中办学的推进，不少民族学校面临被兼并的危险。一些民族学校迫于生存压力，更改了校名。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目前国家的政策倾斜性还不强，资金扶持的力度不够。民族文化校本课程的开发、师资培训、民族文化活动的开展等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是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做保障，民族文化的传承在民族中小学还处于自发阶段，没有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再加上民族地区相对贫困，发展举步维艰。在很多地方，民族文化的学校传承缺乏整体规划。其四，传承困惑民族文化包含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在学校传承中，如何去梳理这些内容，如何界定传承的范围，哪些文化可以注入时代元素使其走得更远，都是困扰民族学校的难题。在少数民族散杂居地区，如何发挥民族文化对学生的吸引力，解决生源问题，如何应对当前应试教育的影响，解决民族文化传承与提高升学率的矛盾，是这些地区民族学校的校长最头疼的问题。部分民族学校领导缺乏民族感情,忽略了传承、弘扬、保护民族文化的职责，还有的认为，民族文化进校园是一种作秀，是一种形式主义，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措施不力。在传承的模式上，如何突破现有的模式，使传承的载体从显性向隐性渗透，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融入到少数民族学生的血液中，而不仅仅是表面光鲜亮丽的文艺演出，这又是一个难题。在学校教育充分发挥出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功能之前，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氛围的保护更加紧迫。在一些注重记忆和口传心授民族传统技艺濒临消失之前，如何培养好接班人，如何实现与学校教育的对接，考验着政府与学校的决心和智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如果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许多发展中的国家、民族在经历经济发展巨变的过程中，其传统文化都经历了从被忽视到重新回归的过程。我们应该吸取前车之鉴，在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问题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及时破解传承中的难题，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国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其中占全国总人口9%左右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我国欠发达的西部及其它边远落后地区。全国592个贫困县其中西部有334个，占64%。西部地区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23%。与东部相比，西部人口素质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东部平均每100人中科技人员18名，西部2名；东部人均受教育时间达10年零8个月，西部人均为3年零6个月；西部地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4个百分点，东西部的综合人才差距10：1。西部虽然总面积54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地面积的56%。地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因素，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特别是科技、教育和文化发展严重滞后，制约西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科普工作提到突出的位置上来，是十分重要而紧迫的，这事关民族地区的兴旺发达和社会稳定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