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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政治经济学》（朱天飚）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 提取码：j0vz书名：比较政治经济学作者：朱天飚豆瓣评分：3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年份：2006-1页数：275内容简介：《比较政治经济学》对比较政治经济学的介绍紧扣住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关系，在分析层次上兼顾国际层面，在分析视角上认真对待国家和社会组织的微观基础以及历史制度的影响。《比较政治经济学》由三个主要部分组成：历史部分介绍现代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形成与演变，并深入体系内部探讨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范式部分从国家与社会、个体与组织、社会联盟以及制度等不同分析视角解读国家、社会和经济的关系；专题部分则具体探讨国家、社会和经济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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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学理关系及其三种类型的意义 文学研究包含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两个方面，研究客体是指从事学术研究之学者所研究的对象，如中国文学与汉族文学等。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或两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是介于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 法国学者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是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比较文学的对象是本质地研究各国文学作品的相互关系。法国学者基亚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是国际文学关系史：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关系史。美国学者雷马克认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还包括文学与其他学科领域之间的关系：“比较文学是超出一个特定国家界限之外的文学研究，一方面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信仰领域之间的种种关系，另一方面包括艺术(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科学、宗教等等。”美国学者韦勒克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不局限于事实联系，应该从美学与批评的高度对毫无历史关系的文学现象进行类型的平行比较研究，追问二元之间的美学价值关系。苏联学者日尔蒙斯基在前苏联特定的学术语境下把比较文学释义为“历史一比较文艺学”，也认定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国际联系与国际关系：“历史一比较文艺学是文学史的一个分支，它研究国际联系与国际关系，研究世界各国文艺现象的相同点与不同点。简而言之，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是“关系”，这一点在国际比较文学界已经得到了认同。 把比较文学研究的客体定义为是介于两种民族文学或两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学理关系，或是介于文学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学理关系，这仅仅是向初涉比较文学者介绍关于比较文学研究客体之理论的第一步。下面还需要进一步介绍的是，比较文学的研究客体——关系，还应该涵盖三种不同的类型：材料事实关系、美学价值关系与学科交叉关系。这三种不同类型的学理关系是依凭学派理论的不同而划定的。 所谓材料事实关系，指的是在文学交流的历史过程中，各个民族文学之间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结果是在它们各自的文学中，都可以找到种种外来的影响。比如，中国古代文学与日本古代文学，英国文学与美国文学，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与中国现代话剧，《圣经》与弥尔顿的《失乐园》等等之间，都十分明显地存在着亲缘关系、因果联系之类外来影响的印记。早期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用实证的方法，探微索隐，以实实在在、无可辩驳的事实，来分析和论证这种历史联系。例如，莱辛的《汉堡剧评》将伏尔泰的悲剧《墨洛珀》和意大利剧作家马菲的同名剧作比较，剖析了他们对希腊神话的彻底改造，从而指出了一出戏的来龙去脉，成为后来比较文学中影响研究探索渊源的最早范例。 梵•第根认为比较文学的目的就是要研究作家所受的外来影响与各国文学间的相互关系，把“精细和准确的考证”规定为比较文学的基本方法。卡雷和基亚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这一理论，明确地把比较文学视为文学史的一支，强调研究国际文化与精神的联系，研究不同作家和作品间的各种事实联系，探索文学的渊源、媒介、影响等。比较文学也因这类研究实绩而站稳了脚跟，得到学术界的首肯，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举例] 发端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一方面是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又是中外文明碰撞下的产物。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发展史上,虽然也曾出现过魏晋时期印度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土文化的渗透和改造,但不可否认,外来文化真正对中国固有文化构成强烈震撼和冲击,并由此引发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艰难蜕变的,却是20世纪头几十年里发生的事实。在这短短的数十年中,不仅西方的自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年间以历时态发生的各种文艺思潮以共时态的形式一起涌入中国,而且东方的日本、印度等国的文明也在中华大地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如此众多的外来文化思潮的涌入,与中国的固有文明和当下现实相互交融与碰撞,其涉及范围之广,相互碰撞之激烈,以及延续时间之持久,不但为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史所绝无仅有,即便是放眼整个世界文化史,这种情况也是不多见的。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在中国数千年文学发展史中只占有几十年的时间,但这几十年恰恰是中国文学置身于中外文明的撞击中,通过对众多外国文化筛选、吸收、容纳、改造,最终创造性地再造出中国崭新的现代文学传统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应该说,异域文化的渗入与影响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点已经为中国现代文学近半个世纪的发生发展历史所印证。 那么，如何切实有效地进行历史实证研究呢?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搜集第一手的材料，从中探测到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他所感兴趣的外国作家作了怎样的评述，其中又。含着怎样的理解或误解。其次，我们也不应忽视其他相关材料的价值，如作家对外国的印象记、日记、书信、口头材料乃至图片材料等。而更为关键的是，我们必须从科学实证的角度出发，甄别、遴选材料，去芜存菁，去伪存真，从而将立论建立在可靠的事实基础之上，有效地一开文学对话的历史维度。 所谓美学价值关系，指的是在各民族文学之间，有些文学现象并不存在历史实证关系，然而在一定意义上，它们又具有某些契合相通之处，具有一致性和规律性的文学审美特征。产生这些契合相通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如前所述，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维•马•日尔蒙斯基指出，在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的同一阶段上，会出现大量类似的文学现象。正如受到同一历史时代相类似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而使欧亚许多国家的社会政治关系出现过很多类似的特点一样，在意识形态——特别是文学艺术领域里，统一社会发展阶段上的不同民族问，尽管在缺乏直接联系或影响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一些类似的文学现象，如各民族的英雄史诗：中世纪日耳曼语系和拉丁语系民族史诗，俄罗斯人的壮士歌，南斯拉夫人的英雄歌，以及突厥和蒙古语系的史诗创作等等的相似。当然，这些相似性特点又是伴随着各个民族、国家社会历史的差异而同中有异的。由于各民族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学传统的差异，各种思潮和流派在不同国度形成和延续的时间是不同的，并且形成不同的民族特色。比如，19世纪的现实主义在英国和法国表现得就比在德国更经典些、辉煌些。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文学本身内在的品质来认识。文学是人类的一种思想感情的交流方式，正如高尔基所言的“文学是人学”。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心、文心又有契合相通之处。世界上的人虽然千差万别，但他们又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经历了大致相似的历史发展过程。近代以来，特别是到了现当代，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已经处于相互关系日益密切的状态，他们面对着同一个客观世界，有着共同的需要、感受和困惑，即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或者像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序里的两句话：“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而这些都会表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之中，产生相类似的文学现象，同时又由于民族特性和文化传统的区别而各具个性。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它有自己的一套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有自己的特性。这些规律和特性在不同的时空中会表现出它们的共同性和差异性。比如，各民族的文学在体裁上，大致都形成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大类，它们的形式功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 〔必须强调另一面〕许多学者认为比较文学研究是为了最终发现文学的一些普遍规律。因此,他们往往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寻求异国或异族文学的相似点上面,这是一个误区。恰恰相反,我认为比较文学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研究异族异国文学的差异方面。一些学者往往不加区别地认为自然科学的法则在原理上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法则即使不是同构也是同向的。自然科学的某些法则确实和人文社会科学法则相通,但在某些特殊领域,自然科学法则和这些领域的法则是不相容甚至恰好是相反的。例如文学领域。在文学上,一部作品和另一部作品相比,其艺术形式和技巧相似点越多,其艺术价值越低。当某两部文学作品几乎完全雷同时,在逻辑上,其中的某部作品的价值必然趋近于零———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抄袭。艺术作品的价值取决于其相对于其他作品的特殊性,或者说独特性。然而,理论家们,在研究比较文学的时候,却又莫名其妙地强调异语异族异国文学间的相似点,而不是强调它们的独特性,这在逻辑上是自相矛盾的。西方文学理论界总是天真地热衷于寻找那些能够统摄、解释一切文学现象的所谓普遍规律(对“同”的研究),这在哲学上来说倒有些意义,但对于文学研究而言,普遍规律的意义就相应要小得多。许多学者不明白,在文学艺术领域,最有价值的不是抽象的一般规律而是若干较为具体的特殊规律。 所谓学科交叉关系，指的是文学和其他学科、文学和人类其他知识领域、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我们如果以文学为中心，考察一下它的生产过程和生存环境，就会发现它在各个层面上与多种事物发生的复杂联系：它与社会生产的联系，与人(作者、读者、评论者等)的联系，与文化背景、文学传统的联系，与姊妹艺术的联系，与人类其他认识成果的联系，等等。以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为例，最早的人文主义者大多从不同学科出发切人艺术，最后构成了融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文艺等综合学科为一体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这点上，现代派艺术表现得最为突出，现代派艺术作品大多数是多学科的结晶。此外，对《圣经》的学科划分亦可以作为一个显著的例子，它既可以是文学，也可以是宗教；既可以是历史，又可以当作神话来读；甚至可以说它什么都是，又什么都不是，只是文本。 因此，我们对文学的研究也必须采取多角度、全方位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把文学放在多种关系之中，从各个层面加以考察，也就是在比较之中来说明文学与其他艺术、其他知识领域的关系。否则，就不足以全面地本质地认识文学。其实，很早以前，就有学者来这样认识和研究文学。我国古代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就认为“诗为乐心，乐为诗本”，说明了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系。18世纪德国学者莱辛著有《拉奥孔——论绘画与诗歌的界限》，论证了诗歌与雕塑的异同。 在考察科际整合关系的具体实践中，首先应做到以文学为中心，立足于文学这个“本”，由此渗透到各个层面去探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再从各个层面回归到文学“本体”。因为文学毕竟属于人文学科，与“人”和“人们的活动”有关，它反映人性、人的成就，因此，文学具有一般人文科学的特点。在人文科学内部，研究文学与哲学、宗教、音乐、绘画、戏剧等的关系，有助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但是，无论文学与其他任何学科的关系怎样密切，科际整合研究仍必须以文学为中心，强调文学性(1iterariness)。同时，也通过对各门艺术的鉴赏和比较，发现文学与其他各门艺术在审美形态、审美特征、审美效果以及表现媒介方面的共同点和差异之处，揭示文学与这些艺术门类的内在联系，最终站在总体文学的角度，总结出文学之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的独特规律，进而丰富和完善文学研究本身的学科理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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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十大文学巨匠：1、古希腊诗人荷马；2、意大利诗人但丁；3、德国诗人、剧作家、思想家歌德；4、英国积极浪漫主意诗人拜伦；5、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6、法国著名作家雨果；7、印度作家、诗人和社会活动家泰戈尔；8、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9、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高尔基；10、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
中国比较文学是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王向远 中国比较文学崛起与繁荣并不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直接延伸，它虽然受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大影响，却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独特过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较为深刻的、独特的足迹。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并不是基于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或新的研究领域的发掘——像甲骨文的发现促生了甲骨学的产生那样——而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一点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可以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尽管我们可以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史前史”上溯到先秦时代，但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古已有之。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呢？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纽带的印度文学对汉文学的输入、一千年间汉文学对东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却都没有促使中国产生以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科，甚至没有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呢？原因很复杂，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的自豪感，乃至“居天地之中”的“中国”意识不利于比较文学观念的形成。然而19世纪的法国人对法国文化与文学也有优越感，也有法国文学的中心意识，但比较文学学科却恰恰成立于此时的法国，法国正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弘扬了他们的文学自豪感；或许又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及文学研究的习惯方式是感悟式的评点，不擅长比较文学研究所要求的那种条分缕析的系统研究，然而比较文学既可以是系统的研究，也完全可能以中国式的感悟评点、点到为止的形式来进行，被许多人誉为比较文学研究楷模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不就是以感悟评点的传统形式写成的吗？何况，中国传统学术历来主张“文史哲不分家”，这与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些提倡者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岂不是不谋而合的吗？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其根本原因，或许首先就是因为传统中国人缺乏那种依靠输入外来文学来更新自身文学的自觉而又迫切的要求。由于汉文学自成体系，作为东亚诸国文学的共同母体，具有强大的衍生力和影响力。汉文学史上的历次革故鼎新，并没有主要依靠外力的推动，而基本上是依靠汉文学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舞台上，一直没有一个外来文学体系堪与汉文学分庭抗礼。佛经翻译虽然引进了印度文学，但那主要是在宗教范畴内进行的，而且又较快地被汉文学吸收消化，在不自觉地引进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产生诸如“印度文学”或“外国文学”之类的观念或概念。没有对等的外来文学体系的参照，就谈不上“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分野，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汉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与外来文学对举的概念。而“比较”、“比较文学”总是双边的甚至多边的，这种没有“他者”在场的汉文学的“单边”性，只能是汉文学的“独语”，或者是汉文学对周边异文学的“发话”，而不是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的“对话”。而“文学对话”的意识正是比较文学成立的根本前提之一。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文化对话”对任何一个民族及国家来说，常常不可回避。这种“对话”（抑或“争吵”）往往通过政治、外交、战争、宗教等途径和方式进行着。历史上汉文化与异文化之间有过多次的“对话”或“争吵”，而相对而言，作为“文化对话”之组成部分的“文学对话”，则往往并不是文化“对话”的必需方式。“文化对话”为“文学对话”提供了必要的语境，但有了“文化对话”未必一定就能够进行“文学对话”。“文学对话”需要更具体和更复杂的话语平台，即“对话”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和异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而恰恰是这种能力的缺乏，使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无法进行真正的“文学对话”。试看在漫长的古代汉文学史上，有几个文学家掌握了汉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除了宗教信仰的动力促使一些人学习并掌握了梵语等印度语言外，似乎没有一个诗人、作家和文学研究家有足够的动力和条件，为着纯文学的目的来学习一门外语。如此，“文学对话”从何谈起呢？“比较文学”缘何成立呢？这种情形，到了晚清时期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当时的清政府一方面是对改革派“横流天下”的“邪说暴行”实行清剿，一方面也不得不提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的口号，并于1901年下令废除八股，1905年废除科举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头脑的中国人，无论赞同与否，都不可能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文人难以单靠汉语文学立身处世，出国留学、学习外语便成为新的选择。连林纾那样的倾向保守的人士，尽管无法掌握外语，却与人合作译出了三百多种外国小说，晚年更哀叹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通外文。林纾的译作在读书人的面前展开了新异的文学世界，推动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此，在中国人的阅读平台上，出现了与汉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学，这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语境。许慎《说文解字》释“比”字为“反从为比”。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反从”（不同），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可能。于是清末民初的不少学者，如林纾、黄遵宪、梁启超、蒋智由、苏曼殊、胡怀琛、孙宝宣、侠人、黄人、徐念慈、王钟麟、周桂笙、孙毓修等，都对中外（外国主要是西方，也包含日本）文学发表了比较之论。当然，这些“比较”大都是为了对中西文学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多半是浅层的、表面的比较，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初形式。这一点与欧洲比较文学也有明显的不同。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主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具有强烈的差异意识。从这一点上看，欧洲比较文学重心在“认同”而不在“比较”，中国比较文学重心在“比较”而非“认同”。但中国比较文学发生伊始的这种“反从为比”的单一性，由王国维稍后的登场而有所改变。王国维独辟蹊径，从另一个侧面进入了比较文学。他以外来思想方法烛照中国文学，用西洋的术语概念解读和阐释《红楼梦》等中国作品，努力使外来思想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学相契合，虽然没有太多直接的比较，却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眼光，体现了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内在的比较观念，因而更能够深刻切入比较文学的本体。在亚洲，我们的东邻日本早在1890年就有坪内逍遥博士讲授“比照文学”，而且今天我们中国人使用的“比较文学”这四个汉字本身就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的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也一直在发展和推进着。但是，同其它国家的比较文学相比而言，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其规模、声势、社会文化与学术效应都大大地超过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也大大地超过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美国比较文学。在外国比较文学的影响之下，在本土文学与文化的深厚的沃土之上，在时代的呼唤之中，中国比较文学由自为到自觉、从分散到凝聚、从观念到实体，从依托其它学科到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再从弱小学科发展到较为强大的学科，走过了值得骄傲的百年历程。先从研究成果的规模效应上看，据《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的统计，80至90年代的二十年间，光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刊物上就刊登出了一万两千多篇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或文章，还出版了三百六十多部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专著。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对世界上比较文学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比较文学成果做一统计，并与中国做一比较，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仅从学术成果的数量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二十年间的成果在数量上，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了，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和绝大多数研究专著，都具有较高或很高的学术水准。再从研究队伍上说，到90年代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在册会员已近九百名，加上没有入会的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估计应在千人以上。这样一个规模，更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在组织上建立了被纳入现行教育体制的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学科部门，形成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系统连贯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了《中国比较文学》等几种专门的核心刊物。由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成为一种“显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位置。从全球文化的高度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是与全球文化的基本走势相契合的。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所共同追求的目的。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文学的交流互动，就有可能把人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实行者，而是将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致力于不同文化体系亦即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 “互动”。从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轨迹，是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和现代化相始终的。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发展和繁荣，根本原因在于比较文学的学术精神契合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契合了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思想解放的需要。当比较文学在欧洲、在美国已从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逐渐淡出的时候，当欧美学者由于语言和学术训练的限制还很难深入进行跨东西文化的文学研究——这正是欧美比较文学最近发展不够迅速的原因——的时候，中国比较文学却取得了高度的繁荣。可以说，现阶段中国人、中国学者对欧美的了解远胜于欧美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学者的外国语言文化和学术修养，使得他们在跨文化、特别是跨东西文化的文学沟通与文学研究中具有更强的学术优势。这一切，都自然地、历史地决定了世界比较文学学术文化的重心已经逐渐转到中国。换言之，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称第三个历史时期，已经在中国展开。而且，中国比较文学所代表的是一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赋予它生命的，是一个时代，而不只是“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中国比较文学立足本土文化，努力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营养，体现了博大的文化襟怀。中国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由这种开放的文化襟怀所决定的。首先是中国比较文学对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兼收并蓄。中国的比较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的中国传统渊源做了深入的发掘和阐释，并把中国古人提出的“合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精髓。同时，对西方的欧美、东方的日本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也多有借鉴和吸收。从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翻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起，到20世纪末，中国翻译、编译出版的外国的比较文学著作、论文集已达数十种，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评价文章数百篇，绝大多数的比较文学教材都有评介外国比较文学的专门章节。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中国的比较文学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有不少著作堪称该领域研究中只能绕行、不可逾越的成果，体现了中国人的独特的学术优势，但外国比较文学界对中国的这些著作的译介和评论却不多，相形之下，更现显示了中国学者吸纳外来学术的气度与能力，这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繁荣昌盛的一个表征。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本身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的特点也甚为显著。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领域的全面性。涉及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梵语、朝鲜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文学的研究较多，不必多说。即使是涉及众多“小语种”的比较文学领域，也或多或少有人从事着必要的研究。可以说，就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全方位性而言，中国比较文学在世界各国中即使不是最充分的，也是最充分的之一。由此，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具备了“世界文学”的视野和眼光。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接洽中外学术，促进文学交流、开拓国际视野，构建世界意识、打通学科藩篱，强化整体思维，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为中国文学定性和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中，比较文学也是最具有国际性、世界性和前沿性的。它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同时突破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真正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学和学术文化的学问。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还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对历史上作为第一阶段的法国学派有充分的借鉴，也有必要的超越。法国学派所开创的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研究，曾在50时代遭到了美国学派的批判和否定。但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实证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而是研究中的一种必然需要。例如，历史上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印度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在宗教信仰的束缚下，在宗教与文学杂糅中，古人只能创造、而难以解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季羡林等将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在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同时，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学术成果。此外，中国文学在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长期的传播和影响，也给中外文学关系、东亚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空间。因而，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的言必有据、追根溯源的考据传统，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方法结合起来，大大焕发了这一研究的生命力，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成果以其学风的扎实、立论的严谨和科学，而具有其难以磨灭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也从美国学派那里接受了丰厚的馈赠。美国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第二个阶段，突破了法国学派的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对美国学派也有热情的呼应。实际上，中国比较文学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收获。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20年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和北欧神话研究，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类型》，以及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 and Juliet（罗蜜欧与朱丽叶）》等文章，已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了平行研究的先河。后来，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以及杨周翰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中西悼亡诗》等都是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70年代，以钱钟书《管锥篇》更是别开生面的平行贯通的楷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初期，美国学派所提倡的平行研究一时遍地开花，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每年数以百计。在平行研究中，人们有意识地在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并在平行比较中尝试为中国文学做进一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但对于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陈寅恪等一辈学者早就提出了质疑，随着80年代后平行研究的热潮汹涌，有识者很快及时指出它的弊端和问题。季羡林等先生严厉批评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胡乱比附，遂使得90年代后期“X比Y”的比较模式有所收敛和遏制。平行研究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观原因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习与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精髓没有深刻领悟，而客观原因是美国学派在平行研究的实践上并不丰富，理论上并不成熟，一味拘泥于美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比较文学势必难以摆脱这些误区。在为平行研究付出了一定代价之后，中国比较文学也在实践上做了自己的探索，在理论上做了修正。70年代钱钟书的多项式平行贯通的研究实践，成为平行研究之楷模；而90年代后发表的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和论文，在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使平行研究的方法论更趋于科学化和成熟化。另一方面，对美国学派提出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给予相当的认同，绝大多数的学科理论著作和教科书都在努力提倡和阐述“跨学科研究”，但二十年来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却很有限，与理论上的大力提倡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对“跨学科”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上做了反思。“跨学科研究”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换言之，它是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对其它学科的借鉴？对此美国学派在理论上并没有讲清楚。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比较文学界有人提出，不宜把“跨学科研究”无条件地视为“比较文学”，否则一方面就会使比较文学丧失必要的学科界限，而使比较文学自身遭到解构，另一方面容易误导研究者和学习者把研究“对象”当作研究“课题”，从而催生某些大而无当、大题小作的空疏之作；认为“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中通用的方法，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特有方法，因而只有当“跨学科”的同时也“跨文化”，才能视为比较文学……。对跨学科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而且至今仍在探讨、争论和磨合过程中，无论如何，还是杨周翰教授1989年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最为中肯：“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正因为如此，“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仍然在曲折中摸索前进，而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这些争论和质疑却只能更加表明，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外来的学科理念，而是在自己的研究中试图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不是外来学派的一个分支，它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表现了自己深入的思考，显示了自己固有的特征。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中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的扩大、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两个方面。先说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拓展。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引入，使中国传统学术视野中一直被忽视的许多领域得以呈现，得以纳入学术文化体制中。例如，关于中国神话及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是不屑为之的。而2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却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的亮点。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使中国神话和民间文学显示了独特的价值。茅盾、赵景深、周作人、钟敬文等人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跨文化的历史地理学派的传播研究方法、平行研究的主题学方法，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就是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此一方法的使用不仅将学术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根部，而且将最民族和最民间的东西赋予了世界性价值，90年代以后，又有新一代学者在神话与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使人类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交叉，尝试建立了“文学人类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颇具活力的新领域之一。再如翻译文学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率先尝试从跨文化的立场将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到80年代后，人们发现翻译文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天然的研究对象，正是比较文学在学科理念上对翻译文学研究的支持和铺垫，使得翻译文学研究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的繁荣部门，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翻译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两大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又如，在法国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与实践的启发之下，20世纪90年代后有不少研究者对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更有人从“形象学”概念中进一步引申出“涉外文学”的概念，并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特有的研究对象。“形象学”乃至“涉外文学”的研究，为9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环保建议书 市长叔叔： 我是华强小学的一名小学生。 我从小就在南宁长大，南宁是怎么变化的，我都看到了。从一个不知名的城市变成了一个中国绿色城市，开展了民歌节，南博会…… 现在在南宁，到处可以看到“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等字样。在马路边上，各种各样的垃圾桶美丽极了。最近，大家都提倡把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桶分开。 可是，我觉得光有分类是不行的，要在垃圾桶上写一些可回收一类的垃圾和不可回收的一类垃圾的种类，不是每个人都想我们一样接受知识多，知道什么是可回收和不回收的垃圾是什么，想那些民工，他们不知道，就会乱丢一气，这样反而不好。不仅起不到环保和垃圾分类的作用，反而会给那些垃圾场的工作人员带来工作的困扰。 此外，我还发现一个蛮严重的问题。 有一天，我和妈妈还有姥姥一起去坐公共汽车，想要去烈士陵园扫墓。开始我们是开开心心的出门啊，可是当我们去公共汽车车站等车的时候，发现旁边有一个垃圾桶，里面的垃圾已经发臭了，路过的行人纷纷五着鼻子绕到走，我们走过的时候一会闻见一股很大的腐臭味。 后来，我在去过的地方，凡是有垃圾桶的，我就仔细观察有没有臭味。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现在的垃圾桶都是固定的，不像以前那种可以把垃圾倒出来，可是为什么会发臭呢？？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因为垃圾桶是固定的，那些环卫工人早晨清垃圾桶的时候，只是简单的把表面的垃圾捡出来，并没有清理到底部。有一次，我就去问他们为什么不把垃圾清理干净？他们说不是不想，是因为垃圾桶是固定的，所以手不能伸到底部，垃圾又不能倒出来，所以就只能把垃圾留在里面了。 由此可见，垃圾桶发臭，不是因为环卫工人不尽责，而是因为垃圾桶的设计有问题。我在此希望，为了南宁的美丽，为了空气的清新，请市长叔叔再叫人设计过一些既实用，有好看的垃圾桶，不要再让那些臭味来污染我们清新的空气。 小天使 17 环保建议书 广州现在没有以前那么美了,以前广州是山清水秀的城市,现在呢?却到处乌烟瘴气当然,还是比较干净的 我对广州有许多建议,我现在就列环保的一类:第一个,要派一些人在广州植多一些树,植多一些树,那就会空气清新只要绿色多多,环保多多这么许多人都会称赞广州这个城市的 第二个,汽车不要使用柴油,因为使用柴油空气就会不清新,空气不清新,人们就很容易生病所以,请各位车主不要使用柴油 第三个,不要乱扔果皮纸屑,努力让广州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 我对广州的建议已经讲完了,让我们使广州成为一个美丽的国家卫生城市吧!
你想看当期的并且定期更新的杂志电子版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你所说的这几本杂志《读者》《青年文摘》他们都还是以平面杂志为主打的，怕如果做免费的电子版会影响纸质平面杂志的发行量。如果想看以前的内容的话，可以去一些专门提供电子书的网站下载，有很多高手喜欢把自己喜欢的内容做成电子书供别人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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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荷兰)弗兰斯·F·范富格特 Frans van Vught编）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链接：_ORauzKT_Mt1z70Q 提取码：0w15书名：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作者：(荷兰)弗兰斯·F·范富格特 Frans van Vught编译者：王承绪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年份：2001-1页数：467内容简介：《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比较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国际高等教育政策总论；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政策；丹麦的高等教育政策；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高等教育政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