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空条件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并向21世纪交替期中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其目标指向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为此，本文特就此主题进行一些法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以期有利于深化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
我猜你是聊大环科的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周围环境而孤立地进行。环境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必要的条件 之一 , 趁着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环境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或阻延的作用体现了 生产力不断提高和自然资源不断开发 , 社会与其周围环境的联系便日益加深。 环境是人类生存 发展的基础。也是开发利用的对象。主要功能有 :(1)提供人类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自然条件和 自然资源。 环境是人类从事生产的物质、 能源的源泉 , 也是各种生物基本重要条件。 人类从自 然地理环境中开采煤、 石油、 天然气等 , 利用土地资源生产谷物 , 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经济活动。 因而环境资源的多寡、优劣决定着经济活动的规模和速度。当人类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自然 供给的能力时 , 便难以维系和持续发展。 (2)消纳和同化人类活动产生的产品 , 同时也会有一些 一时未能被利用的副产品排入环境 , 成为废物。而人类新陈代谢和消费活动 , 也产生各种废弃物归还给周围自然环境。当废物排放量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时 , 环境质量会下降 [3]。 (3)满足 人类生存的精神享受。 环境不仅能为人类提供物质资源 , 而且还能满足人们对舒适的要求。 清 洁的空气和水是农业生产必需的要素 , 也是人们健康 , 愉快的生活需求。 优美舒适的环境 , 使人 们心情轻松、精神愉快 , 有利于提高人体素质 , 更有效地工作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保护环 境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面对诸多的环境问题 , 我们必须加强环境保护。 环境问 题是指任何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结构和状态的变化 , 产生的原因包括人为、 自然两方 面。其实质是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间的矛盾。
囧。。这还不简单？？日本核辐射对环境的影响。
环境技术政策分析（一） 环境技术政策的含义关于政策的概念，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在中外有关政策科学方面的文献报道中，有数十种之多，至今没有一致公认的定义。美国学者伍德罗•威尔逊认为，政策是由政治家，即具有立法权者制定的，而由行政人员执行的法律和法规；美籍加拿大学者戴维•伊斯顿指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政策科学主要的倡导者和创立者哈罗德•拉斯韦尔与亚伯拉罕•卡普兰认为，政策 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罗伯特 • 艾斯顿认为，政策就是“政府机构和它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托马斯•戴伊认为，“凡是政府决定做的或不做的事情” 就是公共政策；詹姆斯•安德森认为政策是“一个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而这些活动是由一个或一批行为者，为处理某一问题或有关事务而采取的；卡尔•弗里德里奇认为，政策是“在某一特定的环境下，个人、团体或政府有计划的活动过程，提出政策的用意就是利用动机、克服障碍，以实现某个既定 的目标，或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我国的 《辞海》 将政策定义为“国家、政党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路线和任务而规定的行动准则”；政策学者孙光认为，政策“是国家和政党为了实现一定的总目标而确定的行动准则，它表现为对人们的利益进行分配和调节的政治措施和复杂过程”；王福生认为政策可以解释为 “人们为实现某一目标而确定的行为准则和谋略”、“简言之，政策就是治党治国的规则和方略”；张金马认为，政策是 “党和政府用以规范、引导有关机构团体和个人行为的准则或指南。其表现形式有法律、规章、行政命令、政府首脑的书面或口头声明和指示以及行动计划与策略等”；陈振明认为，政策 “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办法、方法、条例等的总称”；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伍启元认为，公共政策是“政府所采取对公私行为的指引。”科学技术政策成为一个专业术语，并被经济发达国家和科技发达国家共同采用，是从1963年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开发区适用的科技会议以后才开始的。尽管科学技术政策已被广泛地使用，并成为国家对科技活动实行控制的重要手段，但目前仍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定义。东北大学娄成武教授认为，技术政策是 “为了开发某个行业（技术领域），用以调节、控制技术发展所拟订的政策，主要体现在某个行业（技术领域） 的发展方向和构成的转变、比例关系的变化”。许正中认为，技术政策 “就是国家为了对技术活动的投入、运作、产出、转化各环节进行调控而建立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进知识生产的技术方针和实现技术方针的体系”。1986年，由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 《中国科学技术指南》认为：技术政策是生态环境保护以及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应当遵循的准则，旨在通过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发展。1988 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布的科学技术蓝皮书第1号——《国家十四个重要领域技术政策要点》——在前言中明确指出：“技术政策是制定科技发展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重要依据，是国家宏观指导和调控经济建设活动的强有力手段，尤其对科技攻关、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重点建设项目的技术选择，以及生产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变革和发展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所以，必须把技术政策放在与重大经济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加以认真贯彻执行。技术政策的主要内容大体包括发展目标、行业结构、技术选择和技术进步的途径、路线、措施4个方面；技术政策体系是科技方针的展开和具体化，它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技术活动的态度及对技术活动各个环节的控制，也体现了国家对技术发展方向和规模进行的控制。在制定一个领域的技术政策时，应当根据该领域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抓住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提出相应的措施。我国原国家环保局局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认为，环境技术政策就是国家根据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在环境保护方面制定的一系列技术行动准则。武汉大学蔡守秋教授认为，环境技术政策是为了解决一定历史阶段的环境问题、落实环境保护战略方针，并达到预期环境保护目标，调整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国家机关制定并以特定形式发布的环境保护技术原则、途径、方向、手段和要求。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李康教授认为，环境保护技术政策是指在经济能力许可的前提下，为适应多、快、好、省地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矛盾的科技手段及科学方法的集合。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朱庚申副教授认为，环境保护的技术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行业为对象，在行业政策许可范围内，引导企业采取有利于保护环境的生产和污染防治技术的政策，环境保护的技术政策是企业制定污染防治对策的依据，也是开展环境监督管理的出发点，由于行业和领域不同，环境问题产生的途径和方式就不同，解决环境问题所采用的污染治理技术和生产技术也不一样，这就决定了有不同的环境保护技术政策。环境技术政策也是环境政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环境技术政策外，环境政策还包括环境管理政策、环境经济政策、环境产业政策、环境外交政策，它们实际上是环境保护与经济、科学技术、科学管理、产业以及外交活动相交叉的结果，并与环境经济学、环境技术科学、环境管理科学、环境产业和环境外交学等交叉科学或学科联系在一起，而且这些环境政策和其他许多领域的政策之间也存在着交叉和渗透。作为可持续发展战略延伸的政策，除了包括环境技术政策外，显然还包括其他环境政策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政策 （诸如区域宏观经济布局与产业发展政策、科技发展政策、对外贸易政策、投资和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其他环境政策以及许多其他领域的政策与环境技术政策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其中的某些具体政策还是执行环境技术政策不可缺少的支持条件，因而在研究环境技术政策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时，还必须考虑与环境技术政策相配套的相关政策问题，其中主要是它们之间的协同作用问题。环境技术政策通常是一国编制环境科技发展规划、环境保护中长期规划，指导环境科技攻关、技术开发与引进和环保产业发展的重要依据，是实现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技术保障。因此，新世纪的环境技术政策要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环境和发展相协调为目标依据，不断地适时修改、完善和创新。（二） 环境技术政策的全息性特征全息性是指诸多事物的局部与局部之间、局部与整体之间包含相同的信息，或者某一事物低层次的局部包含着高层次整体的全部信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指导下制定的环境技术政策，涵盖了人与自然、经济与资源环境、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多层面关系，它所具有的全息性特征是显而易见的。 政策的多元性交叉与渗透由环境、经济、社会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全息性所决定的环境技术政策的全息性，首先表现为环境技术政策体系内部以及环境技术政策与其他环境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间的多元性交叉与渗透。此种交叉、渗透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在许多其他领域是不可比拟的。比如，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生产管理模式，以及不可持续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方式，直接造成资源能源的高消耗、大量浪费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由于宏观经济布局、人口空间分布不合理，加上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导致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及其产业结构的严重雷同，以及污染性乡镇工业和其他小型、分散、落后的加工工业的规划缺乏统筹，致使一些人口、工业、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高度密集区的土地、淡水资源严重短缺，大气和水环境污染达到环境公害的水平，城市居民的身体健康受到危害，生存环境质量每况愈下，等等。这些多层面、多因素和多环节的复杂因素关系链，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方面负面影响和结果，恰恰是以往执行的环境技术政策、其他环境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在许多方面不协调，甚至违背可持续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从反面证明了环境技术政策与其他环境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之间的多元交叉与渗透的特征，同时也证明了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保证这些政策全方位正向交叉与渗透的前提。 政策体系的多向相关性和整体性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依存性及其相互作用，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全息性，决定了环境技术政策体系的多向相关性和整体性，即环境技术政策体系内部的纵向、横向相关性，某些环境技术政策与其体系外部的纵向、横向相关性，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彼此作用的整体性。比如，在研究、制定中国能源发展与大气污染控制政策时，从能源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局出发，不仅要考察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资源与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性，技术进步、科学管理、能源价格与全面降低能源消耗、降低生产成本、可持续消费的相互关系等，还要考察把更多的煤炭转化为电力、发展水能与核能发电以及开发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经济和技术问题，以尽可能增加清洁能源的比重，为从源头上缓解能源发展与大气污染日益严重的矛盾提供保证。由此可见，环境技术政策体系的多向相关性和整体性不仅反映了环境技术政策的高度复杂性和政策调控作用的系统性，而且是环境技术政策多元性交叉与渗透在深层次的表现。 发展观和价值观是政策思想的灵魂历史经验表明，资源衰竭、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之所以产生和日趋严重，而且，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还出现了人口数量的增长、经济开发规模和开发强度、社会消费总量及其资源消耗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资源环境最大允许承载能力的严重状况，并产生了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的外部不经济性，即资源环境损失的累积效应，究其根本原因，是人们只顾发展，不顾资源环境，甚至虐待资源环境，并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且不具有原生价值。尽管这是一个极大的历史误会，但却是近二百年工业经济和“黑色工业”时代的历史事实，并在某种意义上，是难以避免的。建立在可持续发展观和科学的资源环境价值观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为之服务的资源环境政策，从观念上革新了传统发展观和错误的价值观，正在改变着人们对发展与资源环境相互关系的思维定势和思维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在发展中保护和改善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合理开发自然资源并使其中的某些资源得以永续利用的全新思想正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上述发展观和价值观是环境技术政策思想的灵魂，而且，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而研究、制定的新的环境技术政策体系能否有效地付诸实施，能否在实践中起到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调控作用，首先取决于人们，特别是各级决策管理者能否自觉地接受并把握环境技术政策思想的灵魂。 政策的稳定性与可变性在确立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之后，所制定的环境技术政策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与此同时，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科技革命和社会大变革的时代，由于客观条件将会产生比人们预料的更快的变化，况且，目前人们尚未完全认识某些深层次的变化，客观上存在着某些不确定性，所以，环境技术政策还具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必不可少的可变性。环境技术政策的稳定性是指在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唯一选择并需要当代人和后代人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的条件下，基本的政策框架、主要和长效的政策内容将会延续相当长的时期，在此时间跨度中，不会有实质性改变；环境技术政策的可变性，是指某些具体政策在制定政策的经济、科技、社会依据发生变化之后的正常变动，其中包括政策内容的调整和补充、部分条款的更新替代等。正确认识和把握环境技术政策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的相互关系，包括提高对所研究、制定政策的稳定性的认识能力和处理能力，并把握政策变动的层次、内容和时机，变动后的政策对原有政策调整或否定的适宜度，调整、更新的政策与继续执行的原有政策的协调，等等。这些都是政策学者和研究编制环境技术政策者面临的重要课题。 政策执行中的连锁反应和波及效应环境技术政策的多元交叉与渗透、多向相关性和整体性以及发展观、价值观对执行政策的影响等，将会在环境技术政策的执行过程中，产生连锁反应与波及效应。比如，在控制建设项目环境污染的政策中规定，首先在立项前，要进行环境影响的评价；立项建设过程中，要对控制污染的设施是否与主体工程同步到位及其控制效果进行审查和验收；然后，在建设项目投入生产运行后，要进一步执行污染物排放的总量控制政策和排污收费政策；进而根据实际情况和有关政策，开展清洁生产的审计工作，按照节约资源、控制污染的基本政策来编制清洁生产方案，并分步骤付诸实施。如果这些环境技术政策和有关的其他调控手段都能被严格执行和采用，那么，这些污染性建设项目的生产活动与资源开发利用、环境保护的矛盾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协调，使环境技术政策在发展与资源环境良性循环轨道上产生一系列活动过程、环节及后果的正向连锁反应，并在所有污染源都处于有关环境技术政策、法规的控制和管理监督的条件下，出现波及效应；反之，将会产生在恶性循环轨道上的一系列反向连锁反应和波及效应，从而使环境污染日益恶化。在认识环境技术政策的上述主要特征之后，将会从中引申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为进一步研究环境技术政策理论问题提供有利条件和科学依据。参考文献1 顾海波．基于可持续发展观的环境技术政策创新．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4；2 张兰生．实用环境经济学．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3 娄成武．当前我国科技政策研究的若干问题．东北大学学报．2002；4 中国科学院能源战略研究组．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战略专题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周围环境而孤立地进行。环境是社会发展的经常必要的条件 之一 , 趁着加速或延缓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环境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或阻延的作用体现了 生产力不断提高和自然资源不断开发 , 社会与其周围环境的联系便日益加深。 环境是人类生存 发展的基础。也是开发利用的对象。主要功能有 :(1)提供人类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自然条件和 自然资源。 环境是人类从事生产的物质、 能源的源泉 , 也是各种生物基本重要条件。 人类从自 然地理环境中开采煤、 石油、 天然气等 , 利用土地资源生产谷物 , 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经济活动。 因而环境资源的多寡、优劣决定着经济活动的规模和速度。当人类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自然 供给的能力时 , 便难以维系和持续发展。 (2)消纳和同化人类活动产生的产品 , 同时也会有一些 一时未能被利用的副产品排入环境 , 成为废物。而人类新陈代谢和消费活动 , 也产生各种废弃物归还给周围自然环境。当废物排放量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时 , 环境质量会下降 [3]。 (3)满足 人类生存的精神享受。 环境不仅能为人类提供物质资源 , 而且还能满足人们对舒适的要求。 清 洁的空气和水是农业生产必需的要素 , 也是人们健康 , 愉快的生活需求。 优美舒适的环境 , 使人 们心情轻松、精神愉快 , 有利于提高人体素质 , 更有效地工作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保护环 境的目的在于促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面对诸多的环境问题 , 我们必须加强环境保护。 环境问 题是指任何不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环境结构和状态的变化 , 产生的原因包括人为、 自然两方 面。其实质是人类不合理的社会经济活动与环境可持续发展间的矛盾。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空条件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并向21世纪交替期中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其目标指向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为此，本文特就此主题进行一些法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以期有利于深化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
一些学者指出，为减缓资源紧张与生态破坏，唯一出路是摆脱原来的发展方式。他们的计算表明：如果2010年要维持现在的生态环境水平，至少须提高资源生产效率一到二倍！但是另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刚刚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而且在这个重化工业的发展阶段，能耗物耗需要大增。他们认为从情理上说，中国人均资源消费量还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从客观形势说，无论从劳动力（年龄结构和成本等），还是从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需要看，我们都要抓住历史机遇。只要咬住牙将中国经济规模推上一个台阶，许多问题都会像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4的转折点达到以后那样迎刃而解了！令人奇怪的是，这两种对立见解很少在重要场合正面交锋，两者似乎同时被尊重和承认：在舆论上，在上层，强调「可持续性」的声势更大一些；实际生活则基本上是强调发展的舞台。 近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总是快于估计，而资源和环境形势的严峻总是超过预计。当今天中国已经真的进入了一个有史以来的「最狭窄环境通道」5，而且今后又可能是以超越以往二十年的常态加速恶化之际，现实已不能容许含糊与暧昧的态度了！但是我们应怎样选择呢？ 首先，脱离经济的环境主义是不足为靠的。无论从甚么原则出发，占全球百分之二十的发达国家人口奢侈地消耗百分之八十的地球资源都是不合理、不道德的。所以首先需要关注的，不是中国从很低的人均消耗量提高的总量影响，而是美国从超高人均消耗量减少若干对地球压力的缓解。不幸国家间的博弈，实际正继续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剧」（The Tradegy of the Commons），而这种像「纳什均衡」（Nash Equilibrium）的格局，不是单方面能改变的。中国的发展本身不仅是世界公正的应有之义，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她不可能放弃发展权利。 然而，比诸批评他国与历史的不公，认识自身问题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因为这特别容易被各种借口干扰，以及被民族感情冲淡。所以说环境决策必须纳入经济思维，决不等于说只要将环境、资源、社会问题通通托付给经济发展就行了，或者「让发展中的问题在发展中解决」。因为严峻的态势既不会被我们的意愿感动，也不会自动依着发展阶段放缓。自然条件不一定能击垮我们，但前提是我们具备改换发展方式的理念。我们现在最缺少的，恰恰是这样的理念。那么是甚么在阻碍这个觉悟过程呢？ 「不能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的确，有不少「发展中的问题」能够「在发展中解决」，然而如果发展本身出问题了呢？爱因斯坦说：「不能用造成问题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 2003年的SARS危机成为中国第一次普遍反思唯GDP增长式发展观的契机，结果中央政府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但是，就在各地大力宣扬「科学发展观」，要用绿色GDP取代原有GDP为主的考核体系的同时，能源短缺的考验来了。令人担忧的是：（1）解决能源短缺在许多地区变成了一场攀比上马和抢占资源的运动，而不是综合、统筹与协调的发展。盲目布点、无序开发、寡头竞争和省级壁垒，很可能造成低效率，甚至是畸形的电力结构。（2）「需求即硬道理」的呼声压倒了「建立节约型社会」的理性。以当前西南地区的水电建设为例，这种以发电公司为主导，以最大程度挖掘水资源为目标的开发模式，成为「跑马圈水」运动。地质与生态学家担心如果只看到西南地区的水能资源，看不到它同时也是中国地质环境风险最高，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那么高速度开发上百个大坝水库带来的长期影响，将是很难估量和挽回的。至于在少数民族和多民族地区制造百万左右水库移民，彻底改变其生活环境、文化传统所会引发的深远不安定就更严重了。而几乎所有正在大力开发水电的市、州、县都在发展高耗能产业，这就可能导致东部高耗能企业到西南「圈水」建自备水电站然后西迁6。 70年代，日本在应对能源危机的同时大力改革，形成了一个相对高效率的能源系统，现在是世界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是一个「将挑战变成机遇，将机遇变成进步」的案例。以此标准来看，这次考试我们能打几分呢？ 应对能源问题的真正选择是：究竟是「只要发展就能可持续？」还是「只有是可持续的才能发展？」然而，我们的问题是： （1）以节约为粗放扩张的补充，一味地「以能供需」、「以水供需」、「以矿供需」……，而不能强调「量入为出」、「以水定需」等原则，结果资源浪费与短缺之不相称大大超出一般国家水平；（2）缺乏改变奢侈与过份消费方式的决心，任凭奢华和排场俘获消费者；（3）生态环境与「三农」之间存在深刻的共生性，而社会的补偿，包括生态补偿抵不上对它们的索取；（4）目前所有政策都是以本世纪前期的发展目标为前提，以GDP等经济数量增加为硬核；赶超的愿望在攀比气氛中逐级地确定为指标，然后反过来变为发展目的，进而牵动整个社会安排，由是「赶超成为目的，指标成为命令」。 这些质疑，涉及到发展的使命和原则，很难在现有的发展框架里解决。看来需要跳出来考虑，即：为甚么我们的思想在「分裂状态」中？一方面深感到目前发展的风险，同时又经常做相反的事？是否真的「没有其他选择」？——这种「别无选择」的观念已统治人们多年，它一直在排斥新的发展理念，特别是拒斥对当前发展的任何深层质疑。这种观念就是经济至上主义。 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主要矛盾突出」论 经济主义的发展阶段论有一个「阶段主因」的逻辑：它将社会事物的共生有机关系僵化为等级关系，将经济特权化，以之为当前发展阶段中唯一决定性因素，并强制其余的因素服从它。 50、60年代「以粮为纲」、「以钢为纲」。钢铁与粮食当然重要，但是「主要矛盾论」将这些必要条件夸大为充分条件，对它「拔苗助长」。谁想这个看似可以理解的「夸张」竟如此可怕地破坏了系统各部分之间的有机联系，结果做成大混乱。四十多年后今天实行的「退田还林还草」、「退田还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偿还「以粮为纲」的代价。 以前我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重中之重，所以全力以赴地搞阶级斗争，如今我们认为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所以全力以赴地发展经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改正了很多错误，但有一点没有改，那便是『两点论的重点论』的思维方式。」8这导致了许多观念上的混乱，例如（1）有些人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理解为经济至上，以至于将文明和道德都看作发展经济的手段。例如2003年一家大报在一个题为「文明为用，经济为本」的报导中，赞扬某市如何改善投资环境，引来各方投资，其道理是「文明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文明更能促进经济发展」。这样社会文明从一开始就失去了自主的地位9。（2）经济建设压倒法治建设：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为表示支持经济改革，曾提出为它「保驾护航」的口号，但实际上不是指法律改善而是主动放宽执法；不是维护法律地位而是任意支配法律。这其中原因很多，但也反映了经济至上理念，令整个改革付出沉重代价。（3）环境和资源管理等部门被边缘化，那些承担「非中心任务」者由于是「次要部分」，难免要看「主要部分」的眼色行事而不是依法行事。 「经济突出论」是经济活动官场化环境的产物。这体现在现代化已被一套套数量化的指标和形象工程所代表，甚至被它们所取代。于是「发展」这个本应是以「人」为目的的过程被「物化」、「硬化」、「数量化」、「形象化」（外在化）为对「增长」的追求。发展的结果很大程度上由于各级政府的「政绩选择」而变得不重质量、不重成本、不重长期、不重人的内在感受。「发展的异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社会、环境关系的失衡。而且即使是经济的现代化，也是一种过份倾向于表层的现代化，就像一些穷乡僻壤中鹤立的现代化高楼、大广场与大马路。 改革的不平衡性与经济还原论 经济还原论是指将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经济的经济本位观念。 （1）泛经济学思维使人们相信一个似是而非的循环逻辑：所有问题都可还原为经济问题，所有问题的出路都在经济增长。社会学家孙立平发现这种「把蛋糕做大」以解万难的逻辑回答不了现实的悖论：90年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像在80年代那样）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劳动就业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从1997到2000的四年中，每年GDP增长在8%左右，而就业增长只在5%到1%之间），而且贫富悬殊不仅没有改变，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同时社会治安恶化。「做大蛋糕」的意义只是在缓和种种矛盾而已10。 （2）轻视和否认非市场价值：在评估政策或项目时，只看重那些直接的、物质的、可数量化的，特别是可货币化的价值。这样的分析框架在贬低和排斥了对人类生存具有重要意义的价值。本文第一节提到：目前中国许多区域性和流域性的生态系统呈现出了危害严重、影响深远、难以愈合的结构性的损害和功能性的削弱。绿色GDP和其他对环境价值的评估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经济主义对自然价值的轻视，但是这不应理解为只有经济（金钱）衡量过的东西才算有意义。「我们计算出自然的生态功能至少要值每年产量38万亿美元（范围在18-61万亿）。不管人们是否承认它的货币价值，自然界的本质价值也并不会有所减少——它从每一个方面而言都是不可替代的。……（野生动物的）灭绝意味着可能性的消失，它形成了思想上的贫困。」11经济还原论有一种封闭的态度，倾向于将来自大自然和社会的新问题化解为经济的老问题，贬低或回避现成经济公式不方便处理的问题，漠视人和自然的多样性，并且用市场的稀缺性去「摆平」自然物和生命支撑系统的损毁。 （3）社会泛公司化：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有重大影响的，是将营利性公司的观念推广到几乎所有原来的事业单位。「一切向钱看」扩展到改革的一切领域，甚至提高到西方国家也未曾达到的地步。二十年来，中央政府在公营事业的投资日渐减少，公益事业的维持及发展愈来愈多地由地方各级财政和城乡居民分摊12。社会公共事业面临的困境特别表现在SARS暴露出的公共卫生事业减弱，也表现在「教育产业化」等做法上。上述问题已引起一些校正的做法，但2004年末引起广泛质疑的国家级（和世界级）风景名胜区与博物馆门票大幅度增加一事，再次反映经济至上的程度：该等门票平均水平占人均GDP的比例接近1%，是其他国家的至少十倍以上，为世界第一13。自然与文化遗产固然不是国计民生的命脉，但是最能表现国家或民族的凝聚力、精神取向和品性，成为该项收费的世界冠军决非是荣光。而且，这既不是学习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贫穷落后。 社会价值体系市场化甚至导致了政府部门公司化的倾向，这是政府定位于经济而又没有社会监督的结果。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与公司联手「圈地」、「圈水」、「圈风景名胜」，名为开发，实际上是侵占农民权益和破坏生态。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空条件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并向21世纪交替期中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其目标指向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为此，本文特就此主题进行一些法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以期有利于深化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
本科论文？可以帮忙写的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时常发生冲突。我们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 一、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发展经济的本质要求。发展经济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我国发展经济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我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化程度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普遍存在。保护环境包括保护人民群众生活环境和自然环境。在城市存在发展经济尤其是发展工业对居民生活产生不良影响的情况，在农村更是存在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问题。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发展过程中因破坏环境影响人民生活，违背了发展经济的本意。 二、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的子孙后代也要在这里生活。我们发展经济破坏了环境，有些破坏是无法弥补的，是对子孙后代的犯罪。现在世界各国都已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研究，大力发展绿色工业，无公害产业。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大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更应该重视环境保护，为子孙后代留下美好的生活空间。 三、发展经济必须保护环境是自然规律的要求。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自然环境受到了严重损害，那么我们将受到自然的严厉惩罚。重大的洪涝灾害都是破坏环境造成的必然结果。在抗洪救灾中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务恐怕已超过了牺牲环境的经济发展成果。自然规律是无情的，谁侵犯了它谁将受到它的报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发展经济过程中保护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四、解决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我们不能因为发展经济而失去对环境的保护，更不能因为以保护环境为由在发展经济问题上畏缩不前。出路还在于发展经济。要加强环境保护意识，开动脑筋。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并不是必然矛盾。相反，发展经济应该促进环境保护。广泛多发展科技水平高，无公害的绿色工业。经济发展了，国家富强了，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了，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会进一步得到加强。人们不但有能力保护环境，还可以改造环境。将沙漠改造成良田。发展经济是保护环境的出路。 五、全社会都应该重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问题。目前许多地方、许多部门都存在着牺牲环境而发展经济的情况。这有历史和现实原因，但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人们会更加深刻认识发展经济过程中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各级领导都应该树立环保意识，从战略的高度认识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问题，立足全局，统筹兼顾，在保护好环境的同时大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总之，保护环境与发展经济是不矛盾的。发展经济过程中必须注意保护环境。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空条件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并向21世纪交替期中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其目标指向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为此，本文特就此主题进行一些法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以期有利于深化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
随着经济的发展，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 传统观点认为：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相互矛盾的，经济发展必须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若要保 护环境则会限制经济的发展。本文认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并不是矛盾的，而 是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当， 导致两者的相克， 通过对现存的部分环境制度进行改革， 并进行环境制度的创新，给经济主体提供充分的激励，将环境保护与经济主体的 利益最大化行为相关联，就可以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的共生。本文对环境问题的 成因及相关的理论进行分析， 并在结论部分提出了解决环境保护问题的一些对策 建议。 1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技术与制度谁更重要 环境问题宽泛而复杂，涉及到技术层面、管理层面、制度层面。技术层面： 研究治污防污的有效技术、环境质量的标准设定、生态保护区的设立等等；管理 层面，如何按照既定制度有效组织安排生产；制度层面：设计制度，合理构建各 相关主体的产权与利益关系，如排污企业、受污染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 环境与生态问题研究中曾有过争论：技术与制度哪个更重要。经过多年的环境保 护实践，证明制度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好的制度才会催生出好的技术，如果制度 设计不合理就会抑制高效率的环保技术的产生， 目前我国治理污染的政策制度比 较单一，以收取排污费为主要形式。但由于收费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企业治理 污染缺乏激励及监管不力，所以这一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低效率。 本文的分析侧重从制度层面研究环境保护问题， 政府在环境保护过程中应发 挥作用的领域就是制订有效的制度，并确保制度得到执行，而技术层面的问题则 是市场经济主体在既定的制度条件下自主选择的结果，无需政府的干预，因此环 境污染与生态保护问题关键在于制度设计。 2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相互关系：从相克到相生 传统观点认为，经济发展必然要导致污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相克的、 矛盾的，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是人类发展经济的必然结果，要发展经济就必须承 受环境污染的代价，否则经济就失去了发展空间，在经济增长成为各国重要宏观 经济目标的条件下，这种观点一度成为破坏环境的正当理由。许多国家，尤其是 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几乎都采取了先发展经济， 后治理环境的方法。但这并不能作为后起国家借鉴的样板。发达国家当时所面临 的环境资源状况与现在是无法比较的， 当时各发达国家是在资源禀赋相对充足的 情况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经济发展及人口扩张对环境的压力相对较小，环境 威胁是潜在的。 但目前， 世界经济发展经过上百年历程， 环境资源供给相对减少， 而对其需求却在不断增加，环境所面临的压力增大了。人类经济发展所能够消耗 的资源在减少，环境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因此先发展后治理的道路已走不通 了，不保护环境资源，经济根本无法实现发展。 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问题的根源：都是制度惹的祸 1．对国民收人的狂热追求与扭曲的 GDP 核算制度 对国民收入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福利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中。 马歇尔最早在经济 学文献中使用国民收入这一名称， 但国民收入在英国福利经济学家庇古的理论中 得到重要的应用，成为福利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庇古将福利解释为可按顺 序衡量的，并且能够与货币的标尺联系起来的主观的心理状态。在客观上用国民 收入的概念来衡量福利状况。 并提出了国民收入规模的扩大及其有效分配与稳定 性三个福利标准。此后，庇古又提出了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私人成本的概念，将 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分开来考虑，并进一步提出了外部性概念。当一个人的消费 或企业的生产活动对另一个人的效用或另一家企业的生产函数产生一种原非本 义的影响时，就会出现一种外部性，当这一企业不必承担其生产给社会带来的成 本时，即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成本时，这种外部性我们称其为负的外部性； 反之，如果企业不能获得其生产的全部收益时，即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私人成本 时， 称为正的外部性。 而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是典型的具有负外部性特征的行为， 而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典型的具有正外部性特征的行为。当存在负外部性时，企业 就会形成过度投资，而存在正外部时，企业投资就会相对不足，因此外部性的存 在反映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失灵。 同时也就说明如果不将外部性的影响纳入到国民 收入核算之中，那么就无法真实反映居民的福利状况。庇古理论成为当今用国民 收入作为衡量生活质量指标的依据， 但庇古所提出的外部性却并没有反映在国民 收入的核算之中。 2．现存环境保护制度缺乏减少环境破坏的有效约束与激励机制 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受制度约束的， 制度的规定与实施情况直接决定了制度的 运行效果。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应同时具备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可确保 制度的有效实施，而激励机制则有助于经济主体行为自觉的与制度取向相一致， 降低制度实施的成本。 目前某些地方的环境保护制度规定， 环境部门收取的排污费中有一部分可用 于环保部门的行政经费。 这种制度设计对于环保部门治理污染来说无疑是一种负 激励，一个地区污染程度越轻，环保部门征收的排污费就越少，可用于支配的经 费就会越少，那么从环保部门职员自身利益角度看就不如不治理所获得的收益 高，因此其理性的选择就是对环境污染姑息迁就，甚至坐视不管，因此将环保部 门利益与排污费如此联结的制度安排对于环境就是一种灾难， 这种制度设计本身 就是低效率的。 三结论 必须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如资源禀赋，人口众多等问题。从上面的案例分 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其资源禀赋不同，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环境 问题也不尽相同。同样，在认识和解决环境问题的具体手段和方式上也不同，这 就要求我们清楚认识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我们的发展道路，采用适合我们国情 的环境策略，处理好我国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