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广汉三星堆，和兵马俑！
陕西、河南
主要成就及荣誉有：1．对西周陶丸的研究，提出了“西周陶丸为早期的计算工具”、“西周已有原始珠算”等论点。将古珠算的历史年代推前了1000余年，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就已有珠算，至今有3000多年历史，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2．对《数术记遗》做了深入研究，提出其中记载的十三种计算工具的复原图（被珠算界命名为“李培业推想图”），并制造出复原模型，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算具展览馆及南通珠算博物馆展出。他并且提出“九宫算”为中国古代唯一的非位置制计算工具，具有表现无穷大量的功能，是一独到见解。他倡议召开了《数术记遗》研讨会，引起珠算界对此书的重视。3．对明代珠算家程大位、王文素进行研究，成绩斐然。他从《程氏家谱》中查清了程大位的世系源流及生卒年月日，被数学史家认为是一大贡献。他提出王文素《算学宝鉴》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珠算书观点，使王文素的著作突显历史价值。他倡议纪念程大位、王文素学术讨论会，建立程大位、王文素纪念馆。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分别在其家乡黄山市和汾阳市建立了纪念馆，成为著名的旅游参观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对程大位和王文素着作的研究，提出许多新见解，掀起了国内研究珠算史的高潮，日本珠算史专家铃木久男、户谷清一均参加，在纪念程大位时还派来50多人的代表团参加，成为一时之胜举。4．对珠算算法史进行深入探讨。对古算书《夏侯阳算经》、《杨辉算法》、《丁巨算法》、《算学启蒙》、《详明算法》、《算法全能集》、《算学宝鉴》、《算学新说》、《算法统宗》、《算海说详》等，都进行认真研读，对珠算算法的历史演化进程，有许多新发现。提出唐代中叶出现的一位算法高潮是由于有梁穿档算盘的产生，此观点奠定了“唐代创始算盘”的理论基础，由此而创立了“唐代创始算盘”的学术观点，引起史学界广泛关注。他对于《杨辉算法》中乘除捷法的研究、归除法演进历史的研究；《算海说详》中乘法“位位清” 算法的研究；《详明算法》中的公式定位法的发现；菱珠小算盘为中国所首创的论证，都是对珠算史研究的贡献。5．积极参加珠算史研究的学术活动，推动对中国珠算史的研究。他是第一届中国珠算协会珠算史学术活动组的成员之一（共三人，严敦杰、华印椿二人已逝世）。他是中国珠算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陕西数学史研究会的创始人。历次珠算史学术讨论会（共十次），他都是组织者和主持人。他曾多次出席国内外学术会议，1981年召开的中国数学史第一次学术会议，发表珠算史论文的仅他一人。1987年、1993年两次赴日本参加国际数学史、珠算史会议，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作学术报告，受到日本珠算史学会的热烈欢迎。他被选为日本珠算史学会运营委员。他在1991年，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中央广播电台（CNR）做珠算史讲座，产生了很大影响。2002年出席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ICM），并在大会发表中算史研究论文。6．珠算与珠算史著作甚多，是中国珠算史研究的领头人。他发表珠算史、数学史论文100多篇，在日本发表11篇。他在日本作报告的学术论文刊登在国士馆大学的学术刊物《政经论丛》上。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撰稿者、《数学辞海》总编委和门类主编、《中国现代数学家传》（多卷集）副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编委、《珠算史通讯》主编、《珠算》杂志编委、《珠算与珠心算》杂志顾问。他与中国著名珠算家华印椿先生（1896——1990）共同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大型珠算辞书《中华珠算大辞典》（1990年），与日本著名珠算史专家、日本珠算史研究学会会长铃木久男教授（1924——2005）共同主编了世界第一部大型珠算辞书《世界珠算通典》（1995年），系中国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并获得亚太地区出版金奖。他的代表性著作有《算史阐真》、《算法纂要校释》、《中国珠算简史》、《数术记遗释译》、《益古演段今译》等。其中《算法纂要校释》被评为中国优秀科技图书。7．创立“正、反排列”概念，成功地解决了“三同六变” 组合数学问题，而且还将其推广到“N同K变” 问题，引起了组合数学界的重视。8．最近几年研究西夏史，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了《西夏李氏世谱》（1998年），并发表《西夏皇族后裔考》等四篇论文。两次被邀请出席国际西夏学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发表学术论文。李培业为陕西省优秀教师、优秀科技工作者。论文被评为中国珠算协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并六次获省级以上优秀论文奖。其业绩录入《世界数学史专家名人录》、《世界人物辞海》及《中国现代数学家辞典》中。
DNA双螺旋结构 1952年，奥地利裔美国生物化学家查伽夫（Ehargaff，1905— ）测定了DNA中4种碱基的含量，发现其中腺膘呤与胸腺嘧啶的数量相等，鸟膘呤与胞嘧啶的数量相等。这使沃森、克里克立即想到4种碱基之间存在着两两对应的关系，形成了腺膘呤与胸腺嘧啶配对、鸟膘呤与胞嘧啶配对的概念。 1953年2月，沃森、克里克通过维尔金斯看到了富兰克琳在1951年11月拍摄的一张十分漂亮的DNA晶体X射线衍射照片，这一下激发了他们的灵感。他们不仅确认了DNA一定是螺旋结构，而且分析得出了螺旋参数。他们采用了富兰克琳和威尔金斯的判断，并加以补充：磷酸根在螺旋的外侧构成两条多核苷酸链的骨架，方向相反；碱基在螺旋内侧，两两对应。 一连几天，沃森、克里克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兴高采烈地用铁皮和铁丝搭建着模型。1953年2月28日，第一个DNA双螺旋结构的分子模型终于诞生了。 双螺旋模型的意义，不仅意味着探明了DNA分子的结构，更重要的是它还提示了DNA的复制机制：由于腺膘呤总是与胸腺嘧啶配对、鸟膘呤总是与胞嘧啶配对，这说明两条链的碱基顺序是彼此互补的，只要确定了其中一条链的碱基顺序，另一条链的碱基顺序也就确定了。因此，只需以其中的一条链为模版，即可合成复制出另一条链。 它的成功测定，开创了现代生物学的新时代． 克里克从一开始就坚持要求在4月25日发表的论文中加上“DNA的特定配对原则，立即使人联想到遗传物质可能有的复制机制”这句话。他认为，如果没有这句话，将意味着他与沃森“缺乏洞察力，以致不能看出这一点来”。 在发表DNA双螺旋结构论文后不久，《自然》杂志随后不久又发表了克里克的另一篇论文，阐明了DNA的半保留复制机制。 1、湖北郧县人头骨化石 时代:旧石器时代 发掘地点：湖北省十堰市郧县曲远河口学堂梁子 发掘单位：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郧阳地区（今十堰市）博物馆、郧县博物馆 简介： 早在1975年，就在湖北郧县发现古人类牙齿化石。1989年又发现一具人类头骨化石。1990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考古发掘，又发现一具头骨化石。两具头骨化石都保存了完整的脑颅和基本完整的面颅，第二具更为完整，根据头骨特征，属于直立人类型，定名为“郧县直立人”，简称郧县人。根据古地磁法测定，化石大致距今80万年至90万年。 1990年以来的多次发掘，在其文化层共出土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等石器241件，以及大量打击碎片和带有打击痕的砾石，并出土似手斧的两面器。与人类化石伴生有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而且头骨、下颌骨完整者数量之大是其他遗址不多见的。 郧县人化石及其文化的发现，对人类进化研究具有重要科学价值。郧县人的年代非常古老，甚至与蓝田人的年代相当，但郧县人化石体质上却显示出许多早期智人的特征，从而对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发展关系以及南北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 2、山东城子崖龙山与岳石文化遗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 3、河南殷墟郭家庄160号墓 时代：商代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安阳市郭家庄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 发掘领队：杨锡璋 简介： 1990年10月14－23日，安阳队对郭家庄墓地北部的160号墓进行发掘，发现该墓未经盗掘。出土铜、陶、玉、石、骨、牙、竹、漆等各种器物共353件。其中，青铜器291件，38件铸有铭文。青铜器有礼器、乐器、工具、工具、兵器、杂器等，种类齐全，以兵器为主，有钺、刀、戈、矛等，计200多件，镞900多枚，礼器41件，有鼎、甗、簋、尊、罍、卣、盉、斝、觯、觚、角、盘、斗、方卢形器等。出土玉器33件，并出土一竹篓。学术界认为，该墓属殷墟文化第三期，墓主人应为一地位显赫的武将。 殷墟160号墓的发现，填补了殷墟研究中缺乏第三期较大铜器资料的空白，160号墓青铜礼器中有，方形器较多，方形器和盖提梁四足鼎都是罕见器形，大多数铜器上的纹饰繁缛华丽，制作非常精致。铜器组合、相配别具特色，对了解商代贵族生活与葬俗，提供了很好视角。其铜器成份的分析，对研究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 4、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周代虢季墓 时代 ：西周晚期 发掘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区上村岭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市考古队黄河水利考古队 简介： 虢季墓，即2001号墓，为长方形竖穴墓，葬具为重椁单棺，随葬器物丰富，种类繁多，放置有序，为7鼎6簋规格。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玉器。青铜礼乐器有鬲、方壶、豆、盘、方甗、尊、爵、觯、方彝等和编钟、编磬等，还有兵器和车马器等。玉器主要有玉覆面和玉组佩，死者腰身部位还发现一组珍贵的腰带饰。出土的玉柄铜芯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为一体，制作精美，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被誉为“中华第一剑”；缀玉面罩，由14件象征面部特征的玉片连缀在丝帛上制作而成，形象逼真，做工考究，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瞑目”造型，也是汉代金缕玉衣的雏形；一套8件有铭文的铜甬钟，是迄今西周晚期墓葬考古发掘出土的惟一一套最为完整的甬钟；由十二种金器组成的黄金腰带饰，是中国最早的黄金饰品；整件毛织衣物，是国内同期墓葬发掘中仅见的；皮马甲及盾牌也是国内首次发现；用墨在10余片圭形片上书写而成的遣册是国内发现的时代较早的书法珍品；300多件仿生动物玉雕，形神兼备，栩栩如生，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北温带地区生物品种。 据器物铭文考知，墓主人为虢季，为西周晚期某一代虢国国君。除出土文物外，按一定行列摆放的为虢季、虢季夫人梁姬及太子陪葬的三座车马坑，紧密地连在一起，是中国发掘的规模最大的车马坑群。 虢国墓地发掘所得的大量实物资料，尤其是青铜礼器和组合玉佩饰的出土，对认识西周末期与春秋早期虢国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资料，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也为研究方国历史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献资料。增进了对诸侯国贵族埋葬制度及丧葬礼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古代礼乐制度提供了依据。 -------------------------------------------------------------------------------- 5、山东后李春秋车马坑和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 时代：春秋、战国 发掘地点：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后李村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后李春秋车马坑位于淄博市临淄区后李村。其中，1号车马坑南北长31米，东西宽6－4米，深2－7米。坑内出土10辆车，32匹马。车马配套，摆放整齐，马在车前，马首向西。车辆木头已朽，但痕迹清晰，马骨架保存完好。其中6辆车前每车4匹马，另4辆车前每车2匹马。车分战车、辎重车两类，战车车舆、车轮较小，4号战车前有铜戈、矛出土。车辆有铜构件，马身、马头有铜、角、骨、贝质饰件，马饰精美，各具特色。2号车马坑南北长6米，东西宽3米，深1米。殉马6匹，葬式与1号坑不同，车、马上下分葬，马上、车下。根据出土器物及地层推断，当为春秋中期或略早，国王或贵族之殉葬坑。 淄河店2号战国大墓位于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齐王陵附近，发现于齐国王陵区，拥有封土堆的“甲”字形大墓。虽多次被盗，仍出土相当数量的仿铜陶礼器和铜、石乐器。出土铜器、陶器百余件。陶礼器组合完好，七鼎六簋配置。铜、石乐器成编相配，铜编钟58件，有钟、甬钟、钮钟三类五种组合，石编磬每8件一组，共三组，24件。兵器有戈、矛、剑、戟、镞等，并有一件有铭铜戈。墓室内发现20余辆独辕马车，更是发掘的重大收获，根据车舆结构与用途，大致分为三类：兵车（轻车）、安车、役车（栈车）。特别是在挖掘时用石膏灌注出的许多原型标本，为研究古代独辕车的构造和战国车制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墓室北侧并发现一座大型殉马坑，殉马数量多达69匹，是已发掘的齐国大墓中保存随葬品最多的墓葬之一。 6、陕西汉景帝阳陵从葬坑及其彩绘陶俑 时代：西汉 发掘地点：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正阳镇张家湾、后沟村北的咸阳原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 简介： 阳陵为西汉景帝及王皇后的同茔异穴合葬陵园。阳陵从葬坑分为南、北两区，南区位于帝陵东南，北区位于帝陵西北，各有24个从葬坑。 阳陵从葬坑出土文物有铜、铁、金、玉、石、陶、漆、木、骨、蚌、丝、麻等各种器物，以及麦、粟、菽、黍等各种粮食标本。其中数量最大、最具特色的是各种陶塑制品，包括各类陶俑及陶塑动物。 阳陵陶俑，多为裸体俑。这种裸体俑又称着衣式陶俑，以别于塑衣式陶俑。其特点是陶躯木臂，赋彩著衣。从葬陶俑品种丰富，门类齐全，数量极多。以各种武士俑为最，全面展现了汉代的军旅场景。 阳陵陶俑不仅是西汉军事制度的直接反映，也是西汉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信息的载体，对研究汉代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陶俑本身，造型生动、刻划逼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标志着我国古代雕塑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 7、陕西汉长安城陶俑官窑窑址 时代：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城址)、夏代（岳石文化城址） 发掘地点：山东省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简介： 城子崖遗址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龙山文化遗存，总面积为22万平方米,是中国第一个由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发掘和出版考古报告的古城址。城子崖遗址内涵丰富，延续时间长，堆积层分为三层，上层为周代文化层，中层为岳石文化层，下层为龙山文化层,出土了大批各时代的文化遗物。下层的龙山城址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东西宽约430米左右，占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城址内文化层堆积丰富，有房基、水井、窑穴等遗址。陶器以黑陶、灰黑陶为主。石器多为磨制。还有骨器。1928年和1930年曾进行过两次发掘，首次揭示出以精美的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龙山文化（最初称之为"黑陶文化"，后以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现在专称为"山东龙山文化"）。此外，在遗址的周围还发现一处平面为长方形的板筑夯土围墙遗迹，可能是当时的城墙基址。岳石文化的城址直接叠压在龙山文化城址之上，面积为17万平方米。城垣夯层规整，夯土坚实。 1990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发现城子崖遗址是由龙山文化城址、岳石文化城址和周代城址重叠而成，澄清了60年来有关城子崖遗址时代的争论。其中龙山文化城址面积达20多万平方米，为这一时期古城址之最；岳石文化城址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座夏代城址。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由此揭示出来的龙山文化，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城子崖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史前城址和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城子崖及其周围的古代遗址，形成了一个从新石器时代到两汉的基本完整的古代文化区。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说明当时它已经成为一个权力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填补了我国城市考古的空白。在此之前，在龙山文化城址和商代文化城址之间尚未发现夏代文化城址。城子崖岳石文化城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夷夏关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 8、河南隋唐洛阳城应天门东阙遗址 时代：隋唐 发掘地点：河南省洛阳市周公庙与洛阳日报社之间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 简介： 隋唐洛阳城是隋唐两代东都城，始建于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东都城由郭城、皇城、宫城等组成。宫城和皇城建于地势较高的郭城西北隅。应天门为宫城的正南门。 史载应天门重建于唐高宗显庆元年，现仍可区分隋唐两个时期不同的建造工程。出土文物中则既有隋代的，又有唐代的，还有不少是宋代的。经过数月精心清理，东阙遗址显露出昔日宏伟风貌。这是一座由门楼、朵楼、阙楼及其相互之间的廊庑连为一体的“门”字形巨大建筑群，规模恢弘，气势壮观，为当时发现的隋唐洛阳城中保存最好的一处遗址。也是隋唐两京考古发掘出的第一座宫阙遗址。 应天门遗址的发现，对研究隋唐东都城门建制特点提供了珍贵资料。从建筑史的角度看，它对后代都城建设也有深远影响，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 9、宁夏宏佛塔天宫西夏文物 时代：西夏 发掘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潘昶乡王澄村 发掘单位：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 简介： 宏佛塔，俗称“王澄塔”，坐落在宁夏贺兰县潘昶乡一废寺中，残高34米。因年久失修，残损严重。1990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按拆卸重建方案，进行修缮。 宏佛塔最上层为天宫，在逐层落架拆除时，发现内藏大批西夏文物。计有彩绘绢质画14幅；彩绘泥塑佛教造像数十尊及大量残块、碎块；彩绘木雕菩萨像及女伎像；西夏文木雕版2000余块。另有小木塔、木简、西夏文残绢、瓷钵、瓷珠、建筑构建等物。 宏佛塔天宫内珍藏的彩绘绢质佛画线条流畅、笔法娴熟，具有藏传佛教绘画特点。宏佛塔天宫出土的彩绘泥塑像，均丰满健壮，塑造得极为传神，达到了很高得艺术境界。宏佛塔出土文物对于西夏学、佛教艺术和中国古代印刷术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 10、北京金中都水关遗址 时代：金 发掘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小区北京市 发掘单位：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简介： 水关遗址地层堆积共6层。第3层又分A、B两层，A层出土有清代青花瓷片，B层为明、清时代地层。第4层堆积年代为元代晚期；第5层为金代晚期，出土有金代陶瓷遗物；第6层出土有金代铜镜及少量瓷片，为金代河流冲积沙石层。水关出土有铜、陶、瓷、石等器物，但完整者极少。 水关遗址现存为水关建筑基础底部。水关残留部分由过水涵洞底部、涵洞两厢石壁、进出水口摆手及水关之上夯土城墙四部分组成，全长4米。两厢石壁间距7米，残高最高处1米。水关建筑年代当在金中都修建之时（即金天德三年至贞元元年，公元1151－1153年），据出土遗物推断，应毁于元代中、晚期。 金中都水关的发现可以基本复原历史上金中都城内一条重要水系的发源、流经方向和位置。证实了金中都的修建，基本上是仿照宋汴京的官式作法。水关遗址是古代都城给排水系统的重要遗存，对于北京历史地理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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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医学杂志》的主要读者对象为中、高级医药卫生专业人员。该刊立足宁夏，面向全国，努力贯彻理论联系实际、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力求体现地方性、民族性的特点。
该刊是双月刊，第三期应该会是在六月底，七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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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时代的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一位以博学著称的科学家。对于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技术、历史、考古等各门学问都有深入研究。沈括一生在各地为官，积极参加王安石的变法，也是一位政治家。1088年他奉旨可以任便居住，后定居于京口（今江苏镇江）的梦溪园内。1095年病故于此园，终年65岁。他一生论著甚多，仅据《宋史·艺文志》所录就有22种，共155卷，但现在有传刻本的仅有《梦溪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长兴集》19卷等。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在梦溪园中将他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体裁写下的著作。书中关于科学技术的条目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气象、物理、化学、冶金、兵器、水利、建筑、动植物以及医药学等广阔的领域。其中有不少对当时科学技术的忠实记录，还有沈括本人深入钻研的科学成果，是中国科技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李约瑟教授称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赞许他的著作《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在天文历法方面，沈括注重观测的思想贯穿于他的天文研究中。1074年沈活分别对测量天体位置的浑仪、测量时间的浮漏和测量日影长短的景表这三种天文仪器，提出了改进意见和设计方案。沈括在奉命兼任司天监职务时，曾亲自推荐精于历术的淮南人卫朴于1074年修成奉元历，并于1075年起颁行。沈括大胆主张使用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十二气历，即以“十二气为一年”，以立春为一年之始，“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一大一小相同，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这样，可以做到“岁岁齐尽，永无闰余”。他的建议十分简便科学，比现行的公历――格列高利历还要合理。 在数学方面，沈括主要研究了“隙积术”和“会圆术”等。隙积术属于求解垛积问题和高价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对此，沈括创立了一个正确的求解公式。会圆术是一个已知弓形的圆径和矢高求弧长的问题。沈括推得求弓形弧长的近似公式。之后，元代的王恂、郭守敬在修改历法制定授时历中就利用了沈括的这个公式。 在物理学方面，沈括通过纸人实验发现了“共振现象”，他还亲自做凹面镜成像实验。用实验探讨阳燧引火的原因。对古代的透光镜作过细心的观测和研究。 在地学方面，沈括对地形地貌2和了大量的观测研究，指出泥沙的淤积作用是形成华北平原的真正原因。他首创的立体地图很快得到推广。 在医药学方面，沈括根据实物，对药物名称做了大量的证同辨异工作，并注意收集验方，编有《苏沈良方》15卷。他在实地考察、仔细观测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应用合理的逻辑推理方法，从自然界引出符合科学的结论。
1 沈 括（1033一1097年） 北北宋钱塘人沈括，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多才多艺的大学者，十一世纪第一流的科学家。 青少年时随父沈周先后到过润州、泉州、开封、江宁等地，增长了不少书本外的知识，为他以后做学问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沈括自幼好学不倦，对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药、水利、军事、文学、音乐各个方面部有兴趣，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在东京（开封）任过昭文馆编校、司天监等职，使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丰富的皇家藏书。他晚年提出的用太阳历，即“十二气历”的主张，使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太阳历和农历结合的人。他对传统历法的缺点作了科学分析，说传统历法用闰月的方法来调整太阳和月亮的运行周期，是费力又不解决问题。他为此主张采取太阳历，按十二节气把一年分成十二个月。1930年，英国气象局局长肖伯纳也曾提出了与沈括相同的理论，但比沈括晚九百多年。 1070年（熙宁三年），沈括积极参加了王安石变法，成为王安石主要助手之一，担任过“权三司使”（主管财政经济），“兼判军器监”等职。 1090年（元佑五年）沈括五十八岁，住在润州梦溪园（今江苏镇江东门外），撰成《梦溪笔谈》，这部巨著是他一生所学和实践的结晶。全书共三十卷，分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权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十七目、六百零九条。其中涉及到科学技术的条目就有二百多条，如铜壶滴漏的讨论、凹面镜的解释、透光镜的探讨、立体地形模型的制造、指南针使用方法的经验、地磁偏角的发现等等。全书广博的内容，独特的创见，被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座标”。 沈括一生中曾有两次较长时间居住在杭州，并曾到浙江察访和在秀州（今嘉兴）任职。一次是他十九岁随父返归故里，父病亡，他将父亲安葬于钱塘龙居里，直至二十二岁父丧终才离去。第二次是三十六岁时护送母亲灵柩回杭，葬于龙居里，三十九岁才返京复职。沈括四十一岁时，奉命来浙江治理水利，察访两浙，向朝廷建议兴筑温、台、明等州以东的堤堰，增辟耕地。他在考察雁荡山时，对形成雁荡山奇妙群峰的原因，首次作了科学的解释。沈括对故乡杭州寄满深深眷恋之情，在《梦溪笔谈》中，对杭州的人物事迹、科技成果、政策得失等等，都悉心记载。沈括六十五岁病故于梦溪园，临终时嘱咐后人将遗体归葬故乡杭外。今杭州市区后市街附近的沈公井巷是他的旧居。墓在距杭州市不远的安溪乡。2 龚 自 珍（ 1792 ～ 1841 ） 晚清思想家，史学家。一名巩祚，字瑟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二十七岁为举人。道光元年（1821）官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官。九年，始成进士。官至礼部主事。十九年，弃官南归。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 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青年时代所撰《明良论》、《乙丙之际著议》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他的思想为后来康有为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经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他支持林则徐查禁鸦片，并建议林则徐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龚自珍全集》。3在那些为发展我国古代建筑技术而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名师巧匠中，北宋初年的木结构专家喻皓就是一位突出代表。喻皓小传 喻皓生活的年代正是五代末、北宋初。他是浙江杭州一带人，是一位出身卑微的建筑工匠，他的生卒年代因历史上的记载缺乏，只知道他在北宋初年当过都料匠（掌管设计、施工的木工），长期从事建筑实践。在这长期的实践中，他勤于思索、并善于向别人学习，因而在木结构建造技术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擅长建筑多层的宝塔和楼阁。4唐朝书家——褚遂良 褚遂良隋文帝开皇卜六年（公元596年）——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659年），终年64岁。杭州钱塘人，字善登，唐初名医，高宗时封河南郡公，故人称“褚河南”。他的书法，初学虞世南，晚年取法钟繇、王羲之，融汇汉隶，丰艳流畅，变化多姿，自成一家。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大书家。相传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叹息无人可以论书。魏征称赞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魏征认为，他对王字理解的深刻，有辨认王字真伪的能力。 《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他所写的《雁塔圣教序》，最有自家之法。在此碑中，他把虞、欧法融为一体，皆波势自然。从气韵上看直追王逸少，但用笔，结字，圆润瘦劲之处却是褚法。 他不仅书法写得「古雅绝俗，瘦硬有余」，而且还有一双精妙神奇的书法鉴赏慧眼。唐贞观十二年，因著名书法家虞世南不幸病逝，便召见褚遂良，并任命他为侍书。 有一次，唐太宗征得一卷古人墨宝，便请褚遂良看看这是否是出自王羲之的手笔。褚遂良看了一会儿，便说：「这是王羲之的赝品。」唐太宗听了颇为惊奇，忙问褚遂良是怎么看出来的。褚遂良便要唐太宗把这卷书法拿起来，透过阳光看。褚遂良则用手指着「小」字和「波」字，对着唐太宗说：「这个小字的点和波字的捺中，有一层比外层更黑的墨痕。王羲之的书法笔走龙蛇，超妙入神，不应该有这样的败笔。」唐太宗听了，打从心眼里佩服褚遂良的眼力。 此后，唐太宗征集到王羲之的墨迹，每逢真假难辨之时，总要请褚遂良帮他鉴定。后来，还奉命将这些珍贵的书法编定目录，珍藏于宫廷内府。 他的传世书迹有楷书《孟法师碑》、《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 《孟法师碑》，全称《唐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楷书，书体熔合欧、虞为一体，遒丽似虞，端庄似欧。既有虞世南书法典雅宽舒的结体，又有欧阳询书法刚健险劲的运笔。字形更为方正端丽，行笔过度富于顿挫起伏变化。有些字又具有隶书笔意，古雅凝重，是褚氏中年书法的代表作。唐贞观十六年（642年）立。 《慈恩寺圣教序》，也称《雁塔圣教序》：楷书，是褚遂良的代表作，书后六年即去世，也可说是晚年留下的杰作，字体瘦劲，极富丰神。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立两块石刻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刻《圣教序》，后石刻《圣教记》。 5周邦彦：（1056-1121）北宋词人。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历官太学正、庐州教授、知溧水县等。徽宗时为徽猷阁待制，提举大晟府。精通音律，曾创作不少新词调。作品多写闺情、羁旅，也有咏物之作。格律谨严。语言典丽精雅。长调尤善铺叙。为后来格律派词人所宗。旧时词论称他为“词家之冠”。有《清真居士集》，已佚。 【主要词作】 苏幕遮(燎沉香) 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 兰陵王·柳 少年游(并刀如水)
参考
历史来源 「章」源出 ; 「章」出自「姜」姓。已国为氏，据《通志．氏族略》所载，齐太公（姜尚）支孙封国于「鄣」（山东章丘县），公元前664年被齐国所灭，子孙去邑旁为章氏。 家族名人 章邯 生卒年不详。秦代名将，与项羽战于巨鹿及棘原，却因赵高专权，拒却章邯所请，遂降羽，被立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于废邱；后为汉将韩信所灭。 章学诚（1738～1801） 字实斋，清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县）人。乾隆进士，官国子监典籍。精于史学，以纂修方志，名重于时。所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史籍考等。 地望分布 江西豫章郡。
主要成就及荣誉有：1．对西周陶丸的研究，提出了“西周陶丸为早期的计算工具”、“西周已有原始珠算”等论点。将古珠算的历史年代推前了1000余年，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中国就已有珠算，至今有3000多年历史，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2．对《数术记遗》做了深入研究，提出其中记载的十三种计算工具的复原图（被珠算界命名为“李培业推想图”），并制造出复原模型，在内蒙古师范大学算具展览馆及南通珠算博物馆展出。他并且提出“九宫算”为中国古代唯一的非位置制计算工具，具有表现无穷大量的功能，是一独到见解。他倡议召开了《数术记遗》研讨会，引起珠算界对此书的重视。3．对明代珠算家程大位、王文素进行研究，成绩斐然。他从《程氏家谱》中查清了程大位的世系源流及生卒年月日，被数学史家认为是一大贡献。他提出王文素《算学宝鉴》是现存的中国第一部珠算书观点，使王文素的著作突显历史价值。他倡议纪念程大位、王文素学术讨论会，建立程大位、王文素纪念馆。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分别在其家乡黄山市和汾阳市建立了纪念馆，成为著名的旅游参观景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他对程大位和王文素着作的研究，提出许多新见解，掀起了国内研究珠算史的高潮，日本珠算史专家铃木久男、户谷清一均参加，在纪念程大位时还派来50多人的代表团参加，成为一时之胜举。4．对珠算算法史进行深入探讨。对古算书《夏侯阳算经》、《杨辉算法》、《丁巨算法》、《算学启蒙》、《详明算法》、《算法全能集》、《算学宝鉴》、《算学新说》、《算法统宗》、《算海说详》等，都进行认真研读，对珠算算法的历史演化进程，有许多新发现。提出唐代中叶出现的一位算法高潮是由于有梁穿档算盘的产生，此观点奠定了“唐代创始算盘”的理论基础，由此而创立了“唐代创始算盘”的学术观点，引起史学界广泛关注。他对于《杨辉算法》中乘除捷法的研究、归除法演进历史的研究；《算海说详》中乘法“位位清” 算法的研究；《详明算法》中的公式定位法的发现；菱珠小算盘为中国所首创的论证，都是对珠算史研究的贡献。5．积极参加珠算史研究的学术活动，推动对中国珠算史的研究。他是第一届中国珠算协会珠算史学术活动组的成员之一（共三人，严敦杰、华印椿二人已逝世）。他是中国珠算史研究会的创始人之一，陕西数学史研究会的创始人。历次珠算史学术讨论会（共十次），他都是组织者和主持人。他曾多次出席国内外学术会议，1981年召开的中国数学史第一次学术会议，发表珠算史论文的仅他一人。1987年、1993年两次赴日本参加国际数学史、珠算史会议，在东京、大阪、京都等地作学术报告，受到日本珠算史学会的热烈欢迎。他被选为日本珠算史学会运营委员。他在1991年，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中央广播电台（CNR）做珠算史讲座，产生了很大影响。2002年出席第24届国际数学家大会（ICM），并在大会发表中算史研究论文。6．珠算与珠算史著作甚多，是中国珠算史研究的领头人。他发表珠算史、数学史论文100多篇，在日本发表11篇。他在日本作报告的学术论文刊登在国士馆大学的学术刊物《政经论丛》上。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撰稿者、《数学辞海》总编委和门类主编、《中国现代数学家传》（多卷集）副主编、《中国数学史大系》编委、《珠算史通讯》主编、《珠算》杂志编委、《珠算与珠心算》杂志顾问。他与中国著名珠算家华印椿先生（1896——1990）共同主编了中国第一部大型珠算辞书《中华珠算大辞典》（1990年），与日本著名珠算史专家、日本珠算史研究学会会长铃木久男教授（1924——2005）共同主编了世界第一部大型珠算辞书《世界珠算通典》（1995年），系中国国家“九五”重点图书，并获得亚太地区出版金奖。他的代表性著作有《算史阐真》、《算法纂要校释》、《中国珠算简史》、《数术记遗释译》、《益古演段今译》等。其中《算法纂要校释》被评为中国优秀科技图书。7．创立“正、反排列”概念，成功地解决了“三同六变” 组合数学问题，而且还将其推广到“N同K变” 问题，引起了组合数学界的重视。8．最近几年研究西夏史，取得重要成果，出版了《西夏李氏世谱》（1998年），并发表《西夏皇族后裔考》等四篇论文。两次被邀请出席国际西夏学学术研讨会，并在大会发表学术论文。李培业为陕西省优秀教师、优秀科技工作者。论文被评为中国珠算协会优秀论文一等奖，并六次获省级以上优秀论文奖。其业绩录入《世界数学史专家名人录》、《世界人物辞海》及《中国现代数学家辞典》中。
百科探秘 探索发现
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具有百年历史的西夏研究终于从当年的“绝学”发展成了“显学”，这门学科在中国历史学界和语言学界受关注的程度已经不亚于敦煌研究。到目前为止，世界各地收藏的西夏文献有许多已在国内刊布，在此基础上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令人欣喜。不过，每当回顾近年来有关西夏学的研究成果时，人们似乎总是愿意强调研究局面的轰轰烈烈，强调学科前景的一片光明，却很少冷静地思考一下我们当前究竟应该做些什么。近几十年，西夏学界推出了几项令人瞩目的发现，例如西夏语动词的趋向前缀系统和人称呼应规则、西夏语构词法中的音韵转换规则、党项人的亲属称谓系统等。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发现没有一项出自中国大陆学者之手。相比之下，大陆的学术观点中只有关于西夏语系属问题的提议进入了国际讨论的前沿，但提议者孙宏开先生却是一位少数民族语言学家而非西夏学家。据初步估计，21世纪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西夏学论文数量占全世界同领域论文数量的90%以上，但是这些论文在国外论著中的征引率却不到10%。而且国外论著大多只征引中国学者整理刊布的原始资料，几乎没有在大陆学术理念基础上进行的拓展性研究，甚至简单的争鸣也不多见。处在互联网高度普及的时代，我们没有理由责怪国外学者看不到中国的西夏学著述。据我所知，当前每位从事西夏学研究的国外学者都能阅读中文，有的还能讲流利的汉语，到互联网上查看近期发表的论文更是他们必修的功课。相比之下，倒是我们自身掌握的信息量严重不足。事实上，中国西夏学界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成果数量少，而是缺乏对国际学术界的了解，不具备捕捉学术前沿的眼光。近年来，政府部门和高等院校不断加大对社会科学的资金投入，从事西夏研究的单位和个人由此获得了大量的项目经费，这令国外学者羡慕不已。不过也应看到，当今的课题制度在为科研工作提供巨大支持的同时也会对科研水平产生一定负面影响，一些学者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把科学研究变成了单纯的写作和编辑，很难抽出时间和精力去细致地思考问题和了解学术动态。毫无疑问，如果学者不能主动地补充新的知识和培养新的能力，仅仅依靠多年前的零星记忆来应付课题以终其一世，再丰富的学术积累也终有消耗殆尽的一天。提升西夏学研究者的外语水平 西夏学是一门国际性的学科，补充新的知识和培养新的能力离不开外语这个工具。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要想在短时间内全面提高当前西夏学研究人员的外语水平是不现实的。当前，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努力。第一，为西夏学专业的研究生开设专业外语课。课程的教材可以从国外发表的论著中选出，内容争取涵盖西夏学研究的各个方面。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承担教学任务的不应该是大学里的外语专业教师，而应是长期关注学术动态的西夏学家。如果国内没有这方面的人才，则不妨考虑从国外聘请。第二，加强学术动态的报道。学术期刊上可以设“学术评论”专栏，以最快速度介绍国外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或者重要论文，当然，这些介绍应该是学术性的评论。第三，加强对国外重要论文的翻译。国外的西夏学家都非常愿意在中国的专业杂志上发表他们文章的译文，所以在着手翻译之前征得他们的许可自然没有问题。翻译练习可以设定为西夏专业教学的内容，具体工作的承担者是研究生，初步的译稿交给指导教师和原作者审订一下，则可以基本保证翻译的质量。上面三个建议如果得以实施，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我国西夏学界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